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校者前言
轉自:華夏文摘
Joel Andreas (J ·安舟)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社會學研究者,對清華大學的文革歷史和中國社會問題頗有研究,其撰寫的博士論文《Persistence of Privilege》(直譯為《堅持特權》)(或譯為《特權的持續》)的英文打印本在北京和中國其他一些城市的極少數學者中流傳。安舟的相關研究成果提交給一些國際會議,一些章節和后續研究的論文(英文),在海外一些中國研究的刊物上發表。他也就其中闡述的問題,在北京等地的某些學術沙龍做過報告。讀過和聽過安舟報告的朋友反應各異。有的說他是馬克思主義的學者,有的說他是西馬學者,也有人說他是無政府主義學者或自由主義學者,甚至有人說他是托派學者!一個自稱清華紅衛兵領袖的朋友,干脆說不知其報告說的是什么。
據J ·安舟自己回憶,他還在孩提時候,就隨其左翼知識分子的父母,參加過上世紀60年代美國知識分子批判現實和政府的激進運動的游行……而那是與中國紅衛兵運動同時代的政治運動,都是挑戰二戰后確立的政治、社會、經濟、文化體制的世界性的群情激蕩。可不可以說他自幼就受到美國左翼知識分子或泛左翼運動的熏陶?而他的《堅持特權》就是一部嚴肅的左翼社會學的調查研究報告,很值得中國社會研究者和文化革命的研究者閱讀討論。
我們不善于也不需要給學術論說和學者個人貼政治標簽。所有接觸過安舟的學人,都為他的坦誠、親和,他的執著與悉心的研究精神所感動,特別是他以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問訊和調查了大批當年清華大學的學生與教師、干部職工(乃至其他中國各地各階層的人),其涉及面并不亞于中國的社會學研究者和文革研究者。這些被調查者的思想、言論和過去的行為,在安舟的論文里有極為充分的記述,作者以他域外人的客觀見解和西方人的學術思維方式,對清華大學文革運動爆發的自身特征,清華——乃至中國社會何以出現文革運動,做了他的獨到的解析,也對毛澤東自嘲“只改變”了北京郊區的幾個地方之一的清華大學的后期文革,進行了批評。我們知道,文化革命以前,蔣南翔校長以他30年代革命者和17年(1949-1966年)高等教育領導者的身份,提出了著名的“雙肩挑”的“又紅又專”的——“清華牌”政治/技術干部培養的模式,這種培養的典型模式,在當時也作為全國高等學校的一種學習、仿效的楷模,甚至是中共中央部分領導人心目中的接班人培養模式。不管這種培養方式的目的和效果在毛時代如何,也不管毛本人認同程度如何,在文革被“徹底否定”之后,人們已經清楚看到蔣校長的政治文化理想所產生的深遠效應:優秀且理想的“清華牌”干部正深刻地影響著中國的昨天和未來。要研究毛以后的政治文化、科技思想,而忽視清華大學歷史,是一個絕大的失誤。
在文革運動的紅衛兵造反階段(暫以1966-1968年為時限),著名的清華大學“井岡山紅衛兵”中的激進派別,提出“徹底砸爛舊清華”口號,某種意義上也就是以異端的方式,置疑、反對蔣氏的干部培養模式,其中也包含著對共產黨的特權化制度的擔心。毛澤東本人一度在相當的程度上也認同過這種十分激進的傾向。但“運去英雄不自由”幾乎貫穿了毛的文革始終,況且他對于清華的兩派,內心始終是矛盾的。如果毛澤東活到現在,他會認同與忍受清華大學現狀和高校戰線的實際——乃至驚人的中國“巨變”與“巨不變”嗎?而“心雄萬夫”的清華大學的精英們,包括當年竭力要反抗特權的蒯氏,現今也未必會去鄙視局外人安舟所蔑視的特權。安舟引證了許多清華“凡夫俗子”言談、事例,使讀者觀之如近在咫尺;雖然他一再引用的西方政治學概念,對于老年讀者確實有些“不簡易”——語境差異和文字晦澀。
此文的譯者是文革后出生的青年人,我們借用安舟的“出口”——“進口轉內銷”——在內部流傳,以饗廣大讀者。盡管文字也經過安舟本人、海外華裔學者和個別運動親歷者的校對,特別經清華文革研究者唐少杰教授的修改,但由于譯者未親歷清華文革,且中英文水平有限,所譯文字未必準確達意。希望清華大學文革的當事人和其他研究者提出意見。至于原著中涉及到的當年清華大學真名實姓的各種紅衛兵朋友,因為他們已經成為歷史的公眾人物和歷史研究的對象,請不要有何不安;音譯的姓名如有出入,也請見諒,譯者和校對者都無法再去一一查證。這里提供的只是一個文本,并不針對任何個人,不做任何價值判斷。
不認真讀讀左翼學者的研究,就不一定知道1960年代中國高校為何發生批判現實的文革,為何出現激進的“蒯派”。從社會學和心態史學的研究角度看,文革究竟結束了沒有?為什么還要研究文革?安舟的研究,告訴我們清華大學文革中出現過什么樣的荒謬,為什么文革不能達到激進的紅衛兵理想的目標?為什么精英知識分子要批判文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希望今后也能有海外右翼學者研究中國高校文革的文章譯介給國內學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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