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
作者：金寶瑜
第一章 導論
我們所說的全球化其實就是美國在世界上占優勢統冶地位的另一個名字。--亨利．季辛吉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的演講。
在經濟學中，‘全球化’常被定義為國與國之間的經濟關系、國與國之間的貿易關系、或投資關系等。這些經濟關系常被認為是一種量的關系，因此可以用一些數字，像絕對的或相對于國民總生產的貿易額或跨國投資額，來表示‘全球化’程度的大小，或是比較不同時期‘全球化’的增減，因此會得出近年來‘全球化’的程度在增加，但是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全球化’的程度相比較則不相上下（瞿宛文，2003）
贊成和擁護華盛頓共識的新自由主義學者和政客們也用‘全球化’來推銷他們的一套論述。他們用李嘉圖的比較利益貿易理論來說明‘自由貿易’有利于所有國家，而落后國家只有在‘自由貿易’中來參與世界分工，才能取得經濟成長。因此落后國家應該本著它們自身的利益，取消一切對貿易和投資的限制，并且要將它們的經濟自由化、私有化，以便應付‘全球化’的新情勢。這樣的論述為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找到了合理性。
華盛頓共識不僅只是論述而已，它是近年來由美國、日本和歐盟所控制的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世界貿易組織的政策的主要內容。這些金融貿易組織對壟斷資本在全世界擴張有很大的貢獻。而近年來反‘全球化’運動所反對的，也是這一套根據華盛頓共識來制定的具體政策。
即使對這一套由華盛頓共識所導出的‘全球化’政策批評的人，像史迪格里玆，在他所寫的《全球化的許諾與失落》這本書里，也并不真正反對這套政策。史迪格里玆雖然指出近年國際貨幣基金的政策造成了和加深了世界的經濟危機，而且也指出在經濟危機爆發中，發展落后國家受到的傷害最大，因此帶來了近年來反‘全球化’的運動，但是他并不反對由華盛頓共識而來的基本論述。他同意落后國家必須要參與‘全球化’才能發展他們的經濟，他只是認為在‘全球化’具體政策中，自由化（特別是金融的自由化）的程度和速度應該根據個別情形有所調整。史迪格里玆對國際貨幣基金的批評重點在政策執行上的失誤和偏差。
‘全球化’看起來好像是中立的名詞，但是它的后面卻隱藏著很強烈的意識型態，像上面談到的華盛頓共識就是在推行有利于壟斷資本的新自由主義的‘全球化’。有關‘全球化’的主流論述中，幾乎一致認為‘全球化’顯示了資本主義征服世界的威力，代表資本主義的全勝，因此，世界上所有國家都一定要屈服在資本主義的規律之下，除此之外，別無它路。這樣的論點是要說明資本主義全勝是所謂‘全球化’勢在必行的原因，因此，落后國家人民只有服從它，不能反對它。
事實上，資本主義的危機才是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從70年代初之后，世界的生產設備與市場總需求相對的過剩再度明顯化，世界資本主義開始了戰后的危機，國民生產和所得增長速度減慢。在先進國家中，因為生產設備己經過剩，因此資本進入生產領域就越來越困難，剩余的資本無處可去，資本積累就不能順利進行。經濟危機更帶來金融的危機，早在60年代時，以美元為基礎的固定匯率就發生動搖，到了70年代初，由國際貨幣基金維持的固定匯率因為美國宣布美元不再兌換黃金而解體。之后，國際信貸的數額因為不再受到約束而大量擴張，信貸的擴張更進一步帶來了從70年代初開始到今天的一連串的金融危機，而金融危機又更加深了經濟危機。
經過了幾年的過度時期，到了80年代初，為了紓解資本積累的危機，美英統冶階級帶領，在政治上進行了全面的改革。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國內的改革中，壟斷資本的基地所在國，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來改變戰后前一時期的資本積累的策略，猛力地和快速地向全世界擴張。因此推動‘全球化’的動力就是壟斷資本要為剩余的資本在世界各地找出路，為剩余的商品找市場，以便紓解資本積累的危機的新策略。
‘全球化’是資本主義體系中包括了下面幾個部分的一個整體，這個整體構成了資本積累的機制。在這個整體中的幾個部分不是孤立存在著的，而是彼此互相關聯的。
第一，‘全球化’的一個主要部分是世界上五百家最大的跨國公司，在這五百家最大的跨國公司中，有441家是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跨國公司。在這三個地區內，60％的貿易和投資是由這441家跨國公司進行的。世界上的80％以上的外國直接投資存量和一半以上的貿易是由這五百家跨國公司完成的。這些大型的跨國公司支配著世界上的自然資源，決定在哪里投資、生產和銷售，他們控制既存的技術和新的技術的發展，策劃公司內（常常是國與國之間）的資金和經理人的調動，決定資本的兼并，以及策劃如何影響他們投資、生產、銷售所在地，和資源供給地的政治、文化和意識型態。
第二，‘全球化’的第二個主要部分是美國、歐盟和日本這三個經濟強國，以及由美國帶頭，歐盟和日本隨后所策劃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和與這個政策相配合的意識型態。這個新自由主義政策從80年代開始，積極的在世界各地推行，政策中包括取消和放松對資本的管制，將原國有企業民營化，并且將勞動市場彈性化。
第三，大型的跨國公司經由它們基地所在國的協助，利用國際金融貿易組織（如IMF及WTO等等）以及多邊或雙邊貿易和投資條約（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簡稱 NAFTA）在全世界范圍來推行上面所指的新自由主義，以便利于壟斷資本在世界各地擴張。
第四，美國在世界上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和意識型態各方面的霸權。美國在這幾方面的霸權與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解體，和中國轉向資本主義發展是相互關聯著的。
第五，在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內，作為資本代理人的統冶階級開始了一系列的改革，這也是‘全球化’中重要的一部分。這些國家的執政者改變了他們前一時期與工會和平共處的策略，著手將戰后前期的‘福利國家’措施解體。建立起各種對付勞動階級的設施，其中包括取消或修改與勞工相關的法律，以便打擊和限制工會的力量，因此減低了工人階級集體與資本抗爭的力量。用財政政策的稅收和支出來重新分配社會的所得和財富，使得財富向少數富有人手中集中，并削減或取消社會福利，增加軍事開支。
第六，在絕大多數資本主義發展落后國家內，全力支持‘全球化’的統冶階級。到了80年代，落后國家的統冶階級與國際壟斷資本之間雖然仍存在著矛盾，但是他們之間利益上的一致是主要的，矛盾是次要的。這個資產階級看到自己實力的弱小，知道自己無力抵抗國際壟斷資本所推展的‘全球化’，也了解‘全球化’是符合自己的階級利益。他們深恐趕不上‘全球化’的列車，因此在焦慮中，發出了‘全球化’是不可抵擋的趨勢這樣無奈呼聲。
他們在整個‘全球化’的過程中，參與對本國勞動階級加重的剝削，和對本國土地與資源加速的搜刮，他們因此可以在剩余中分到一部分。這個階級所制定的政策，其中包括貿易政策、財政上的稅收和支出政策、貨幣的匯率政策、勞工政策、自然資源和環境政策、交通、運輸、通訊和其他基本建設政策，教育政策等等，都是為了更好的配合‘全球化’。他們為了配合‘全球化’也常常不得己要取消對本國資本的保護。
由壟斷資本和支持它們的各列強（尤其是列強之首美國）所發動的‘全球化’的力量是非常龐大的，但也是非常脆弱的。美國擁有可以將全世界毀減的軍事武器，但是在用大量毀滅性的武器占領伊拉克一年多之后，并不能征服伊拉克人民。
以美國、歐盟和日本為基地的大型跨國銀行擁有大量的資金，它們可以隨意收買落后國家任何一家銀行，但是如果落后國家的人民能聯合起來拒絕支付他們己經償還了多過原來借款額幾倍的外債時，不但這些大型的跨國銀行一點辦法也沒有，而且會因為這些銀行的破產而引起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的危機。不管世界上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有多龐大，這些經濟對落后國家的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是極度的依賴的，只要落后國家人民聯合起來將石油加價，這些龐大的經濟就會進入蕭條。只要落后國家的農民拒絕種咖啡，跨國公司的大經理們就醒不過來。
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在談世界體系時，他籠統的談資本主義五百年漫長的歷史。華勒斯坦雖然也認為現今資本主義已經達到一個轉折期，但是他對世界資本主義如何達到這個轉折期并沒有深入的分析，而且資本主義到底往哪里轉折也是完全不確定。因此，我們很難從華勒斯坦的論述和分析中找到資本主義未來發展的方向，而對想要改變這個世界的人們來說，華勒斯坦的論述和分析也不能供給一個可以努力的方向和著力點。
在1929年經濟大恐慌之前的幾十年中，經濟雖然有上下的景氣波動，但是總生產維持了向上增長的趨勢。由于長期經濟成長和大量投資的結果，到了20世紀的20年代，生產設備的產能與社會總需求相比較，大量過剩。在生產設備高度過剩的情況下，新的投資無法進行，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入了長達十余年的經濟危機，并由經濟危機導致政治危機。
在經濟大恐慌中，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國內市場萎縮，商品賣不出去，所以它們盡量要將產品出口到其他國家。同時為了保護本國市場，這些國家各自設置高關稅來抵制進口。很顯然地，在各國相互競爭抵制進口時，世界貿易先是大量減少，然后則到了幾乎停頓的狀態。資本主義大國并且組成不同的貿易集團，在同一個貿易集團內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上的優待，來抵制其它的貿易集團的國家。
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貿易除了因關稅上的抵制而減少外，更因為在脫離金本位之后，各國的貨幣不再與黃金維持固定的比價，在本國市場低落而急于要促進出口的壓力下，各國爭相將自己的貨幣貶值，而造成了匯率經常變動的混亂。危機進一步惡化，各國之間的經濟矛盾加深，并上升到政治矛盾，和導致軍事上的矛盾，第二次世界大戰終于爆發。
在經濟大恐慌的十余年中，美國和歐洲國家有很大的一批企業破產，在這些年中，新的投資很少，有些年的新投資甚至抵不過生產設備折舊的部分（也就是說凈投資是負的），因此有一批多余的生產設備被銷毀了。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所有物資都用于與戰爭相關的生產中，沒有多余可以投向生產設備的更新，再加上在大戰中，西歐國家和日本所有的工業生產設備都被戰爭摧毀了。因此在經濟大恐慌時大量的剩余生產設備，在這16年中（1929～1945）完全地、徹底地被毀減了。
我認為資本主義在戰后能夠維持20多年繁榮的最主要和最基本的原因是：大戰后資本主義大國內存在著大量的新投資機會。除此之外，資本主義大國在國內靈活的運用凱恩斯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戰后的前20年中，資本主義采用了與勞工和平共處的策略，以此來促進工人階級工資和福利的增加，并且建立起‘福利國家’中的許多設施，以便維持經濟成長率，使得資本積累得以便利進行。
但是到了60年代后半，西歐國家和日本的生產設備不但已經恢復到戰前，而且超過了戰前的產能。美國的生產設備也在大量新投資下，完成了更新。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新的生產設備的效率比起戰前要高很多。到了60年代底，世界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內，生產設備相對于社會總需求過剩的問題又再度明顯化。從下面所列的數據中可以看出來，到了7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年成長率（除去通貨膨脹因素）開始下降，到了80年代和90年代，經濟成長率更持續下降（Thurow,1996）
60年代：5.0％
70年代：3.6％
80年代：2.8％
90年代：2.0％
當美國與西歐國家70年代初經濟進入危機時，日本的經濟仍然維持較高的成長率，到1974年日本的成長率也開始下降。在70年代和80年代，日本在工業貿易上，與美國和西歐國家等保持長期的順差。但是從90年代初開始，日本陷入了自30年代經濟大恐慌以來最嚴重的、最持久的危機。日本國內存在著與它本國市場總需求相比較，大量的剩余生產設備的產能，即使在出口不斷增加下，生產設備還是不能充分利用，因此新的投資除了投向國外，就無處可去，資本積累極為困難。日本的危機持續了14年之久，2003年日本經濟成長率稍為提高，大部分還是來自出口的增加；2004年日本的經濟又是負成長。
到了70年代初，美國和西歐的經濟進入戰后的危機，它們的執政者認識到，在戰后前一段時期它們用‘福利國家’政策來達成資本積累已經成了過去，在危機下這樣的策略已經無法適合資本積累的要求，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對這時候物價上漲和經濟成長率停滯同時出現的現象（即滯脹）的新問題也無法應付。國際貨幣基金在戰后設立起來的固定匯率促進了戰后20多年貿易和資本的流通，但是固定匯率在1971年美國宣布停止境外美元兌換黃金后在1973年解體。
關稅貿易總協（GATT）在戰后用削減關稅促進了貿易的成長，但是當生產設備再次過剩后，市場競爭轉為激烈，資本主義大國各自設立起非關稅壁壘來阻擋進口，貿易流通增長的速度緩慢下來，貿易增長率的緩慢更增加了經濟成長的困難。但是在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之后，國際貿易和投資又有了新的發展，這個發展對延緩危機來說像是一劑強心劑。這一點將在下面繼續討論。
為了要解決資本積累的問題，資本主義大國的執政者們必須要在政治上作調整。經過幾年過渡時期，他們開始對前一時期政策進行修正。80年代開始時，由美國和英國的統治階級領導重整戰后前一時期的經濟政策，從英、美開始全面展開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的改革。
1979年，柴契爾被選為英國的首相，1980年，美國共和黨的雷根當選為總統，他們都是西方戰后到那時為止最保守的政治領袖。他們用國家的力量向工人階級全面進攻，企圖一步步收回工人階級在戰后斗爭所獲得的工資和福利的增長。他們也取消了國家對公民在基本生活上的保障，結束了戰后20多年維護資本主義政權的‘福利國家’政策。他們一上臺就用一連串的立法把前一時期對人民較有利的政策一一推翻。
1980年美國雷根當選總統后，他開始對勞動階級進行全面攻擊。雷根一方面以削減聯邦政府的規模為借口，大幅度削減稅收，將收入高的家庭的邊際稅率從70％降到28％，并且在削減國家的福利支出的同時，大量增加軍事支出。
1981～1982年，雷根藉著航空導航工會罷工的機會，將所有航空導航工會的會員解雇。聯邦政府的這種作法，為美國各大公司后來用強硬手段來攻擊工會創下了先例。在柴契爾任內，英國政府同樣的削減社會福利，將國營企業民營化。
1984～1985年時，柴契爾鎮壓了英國礦工的大規模罷工，礦工工會完全無法抵抗這樣由國家帶領所發動的攻擊而投降。美、英兩個大帝國的當權者帶頭把前一段與工會和平共存的政策倒轉過來。
在固定匯率解體后，美元大幅貶值。美元脫離了與黃金的固定關系之后，產生了兩個不同的影響。一方面波動的匯率有礙貿易和投資的交易，對貿易有負面的影響。另一方面，美元與黃金脫離關系之后，美國境外的美元快速的擴張，也就是說美國可以不必再顧慮它國外的美元會太多，而引發國外的美元會一再要求兌換黃金，從而減少它的黃金存量。
換句話說，就是自從美元停止兌換黃金之后，美國國外美元的數額不再受到美國的黃金存量的限制。
從短期來看，取消美元在境外擴張的限制有助于70年代世界總需求相對于生產不足的問題，因為美國可以不必顧慮它的貿易赤字而繼續擴大進口，赤字部分只要用美元（美國印的紙鈔）來支付就行。
美國擴大進口為許多國家（特別是日本、臺灣、南韓和其他國家對美國貿易出超的國家）的產品提供了銷售的市場，暫時紓解了因世界市場需求不足而加重了緩慢的經濟成長。但是也造成過去30年不斷產生金融危機和危機擴大的原因，所以美元信貸擴張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在短期是正面的，但是從過去30年來看，這樣的發展不但加深了資本主義的危機，更會將危機導致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在談資本主義過去30年的危機時，我們必須要將70年代后美國國外美元不斷的繼續擴張作為背景。美國境外美元的擴張來自它的貿易赤字，美國的貿易赤字支持了貿易出超國家的生產，但是美國境外美元的增加又成了世界經濟危機的原因。資本主義的危機在生產和貿易的不平衡中，以金融做為媒介，藉‘全球化’內的機制向世界各地擴張。
80年代初，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以第三世界外債的形式爆發，受外債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集中在拉丁美洲，但也波及到南韓與波蘭等國。主流經濟學家在談80年代落后國家的外債危機時，很少去追究這次危機的真正原因。他們如果提到外債危機的原因，多半會說是因為落后國家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失敗所引起的。
有些經濟學家也會將外債危機的責任推到這些國家的執政者，說他們沒有執政能力，不能有效的控制通貨膨脹，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外匯資源。但是這些對這次危機的解釋都是表面的，因為他們沒有將這次的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從70年代開始的危機結合起來分析。
事實上，要了解80年代落后國家的外債危機，我們還得去分析從70年代初開始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前面說過70年代初時，資本主義因為生產設備的產能相對于社會需求過剩，因此新的投資無處可去，資本積累發生困難。
在這之上，石油出口國家又將石油兩次加價，石油加價后更進一步縮減了全世界商品的總需求，因為本來可以用來進口商品的外匯，在石油加價后就必須用更多的外匯來支付石油進口，因此造成外匯短缺。
而石油出口國家的情況則正好相反，他們的外匯收入和外匯儲備猛升，大量多余的外匯無處可去，就直接存進歐洲的跨國銀行，成為這些銀行的歐洲美元存款。這些跨國銀行的美元存款從70年代初時因為美國境外美元增加而擴大，這時更新增加了石油出口國家的美元存款。平日這些跨國銀行都靠跨國企業這些主顧借款，但是這時跨國企業因為生產設備己經過剩而投資萎縮，因此沒有借款的需要。跨國銀行在存款大量增加但是貸款停滯的情況下，受到利潤下降的壓力，急于增加貸款。
這時需要進口石油的發展落后國家正急需外匯，原因之一是它們需要更多的外匯來進口提高了價格的石油。第二個原因是它們的原物料出口因為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經濟的萎縮而導致價格和出口量下降，所以外匯收入減少。第三個原因是世界糧食價格上漲，因此它們需要更多的外匯進口糧食。跨國銀行趁此機會用低利率來吸引發展落后國家借外債。因為當時物價上漲率高，所以實質利率（利率減去物價上漲率）不但低而且是負數的。
大量美元從石油進口國家（多半是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到石油出口國家，再由石油出口國家存入跨國銀行，跨國銀行再將美元借給需要外匯的落后國家，這些國家再用借來的美元向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進口糧食和其它工業產品，美元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兜了個大圈子又回到原地，這就叫石油美元再循環。
石油美元再循環也包括石油出口國家用大量美元收入來購買美國公債和雇用美國公司來擴張基本建設。石油美元再循環暫時紓解了和延緩了世界資本主義70年代非常嚴重的危機，減少了世界對商品總需求因石油突然漲價而進一步縮減的壓力，但是石油美元再循環并不可能解決危機，只是將危機延后而已，結果是到了80年代被延緩的危機以更大規模爆發。
到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時，美國因為國內通貨膨脹失控而導致美元貶值的壓力。1980年，Paul A.Volcker被派任為美國聯邦儲備銀行的理事長，沃克大幅縮緊了貨幣流通量，讓利率隨貨幣流通緊縮而上升。美國貸款利率達到戰后最高點。美國利率上漲使得它境外的美元被調回國，隨著引起了世界金融的緊縮，歐洲美元的利率也跟著上升，這時美國和其它各大國的跨國銀行，馬上提高了己經貸款給第三世界的款項的利率。
到了80年代初，第三世界國家因利率上漲而使外債負擔更為沉重。以巴西為例，歐洲美元的貸款利率每上漲1%，巴西的每年外債利息負擔就增加五億美元。而只在兩、三年內，歐洲美元利率上漲了10％左右，可見因利率上漲如何增加了這些國家的外債負擔。徒1979～1982年之間（利率上漲的三年中），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從2330億美元增加到3620億美元，增加了55％。到了1982年08月，墨西哥宣布它付不出當月的本金和利息，危機就開始了。
在利率高漲下，第三世界所欠外債快速增加。第三世界的外債總額中的三分之一來自美國商業銀行（包括美國銀行在歐洲的分行），其它貸款來自德國和日本以及其他歐洲國家的商業銀行，以及世界金融組織。到了80年代初，如果這些國家還不了債，許多商業銀行就會破產，而且經過連鎖反應，將會引起更大一批美國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的銀行破產，這時以美國為主的全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系統到了崩潰邊緣（沃克，1992）
到了80年代中之后，國際壟斷資本和它們的帝國利用它們在國際貨幣基金內的控制權，用基金的名義貸款給拉丁美洲國家，這些國家拿到貸款后就把錢還給跨國銀行，解救了跨國銀行破產的危機。國際貨幣基金就藉著向拉丁美洲國家逼債的機會，一步步的打破這些欠債國家，其戰后在進口替代發展策略下對外資的各種限制，國際貨幣基金用結構性調整措施來迫使這些欠債國進行自由化、取消對進口的限制、對外來投資的限制、削減關稅，和將國營企業民營化。民營化后的企業中有很多被外資廉價收買，在整個危機的過程中，資本主義大國完成了它們對拉丁美洲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控制。
資本主義大國在危機中將世界經濟重整，將危機的災害轉嫁給發展落后國家。在Susan George所寫的《債的武器》中我們可以看到落后國家對危機災害的負擔。她在書中說：‘從1982～1990年之間，落后國家支付給資本主義先進國家的本金和利息總共一兆3450億美元（這個數目還不包括從落后國家流到先進國家的利潤、股票分紅、專利權使用費等項），從這一兆多美元的資本流出減去9270億的資本流入（包括外來投資、援助、新的貸款等），在這八年中，資本從落后國家流向先進國家的凈額是4180億美元。以1984年幣值來計算，這個資本的凈轉移相等于六個當年美國援助歐洲的馬歇爾計劃。到1990年在支付了八年這么大數額的本金和利息后，落后國家欠先進國家的外債比起1982年來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61％’。（1992）
從80年代的世界資本主義危機中，我們可以了解危機如何從先進國家蔓延到發展落后國家。80年代的發展也清楚的顯示了資本主義危機進一步推動了‘全球化’，并將危機所造成的災害轉嫁給落后國家，由落后國家的人民來承擔。
墨西哥在80年代中以后，進一步加深了自由化和民營化的改革，1993年底它與美國和加拿大簽訂北美自由貿易協定，1994年1月1日開始生效。美國將墨西哥和加拿大的經濟進一步納入了它的經濟勢力范圍之內。
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從80年代初外債危機開始后，到90年代初的十年中完全沒有發展，這十年常被（包括主流媒體）稱為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1994年12月（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一周年后）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西半球高峰會議開幕時致辭說：‘所謂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到現今己經是模糊的記憶了。這些年來的改革產生了奇妙的效果，這是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在柯林頓宣布這個卓越的、有希望的時代到來的僅僅九天之后，墨西哥就開始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1999年03月華爾街日報頭版--‘墨西哥模式值得這么大的痛苦嗎？’為題做了以下的報導：墨西哥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簽訂之后到1999年的五年多中，它與美國的貿易額增加了一倍，從770億美元增加1,590億美元，但是對大多數的墨西哥人來說，貿易增加的數字沒有什么意義，因為他們的生活反而比十年前下降了。自從墨西哥的披索貶值之后，消費者的購買力下降了39％。
根據聯合國的一份發展報告說，墨西哥極端貧窮的人從危機前每七人中一個增加到每五人中就有一個，墨西哥的工人生活在每天三美元之下的人占人口的三分之二。這篇文章說雖然過去的三年是危機后經濟成長最好的三年，但是1994年底披索貶值的危機把墨西哥上一代人努力的成績全部銷毀了，使得今天墨西哥的年輕人的生活不如他們父母一代（華爾街日報，1999年3月8日）。
墨西哥的危機尚未終了，1997年夏天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就在亞洲爆發了。一般主流經濟學家分析這次危機時，多半是將危機的原因歸罪到東南亞國家的金融系統不健全，說這些國家的經濟與政治之間的曖昧關系有礙經濟發展等等。這樣的分析就跟主流經濟學家對80年代第三世界外債危機的分析是一樣的，他們只在表面現象上兜圈子，而不把在亞洲發生的危機與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連貫起來做分析。
事實上，1997年夏開始的亞洲金融危機就是80年代和90年代世界資本主義危機在‘全球化’下蔓延到亞洲。在世界生產設備極度過剩情況下，壟斷資本之間的競爭也就越來越激烈，帝國之間的矛盾也就更加深。在危機進一步深化中，以帝國為基地的壟斷資本必須要找新的出路。于是，壟斷資本在帝國的協助下，積極的在世界各地推展‘全球化’，為資本積累尋找新的機會。
世界資本主義的危機在亞洲爆發的直接原因，還是起源于前一段世界資本主義內的許多不能解決的矛盾，包括美國與其它國家間貿易不平衡的問題。而這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又與世界生產設備過剩有直接的關聯。這時，一方面，日本在70年代和80年代國內的生產設備大量過剩，要維持經濟成長就必須增加出口，另一方面，日本與美國之間的貿易爭執因為美國貿易逆差的危機，而變得越來越嚴重。到了1985年，美國長期以來的貿易逆差進一步惡化，各大國為了挽救美國貿易逆差的危機，它們的財政部長在紐約開會，并達成廣場協議。廣場協議中決定由各大國的中央銀行合作，將美元貶值和將日幣和馬克升值，以便刺激美國的出口和減少它的進口。
80年代中美元貶值后，暫時減少了美國貿易逆差，但是日幣升值，使得日本跨國公司必須不斷將出口商品降價來維持它們在世界市場上的競爭力，因此就大幅降低了日本資本從出口中所獲得的利潤。與此同時，日本因過去多年與美國貿易順差而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日本政府為了協助它的資本家就利用外匯儲存來放松銀根，實行低利率的貨幣政策，日本銀行大量增加貸款，過多的貸款引起了80年代后期日本的房地產和股票市場的投機，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同時狂飆，日本的經濟像個吹起來的大氣泡。到了90年代初，這個大氣泡破了，日本的經濟就陷入戰后以來最嚴重的危機，到今天還沒有真正的恢復。
80年代中時，日本國內的投資因為它的生產設備相對于本國市場大量過剩，而且用出口來解決生產過剩也因為美國對從日本進口的抵制和日幣的升值而更困難。1985年日幣對美元升值后，日本的資本家到美國、東亞、和東南亞投資都很上算，因為像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南韓，和菲律賓等國的貨幣都盯緊美元，所以日幣對美元升值，也相對于這些國家的貨幣升值。再加上日本必須為它的大量的美元外匯找出路，對外投資成了唯一的選擇。
以日本為基地的跨國資本，特別看重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在80年代中之前，日本在這些國家的投資尚不多。從80年代中開始，情況大為改變，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大量增加，從90年代初到1997年危機開始時，日本在東南亞的投資僅直接投資，就高達一千億美元，日本約有四、五百家跨國公司在東南亞設廠。隨著日本的跨國資本的大量投資，它們就把日本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從日本擴張到亞洲其它地區。
美國在亞洲的投資遠遠落在日本之后，但是在80年代里，美國在亞洲的直接投資量總合比前十年增加了71.5％，而且除了直接投資之外，還有股票、債卷和房地產的投資。除了日本和美國資本之外，西歐資本也到亞洲各國和俄羅斯投資，從1995年到1997年之間，到亞洲投資的外國資本增加了一倍。
從80年代中到90年代，日本將生產移向亞太國家，日本政府這時用經濟援助來改善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日本侵略這些國家所造成它們對日本的惡劣印象。1991年和1992年的兩年中，日本政府對這個地區的六個國家的經濟援助達45億美元。美國與日本相比顯得遜色，美國只對兩個國家援助三千多萬美元。日本政府的援助又給日本資本增加了投資的機會。
東南亞的國家從80年代中開始在經濟上和政治上推行了國際化、自由化，和民營化的改革，為國際壟斷資本鏟除了進入亞洲的各種障礙。這些國家將自己的貨幣與美元維持固定匯率，因此外資不必承擔當地貨幣可能貶值的風險。同時這些國家放松了或取消了對資本帳的管制，使外資可以來去自由，不受限制。但為了保持與美元固定匯率，這些國家提高了本國的利率，提高外資貸款和債卷投資的報酬，用高報酬來吸引外資。報酬既高、風險又小，而且資本還可以來去自由，當然對外資有很大的吸引力，鼓勵外資繼續流入。
從短期來看，一個國家如果有大量外資進來，在一段時間內會有高幅度的成長，當時外資大量進入亞洲（和這三年來外資大量進入中國大陸）都是如此。這里要說明的是，這些國家由大量外資進入所帶的短期國民總生產高速成長，又變成繼續吸引外資的原因，因此樂觀加上樂觀，就得出了21世紀是亞洲的世紀一類亳無根據的預測。但是在這一片樂觀的背后就隱藏著危機。
在1997年前流入的外資除了直接投資外，就是在股票市場和債卷市場的金融投資。到了80年代底和90年代初，東南亞國家的房地產的投資和股票市場的投資中，很大部分都屬投機性的投資。這時美國的各種共同基金來到東南亞新興起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的投資每年的收益率高達30-35%，這樣高的收益率是不可能從資本投入生產中獲得的，而只可能從投機中獲得。
投機使得股票與房地產的氣泡越吹越大，到了1997年08月時，這個大氣泡就爆炸了。泰國的泰銖首先經不起大量資本外流而被迫貶值，連帶引起了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香港貨幣的貶值，從香港更蔓延到南韓，也波及到臺灣。當時中國因為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而且對外開放的比較少，受的傷害也較輕。
在這次危機中，東亞和東南亞的國家經濟承受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最嚴重的損失。到了1998年秋，一年前從亞洲開始的危機己經蔓延到俄羅斯、巴西和其他拉丁美洲國家，更進一步向世界各地擴散，而且有繼續擴散到威脅整個資本主義世界金融系統的趨勢。
在這危機燒上眉頭的時刻，資本主義帝國的領導人必須策劃解救的對策。為了搶救資本主義的金融系統，美、歐、日各大國用大幅擴充信用并藉助國際貨幣基金來融資給俄羅斯。泰國、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南韓等國都先后接受了國際貨幣基金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中的各項條件。在亞洲國家所簽定的結構性調整措施中它們所接受的條件要比80年代拉丁美洲國家所接受的條件更為苛刻。
結構性調整措施的改革規定這些國家必須將銀根緊縮，使利率大幅提高，來抑止物價暴漲。利率上漲后，使得更多的當地小資本，因為不能負荷沉重的債務而被迫破產，甚至連與官僚勾結的大資本（牽涉到銀行金融各業）也被迫依改革措施中新定的破產法進行重整。在結構調整措施下更多的國營企業被迫民營化，和許多企業被外資廉價收買。
亞洲的發展落后國家受到了日本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波及，在全世界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情況下，它們采用了用外來投資來發展出口以帶動經濟成長，在短期內大量的新投資必然會加快經濟成長的速度。危機之后它們只有承受這樣發展所帶來的后果。1997年，世界性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以金融危機的形式在亞洲爆發，這次的危機打破了‘亞洲奇跡’的神話，也揭穿了落后國家只要屈服在國際壟斷資本之下，就能取得資本、技術，和市場來發展他們經濟的謊言。亞洲危機的始末應該成為要想藉出口來促進經濟成長國家的借鏡。
到了90年代亞洲爆發的經濟危機開始后，80年代中以來每年大筆流入的外資停止了，而且大筆本國的和外國的資本從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菲律賓和南韓撤走。這些國家在極短時間內失去大量外匯存底，只好向國際貨幣基金借債，并接受國際貨幣基金結構調整措施的制裁。
到了21世紀初，亞洲的危機尚未恢復，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巴拉圭、烏拉圭、玻利維亞都又再度經歷了非常嚴重的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也引發了一些國家的政治危機。經過了20多年新自由主義改革，世界上這么多的國家好像不斷地經過自然災害的浩劫，或是像遭遇了瘟疫般的襲擊。它們的人民在痛苦的日子中掙扎著。
從導論開始貫徹在本書的各章節中，都是要說明‘全球化’是國際壟斷資本在危機中的資本積累的新策略，在‘全球化’中壟斷資本向世界各地擴張暫時舒解了它的積累困境，但是‘全球化’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所以也不可能鏟除危機的原因。在過去的20多年中，資本主義危機不斷蔓延和深化，而且今后的危機將會更加嚴重，因此，經濟發展落后國家要想發展資本主義必將一再遭受到危機的沖擊，他們的人民會被迫承受危機帶來的災害。
第二章 經濟大恐慌與國家的政治干預
不斷的廢除老的、舊的，是進步的標志。
——汽車王朝亨利·福特二世
世界資本主義在20世紀20年代末，進入了長達十幾年的經濟大恐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資本主義發達國家才從這次危機中走了出來。大戰結束后，資本主義經歷了20多年的繁榮，到了70年代初又進入了危機，這個期間共有40多年的時光。本書之中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要分析資本主義的危機，我認為這樣的分析還得追溯到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那次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是全世界性的，也是到那時為止，和自那時之后，資本主義最嚴重的、最深的、規模最大的，和最持久的危機。
在這次危機中，世界資本主義到了全盤崩潰的邊緣，世界經濟受到空前的傷害。到了30年代初，以美國為例，它的工業生產減半、近一半的勞動人口失業、三分之一的銀行倒閉、股票市場崩盤。與此同時，因為工業蕭條所以作為工業原料的農產品沒有市場，加上失業的工人買不起食物，農產品生產相對于需求大量過剩，農產品價格大幅下降，農民破產，他們的土地被銀行沒收而失去了活路，被逼得到處流浪。在美國的各大城市里，失業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排著長隊只是為喝一碗施舍的稀湯。在寒冷的冬天，街上睡滿了被房東趕出來的無家可歸的窮人，許多失業的工人和他們的家人死于饑寒交迫之中。汽車工業城底特律估計每七小時就有一個人餓死。
我認為重新去認識經濟大恐慌的歷史，不但有助于我們認識那次危機發生的原因，而且可以了解世界資本主義各大國家的執政者當時針對危機所做的改革，這些改革是他們針對經濟危機所做的政治上的調整。這些改革增強了國家對資本的管制，以及對整體經濟的管理，也就是國家一方面用法律對資本加以限制，像對銀行和股票市場的限制；另一方面國家對經濟作直接的干預，像對農產品產量和價格的干預。在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執政者們面臨了他們本身的存亡問題，所以他們所做的改革是非常深刻和徹底的。
到了1936年凱恩斯的《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出版后，他為國家直接參與經濟的管理建立了理論的根據。凱恩斯的政策到了戰后才全面付諸實行，直到80年代前主流經濟學界幾乎一致認為，在經濟大恐慌中的政治上的改革，以及戰后國家能夠善用凱恩斯政策是戰后資本主義繁榮的原因。他們認為國家直接參與經濟管理使得資本主義產生了徹底的改變，因此像30年代那樣的大規模經濟危機將不會再發生。
到了戰后70年代初，資本主義危機再度明顯化后，80年代時，資本主義中心國家的執政者在政治上又做了一次改革。有趣的是這次的改革卻是要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新自由主義政策的核心就是取消國家對資本的管制，和減少國家對總體經濟的直接干預。那么到底是增強還是減少國家對資本的管制和對經濟的直接干預，才是對付危機的有效的政策呢？
在70年代資本主義再度進入危機后，凱恩斯對整體經濟干預的政策是否仍然適用？更基本的問題是：不管30年代的改革，還是80年代的改革，它們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基本規律？而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又是什么？經過了70年代的發展后，我們對資本主義的具體發展有了更好的掌握，應該更有能力來對30年代的改革政策作分析，這樣的分析將有助于我們了解自80年代以來的改革。
第一節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與生產設備產能過剩
資本主義的發展總是會有經濟景氣上下波動的循環。在經濟蕭條時，經過一段時間，幾個月或是一年，甚至兩年，等到商店能用降價出清存貨，它們就可以再向批發商進貨，批發商就可以向制造商進貨，使得原來停工的工廠可以又重新開工，雇回工人，工人有了工作之后，就可以開始消費，景氣也就跟著活絡起來；更重要的是在經濟蕭條時，許多小的企業往往都會支撐不了而倒閉，經營不下去的企業中，有一部分會被大企業收購，另外的在破產之后，機器就被拿來當廢鐵變賣。因此經過一段的蕭條日子，一部分生產設備會被銷毀（要看蕭條時間的長短，如果時間較長，相當大的一部分生產設備會被銷毀）。
被銷毀的生產設備不但是屬于規模比較小的，而且是生產技術比較落后的企業。在經濟蕭條中淘汰了小的、弱的、技術落后的企業，留下來大的、強的、技術先進的企業，等蕭條過后，因為一部分生產設備被銷毀，而解決了當時的產能過剩的問題，大的企業就可以增加投資，進一步采用新技術而擴大再生產。資本主義的發展是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中，不斷的除舊更新的發展生產力。所以汽車大王亨利二世才說：‘將老的、舊的銷毀是進步的標志’。
因此，在資本主義的經濟循環中，經濟蕭條部分正是重建與擴大生產之前的一個必要的過程。因此銷毀或毀滅，有正面的、積極的意義；只有在生產設備的產能銷毀后，才可能有新的投資，重建才能開始。著名的經濟學家熊彼得認為這樣對生產設備的銷毀是具有創造性的。
資本主義在這樣的循環過程中，還有金融信貸的因素。資本家首先要購買生產設備、生產資料和勞動力。不管資本家多么有錢，他荷包里的錢總是不夠用來做生產性的投資，因此要維持生產和要擴大生產，資本家必須要向銀行借貸，或者是用企業的名義發行股票或債卷，因此信貸（也就是信用，credit）是資本主義運轉中的一個重要的環節。
資本主義生產如果沒有信貸增長的配合是不可能擴大的。而信貸的擴張和緊縮又與景氣的好壞互相關聯著，在景氣好時，企業的利潤上升，銀行的信貸寬松。景氣壞時，企業利潤下降，甚至虧損，銀行怕貸款不能歸還，所以不肯貸新款，甚至把原本的貸款收回。在這時一般企業，特別是規模小的企業，在經濟不景氣時常常因為被銀行逼債而導致破產。
所以信貸的寬松或緊縮可以使經濟上下波動的幅度加大。經濟景氣越好，信貸越寬松，使得生產可以更加擴充。景氣越壞，信貸越緊縮，連帶就會迫使更多的企業破產。但是從另一方面來看，有時金融也可以扮演主動的角色，也就是說，由金融的擴張而引起生產的擴張，或是因金融的緊縮而引起生產的降低。
在本書中所說的經濟危機不是指經濟短期的上下循環，而是指長期的經濟停滯。資本主義在上世紀20年代末進入危機，到了二次世界大戰時從危機中走出來。之后，資本主義經過了在戰后20多年的繁榮，到了70年代初又進入了戰后的危機。既使在戰后的20多年的繁榮中，還是有景氣上下的波動，即所謂經濟循環。我們可以將這樣在長期的繁榮中的經濟蕭條看成像上面所說的必要的調整，而這樣的調整是有助于經濟從蕭條中復蘇。在30年代的長期經濟危機中也會有景氣上下的波動，同樣的，日本從90年代初進入了長期的經濟停滯，在這長達14年的危機中，日本的國民總生產在有些年中也有正成長。
資本主義短期的調節性的經濟循環比較容易了解，但是為什么資本主義會陷入長期的經濟停滯呢？換句話來說，資本主義的發展會產生危機的原因是什么？有關資本主義的危機理論有很多人承繼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論去做研究，但是要將這些解釋危機理論去做整理和分析則是本書無法做到的。一來因為我自己的能力有限，二來是因為這不是寫這本書的目的。但是我認為還是可以根據我粗淺的了解做非常簡短的說明。
馬克思主義者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是來自資本主義內涵而不是來自外部的這個看法應該是可以同意的。據我的了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的矛盾是危機不可避免的原因。在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下，生產資料為私人所有，但是生產是社會性的。資本之成為資本有它一定的屬性，那就是資本只有在進入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剝削關系中，資本才能獲取剩余價值。但是如果生產或擴大再生產出來的商品不能賣出去，剩余價值就不能實現成利潤，資本就不能增值，就產生資本積累的困難。資本積累的困難如果經過短期調整而不能解決的話，資本主義就會進入危機。
這樣的解釋還是不能說明資本主義下危機的必然性。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認為危機就是資本主義生產中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因為直到危機到來之前，資本家看不到市場的限制（或者他們看到但必須忽視這個限制）而繼續的投資來擴張生產設備。在生產設備的擴張中，資本家繼續研發更能增加勞動效率的技術，更進一步投資于節省勞動力的自動化的機器，以便解雇更多的勞工。因此，在危機到來之前，生產設備的擴張并不會因為到那時己經逐漸飽和的市場而緩慢下來。直到等生產設備的產能大量超過了市場的需求，投資必須要停止，或者到了東西積壓的太多賣不出去，資金無法周轉，企業必須要破產，大批企業破產時危機就開始了。
每當一個新產品上市時，這個產品的市場都會加倍的增長，或以數倍甚至十倍或數十倍的速度增長，新的投資不斷的投入這個新產業，直到這個產業生產的商品在市場上達到飽和甚至超過了飽和，但是投資還是不能停止。19世紀末到經濟大恐慌開始的一段歷史就是這樣發展的。到了上世紀20年代末世界資本主義大國都存在著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
到了19世紀中期，美國和德國的資本主義繼英國之后，得到快速的發展。從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英、美、德、日各資本主義國家的生產力得到蓬勃的發展。在這幾十年中，資本主義大國的經濟雖然因為生產過剩而經歷了調整性的蕭條，但是它們的國民生產和所得持續了長期的增長，資本因此得以順利的積累，但在這個持續成長的過程中，也就醞釀了從1929--1949年世界性的經濟大恐慌。
從19世紀后半到20世紀的20年代，資本主義在工業生產上有許多技術的創新和新的產品，技術的創新和新的產品帶來了新的投資機會。電的發明取代了用水力和蒸汽來啟動機器，因此大量的資本投入新的機器設備。鐵路的發明和建造有同樣的效果。而且新的機器和鐵路的鐵軌、火車的車頭和車廂都需要鋼鐵，又再進一步推動了鋼鐵業的技術革新和新的投資。20世紀初，從汽車發明到大規模生產，僅在幾十年內，幾十家汽車公司就從平地上建了起來，速度之快是極為驚人的。汽車業的發展也更進一步帶動了鋼鐵業，也帶動了橡膠業、煉油業、公路的修建等。
20世紀初工業的擴張又與銀行信用的擴張關聯著。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國家實行金本位，在金本位下，貨幣的流通量和銀行的授信受一國的黃金儲存量的限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資本主義歐洲大國一方面靠國家大量舉債來支付戰爭的經費，另一方面用黃金向美國購買戰爭所需要的物資，它們最后不得不放棄金本位的貨幣制度。在金本位之后，國家的貨幣和信貸要靠中央銀行來限制。但是靠黃金儲存量的限制和中央銀行的限制有很大的不同，這一點在后面幾章中還要作說明。這里要說明的一點是資本主義在上個世紀20年代的擴張與世界主要資本主義國家信貸的擴張有不可分割的關系。
在鄧肯所寫的《美元的危機》中，他說明了美國因為對歐洲出口的增加使得國內黃金儲存量增加，因此可以在1914～1920年之間的信貸加倍。信貸的擴張也就引起了生產的擴張。他認為金融信貸的增加是生產性投資快速增加的原因。在這七年內，美國工業生產性的機器設備產量增加了205%，若包括所有的生產性的設備在內，它的總和增加了275%。從這些數字中可以看出金融信貸的擴張和由新投資而增加的生產設備的產能之間的關系。
這里用美國汽車業的發展來看汽車如何在大規模生產開始后僅十幾年的功夫就面臨到市場飽和。美國的汽車業發展從20世紀初開始，1908年福特汽車公司開始生產Ｔ模型的汽車時，還是小規模的用大量手工操作的生產。但是福特從開始就致力于以降低成本和車價來擴大汽車的消費市場。1908年時，福特只賣了一萬輛Ｔ模型汽車。1914年，福特為了增加生產效率，在底特律城附近的Hiland Park 建了新廠采用了流水線的方式生產。
新的生產技術使生產能夠精確化和標準化，是流水線的生產的先決條件。在資方的控制下，流水線的操作生產不但可以持續不斷，而且速度可以加快，因此增加了工人的勞動強度，提高了勞動效率。汽車的生產成本不但因為勞動效率的提高而下降，而且流水線的生產減少了在資方生產中對工資較高的技術工人的依賴，原來技術工人的工作被工資低的非技術工人取代，就更進一步降低了成本。
生產成本下降使得汽車可以降價銷售，也因此擴大了汽車的市場需求和生產規模。汽車的生產就在技術革新、生產效率提高、汽車降價、汽車市場擴張、生產規模擴大、新投資和更新的技術的發展中快速增長。Ｔ模型汽車的生產在六年之內，就從一萬輛增加到25萬輛。
福特汽車公司是20世紀大規模生產的代表。福特從一開始就著眼于發展世界市場，除了在加拿大設廠外，1911年和1913年，分別在英國和法國建了汽車裝配廠，其后福特汽車更將生產擴張到其它歐洲國家。20年代時，美國通用汽車公司追隨在福特之后，也進入歐洲市場；福特則進一步擴建到拉丁美洲（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南非、亞洲（印度、馬來亞、日本）和澳洲；30年代時，福特也在蘇聯投資設立了兩家工廠。
到了20年代中，美國汽車大規模的生產，更進一步降低了汽車的價格，一部Ｔ模型的汽車只賣兩百九十美元（附注：雖然汽車的價格不到三百元，但是工人的收入一年才一千多美元，大多數的工人都買不起汽車，工人都坐公車去上工。80年代來福特在墨西哥的工廠的停車場停了管理階層的高級轎車和工人坐的大公車。今天中國大陸的情況也一樣。）。再加上低價的石油，和剛設立起來的消費者分期付款的辦法，更加鼓勵了汽車的銷售。美國政府也在全國各地修建適合汽車行走的公路。到了1929年時，美國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有汽車。到這時美國國內汽車的市場已經擴充到了頂峰，汽車生產設備的產能已經大量超過汽車的總需求。
福特公司為了與通用公司競爭，推出新的Ａ模型汽車，但是這時許多福特汽車的零售代理商已經因為汽車賣不出去而倒閉。美國汽車的總銷售量從1929年的550萬輛降到1932年的150萬輛。在大小公司和銀行破產、大批工人失業、工資下降、農業蕭條、大多數人連維持生活都很困難的情況下，當然也更談不上購買汽車。
1932年福特將他最大的紅河汽車廠停產，解雇了工人。在這前后，已經有許多小汽車公司倒閉，大批汽車工廠停止生產直接影響到與汽車相關的產業。在紅河廠停止生產后，福特、通用和其他汽車公司的大量生產設備都停止了生產，閑置在旁。
如果只是一個或兩個產業有閑置的剩余產能，問題尚不會很嚴重，如果所有的產業都存在著剩余的產能，那么問題就大了。到了20世紀20年代時，在美國和世界其它資本主義大國中，各種工業產業都存在著大量的剩余產能，農業生產也大量過剩，經濟大恐慌就從金融危機的爆發開始了。
從生產危機到金融危機
上面談過資本主義在短期的經濟循環中，過剩的生產設備，要經過一段蕭條時期，將剩余的生產設備產能銷毀后才能再重新開始投資。在經濟蕭條開始時，企業所生產的東西賣不出去，就得先將勞工解雇，工人沒有工作不是企業主的問題，但是問題再嚴重下去，企業就可能付不出欠債，企業所欠的本金和利息長久不能按時償還，企業就要被迫破產。
在1929年之前，小型企業早就開始破產，接著大型企業也跟著破產，這已經顯示出大量的剩余產能問題不是經過短期的經濟蕭條就可以解決。大批企業不斷的破產，他們向銀行借的債就不能還，銀行對企業的貸款是它的資產，當許多企業不能還債時，銀行也必然要倒閉。企業破產后，它的股票也就成了廢紙。除了這些生產性危機會引起金融危機外，還有投機的因素，到了20年代中股票價格不斷上升時，股票投機就開始了。這時不只是有余錢的個人參與股票投機，更重要的是金融機構，像銀行也被股票價格幾個月就翻一翻的獲暴利機會所吸引，把錢不斷地投入股票。
股票市場的大氣泡吹起來后，氣泡要破是必然的，只是時間而已。而且氣泡越大，氣泡爆了之后的殘局也就越難收拾。到了1929年美國股票崩盤，金融危機就開始了。在1930年到1933年之間，美國平均每年有兩千家銀行破產，在經濟大恐慌中美國的銀行中三分之一破產。這是到那時為止，美國所經歷的最嚴重的金融危機，但是金融危機又與生產的危機相互關聯著。
第二節 經濟大恐慌與古典經濟學派
在經濟大恐慌前，當經濟進入蕭條時，資本家賺不到錢，工人失業，國家不采取相應的對策。當時經濟學派主流的古典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的市場機制本身對經濟蕭條有自動的調節能力。在經濟衰退時，生產出來的商品賣不出去，資本家和商人就會自動向低調價，使價格下降而把積存商品賣出去。工人失業就會自動調低工資，直到工資低到資本家愿意增雇工人，而使失業消失。
古典經濟學認為利率決定于儲蓄和投資，而經濟蕭條的原因之一是投資不足，他們認為在投資不足時，利率會因儲蓄增加（也就是消費減低）和投資減少而降低。利率下降會給資本家增加投資誘因，投資的增加將會導致經濟的復原。
因此古典學派認為價格、工資、和利率這三個受供求決定的變數會使經濟再度回到平衡。但是這個過程要經過一段時間，經濟重新恢復到平衡需要幾個月或更長的時間。古典學派認為經濟蕭條時是經濟不平衡，而市場力量可以使它恢復平衡。古典學派理論認為平衡是常態，不平衡是暫時的，因此從不平衡必然會再回到平衡，只是時間問題。
在30年代經濟大恐慌之前，除了非主流馬克思認為資本主義會不時出現危機外，對主流的古典學派來說，經濟會有上下的起伏，當經濟下降而達不到平衡時，市場的力量可以使它重新恢復平衡，所以對古典學派來說經濟循環或危機不是一個議題。他們信任市場調節的能力，不主張國家干涉經濟。
經濟大恐慌從1929年開始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全面開始才結束。大戰開始之后，資本主義大國的軍火和軍用物資的生產使得本來閑置的生產設備得以充分利用，失業的勞動人口重新獲得就業機會，這才結束了這次持久性的經濟大恐慌。這次世界性的經濟危機不但是到那時為止影響最深和波及最廣的經濟危機，也是第一次不靠政治力量積極地和直接地干涉，不能恢復起來的經濟危機。經過了經濟大恐慌，人們不再相信古典學派所講的經濟會自己恢復的分析。
其實，說不定再過20年，等所有多余的生產設備都銷毀之后，投資又將開始。但是以當時政治的情勢來說這是不可能的，人沒飯吃就要造反了，美國共產黨組織了失業的工人進行反失業、反饑餓的斗爭。資產階級的統治已經發生動搖。這時美國民主黨候選人羅斯福提出他上臺后將要做的改革，他在1932年大選中以絕大多數票當選為美國總統。
在經濟大恐慌的12年中，因為生產設備極度過剩，新的投資幾乎停止，因此資本積累無法進行。在這次危機之前，即使在經濟不景氣時，國家也沒有直接參與對經濟的干預，而經濟是靠市場自身的調節而恢復的。但是在這次大恐慌久久不能結束時，國家不得不用政治力量對經濟直接加以干涉。
第三節 羅斯福的新政與資本主義重整
羅斯福總統在1932年當選為美國總統，次年就職后，他就趕忙經由國會通過一系列干預經濟的新政政策。美國的新政政策是資產階級面對經濟危機時，用政治力量通過政策所做的各種調整。新政政策致力于調整生產和市場需求之間的矛盾，和用法律對資本作各種的限制。
新政中有一些項目是通過立法來縮減生產。當時工業生產已經因為企業大批破產而大幅下降，無需再靠國家來調整。農業生產方面，1933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農業調整法來減少生產。政府大規模銷毀了已經種好的棉花，并將幾十萬頭小豬活埋。這樣做是用減少產量的辦法來提高這些商品的價格。在經濟大恐慌時，農產品生產大量過剩，農產品價格降到不夠農民的生產成本，因此農民不能繼續生產。但是即使糧食和其他農產品的價格再低，城市里失業的工人還是買不起。另外使用農產品的工業（像紡織業）蕭條，即使棉花的價格再低，銷售量還是不會增加。
因此市場供需不平衡的問題沒有辦法靠市場價格的調節而解決。市場的調節要通過一個調整的過程，在生產較多時，一些農民會破產，這樣生產就會減少。在景氣比較恢復后，工人找到了工作有了收入，也就會有購買力，因此需求會增加。但是在經濟大恐慌時的供求失調是極嚴重的，而且不是只限于農業的，因此沒有辦法可以單靠市場調節而得到解決（美國農業生產過剩的問題到今天也還是要靠政府來解決）。所以羅斯福新政用政治的力量來減少生產，以便解決農產品價格太低，農民無法生活的問題。
除了限制生產之外，新政政策也用國家力量來增加市場需求。聯邦政府設置了一些給失業人安排就業的設施，其中包括由政府出錢雇用人去做一般謀利企業不愿做的事，譬如到鄉村去保護自然環境，將鄉村電氣化等。年輕人沒有工作生活得不到解決，政府安排他們去農村工作，除了管他們吃住外，并發給他們少量的工資，這些人就把拿到的錢寄回家去供他們的家人生活。政府也出錢去修建一些較大的工程，像水壩、公路一類的公共工程。聯邦政府為了解決失業問題，還拿錢去發展一些藝術和戲劇的活動，使這些找不到工作的藝人有收入和購買力。
羅斯福了解貧富不均是市場需求不足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在經濟大恐慌前的幾十年，產業工人（特別是占工人中大多數的非技術工人）的工資沒有隨著大規模生產而增加，因此工人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購買在大規模生產下生產出來的大批商品。
1935年，美國國會通過國家工作關系法案（也稱瓦哥納法案）。這個法案承認工人組織工會的合法性。羅斯福是個明智的、有遠見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他看到美國工會運動早己在各產業中展開，尤其在經濟大恐慌中，失業的工人在反失業、反饑餓的斗爭中組織了起來。
羅斯福認識到工會運動是一股阻擋不住的力量，因此推出這項法案在國會中通過。國家工作關系法案通過后，削減了資本家抵制組織工會的力量，許多產業工會相繼成立。
羅斯福一方面看到工人階級與資本之間的斗爭會繼續，也看到如果能將這斗爭引入到法律范圍內進行，將有利于統治階級。他也看到工會可以代表工人爭取工資和福利，因此可提高市場需求，有助于經濟從危機中復蘇。羅斯福了解美國在20年代經濟發展到了頂峰時，社會的所得與財富兩極化。他看到極端的貧富懸殊，不但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增加了社會的不安，也無助于經濟的復蘇。羅斯福更藉助于加強使用累進所得稅來減低貧富之間的差距，以便利于總消費的擴張。
在貨幣和金融政策上，羅斯福首先取消金本位，以便使貨幣流通量擴張不受黃金儲存量的限制。他認識到只有在貨幣量與黃金脫鉤之后，才有可能由中央銀行來調節貨幣流通量。之后，他就著手整頓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在1929年股票市場崩盤后，一般人對股票市場和銀行失去信心，他們爭先恐后地要取出他們在銀行的存款，銀行不能兌現，只好停止營業或宣布破產。
從1930～1933年中，每一年有兩千家銀行破產。1933年羅斯福著手對銀行和其他金融機構進行改革。他首先宣布將所有銀行停止營業。銀行停業后，必須經過審核程序，審核不合格的銀行必須破產，只有通過審核的銀行才被淮許重新開業。重新開業的銀行由國家擔保他們的支付能力。
1933年又通過緊急銀行法案，這法案賦予聯邦準備銀行（即美國的中央銀行）更大調整貨幣政策權力。在一般商業銀行發生困難時，聯邦準備銀行可以用貸款來支持他們。接著又通過國會立法，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簡稱FDIC）來保證銀行存款安全。這些由國家對金融機構管制和支持的政策使一般人對銀行恢復了信心，使銀行恢復了正常存款和借貸的功能。
30年代的經濟危機雖然不是因為股票市場崩盤而引起的，但是1929年股票市場因瘋狂投機價格飛飆之后而崩盤，使金融市場陷入嚴重的危機。所以羅斯福新政中股票市場的改革也是金融改革中的重要一環。在改革中，國家用法律來限制金融資本的投機，并設立了國家證券委員會。用國家的力量對股票投機加以限制并對金融市場加以管制。
譬如，股票價格在崩盤之前大幅上漲的原因之一，是買股票的人只需要支付股票價格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則由銀行貸款。所以一個人用一萬元可能可以買五萬元或更多的股票，自己付一萬，其余四萬用股票作抵押向銀行借。這種情況在股票漲價時沒有問題，但是在股票跌價時，只要跌幅接近20％時，銀行就要逼債了。持有股票的負債者不得不將股票出售，大家一起出售股票就一定會不停的往下跌。羅斯福新政中，國家對這樣的貸款加以限制。
新政中對金融和銀行最重要的限制之一是將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分開。在經濟大恐慌中，許多銀行倒閉是因為他們所持有的產業公司股票跌價而引起的。1933年通過的Glass-Steagall Act禁止銀行擁有股票，原因是要避免銀行的安全受到股票波動的影響。因為商業銀行的支票存款就同現鈔一樣是貨幣，若是銀行不穩定，人們將對他們所持的支票存款（也就是貨幣）失去信心，將會造成經濟的混亂和社會的不安。
上面花了很多篇幅來敘述新政中的金融改革，但是這些對金融危機預防的措施在80年代之后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下被放松和取消了。在本書的第七章中可以看到這種對銀行的限制到了90年代末時已經取消了。
從30年代資本主義陷入最深和最久的危機時開始時，資產階級的總代表--資本主義的國家機器--就開始積極的用政治力量來協助資本積累。羅斯福的新政政策可以說是戰后資本積累的策略代表。同樣的，到了70年代初，當資本主義陷入了戰后第一次危機時，由美國的雷根和英國的柴契爾帶頭又換了另一套協助資本積累的新策略，那就是用新自由主義的改革來協助壟斷資本‘全球化’的新積累的策略。
第四節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與政策
這里討論凱恩斯的理論與政策有幾種意義：第一是要說明到了30年代經濟大恐慌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須要由政治干預來解決，凱恩斯的政策就是對經濟做政治的干涉的政策。第二是在我們了解凱恩斯的政策后，可以探討凱恩斯的政策是否改變了資本主義的基本規律，就是本章一開始提到的戰后的資本主義是否因為實行凱恩斯政策而產生了質變。第三是為了評價在70年代初資本主義再度進入危機后，凱恩斯政策是否對經濟的恢復仍然能產生積極的影響，像對凱恩斯政策在90年代日本使用功效的評價。
1936年當全世界經濟仍然陷于嚴重的危機時，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凱恩斯所著的《就業、利率與貨幣通論》出版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提出了對古典經濟學派的批判，他的理論分析了危機的原因，并提出應付經濟危機的政策。
理論部分
凱恩斯認為到20世紀初，資本主義的發展已經進入壟斷階段，因此它的市場調節機制已經失去在競爭階段時對經濟危機所能產生的自我調節能力。從1929年經濟大恐慌開始到1936年他的通論出版時，已經過了七年的時間，但經濟并沒有像古典經濟學家所說的靠市場力量恢復起來。古典學派認為可依賴的價格、工資、和利率的市場調節機制已經失靈。
所以在經濟大恐慌時，雖然價格和工資大幅下降，但商品仍然賣不出去。工人的工資不斷下降，但是工人仍然繼續失業。利率下降和大批企業破產，但是因為存在著大批剩余的生產設備情況下，利率即使再低也不能提起資本家投資的興趣。面對經濟長期陷入因總需求不足而無法繼續生產的危機，凱恩斯提出了他的有關危機的理論。
凱恩斯在他的書中提出對古典學派批判，以及論述他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新理論。他認為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階段，不但會發生生產過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而且這樣的矛盾也不能藉著市場的調節而得到解決。他不同意古典學派所說的經濟蕭條（不充分就業）是一種不平衡狀態，而經濟會由自身的調節而從不平衡再恢復到平衡（充分就業）。他認為經濟蕭條也是一種平衡狀態，因此，經濟可以長期停留在這個蕭條狀態中，而經濟本身并沒有可以自蕭條中走出來的機制。
凱恩斯解釋經濟蕭條的原因是相對于市場總供給來說，總需求不足，只要需求不足，商品就賣不出去，生產就必須停頓。市場機制并沒有能力可以解決因總需求不足，而多余出來的生產設備和找不到工作的失業人口。而只要多余的生產設備仍然存在，資本家就不會投資。他有力地反駁了古典學派，并且解釋了市場缺少從蕭條平衡走出來的機制。
凱恩斯把社會總支出（需求）分為三部分（暫時不管出口部分）：購買消費品的支出（需求），購買生產設備的支出（需求），和國家財政的支出（需求）。這三項總支出不一定等于社會充分就業下的總生產。往往支出總合是少于充分就業下的社會總生產。
如果我們暫且不管國家財政的支出（因為那時國家財政的收入和財政的支出基本上是平衡的，也就是說收入與支出彼此抵消），既使工人的工資都用來買消費品，資本家的收入也不可能全部用做消費，他們收入中一部分會變成儲蓄。這部分儲蓄如果放著不用的話，或者不全部用來投資，就會發生總需求不足的問題，也就是說在總需求上有一個缺口（相等于儲蓄大過投資部分），這個缺口就使得生產的總合不能全部賣出。
但是在一般情況下，社會的儲蓄會被資本家拿去購買生產設備，作為生產設備的支出就又回到流通領域變成總需求的一部分。但是這部分做為購買生產設備的支出不一定會實現的，要看有沒有好的投資機會，和利率的高低而定。如果沒有好的投資機會，或者因為利率太高而減少投資的凈盈余，這部分支出就不會實現，或者只會部分實現，也就是說投資小于儲蓄。這樣的話，總需求相對于總生產來說還是有一個缺口。
經濟有了總需求缺口，就會使生產出來的東西有一部分賣不出去，這時資本家就會減少生產和解雇工人，工人失業后，他們消費支出會隨著減少，那就會使總需求更進一步降低。因此就成了跟前面所說的良性循環相反的惡性循環。
凱恩斯不認為資本主義經濟本身有內在機制可以幫助經濟復原。凱恩斯也不認為商品價格、工資和利率可以調節總供給與總需求之間的矛盾。而且，他也不認為利率高低是由儲蓄和投資來決定。凱恩斯的貨幣理論提出利率并不是像古典學派所說的決定于儲蓄和投資，他認為利率是決定于貨幣的供給和貨幣的需求。
根據他的經濟危機的理論，凱恩斯提出了相對應的政策，凱恩斯的政策又可分為國內經濟政策和國際經濟政策。
國內經濟政策
在國內經濟政策方面，他認為國家可以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調節總需求與總供給之間的矛盾。
在財政政策方面，凱恩斯認為既然國家財政支出是總支出的一部分，國家就可以擴大它的支出（像增加公共建設支出或者發給失業工人生活上的補助），以便補足因投資不足而造成的總支出缺口，或者國家也可以用減稅的方法來鼓勵投資支出和消費支出。減少企業的稅收可以刺激企業投資，或減少所得稅可以鼓勵一般家庭多購買消費品。因此，凱恩斯要國家放棄經濟大恐慌之前必須平衡財政收支的一貫作法。事實上，根據凱恩斯理論，國家在經濟衰退時應該刻意用赤字支出來補足總支出不足的部分，以便使經濟恢復，這就是凱恩斯所提倡的財政政策。
凱恩斯認為中央銀行也可以用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用貨幣供給量的增減來調節利率，用利率間接來影響經濟。在經濟不景氣時，中央銀行可以增加貨幣供給量來調低利率，低利率可能增加企業用借款來投資的誘因，有可能刺激企業投資于生產設備，也可能鼓勵消費者增加消費品（特別是像汽車或其他耐久財消費品需要用貸款來買）的需求，這就是凱恩斯的貨幣政策。不過與財政政策相比較，凱恩斯認為貨幣政策是比較消極的和被動的。因為低利率只能給資本家投資的誘因，或鼓勵消費者多買東西，但是卻無法強制他們一定要增加支出，而財政政策是更直接的，國家可以按需求不足的缺口，用國家支出來補足。
另外，凱恩斯也從另一方面提出貨幣政策的局限性。凱恩斯所說的貨幣的需求是來自人們都需要在手邊有些隨時都可以用的現金或者（與現金差不多的）支票存款。但是如果儲蓄的利率高的話，一般人就會考慮多放點錢在銀行的儲蓄帳戶里，手邊少留一點現金（或少存一點在隨可以用的支票帳戶里）。所以貨幣的需求與利率成反比，因此中央銀行可以用增加貨幣供給量來將利率調低。但是當利率低到一個程度以后，像降到1%或更低，人們就不再在乎因為手邊多留點現金而損失的利息了。到了這時，中央銀行即使再增加貨幣供給，利率也不再下降。凱恩斯稱這種現象為liquidity trap。
羅斯福并不是拜讀了凱恩斯的理論，才開始實行他的新政政策，他的新政在他就職不久就開始了，凱恩斯的書在那之后幾年才出版。羅斯福是看到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威脅到資產階級的存亡，必須要用全力來拯救。凱恩斯當然是贊成羅斯福的新政政策，他只是認為羅斯福做的還不夠，所以到了1941年美國參戰的前夕，美國的失業率仍然接近10％。
拜然和思惟玆是美國的兩位馬克思主義學者。他們用一些數字來說明羅斯福新政并沒有能使美國經濟復蘇的原因。以1966年貨幣值來計算，美國國家支出從1929年的102億美元增加到1939年的175億美元，增加70％。而國民所得在同一時期，從1,044億降到911億美元。失業率從3.2%，增加到17.2％。倒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巨額軍事支出使國家支出從1939年的175億，增加到1941年的1031億美元，接近1939年的六倍。失業從17.2％降低到1.2%。拜然和思惟玆認為羅斯福新政支出增加幅度太小，不足以刺激經濟恢復。
經過了二次世界大戰，資產階級的學界或政界人物都看到大量的國家支出所帶來的經濟繁榮。其實不管是什么原因使國家增加開支，只要開支來得大，就能解決問題。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的經濟在國家計劃統籌下，極為有效率的將荒廢和閑置的生產設備充分利用來生產軍事武器，也生產了戰時美國國內以及援外的民生物資。頓時之間，失業消失了。美國南方農村的剩余人口又開始向北方的工業大城移民，就好像20世紀的大好日子又重新到來一樣。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他所提出的經濟政策是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的產物。在二次世界大戰中，國家大量的軍事支出使荒廢了的生產設備得到充分的利用，使大量的失業人口充分就業。大戰結束后，凱恩斯經濟學的理論與政策就從旁枝變成了主流。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與政策在經濟大恐慌和二次世界大戰的現實下壽終正寢了。當時誰又能預料，到了80年代這具僵尸的魂又被招了回來呢？新自由主義所提倡的一套政策不就是借古典學派的尸體還魂嗎？為什么曾經大紅大紫過的凱恩斯政策卻又從資產階級經濟主流中消失了呢？這些在后面幾章中再做討論。
國際經濟政策
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歐美資本主義大國因為國內市場飽和，它們的資本家在世界市場上展開極強烈的競爭。之后，更進而演變到了惡性的競爭地步。歐美各資本主義國家為了保護本國市場而抵制進口。它們一方面用進口限額和提高進口關稅，以使抵制外國商品進入本國的市場。另一方面，它們爭相將本國的貨幣貶值，以便降低出口價格，藉此來增加出口。這樣的做法都是因為本國市場需求不足，使得大量閑置著的生產設備不能充分利用，而生產下降更帶來了嚴重的失業問題。
1930年美國通過的Smoot-Hawley Act將進口關稅提到歷史新高。歐洲各國也爭相將進口關稅提高，也就更使世界貿易進入激烈的爭奪戰。但這樣的作法不但不能解決問題，反而在貨幣爭相的貶值中造成了匯率的一片紊亂，阻礙了貿易正常進行。各國用進口限額與關稅壁壘來阻止進口。這些作法使得所有國家的出口都發生困難，以致導致貿易幾乎停頓。
據統計，全世界貿易總額在這期間下降了三分之二。商品貿易的停滯，更進一步加深了經濟危機。同時，市場的競爭又促使資本主義大國之間形成不同的貿易集團，集團內部的國家彼此給予關稅優惠，以便抵制集團外國家的競爭。集團之間的經濟利益沖突逐漸上升為政治與軍事的沖突，第二次大戰從而爆發。
凱恩斯在國際經濟政策上就是為了解決并預防像經濟大恐慌時國與國的貿易沖突。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后，凱恩斯就提出英國與法國不應該要戰敗的德國支付重大的賠償費。凱恩斯了解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各大國之間的經濟是互相關聯的，如果德國要支付賠償，它必須要盡量增加輸出和減少輸入，這樣就會減少英國和法國對德國的輸出。英國和法國當政者那時沒有采納凱恩斯的減免德國賠償的建議，后來歷史的發展證明凱恩斯是正確的。德國在第一次大戰后，經濟上遭受了很大的困難，經濟上的困難跟后來希特勒用法西斯的狹隘民族主義來號召民眾，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是相關聯的。
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和他的國際經濟政策是相關聯的，他看到經濟大恐慌時各國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互不相讓，反而使得貿易停頓，世界經濟因此陷入更深的危機中。他因此認為戰后的經濟繁榮與穩定必須要建立在各資本主義大國的合作上。
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包括了上面解釋過的貨幣政策，他的貨幣政策的核心就是中央銀行可以控制貨幣的流通量，使貨幣的流通量適合經濟成長的需要。貨幣的流通量如果太充沛的話，可能造成因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物價上漲，如果貨幣流通量相對于經濟成長上的需要不足時，就可能造成經濟蕭條。因此中央銀行要知道如何適當的調節貨幣流通量。與此同理，凱恩斯看到國際貿易所依賴的交換媒介也需要有一定的彈性。
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1870～1914)，世界各國的幣制是金本位。它們國內的貨幣流通量是由國家的黃金儲備來決定的。國與國之間的貿易也是用黃金做為交換的媒介和計算單位。在金本位下，貿易量受黃金量的限制。在金本位下，各國的中央銀行將本國貨幣的幣值與黃金設立一個不變的匯率，并且允許黃金可以自由進口和出口，然后中央銀行就不作干預，由市場去調節。
在金本位下，一個國家的中央銀行要維持固定的匯率。譬如，在某一國內，中央銀行維持一兩黃金相等于一百元的匯率。如果這個國家在貿易上出超，它收到的黃金會大過于它支出的黃金，因此它國內的黃金儲備就會增加。隨著黃金儲備增加，國內的貨幣發行量也會增加。在其他的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國的物價會因為貨幣流通量的增加而上升。因為中央銀行維持固定匯率，所以出口價格（以黃金和外幣）也會上升，而出口價格上升，將不利于出口。
另一方面，進口價格（以本國貨幣計）則會相對的比較便宜。在本國物價上升之后，本來一百元可以買到的東西，現在要賣一百一十元。但是用黃金買的進口商品價格卻是不變，因此與本國商品相比較，進口價格此時會較低，因此鼓勵進口。從出口因為價格上升而減少，進口因為價格下降而增加，而重新達到貿易上的平衡。
在金本位下，各國的中央根據本國的黃金儲備來發行貨幣，并維持本國貨幣與黃金的固定匯率，各國之間貿易不平衡就可以從國與國之間黃金的自由流動，和各國之內物價的變動調整過來，因此不會有長期的、持久的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存在。
但是在金本位下，一方面，本國的貨幣供給和物價要受黃金儲備數量的影響，如果黃金儲備不變，物價就會穩定。在黃金儲備因貿易上的順差或逆差而增加或減少時，物價就會有上下波動。不僅如此，如果一個國家在貿易上有大量的逆差，這個國家的黃金必須要大量流出，相連帶的是本國貨幣供給量大量縮減，就因此會導致本國的經濟蕭條，直到經濟蕭條到一個程度，物價下跌到一個程度，才能在貿易上再取得平衡，和本國的經濟再度恢復。因此貿易上的不平衡會引起本國經濟的不穩定。另一方面，國際貿易的總額也要受到黃金的總數量的限制，國際貿易只有在黃金總數增加時才有可能擴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參戰的國家就用發行紙鈔來支付軍事支出，金本位也就崩潰了。前面已經說過了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各國都爭相將自己的幣值貶值以便增加出口，因此固定匯率沒有辦法維持。
凱恩斯看到經濟大恐慌時各國之間的惡性競爭所造成的損害，他深深了解國際貿易對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他因此認為戰后資本主義大國的恢復與重建必須要建立在彼此之間合作的基礎上。他也了解金本位制度要靠本國經濟上的調整來達到貿易的平衡，和金本位對貿易擴張上的限制。凱恩斯因此提出了為資本主義戰后恢復繁榮的國際經濟政策。他所提的政策并非憑空從腦子里想出來的，而是在他總結了幾十年資本主義發展所遇到的困難和問題而提出的解決方案。
在國內的經濟政策中，凱恩斯已經建立了貨幣的發行量要與黃金脫鉤的理論，他的貨幣政策是由中央銀行根據本國經濟上的需要來調節貨幣發行量的多少，藉此來調節利率的高低。凱恩斯認為在國際間也可以采用同樣的方法，只是需要創造一個世界性的貨幣和一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世界性貨幣量的多少可以由這個世界性的中央銀行決定，不必再受黃金的限制，這就是凱恩斯所策劃出來的國際經濟政策的核心。
凱恩斯認識到在這個新的制度下，一個國家還是會有貿易不平衡的問題。在這個新制度下，當一個國家的貿易發生逆差時，它將不必再經過像金本位下國內經濟的調整。但是這個國家還是得要支付貿易的逆差，如果它的黃金和外匯儲備不夠支付，它可以向世界的中央銀行借款，等到貿易出超時，有了外匯儲備時再歸還。
凱恩斯所構想的國際經濟政策在戰后部分實現了。他理論中的世界中央銀行就是1944年成立的國際貨幣基金。在準備國際貨幣基金成立時，他提出用Bancor做為世界貨幣，但是被美國的代表否決了。在新的國際金融體制下，美元變成了世界貨幣，這些發展對戰后的資本主義經濟有非常深遠的影響。將在第四章中作解釋和說明。
第三章 戰后前二十年資本主義大國的重建與繁榮
從1945～1946年的幾次經罷工所達成的協議，就成了戰后相當長一段日子里工會與資方彼此互相對待的模式。一方面工會證明了雖然資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們有力量來為工人爭取到相當可觀的工資調升。另一方面，大企業也證明它們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資后將它們生產的產品價格提高。在價格提高后，資方不但補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資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漲。--Steve Babson
二次世界大戰后，資本主義經過了20多年的繁榮。這20多年的發展，使得在經濟大恐慌時，對資本主義已經進入垂死階段的預測失信于人。在這經濟繁榮的期間，資本主義先進國家實施了凱恩斯的經濟政策，維持了經濟穩定的成長，人民的生活水準提高很多。戰后這一段日子的繁榮使得許多人相信資本主義的結構發生了徹底的改變，資本主義的危機已經成了過去。因此，如果我們要了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和危機的必然性，則有必要去認識這一段歷史，去了解資本主義能夠持續20多年繁榮的原因。
這一段日子里在經濟穩定成長下，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設立了一套社會福利制度，這套福利制度給予一般公民生活上基本的保障。這些保障雖然在過去20年來，已經被新自由主義政策解體，但是對許多人來說，這一段日子證明了資本主義是可以經過改革，而變得不那么殘酷，有可能成為一個有人性的完美制度。更有人對‘福利國家’中的階級融合留戀不己，誤認只要有所謂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就可以顧及所有階級的利益，這一章就以這一段歷史對這些問題做解釋。
第一節 剩余生產設備的銷毀與戰后的重建
主流經濟學家中的凱恩斯學派，把這20多年的發展歸功于這些國家的政府靈活應用了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他們說凱恩斯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減輕了也縮短了經濟蕭條。他們也將這一段的繁榮歸功于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在戰后得以付諸實現。因為在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下，各資本主義大國之間的商品和資本得以通暢流動，也就進一步助長了經濟的繁榮。
但是資本主義戰后的經濟繁榮到底是不是凱恩斯經濟政策實施的成功？如果凱恩斯的經濟政策有如此大的力量和效果，那么為什么到了70年代初資本主義再一次陷入危機時，再到80年代和90年代后，資本主義的危機加深和蔓延后，凱恩斯的政策卻不管用了呢？當我們了解戰后這20年的歷史后，我們就可以對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做出正確的評估。
我認為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可以經過20年的繁榮的最重要原因是戰后這一段日子不存在著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世界資本主義所有的剩余生產設備在11年的經濟大恐慌，和五年的世界大戰中都被完全的、徹底的銷毀了。因此，所有的各產業都待發展，都存在著極好的新投資機會，資本在沒有剩余產能的憂慮下，使得經濟持續了20多年的成長和擴張。
經濟大恐慌與戰爭銷毀剩余生產設備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雖然各大國的軍事支出大量減少，但是美國、西歐各國和后來的日本經濟繼續維持了20多年之久的繁榮。為什么這些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從戰時政府的大量軍事支出，縮減到平時的財政支出，卻能保持如此長久的繁榮？
戰后世界資本主義得以充分的發展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這20年中沒有生產設備大量過剩的問題。也就是上面所說的，從經濟大恐慌開始到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6年中，資本主義先進國家不但沒有增加新的生產設備。而且在戰爭中西歐國家和日本的生產設備被摧毀了，美國的生產設備因為長久沒有新的投資而陳舊了，因此解決了在30年代經濟大恐慌中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大戰結束后，西歐國家和日本不但在戰爭中被摧毀的機器廠房有待重建，而且許多道路、橋梁、海港都待整修。美國也急待更新它的生產設備。這些都給資本提供了新投資的機會，使得資本積累得以順利進行。
歐洲與日本戰后重建供給美國的投資機會
在西歐各國的重建中，美國給予它們大量的援助。美國援助西歐的馬歇爾計劃高達一百四十億美元，是美國到那時為止對外最龐大的經濟援助。這筆援助使西歐國家得到它們所需的外匯，可以用來從美國進口它們在重建中所需要的物資和它們所急需的民生物資。美國的出口也因此隨著歐洲的重建而大量增加，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經濟。
到了50年代底60年代初，西歐的幾個資本主義大國不但恢復了生產，而且因為新的投資和新的技術使它們的產能超過了戰前，而且因為新的投資和新的技術使它們的產能超過了戰前，美國和歐洲資本在新投資機會下順利的迅速積累。
到了50年代底，日本戰后生產不但完全恢復而且超過了戰前。日本戰后的重建與它從美國獲得大量經濟支援和美國對日本的援助總共達21億美元。在美國占據日本時，它對日本的政策上是對日本經濟加以限制（附注：巴黎和約中，美國要拆走日本一切的工業設備，使日本淪為無法與美國再次在太平洋競逐。），算是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處罰。但是到冷戰開始時，這種情況就完全改變了。美國將日本納入‘自由世界’經濟體系的一環，鼓勵日本在經濟上取得自立。在韓戰時，日本成為美國在太平洋中一個重要的物資供給地。
美國前聯邦儲備銀行理事長沃克和日本前財政部長Toyota Gyohten合著的一本書：《財富的轉變》于1992年出版，在書中他們特別談到美國經濟援助對日本戰后經濟發展的重要；韓戰開始時，美國之前對日本的21億美元的龐大經濟援助到了尾期，在韓戰期問以及韓戰結束后的幾年中（1951--1955），日本又從美國得到35億美元的援助（沃克，1992：49）。
除了直接經濟援助外，日本還從美國取得貸款，美國進出口銀行借給日本四億零五百萬美元，做為給日本向美國購買農產品和飛機等之用（沃克，1992：54）；因此美國對日本的援助與它對歐洲的援助對美國的經濟同樣的產生了刺激的作用。1952年，日本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1952--1957年之間，日本又從基金借了一億兩千五百萬美元；1961年，日本又再向國際貨幣基金借了三億五千萬美元；除此之外，日本政府再向三個美國商業銀行借了兩億美元。沃克和Toyota Gyohten認為外來（主要來自美國）的資本對日本戰后經濟快速發展有直接關系。日本在發展戰后經濟時，各種產業都急待投資，也就是說各產業都存在著很好的投資機會，美國對日本的援助不但幫助了日本的發展，也增加了美國對日本的出口，進一步刺激了美國的生產和投資。
美國對日本在經濟上的援助是與日本在美、蘇冷戰中所處的地位分不開的。在美、蘇的冷戰中，美國在亞洲需要有日本這個政治上的伙伴。因此，美國對日本實行了有利于日本獨立發展的經濟政策，其中包括美國的經濟援助和鼓勵日本發展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在國際市場上美國不積極與日本競爭，也就是說，日本可以用貿易保護政策來建設它的幾個具有關鍵性的工業。在戰爭剛結束的幾年中，日本的貿易上還有很大的逆差，失業率很高，工業基礎薄弱。從1947年開始，日本被允許恢復正常貿易之后，日本采取進口替代的發展策略，用限制進口和鼓勵出口來促進日本制造業的發展。50年代初時，日本制造業仍處于初期發展階段，直到50年底，日本在貿易上都還存在著逆差。
美國在戰后的十幾年中，能夠對日本實行這樣的扶植性的經濟政策有一個重要的條件，那就是當時世界尚不存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世界上世界上仍然存在著廣大的市場。到了70年代時，世界生產設備的產能開始過剩后，美國對日本的政策就有很大的轉變。到了80年代世界產能過剩問題更加嚴重時，在各資本主義大國激烈的市場爭奪之在，美國對本國市場開始了帶有攻擊性的防衛，它用各種辦法來打擊日本對美國貿易上的出超。到了蘇聯解體之后，冷戰的威脅沒有了，美國就不再需要日本這個伙伴的支持（參考附錄一）。因此在政治上美國對日本特殊待遇的原因也就不存在了。日本經過戰后前一階段的發展，建立起以它為中心的帝國勢力范圍，并且要繼續擴張它的勢力，美國就只有在各方面進一步抵制日本的發展。
第二節 由美國國內市場的擴張所帶來的新投資機會
美國人民在戰爭中因為就業機會多，又沒有耐久性的消費品可買（因為重要工業都轉移生產軍用品），再加上政府在大戰中鼓勵購買國家的戰爭公債來增加儲蓄，所以工人和中層收入家庭都有一些儲蓄，這些積存購買力也是后來消費品的市場擴張的基礎。
二次大戰之后，資本主義世界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權力中心從歐洲移向美國。美國經濟的好或壞，對全世界都產生正面或負面的影響。美國在戰后的經濟繁榮除了因為更新設備的新投資機會之外，更因為戰后兩個工業大規模的擴張，一個是汽車工業，另一個是軍事工業。這兩個工業的擴張更帶動了與它們相關聯的工業，它們對戰后美國經濟的繁榮有很大的貢獻。
都市郊區化與汽車工業
二次世界大戰時，美國在經濟大恐慌時多余的汽車生產設備轉換成軍事生產。大戰結束后美國的汽車工廠又很快的恢復生產民用汽車。
到1950年時，在大戰結束僅僅五年后，世界汽車生產總合為1050萬輛，比經濟大恐慌前生產最高峰增加了一倍。在全世界的汽車生產中，美國占80％。50年代初，美國汽車進口僅占它國內市場的0.5%。在大戰剛結束后的十年中，美國在經濟上獨稱一霸，沒有其他國家可以同它競爭，汽車業當然也不例外。
50年代之后美國汽車業的發展與它的都市郊區化有密切的關聯。都市郊區化是指都市的工業、人口、商業和學校等從市區搬到城市周圍的郊區。如果沒有都市郊區化的發展，汽車業繼續擴張將會受到銷售量的限制而發生困難。美國的都市郊區化不但帶動了汽車業，也帶動了公路的修建和建筑業。汽車業大規模的擴張又帶動了鋼鐵業、機械業、石油業、橡膠業、玻璃等工業，因此制造了更多的新投資機會。大量購買汽車也帶動了汽車零售業、汽車維修業和保險等服務業。到了60年代，美國就業人口中，每六個人中就有一個人在與汽車業有關的行業中工作。公路的修建和建筑業的擴建又帶動了鋼鐵、水泥等各種建材。因此，大規模的郊區化給經濟創造了新投資和就業的機會。
美國戰后都市郊區化是在它的聯邦政府的幾項政策下完成的。一項是聯邦政府修建公路，美國跨州公路的建設是戰后一項極為重要的刺激經濟的政府措施。美國戰后汽車業的發展和美國城市郊區的建設都跟美國戰后聯邦政府修建貫通各州之間的公路有密切的關系。1956年美國國會通過跨州公路法案，這個法案核淮聯邦政府用汽油稅和公路使用費來修建通達各州的公路。當時興建這個自南到北從東到西的跨州公路系統是以軍事上的需要為理由的；在修建跨州公路的幾年中，在全國各州都增加了大量的就業機會，在這個長達五萬哩的跨州公路系統完工后，使得各州之間的交通和商品的運輸暢通，降低了商品運輸的成本，同時也便利了原來在城市內的工業搬移去郊區。
另一項聯邦政府的政策：保證廉價石油的供給。而美國能維持廉價的石油是因為它從石油生產國家進口大量的廉價石油，這又跟美國在國際政治上和軍事上占有絕對的、優勢的霸權地位分不開。美國用它的霸權在軍事上和政治上干涉中東石油生產國家，以便保證廉價石油的供給；美國對伊朗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干涉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1953年伊朗的總理穆罕默德．莫塞帝將伊朗的石油所有權國有化，美國和英國的石油公司失去了它們在伊朗的油田，美國出兵把莫塞帝趕下臺，迎回伊朗的夏王朝，美國全力支持巴勒維這個大獨裁。巴勒維保障了美、英的石油利益。他在美國的保護下，對伊朗人民進行殘酷的鎮壓和殘殺；從1953年直到1979年巴勒維被推翻的20多年中，美國賣給伊朗一百八十億美元的武器。
再一項聯邦政府的政策就是聯邦政府對購買新房屋的補貼。在大戰即將結束時，美國有不少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政治學家開始憂慮，他們擔心美國經濟一旦從戰時生產恢復到平時生產，政府的軍事支出縮減后，是否又會產生像經濟大恐慌時生產過剩的問題。他們也憂慮大批在外面作戰的士兵回來以后的就業問題。為解決退伍軍人失業問題，美國政府通過退伍軍人法案。這個法案給退伍軍人各種福利，其中包括購買房屋的優惠貸款，和大學學費減免等。退伍軍人法案中的學費減免是美國大戰后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房屋的優惠貸款使得退伍軍人有能力購買房屋，促都市郊區化的進展，也從而帶動了整個建筑業的繁榮，又給戰后資本積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新機會。
除了上例的幾項政策外，美國戰后的交通政策除了大量修建公路外，就是刻意的不去發展公共交通。美國政府在大汽車公司、大石油公司、建筑業和一切與汽車業相關的產業的影響下，它的交通政策不但不協助公共交通的發展，就是連戰前建立起來的市內公共交通也加速的被淘汰，以便有利于汽車業的發展。因此，美國大多數城市的郊區都缺少公共交通，到哪里都要藉助私人汽車。
美國高速度的工業化是從19世紀中到20世紀30年代的80多年中完成的。工業化的初期，運輸主要是靠水運，后來靠鐵路，所以在工業化中，美國的工業都集中在位于水運和鐵路運輸要道的城市里。美國的幾個大工業城都是在這一段日子興建的。
到了60年代，跨州公路修建完畢后，公路運輸取代了水運和鐵路，工廠也就因此陸續不斷的移向郊區。郊區的土地價格低，新的公路便利了郊區的運輸；新工廠的興建又給投資提供了大好機會，隨著工廠的移遷，工人和一般小市民（除了黑人被歧視不準搬入新建的白人社區外）也搬到郊區；這樣大規模的遷移又刺激了住宅、辦公室、學校、新成立的地方政府、購物中心、飯館、戲院和其他的商店等的興建，因此從公路的興建進一步帶動了建筑業、營造業，更進一步刺激了新投資。購買新屋也增加了房地產和房屋保險業的生意。美國都市郊區化使得它的城市在戰后幾十年中完全改觀。美國戰后公路的修建和郊區的發展又再進一步刺激了汽車業。在戰后這一段日子里，因為沒有公共交通，郊區和市區的居民不論是去工作或是去購物都要依靠汽車為交通工具，私人汽車從奢侈品變成必需品；美國的汽車年生產從1930年的340萬輛（戰前的最高產量）增加到1965年的1,100萬輛，是1930年時的三倍。
美國戰后都市郊區化擴大了國內市場的需求，這里要指出的是像這樣因為郊區化而來的汽車業和建筑業的擴張，和這兩個產業擴張所帶來的繁榮是不可能不斷地以同速度持續下去的。不管汽車對一個家庭多么重要，一個家庭從沒有汽車到擁有一輛汽車，再到擁有兩輛或三輛汽車，但不可能繼續增加下去；汽車的需求也就會從成倍的增加，到非常緩慢的增加。汽車生產設備過剩的問題就又重新出現。同樣的道理，都市郊區化擴張到市區的幾十哩以外后，就必須會要停止，而不可能無止境的擴張。我們若只從都市郊區化這一項發展來看，就不難了解為什么美國戰后的經濟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快速的發展起來，又為什么這樣的發展在20年后速度就會減慢下來。這個道理也同樣適用于其他國家。
在這20年中，美國有過幾次短期的經濟蕭條，短期的經濟蕭條可以在凱恩斯的擴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下得到緩和。但是我并不認為資本主義戰前的繁榮是靠凱恩斯的政策刺激起來的。這也就是為什么到70年代初，戰后的各種大量的新投資機會不再存在時，凱恩斯的經濟政策也就無法使經濟恢復。這一點后面和第六章中還要再談到。
軍火工業
美國的軍火工業對它戰后的繁榮有獨特的貢獻。美國總統艾森豪在1961年他去職的前幾天發表了一篇演說，在這篇演說里，他談到在韓戰后美國第一次有了永久性的軍火工業；他說在那之前，美國戰時所用的武器都是由平時的一般工業來制造的。（附注：在奧立佛．史東執導的《誰殺了甘乃迪》一片的片頭，就播放了艾森豪的這一段演說。）
就像前面所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汽車和其他生產耐久消費品的工業在戰時改成生產飛機、坦克和大炮。艾森豪說，以美國戰后在世界上的地位來說，有一個永久性的軍火工業是有必要的（艾森豪所說的‘必要的’是指美國與蘇聯的冷戰已經開始了）。但是他提醒國人說：‘這個軍火工業目前已經相當的龐大，美國每年用在軍火上的開支已經與它所有營利公司的凈所得相等’。
艾森豪在這篇演說中第一個提出軍事和工業的結合體這個用詞。他并警告這個龐大的軍事和工業的結合體可能會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對國家產生負面的影響。艾森豪這樣一個軍人背景的資產階級領導者有如此的智慧和遠見，在他之后的美國總統中就少見了。（附注：這里只單獨就這一件事來看，并沒有對艾森豪褒獎的意思。在艾森豪任內美國的麥卡錫主義橫行，是美國歷史上黑暗的年代。）
在經濟大恐慌時美國的軍事開支僅占國民總生產的1%，到了1960年代美國每年的軍事支出已經高升到國民總生產的10％，這是個不得了的龐大數字。果然不出艾森豪所料，美國的軍火工業在政治上的影響隨著它的軍事國防預算而增加。美國的軍火工業、五角大廈的國防部，及國會中的國防預算委員會形成了一個利益謀合的鐵三角。退了伍的將軍和退休的國會參眾議員被軍火公司請去做它們的顧問，這些顧問不斷的向國會游說來增加國防預算。在這個鐵三角中彼此牽連的關系中將美國的國防預算不斷的擴大，影響著美國戰后的軍事和外交政策。
在冷戰中美國的軍備與蘇聯競爭，但是在‘自由世界’中，美國占有獨霸的地位，在軍火工業上它不會受到德國或日本的競爭，而且軍火的生產與一般商品生產不同；一般商品的生產總是要和使用價值掛鉤，即使是沒有什么使用價值的商品，也得要創造出一種想像的使用價值出來。
軍火工業的生產不需要有市場需求，只需要國家的國防預算，就可以盡量生產，不怕賣不出去，而且還可以出口，若是生產的太多，打仗和出口后也還有多余，過一段日子以后，就可以用武器技術已經過時為理由將它廢掉，甚至廢掉了的過時軍火還是可以出口，就像最近美國一定要臺灣買它過了時的軍火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美國這位有智慧的艾森豪總統卻沒有看到軍火工業對美國戰后經濟繁榮的貢獻。軍火工業不像其他工業，軍火工業不存在著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它不必發愁它的產品沒有市場的問題。只要國會批淮了預算就行了，在預算中用cost--plus來保證了軍火生產公司的利潤。而且美國所有武器的生產最終的價格都是超過預算的好幾倍，因此保證了洛克希德．馬丁、波音、諾斯諾普．葛魯曼等大軍火公司的高額利潤。另外軍火工業藉助于國家的支持的龐大研究經費來從事研發，又給美國的電腦工業帶來先進的技術，這樣大規模的研發是其他國家無法相比的，是美國在這方面技術領先的主要原因。美國軍事工業結合體對它戰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上的貢獻，是艾森豪在1961年時很難想像和預料的。
第三節 日本戰后發展與剩余產能
日本政府在戰后用進口關稅、進口限額和限制外資來保護它本國的工業發展。并用國家的力量來扶植它本國資本的成長。這樣的政策使日本在工業生產上和技術發展上都獲得很大成果。在保護貿易之下，日本建立起來它的鋼鐵、石化、汽車、人造纖維和電子等基礎工業。到50年代底，也就是經過十幾年的發展后，日本的出口結構產生了很大的變化。1950年時，日本紡織品出口還占總出口的50％，機械器材出口僅占總出口的10％。20年之后，紡織品在總出口中的比重降到12％，機械器材出口則上升到46％。1959年，日本與美國的貿易第一次取得順差。1960年時，日本政府開始取消貿易和外匯管制。到1963年08月時，日本取消很多項進口限額，使日本進口的自由化的程度達到92％，也就是說日本戰后經過了近20年的保護貿易政策后，才將貿易自由化，并逐步開放它的國內市場；到1964年時，日本取消了經常帳上的管制，日圓可以自由兌換，并且參加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正式成為已發展國家中的一員。
在貿易上，日本政府除了保護它工業的發展外，它也采取保護本國農業生產的政策。雖然日本的農業在整個經濟中的重要性逐漸減低，但日本人在大戰結束之后，還有40％的勞動人門從事農業生產。在保護貿易下，日本國內農產品的價格可以得到保障，因此提高了農民的收入。農民收入的增加，擴充了對國內工業產品的市場需求。在這樣的基礎上，日本經濟快速發展，資本積累順利進行。
在60年代中時，資本主義大國的生產設備再度過剩明顯化，它們之間的市場競爭加劇，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越來越嚴重，由國際貨幣基金維持的固定匯率已經非常不穩定；在此時日本在貿易上仍維持順差，因此日本的貿易順差開始變成國際貿易上和金融上的一個重要爭議。60年代中時，日本外匯存底還都只有20億美元上下，只相等于它兩個半月進口額，到60年代底，由國際貨幣基金所維持的固定匯率開始解體時，日本已經是一個工業強國。
從這戰后的歷史看來，就像前面所說的，美國從50年代到60年代中對日本的經濟政策除了政治上的考慮外，主要也是因為當時世界資本主義大國內尚不存在著大量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這種情況到了60年代底就開始改變了；因此日本戰后經濟的發展除了因為它在19世紀明治維新后已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發展，使日本在戰前就已經有了一定的工業基礎之外，再就是它和美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關系，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前一時期世界資本主義的大環境使然。
日本在美國援助之下，用國家的力量來策劃它的工業發展策咯。日本通產省代表國內資本的總體利益，在它的指導下日本制定發展工業的計劃。在經濟發展中，國家直接參與的范圍包括：通產省首先決定一個時期內優先發展的產業，然后在資本上和技術上給予私人資本各方面的援助。除了國家的援助外，日本的金融資本和產業資本有緊密的結合。資本雄厚的大銀行可以支持設立在它們之下的大型公司。一般來說，當一個企業進入新產業或發展新產品的一段日子內，不但不能獲得利潤，而且很多時候還會虧損。因此，在這一段日子內，政府和銀行給予企業的長期融資支持就很重要。日本為了在技術上取得獨立發展，它的政府協助私人企業從國外購買新技術的專利權，再將新技術轉讓給私人公司。日本政府對外來投資采取嚴格限制的政策來保護本國資本，它對外來投資的核淮是根據此項投資是否有利于它本國長期發展來決定的。
在國家的協助下，日本從發展輕工業開始再進一步發展重工業，之后再發展高科技的工業。日本認識到它本國的市場過小，如果它只靠本國市場則不能獲得由大規模生產所達成降低成本的有利條件。要大規模生產它必須將產品出口，因此，日本的進口替代發展策略從一開始就以與歐美各國資本在世界市場中競爭為目標。
到了50年代中，日本輕工業的發展就已經很有成果，這時在紡織業生產上美國已經受到日本的挑戰。1956年時，美國為了要保護它的紡織業就開始對日本施加政治壓力，但是這時美國所施的壓力與70年代之后相比是很輕微的。當年美國國會通過一條法律，授權給總統使他可以主動用談判方式來限制紡織產品的進口。1957年時，在美國要求談判之前，日本就先趕快自動限制此后五年對美國出口的紡織品。
日本在戰后僅經過20年的發展，它的工業就趕上甚至超過美、歐，這是20世紀用進口替代策略發展資本主義最成功的例子。日本的經濟在1953年到1973年間每年上漲8%，但是戰后日本成功的發展給世界資本主義帶來相當大的麻煩，我們可以從日本成功中觀察到幾個資本主義發展的問題。
我們看到與歐、美相比，日本是個較后發展起來的經濟強國。就像前面所說的，日本在策劃產業的發展時，就以它的產業能在世界市場上與美、歐國家的產業競爭為目標。因此，它在生產技術上、在產品設計上、在生產成本上、在生產規模上的各種決定都以這個目標為準繩，為了達到這個目標，產品的質量要好、生產技術要高、成本要低；為了成本低，一方面生產的規模要大，另一方面勞動報酬要低。日本工人的工資在很長一段時間中以生產效率來計，比美國和西歐國家都要低，再加上國家鼓勵儲蓄的政策，所以國民儲蓄率高，國民儲蓄率高是經濟發展中的好事，但是生產力快速下，低工資和高儲蓄就造成供需之間嚴重的不平衡。
因此日本戰后的發展雖然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對整個資本主義來說，就使得70年代后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日本國內供需的不平衡使得它必須得將商品出口；到了70年代以后，在全世界產能過剩的情況下，美國和歐洲就必須要抵制日本的出口。日本戰后的發展正是能說明資本主義的矛盾。日本、美國、和歐洲的壟斷資本在市場競爭越來越激烈時，就必須要再進一步提高技術，再進一步擴張生產規模，也就使生產設備的產能更加過剩。日本的資本家與美歐的資本家相比，更為勤奮、更為盡職，他們所制造的產能過剩的問題也更大。
日本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用進口替代發展資本主義成功是因為它當時具備了內在和外在的特殊條件，內在的條件是日本早在明治維新時就開始資本主義的發展；外在的條件是日本在戰后以美國為首的帝國體系中，占有政治上的重要地位。這就是上面所說的美國從50年代冷戰開始后，它需要在亞洲有一個能與它合作且又能由它控制的政治伙伴，在這個前提下，美國不但容納而且鼓勵日本發展一個獨立的經濟體系。美國不但允許日本在貿易上的保護政策，并且給日本很多經濟援助；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在50年代和60年代時，世界上的資本主義大國尚不存在嚴重的生產設備產能過剩的問題，而日本成功的、快速的發展使得自60年代后世界性產能過剩的問題更加嚴重。
第四節 資本主義大國的繁榮與‘福利國家’
在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中，歐洲在大戰剛結束時，一般人民中間存在著相當強烈的反美情緒，他們羨慕東歐國家人民在生活上所享有的保障，也就是因此，西歐國家的民主社會黨才受到選民的支持。英國的工黨首先在1945年的選舉中得勝，這都表示人們不要再回到戰前經濟大恐慌時代毫無保障的生活。‘福利國家’是在這樣的大形勢下統治階級的政治響應。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執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凱恩斯的理論和政策，他們看到戰時國家大量支出使經濟得以復蘇，從經濟大恐慌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經驗中取得教訓，認識到國家在資本積累的過程中的重要性。
雖然在戰爭結束后的前20多年中，資本主義的繁榮主要不是靠凱恩斯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但是國家靈活的應用凱恩斯政策，對縮短和減輕經濟循環中的蕭條還是起了積極的作用，有助于資本主義擴大再生產和資本的積累，在順利積累中，資本進一步擴大和集中，并且向外擴張；以美國為基地的大型企業也在50年代和60年代后向外擴張。
從大戰結束直到60年代底的20多年中，西歐各國的國民所得的實質年成長率一直都維持在3%以上。在這段時間內，工人生產效率在新建的生產設備下增長很快。在經濟快速成長下，西歐國家可以達成充分就業；在充分就業下，工資上升，勞動人口生活水平提高。在西歐國家和美國，隨著國民收入的增加，國家進入社會福利的領域。其實這并不是一個新的領域，像早在19世紀英國工業化時，最殘酷無情的社會中，也都有所謂貧窮法之類的救濟。因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資本要增值必須要能維持勞動力的再生產。私人資本家在經濟蕭條時，可以將工人解雇，但是失業的工人還是得有一條活路；同時人若真活不下去，就要起來造反，社會也就不可能安定。在30年代經濟大恐慌時，美國的社會到了革命的邊緣，是羅斯福新政對資本做了一些必要的限制，對勞工給予一定的保障，才挽救了資本主義。
在戰后這一段時期，國家設立起許多有利于大眾的社會福利，所以被稱為‘福利國家’，也有人把這樣‘福利國家’的設施看成一種資本積累方式，并命名為‘福特式的資本積累’。這些人認為這種資本積累的方式代表著資本主義制度發展到了成熟階段時，社會中的各種因素可以達成一種獨特的組合，使資本、國家和工會聯合起來協調生產，并且與消費相配合，在這個組合下便利資本積累順利地進行。贊成這樣的資本積累方式的政治家，主要是歐洲的民主社會黨和美國的民主黨成員。他們認為這樣的積累方式可以避免資本主義重新回到經濟大恐慌時供給超過需求，而產生的嚴重的不平衡，進而導致生產必須停頓，資本積累必須終止。
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常常懷念戰后前20多年的一段日子，他們看到在國家的干涉和參與下，資本主義達到了一個新的境界。在‘福利國家’的政策下，人們可以免去自由市場中最殘酷的鞭策，資本在國家管制下不能為所欲為，人民生活上的一般基本在需要得到了保障；因此，殘酷的資本主義終于有了它仁慈的一面。
我們有必要去了解戰后由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社會。因為不管是‘福利國家’或是‘福特式的資本積累’都不只是存在于空想的或只是概念的范疇，而是美國和西歐一些國家在二次世界大戰后經濟政策的具體內容。‘福利國家’曾被認為是資本主義改革可以遵循的一個模式，同樣重要的是，我們要了解為什么‘福利國家’在戰后的一段時間內有可能實現，但是到了70年代初之后，資本主義危機再度出現時，這種形式的資本積累就不能再繼續。在此之后，美國和西歐國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經過了全面重整。當世界資本主義進入戰后危機時，在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里，在經濟上、政治上和社會上都起了巨大的變化。這些將在第六章中加以說明。
‘福利國家’、政治斗爭、資本積累
在50年代和60年代的20年中，表面看來在美國和西歐出現了一片繁榮的社會，沒有被注意到的是50年代的美國，一場激烈的階級斗爭正在進行著，美國的左派在這時正經歷著前所未有的最殘酷的浩劫。因此，我們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因為即使在戰后的繁榮和安定的背后卻隱藏著激烈的階級斗爭。只有對階級斗爭進一步了解，我們才能看清資本主義國家的階級性。
在大戰的幾年中，美國的工會接受了政府的凍結工資和不罷工的規定來支持戰爭。戰爭結束后，美國的工會領袖看到英國工黨的勝利，也重整旗鼓準備用新的策略來爭取戰后生產恢復成果中的一份。1945年，美國汽車工會提出工會在戰后對經濟繁榮將會做出積極的貢獻。汽車工會的主席Richard Frankensteen認為社會購買力一定要隨著生產的增加而擴大，否則生產出來的商品沒有足夠的市場，又要回到大恐慌時代生產過剩的問題。他認為資方一定要提高工人的工資，但是他指出如果在提高工資的同時，汽車公司將汽車加價，工人還是沒有足夠的購買力來買汽車。Frankensteen代表汽車工會要求資方將工資增加30％，但不許汽車公司將汽車加價的要求，這時美國商務部部長Henry Wallace （當年羅斯福政府內閣中的勞工部長），亦站在工人這邊說汽車公司即使工人的工資將工人的工資增加25％，同時維持之汽車價格不變，也還可以賺得利潤。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美國全國各地大批工人為了爭取工資和解決許多不合理的工廠規則而參加了罷工。僅在當年九月和十月兩個月中，底特律就有85,000人罷工，到了當年11月時，汽車工會和通用汽車公司的談判破裂，汽車工會的22萬五千萬會員在80％的贊成票中通過罷工；除了汽車工人罷工外，電氣工人、屠宰場的工人和鋼鐵工人也跟著罷工。到了次年一月，罷工人數增加到160萬人；在1946年，又有煤礦工人、鐵路工人、教師、公共事業工人和市政府工人總共450萬人罷工，達到美國歷史上罷工人數的最高點。這些工人要求提高工資來補償他們在大戰中所作的犧牲，以及戰后因物價上漲而導致的實質工資下降。
汽車工會工人的罷工堅持了一百十三夭，到1946年03月才結束。汽車工會與通用汽車達成協議，工會原來要求每小時工資增加1.95角，并且要求汽車不漲價。在談判中，資方認為工資可以在商談中決定，但是汽車加價與否的決定是屬于資方管理的權力范圍，工會無權過問。談判僵持了很久，在這期間，許多罷工的工人生活發生困難，有不少工人因為付不出房貸，而接到銀行即將把房屋收回的通知，也有好些人因為欠繳水電費而被停水、斷電。在這樣工會會員生活上的壓力下，工會只好與資方達成協議。工會與通用公司所簽的合同中，工資每小時增加1.80角，合同中就不再提汽車加價與否的事。罷工結束兩個月后，通用就將車價提高。
美國工運歷史學家Steve Babson對這次的罷工和所達成的協議有這樣的評價，他說：‘從1945--1946年的幾次經罷工所達成的協議，就成了戰后相當長一段日子工會與資方彼此互相對待的模式。一方面工會證明了雖然資方心不甘、情不愿，但是他們有力量來為工人爭取到相當可觀的工資的增加；另一方面，大企業也證明它們有足夠的政治力量和經濟力量在同意增加工資后將它們生產的產品的價格提高。在價格提高后，資方不但補回了而且超出因工資增加所造成的成本上漲。’
Babson還說在戰后的十年中即使物價不斷上漲，汽車的需求還是不斷的增加。在汽車生產不斷的擴張中利潤跟著上升。在戰后的十年中，通用公司的利潤遙遙領先，每年投資的利潤高達125%。在這經濟繁榮的十年中，底特律汽車工人的生活改善很多，他們的實質工資比十年前增加了40％。除了工資增加外，工會工人的福利也增加了很多，其中包括退休金、醫療保險、人壽保險、傷殘保險、每年可享有的病假和年假也不斷的增加。另外，在后來的合同中又加入了失業補貼金，除國家的失業救濟金外，工人可享有長達一年的失業補助，使他們在失業時，每月的失業救濟金和頭失的補助金的總合相等于工資的95％。在由工會代表與資方集體的談判中，工人的工作環境也有改善。在工會工人的福利和工資不斷上漲中，工人提高了消費，消費的提高又進一步幫助了戰后的繁榮。
但是Babson也說在這戰后的十年中，失業和貧窮并沒有消失，像在1958年經濟蕭條時，全國失業率接近7%，底特律的失業率高達17％。在美國北部城市里的貧民窟和南部的農村中的許多人長年都沒有工作，過著貧困的生活。
1946年，美國的共和黨在16年后，再一次控制國會，反共的保守派開始一連串的立法來打擊新政時期留下來的比較有進步性的立法。麥卡錫和尼克森在1945--1957年間，利用國會非美國活動委員會的名義展開了對左派大規模的政治清算和鎮壓。他們打擊工會的領袖、教師、公務員、進步的知識分子，甚至有進步思想的好萊塢制片人。這個非美國活動委員會沒有證據的把許多進步人士打擊成顛覆分子，使得很多人在白色恐怖下失去工作。這些人的朋友被迫與他們劃清界線，使他們不但在經濟上發生困難，而且在精神上也飽受折磨，在孤立的生活中奮斗掙扎。
1945--1946年間罷工的規模之大，超出美國資產階級執政者的意料，因此他們趕忙籌劃對策。通用汽車工人罷工剛結束一個星期，杜魯門總統就提出一個對付未來罷工的提案。這個提案要求國會給總統制止罷工的權力，在工人不肯結束罷工時，總統有權將征召罷工的工人并送到軍隊去。雖然這個提案后來沒有送去國會，但1947年時，國會通過一個專門對付工會的勞工法叫Taft-Hartley Act。這個法案被杜魯門否決之后，國會以三分之二多數票通過。Taft-Hartley Act中規定所有同情罷工工人而采取的支持罷工的行動全屬非法（其中包括支持罷工的示威和抵制非工會工人生產的商品）。不僅如此，在這條法律下，州政府可以各自通過法律來反對工人組織工會。美國當政者認識到美國共產黨在工會運動中的影響力，所以這條新勞工法還規定所有在工會有職位的人必須要宣誓他們不是共產黨的黨員。這樣的規定是為了要鏟除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力。
20世紀初，美國工會運動蓬勃發展，這時的工會運動是以組織非技術的產業工人為主。從一開始，美國共產黨就是組織產業工人工會的主要推動力量。在各產業工人工會成立時，它們的領導人中很多都是共產黨員。各產業工人工會組成它們的總工會（簡稱CIO）。CIO在政治主張上比技術工人工會（簡稱 AFL）要進步，也比較能從工人階級長遠利益著眼。在經濟大恐慌時，共產黨組織了失業工人，領導他們做政治斗爭，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力。在Taft-Hartley Act和麥卡錫用非美國活動委員會的配合下，美國的左派受了嚴厲的政治打擊。工會開除了一百萬在工會有職位的共產黨員，清除了共產黨在工會中的影響。從此之后，CIO的各種做法就越來越與AFL難有區別。之后AFL與CIO合并，美國工會停止了在體制之外的政治斗爭。在體制內工人沒有政黨，在政治上，工會依附在民主黨之下。在選舉中工會為民主黨爭選票，民主黨則支持較有利于工會的立法做為交換。
這樣的發展與后來工會支持美國對外侵略戰爭，包括工會對美國的韓國與越南的侵略戰爭，以及工會支持美國在國外的一切帝國主義的政策有密切的關系。美國總工會并與中央情報調查局合作來滲透和顛覆第三世界國家的工會運動。此后，美國工會停止了體制內和體制外的政治斗爭，全心致力于爭取工會會員的經濟利益，不去考慮工會會員以外的工人階級的利益。工人工資和福利的增加的確有助于美國戰后國內市場的擴張和經濟的成長，說明了福特主義有它一定的道理。但是隨著工資的上漲，資本也就進一步加速提高自動化的生產技術，減少工會的會員。工會的力量也就從50年代后逐漸式微，隨著自動化的改革和制造業在整個經濟中比例的下降，工會人數總額不斷下降。到了80年代時，美國工會已經喪失了抵擋來自右派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力量的攻擊。
在美國戰后的20多年中，工人的生活的確有很大的改善，這樣的改善也有助于經濟的繁榮。但是一方面這樣的改善并不是來自資本家的恩惠。在這些年中，美國的國民所得和財產的分配比較平均，但這并不是資產階級國家站在中立的立場主持公正的結果。就像上面所說的我們對現實世界的了解不能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美國戰后的繁榮和安定的背后隱藏著激烈的階級斗爭，而‘福利國家’政策是階級斗爭的結果，到了70年代因生產設備再度過剩而使競爭更為激烈后，資本必須要考慮新的資本積累的策略。
資產階級國家的基本任務是協助資本順利進行積累。它在不同的時期會有不同的有利于資本進行積累的相應政策。經濟大恐慌時的羅斯福新政，戰后前期的‘福利國家’政策，和80年代后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都是當時資本積累的特殊需要與社會階級斗爭的產物。‘福利國家’的政策并沒有改變資產階級國家的基本任務。資產階級國家可以靈活的從‘福利國家’的政策轉變到新自由主義政策，是響應了新情勢的需要。
第五節 30年代改革對戰后資本主義發展的影響
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對戰后資本主義的發展有深遠的影響。在70年代初，資本主義進入戰后第一次危機時，主流經濟學界一般都認為戰后的經濟結構經過了徹底的改變，因此像經濟大恐慌時那么大規模的、那么深的和那么持久的危機不會再發生。這樣的說法正確嗎？到底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政策對戰后的資本主義產生了什么影響？資本主義的結構發生了什么變化？30年代的改革有沒有解決第二章開頭所講的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
二次大戰之后，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執政者普遍的接受了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在經濟景氣稍差時，國家就用增加財政支出和減少稅收的財政政策來擴張社會總需求。中央銀行也會用增加貨幣供給量來增加銀行的貸款能力和降低利率，以便刺激投資。由凱恩斯經濟政策所帶來的政治上的干預，使得戰后循環性的經濟蕭條幅度要比沒有政治干預來得小，蕭條的時間也較短。但是換一個角度來看，也就是因為政治上的干預，而使得循環性的經濟蕭條沒有能發展到底。第二章中曾解釋過在資本主義的運轉中，周期性的經濟蕭條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積極作用的。因為在蕭條中一部分剩余產能會被銷毀，給未來的新投資創造了機會。但是當國家用凱恩斯的經濟政策進行干預時，使得經濟蕭條不能發展到底，也就是說蕭條的程度不夠深，時間也不夠長，因此破產的企業就要比沒有干預來得少。許多企業可以勉強撐過難關，等到景氣稍好后又可以重新恢復經營了。如果在每一次經濟蕭條時，政府都用政策來干預，許多剩余的產能都沒有能在每幾年一次的蕭條中經過較徹底的大清除，剩余的產能就會堆積起來而且越堆越多，問題也就越嚴重，到了一定程度，就非要大清理一番。因此，凱恩斯的國內經濟政策雖然對經濟有正面的幫助，但是也有它的后遺癥。
凱恩斯的國際經濟政策對戰后的影響也是非常的大，他所提出的國際貨幣雖然沒有被采納，但是他還是同意了用國際貨幣基金做世界的中央銀行，用美元做為世界貨幣。凱恩斯沒有能預見1973年固定匯率解體，和在那之后到今天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的混亂和經濟的危機。今天我們要了解壟斷資本‘全球化’背后的動力，我們就必須對資本主義的危機有深入的了解。70年代初，在以美元為中心的固定匯率解體后，資本主義所經歷的危機將在第六章到第九章中詳細談到。
羅斯福的新政證明了：工人聯合起來組織工會，用集體的力量跟資本家談判，對資本主義整體來說不是件壞事。對各別資本家來說，成本雖然提高了，但是工人在工會的限制下不會動不動就要罷工。在沒有工會的時候，資本家無法控制工人不定期的罷工所造成的生產上的損失。在資本家和工會每幾年就訂一次的合同中，工會為工人爭取提高工資，但資本家保有在工資上升后將產品價格上漲的權力。對資本主義整體來說工人階級較高的工資可以增加消費的支出，在社會的生產力發展下，大量增加了商品供給，工資的增長有助于社會總生產與社會總需求之間的平衡。像汽車雖然在20世紀初開始生產，但是一個普通的汽車工人，要到二次世界大戰之后才買得起汽車。羅斯福新政下的福利制度，也增加了經濟穩定的因子，原因是失業救濟已經通過立法變成法律了，工人一但失業馬上可以申請失業救濟，工人領到的失業救濟金雖然沒有工作時的工資那么高，但是總比經濟大恐慌時完全沒有收入要好得多。有收入就有消費，經濟也就不會不停的向下跌。
羅斯福新政和凱恩斯的經濟政策在二次大戰后發揮了很大的功能，但是到了70年代危機開始后，這些政策對壟斷資本的積累失去了功效，這個經過將在第六章中討論。
這一章從資本主義大國（特別是美國和日本）戰后的經濟繁榮的原因談起。雖然戰后繁榮的原因有好幾個，但是最主要的還是在二次大戰后，世界資本主義的各大國中不存在著剩余的產能。之后，談到美國和西歐在經濟繁榮中所建立起‘福利國家’的背后發展，并以美國為例說明了在戰后前一時期的繁榮中仍然存在著尖銳的階級斗爭，并說明在這階級斗爭中，國家所扮演的資產階級代理人的角色。在這20多年中，‘福利國家’和凱恩斯都有助于經濟繁榮，但是它們卻不是繁榮的原因。
注：《全球化與資本主義危機》，巨流圖書公司(2005)，作者簡介：金寶瑜，畢業于東海大學經濟系；Bryn Mawr College 經濟系博士；Marygrove College(Detroit，Michigan)榮譽退休教授；曾任東海大學經濟系、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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