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寒冰：我為什么寫《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

我為什么寫《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
 ——答《中國報道》記者問

>>《中國怎么辦——時寒冰談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 書摘
         

       一.關于寫作

    《中國報道》記者：您是在什么時候.什么情況下開始構思《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的？
    時寒冰：當次貸危機的苗頭剛剛露出來的時候，我就開始密切關注并收集資料，因為我此前對美國的房地產問題有比較深入的研究，又比較喜歡金融，兩個領域的結合，使得我對次貸危機的起源、發展進程、嚴重后果和未來趨勢，看得更清楚一些，隨后寫了一些分析文章，對次貸危機的發展趨勢及危害性發出預警。這也是《中央電視臺》做專題節目時，稱我是“國內最早預警次貸危機嚴重后果的學者之一”的原因。
    當時我還沒有打算寫書，但是，當我看到國內國外出版的有關次貸危機的書后，我驚訝的發現，這些書對次貸危機的研究過于膚淺，很多都不得要領，沒有觸及實質，更沒有提出針對性的對策，尤其中國應該采取什么對策很多都沒有提及。于是，我決定自己動手寫一本深度剖析次貸危機，及相關對策建議的書。這個時間是2008年第2季度，動手寫則是在第三季度。

    《中國報道》記者：市面上關于次貸危機的書有一種“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感覺，您這部書帶給讀者最重要的是什么？這是您的第一部作品，您對它有著怎樣的期待？
    時寒冰：是的，市面上的書很多都是資料的摘錄，而這些資料網上到處都是，就好比做飯，各種蔬菜.調味品很容易買到，關鍵是烹飪環節。而許多次貸危機的書，恰恰烹飪環節一團糟。這既與當下浮躁的學術氣氛有關，也與出版社過于趕時效性的急躁有關。就次貸危機而言，最關鍵的幾個問題，很多書都沒有涉及，而是避開了。比如，次貸危機誰是贏家？巨大的財富哪里去了……諸如此類的危機，這些書幾乎都避開了。問題是，如果避開這些實質性問題，就等于連次貸危機最基本的表層都沒有突破，哪里還會有深入剖析和針對性的切實可行的建議？
    我寫的這本書一開始就沒有回避這些要害問題，而是層層解剖，逐步深入，讓哪怕缺乏金融專業知識的人也能讀懂，并能思考對策。這本書出來后，改變了許多人對次貸危機的認識，包括許多研究者（既有國內的也有國外的），也開始接受我的觀點。
    作為我的第一部傾注了心血的作品，我期待這本書帶給大家的不僅僅是結論，還有研究的態度、分析的方法和思考的方式，我相信，后者更能讓讀者受益。

    《中國報道》記者：這部書不僅資料非常詳盡，而且很多觀點都非常具有啟發性。您在寫作過程中一定費了不少心力。這個過程中，有什么記憶深刻而且有意思的事情？
    時寒冰：謝謝您的肯定！是的，這部書雖然寫的時間不長，卻是我十幾年的積累。我十多年前開始做經濟趨勢研究，這本書是對研究的一個總結。寫書的過程是忘我的過程，大約有十幾天，我都是通宵工作，即從第一天中午開始寫作，一口氣寫到第二天的深夜，連續工作達30多個小時，所以，很多人讀這部書都是一下子讀完的（我也是這樣寫完的）。中間有幾次連飯都沒有吃，就在單位吃些餅干之類的，再喝點白開水就行了。當時并不覺得苦，強烈的責任感督促著，是感覺不到累的。但是，等書出版后，我連續生病，當時透支太厲害了。如果說記憶最深的是什么？那就是那種純粹的投入，那是一種完全忘我的狀態。那時，為了寫書，我推掉了幾乎所有的商業活動。做學問、做研究必須投入，必須踏踏實實。這是我最深的感受。

    《中國報道》記者：聽說您的一個粉絲專程從國外趕來參加這部書發布儀式。在您與這些讀者朋友交流的過程中，他們最關心什么問題，為什么？
    時寒冰：是的，但不只一位。網友們的支持一直是我前行的最大動力。新書首發式那天，在德國和美國工作的幾位朋友，特意飛到北京，還有福建、黑龍江、江蘇、河南、遼寧等地的朋友，總共五、六百人。根據以往的經驗，出版社準備了幾百本書，但不到一個小時就售完了，然后又送去了幾百本，又一搶而光，大大出乎出版社的意料。
    這些讀者大都是長期關注中國經濟，關注我作品的，他們與我一樣，期待這個國家能夠向前走，能夠實現復興的夢想。面對愈演愈烈的次貸危機，他們迫切需要知道，這個世界到底發生了什么，次貸危機的真相到底是怎樣的，它的破壞性到底有多大，它會延續到何方，我國該如何應對等等，正是這種責任感，把我們聚集到了新書的首發式。我非常感謝這些真誠的朋友給予我的親人般的信任和支持。他們的支持和鼓勵是我研究、前行的最重要動力。

    《中國報道》記者：請用一句話總結本書。
     時寒冰：揭開次貸危機幕后的層層謎團，讓世界看到真相，讓國人找到應對次貸危機的總體策略和具體的應對措施。

      二.關于次貸危機

    《中國報道》記者：您在書的一開始就預言，盡管現在表面上面臨通縮，但實際上可能面臨全球性的通貨膨脹。據您預測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還將持續多久，是否最糟糕的還在后面？
    時寒冰：是的。我在書中寫道：次貸危機惡化之后，全球大宗商品價格普遍深幅下跌。但這次下跌只是為下一次更嚴重的通貨膨脹做準備——醞釀期越長，未來的全球通貨膨脹越可怕，道理再簡單不過：各國數額驚人的救市資金所帶來的貨幣的貶值效應早晚會釋放出來，這些“廉價資金”必然會讓世界付出代價。因此，我在書中大膽預言：緊隨次貸危機之后，全球性通貨膨脹即將到來。
    次貸危機對中國的危害要遠遠大于歐美等國，為什么？因為西方國家在次貸危機中，受影響最大的是虛擬經濟，而我國卻是實體經濟。因此，次貸危機在西方國家演變為金融危機，而在中國卻演變成局部的經濟危機。這是因為，中國是一個民窮社會，中產階級沒有培養起來，加之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導致內需嚴重不足。
    因此，次貸危機對中國而言其實是一個導火索，它加速了中國民窮弊端的暴露。次貸危機后，美國等國實行貿易保護主義政策，這將進一步加大中國經濟的復蘇難度。因此，談到次貸危機后的糟糕局面，我們首先應該想到的是我們自己而不是西方國家。
    次貸危機不會在短時間內結束，我估計，從開始爆發到結束這個周期，即使樂觀的看，至少也應該在5年以上。而且，民窮的現狀決定著，中國將遭受比西方國家更長的痛苦調整階段。

    《中國報道》記者：書中揭示了美國強大的利益集團才是這場次貸危機的最大贏家，而全世界都在為這場危機埋單。這樣一個結論，您認為是否早有征兆？您是如何發現這其中錯綜復雜的關系的？
    時寒冰：第一個問題我在書中其實解答得非常清楚了。美國的資產證券化始于1970年，在研究美國住房政策變化的事情，我驚訝的發現，也正是從這個時候起，美國公共住房建設在住房政策中的核心地位被淡化！資產證券化在小布什時期發展到了極致。美國正是借助資產證券化的羽翼，推動了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當美國拼命向全世界推銷其基于次級貸款創設出來的各種證券時，危機的隱患其實就已經種下了。
    要弄清楚次貸危機的根源，看透其真相，既要懂美國的房地產政策，又要熟悉美國的金融運作、虛擬經濟的發展軌跡，只有將這些結合起來，融會貫通，才能發現其中的利益聯結點。這就是我所研究的“利益分析法”，我用這種方式解析次貸危機，就找到了答案。

    《中國報道》記者：您在書中指出美國的種種救市措施，表明“大政府時代”的到來，認為這是具有轉折點意義的事件。為什么？
    時寒冰：這個問題我在書中專門做了闡述。從羅斯福開始，在西方國家，政府的強力干預走向前臺，發揮威力。為了應對始于1929年的經濟危機，羅斯福實行了“新政”。而羅斯福干預經濟的“新政”，與小布什政府和美聯儲所主導的國家接管有著本質的區別，前者，是對市場失靈后的強力修復，而后者，則是政府直接接管，讓政府的有形之手直接插入經濟體中，從而，催生出一個更強勢的政府。
　　事實上，羅斯福“新政”改革的過程，也是聯邦政府權力迅速擴張的過程。正是從羅斯福的大政府開始，美國的對外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美國開始以世界領導者的身份走向世界。那么，在布什通過救市建立起來的大政府遺產，交到新任總統奧巴馬后，為了應對次貸危機，政府的權力會進一步強化。而像美國這樣的起著全球經濟火車頭作用的國家，其大政府的形成對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將產生深遠影響，它依托軍事強權和貨幣強權形成的在金融和經濟方面的侵略性和掠奪性，將會使未來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增強。一句話：大政府將加大世界的變數。

    《中國報道》記者：比次貸危機更嚴重的是經濟危機，比經濟危機更嚴重的是糧食和石油危機。而以美國為主導的這兩場危機，是否無可避免地要到來？它們會帶來哪些危害？
    時寒冰：美國是金融衍生品高度發達的國家，期貨業尤其發達，而這常被作為操縱實物價格的工具使用。比如，利用期貨的發現價格功能，通過對未來商品價格變動趨勢的演繹，來影響、左右和操縱現實生活中的油價、糧價，早已經被華爾街的金融專家運用得非常嫻熟。一旦石油危機尤其糧食危機到來，世界很容易陷入動蕩不安的狀態中。
　　曾任美國里根政府農業部長的約翰·布洛克就這樣說過：“糧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國系在我們身上，他們就不會搗亂。”在未來，糧食戰爭將是比石油戰爭和貨幣戰爭更可怕、殺傷力更強的武器。
　　糧食戰爭古已有之。春秋時期，齊國國王命令大臣們必須穿絲制衣服，但國內只準種糧食而不準種桑樹。齊國絲需求量大，價格上漲，鄰近的魯.梁等小國紛紛停止種糧改種桑樹。幾年后，齊王又命只準穿布衣，且不準賣糧食給其它小國。結果，魯、梁等小國因饑荒而大亂，不戰而亡，齊國漁翁得利，坐享其成，使疆土得以擴張。
    如果我們熟知這段歷史，就應該對未來的石油戰爭和糧食戰爭做好足夠充分的準備。

    《中國報道》記者：重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任重而道遠，這次金融危機是否為此提供了契機？
    時寒冰：其實，更確切的說法，應該是這場次貸危機，讓世界更清晰地認識到了重建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種緊迫感將促使一些國家走到一起，就如同當初歐洲國家抱團取暖的做法那樣。因此，這使得我們對新的國際貨幣體系的重建充滿了期待。但是，在短期內，美元的強勢地位是很難撼動的。

    《中國報道》記者：從長遠來看，這場經濟危機將世界經濟格局有什么決定性影響？
    時寒冰：這個題目比較大。從長遠來看，這場金融危機將使得世界格局逐漸發生變化：強權掠奪下的國家經濟破產，失業率驟然上升下的社會動蕩，大政府的形成，區域化貨幣合作的深入，對金融衍生品過度膨脹的反思，從通貨緊縮向提前到來的局部通貨膨脹的過渡再到全球性通貨膨脹的到來等等，將使得現有的弱肉強食下的規則體系逐漸打破，并催生出新的強權體系與合作體系。如果站在更悲觀的角度來看問題，甚至，倘若局面進一步惡化，一些國家可能會為了轉嫁危機而發動戰爭。簡而言之，未來的世界將更加動蕩，我們應做好過冬的準備。

    三.關于中國怎么辦

    《中國報道》記者：近年來，中國對金融創新十分重視，對金融衍生品的態度也很積極，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金融創新提出了怎樣的警示？
    時寒冰：應當承認，國內對于金融戰爭的認識是非常膚淺的，更別說應對金融戰爭的能力了。如果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研究金融衍生品就會發現，過度發展金融衍生品，說的再直接點，通過金融衍生品掠奪世界的能力，中國并不具備（也不應那樣做），身處食物鏈低端的中國，應該考慮到，金融衍生品過度發達的一切后果都將獨自承受，不僅不能向世界轉嫁，還有可能被強權者利用。所以，中國不應盲目相信金融創新，過度的創新可能會埋下無窮隱患，導致嚴重意料的后果。這是必須要警惕的。

    《中國報道》記者：金融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的沖擊程度，大于對美國和歐洲，在某種程度上，是由于中國政策的滯后決定。這一弊端是否比危機本身更值得注意？如何才能改變這種現狀？
    時寒冰：是的。我覺得應該從兩個方面來看這一問題。
    第一：中國實體經濟受沖擊大，的確與中國應對政策的滯后有關。中國已經習慣了根據自己的感覺去對國際環境的變化進行判斷，而缺少對趨勢的前瞻性的判斷與把握。甚至，當次貸危機惡化以后，許多人還把次貸危機當成僅限于歐美的區域危機，沒有對危機給中國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作出足夠理性的分析，再加上決策體制本身的官僚化，使得次貸危機對中國實體經濟造成的沖擊遠遠大于歐美。并且，即使在次貸危機惡化的趨勢清晰顯現出來后，中國也未及時像西方國家那樣，實行大規模的減稅等措施，小心地呵護實體經濟。比如，即使是在2008年上半年6.7萬家企業倒閉的情況下，央行也沒有及時地調整貨幣政策，而是繼續采取緊縮政策，直到9月份才發現緊縮走錯了，又180度大掉頭，實行寬松的貨幣政策。也就是說，不僅決策滯后，也未能做到對癥下藥，甚至某些方面是南轅北轍。
    第二，與中國經濟自身的嚴重缺陷有關。中國的實體經濟之所以比西方國家在次貸危機中受到更大更直接的沖擊，是由中國經濟結構本身的缺陷所決定的。中國的經濟結構形態本身就是一種隨時可以發生經濟危機的形態，為什么？因為民窮導致的內需不足隱患越來越嚴重。如果對照一下世界上所有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歷史，就會發現一個非常明確的特點：所有的國家在人均GDP超過一千美元的時候，其國民收入分配機制都是向個人和企業傾向的。只有中國在2003年人均GDP突破1千美元以后，財富分配機制依然是大幅度地向政府傾斜，由此導致民窮，由于民窮中國內需起不來，而我們的生產產品是嚴重過剩的，只能借助外部的需求才能維持。像美國和歐洲、日本這些地方的需求和中國過剩的產品供應形成了一種平衡，延緩了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時間，但中國發生經濟危機的隱患始終是存在的。所以，次貸危機一發生，美國的消費、歐洲、日本的消費稍微一下降，中國制造業集中的地區首先就發生經濟危機。我們應該把這看做一種警示。

    《中國報道》記者：伴隨著美元的貶值，中國的外匯儲備持續縮水。書中提到，中國應該扭轉重貨幣儲備而輕實物儲備的思路。目前阻礙這種思路通行的原因是什么？
    時寒冰：我覺得最大的阻礙還來自于我們的觀念和對問題認識的局限性。誠如我在書中所言，世界正在步入“資源為王”的時代，如果不扭轉重貨幣儲備而輕實物儲備的固有思維模式，我們的財富將大幅度縮水。

    《中國報道》記者：您提到用資源的賤賣換來紙幣儲備，是一種謬誤。造成這種謬誤的原因是什么？
    時寒冰：紙幣的印刷成本非常低廉，并且，各國對紙幣都存在濫印傾向。紙幣是可以無限擴張的，而資源的儲量則是相對固定的，很多資源隨著消耗的加快而逐漸減少，稀缺性因素越來越明顯。如果連這種對比分明的狀況也認識不到，就不僅僅是愚昧的問題了，原因可能更為復雜。以黃金儲備為例，這些年來，我國的黃金儲備仍然是600噸（相當于美國的1/14），沒有增加，我國目前的外匯儲備中，目前絕大部分仍然是美元。為什么？據悉，這里面有一個潛規則，有關部門儲備美元等貨幣，一旦升值，就會有部門收益，如果儲備黃金，即使升值，也沒有任何部門收益。這種明顯的制度漏洞導致了激勵機制的偏離。這樣的制度必須盡快加以糾正。

    《中國報道》記者：書中說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將影響中國經濟的轉型，甚至可能導致其暫時中斷。危機中是否也蘊藏生機？
    時寒冰：危機從來都是與機會相伴的。事實上，在任何危機中，都有人傾家蕩產，有人一夜暴富。關鍵在于個人的選擇。站在國家的立場上來看這一問題，同樣遵循這一原理，至于結果，都是由決策者的選擇所決定的。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經濟衰退，并不必然影響中國經濟的轉型，關鍵在于中國自己是堅持還是停止經濟轉型。我個人認為應該堅持而不是放棄經濟轉型，因為，堅持科學發展觀，從耗費資源污染環境的低級經濟模式中走出來，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與附加值，盡快保護我們已經嚴重惡化的生存環境，幾乎是唯一的出路。
    必須認識到，低級經濟發展模式已經走不通了，因為我們的許多產能是嚴重過剩的。比如，截止到2007年底，中國粗鋼產量占全球的36.4%，水泥更占全球產量的48%（主要為出口工業生產、投資和國內房地產建設服務）；中國的汽車工業的產能超過1300萬量，但是能賣掉的不過900萬輛；中國每年生產各種鞋超過100億雙,占全球制鞋總量的近七成，是世界最大的鞋類制造基地。這些例子說明，以低價格滿足美國及全球消費需求的中國制造業，在本次金融危機引發歐美經濟衰退導致進口需求縮減的情況下，正面臨非常嚴峻的以生產過剩為主要特征的經濟危機。停止經濟轉型，繼續刺激鋼鐵.水泥等過剩行業的發展，只會加劇產生過剩的局面，使中國未來陷入更加艱難的境地。因此，我認為4萬億救市計劃的主導思想應該糾正。

    《中國報道》記者：書中多次提到內需，“內需不振一直是困擾中國經濟發展的頭號障礙”。您認為中國在這次經濟危機中擴大內需的措施是否能夠起到理想的效果？
    時寒冰：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知道，中國內需不振的根本原因是民窮，是社會保障機制不健全，它源于中國的財富分配機制沒有能夠像西方國家那樣，大規模地向個人和企業傾斜。中國應該作出調整，走民富路線，盡快讓人民富裕起來，培養起龐大的中產階級隊伍，這是消除經濟危機隱患的唯一有效選擇。同時，政府必須裁員、節儉，壓縮開支，將有限的資源用到民富方面。中國應該在這個方向上多努力。

    《中國報道》記者：日本在二戰后經濟飛速發展的例子證明“民富才能國強”，而中國的國情與日本不同，在中國怎樣才能實現“民富”？
    時寒冰：在中國，有一個不正常的現象：一提到收費等問題，就強調與國際接軌；一提到權利等問題，又會強調我們的國情。雖然，我們與日本的國情不同，但是，經濟規律是相同的。事實上，從發達國家的發展歷史來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發展，不是以民富為基礎的。民富是激活內需的唯一有效途徑，無論什么樣的國情都如此。要實現民富，糾正錯誤的認識是第一步，只要走出這一步，實現民富的措施就水到渠成了。否則，談論如何實現民富就沒有實質性意義了。

    《中國報道》記者：您提出中國應該積極主動地推動國際貨幣新秩序的建立，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這一目標將會通過哪些步驟.多長時間才能實現？
    時寒冰：我在書中詳細解答了這個問題。最關鍵的，首先是掃除我們自己設置的一些障礙，比如，人民幣執行對外結算貨幣職能，是人民幣國際化的必走之路。當年的日本就是這樣做的。但是，在現階段，人民幣對外結算仍面臨著一些絆腳石，比如，用人民幣結算長期無法享受出口退稅，就是一大障礙。根據國家稅務總局1994年印發的《出口貨物退（免）稅管理辦法》，辦理邊境小額貿易出口退稅必須提供收外匯的“出口外匯核銷單”，而人民幣結算只能辦理“出口收匯核銷單”，無法享受出口退稅政策。貨幣政策這個低級的瑕疵，是嚴重影響我國企業把人民幣作為對外結算貨幣的重要原因。
　　用人民幣結算意味著中國企業將承受出口退稅的損失。令人驚詫的是，這種弊端雖經多方呼吁，依然存在數年。這導致了兩個不良后果。第一，導致企業經營成本增加，商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制約了我國邊境貿易的快速健康發展。第二，不利于人民幣國際化和人民幣在周邊國家地位的鞏固。
　　在世界上許多國家想讓你貨幣成為結算貨幣而不能的情況下，中國放著這么好的機遇不去抓，卻眼睜睜看著人民幣因為諸如出口退稅政策這樣的瑕疵而受阻，且連續十幾年都如此，是令人痛心的。
    如果自己設置的障礙，在長達十幾年中企業不斷呼吁的情況下都不能移除，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道路實在過于漫長。

    《中國報道》記者：亞洲國家的貨幣互換機制在部分區域已經實現，但亞洲的情況比歐洲更復雜，您對這一機制發展的預期如何？
    時寒冰：是的，亞洲的情況非常復雜，大的經濟體之間的邊界爭端、戰爭遺留問題、文化沖突等等，都比歐洲復雜得多，但是，這并非意味著貨幣的區域化合作是沒有可能的。事實上，亞洲國家由于在貨幣鏈的低端吃的虧更多，無論日本還是中國，都是受害者，都有迫切通過合作擺脫被掠奪命運的需求，這本身就是合作的基礎。因此，我認為，在亞洲貨幣合作方面，中國可以主動出擊，做這種合作的主導者。事實上，也只有亞洲的大國攜手，區域化合作才能進行下去。
    應該認識到，中國日漸崛起的實力和影響力，已經使它可以擔任亞洲游戲規則的制定者，中國應該根據國際形勢的變化，加快自身的轉型，這可以使中國占據更大的主動。
　　退一步說，即使我們領導的亞洲貨幣一體化進程，由于種種原因進展不順，這種姿態一旦擺出來，也足以令美國等西方國家感到震撼，而僅此一點，就可以使得我國在與發達國家的談判中，獲取更多的籌碼和更大的主動權。中國還可以借助引領亞洲貨幣同盟的羽翼，為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搭建舞臺。
　　同時，當中國愿意承擔起領導貨幣一體化的責任，亞洲各國一盤散沙的狀況就能逐漸得到改善，加強亞洲國家的團結與合作，增強中國的影響力，并加快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以此化解人民幣升值壓力，是最佳選擇。
            答問于2009年2月，公開發表于2009年3月

另外：我本周五即3月6日下午3：40至6：00在上海國際華城簽書，相關信息詳見周曉鳴先生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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