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重建》一文是英國著名左翼學者佩里·安德森為新改版的《新左派評論》2000年創刊號撰寫的篇首專論。安德森通過回顧《新左派評論》的40年歷史，系統地總結了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中心的西方左翼思潮自60年代以來的發展，特別是對近10年來“新自由主義” 的意識形態霸權及西方左翼的處境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基于此提出了《新左派評論》、同時也是西方左翼的理論戰略。現將此文編譯如下：
政治刊物有特殊的生存理由，它從事超越首創者的重建，一種對前人特有的檢驗。物質和制度的壓力當然可以斬斷任何一份處于鼎盛期的期刊雜志。但是除了這一環境，政治刊物別無選擇：為了忠于自己，雜志必須以擴展它們的現實生存為目標，超越那些曾提升過它們的環境和前輩。
《新左派評論》正在步入它的第五個10年，已經實現了這個目標。從這一期起，我們啟動新系列的刊物，以保持激進的傳統；重新設計其形象，以迎接變化的來臨。我將在下文陳述自己關于《新左派評論》今日現狀和它應當開始采取的走向的看法。
一
關于《新左派評論》的任何思考，都必須以它的不同特色為起點。作為一份左派刊物，是什么使它與眾不同？最簡明扼要的一點在于：沒有其他這類雜志以所需要的長度和細節上的同樣自由、跨越了知識領域的同類山脈――從政治學延伸到經濟學、美學、哲學和社會學。這一跨度還從未得到過公允的、系統的研究。《新左派評論》一直試圖以同樣的歷史精神、把社會和道德科學的“理論”和藝術等門類的“文化”像政治學那樣來對待。把握該評論當代狀況的最好方式是回顧《新左派評論》的發展背景。60年代早期的狀況為《新左派評論》提供了下述特征：
在政治上，這個星球的三分之一已經打碎了資本主義。幾乎無人懷疑斯大林統治的無法無天和那些標榜自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都缺乏民主。但是，共產主義集團即使在它分裂之際，仍是一個強有力的現實。被俄羅斯當代歷史學家視為“革命浪漫主義者”的赫魯曉夫在蘇聯作出了改革的許諾。毛主義中國的威望曾經在很大程度上是完美無缺的。古巴革命是拉丁美洲的新燈塔。越南人在東南亞成功地打敗了美國。然而，資本主義在其北方心臟地區也感到自己處在它們外部的世界更大部分的威脅之下。在西歐和日本，群眾性的共產主義運動仍在向反對現存秩序蔓延。
在認識上，斯大林主義教條在1956年后信譽掃地和1958年內部冷戰脅迫性的下降，釋放出一個發現受壓的左派和馬克思主義傳統的過程，在饑渴的英國掀起了多重理論熱潮。與群眾政治相連的各種可替代的馬克思主義線索――盧森堡主義、托洛茨基主義、馬克思主義、議會共產主義開始流行。同時，起源于盧卡奇、科爾什和葛蘭西時期的、從群眾政治的失敗中產生的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豐富遺產也開始有了恢復的可能。關鍵是這些西方傳統對當代的持續影響：薩特、列菲伏爾、阿多爾諾、馬爾庫塞、德拉·沃爾佩、加羅蒂、阿爾都塞都是當代作者，《新左派評論》以大量篇幅出版了他們的新文本。英國與大陸理論模式的隔絕造成了與這些頭腦的突然的、集中的碰撞。
在文化上，擺脫50年代那種服從氣氛是比以上更廣泛的現象。這一時期的兩個主要標志物之一，是體現廣泛的青年造反聲浪的搖滾樂的出現。英國在這一轉變中是領銜的國家。第二個批判性轉折是作為概念和工程的auteur電影（法國60年代具有自己獨特風格的導演執導的電影――譯者著）的出現。結果，電影和音樂的新主導地位解脫了“雅”與 “俗”的辯證法。亦莊亦諧，在游戲和嚴肅之間輕松穿行，大多歸功于這一時代最重要的理論思潮。
二
在這三重背景下，《新左派評論》展開了一系列在當時的英語世界具有開創性的計劃。在政治上，當地方觀念的習慣勢力在英國左派中仍然強大之時，《新左派評論》把自己的羅盤定在第三世界反帝運動上，聚集了一支最終擴展到世界大多數地區的隊伍，拉美、黑非洲、中東、南亞和遠東都得到了體現。在本土，發表了一組有關英國的不同觀點，逐漸產生了某種影響。這樣，當越戰所引爆的、60年代后期的爆炸（先是學生造反，然后是工人運動高潮）在西方發生時，《新左派評論》恰恰定位于在隨之而來的騷亂中發揮作用，到70年代中期則贏得了國際性雜志的地位。
在認識上，《新左派評論》奉獻了極大的能量進行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想不同學派的介紹和批判性吸收，占領這份宏大事業達十年以上。結構主義、形式主義、還有心理特征的規范文本和原始資料，往往首先在該雜志的書頁中面世。在這些前沿，《新左派評論》從周遭的文化中脫穎而出，率先引領著更國際化的、更激進的參照視野。
在文化上，《新左派評論》創造了一種新的干預風格，把傳統文化對約束的興趣與先鋒派的形式聯結起來，介入流行電影和音樂。打破“雅”和“俗”的狹隘分類釋放了人的首創精神。同樣在這幾年中，《新左派評論》是ㄖ饕逶?0年代的重新發現和80年代著作的重新發現的先驅。這是一個創造性的時期。
三
40年之后，《新左派評論》形成期的環境已完全逝去。蘇聯集團消失了。社會主義已止于一種廣泛傳播的理想。馬克思主義在左派文化中不再舉足輕重。甚至工會主義也大大地瓦解了。可以說，這些變化之大尚未得到充分的表述。迫使《新左派評論》沉默的狀況不可能持續下去。與《新左派評論》聯系在一起的每一種時尚流派及其作者都勇敢地回應了1989年的懸疑。刊載的各種文本包括羅賓·布萊克本的：“大崩潰以后的社會主義”；彼得·沃倫的“我們的后共產主義：卡爾·考茨基的遺產”；亞歷山大·科克本的“黃金時代在美國”；弗雷德·哈利戴的“冷戰的終結”；湯姆·奈恩的“民族主義諸層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共產主義后的激進主義”；塔利克·阿利的“恐懼真相”；等等。
然而，共產主義崩潰十年以后，世界已向前進，《新左派評論》重新啟動的條件是對其今天狀況的某種特定的、有計劃的方式。過去10年最重要的方面是什么？它可以簡單地定義為新自由主義的事實上并無爭議的加固和普遍的蔓延。這一點不曾得到普遍的預見。即使是在1989－1991那些年看待蘇聯陣營的解體，就是它的競爭對手也不是立刻就明白：不受約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將橫掃東西方的壁壘。許多東歐的不同政見者、西歐的進步人士、北美的保守黨人，當時都預見了某種類型的全球版圖的“重新平衡”――左派一旦從斯大林的殘缺道德遺產中得到解脫，就將獲得富有希望的再生；日本和芬蘭的合作主義將提供比華爾街和紐約更優越的社會平等和經濟效率。這些觀點在當時并非個別人的信仰，并能夠吸引知名的權威。直到1998年，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和《今日馬克思主義》的前作者們仍滿懷希望地宣稱新自由主義的終結。
事實上，時代潮流已轉向。五項內在聯系的發展相當劇烈地改變了這一景觀。
其一，美國資本主義以不可思議的八年繁榮再次響亮地宣示了它的首要地位。然而，華爾街資產價值的膨脹、私人家庭的債務負擔、大規模的流通貿易赤字，美國貿易的潛在競爭地位幾乎無疑得到了關鍵性的強化。
其二，通過聯盟掌權的歐洲社會民主黨跨界轉向美國模式，他們為回應大陸范圍緩慢的經濟增長和高失業，往往大大超出先前的保守黨執政，加速工業和社會服務的解除管制和私有化，
其三，日本資本主義陷入深刻的衰落，南韓由于不斷上升的失業率，正逐步被迫服從解除管制標準。印度此刻第一次愿意依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其四，全球市場體系中最薄弱的環節，新俄國經濟，雖然產品產量和生活期望值有可怕的倒退，但已不再激起公眾的強烈反感。能夠集中政權和私有化土地的、在公民投票體制下俄羅斯金融寡頭的穩定化，目前處于繁榮期。
這些大規模的社會經濟變化，正在全球大行其道，已在丹尼爾·耶金和約瑟芬·斯坦尼斯勞熱情的論述“掌握高度”中建立了規范。同時，還伴隨著政治上和軍事上兩個附帶的轉變：
在意識形態上，新自由主義共識已在克林頓－布萊爾領導的“第三條道路”中建立了新支點。保證市場勝利的這一取勝配方是一副安慰劑，它不是攻擊、而是維護那個鼓吹競爭和團結和諧一致的、有同情心的公共權威。現政府政策的堅固核心仍是進一步追隨里根－撒切爾的遺產，采取他們的前輩都不敢頒布的措施：美國的福利改革，英國的學費。但現在這些政策正在被小心翼翼地用輔助性的讓步和更軟性的花言巧語包裹著。當前流行整個歐洲的這種結合的影響，將扼制激進右派前沿政黨的戰斗潛力，并更徹底地摧毀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對立面。清算歐洲社會民主主義和紀念盡善盡美的新政策，中左派政府缺一不可。從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把列寧的格言“民主共和國是資產階級國家理想的政治外殼”修改為：“第三條道路”是今天新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外殼。作為極端資本主義全球制度的最野心勃勃和最不妥協的理論家，托馬斯·弗里德曼在“一個人膽敢不是全球主義者今天就不能成為一個社會民主黨人”的口號下，對美國世界霸權獻上一曲厚顏無恥的贊歌，為克林頓主義進行無條件的辯護。相似的論調還有布萊爾的“偉大的成就在于將社會民主主義的公正價值觀和撒切爾主義經濟綱領的內容融合起來”。
最后，巴爾干戰爭以群集優勢的外交演示結束了這個10年。與海灣戰爭的比較表明，從90年代初以來，“新世界秩序”已變得如此強大。以保護西方石油供應和一個封建王朝的名義，布什必須動員龐大的軍隊去推翻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以制止種族清洗的道德帝國主義的名義，克林頓沒有用一兵一彈就靠轟炸迫使塞爾維亞人屈服；而成建制的俄國人不費吹灰之力成了作為援軍的占領軍。歐盟熱衷于成為美國的新戰友，加入巴爾干戰后總體重建的目標。科索沃的勝利在這一意義上不僅僅是軍事上的和政治上的。它還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勝利，建立了華盛頓所確立的、關于人權干涉的新標準。資本主義整整20年的自由所創造的這個社會需要善心。聯合武裝行動提供了這種善心。
四
發達國家知識界的氣氛及其蔓延擴張，反映了這些變化。即使大多數西方知識界實質上總是滿足于現狀，由于一個更不安穩的、更富于想像力的少數位于其右翼，在整個滑坡的80年代，中左派在大多數主要的資本主義國家仍然是一個有意義的存在。隨著90年代政治景觀的中性化，人們也將期望出現一個可接受的平等的調控。這個10年結束時，中性化已加速步伐。如果我們觀察傳統的、先前的社會主義左派的領域，對這一新組合的兩類反應占了上風：
第一個反應是調整。資本主義在整體勝利之際，它使許多過去信仰它的人確信，它是一個不可避免的、方方面面有益的社會制度。那些聚集在“第三條道路”下、無論是堅信不疑還是默認首肯的人，就是明證。表面上能夠實現的一系列調整極為廣泛。現實調整的深度則可以從如巴爾干戰爭那樣的事件中看出來，北約的作用簡直是理所當然，通過一系列在10年20 年以前不可能夢想這么做的意見，就象政治普遍性常規需要的一部分。其潛臺詞是：資本主義勝局已定，我們必須用資本主義來維持我們的和平。
第二類反應最好能表述為一種撫慰。這里不存在任何無原則的調整，先前的各種理想并未被拋棄，也許重新得到了更堅定的確認。面對令人氣餒的實力差距，存在著一種嘗試和尋求美好背景的自然人類傾向――需要具有某些希望的信息，包括高估對抗進程的意義、探究有無聊潛能的不恰當的功能、培育對假想力量的錯覺的癖好。我們左派大概無人能對這種誘惑免疫。任何一個政治運動不為擁護者提供某種感情撫慰就不可能生存下去，感情撫慰在失敗時期將不可避免地涉及心理補償的成分。但是，一份理論雜志的責任必須是對這個世界進行精確描述，無論它在道義上將承受什么。
五
《新左派評論》在這一形勢下應當采取何種立場？我相信，它的總體方式應當是一種不妥協的現實主義。不妥協有兩種含義：拒絕與現行制度的任何和解，反對任何一種遮遮掩掩地表述權力的虔誠和委婉。枯燥乏味的最高綱領主義不復再來。《新左派評論》永遠應同情爭取更好生活的斗爭，無論它們的影響范圍是多么有限。但是它可以支持任何當地的運動和有限的改革，而不偽裝這些運動和改革能夠改變這一制度的本質。它所能夠和應當做的是，既不對該制度正轉向穩定的進步方向的假象表示信任，也不維護急切要充當反動勢力盾牌的遵奉者的神話。
對《新左派評論》打造鮮明的政治符號能力的檢驗應當是它如何經常能靠直言不諱靜靜地打動讀者，而不是附和好意的假話或左派的自欺。今天最需要的是啟蒙精神而不是福音派教義。
六
一個10年并不造就一個時代。新自由主義90年代強大的沖擊也并非永恒實力的保障。以一種更長遠的歷史觀點能夠對這一時代進行更有希望的解讀。這畢竟也是這樣一個時期，蘇哈托在印尼的獨裁被推翻了，伊朗的宗教暴政削弱了，委內瑞拉貪污的寡頭下臺了，南非的種族隔離已終結，南韓各類軍人及其文官傀儡政權已經下馬，自由最終在東帝汶獲勝。樂觀主義觀點將這些視作未來的萌芽，即在世界范圍內構筑真正的民主化進程的、持續的民族解放運動的最新行動，這一進程的成果我們現在可能還想像不到。由于世界范圍的婦女解放運動的壓力，另一觀點不如說是指向性別等級制的總體式微，指向生態意識的增長，即使是那些最嚴酷的國家對此現在也必須表示鄭重其事的尊重。所有這些看法的共同點在于暗示資本主義或許是不可戰勝的，但卻逐步證實它可以融解于、淡化于更深刻類型的平等、可持續能力和自我決定的汪洋之中。
即使如此，這些深度仍然深不可測。民主的傳播作為對社會主義的替代，作為希望和要求，不是被它的后共產主義追隨者的言論，而是被它自身在其資本主義故鄉的掏空所挫敗的：逐漸下降的的參選率，不斷增長的金融腐敗，瀕臨垂死的社會和解方式。總之，走強的不是來自下層的民主渴求，而是資本上層公共辯論和政治特色的窒息。民主制度的力量不在于壓制，而在于化解和抵銷；到目前為止，它沉著地應對著對它的更新的挑戰。發達國家的女權主義和生態運動取得的勝利是真實的和受到歡迎的：這是后30年發達社會中人類進步最重要的成分。但也表明它們已被證實了的、可以與積累的常規和諧共處的特征。
這并不說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其他力量已顯示出對現狀的更大程度的有效反抗。這一狀況并非單一的經濟變化或意識形態轉折的結果。嚴酷的階級斗爭在英國象在美國那樣被馴服曾是必然的。工人們即使在歐洲所受到的威脅更少一點，也仍是處處陷于守勢。現實主義左派在今天的唯一出發點，是對歷史性失敗的清晰的歷史定位。資本已可以理解地擊退了對其統治的所有威脅，其權力的基礎，首先是競爭的壓力一直被社會主義運動所低估了。已把資本主義理論化為一種體系制度的右派教條堅守他們冥頑不化的力量；自我標榜激進的中派喬裝改扮自己當前的真實意圖。那些一貫篤信難以駕馭的自由市場價值和生產方式私有制的人中包括了許多知識實體的人。當下就有一批粉飾者和美容師，他們昨天還在惋惜他們今天不再過份矯飾的這個制度的丑惡。
對于左派，過去那個世紀的教程是拜馬克思所教，其首要任務是以持續的運動介入資本主義這一生產和利潤的復雜機器的現實發展。還不存在任何一種能與資本的實力較量的、現在才剛剛冒出地平線的集體力量。在當前能打破資本主義均勢的唯一革命力量表現為科學進步本身時，我們及時地成為原創的動力織機，而這些生產力與馬克思主義所確認的、社會主義運動當時還能生存下去的那種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相去甚遠。但是如果對于一種制度變化人的活力一再釋放出來，這將是資本自身的代謝作用。我們無法逆轉這一方向。唯有在這一制度演進中讓另一制度分享這些秘密。
七
在意識形態上，目前形勢的奇特在歷史觀中是突出的。從這場改革以來第一次，西方思想界不再存在任何有意義的對立，即制度性對抗的觀點；在世界范圍內幾乎也一樣。不管堅持它所實行的什么界限，新自由主義作為一整套原則統治全球，成為世界歷史上最為成功的意識形態。對于象《新左派評論》這樣的雜志，這意味著左派文化中一次根本的斷裂，因為如果它要在總體上更新自身的話。在這方面沒有任何一點比與該評論原初的發展線索相對照更鮮明了。60年代人成長起來的那個完整的地平線實際上已被抹去――改良主義和革命社會主義的界標也在同等程度上被抹去了。對大多數學生來說，倍倍爾、伯恩施坦、盧森堡、考茨基、饒勒斯、盧卡奇、列寧、托洛茨基、葛蘭西已成為象阿里烏派主教的名單一樣遙遠的名字。怎樣重新編織上個世紀和這個世紀之間意義的線索，將是擺在任何嚴肅地使用“左派”術語的刊物面前最棘手、最困難的任務之一。對此沒有什么指導性方針。
早期《新左派評論》的那些思想傳統情況不妙。大多數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文集――科爾什、《歷史與階級意識》的盧卡奇、薩特、阿爾都塞、德拉－沃爾佩學派的大部分著作都已在總循環中過時。生存得是最好的是最間接政治性的：基本上是戰后的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和選擇派的本杰明。在國內，雷蒙德·威廉斯已不予置評，幾乎和20年前非洲的賴特·米爾斯一樣。多伊徹已杳無蹤跡；米利班德的名字恍如隔世。
另一方面，思想史并非達爾文進程。重要的思想體系極少消失，即使它們曾有如此之多的形式已經過時。盡管已見不到任何具體的聯系，這些傳統的線索已持續地展示出顯著的生機。可以說，英國的馬克思主義編史工作現已取得國際撰稿人地位，它的某些以往從不為人所知的東西，由于霍布斯鮑姆的《極端的年代》（它看起來很可能依然是對這個已逝世紀最有影響的獨一無二的闡釋）得到了極好的說明。直接傳承于大陸馬克思主義的杰姆遜關于后現代主義的著作，作為那個時代的文化版本沒有準確的復本。羅伯特·布倫奈爾提出了自二戰、自喬萬尼·阿利吉關于資本主義的演進在一個更長時間框架中最雄心勃勃的計劃以來，關于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唯一的具體的經濟學闡釋。湯姆·奈恩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正引導著現代民族主義政治的雙重解釋的聲音。瑞吉斯·德布雷則發展了當代媒體目前所提出的最系統的理論之一。特里·伊格爾頓在文學領域、T·J·克拉克在視覺藝術、大衛·哈維在地理學的重建中，都是這些學科的中心人物。
無法把這些名字強制統一于單一規范。即使這些范圍部分地屬于左派文化框架的成果，它也是研究線索的創造性的釋放和分化的表述。《新左派評論》應尊重這些線索，尋求體現這些蓍作內容彼此具有可以理解的聯系的明朗前景，。
與此同時，還存在一個更廣泛的、少數甚至沒有馬克思主義淵源的知識分子圈子，它將自己定義為今天運動中松散的左派。以哲學、社會學和經濟學等領域為例，這個圈子將包括哈貝馬斯、德里達、巴里；布羅代爾、曼、倫西門；斯蒂格里茨、森、達斯古普塔。當新自由主義霸權已變得更絕對之時，早先溫和的思想家們現在也漸漸趨于激進化。但更有意思的是這類蓍作的許多共同特征：大膽的知識進取心、廣博的學科綜合力與政治領域自身的小心翼翼和慣常承諾的結合――一種與韋伯、凱恩斯和羅素堅定熱烈的學科領域迥然不同的東西。杜絕一切社會主義傳統的連續性的后果，在這里顯而易見。
相比之下，右派掌握著該時代直接政治建構的領域，如福山、布熱津斯基、亨廷頓、耶金、勒特韋克、弗里德曼，已接二連三地提出了世界將往何處去、到何處止的流行觀點。這恰恰是一批把獨特的、有力的論文與流行的大眾風格相結合，不是為學術閱讀、而是為廣大的國際公眾而包裝的寫家。這種到目前為止實際上是美國人專有的、充滿自信心的風格，在左派那里尚找不到任何對應的東西。在左派那里，“世界主義民主”、“人民的法律”等規范方案，充其量不過是有節制地或委婉地述說事物的現實過程，仍然是一種有缺陷的選擇。在實力政治的相關關系發生變化之前，思想發展的平衡不可能發生極大的改變，只要西方不存在深刻的經濟危機，這一均衡將大體上保持穩定。
八
這一文化景觀與《新左派評論》早期繁榮時代幾乎也沒有多少相似性。三個主要變化限定了這一時期。第一個變化是，由于電視對以往一切交流形式的超越，以及隨后技術上重復了同樣轉折的電子媒介的興起，口頭語言的主導地位已被視覺代碼大規模地取代。這一模式當然受到已降臨的后現代形式的充分確認。第二個變化是，后現代形式的另一特點――來自下層的異常的、狂暴的沖擊力和上層的既定秩序之間的大部分緊張狀態已得到緩沖，正如市場對待青年文化是以早期包容其先鋒行動的同樣方式將其僭用并制度化：而這是一個徹底得多的大眾市場。其結果就是象杰克遜或喬丹那類偶像的商品神圣化。第三個變化是，雅俗體系的距離已趨于崩潰。其結果是一幅相輔相成的漫畫，就象同一層面的兩個焦點：皇家科學院在衰落；奧斯卡洋洋自得，明星和夢工廠成為劣質作品的正面形式。文學被獎金、出版預算卷入了同樣的漩渦，生產出生態和后拉什迪。
《新左派評論》是對這一狀況的批判。雅俗之間有活力的替代出現了兩極分化，趨于把未知的一面納入自己過度膨脹的話語中。因此，雅的形式已淪為哲學解構曲里拐彎的常規的犧牲品，而流行形式則已成為亞社會學類型的“文化研究”的競技場。每一形式都源于50年代末到60年代蓍作的激進線索：霍格特和威廉斯在一面，巴塔伊和德里達在另一面。形式上說，這些各自的變體在很大程度上不斷地把它們自己和左派相認同。他們統共所做到的往往不過是在蒙昧主義和民粹主義之間進行選擇，更糟的是二者的混合，表現出煽動蠱惑和政治冷漠之間不可思議的調和。
蒙昧主義作為意義的有意障礙幾乎沒有捍衛者。民粹主義有時被認為有進步潛能。典型的民粹主義者在今天意味著在選民、讀者和觀眾之間偽造并不存在的條件的平等：玩世不恭的右派和道貌岸然的左派極易在此基礎上彌合。伯明翰學派的所有后裔突然倒向非批判性地接受作為大眾文化豐富源泉的市場。在這些情況下，《新左派評論》的作用應當服從于絕對地固守不妥協的方向。
在所有激進雜志中，張力狀態總會存在于批判主義的兩種形式之間，這兩種形式同等必要然而顯蓍有別。這些批判大體上有“先鋒派”和“黑格爾派”的文化方式，前者承諾立樁劃分積極的、即使是片面的、絕對必要的立場，后者則以更敘述性的調子解釋一個更廣闊舞臺的歷史和哲學的可理解性。這兩種風格并不排他，《新左派評論》對雙方都予以鼓勵。對英語世界之外缺少注意和難于看到的最重要的導演們的待遇相比，對好萊塢和Elstree（美國一個與電影有關的著名網絡服務公司――譯者注）的最新的票房轟動作品的熱烈追捧，是浪費《新左派評論》的空間。因為對過去大都會地區消極發展的反向抵銷產生了一個相當大的文化勝利――邊緣制片人在亞洲、非洲、中東、拉美成倍激增。這一點在西方被非常小心地掩蓋著，應成為左派批判的一個重點。
當代英語界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是，由于好萊塢、CNN（美國有線新聞電視網）和Bookrism的霸權在過渡時期成指數增長，所以，盡管外語、文學和政治學比20年前在大中學校得到了遠為廣泛的學習，但最新版本的文化參考書即使是其頂尖的層面，通常也都是較狹隘的。看看當代刊物時尚的滑坡已足以表現這一矛盾。為保持其傳統，《新左派評論》應當抵制這一悖謬。
九
在有其自定義和問題選擇的政治學的首要地位之下，諸如經濟學、美學、社會學和哲學等學科由于《新左派評論》的性質走到一起。該評論的規則內在地反映了它的組織重點，評論和重頭文章一般處理當時的國際問題。《新左派評論》仍然是第一流的和最重要的政治刊物，外在于一切溫和認同的和既定圈子的觀點。左派需要一種“文化政治學”；但重中之重是開放自身的文化局限性。
過去時代的一個主要變化是左派知識分子普遍轉入高樓深院。這一發展不僅是職業結構改變，而且是政治組織清空、出版社沉默、反文化受挫的結果，不可能馬上逆轉。這一發展帶來了臭名昭著的、特有的不良成分。愛德華·賽義德最近已強烈地注意到這些成分中某些最壞的東西――會使馬克思和莫里斯左派失語的寫作標準。但是，純學術化在其他方面也造成了危害：不必要的注釋，文憑重于知識目標，反復引證權威，盲目引證，等等。無論是否得當，《新左派評論》的目標都是一份學術性的、但不是學院派的雜志。不象今天大多數學院派刊物，《新左派評論》不在文章末亂加注釋，不借助二流水平的“哈佛”參考書，但是尊重頁底腳注的經典的謙恭，如直接有助于讀者的資料提示和對該文本的顛覆。它們在什么地方不可或缺，作者就可以直白地引用。但是，將不容許僅僅由于刊物自身的緣故擴散今天已經過多的屈從的瘟疫。左派對于寫作至少也應像它的對手那樣毫無冗長和紊亂，此事關乎榮譽。
《新左派評論》將以規范的書評欄目為特色，并鼓勵爭論性的交流。《新左派評論》在這一期實現了我們想做的改版。其中的論戰，標準不是政治正確性，也不是語法分析，而是觀點的原創性和活力。論爭交流的價值應當厘清已麻木了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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