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場的在場者—德里達與馬克思
——紀念剛逝世的德里達
(臺灣)汪立峽 2005年
不管人們愿意或不愿意，意識到或者沒有意識到，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所有地球上的居民，今天在一定程度上都是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的繼承人。
——德里達《馬克思的幽靈》
今年10月8日享譽國際的法國哲學家德里達（Jacques Derrida）突然逝世。他是和另一個已過世的法國思想家福柯在哲學觀點上十分接近的大師級人物，論影響力猶有過之，不過在臺灣顯然知道福柯的人遠多于德里達，這同德里達的解構理論較難被人理解或許有很大關系。他的死在法國是件大事，左翼《解放報》用8個版，中間偏左的《世界報》用10個版，右翼的《費加洛報》也以2個版報導他的死訊和討論他的思想。怪異的是，《中國時報》巴黎特派員蔡筱穎自法國發回的報導在介紹德里達的生平時，突出指出：「德里達并沒有和他同時代的學院派一樣，成為馬克思主義的繼承者和捍衛者。」如果這句話是指八十年代以前的德里達尚可勉強成立，但從八十年代末德里達發表《往返莫斯科》，特別是1993年發表《馬克思的幽靈》以來，已沒有人再懷疑德里達和馬克思的關系了。
1993年4月間，美國加州大學舉辦了一場大型國際研討會，議題是：馬克思主義向何處去？德里達在會上發表了題為《馬克思的幽靈》的令人吃驚和引人注目的長篇演講。這不僅因為此前德里達從來不明言他與馬克思主義之間的關系，更因為在蘇聯解體后西方思想界不是歡呼資本主義勝利，就是質疑馬克思主義壽終正寢的節骨眼上，德里達卻一反常態挺身而出疾呼：「不能沒有馬克思，沒有馬克思，沒有對馬克思的記憶，沒有馬克思的遺產，也就沒有將來！」當時有人不無幾分戲謔地說：「你真是挑了一個好時候向馬克思致敬」，德里達正色道：「我相信（這一）出乎意料的事件的政治品德」，毫不客氣的表明正是在這種危疑動蕩的時刻才能看出一個知識分子的「政治品德」。
「哦，我的朋友，沒有朋友」
德里達1930年7月15日出生于當時法屬的阿爾及利亞的一個虔信猶太教的猶太中產階級家庭。由于出身猶太家庭，青少年時期的經歷在很大程度上可說就是受壓制被歧視的歷史。11歲時德里達欲進入一家公立中學就讀，但跨進學校大門的第一天就被趕了出來，因為他是猶太孩子，名額須受限制。后來雖然進了另一家公立學校，卻因不堪受氣，中途輟學。
德里達在到法國本土求學之前，親眼目睹了阿爾及利亞人與法國殖民者之間的激烈斗爭。親身體驗了東方猶太文化和西方法蘭西文化二種異質文明的洗禮。
19歲德里達抵達巴黎，考進著名的高等師范學院就讀，為了在激烈競爭的環境中不受排擠，他將猶太名字「杰基」改為非常法國式和基督教式的名字「雅克·德里達」。
據德里達自己回憶，他這個猶太孩子，幼年給人的印象是常常「無緣無故的哭泣」，整個少年時期就是一種刻骨銘心的孤獨感。他的學生回憶說，德里達在高等研究班講授政治哲學《友誼政治學》時，每次開講必先重復引誦蒙田的名句「哦，我的朋友，沒有朋友！」作為他解構西方政治哲學「同一性」傳統的啟發性用語。
有不少研究德里達的學者認為，正是德里達的猶太文化背景和他的強烈被排擠受歧視的經驗感受，促使他的哲學思想對那些主導性的或正統的東西（例如他所說的「邏各斯中心主義」）采取了逆反態度，而對那些邊緣的或差異的受忽視和被排擠的東西（例如他所強調的「差異」、「延異」及「他者」），則給予格外的同情和重視。就是說，德里達「解構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徹底反對西方哲學自柏拉圖以降，特別是十八世紀啟蒙思想以來的以「理性主義」、「同一性」為歸依的「邏各斯中心主義」。他認為這種突出二元對立統一性的理性哲學傳統，既遮蔽了事物的「差異性」，又在內部樹立「等級性」，有必要從「差異」立場出發予以徹底的、不斷的解構才能邁向人類的解放和社會的「公正」。（「公正」一詞是德里達表述超越法律和既存規范的一個解構哲學概念）。
「文本」、「差異」、「印跡」、「在場」
德里達在六十年代以前深受當時居支配地位的結構主義的影響，精研了不少胡賽爾、海德格爾、佛洛伊德、黑格爾、馬克思的經典著作，但他那時始終未像同輩的法國知識分子那般鐘情于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更沒有像阿圖塞和福柯那樣一度加入法國共產黨（福柯于1950年入黨，四年后脫黨；阿圖塞則終身是共產黨人）。1966年德里達作出了第一次令人驚訝的姿態，他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研討會上，出人意表的大力批評以列維·斯特勞斯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聲稱不存在一個所謂的「結構中心」，在結構中任何一個位置都不具有優先性。此次講演被視為德里達「解構理論」初試啼聲，在美國則被稱作「后結構主義」的伊始。緊接著，二年后即1968年巴黎「五月風暴」期間，德里達居然在高師院組織了第一次群眾集會，并帶頭參加了學生的游行示威。
德里達的解構理論最早表現在他對「文本」的解構概念，因此「文本」一詞也在七十年代后廣泛為人所知并且使用。不過「文本」（Text）到底在德里達那里是怎么個用法呢？在他的重要著作之一《書寫學》中，「文本」和「書寫」幾乎是同義詞，「似乎沒有什么知識不在文本（書寫）形式中，文本自身是自我背離和自我分裂的，是不確定的，因為它永遠引向其它的文本和進一步的書寫」，說更明白一點，德里達提出一種「解構閱讀」的策略，即準確把握文本中作者的原意，在此基礎上發揮讀者的主觀能動性，發掘文本中所透露的超出作者表面意思之外的潛在部分，把握文本的異質性和多樣性，以拆解舊結構。可以看出，德里達的文本「解構閱讀」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創造性的批評」，而不是一般錯誤理解的隨心所欲浮濫無根的「解構文本」。
德里達在《書寫與差異》這本可算是他的經典著作之一的書中，對他提出的另外二個解構理論的重要概念「差異」與「印跡」，作了反復的演繹和論述。
一般而言，在德里達那里，「印跡」（Trace）是用來說明符號或事物間的縱向性（歷史性）的差異關系。或者這樣說，德里達用它（印跡）指一種「在場」的事物和符號，藉「不在場」的事物得到顯現的狀態。簡潔地說，「印跡」所指代的就是事物間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滲透的關系，「印跡是動態的，印跡運動是必要的自我遮蔽，它以自我的掩蔽生成自己，當他者聲稱它如此這般時，它將自己表現在它自身的另一體中」，似乎有點費解，他的意思其實是說明一種「在場的不在場」或「不在場的在場」，例如他所強調的馬克思的幽靈在現時代的似無還有的巨大力道和作用。
至于「差異」這個最重要的的德里達解構理論的概念，它所指的不是事物之間靜態比較的那種差異，而是一種差異事物本身的動態運動和發展，德里達突出強調「差異」是一種拆解邏各斯中心主義和理性主義的不斷運動著的力量。德里達在他的著作中明確指出「差異」有二個明顯不同的意義：「即作為區別、不同、偏差、空間化的差異／differing，和作為迂回、延緩、接替、預存、時間化的延異／deferring」，前者指的是相鄰事物間橫向的差異關系，后者指的是不相鄰事物間縱向的差異關系。德里達刻意使用「difference」表示前者，使用「differance」表示后者。所以在中文翻譯中為了區分二者，有時將「differance」譯作「延異」或「異延」。
可以這么說，德里達的解構理論其實是以「差異」（延異）替代「邏各斯」，也決定了解構主義針對西方傳統哲學的批判方法，這將是一種典型的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方法，專執于對位居邊緣地帶的細節甚至腳注發隱索微，形成突破口進一步擴張之，以證明文本沒有恒定的結構和確定的意義，最終否定柏拉圖以來的理性主義思維傳統。然而，正像某些批評者指出的那樣，德里達口口聲聲反對理性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然而又不得不沿用理性主義／邏各斯中心主義的概念和邏輯來展開他的顛覆工程。畢竟邏各斯中心不是別的，它就是我們的語言本身。
「我從來不是后現代主義者！」
由于德里達事實上在他的解構理論中以「差異」（延異）作為中心概念對抗邏各斯中心主義／理性主義這類「現代性」的中心概念，顯示出無止無休的「價值相對主義」和「邊緣策略」理論性質，所以無可避免被許多人認為解構理論就是后現代主義的核心哲學，德里達就是后現代主義的大宗師。不過，有意思的是德里達本人對于這類指認十分惱火。在一次訪談中，他幾近激憤地對批評他的思想是「虛無主義」的人反擊道：「三十年來我一直在嘗試，清晰地和不厭倦地反對虛無主義、懷疑主義和相對主義，任何只要稍稍解讀過我的作品的人都知道這一點。」「他們以虛無主義、相對主義、反人文主義等等來指責我，與這一指責相反，我一直嘗試把『解構』定義為一種肯定性的思考。」（《德里達訪談錄》，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何佩群譯）
2001年德里達訪問中國大陸，9月10日在南京大學的一次座談會上，他更進一步回答師生對他是否后現代主義者的提問：「你們大概都知道，后現代主義標志著或據稱標志著啟蒙時代、理性主義和進步主義的終結，也標志著解放、革命思想和進步思想的終結，也就是說，標志著所有起源于18世紀、啟蒙時代的現代性概念的終結。從這一點來看，解構主義不是后現代主義，不僅僅因為我對這一歷史分期表示懷疑，還因為我本人堅信解構可以通過新的方式激發進步、解放和革命，我仍然相信進步，相信解放，相信革命。」（《德里達中國講演錄》，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版）
「現在該維護馬克思的幽靈們了！」
德里達在他備受矚目的《馬克思的幽靈》開宗明義第一句話就是：「現在該維護馬克思的幽靈們了！」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標志了德里達向馬克思復歸，或者更準確的說是將他與馬克思之間隱蔽的關系明朗化了。
關于解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系，久已不是一個新鮮的話題。德里達的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從表面上看，就被認為有許多相似之處，比如，德里達將目光緊緊盯在「文本」的物理形跡，被認為同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有異曲同工之處；德里達不遺余力大事攻伐的「邏各斯中心主義」，則被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唯心主義」一語的代名詞。而所謂的「黑格爾—馬克思—德里達」傳統，言外之意無異是說馬克思和德里達都屬于黑格爾的辯證法傳統。甚至解構主義的一些專門術語也被認為足可與馬克思主義哲學中的有關術語互訓，例如，德里達對「書寫」的關注一如馬克思對「貨幣」的熱情；德里達的「差異」和「印跡」概念正相似于馬克思的「歷史」和「關系」二詞的含義，如此等等。
盡管德里達質疑過馬克思主義的「二元對立統一性」仍不脫邏各斯中心主義／理性主義，但是德里達的「解構策略」將解放和革命的前景寄托于不可言狀的「公正」結局，幾乎是說「解構就是公正」，未免流于神秘主義之譏，如同馬克思所言：「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導致神秘主義方面去的神秘東西，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馬克思恩格斯選集》，1972年版，第18頁）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美國學者麥柯·瑞安（Michael Ryan）在他的著作《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中指稱：「馬克思主義和解構理論可以溝通，但是在一個基本點上它們難以聯系。⋯⋯千百萬人因為他們是馬克思主義者而遭殺身之禍，然而沒有誰因為他或她是解構主義者而非得去死。」
或許因為德里達體認到他的理論含帶的欠缺實踐性的某些特質，幾年前在一次題為《解構主義和實用主義》的講演中，德里達說過他作為一名左派，希望解構主義的某些成分將有助于把左派運動政治化或再政治化，而不是僅僅圈定在學院范圍之中。在《往返莫斯科》一書中，他甚至動情的說：「迄今只要一聽到國際歌，依然是心潮澎湃，不能自已。」也難怪在《馬克思的幽靈》中他會謙虛地的表白在重讀《共產黨宣言》和馬克思的其它幾部偉大著作之后，我得承認我對哲學傳統中的文本所知甚少，甚至可以說一無所知。」還告誡人們說：「不去閱讀且反復閱讀和討論馬克思，而且是超越學者式的閱讀和討論，將永遠都是一個錯誤，而且越來越成為一個錯誤，一個理論的、哲學的和政治責任方面的錯誤。」
單單憑著德里達面對馬克思的這種發自內心的自省勇氣與風范，就足以作為我們尊敬和紀念的思想大師。他肯定會像馬克思一樣，以一個「不在場的在場者」，幽靈一般地持續發揮他在理論和思想方面的影響力，啟發人們對解放和革命的熱情與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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