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過墨西哥的恰帕斯州。
但那不是一次薩帕塔運動或副司令馬科斯的朝圣之旅，而是一次發現或曰遭遇。
2002年10月末，健芝、鐵軍、黃平和我一行四人抵達了高原上的墨西哥首府墨西哥城。這是我們這一自行昵稱“CCT”（Chinese Crazy Team）的小團隊的第二次拉美之行。
抵達之日，正值著名的墨西哥鬼節的前夜。那份盈溢的熱烈、絢爛的狂歡盛況幾乎立刻浸染了你全部身心。生的昂揚與響亮充滿了每個死亡的形象和符號。那是死亡時節的新生，那是執著著生命對死亡的擁抱。這是拉丁美洲了。不僅是墨西哥，不僅是阿茲臺克或瑪雅。
帶著節慶中驟然裝點了灰色現代都市的富麗色彩，同時帶著殘留在視網膜上、印刻在腦海中的、超級城市墨西哥城四圍那一望無際的貧民窟景色，我們驅車踏上了墨西哥社會考察的旅途。自墨西哥城出發，經特拉斯卡拉、普埃布拉、瓦哈卡，進入了墨西哥東南端的恰帕斯州——那曾孕育了人類最輝煌、也最神秘的瑪雅文明之鄉，也是今日全球當代傳奇——薩帕塔運動之所在。
這一行，驅車行程3,500公里，往返墨西哥城與恰帕斯州老城圣克利斯托瓦爾，爾后飛往最東端的尤卡坦，東渡古巴，再從墨西哥城北上瓜納華托。我、我們在這行程中漸次接近了薩帕塔運動、薩帕塔人，漸次熟悉了那在1994年、2001年震動、撕裂了后冷戰、新世紀的異樣安詳且異化之世界的國際反叛明星：副司令馬科斯，他的另一更為響亮的名字，是Second Che（切?格瓦拉第二）。拉丁美洲浪漫主義革命的系譜上最新的一位。1997年最詳盡、權威的一部格瓦拉傳、高居《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年余的《切?格瓦拉：革命生涯》的作者約?李?安德森，在那部700余頁的巨著上寫道：“那些認定切及其游擊戰隨馬克思主義起義和冷戰的終結而不再‘入時’的人錯了，出現在墨西哥南部、由頭戴滑雪帽的‘副司令馬科斯’領導的、歷時三年的原住民‘薩帕塔人’起義便是明證。盡管薩帕塔運動較少進攻性的軍事策略，其公開的政治目標——贏得原住民自治無疑遠遜于切的政治主張，但其傳奇是以游擊戰的形式呼吁斷絕對美國資本的依附，呼吁廉潔社會、政治、經濟的改革。而馬科斯本人的、具有超凡魅力的形象：佩槍、抽煙斗、沉思、反諷、抒情，一如當年的切，已然捕捉了公眾想象。的確，很難不將馬科斯視為切?格瓦拉在當代情勢下的重生——少些烏托邦色彩的理想主義，但仍甘愿為自己的信念而戰，他或許已從自己的前驅者的錯誤中汲取了教訓，但仍然追隨著他的榜樣” 。
但我們未能深入薩帕塔社區，盡管我們原本不是那8年來絡繹不絕趕往恰帕斯的全球朝圣者。未能深入這一區域的真正原因，是經歷2001年薩帕塔之旅的輝煌之后，此時，薩帕塔人、或者說是副司令馬科斯正遵從古老的瑪雅習俗（或者用馬科斯筆下那尊貴、可愛的小甲蟲杜里托的說法，是遵從游俠騎士的規則）：在沉默中（Be silent）。這意味著他、他們不做公開發言，不接受任何傳媒的訪問，除卻難于計數的墨西哥和來自全球的志愿者外，不接受外來的造訪者。
沉默。劇烈震蕩與喧嘩之后的沉默。2001年2—3月，身著軍裝、頭戴其“品牌標志”之滑雪帽的副司令馬科斯和蒙面的薩帕塔人再一次躍上全球主流傳媒頭題、占據了各電視臺畫面。拉丁美洲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短暫的20世紀的第一次，24名瑪雅原住民游擊武裝領袖，無視墨西哥常備國防軍三分之一的兵力——6萬政府軍的包圍圈，公然、公開地戴面具、徒手走出了游擊區，行程近萬里，造訪墨西哥境內的諸多原住民社區；最后抵達首都墨西哥城的中央廣場，最終進入了墨西哥國會議事廳。然而，這既非繳械投誠，亦非武裝突圍或進軍占領。薩帕塔之旅從那充滿殖民式建筑的、美麗的老城圣克利斯托瓦爾啟程，途經無數鄉村、城市，所到之處，傾城空巷，爭睹活著的傳奇人物副司令馬科斯和薩帕塔運動的諸領袖，一場場的公開演講猶如連演的超級盛會。步出墨西哥東南群山中的拉坎頓叢林之時，來自意大利的志愿者身著白衣（傳媒所謂的“白猿”、更有以訛傳訛者稱他們為梵蒂岡特使）充當人盾，很快，志愿者組成的人盾與薩帕塔之旅的追隨者便成了數萬之眾。薩帕塔車隊抵達墨西哥城之時，來自墨西哥各地、來自全世界的人們已達25萬之眾。副司令馬科斯在索卡洛中央廣場上面對25萬人眾發表了他著名的演講《土地之色的人們》。
然而，這并非再現于21世紀的20世紀經典場景：不是一位超級領袖，盡管這個自稱馬科斯的無名氏無疑是今日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具有超凡魅力的人物；不是圣壇之上以多數人的名義所做的狂熱動員，盡管馬科斯有著公認的優美、乃至性感的聲音。用加拿大作家、風靡全球的No Logo的作者諾米?克萊恩的說法：“那更像是一位在世界上最大的詩歌節上吟誦的行吟詩人。” 那是詩，是陳述，是哀懇。盡管此時此刻，他，他們，在全世界的目擊之下；但是，他，他們，仍然沒有姓名，沒有面容。在符號式的單名之下，是作為武器的面具符號。他，他們，以文字優美的宣言、時評、政論，以如噴泉般奔涌的書信、充滿幽默調侃的故事（甚至偵探小說）、詩行震驚了世界、征服了世界上的文學精英、顛倒了無數時尚中人，卻身著軍裝，運籌帷幄，舉手投足間是職業軍人的身體語言。
或許，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符號學的戰爭、第一場后現代游擊戰的又一個巔峰時刻。
至此，戰爭與和平，武裝斗爭與議會道路，實踐與理論，行動者與思想者，語詞與武器，革命者與改良者，反抗與承受，草根與精英，個人與群體，隱形與可見，匿名與揚名……，諸多赫然相對的概念和范疇失去了它們清晰可辨的分野。
沉默。2002年，當我們深入恰帕斯東南群山之間的時候，薩帕塔運動、副司令馬科斯在沉默中。然而，他們的聲名、他們的故事，圍繞著他們的激情、臆想和憂心卻在我們的整個行程中一浪浪地沖向我們；而每個有關薩帕塔運動的消息又如同漣漪般地播散開去。早在訪問墨西哥之前，我們已在北美、在歐洲、在遼闊、多元的亞洲、在非洲、在巴西阿雷格里港的“世界社會論壇”上聽到了薩帕塔運動與副司令馬科斯的種種故事。鳳毛麟角、支離破碎，版本甚眾，卻如雷貫耳。自1994元旦起，恰帕斯、“墨西哥東南群山中”的“真實村”成了后冷戰年代全球反叛力量新的圣地和中心，一部著名的、關于薩帕塔運動的紀錄片正名為《有一個地方叫恰帕斯》 。然而，這遠不僅是一個運動界的榜樣，遠不僅是在大潰敗之后重新集聚的反抗全球化陣營的英雄，他、他們同時是先鋒藝術家、搖滾青年所醉心的傳奇，是全球另類時尚的偶像。致使貝納通公司試圖一擲千金收購馬科斯的肖像權而被拒。一部以“大噪音電影”為副題的紀錄片（毋寧說是一部大型MTV）《薩帕塔人》 便是由以切?格瓦拉為標志的搖滾樂隊“暴力對抗機器”、搖滾樂手尼爾?揚及其“瘋狂之馬”樂隊，以及其他嘻哈、旁克樂隊共同制作。如果說，切?格瓦拉曾以“他臉上憂郁而溫柔的微笑，令不少女人感到勾魂攝魄。他以冷靜的頭腦、超凡的能力、過人的智慧和銳敏的幽默感把握著古巴的方向。……同時，他還以雪茄、日記、照片、游擊戰術與世界對話” ；那么，副司令馬科斯則以他那迷人的面具（滑雪帽），那為面具所框定的“永恒的特寫鏡頭” 突出了他“美麗的榛色眼睛” ，以那面具之下謎樣的神秘身份，以他那永不離口的煙斗，間或遮沒了他面孔的氤氳，以他優雅迷人的聲音，令墨西哥、拉丁美洲的女人——不僅是女人——心馳神往。他同時以他極富原創性的智慧，驚人地運用公共關系、媒體、流行文化的能力，以他將賽伯空間開拓為新的游擊戰場的奇跡，尤其是以他的書信——用墨西哥著名作家富恩斯特的說法，便是“他盤活了書信這門古老的語言藝術” 、寓言、故事、小說，以他極具個人風格的文字的長河，把握著薩帕塔運動舵柄。沉默。當我們驅車行駛在墨西哥東南群山之間的時候，不時見到現代化的軍營在次生林中拔地而起，一處處現代化的營房怪誕地高聳在星星點點地散落在山間的原住民的原木棚屋近旁。顯然處于臨戰狀態的軍事巡邏隊間或與我們相向而過。盡管經歷了2001年薩帕塔人的長征，盡管似乎達成的政府撤軍的協議，但在恰帕斯、在這東南群山的一角，仍彌散著某種劍拔弩張的氣息。而在世界版圖上，墨西哥近旁則是在911的重創和譫妄之中的美國，恐怖主義作為有效的全球意識形態正一步步地封閉著世界上最后的抵抗空間。墨西哥著名的民諺：“上帝離我們太遠，美國離我們太近”……此番沉默充滿了巨大的張力。
然而，8年前，1994年的第一天即將破曉的時刻，就是在這里，響起了“反全球化的第一槍”，石破天驚……
第一槍，槍響之后
1993年12月31日，午夜將近，恰帕斯州老城圣克利斯托瓦爾。當這座始終充滿游客的城市中的節慶氣氛漸次消散在醉意與睡夢之中時，似乎沒有任何先兆、沒有任何預警，一支見所未見的軍隊悄然進入，迅速占領了圣克利斯托瓦爾及周圍的七座城鎮，在占領了市政廳、警察總部、監獄、電臺之后，起義軍占領了這一區域的軍事要沖和通往外部的公路。除了攻占警察總部的相持中的數人傷亡之外，這次起義和占領幾乎是兵不血刃。
當圣克利斯托瓦爾的居民從酣睡中醒來的時候，震驚地發現城市已在瑪雅印第安原住民起義部隊的占領與掌控之中。電臺中反復播放著這支自稱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宣戰書（后稱《第一叢林宣言》）：
“我們是五百年斗爭歷史的產物：首先，是反抗西班牙的獨立戰爭時期，為廢除奴隸制的起義者領導的斗爭；其次，是抗擊北美帝國主義吞并的斗爭；再次，是公布憲法并將法蘭西帝國從我們的國土上驅逐出去的斗爭；最后，是人們反抗波菲利奧?迪亞斯（Porfirio Diaz）獨裁統治的斗爭，……”
正是在這份聲明中首次使用薩帕塔運動最為鏗鏘、也最為著名的宣告：“受夠了就是受夠了！（Enough is enough!）”
這支在1994年的元旦之晨震動了美洲和世界的印第安原住民軍隊只有3,000余人，身著粗糙的軍裝、手持各色各樣、相當破舊的武器，其中近三分之一的士兵“裝備”的竟是木頭槍。其中少數的精良武器，是剛剛從城市駐軍和警察部隊手中奪得的。但他們絕非烏合之眾，政治部隊紀律嚴明、訓練有素。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們中的多數（此時尚非全部）帶著滑雪帽、或蒙著色彩鮮明的印第安土布手帕。更令人稱奇的是，起義部隊中有相當數量的女戰士，其中幾位顯然是男性主體的戰斗部隊的指揮官。當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邦在《極端的年代》中將古巴革命稱為20世紀最后一場馬背上的戰爭 之時，未免言之過早了。在這千年之交，墨西哥的薩帕塔人革命成了又一場新的馬背上的戰爭，所不同的是，這一次，馬上的人裝備著電子通訊設備。“圣克利斯托瓦爾被蒙面軍占領”的消息和蒙面原住民起義軍的形象迅速躍上了墨西哥、繼而是整個南北美洲及全世界新聞頭題、電視屏幕。
似乎是20世紀拉丁美洲司空見慣的一幕，但這一次非比尋常。無數有關文章寫道，在這個不尋常的元旦，他們是被朋友的電話或家人拖到了電視機前，瞠目結舌地看到這拉丁美洲、尤其是整個70年代的尋常場景：武裝游擊隊突然攻陷了一座城市，并聲稱要進軍首都。眾多的文章不約而同地寫道，他們的第一反應是，這是一部歷史紀錄片，“他們”可能是尼加拉瓜革命中的桑地諾陣線，可能是薩爾瓦多游擊隊，可能是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可能是秘魯的“光輝道路”……但下一時刻，他們不得不正視：這是今日，是此刻，是墨西哥的恰帕斯州 。剛剛掀開的日歷指向1994年。美洲、整個世界似乎正沉浸在后冷戰的欣喜與安詳之中。勝利者的結論不容質疑：在柏林墻倒塌的時刻，歷史已然終結。然而，這一時刻，似乎不期然間轉錯了頻道，歷史再度從這處不諧的裂隙間涌出……
但這不僅是錯選頻道而出現的、早該歸之過去的歷史畫面，它同時明確地成為一幕以整個地球為舞臺的新劇目的幕啟時分。對墨西哥說來，1994年元旦不僅是公元紀年中新的一年，而且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時刻。這一天，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圈的協議正式生效。似乎是經過了無窮的苦難、掙扎之后的大救贖、大節日——墨西哥不再是一個第三世界國家，它終于通過加入由美國、加拿大組成的北美自由貿易區而步入了第一世界！然而，也就是這一天，迸發了恰帕斯瑪雅原住民的武裝起義，其宣言及即刻出現的一系列訪談和報道稱：加入北美自由協定，對墨西哥的原住民社群說來，“無異于即刻執行的死刑判決”。而此前在墨西哥節節推進的全面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政策、尤其修訂憲法第27條，實行土地私有，剝奪和摧毀了瑪雅社群的社區土地共有制度，事實上已開始了對原住民的有效而無聲的“種族滅絕”。而因新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政策而漸次陷入困境的，卻不僅是原住民。此時似乎開啟了大好前程的墨西哥已瀕臨經濟崩潰的邊緣。因此薩帕塔人的槍聲道出無數墨西哥人的遠慮近憂。繼元旦起義而出現的、席卷了整個墨西哥的聲援薩帕塔人的全面社會運動中，最響亮的口號之一，便是“第一世界，哈，哈，哈！”當蘇東巨變發生，新自由主義的狂浪終于越過了冷戰分界線，無障礙地沖刷著整個世界之時， 在美國——所謂“華盛頓共識”的締結處，在其背后和近旁響起了反全球化的槍聲。
或許需要對這一石破天驚的時刻做某種極為簡約的歷史追溯。1992年，世界各地，尤其是美洲，紛紛舉行“地理大發現”——哥倫布“發現”美洲500年的紀念活動與研討。“地理大發現”，無疑是現代文明的重要開端之一，是人類（毋寧說是歐洲）文明全新的開端之一。然而，間或為歐洲和北美世界始料不及的是，在拉丁美洲、同時也是在世界各地，這一預期中慶典式的活動，卻成為對殖民暴行的總清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美麗故事”，此時被清晰、全面地還原為一次野蠻對文明（瑪雅印第安文明、印加文明）的踐踏、摧毀與殺戮的歷史。不僅“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 再次全面曝光在世界視野之中，歐洲文明的崛起集中顯影出其血腥、野蠻與殘暴的底色，歐洲“主體”的故事，暴露出其真正的他者：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廣大的世界。文藝復興或啟蒙運動的動人敘事，此時被揭示出其背后無數被劫掠、蕩盡的黃金、白銀、鮮血、生命，其背后所遺留的、數千年輝煌文明遭毀滅的廢墟。美洲印第安人——那豐饒土地的、原本的主人，那宮殿被洗劫、被夷平、以其原有的建材、在其上建起基督教尖頂的部族，那圖書館、典籍被焚毀、王子與學者被出售為奴隸的民族，第一次被集中、反復地言說和呼喚。也是在這一富于反諷性的時刻：紀念哥倫布發現美洲500周年的時刻，拉美社會、拉美知識分子，顯露了他們事實上已有數百年歷史的立場與認同：盡管間或有著可謂“皎潔”的膚色，盡管或許有著可以追溯到古老歐洲貴族的血統，但他們所擁抱的，是“混血的拉丁美洲”，他們所認同的是印第安母親，他們接受的自我描述，是“強奸之子”。而伴隨著1994年恰帕斯老城中響起的槍聲，印第安原住民——這久久被言說、被呼喚的群體登臨了墨西哥、拉丁美洲、美洲和世界的舞臺之上。這無疑是薩帕塔運動即刻獲得了美洲和世界范圍內的熱烈而廣泛支持的內在原因之一。 然而，薩帕塔運動卻不止是美洲印第安人的反抗和崛起。恰帕斯薩帕塔人的起義，在世界范圍內所引起的巨大震動，同時在于，它不僅是走投無路者求生存的揭竿而起，而且有著極為深刻而廣闊的內涵于其中。恰帕斯——這一薩帕塔人起義之前寂寂無名的所在、墨西哥最貧窮的州之一，卻同時不僅是墨西哥、而且是今日世界的無價寶藏之所在。這不僅由于恰帕斯州擁有墨西哥最為豐富、潔凈的水資源，其地下沉睡著多種珍稀礦藏，預計有現今世界上儲量最為豐富的石油（盡管墨西哥政府始終對有關恰帕斯的石油問題三緘其口，似乎已無需多言，后冷戰的世界上，幾乎全部沖突背后資源、能源戰的真意）；更由于中美洲、墨西哥事實上是地球上連接了南北大陸板塊的最后的大陸橋，中美洲、尤其是恰帕斯因此而成為地球上最后的、也是最為豐富的生物多樣性的所在，可謂今日地球上最后的生物志。而今日世界最隱秘和最劇烈的霸權爭奪戰，正是在生物、基因的爭奪中展開。于是，赤貧的恰帕斯早已成了世界諸強勢集團和力量覬覦的目標。中美洲、恰帕斯極為豐富的生物種群早已為諸多稱生物學家、人類學家的歐美“專家”所“采集”或曰盜竊，美國市場上早有數十種古老的印第安草藥被注冊專利、壟斷生產，甚至數千年來，印第安人最為古老的飲料：玉米飲亦成了美國市場上的專利產品。如果說，當年的殖民掠奪曾將無數印第安原住民從平坦富庶的高原逐向深山密林，那么今日，他們勉強躋身的叢林深谷卻再次成為新殖民主義資源戰、生物戰的場域。而恰帕斯的經濟、戰略意義遠不僅如此。事實上，作為地理奇觀、也是自然慷慨的饋贈之一：特旺特佩克地峽——那崇山峻嶺間一道一馬平川的“大道”也穿越恰帕斯的重山叢林。200年來，這始終是北美世界所覬覦的、連接起美國東西部兩大工業區的、也是連接起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最為廉價而便捷的通道；隨著巴拿馬運河的運力不足，打通特旺特佩克地峽，同時將原住民最后的存身地開發為原材料產地、由廉價勞動力組成的若干大加工基地便成為美國更為緊迫的需求。這一被稱作“中美洲開發計劃”（又稱PPP，普埃布拉—巴拿馬計劃）正在新自由主義的墨西哥政府的配合下緊鑼密鼓的推進。這一計劃一旦投入實施，那么，除卻極少部分的原住民將被改造為“合格的現代勞動力”，絕大多數的瑪雅“遺民”將喪失他們最后的棲身之地。這正是《第一叢林宣言》中所說的“種族滅絕”的含義。因此，1994年元旦的薩帕塔人起義，成為一個震驚美洲與世界的時刻，它正是原住民求生存的抗爭，同時是對抗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的第一槍。
也正是這幅震驚了世界的畫面上，一個人物、準確地說是角色，陡然凸現在全球的視域之中。那便是副司令馬科斯。這不僅由于在身材瘦小的瑪雅原住民之中，那個高大的男人格外突出，也不僅由于在那一片蒙面人黝黑的膚色之間，這個白皮膚的指揮官極為醒目；而是在于，當墨西哥的國家機器還在震驚中不知所措之時，首先趕赴現場的，是墨西哥、北美、很快是全世界新聞記者和他們的照相機、攝像機的叢林；在多數無法流利地講西班牙語的瑪雅原住民起義者中間，馬科斯脫穎而出，成了無數照相機、攝像機的焦點。不僅他的西班牙語優雅且豐富、迷人，而且他嫻熟地操持著法語和英語——盡管相對于他的爐火純青的法語，他流利卻略帶西班牙口音的英語略顯遜色；他間或使用意大利語，而且諳熟多種瑪雅原住民不同族群的語言。不只他口若懸河的言說能力表現了極為良好的教育背景，而且他顯然統御全局、運籌帷幄。然而，令整個世界感到驚訝、甚至困惑的是，馬科斯卻稱自己是副司令，他惟一認可的身份，是薩帕塔運動的發言人（此后人們加上了另一頭銜：戰略家），他稱自己的功能角色是古老的瑪雅世界與外部世界間的傳譯。繼而，他稱自己為“聲音”（“通過我的聲音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員會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言說”）和“影子”——一個“溫柔狂怒的影子” 。盡管如此，他仍立刻被傳媒指認為瑪雅游擊隊領袖。如果說，類似指認多少帶有種族主義偏見：目不識丁的原住民不可能自己發動一場起義，更不可能把握這場戰爭的方向；但這也是出自拉丁美洲革命傳統：來自城市、受過高等教育、間或是白人的職業革命者，深入貧苦的原住民中間宣傳動員，并最終發動革命（我們將看到類似慣性推論對了，又大錯特錯）。于是，馬科斯被推上了前臺，成為閃光燈風暴的中心。
然而，這卻不是后現代世界司空見慣的“宿命”：所有行動與事實，最終只有一個歸宿，即變成媒體事件，變成旋生旋滅的圖片、影像和即時消費的有趣新聞。從12年的距離之外回望，對媒體主動占領和挪用，無疑是薩帕塔運動的重要而基本戰略之一：不是媒體介入，軋出、吮干所有事實的最后一滴新鮮的汁液，而是從一開始，便是這個自稱馬科斯的副司令，在挑選和有效地運用媒體，為我所用。起義的第一周，便令墨西哥國內外的記者大跌眼鏡的是，這位據稱已在恰帕斯東南群山的叢林深處生活了11年的游擊領袖，對國內外媒體了如指掌、指揮若定。他不僅為自己選擇了若干份重要的國際新聞媒體：諸如德國《明鏡》周刊（Der Spiegel）、西班牙政治時事周刊《變遷16》（Cambio 16）、美國的《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舊金山紀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拉丁美洲北美議會》雙月刊（NACLA）、著名時尚雜志《名利場》（Vanity Fair）；和墨西哥四家獨立于政府的新聞媒體《日報》、《金融報》、《進程》周刊、《時報》。馬科斯還與這些媒體間建立了直接而密切的合作關系。不止一位記者記述說，馬科斯不僅為薩帕塔運動選定了自己的宣傳媒介，甚至能指名道姓地接受或拒絕某位記者的訪問。官方背景的媒介被徹底拒之門外，為了不徹底地被放逐在這全國、甚至世界的頭條新聞之外，這些媒體被迫出重金向國外媒體購進有關薩帕塔運動的新聞圖片或影像。同樣不止一位記者寫道：馬科斯向記者承認，他是在美國軍校的教材上學會了游擊戰法，但他可沒說他從哪里學到了這套精妙的媒體戰術。
1994年元旦，在薩帕塔人的第一戰——事實上也是惟一一戰之后，其主戰場已然轉移到媒體之上。不僅是各種媒體以顯著的位置大量刊登薩帕塔運動的新聞、馬科斯的訪談，而且種種署名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或直接署名副司令馬科斯的公報、信件奔涌而至；與此同時，前所未有的，這支原住民游擊武裝迅速地將因特網開辟為他們的媒體戰場之一。種種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信息通過因特網傳遍了世界。法國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昔日切?格瓦拉玻利維亞游擊隊中惟一的歐洲戰士雷吉斯?德布雷稱：“因特網為國際斗爭插上了電子翅膀。”
正是馬科斯首先向記者申明了這場戰爭的象征寓意：讓世界聽到、看到這早已跌出了全球經濟版圖的角落，看到在遺忘和無聲中死滅的、這一曾創造人類最神奇、偉大的文明的古老族群。這是一場新的土地革命、同時是一場反全球化的戰爭，一場對抗遺忘的戰爭。令來自墨西哥各地、繼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記者大為震動而鼓舞的是，這并非又一場遲到的拉丁美洲游擊戰，這支宣戰的原住民游擊隊無疑抱有烏托邦式的社會目的與訴求，但他們的發言人——馬科斯所使用的是一種令人耳目一新的單純、非意識形態、詩化的語言。這份關于瑪雅原住民苦難與訴求的全新表述深深地觸動了眾多墨西哥人。 一如游擊戰、也是在墨西哥富有傳統的“跳蚤戰”，薩帕塔人在1994年的第一天震驚了世界之后，2日傍晚，游擊隊已開始由圣克利斯托瓦爾及其他城鎮撤往群山之間。與此同時，數千名美式裝備、經美軍綠色貝雷帽（特種兵）訓練的快速反應部隊已抵達恰帕斯。占領了奧考辛格鎮、未能及時撤退的游擊隊員被包圍在小鎮的市場之中。在如此懸殊的兵力與武器對比中，此后七天的相持酷烈而殘忍。許多手持木頭槍——武裝斗爭的象征性符號的戰士倒在血泊之中。一場血腥的屠殺已迫在眉睫。
然而，與政府軍同時、甚至更早，眾多通過媒體獲知瑪雅原住民起義、對抗死亡與遺忘的墨西哥平民——青年學生、NGO組織、社運人士，甚至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家庭主婦，從墨西哥各地趕往恰帕斯，自愿在政府軍與薩帕塔社區之間充當人盾，建起隔離帶。同時，在墨西哥各大城市爆發了浩大的示威游行，無數人走上街頭，聲援薩帕塔運動、要求政府停止屠殺。這無疑出自名傳遐邇的墨西哥市民社會的激進、反叛傳統，但它也無疑是馬科斯所創造的媒體戰場的首戰捷報。迫于社會各階層的強烈呼聲和反對聲浪，薩利納斯總統被迫于元月12日下令軍隊停火、并停止推進。2月，在起義的50余天后，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與政府代表團舉行了第一輪和平談判。一個和平的相持階段開始了。
偶像，馬科斯之謎
武裝起義后不久，這場武裝與和平的抗爭，便開始顯現了其始料不及的又一個后現代面向。隨著12日的停火，來自墨西哥全境及世界各地的新聞記者開始如雪崩般地涌入。盡管有著政府軍和薩帕塔運動民族解放軍的雙重哨卡和審查甄選，每天仍有3-5輛滿載著各國記者的旅游車開進拉坎頓叢林深處、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司令部所在地，焦慮而無奈地等待“朝覲”副司令馬科斯。與此同時，更多的來自世界各地、主要是歐洲和北美的抵抗運動人士及形形色色的社會活動家，也開始紛紛結伴涌向恰帕斯。1994-1995年之間，所謂“薩帕塔之旅”特指這樣的政治游客的恰帕斯之行。在社會的不同層面，馬科斯開始成了一個為人們所崇拜的另類偶像。未及2月，從圣克利斯托瓦爾直至墨西哥城，薩帕塔運動、尤其是馬科斯以及女司令拉莫娜帶起了一輪流行旋風：各種印有馬科斯蒙面肖像的T-恤衫、海報、明信片、滑雪帽、以及一些以馬科斯和拉莫娜為原型的手工制成的持槍蒙面的小偶人，成了年輕人和政治游客們的最愛。最荒誕的是一種名曰馬科斯牌的安全套，其廣告詞寫道：“對恐怖主義說不，用馬科斯牌安全套對抗愛滋。”商品一經投放市場，即告售罄。1994-1995年在美洲各國的搖滾音樂會上，頭戴滑雪帽、扮做薩帕塔人的青年劇目比比皆是 。
而在這第一輪馬科斯旋風之中，馬科斯深藏不露的真實身份成了熱點中的熱點。他不僅成了美洲人人爭說、街談巷議的焦點，每隔幾周，墨西哥及北美的主要傳媒便會掀起一輪Who is Marcos？的熱浪。美國《紐約時報》在1994年初的數月間發表了四篇有關薩帕塔運動的長篇報道，其中之一，便名之為《馬科斯之謎》 。從起義的第一天，馬科斯便并未諱言，所謂“馬科斯”只是一個從他犧牲的戰友那里繼承來的化名。但在那面具下面，馬科斯究竟何人？種種有趣的版本在逐日翻新。
最先出現的是官方版本：馬科斯是一個“外國的職業游擊隊員，一個不負責任的冒險家和危險的煽動者”。——不期然間，墨西哥政府采用了和當年古巴獨裁政權及此后玻利維亞軍方關于切?格瓦拉的描述。未幾，以其形象和語詞“攻占”了傳媒的馬科斯便以他清晰可辨的墨西哥城口音令這一版本不攻自破。
繼而出現的版本則是馬科斯是一位激進的耶穌會神父，其證據是馬科斯撰寫的公報與訪談中解放神學的清晰印痕。在此，我們姑且擱置解放神學作為拉丁美洲重要的批判和反抗資源的討論，擱置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歷史上不勝計數的直接從教堂的圣壇走上街頭、戰場的神父的長長的名單——盡管這與天主教會在拉丁美洲所扮演的、不無丑陋的角色形成有趣的落差；只是想說明，類似推測并非天方夜譚。但立刻，墨西哥教會出面否認了這一版本。
別一版本則是，馬科斯身為1968年震驚世界的墨西哥學運領袖。直至今日，我們仍不難在種種記述不寧的1968年的著作中看到那次學潮中由高高舉起的切?格瓦拉的旗幟所匯成的人海，讀到發生在特拉特洛爾科廣場（三文化廣場）上的血腥屠殺。但即刻有人指出：今日的薩帕塔運動領袖馬科斯年齡不超過38歲，這意味著1968年他只是個不足13歲的少年 。于是，便有人繼續猜測馬科斯是一個未能順利出版其作品的作家——因為他文字是如此的絕妙而精到；或者他是個雙性戀的嬉皮士——因為他在其公報的附言（馬科斯寫作的另一品牌標識：無窮盡的附言，“又及”、“又又及”，“又又又及”，“又及致又及” ）中不斷以戲謔、調侃的方式書寫自己的性向，一如他在較“嚴肅”的場合中的表述：左翼運動傳統中重大誤區之一，便是其隱形或公開的父權與男權主義；是一場以多數人的名義對種種少數人群體的壓抑、乃至迫害 。同時，已有許多論者指出，在男性沙文主義至上的墨西哥，即使戲稱自己為同性戀，也需要絕大的勇氣，遑論在馬科斯被指認為瑪雅原住民運動領袖的位置上。
在數不勝數的、關于馬科斯“真實身份”的版本中，最可愛而無稽的版本是，馬科斯來自玻利維亞，他正是當年曾為切?格瓦拉游擊隊帶路的農家少年。在德布雷的記述中，這少年曾要求留下來，但切給了他一些錢讓他離去：“你還小，該去讀書。”依照這一版本，那少年長大了，接受了充分的教育，從歷史的裂隙間躍出，成了Second Che 。
這其中最為荒誕而充滿膜拜意味的，則是馬科斯身為古老而神圣的瑪雅典籍《波波武經》中書寫過的瑪雅先知的現代身。作為“證據”的奇跡是，在1994年8月，在拉坎頓叢林深處、被命名為阿瓜斯卡連特斯的小村——薩帕塔運動的首府——召開的民族民主大會上，當馬科斯的演講吐出了最后一個詞，沒有任何先兆地，一場大暴雨瀉落。而在2001年的長征路上，在一個長達兩年滴雨未落的小鎮上，當馬科斯準備向上萬觀眾開口演講之時，一場豪雨兜頭而下。上萬人便一動不動地立在大雨中聽完了馬科斯的演講。一位接受了記者訪問的印第安老婦自豪地回答：“這人能顛倒我們的社會制度，為什么他不能命令老天爺？”
這一輪輪的狂熱猜測甚至成了猜字游戲：有人指出，“馬科斯（Marcos）”正是1994年元旦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所占領的七座城鎮的首字母縮寫（Margaritas, Altamirano, Rancho Nuevo, Comitan, Ocosingo, San Cristobal）；有人則認定他是起義軍另一秘密名稱的縮寫：薩繆爾?魯伊茲主教 武裝革命運動司令（Movimieto Armado Revolucionario Comandate Obispo Samuel） 。
拒絕加入這有趣卻淺薄游戲的論者，以譏刺口吻寫道：馬科斯是誰嗎？去問警察吧，他們一定知道。若是他們不知道，他們會去問中央情報局或聯邦調查局。美國人永遠比我們更清楚、甚至先于事件發生知曉墨西哥的一切 。她錯了：因為直到1995年初，政府也在為這個如日中天的角色馬科斯的真實身份而寢食難安；她對了，政府已經問過美國人。1994年2月政府代表團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第一輪對話期間，他們已經設法獲取了馬科斯的指紋，并在第一時間送往CIA。但結果是，美國人也沒有答案。這個撕碎了后冷戰的安詳、或曰打破“大失敗”后的陰霾的人物，竟然在CIA萬全的資料庫中如新生嬰兒。他，沒有任何“犯罪”紀錄；他，不屬于任何一個“圖謀不軌”的政黨、教派、反叛組織。這一事實，無疑為圍繞馬科斯身份的全民“游戲”推波助瀾。或許，這正是薩帕塔運動的又一個后現代面向：面對這所有版本，馬科斯從不去承認或否認。相反，他以自己特有的幽默感在參與并助推著這一游戲。薩帕塔起義后不久，馬科斯便創造、定型了自己的形象，那是一個后現代式的拼帖形象：與切?格瓦拉的雪茄相對應的永不離口的煙斗，深受墨西哥人愛戴與緬懷的墨西哥革命英雄薩帕塔式的、交叉在胸前的（槍榴彈）的子彈帶、背后的長槍、腰間的短槍，佐羅式的永不摘下的面具，阿拉法特（巴勒斯坦民族解放戰線）式的紅領巾，在滑雪帽上，他加帶了一頂所謂“毛式（中國人民解放軍式）戰斗帽”，帽沿上一字排開的三顆紅五星，卻戲仿著美軍的將軍標志。輔之以十足當下的耳邁、對講機；在他的左右手腕上各有一塊電子液晶表，他給出的闡釋是：一塊記錄著日常生活的時間，一塊記錄著戰爭時間，“當兩塊表上的時間重合之時，便是和平的降臨。” 無論人們對薩帕塔運動的態度如何，為人們一致認可的是，這幅拼貼而成的肖像具有十足的“上鏡頭性”，畫面上的馬科斯，英俊、瀟灑而神秘莫測，引發著無窮遐想。
但是，對馬科斯形象的崇拜與消費完全不同于切?格瓦拉。首先，盡管切在其生前已是國際政治舞臺上的超級明星；當他功成身退、離開古巴再次投入廣大的第三世界戰場的數年間，種種關于他下落的猜測傳聞使他成了一則傳奇——直到CIA與玻利維亞軍方的聯手謀殺釘死了這則傳奇，同時成就了一個不死的英雄。但是，切?格瓦拉成為全球偶像，并最終成為另類消費時尚，卻在切身后方始發生。可以說20世紀六七十年代，正是一個多重歷史契機發生碰撞的時刻：第三世界的崛起、在現代主義層面上，以歐洲為中心的反叛文化的爆發、大眾傳媒的勃興、圖像文化的入主，共同創造了那一時刻。因此，60年代全球性的“大拒絕”，間或可以視作切“天使般的形象”和美軍地毯式轟炸越南的電視新聞圖像的綜合效應 。馬克思、毛澤東、馬爾庫塞的名字才在那里匯聚，切的肖像和胡志明的稱謂才渾然天成。而馬科斯則幾乎是在登臨墨西哥社會舞臺的同時便成為某種媒體明星，不久開始具有了某種國際另類偶像的特征。而且他也的確擁有了一個類似“切（El Che）”的、傳遍了美洲的昵稱：“El Sup”（“副頭”）。但是，此間的不同，不僅是切?格瓦拉的生命是如此的輝煌、不可重復，不僅是其風華絕代的形象、其驚人的美是如此獨特，而且由于他們所處的國際政治與文化環境間有著如此大的落差。切的年代，正是熾烈的60年代。事實上，依照詹明信的斷代法，正是切帶領著他只有300余人的部隊擊潰了5萬美式裝備的政府軍、乘坐著紅色的吉普車于1959年元月駛入首都哈瓦那之時，開啟了漫長的60年代 。那是一個全球呼喚并實踐著激進變革的年代，一個“風云激蕩”的年代。此外，盡管切以他“不僅英俊而且美”的形象 參與了圖像與傳媒時代的起始，但就切的榜樣、切的思想和切所極大豐富了的拉丁美洲反叛與行動的“高尚的傳統” 而言，這些只是切不死的生命中的花絮與邊角。而馬科斯登場的年代，卻是相對于資本主義的全球另類實踐與反抗運動“崩盤”的年代；盡管如當代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美國學者伊曼紐爾?沃勒斯坦所言：“薩帕塔運動的重要性遠遠超出了恰帕斯或甚至墨西哥的狹小范圍。他們成為世界各地其他運動的榜樣。……1994年，薩帕塔運動的反叛是拒絕接受無助狀態的晴雨表，它開始了戰勝世界反體系運動失落情緒的過程。它也是一系列其他行動的導火索。” 而我更想用馬科斯本人的寓言：薩帕塔運動正像是那細小、微弱的雨滴，但她驚動、喚醒的是干涸、寂然的沙漠世界。但“她”始終相當微末，只能是“星羅棋布”的反叛與另類中的一個，盡管是旗幟性的一個。馬科斯本人相當清醒而坦然地寫道：如果說小雨點也可能創造出一片浩蕩的綠野，但沙漠或許終歸為沙漠，只有石頭將攜帶著不死的記憶。就文化生態而言，馬科斯登場的年代，是與強權聯手的大眾傳媒覆蓋一切的年代，一切被娛樂化，且“娛樂到死”。因此，切的形象始終攜帶圣潔的靈氛，在他身后的拉丁美洲，他被稱之為“塵世的耶穌”；90年代中期蘇格蘭長老會甚至選用切的形象作為新的基督圣像（當然，荊冠取代了貝雷帽）。而馬科斯則更像是佐羅式的大眾英雄（在1994-1995年之間，墨西哥傳媒頻頻將他稱為當代佐羅）——萬眾歡呼、憧憬，但畢竟具有某種娛樂性特征。
其次，或許更重要的是，切的偶像化完全不是任何人、包括切本人所能預料的結果，而切的后來人與追隨者、他的戰友、親人和友人始終如一地對抗著對切形象的種種時尚消費。馬科斯則不然。可以說，馬科斯這一大眾偶像的出現，正是那名曰馬科斯的人的“智慧的即興創作”之一，是他的全面大眾傳媒與社會關系游擊戰的有效策略。通過極為出色的表演（1995年，當好萊塢著名左翼導演奧利佛?斯通來到恰帕斯的叢林之中的時候，目擊了副司令馬科斯在第一屆“保衛人類對抗新自由主義國際聚會”上的“精彩演出”時，脫口贊道：“可真會演[What a showman]！”）、通過對名曰“馬科斯”的偶像的營造，在1994-1995年、在2001年，在起義后長達12年的歲月中不斷捕捉、把握了大眾傳媒的興趣點，從而通過這個角色，將公眾的注意力引向全球化的金融經濟版圖之外，引向印第安原住民的苦難、不屈與抵抗，令全球景觀的大屏幕略去的畫面得以曝光、顯影。或許需要贅言的是，切?格瓦拉無可取代和比擬的魅力在于，這是一個如此璀璨的個人，曾令20世紀綻放異彩的真實生命，一次全世界的目擊之下的“道成肉身”（姑且借此以為修辭）；1994年的馬科斯卻是一個角色，一次創造；用馬科斯本人的說法，便是一個“輝煌燦爛的神話”。更重要的是，“他”正是這場“符號學游擊戰”的重要符碼之一。馬科斯的“造型”準確地迎向注視的目光，“他”正是為了被看而設計完成的。雅克?拉康那頗有玄機的說法，在用于馬科斯的形象，便成了十分確切的陳述：“我是被看的，我是一幅圖像。”
事實上， 1994—1995年這場在墨西哥上演的波瀾壯闊的劇目之中，馬科斯不僅是主角，也是編劇和導演。劇目高潮迭起，張弛有度。他不斷地以精彩、狡黠的心理戰駕馭著大眾傳媒這只無頭怪獸。眾多的國內外記者寫道，當他們“榮幸地”獲準進入了薩帕塔人掌控的區域，接著而來的，便是無盡的漫長的等待，沒有許諾，沒有時刻表；大都是當他們的行程將盡之時，在某個夜半時刻，副司令馬科斯推門走進了記者們沉睡的棚屋；他甚至會隨意在一張床鋪上睡下，吸著他的煙斗，等待有人意識到這位午夜的不速之客的到來。接著便是通宵達旦的長談，馬科斯談笑風生、妙語連珠（其中一位美國記者在夢中聽到陣陣笑聲，卻繼續睡去——因為他無法想象一位游擊領袖會以如此調侃和游戲的方式講話 ），回答問題并不斷發問。最終訪到了副司令的記者大都被他的超凡魅力所折服，深感不負此行 。幾乎無一例外地，訪談的必然內容之一是馬科斯其人。而這位創造了El Sup的馬科斯，便會盡情地把玩、調侃著這個角色。他間或興之所至，信口雌黃，而且全然不掩飾這完全是“即興創作”。在一則題為：“有關副司令你們想知道卻不敢問的一切”（無疑在模仿齊澤克一部著作的題名）的附言中，馬科斯寫道：“終于，我們來到了（一道山谷/一處叢林/一片空地/一座酒吧/一個地鐵站/一家雜志社），……在那兒，我們看到了（副司令/違法亂紀分子[政府用語]/大鼻子滑雪帽[《日報》用語]/職業暴徒[政府用語]）。他的眼睛是（黑色的/咖啡色的/綠色的/藍色的/紅色的/蜜色的/麥色的/奶色的/琥珀色的）。他坐在（一張搖椅/一把轉椅/一處寶座之上）點上了他的煙斗……”。但更重要的是，他借助對馬科斯其人的勾勒，以似乎仍是游戲的方式，舉重若輕地張揚著他不合時宜的信仰與主張：“馬科斯”是底層人，是另類、少數，是“地球上的受苦人”。因此，他時而是住在舊金山大橋下的無家可歸者，時而在圣巴巴拉做出租車司機，時而是公車站上倒賣舊衣服的小販、時而是性商店中的商品演示員……。一次，他和《舊金山紀事》的記者玩笑，說自己曾在舊金山的一家餐館打工，因為身為同性戀者而遭到解雇。結果，墨西哥報刊以通欄標題刊登消息：《馬科斯供認他是同性戀者》，令那位《舊金山紀事》的記者百口莫辯。但馬科斯卻藉此在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公報中加上了他最著名的一則附言：“關于馬科斯是否是同性戀者”。他寫道：馬科斯是舊金山的同性戀者，南非的黑人，歐洲的亞洲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德國的猶太人，政黨中的女性主義者，后冷戰時代的共產黨人，波斯尼亞的和平主義者，20世紀末墨西哥的游擊隊員，夜晚10點地鐵上的單身女人……當然了，還是墨西哥東南的薩帕塔人。總之，馬科斯是所有那些遭排斥的、受迫害的、抵抗的、迸發出 “受夠了”的吶喊的少數群體。“所有少數群體開口說話之日，便是強勢群體陷入沉默與忍受之時”。 他刻意凸現所謂副司令只是一個為斗爭需要而創造的符號，一個反叛的印第安原住民的指稱。他說：他誕生于1994年1月1日，是一位瑪雅薩滿、智慧老人安東尼奧和他的妻子漢妮娜的兒子（而安東尼奧正是馬科斯寫作的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他在訪談中答道：“你問馬科斯是誰嗎？走到鏡子前去，你在其中看到的就是馬科斯。”——馬科斯就是你，就是你心中的不平和反叛。在起義的第一周，他告訴美國記者：馬科斯可以是一個空位。任何人都可以帶上面具，聲稱自己的馬科斯 。這一策略是如此成功，以至直到今日，你仍可以聽到對薩帕塔運動略有耳聞卻知之不詳的人們說起：馬科斯是許多人共用的化名，薩帕塔運動發言人的化名。
這也正是薩帕塔運動和副司令馬科斯所創造和啟用的一個全新的面向。無名與命名、傾聽與動員、個人與群體。馬科斯，也可以稱為“無名”，但他以這無名為瑪雅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文化、印第安歷史和苦難命名。他稱自己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副司令，而整個部隊卻擁有其他若干名司令；總司令的位置始終空缺。一如馬科斯告訴記者的，在薩帕塔運動中，擁有全面、絕對指揮權的，不是任何一個人，而是一個群體：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員會——由瑪雅各族群的長老和公共投票產生的族群領袖組成。薩帕塔運動是20世紀革命史上第一次，是否武裝起義的決議不是少數領袖人物做出的，甚至不是在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內部民主決議，而是整個薩帕塔社群：一個個族群、一個又一個村落，所有男人、女人和已經懂事的孩子，公決確定的。他們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驕傲地拒絕了圣克利斯托瓦爾大教堂談判中政府提出的全面招安式的和平建議。馬科斯承認（他也曾反復地敘述），他們最初來到恰帕斯山中的時候，自命為先知和動員者的角色。但他們始料不及的是，他們立刻遭到了原住民的拒絕。在黯然離去和如切那樣頑強地留下來，最終被出賣、被殺害之間，他們創造了第三種可能：留下，不是去言說——動員和說服，而是傾聽和學習。這不僅是字面義：學習諸多瑪雅不同部族的語言，而且是將自己投入、浸淫在瑪雅文化之中。但那并非權宜之計。這一角色的轉變，以迥異于現代世界的邏輯、思維改變了未來的薩帕塔運動的路徑和面貌，改變20世紀革命的經典模式：城市無產階級暴動、或農村包圍城市、或建立游擊中心；尤其是從內部動搖著、至少是反省了革命文化中的精英主義與極權主義傾向。一如馬科斯形象的悖論或曰辯證：他是獨一無二的偶像，公認具有超凡魅力的領袖，但他卻又只是一個符號，一種象征，一次富于原創、別出心裁的虛構。
而馬科斯寫作中最著名的兩個系列：安東尼奧老人系列、和小甲蟲杜里托系列凸現了薩帕塔運動及其文化的有趣特征。在安東尼奧老人系列，馬科斯是一位傾聽者，一個晚輩，一名學生，智慧的印第安老人不僅在為他答疑解惑，而且為他勾勒出一種陌生而美麗的烏托邦世界。所謂馬科斯，只是面對著一種古老、偉大的文明與智慧的躁動的青年。而更為迷人的則是馬科斯筆下的小甲蟲杜里托——一個薩帕塔運動運動政治上的敵人和對其嗤之以鼻的輕蔑者也由衷喜愛的形象，馬科斯寫作最為清晰可辨的后現代印痕之一。“他”——杜里托/小硬殼妄自尊大、童趣盎然、氣指頤使又自戀脆弱。最為有趣的是，在杜里托系列中，是小甲蟲杜里托自稱游俠騎士，不時發表著夸張造作、激情洶涌的演說，充當著頗為精妙的、對西班牙語世界最為的偉大的作品和角色：堂?吉訶德的戲仿版；而副司令馬科斯，則是他的“邋遢侍從”、“小廝”、實惠、庸常的桑丘?潘沙（在另一些時候，這組合則成了福爾摩斯和華生）。在西語世界、尤其是在西語拉丁美洲，大戰風車的堂?吉訶德從不只是荒唐笑柄，而且是一種極為內在的精神偶像，一種有自覺和自嘲于其中的理想主義象征。人們或許記得，當切?格瓦拉放棄了他在古巴二號領袖的地位、重上世界革命的戰場之時寫給母親的告別信：“我腳跟再一次碰到了羅西南特的肋骨；我挽著盾牌，重上征途。”那一時刻，他無疑在自比堂?吉訶德。一如英國作家格林所言，在那些并不認同社會主義理念的人們中，切?格瓦拉、古巴所象征的，正是“勇敢、騎士精神與冒險，這些概念在今日世界的超級權力之間漸次轉換為交易的考量；他向我們表達了某種希望：勝利并不永遠伴隨著大隊人馬而到來。” 然而，在馬科斯這里，“我”卻成了不斷遭到杜里托/堂?吉訶德叱罵的桑丘——卑微的侍從、低下的追隨者、“現實良知”的所在。盡管毫無疑問，馬科斯、薩帕塔運動續寫著拉丁美洲浪漫主義革命傳統的最新篇章，小甲蟲杜里托無疑是馬科斯一重自我的投影。面對著后冷戰、后革命年代的全球中心監視塔結構，面對華麗的廢墟與喧囂的荒原，馬科斯不斷地將自己的理念與實踐書寫為夢、狂想，書寫為瘋狂與譫妄，書寫為德國導演荷索的影片《陸上行舟》中菲茨卡拉多的叢林歌劇院。但在杜里托的故事中，他分身為二：既是堂?吉訶德，又是桑丘?潘沙。事實上，在馬科斯的公報與書信中，他不時分身為三：杜里托、“我”/El Sup和“我的另一個自我”——真是“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在趣味盎然、機智幽默間，讀者可以體認出一份巨大的孤獨。如果說那是一份個人的孤獨，那么它同時是面對大失敗之世界的戰士的孤獨，一份“荷戟獨彷徨”的落寞。然而，馬科斯正是在其公報與書信中將這份孤獨與落寞的情懷轉換為某種呼喚認同與支持的吁求。于是，在杜里托故事中，一個碩大的自我和一個渺小的自我，一份狂悖與一份謙卑，一份充裕的喜劇感和自覺的悲劇意識，便以機智、風趣的方式并存且面世。 1994、1995年之交，伴隨著墨西哥總統大選中政治斗爭、政治丑聞與謀殺、新自由主義經濟下瀕臨總崩潰的金融危機，薩帕塔運動和馬科斯進入了其政治聲望的又一個巔峰期，馬科斯對權力機器的威脅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在種種危機中當選的革命制度黨新一任總統塞迪略將揭露馬科斯的真實身份、“解決”薩帕塔運動威脅，當作了頭等大事。但是，有關情報機構仍然無法確認馬科斯為何許人。他們朝向曾“犯有前科”：介入過尼加拉瓜、薩爾瓦多、危地馬拉等中美洲游擊戰的、及參與墨西哥局部游擊戰/跳蚤戰的墨西哥人的“偵破”均告徒然。政府有關馬科斯的通緝描述，簡直更像是形象廣告：“20-30歲之間，淺膚色，綠色大眼睛[另一版本則是“金發碧眼”，政府通緝中這一的錯誤，成了此后馬科斯以自己眼睛的顏色開玩笑的起因]，講三種外語。”正當情形陷于膠著之中，一個戲劇性的轉折令薩帕塔運動和馬科斯的處境突然惡化。1995年2月8日，一個自稱曾化名為丹尼埃爾司令的、馬科斯的前戰友為政府提交長達11頁的情報，供出了馬科斯真實身份的權威版本：所謂馬科斯，名為拉法埃爾?塞巴斯蒂安?紀廉（Rafael Sebastian Guillen），1957年6月19日生于墨西哥海濱城市坦皮科，父親是一個成功的家具零售商，同時是“業余詩人”，母親為教師。拉法埃爾是這個多子女家庭中的幼子，畢業于墨西哥自治大學，曾以關于法國結構馬克思主義思想家路易?阿爾圖塞的批判性論文獲得哲學學位，后任教于以激進政治行動而著稱的大都會自治大學。這所建立于1973年的大學原本是1968年學潮之后政府為轉移墨西哥自治大學的激進政治力量，在巨大的墨西哥城的邊緣建立的一所大學。當紀廉任教于該校的理論分析系之時，曾以激進左翼立場、阿爾圖塞小組和符號學課程、學生的愛戴及堪稱精妙的稚拙派壁畫而著稱。1983年，紀廉作為墨西哥民族解放陣線的秘密成員，加入了諸多“12人旅”（大約是仿效古巴革命中進入馬埃斯特拉山的12名格拉瑪號的幸存者）之一，深入恰帕斯原住民社區。同年11月，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在拉坎頓叢林深處宣告成立。對于他昔日的同事與世人說來，他成了拉丁美洲眾多的自愿“失蹤”或被迫“人間蒸發”的人群中的一個。直到1994年，他以副司令馬科斯的名字震動世界。
對于已全面陷入困境的墨西哥政府而言，這份情報或曰供狀不諦[不啻]天降救星。2月9日晚，在墨西哥總檢察長辦公室臨時宣布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檢察長助理出示了一張從證件上復制的呆板照片，爾后極為戲劇性的將一張副司令馬科斯的幻燈片重合上去：舉座皆驚。檢察長助理一次次地將紀廉的證件照從馬科斯的幻燈片背后抽取出來，又一次次地將幻燈片疊加上去，以便記者們清楚地看到兩雙眼睛——馬科斯惟一裸露出來的相貌特征——高度一致。那動作極像手藝不甚嫻熟的魔術師在表演“大變活人”，也成為名符其實的“揭去面具” 。在公布了副司令馬科斯的真實身份之后，總檢察長宣布了對紀廉及其他23人的通緝令，同時宣布：政府將派遣數千士兵深入薩帕塔人控制的區域“協助執法，緝拿嫌犯。”至此，在長達一年之久的與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相持之后，政府軍上萬兵力全線開進薩帕塔人控制區域。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總司令部所在地瓜達盧佩臺培亞村，即阿瓜斯卡連特斯，當然首當其沖。軍用直升飛機幾乎降落在副司令馬科斯所住的棚屋的頂上，相差不足三米。而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司令部及副司令馬科斯就在進攻發起的2小時前方才撤出村外。政府軍沖進了馬科斯的小屋，毀掉屋內堆滿的書籍，像對所有的原住民薩帕塔人的家庭一樣，政府軍復仇、褻瀆式地粉碎了屋內的一切。與此同時，無數支只巡邏隊、配備了大量警犬的武裝警察部隊開始在整個地區大規模地搜捕馬科斯和薩帕塔運動領袖。曾為馬科斯拒之門外的官方背景的媒體（諸如維薩和阿茲泰克電視臺）此時奉命隨軍拍攝。但在鏡頭之外，拉丁美洲反抗歷史上“例行”的一幕上演了，到處是逮捕、拷打、強暴和毀滅。薩帕塔運動領導人的棚屋被涂上了白色的標志以資辨認。同情薩帕塔運動的記者指出：這一切極象圣巴托羅繆之夜或納粹大屠殺。如阿爾瑪?吉列爾莫普列托實事求是、但聽上去頗富反諷的說法是，“如果用拉丁美洲的標準來衡量，政府軍其實保持了高度克制。”而同時在墨西哥各地出現了比23人的通緝令的規模要大得多的搜捕行為：紀廉的前女友、坦皮科市紀廉兒時的鄰居、今日的反對黨領導人……都遭到逮捕。而恰帕斯的一個普通鞋匠也成了眾多被逮捕的嫌犯之一，當他滿臉傷痕地出現在法庭上的時候，他被控的罪名是“向薩帕塔人傳授制鞋技藝”。以此為開端，政府陸續派遣了6萬正規軍進入薩帕塔地區，開始了長達七年的 “低密度戰爭”。
如果我們將薩帕塔運動的12年視為一部壯觀的大型劇目的話，那么，政府惟一一次拿到好牌的機會，便是這次“揭秘”之舉。其意義不僅在于揭破神秘莫測、高來高去的馬科斯的真實身份，徹底粉碎馬科斯神話，抹去他超凡魅力的光環；更在于還他“本來面目”：這個令人耳目一新的后現代革命者，符號學游擊戰、或賽伯空間游擊戰的創造者，無外乎是一個“老舊”且“面目可憎”的馬克思主義左派，一個激進的、行動派大學教授。或者如CIA背景的美國“報人”丹尼爾?詹姆斯對切?格瓦拉的定位：一個花衣吹笛人：以曼妙的笛聲迷住眾人，將他們一步步引向死亡的峭崖 。然而，這張好牌的效應不足72小時。面對政府的揭秘，原住民革命委員會、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立刻予以否認，同時發出了一個此后數年將在墨西哥和世界許多地方回蕩的呼聲：“我們都是馬科斯！”
而通緝令發出的三天之后，從“墨西哥東南群山之中”發來政府進剿之后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第一份公報，當然也是被揭露了“真實身份”后的馬科斯的第一份公開信：《薩帕塔人提升了墨西哥原住民鮮血的價格》。在義正辭嚴地痛斥政府暴行之后，如馬科斯慣常的文風，出現了精靈古怪的附言：
“我聽說他們已經找到了另一個‘馬科斯’，據說他是坦皮科人。聽來不錯，一個美麗的港口城市。我記得我曾在[坦皮科州附近的]馬德羅城的一家妓院當保鏢……。‘又及’在如此惡劣的環境下仍不棄其自戀：那么……這個新的副司令馬科斯可否[是否]英俊？因為最近他們派給我幾個實在丑陋的家伙，害的我的女性筆友深感幻滅。‘又及’清點著時間和彈藥：我有300發子彈，所以會試著吸引299名士兵和警察來抓我。（傳說中我彈無虛發，想不想來證實一下？）既然有300發子彈，干嗎是299個兵？是了，最后一顆要留給知名不具的發信人。大結局就將這樣出現，一顆子彈成了這孤獨之心的惟一撫慰。又一次道別了。祝你健康，在她的心里可為我留有一小點位置？（署名）副司令，以骷髏賣弄風情的姿勢重整他的滑雪帽。” 馬科斯確實“重整了”他的“滑雪帽”。如果說，揭秘行動曾一度使某些時尚中人與另類青年熱情褪色的話，那么，這寫在重兵圍剿與軍警大搜捕中的、充滿馬科斯特有的機智、調侃與愛欲（或干脆稱之為色情兮兮）風格的言辭，片刻間重新點燃了人們對這另類偶像的赤誠。通緝令數天之后，墨西哥城和其他大城市爆發了數萬人參與的抗議示威。示威者抗議對馬科斯等人的通緝，要求立刻停止圍剿，停止對薩帕塔人的屠殺和迫害。數萬人在都市街頭高呼著：“我們都是馬科斯！”被稱作“薩帕塔人的約翰?里德” 的美國記者約翰?羅斯寫道：他遇到了一位顯然頗為高雅的中產階級知識女性，后者走在游行的隊列中，十分惶惑地自問、也是回答記者：“我從不參與這種事兒。可我今天這是怎么了？” 在國際社會上，艾柯——著名符號學家、中世紀史學家、《玫瑰之名》、《福柯擺》等全球暢銷書的作者，首先向薩帕塔人發表了聲援信，緊隨其后的，是美國著名學者、公共知識分子喬姆斯基和兩位諾貝爾和平獎得主：阿根廷的人權運動領袖阿道弗?佩雷斯?埃斯基維爾和危地馬拉維護原住民權力的斗士里戈韋塔?門琴?圖姆及全球各界知名人士。同時，在巴黎、巴塞羅那、柏林、斯德哥爾摩、圣地亞哥、馬德里及意大利全境，爆發了薩帕塔運動支持者的聲援示威。人們在墨西哥使館門前以各種語言高喊著“我們都是馬科斯！”
在圍剿開始的第一周之中，傳媒不斷驚報“已然抓獲馬科斯”的消息，其中一次，竟然是在同一天內、兩處同傳“抓獲馬科斯”的“捷報”。很快便證明，被抓獲的所謂“副司令馬科斯”，一個是經歷車禍至今仍神志不清的老神父，一位是外國的鳥類觀察家，另有一個是曾參與尼加拉瓜革命的、的確名為馬科斯之人。更有甚者，便是軍方報道了“擊斃馬科斯”的消息。對此的回應，便是馬科斯的公報和書信（時而達每天萬字之多）如雪片般地自叢林深處飛出。在“擊斃馬科斯”的消息傳出之后，馬科斯稱此后的每一天都是“賺來的”，再一次與死神面對面，令馬科斯的創造力呈現了眩目的迸發。這每日飛來的公報和信件逐日紀錄著“戰略轉移”（或稱“大逃亡”）中情境：與政府巡邏兵（“身著橄欖綠的死神”）近乎“零距離接觸”；沒有水、沒有糧食，試圖以尿解渴；拖著負傷的身體，攀上高山峭巖，穿越泥濘沼澤；“蓋著獵戶星座和軍用直升機的噪音”，在暴雨的叢林中度夜；最終進入“只有野獸、死神和游擊隊的原始叢林”——杜里托/那尊貴可愛的小甲蟲在那里正式登場，在叢林中經歷“逆進化”——從人到猿。也正是在這樣的生存狀態中，馬科斯持續地書寫著，以后現代式的拼帖、游戲的筆調書寫他的抗議、政治論文、呼喚著市民社會、探討著新自由主義的墨西哥及全球格局；以戲仿或近乎于色情的筆調撰寫記憶、寓言和故事；和世界知名作家、學者們通信討論著哲學、思想與斗爭。有論者提到，馬科斯1994-1995年之交的公報，猶如切?格瓦拉《玻利維亞日記》的遙遠而震撼的回聲 。
事實上，當政府軍全線推進之時，人們曾推斷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可能拼將一死。但這并非第一次、也非最后一次令人們始料不及：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未發一槍，全面撤退，在整個過程中，始終不曾與政府軍發生過任何軍事接觸。只有馬科斯以筆為劍。如果說，在敵我力量極端懸殊的情況下全線撤退、戰略轉移絕非游擊戰史的特例，那么，作為驚人之首例的事實是，大舉后撤的不僅是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而且是整個薩帕塔社區。人們扶老攜幼、背負著政府軍過后幸存一點糧食、“財物”，追隨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舉部遷往大山、叢林深處。支持薩帕塔運動的傳媒稱之為“出埃及記”。那是一個極為壯觀而慘烈的場景：在高速公路、山間小路上、在根本沒有路徑的叢林、山崖間，老人們拄著拐杖、孩子——年長些的背抱著年幼的，頭頂著包裹、懷抱著嬰兒、甚至是剛剛出生的嬰兒的婦女，行行縷縷、絡繹不絕地行走著，越來越緩慢、卻義無反顧。從政府軍發動進攻的2月10日，直到這一年酷熱的7月間，這遷徙方告一段落。等待他們的，是人類難于生存的叢林、饑餓和輕車熟路的死神。但薩帕塔社區的人們信守他們的公決：不投降，不妥協。
在國際輿論和市民社會的巨大壓力之下， 3月政府軍停止了朝向叢林腹地的推進，新的相持局面再度形成；但不斷加派軍隊的行動仍在進行，終于6萬政府軍以鐵壁合圍之勢緊緊地圍住了只擁有數千人象征武裝的薩帕塔人。繼而開始的，是曠日持久的“語詞的戰爭”。也就是在1995年，新自由主義經濟制度下的危機全面爆發，股市崩盤，迫于美國壓力而開始自由兌換的墨西哥比索在短暫的升值之后一落千丈，貶值達50%，原本數量驚人的外債此時變成了天文數字。失業與破產成了日常劇目。薩帕塔人及其支持者的洞見成了現實：墨西哥加入北美自由貿易區，步入第一世界行列的許諾，此時成了南柯一夢。在薩帕塔運動——這場符號學游擊戰之中，最為突出的符號，無疑是薩帕塔人的蒙面形象。面具——滑雪帽或紅帕子，便成了薩帕塔人的核心能指。對殖民統治500年間的瑪雅原住民說來，當他們用面具遮住了自己的容顏，他們才第一次成了美洲、乃至世界傳媒的焦點；他們才不再是一段古老而神秘歷史的遺民，現代社會愚昧而麻木的奴隸；而是一股不可小覷的社會政治力量，是向現代世界展現并闡釋何為尊嚴的人群。用馬科斯的表達，便是“我們是武裝起來方才獲得傾聽，遮住面孔方始獲得注視，隱匿了名姓方能獲得命名的人們”。那面具是一面鏡，映出你心中的反叛的呼喚：“在面具背后，我們就是你”。對每一個薩帕塔和薩帕塔運動的支持者說來，你蒙上自己的面容，你便成了薩帕塔運動的戰士；你摘下面具，便“恢復”為一介平民。來自墨西哥和世界各地的支持者正是以這樣的方式，匯入了薩帕塔運動的波濤和潛流；而薩帕塔人也正是在“出入”面具之際，以和平的方式直面著、規避著殺戮和暴力。于是，無疑是世界游擊戰史上的奇觀：當政府殺入薩帕塔地區，薩帕塔民族解放軍的戰士不是迅速撤離村莊，避走上山，而是摘下面具，下山返回村莊。當政府軍聲稱他們從未遭遇到任何薩帕塔人的時候，他們可能正與一位薩帕塔戰士交臂而過。而在漫長的相持之中，每次以人盾/血肉長城來和平阻止政府軍侵入之時，政府軍面對的，是蒙面人的海洋。這里，無所謂士兵與平民、軍隊與人民、薩帕塔社區與外來的支援者。
而面具無疑是馬科斯魅力的來源之一。這固然由于面具令馬科斯迷人而飄逸，墨西哥著名作家、記者、公共知識分子蒙斯瓦伊斯說，“不戴滑雪面罩的馬科斯將不會被接受、也不具有上鏡頭性，更不會成為一個活著的神話”。而不無敵意的譏刺者則寫道：這張蒙著面具的臉“使人直覺地感受到一位英雄，他是凌空出世的半神或一道永恒的閃電”，“在‘歷史的終結’和全球化的開端之際，‘馬科斯’猶如防火墻上一道突如其來的紅色火焰。” 面具成就了馬科斯的神秘與謎語——盡管Who is Marcos？的浪潮不再翻卷，仍沒有人能在持槍蒙面的馬科斯與哲學教授拉法埃爾?紀廉間劃上等號。但更重要的是，面具令馬科斯以迥異于其他拉美游擊領袖的形象，凸現出后冷戰喧囂畫面的世界圖景徑所遮掩了的畫面；令他得以融入“土地之色”的人們中間：不是代言人，而是翻譯者。
或許，由于“20世紀的所有記憶都是關于革命的記憶”，但每段記憶的終了處，卻是革命被背叛、遭出賣的的紀錄。因此，薩帕塔運動之初，便不斷有人預言著運動的失敗、至少是推測的其終了的形式。其中的內容之一，便是馬科斯何時、如何摘下面具？對此，馬科斯的回答是：當墨西哥摘下面具之日，便是馬科斯除去面具之時。而“面具摘下之時，‘馬科斯’便不復存在。”因為“馬科斯”原本是這出劇目中的一個角色。
如果說，馬科斯成功地以面具挪用了大眾英雄佐羅的形象，從而消融了全球甚囂塵上的、對革命、革命者的敵意和缺席判決；那么，鮮為墨西哥之外的世界和人們所知的是，面具不僅是墨西哥人深愛的、大眾文化獨有的形態，而且有著歷史和現實斗爭的傳統。在墨西哥，不僅有著黑斗篷的蒙面俠士佐羅，有著面具戲劇的傳統，面具也是鬼節的重要內容之一，同時，在為墨西哥所深愛的自由式摔跤中，面具則是摔跤手必須的裝備和道具。因此而誕生了一種墨西哥特有的大眾文化偶像：蒙面摔跤手＋電影明星。名傳遐邇的有：桑托（意為圣者，亮銀面具）、“蘭魔鬼”（海蘭色面具）、“千面人”（彩色面具），他們都是著名的摔跤手，同時深受觀眾愛戴的、分別主演過50部以上通俗系列電影的明星。無論在摔跤場上，還是在影片中，他們都不曾摘下面具，面具是他們定型化形象的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一如佐羅，他們大都出演著懲惡揚善的喜劇英雄，在其影片的大團圓結局中第N次地戰勝形形色色的邪惡、魔鬼，拯救美人、人民、墨西哥和世界。在墨西哥的蒙面英雄系列中，最富戲劇性的，卻是當代墨西哥政治舞臺上的一個極為活躍的人物：“超級鄰居”。1985年，一場里氏8.1級的毀滅性地震襲擊了超級大都市墨西哥城，800幢建筑坍塌，一萬余人喪生，五萬余人受傷，25萬人無家可歸。在震后重建的過程，一個自稱“超級鄰居”的蒙面人出現在墨西哥城。他身穿佐羅式的斗篷，頭戴紅黃兩色的摔跤手面具，組織貧民窟社區的民眾自救，為浩劫后的無家可歸者代言，出面抗議政府救災政策的不公。并自此成了墨西哥城深孚眾望的民間政治家，活躍在眾多的社會場域之中。盡管相當有趣的是，1994年8月，薩帕塔人在拉坎頓叢林中召開民族民主大會之時，“超級鄰居”也出席了大會，并且在會上將作為他身份標志的紅黃兩色的摔跤面具作為禮物贈送給馬科斯。一如墨裔美國學者伊蘭?斯塔文斯所言：“早在前哥倫比亞時期，墨西哥人便迷戀面具。一道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墻，它如同一張盾牌和一處隱蔽所。在墨西哥，面具無所不在”。“在那些大眾文化英雄、所有那些窮苦人的辯護人中，蒙面的戰士以其無言的面孔呈現著無數面孔。”
然而，我在這里所要強調的是，從時光的這一端回望過去，我們間或“自然”地將副司令馬科斯、面具、蒙面軍邏輯地聯系在一起，似乎這一切出自一次預先完成的天才設計。但回溯光陰的彼端并再度順流而下，我們會發現，包括面具在內，薩帕塔運動、作為其戰略家的馬科斯最為突出的特征，便是不斷因勢利導、見招拆招；或者，我更愿意顛倒馬科斯對新自由主義政府的尖銳批判“愚蠢的即興創作”，將薩帕塔人的戰略稱為“智慧的即興創作”。這無疑是無選之選，是薩帕塔運動充滿原創性的緣由；它因此成了千年之交，全球反抗力量的靈感來源，成了反全球化運動的“晴雨表和導火索”。盡管無疑有著極為豐富的拉丁美洲革命傳統，但經歷了20世紀末的“大失敗”，大部分的模式清晰顯露了其缺憾、匱乏與弊端，幾世紀累積的、革命的思想與實踐資源都遭到了自我玷污或勝利者的妖魔化。反叛者重新開始的地方并非一無所有的荒原，而是一片狼籍的廢墟。而且這不可能是單純的力的角逐——因為強弱對比是如此分明，冷戰的終結，只是令強者更強，弱者愈弱。所以它必然是、也只能是智慧的較量。 馬科斯在許多場合多次坦誠地告知，1994年元旦薩帕塔運動起義之時，不論是作為領導人還是參與者都非常清楚，這次行動全無勝算可言。那不是在對客觀情勢、力量對比做出了理性的、有利的考量之后的決定，而是在宣戰、呼喊、在社會的目擊下戰死，和在遺忘、沉默中死去之間的選擇。事實上，那一年，整個薩帕塔社區放棄了播種，整個組織：原住民秘密革命委員會、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司令部都準備了一、二梯隊。在除夕之夜奔赴圣克利斯托瓦爾的隊伍不是去開啟一次戰斗、征服、勝利之旅，而是自覺踏上了不歸之路。死亡，但首先被看到、被傾聽。因為已別無選擇，只有武裝起義，才能讓整個遭受到文明滅絕的印第安原住民的苦境闖入主流社會的視野。但馬科斯拒絕將其“翻譯”為“自殺行動”。“我們想活下去，但我們深知我們得做點什么讓其他人能活著。為了讓其他人能活下去，這是必冒的風險。也許我們會死在奮斗的過程之中，那是可能性極大的。但是，我們不是要執行一次自殺任務。我們準備去死，但我們不想死。” 似乎人類自然生命邏輯：“向死而生”的反轉：這是向生而死。或許這便是所謂拉丁美洲浪漫主義革命傳統的一部：人們自覺到自己的生命接續在一長串死者之后，一長串為了正義和自由而死的先驅；而正是那些死者輝耀我們的生命。而在拉丁美洲的原住民文化中，生與死原本是生命的不同狀態。以馬科斯別具一格的說法，便是：“這多少像將我們的血投入股市，指望能增值。”起義的第一周中，馬科斯曾回答美國記者說：如果說生死一線間，那么，自起義的那個黎明起，他便踏在那條線上。每一天、每一刻都可能是生命的終了。這令馬科斯的生命力如燦爛的噴泉般地奔涌。
起義的第一天，并非所有人都帶著面具。面具，顯然并非有意為之的薩帕塔人的標志。大部分戰士帶著滑雪帽，那間或是為了盡可能不在第一時刻被指認，成為準確消滅的目標；也可能僅僅是為了對抗一月份恰帕斯的寒冷。當記者們就滑雪帽提問時，馬科斯給出的，或是調侃式的回答：“因為我們個個都是美男子，一旦我們摘下面具，墨西哥的男人們將無地自容。” 或是嚴肅的“說詞”：指揮官頭戴滑雪帽，是為了削弱其特權特征。在諸多的有關薩帕塔運動的報道和專論之中，我注意到了一個有趣的細節。起義的最初幾周中，一次當馬科斯為眾多記者所包圍時，其中一位高聲喊道：“摘下面具來！只有罪犯才遮住他們的臉！”對此的回應是，馬科斯伸手準備摘去滑雪帽。但與此同時，周圍的記者和人群一片吶喊：“不……！”面具留在了那里 。而馬科斯因此而創造了關于面具、關于無面之人、關于遮住面孔方獲得注視、關于面具是一面鏡等諸多薩帕塔運動最重要的修辭，由此打開了一處巨大的社會參與與實踐的空間。
當伊蘭?斯塔文斯指出，面具是“一道自我與世界之間的墻，它如同一張盾牌和一處掩體”之時，他僅僅說出面具之于薩帕塔運動的一半意義。凡墻必有門。當面具成了自我與世界間的一道墻，成了薩帕塔人與外部世界的一道墻之時，它同時是一扇門；憑借這扇門，蒙面的浪漫游俠騎士馬科斯從一個拉丁美洲司空見慣的有機知識分子的自我中脫穎而出；經由這扇門，整個墨西哥社會得以進入并介入薩帕塔運動。同樣，它是盾牌和掩體，也是長矛和聚光燈；它遮掩了面具背后的“真身”，同時照亮了反叛者的形象，并迫使人們去正視。
墻與門，入與出，正是薩帕塔人“智慧的即興創作”的重心之一。事實上，起義伊始，已出現了薩帕塔人不曾預料的局面：既非全線撲來的政府軍將區區數千起義者撕成碎片，亦非——馬科斯所謂萬分之一的可能——墨西哥各地揭竿而起響應起義；相反，與政府軍同時，甚至更早，如潮水般涌來的是數萬名志愿者、新聞記者與NGO組織。換言之，接踵登場的，是墨西哥的市民社會。然而，這顯然并非薩帕塔運動預期借重的政治力量。似乎毋庸贅言，相對于國家而存在的市民社會，原本是現代社會權力結構的組成部分。而對馬科斯說來，濃重而富麗的后現代色彩，仍難于完全掩住其歷史唯物主義基底，他原本不可能將市民社會納入其政治規劃與考量；況且在任何情況下，市民社會始終是難于駕馭的無形力量。顯然，瑪雅原住民的起義、薩帕塔人迫使人們去正視的、原住民的苦難和滅絕，呼喚出了市民社會良知的力量。因為瑪雅原住民、乃至整個美洲原住民并非是想當然的市民社會的內在組成部分。這在500年間被殺戮、被掠奪、被奴役的人們，昔日美洲大陸的主人，是現代美洲“種姓制度”中的化外之民，他們根本不具有所謂市民/公民的資格與身份。因此，在薩帕塔運動12年的歷史中，出演著舉足輕重之角色的市民社會，事實上是馬科斯智慧的即興創作的重要空間與對象。如果說，市民社會在不期然間加入了薩帕塔人的斗爭，那么此后則是馬科斯在主動呼喚與形構著“她”的存在形式。薩帕塔人以倔強但吁請的姿態面對著墨西哥市民社會：“墨西哥，不要再沒有我們”，“我們知道，我們并不孤獨。我們知道，我們不會被出賣。”1995年2月薩帕塔人在政府軍面前不發一槍、大步后撤的同時，著名的女指揮官安娜-瑪麗婭向傳媒送出了一卷錄相帶。錄相帶上，被傳媒昵稱為“小個兒中最小”的、身患癌癥的女司令拉莫娜面對著鏡頭：“請不要拋棄我們……” 在其公開信中，馬科斯將市民社會戲稱為“夫人”，這固然是因為市民社會在西語中是陰性名詞，但這同時是馬科斯多少帶有性別定見嫌疑地將其戲擬為一位深受愛戴、卻喜怒無常、難于捉摸的婦人。
1994年6月，當薩帕塔社區公決否定了政府全面收買式的和平提議之后，薩帕塔人發表了《第二叢林宣言》：“今日我們宣稱：不！我們決不投降！”在這份宣言中，薩帕塔人倡議墨西哥社會各界召開全國性的民族民主大會，共同商議墨西哥社會的問題和未來。薩帕塔人主動提出作為東道主，邀請大家前來拉坎頓叢林。因此，出現了又一次智慧的即興創作，一個游擊戰史、社會運動史、或許也是建筑史上的奇觀：在熱帶叢林深處，短短的28天之內，由瑪雅原住民設計、施工建成了一座可接待、容納8,000名與會者的巨型會場和建筑群。這會場被命名為阿瓜斯卡連特斯——墨西哥革命中農民領袖薩帕塔召開第一次立憲會議的地點。8月，近6,000名來自全國各地的人們深入叢林，出席了這次奇特的大會。（1995年2月，數千名政府軍占領了阿瓜斯卡連特斯/瓜達盧佩臺培亞村，用了近一個月的時間，將這巨大的“叢林歌劇院”夷為平地，將其變成了軍事要塞。作為回應，薩帕塔人在群山深處建立了另外五座阿瓜斯卡連特斯，均舉行過大型國內、國際會議）。市民社會再次被呼喚和賦予了具體而有力的形象，而政府軍的封鎖線事實上被沖破。這是入，也是出。 也是在阿瓜斯卡連特斯，馬科斯第一次引出了海螺——這一在瑪雅文化中充滿了象征與哲思的意像和薩帕塔運動的重要理念和修辭。那是一個蜷曲進去或舒展開來的形象；那是一環環帶領你進入，又引導你走出的螺紋；那是朝向內心的探究，也是面向外界的凝視；那是大海濤聲的貯藏所，也是傳播號角的揚聲器。入，也是出。
繼而，1995年8月，在數萬政府軍的鐵壁合圍之間，薩帕塔人通過互聯網，就薩帕塔運動的政治前景展開馬科斯戲稱為“星際的”、世界范圍內的“民意調查”，超過100萬人參與了投票，絕大多數人擁護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轉化為墨西哥的政治力量。
在薩帕塔民族解放軍和政府談判代表的一輪又一輪、曠日持久的談判之間，1996年初，薩帕塔人又一次敞開大門向全世界發出了邀請，邀請所有反對新自由主義、渴望一個不同世界的人們前來薩帕塔人新的首府：拉坎頓叢林中的“真實村”。于是，1996年的春夏，偏遠、蠻荒、遍布泥濘、彌散著濃霧的真實村，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際中心和另類的嘉年華會。約翰?羅斯以調侃的口吻寫道： “1996年春，群星降落恰帕斯” 。先是好萊塢名星與歐洲名流的“分列式”：以著名電影導演奧利佛?斯通及其攝影組為先導，——他剛好在奧斯卡之夜進入叢林，那一天，他的巨片《尼克松》正以四項提名角逐奧斯卡；接著是電影明星埃德華?詹姆斯?奧爾摩斯。此后是法國著名學者雷吉斯?德布雷，緊隨其后的是國際著名人道主義活動家、法國前總統密特朗的夫人達妮埃爾?密特朗。提供“背景音樂”的是拉美數個旁克樂隊。美國記者不無醋意地寫道：因為馬科斯的法語更加出色，所以法國貴賓備受青睞。如果說，馬科斯與德布雷的在林間、樹下的長時間懇談，令全世界憶起了切?格瓦拉和他在玻利維亞的游擊營地；那么他一度與達妮埃爾?密特朗的“親密接觸”，則使得傳媒繼馬科斯的情人究竟是安娜-瑪麗婭少校還是拉莫娜司令的窺秘渴望之后，再度迸發臆測緋聞（而密特朗夫人本人則告知《進程》周刊的記者：“我們共處的時光是如此美麗，如此親密，如此意味深長” ）。事實上，密特朗夫人的到來，不僅為薩帕塔人帶來了必需的（當然遠非充足的）食物和藥品，而且她接受了馬科斯的“任務”，護送塔丘司令通過封鎖線，前往出席談判。更重要的是，國際群星蒞臨、并成為墨西哥傳媒的頭題新聞，為薩帕塔人提供了新的象征性“人盾”，政府軍計劃中的軍事行動被迫延緩。
這一年的七月，在拉坎頓叢林深處召開的“第一屆保衛人類對抗新自由主義國際聚會”，令真實村如同燦爛且密集的星空。6,000余名來自42個國家的客人中，有重量級人物、薩帕塔運動著名的支持者、拉美最重要的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享有全球盛譽的阿根廷“五月廣場母親”們，當代法國極富創見的社會學家阿蘭?圖海納、俄國電影制作人鮑威爾?盧岡、突尼斯著名女性主義社會活動家、律師、作家吉茜莉?奧里米，等等、等等。那是極為奇特、甚至令人匪夷所思的組合，來賓中有各國知名學者、藝術家、各地綠色和平或反核組織、歐洲社會主義團體、無政府主義機構、諸如同性戀等少數群體、大量紀錄片制作者、無數搖滾、旁克、嘻哈樂隊、巴西工黨、無地農民運動、拉丁美洲各國前著名游擊領袖、甚至有一個正式古巴代表團。在這里，你可以看到各國各式的服裝服飾、聽到全世界的各種語言。一次建造巴別塔的會聚。入夜，又是約翰?羅斯寫道：那為燭光所照亮的小學校的晚餐桌，酷似17世紀畫家喬治?德?拉?圖爾筆下那明暗對比強烈、盈溢著神秘氛圍的圣像畫 。先于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1999年）、世界社會論壇（2001年），薩帕塔人率先展示了一次全新的聯合：“擁有共同的拒絕、不同的追求（One no, many yeses）”的會聚。類似卻不同于世界社會論壇的口號：“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馬科斯和薩帕塔人的主張是：一個不同的世界，包容所有世界于其中的世界[add the English phrase]。
經歷了18月的艱難談判之后，薩帕塔人與政府談判代表締結了《圣安德列斯協議》，承認原住民自治和保有自己文化的權利。但政府卻繼而宣布否決這一協議。
1996年底，薩帕塔人無視政府禁令，以深受墨西哥民眾愛戴、病勢沉疴的瑪雅原住民女司令拉莫娜為代表，出席在墨西哥城舉行的全國原住民代表大會。當載有拉莫娜司令的、民間組織的飛機降落在墨西哥城機場上的時候，以墨西哥自治大學學生為主體的數千人等在那里迎接她，人們高喊著：“我們都是拉莫娜！”拉莫娜強撐病體，在大會做了公開演講。一入一出，政府軍對薩帕塔的政治、軍事與文化封鎖已支離破碎。
事實上，邀請各界人士匯聚叢林、和平出訪、舉行大型“民意調查”，是薩帕塔運動的重要斗爭策略。在1995年之后，薩帕塔人多次在叢林中、不同的阿瓜斯卡連特斯舉行了數度幾千人出席的大型國內、國際會聚，1997年，他們派出各部族代表1,111人乘車前往墨西哥城，1999年舉行的民調，參與投票的人數多達300萬人。而1997年底當蒙面民團野蠻殺害了47名薩帕塔社區的婦女兒童、1998年政府軍試圖入侵薩帕塔社區之時，市民社會支持的浪潮一次次達到了新的高點。 事實上，在薩帕塔運動12年的歷史當中，只有1994年最初12天的交戰紀錄。如果使用羅斯的修辭，將1994年—1995年稱作“言說之槍”的時期，那么，幾乎從開篇伊始，薩帕塔運動便同時是“武裝的語詞”的年代。或者用馬科斯的說法，是“我們的語詞是我們的武器。” 可以說，薩帕塔運動的12年，是武裝斗爭的12年，是另類政治實踐的12年，同時是語詞戰爭的12年。這正是將薩帕塔運動稱為“后現代革命”、“符號學游擊戰”、“賽伯空間游擊戰”的含義所在。這也是薩帕塔運動的外在“悖論”之一：一場以持槍蒙面為其特征的武裝起義，卻以文字語詞為其主要且基本的武器；拉美游擊戰史最新的一頁，甚或像來自逝去年代的一闋回聲，卻十足的“當下”，充滿了后現代文化（甚或后現代文化游戲）的印痕。顯然，這正是薩帕塔人與馬科斯的諸多“越界”之一，他們以其原創的政治實踐，改寫了包括后現代主義在內的當代文化邏輯。如果說，這是一場符號學戰爭、一場后現代革命，這里涌流著五彩拼帖、幾近譫妄的文字、語流，那么，這里發生著的，不是彌散或曰“內爆”，而是始終以其所指物——武裝的原住民及其歷史與現實的苦難——的在場為其充分必要的前提。如果說，馬科斯不斷以精妙的后現代文體于嬉笑怒罵中解構著種種現代社會的神話，那么，這解構的力度卻來自于任何語言游戲都無從解構的現實、苦難、鮮血與生命。不錯，馬科斯的形象和作為，令今日世界舞臺上的諸多政治角色失色，間或令全球波普藝術或行為藝術表演汗顏，那么，這形象與表演，卻始終服務于逆轉世界潮流的政治嘗試與實踐。如果用美國記者的說法，將薩帕塔運動——這場以語詞為主要的武器的戰爭，視作馬科斯“一個人的戰爭” ，那么，馬科斯之所以能支撐這場“一個人的戰爭”，并不斷擊中全世界的“眼球”，卻無疑因為凸顯了他的底景是拉丁美洲鮮血浸潤的大地，是他身前無數印第安原住民500年來的抵抗。
可以說，這場語詞的戰爭，幾乎在起義的槍聲打響之后，便已然開始。1994年，馬科斯在戰爭、相持與談判期間發表的大量公報，有理有力地逐一駁斥著政府傳媒機器兜頭潑下的種種污水、污名。而自1994-1995年之交始，馬科斯的眾多公報和信件，便進一步成為墨西哥、也是今日世界奇特而獨到的文字、書寫形式。這正是薩帕塔運動的又一悖論所在：馬科斯的匿名與具名形式。馬科斯是無名的，那“名姓”只是一個前赴者的化名，一個或可替代的角色，一個發言人的位置；馬科斯又是獨一無二的：在他的寫作中，在他的文字里，他的風格和語調是如此的別致、原創而無可替代。一如墨西哥著名的女作家、新聞記者和教授埃萊娜?波尼亞托夫斯卡所言：馬科斯的抨擊者說，切?格瓦拉始終以真面目示人，但我們說，馬科斯在他的公報中面世。在其公報中他裸露出的遠多于我們直視他的面目。 而伊蘭?斯塔文斯則指出：“不錯，副司令擁有一支步槍，但他很少用到。他以傳真和電子郵件開火，投擲公報形式的集束炸彈，他的筆下迸發出文字的洪流……顛覆了漢娜?阿倫特所謂的‘在專制政體下，知難行易’的論斷。” 人們似乎必須用一連串彼此矛盾的形容詞來嘗試界說馬科斯的語言風格。諸如美國哈佛大學的歷史系教授J.沃馬克便曾寫道：“馬科斯的公報和訪談是如此的戲謔、尖刻、詩意、專斷、滑稽、自戀、辛辣、狡黠、吊書袋、福柯式、魔幻現實主義，有著現代話語與協商語氣的完美的個人風格，但這話語與協商不是朝向政府或其他運動，而是通過現代媒體朝向現代公眾；其信息不是戰爭、或和平、或和解，而是無休止的、充滿誘惑力的論爭。” 而拒絕薩帕塔運動的何塞?考利納寫道：馬科斯的文章“是預言性的、玩笑式的、悲涼的、控訴的、政論性的、抒情詩般的、有時還會是粗俗的：那種獨白，來自從恰帕斯印第安人口耳相傳的故事或詩歌到最莊嚴抒情的長篇激烈演說、優美的詩歌或魔幻現實主義的敘事文學；通過某種雜糅著對福柯和阿爾圖塞的下意識引用的馬克思主義而抵達了德里達，再穿過第三世界復興的意識形態、現代主義者的本土主義、重現了半葛蘭西民間社會” 。
馬科斯的公報和書信常常是不同文體、不同風格語調、甚至不同人稱敘述間的跳躍。以他那無窮無盡的附言、在大刀闊斧、言辭犀利的政論間是詩意的小故事，在詼諧、滑稽的（通常是薩帕塔人的孩子們的）場景中，穿插著安東尼奧老人那沉郁的敘述與瑪雅的哲理，在《玻利維亞日記》式的現實書寫中閃現著小甲蟲杜里托的稚氣可掬的身影，在政治經濟批判中是詩行和關于“海”的深情的文字，在杜里托和“我”/副司令之間，在“我”和“我的另一個自我”的“對話”間，流轉著纏綿又不無滑稽感的自戀、犀利的自嘲。就像我已然提到過的，馬科斯的寫作，尤其是杜里托的故事中充滿了后現代的戲仿，而且貫穿著極為豐富的互文關系。事實上，在1995年初，那些最艱難的日子里，馬科斯的薩帕塔公報中充滿后現代式繽紛拼帖：他以英文引證莎士比亞，以法文引證波德萊爾、加繆，以原住民語言引證民間的歌吟，在他的書寫中，間或出現印度哲人或《孫子兵法》。當然，在他的文字間不斷涌現拉美詩人聶魯達、本尼德蒂和不勝枚舉的西班牙語詩人的詩作，同時充滿了大眾文化文本的旁征博引：墨西哥本土的諸多流行劇集——大眾明星、系列電影或電視劇、好萊塢電影與流行歌(諸多論者提到馬科斯無疑是個“電影迷”，而且薩帕塔社區也充滿了有趣的電影文化：發電車巡回到不同的村落為孩子們放映卡通，為成人放映從歐洲藝術電影到本土流行影片的錄相帶)。
此間，一個頗為有趣的細節是，幾乎始自薩帕塔人起義之初，馬科斯便為墨西哥傳媒賦予了某種愛欲偶像的色彩，這間或是面具不期然的效應之一。而馬科斯似乎也頗有興味地挪用了這一效應。一反左翼運動的清教與禁欲主義的“慣例”，馬科斯的文字中不時閃現著不無色情意味的語調與愛欲修辭。這無疑成了 “恰帕斯的詩意反叛”、“第一場后現代革命”的奇觀之一。在薩帕塔運動最初的歲月之中，尤其是1994年，雪片般地從墨西哥全境、世界各地飛往恰帕斯的來信之中，充滿了各階層、各年齡段的女性寫來的情書（1994年圣克利斯托瓦爾大教堂的談判結束時，馬科斯拖走的各地來信裝滿了整整五麻袋），而墨西哥《日報》也逐日選登著類似情書。《名利場》的記者巴貝赫以一種仰慕的口吻稱他為“那獨一無二的造物”，《日報》記者埃娃?伯登斯塔德則自問：“為什么這人總是能喚起如此荒謬的性感？”一個墨西哥著名的上流社會的女性則寫道：“愿與副司令一起消失在叢林里”。而馬科斯將這類無傷大雅的文字“調情”當作了他的修辭策略與形象策略的組成部分，這無疑為他賦予了極為另類的革命偶像色彩。《紐約時報》的文章以善意調侃的口吻寫道：“令滑雪帽和煙斗如此性感，馬科斯當屬歷史紀錄中的第一人”。類似游戲直到2001年方告一段落。在這一年的情人節，馬科斯鄭重地頒布了一條“壞消息”：他要人們不要再給他寫情書，因為他已成婚，有著一個兩歲的女兒，他深愛著自己的妻子，她的名字是“海”。此時，人們才恍然憶起多年來貫穿在馬科斯寫作中的“海”（盡管馬科斯始終以“她”來稱呼“海”，但海/la mar在西語中原本是陰性名詞），原來并非某種文學修辭，也不是一個文字形象，而是實有其人。 當年，關于切?格瓦拉，法國哲人保羅?薩特曾寫道：“我認為他不僅是一個知識分子，而且是我們時代的完人”。不錯，切無疑是拉丁美洲革命先賢祠中的又一位詩人革命家，他短暫而輝煌的一生為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和詩行；然而，相對于“知識分子”，切首先是一個戰士、一位旅人、一名行動者。而在過去的十年間，馬科斯無疑是拉美最重要的革命者，但他同時、也許更為突出地，是拉美最引人注目的作家之一。德布德則干脆稱馬科斯是當代拉丁美洲最優秀的作家之一。如果說，在馬科斯的寫作中，一以貫之的，是拒絕對立項選擇，那么他同時以他的生命，抹去了知/行、筆/劍、知識分子/行動者等等為當代世界的諸多規訓和困境所強化的角色對立。以劍為筆，同時以筆為劍。因此，千年之交，薩帕塔運動成為左翼運動圈的關注焦點，同時成為國際文化界的重要事件之一。一次區域性的游擊戰，引起如此眾多的國際文化名流的矚目與介入，薩帕塔運動應屬首例。墨西哥重要作家富恩斯特最先對薩帕塔運動發出歡呼，并始終無保留地聲援著這一原住民運動；哥倫比亞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加西亞?馬爾克斯寫道：當聞聽薩帕塔人起義的消息時，他興奮得想把自己所有的書丟進太平洋里去；并于2001年對馬科斯做了重要訪談；而葡萄牙著名人道主義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何塞?薩拉馬戈則不顧70高齡，兩度造訪恰帕斯的薩帕塔社區，為馬科斯的英文文集《我們的語詞是我們的武器》一書作序，并表示“愿為薩帕塔運動貢獻余生”。烏拉圭著名作家、也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則出席了1995年在叢林深處舉行的“第一屆保衛人類對抗新自由主義國際聚會”。墨西哥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作家、記者卡洛斯?蒙斯瓦伊斯、埃萊娜?波尼亞托夫斯卡自1994年起便跟蹤報道薩帕塔運動，發表了大量重要的報道、訪談和剖析。馬科斯始終與世界各地眾多的作家保持著密切的書信往來，此中，他與愛德華多?加萊亞諾、與英國藝術史學家、作家約翰?伯格、與法國人類學家埃里克?喬弗里、與西班牙著名的偵探小說作家曼努埃爾?委斯蓋茲?曼塔班的通信已在世界范圍內譯為數十種文字發表。美國著名學者喬姆斯基、沃勒斯坦都曾多次就薩帕塔運動發表重要文章。喬姆斯基還為馬科斯最為完整的英文文集《受夠了》 一書寫了序言。在此，不再重述法國的社會名流、好萊塢導演奧利弗?斯通及難以計數的紀錄片導演、波普樂隊的到訪。在薩帕塔人起義的三年間，便有諸多西語、英語專家、學者撰寫了20余本關于薩帕塔運動的研究論文集和專著。這正是薩帕塔運動又一個獨特的社會網絡，它成為對薩帕塔運動的有力背書，它進一步將薩帕塔運動——這一墨西哥的區域抵抗與全球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聯系在一起，而且成為新的文化抵抗與國際主義實踐。早在1997年，受五角大樓委托，蘭德公司關于薩帕塔運動的調查稱：這是一種新的戰爭形式——社會網絡戰。
作為一個言說者，馬科斯更像是個說書人，一位持槍蒙面的說書人。盡管在拉丁美洲、乃至整個世界，都在嘗試以既有的左翼政治派別去標識或釘死薩帕塔運動與馬科斯，但自馬科斯筆下涌出的薩帕塔運動公報，一洗意識形態意味，拒絕教條定義，相反以寓言、故事、古老神話、日常場景展示自己的信念和主張。以致薩繆爾?魯伊茲主教也認為薩帕塔運動的意識形態是個謎 。一反傳統左翼敘述的悲情基調，馬科斯寫下想象飛揚、色彩富麗的字句：“當笑聲如暴雨般落下時，誰會輸？誰又會贏？請記住，世界藍得象只桔子”；“灰色可能獲勝，急需彩虹”；“要知道，對于愛，床只是一個借口；對于舞蹈，曲調僅僅是裝飾；對于斗爭，民族主義只是特定情形下出現的意外”。他為一套特定的語詞侵染上鮮明的個人色彩：醒著的夢、失眠之海、溫柔的狂怒、無面之人、影子。其中“黎明”，這一司空見慣的語詞為馬科斯賦予了特殊的意味。在馬科斯這里，黎明并非清晨的前奏，而剛好是仲夜時分，那是黑暗與光明的會際與逆轉之處，是不可能的相遇，是瑪雅的光明之神沃坦和黑暗之神埃卡爾共同走過的足跡，那是希望、也許頗為沉重的希望所在。馬科斯同樣頻繁使用為后結構主義思想家所喜愛的意象：鏡，但他并不拘泥于拉康或阿爾圖塞的定義；相反，他更為經常引證的，是英國作家路易斯?卡羅爾的《阿麗絲鏡中奇遇》，那鏡，間或是一面不安分而升上天空的小湖——月亮；他同時建立了鏡與玻璃間的語義對應：刮去背面的涂料，鏡便成了玻璃。若說鏡中之像，是虛幻、是癡迷、是失陷，那么馬科斯則是說，我們可以變鏡為窗，繼而破窗而出。在馬科斯這里，鏡，不僅是一個精巧的辭藻，它同時是一種寓言，一份內省。
馬科斯選擇娓娓道來，放棄悲情動員。這無疑是某種規避：繞開為20世紀的“大失敗”所玷污或遭到污名化的語詞序列，它同時是一份智慧的即興創作：尋找新的語言、新的言說，以講述新的故事。猶如他在《棗紅馬的故事》借杜里托之口所呈現的困境、自覺與求索。在那段故事之中，棗紅馬面臨的全部可能都是“老故事”、也是悲慘的故事：棗紅馬被殺，暫且為農夫農婦果腹，但后者仍難逃凍餓而死；棗紅馬揭竿而起（建立《動物農莊》？）。于是，在杜里托口中，“棗紅馬可不想等到故事結尾，它逃走了，跑進了另一個故事”。“沒有‘后來’了。你只能到另一個故事里去尋找棗紅馬了”。尋找棗紅馬，便是尋找另一個故事，另一個世界。尋找不同的邏輯與可能。然而，在馬科斯這里，他從不許諾“另一個世界”將全新地、如天國般地將在某日降臨。在此，他是、卻并不自詡為另一位“點燃朝霞的人”。他極為清醒地指出：另一個世界是一個更具包容性的世界，一個更為民主、公正、自由的世界，它就在我們今日的世界之中。我們尋找棗紅馬，創造另一個世界，要求充分的想象力與創造力；猶如天才藝術家米開朗基羅正是在一塊殘損的、用過的石料上創造出大衛像。馬科斯同時以他詩意的、敘事性的語言，顯現了一種更為深刻的追求：尋找另一種知識型，一種不同于現代理性主義的知識型，一種不同的宇宙觀，不同的生命與時間體認；一種植根于古老的瑪雅文明、又更生于古文明的知識與實踐譜系。這突出體現在貫穿于馬科斯寫作的安東尼奧老人的故事之中。這些故事的語言凝重、平實而又縈繞、悠長，保持著一份世世代代、口耳相傳、心心相印的悠遠睿智。也是在這里出現了馬科斯特有的另一意象：日歷——一份不同的日歷，一種迥異的生命與光陰記述。除卻將馬科斯1994年噴涌而出的公報匯編成集的《溫柔狂怒之影》，馬科斯寫作最早選編出版的，正是安東尼奧老人言說：《色彩的故事》 ，這個最初在薩帕塔社區的孩子們之中流傳的故事集，于1999年出版了西/英雙語版，并在當年贏得了金爆竹另類圖書獎。
馬科斯的語詞/武器，正是貫穿薩帕塔運動的一系列“悖論”之一：他們武裝起義，他們始終拒絕放下武器的許諾，但他們發射的語詞遠遠多于子彈；他們是20世紀最后的、也是最著名的游擊戰，但他們卻同時成為和平運動、以政治、文化手段推進民主變革的重要力量，他們持有武器，卻拒絕因此而持有暴力權力。馬科斯說：我們是軍人，我們準備去殺或被殺，這樣的人不該執掌權力。他寫道：你手里拿著槍，便不可能實踐真正的民主。因此，薩帕塔民族解放軍，聽命于原住民革命委員會，聽命于這一由瑪雅各部族的長老和民選代表組成的平民權力機構。這也正是薩帕塔運動的核心“悖論”，他們是不謀求政權的革命者；他們在推進著一場革命，但不是以暴力、激進變更或疾風暴雨為特征的革命，而是一場“使革命成為可能的革命”。換言之，我們間或可以將薩帕塔運動視為一處武裝的文化戰場。
現在進行時……
當我們接受了關于薩帕塔運動的說法：符號學游擊戰或語詞戰爭之時，我們所面對的，只是薩帕塔運動的外在的面向。在面具、語詞、后現代書寫背后，是叢林中艱難的生存，現實的組織、動員、應對，是墨西哥斑駁多端的現實政治。那是一個遠為沉重的現實。在其中，馬科斯必須是、也不能只是一位詩人。
2000年，新千年之始，墨西哥社會進入了一個歷史轉折的年代。經由薩帕塔人有力參與的政治斗爭，7月的大選中，革命制度黨結束了它漫長的統治，反對黨之一：國家行動黨勝出，其候選人比森特?福克斯當選了墨西哥總統。正在墨西哥人慶祝民主進程勝利推進之時，薩帕塔人卻發出了一個驚人的挑戰信號。馬科斯通過因特網昭告墨西哥人民和新任政府，薩帕塔運動的23位司令及副司令馬科斯將于2001初帶面具、不帶武器步出拉坎頓叢林，造訪全國各原住民社區，并樂意于與政府展開新一輪談判。這對沉浸在勝利之中的新政府無疑是晴天霹靂。曾在競選中聲稱“15分鐘內解決薩帕塔人問題”的福克斯總統全然亂了方寸，不知如何應對。就在政府瞠目結舌之際，薩帕塔人第一次直接（而非通過同情者，因為此前馬科斯曾明言：他不可能直接使用因特網和電子郵件，因為那意味著衛星定位系統將在8分鐘內將炸彈擲在他頭上）使用因特網，并公開了電子郵件地址，逐日發表有關行程的諸種安排，并征詢將造訪的原住民社區的相關事宜。薩帕塔運動又一次躍上各大傳媒的頭題，整個墨西哥社會再一次屏住呼吸注視著薩帕塔人和馬科斯。當政府被迫做出回應之時，他們首先要求薩帕塔人摘去面具，薩帕塔不屑一答。繼而政府提出在圣克利斯托瓦爾舉行談判，薩帕塔人回答：要么在首都墨西哥城談，否則免開尊口。就在薩帕塔人設定的行程日期將近之時，政府倉惶之中做出反饋：歡迎薩帕塔人前來首都。這便是我在開篇處所提到的2001年著名的長征。歐洲傳媒稱：這和平抗爭之旅“將媲美于當年馬丁?路德?金的‘進軍華盛頓’”。2月25日薩帕塔人的車隊由圣克利斯托瓦爾出發，開始了他們造訪12州、最后抵達墨西哥城的旅途。為此，埃萊娜?波尼亞托斯卡寫道：“薩帕塔游擊隊的事業帶有一點瘋狂性，少許的瘋狂加上巨大的英勇；他們的瘋狂就像是二次大戰中騎馬沖向納粹坦克的波蘭人。薩帕塔游擊隊考驗著我們的政治機構。他們不是來簽署和平的，而是來進行對話的，他們來傳播自己的聲音并聽取別人的聲音，來爭取別人的尊重并尊重別人。他們用自己的美麗的行動教育我們，決策應該來自底層，他們使我們顛倒了民主的觀念。也許，由于他們的出現，墨西哥能夠擺脫成為一個新自由主義國家的命運” 。在3月11日，薩帕塔人在25萬人的歡呼和簇擁之下駛入了墨西哥城的索卡洛廣場。繼而女司令埃斯特進入國會，面對全體議員發表了薩帕塔人的演說，而此時，馬科斯卻留在國會大廈之外，回答群眾和記者的提問。此番對話的結果，是政府許諾逐步從恰帕斯撤軍，分批釋放在押的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成員，并提出了《圣安德烈斯協議》的修正案。但薩帕塔人一以貫之的要求是給予原住民區域自治的權力，并通過保護原住民文化的法律。在對話無法達成協議之時，3月23日，馬科斯宣布：薩帕塔人重返群山，繼續和平抵抗。這以后，薩帕塔人開始了他們又一輪的沉默。再后，是9.11對世界的震撼和改變。薩帕塔繼續他們的沉默。
2003年 月，薩帕塔人在兩年的沉默之后，采取了行動。再一次，他們在薩帕塔人社區奧萬提科召開了盛大的集會，宣布以“卡拉克（海螺）”取代“阿瓜斯卡連特斯”，在薩帕塔人社區首先實行自治制度，嘗試實踐一種另類的“善政”（good government）。但這一次，并未在墨西哥國內外引起熱烈的反響。再一次，在內外傳媒上諸種薩帕塔運動已然終結的、馬科斯將如何收場的議論重新浮現。更有傳言說，馬科斯已身患重病。
2004年，盡管自“長征”之后馬科斯始終不曾在公開場合出現，但他卻再度躍居傳媒頭版，不過，此番卻像是十足的娛樂新聞。先是一貫支持薩帕塔運動的意大利國際米蘭足球隊向薩帕塔人捐贈了銷售紀念品所得的錢款（為了表示對薩帕塔運動的支持，國際米蘭隊曾舉行過頭戴滑雪帽的表演賽），馬科斯則身穿國際米蘭的4號球衣顯身媒體，表示自己正是國際米蘭隊和薩內蒂的球迷。繼而馬科斯和薩內蒂通信，相約國際米蘭隊與薩帕塔足球隊將在墨西哥和意大利舉行友誼賽。而照片上，由原住民男女組成的混合隊卻多少有些“搞笑”的味道。日程開始不斷推進，預計在2005年舉行的球賽，定在墨西哥城墨西哥自治大學的運動場上舉行，馬科斯自薦為薩帕塔人球隊的教練和外聯。更為驚人的是，2004年底，幾乎世界各大傳媒都報道了一則令人匪夷所思的消息：墨西哥頗富盛名的偵探小說、歷史小說作家、也是1997年全球五部最著名的切?格瓦拉傳之一《以切而著稱的格瓦拉》 的作者帕柯?伊格納西奧?泰博稱：他接到馬科斯的一封來信，信中邀請他共同撰寫一部偵探小說，兩人接力賽式寫作：馬科斯撰寫1,3,5,7章，泰博撰寫2,4,6,8章。一向支持薩帕塔運動、以狂放、激進而著稱的泰博稱，在片刻的猶豫之后，他立刻被這瘋狂大膽的提議所吸引，并接受了馬科斯的提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泰博表示他對馬科斯的動機和未來小說的面目一無所知，他只是推想偵探小說原本是一種揭示社會問題、貼近底層生存的文類 。而馬科斯則一反他嘲弄知識產權的做法，宣稱此小說的寫作同時是為薩帕塔社區籌款，小說尚不存在，已高價出售了英文和意大利文的版權。這一次，墨西哥國內和歐美各傳媒的反應相當熱烈，但多少帶了幾分冷嘲的意味。美國《紐約時報》報道題為：《革命停擺的解決方案——寫偵探小說》 ；反對者則認定這是薩帕塔運動山窮水盡的標志；而嚴肅的討論者則分析這是否是薩帕塔人放下武器的一個信號 。在一片匪夷所思的聲浪中，馬科斯的第一章如期在《日報》上發表，一周之后，泰博推出了他的第二章；此后逢周日便有新的一章問世。《日報》銷量及其網站的瀏覽率直線飛升。這部名曰《不寧的死者》 的偵探小說中有著兩位偵探，馬科斯所撰寫的奇數章節，是一個騎騾子、抽煙斗的薩帕塔社區偵探，受上級委托尋找一個遭受家庭暴力而出走的薩帕塔婦女；泰博所撰寫的偶數章節，則以他系列小說的偵探為主角，為追查一系列不明電話而觸及了墨西哥“骯臟戰爭”期間的失蹤者。兩位偵探在第十章中相遇在墨西哥城的革命紀念碑下。至此，似乎不再是馬科斯運用著語詞武器，而是他確乎成了一位作家，而且是頗為暢銷的一位。薩帕塔運動似乎“曲終奏雅”，走到了末路，或者說臨近了一次始料未及的后現代結局。 然而，形勢卻再一次急轉直下。2005年6月20日，署名薩帕塔運動突然發出“紅色警報”：要求薩帕塔民族解放軍成員立刻集結，領導人轉入地下，外國支援者和來訪者撤離，關閉所有辦公室和電臺。在薩帕塔的歷史上，這是第三次發出最高級警報：“紅色警報”。前兩次都是在政府軍有大規模軍事行動之時；而此番，紅色警報的發出者并未明確告知原因。這一次，薩帕塔人又成了墨西哥和世界主流傳媒的焦點。種種猜測沸沸揚揚。關于薩帕塔運動分裂、馬科斯已喪失了絕對領導地位的說法第N次出現。這一次的理由是紅色警報的文本盡管署名馬科斯、卻全非馬科斯文體。然而，薩帕塔人卻接著發表了《第六叢林宣言》，全面闡述了運動的政治主張和綱領，稱他們不僅是一場原住民權益的斗爭，而且要為全墨西哥爭取善政而斗爭。馬科斯繼而發表了長文《叢林中的企鵝》，以馬科斯特有的文體闡釋薩帕塔運動的新主張：蹣跚站立，頑強前行；相當馬科斯式地，四年之后再次公開接受外界采訪的馬科斯懷抱著他文中的“企鵝”：一只腳上有殘疾的黑色公雞，胸口上一塊權充企鵝肚腹的白布。接著，馬科斯再次呼吁墨西哥市民社會匯聚叢林，共商政治未來。8月28日，在拉坎頓叢林中召開了這最新一次薩帕塔人與市民社會的相聚，超過280個墨西哥非政府組織的代表出席了這次大會。用《紐約時報》撰稿人詹姆斯?麥肯利的說法，這次大會“介乎于伍德斯托克音樂節、批判知識分子會議和切?格瓦拉迷聚會之間”，與會者有關注社會權利與人權議題的、形形色色的民間組織、藝術家、旁克搖滾歌手、青年學生、同性戀無政府主義組織和社會工作者……，一個“墨西哥左傾政治邊緣群體的大拼盤”再次“匯聚在薩帕塔運動的旗幟下” 。在四年之后馬科斯在24名相當年輕的武裝警衛的陪同下出現在大會上。他在演講中表示，薩帕塔人將以自己的方式介入將于2006年舉行的新一輪大選。薩帕塔人將再次于2006年的元旦、于圣克利斯托瓦爾啟程，分幾路長征，巡游墨西哥各地，宣傳薩帕塔的政治理念和主張。墨西哥社會各階層熱情歡迎薩帕塔運動的新主張與新姿態，甚至始終對薩帕塔運動心存疑慮的人士，這一次也表示了支持和贊同。國際批判知識分子與左翼力量同樣報以熱情的支持和認可。沃勒斯坦發表評論，將這一轉變稱之為“薩帕塔運動的第二階段”，文中稱：薩帕塔運動曾是“拒絕接受無助狀態的晴雨表”，那么它似乎正再度成為一個新階段的標志。
如今，本文即將完稿之時，薩帕塔人的隊列正在路上……
故事仍在繼續。 1995年12月25日
在薩帕塔運動起事的頭幾年，在那份令人窒息的孤獨之中，一個古怪的家伙出現在我們的營地：一個抽煙斗的小甲蟲，博覽群書更長于辭令，他給自己下達的任務是伴隨一位戰士，那個副司令。
本名奈布查德內札爾的小甲蟲，匿名出行，以杜里托（意為小硬殼）——因其一身硬甲——之名蜚聲天下。如同孩子們，杜里托皮臉皮實，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他首選我們心里都有的孩子做自己的談話對象——成人以后，出于恥感，我們都完全遺忘了自己心里的那個孩子。
十年后的某個絕早清晨，就在我們即將從2月的軍事圍剿中撤離之時， 杜里托與我們重逢，再次觸動了我們內心最美好的所在、那令人驚異的能力：人類的柔情以及和他人一起變得更好的愿望。
他時而為偵探，時而為政治分析家，時而是如修書高手一般的游俠騎士，杜里托對我們言說，給予我們一面能窺見未來的鏡子，呈現什么是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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