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綜述

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收入分配問題研究綜述
 
林幼平 張澍  
 
 

2006年06月11日
 
 
　　收入分配始終是一個極端重要的理論問題和實踐問題。隨著經濟體制模式的轉換和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在收入分配領域出現了許多新矛盾和新問題，并且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收入差距的擴大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者們圍繞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和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問題展開了深入研究，形成了對收入分配現狀的評價、造成現狀的原因以及對現狀進行調整的對策建議等一系列理論觀點。現將這些研究成果的主要內容作一基本綜述。

　　一、對中國現階段居民收入分配現狀的認識

　　1．現階段居民收入分配狀況的特點

　　我國現階段收入分配的總體狀況有四個顯著特點；其一，居民收入普遍增加，各個階層群體都獲得了改革帶來的實惠，生活水平顯著提高；其二，城鄉、地區、行業之間及其內部幾乎毫無例外地存在著收入差距；其三，在政府部門和事業單位內又普遍地存在著嚴重的平均主義；其四，收入分配秩序混亂，非常態收入特別突出。進一步衡量社會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常常運用相對收入不平等分析方法，如“羅倫茨曲線”與“基尼系數”。陳宗勝、向書堅計算出的1995年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分別為0．365和0．3515，國務院研究室和世界銀行及其他學者的周期估計值分別為0．39、0．445、0．415。而陳、向兩人計算出的1985年全國總體基尼系數僅分別為0.2875、0．2656。一般認為該系數值在0．2以下表示絕對平均，0．2～0．3之間表示較為合理，0．3～0．5之間表示表示差距較大，0．5以上說明收入差距相當懸殊。我國城鎮住戶調查資料表明，自1985年以后，尤其是進入90年代以來，城鎮居民個人收入差距逐年增大并加快。有人運用絕對收入和貧困的分析方法進行衡量，如1994上半年人均月收入103元以下的城鎮居民有2000萬人。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占全國人口不到3％的高收入戶的存款總額高達2932億元，占全國城鄉居民存款總額的28％。

　　2．“兩極分化論”與“兩極未分化論”

　　其一，“兩極分化論”。該觀點認為，兩極分化正開始在我國出現。依據是：據國家統計局典型調查，1992年20％的高收入戶的人均收入與20％的低收入戶的差別由1991年的2．6倍擴大到2．8倍，到1994年這種差別越拉越大，目前全國約有100萬人擁有100萬元以上財產，而我國一些地區連溫飽問題都沒有解決，貧富兩極分化的問題十分明顯。

　　其二，與以上觀點相對立的是“兩極未分化論”。這種觀點從本質上否定出現了兩極分化：撇開影響收入分配的公有制方面的因素不談，僅就收入分配差別的程度而言，參照私有經濟社會的經歷看，至少基尼系數要達到0．5以上的水平才算得上是兩極分化了，而我國即使各種財產及非法收入的影響都計算在內也沒有達到這個程度。趙人偉，李實等人通過引入兩極分化的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來加以驗證。他們在《中國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年，以下簡稱《再研究》)一書中通過對1986年到1995年各年的城鎮居民抽樣調查的分組數據進行計算，發現其中只有一年(1988年)同時通過了絕對標準和相對標準．因此，他們得出結論認為進入1990年代以后中國并沒有出現兩極分化的問題，認為主張“兩極分化”論點的學者大多數是將“兩極分化”混同于收入差別擴大。不過，我國近幾年出現的“兩極分化”論者的論據涉及的“主要是各種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發生和蔓延”。“《再研究》一書集中研究的是中國居民的正常收入的分配差別現狀與趨勢，令人信服地得出了在正常收入范圍內沒有發生兩極分化現象。但由于沒有同時研究非法非正常收入的發生額，分布差別及其對總的居民收入差別的影響程度，故仍不能說服那些認為我國目前已經發生兩極分化的學者”。

　　另外，“兩極未分化論”者對于收入分配差距的度的評價仍存在差異：(1)“適當論”。陳宗勝20世紀90年代初在對中國居民總體收入分配差別進行研究后認為，當時的收入差別程度“與同樣發展水平的公有經濟國家和私有經濟在收入概念可比范圍內的收入分配差別大體一致。”到了1997年，他們認為當時我國居民收入分配差別總體狀況大致是適當的。其原因可歸納為五個方面：①基尼系數沒有超過0．5的兩極分化水平；②高收入層與低收入層收入上的差距應被視為打破傳統的平均主義的局限，③盡管收入差別已擴大，但包括貧困階層在內的中國所有階層的絕對收入水平卻提高了，④對照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效率的提高來看，這種收入分配差別是適當的；⑤我國社會總體狀況比較安定，沒出現大的社會動蕩。這說明目前社會對這種差別是認可的。(2)“失當論”。持這種觀點的學者較多，他們有的從靜態的橫向比較角度把收入分配差距的失當表述為“過高”；有的從動態的縱向比較角度把收入分配差距的失當表述為“惡化”。趙人偉、李實在《再研究》中對收入差距進行了國際比較：中國基尼系數已達0.445，這低于非洲和南美一些國家，但高于亞洲的一些國家，更高于歐洲發達國家的普遍水平。然而，這種國際比較分析的方法本身已受到批評。而魏眾等人從縱向發展的角度認為，從1990年到1995年，隨著市場化的進程，分配狀況進一步惡化了。其三，“價值判斷論”。此論認為從收入分配差距的大小來測度收入分配的公平與否，必須引入價值判斷標準，而基尼系數只是對收入分配狀況的客觀判斷。這其實已經開始超出統計實證分析的范疇，李實認為在收入分配的理論研究上進行價值判斷幾乎是不可能的，因為每個學者都可以得出個人的價值判斷，我們不應將個人的價值判斷作為社會總體的價值判斷，價值判斷從理論上無解。不要在理論上尋求統一的價值判斷。筆者認為李實所指的理論僅指現代西方經濟數據統計和實證分析理論。

　　運用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和方法對收入分配進行的研究是側重于收入分配社會性質分析的領域。這方面的研究一般承認社會存在出現收入分配差距的必然性，并將其歸因于社會主義階段市場經濟條件下，由多種生產方式決定的多種收入方配方式的并存。但是，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必須有一個合理的限度和允許存在的空間，因為貧富差距的擴大化是為社會主義素質所不能容的。判斷收入差距是否合理。首先要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合理，而判斷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主要在于判斷收入分配制度是否合理和收人分配機制是否合理。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在于確立社會成員憑什么分配以及為什么要這樣分配，主要是體現生產條件分配的合理和經濟關系的平等。收入分配制度的合理性首先是由社會制度的特殊性決定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是社會主義所有制的主導形式，但是生產資料采取什么實現形式卻是不同時期，不同生產力水平條件下的不同選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公有制無論采取哪一種實現形式都必須達到兩個要求：一是能夠壯大公有制；二是能夠實現最大的經濟效益。社會主義條件下的收入分配包含了三個方面：即基本保障性收入分配。激勵性收入分配和效益或效率性收入分配。生產條件的平等、經濟關系的平等也就是要在這三個方面達到平等，如果公有制的實現形式達到了這兩個要求，社會收入分配制度能保證這三個分配的實現，那么收入分配制度就是合理的。收入分配機制的合理性在于確立怎樣分配，通過什么途徑和環節實現收入的合理分配。與上述分配內容相聯系和相適應的有基本保障性收入分配方式，激勵性收入分配方式和效率或效益性收入分配方式，這些分配方式首先要通過市場機制的作用來實現，同時通過政策和法律的機制及手段進行調節。這些分配方式總起來講的是基本分配方式和要求分配方式，而要素分配(包括勞動分配)必須以效益為原則。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市場機制是主要的收入分配機制。也是合理的機制。目前普遍存在的牧入分配差距表明我們在改革開放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中允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戰略決策是正確的。證明了收入分配市場化的改革是有成效的，同時也反映了收入分配的不臺理性以及存在著嚴重的收入分配問題。

　　二、造成收入分配現狀的原因

　　盡管各派學者對于收入分配現狀的評價并不相同，但他們普遍承認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已成為收入分配領域中的突出問題。他們進而對造成這一突出問題的原因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許多觀點。

　　1．居民收入來源分析論

　　弄清居民收入差距出現的原因，先要弄清居民收入的來源，居民收入來源可以分為兩大類：勞動收入與非勞動收入。勞動收入是指居民憑借其為社會所提供一定數量和質量的勞動所獲取的收入。勞動可分為直接生產勞動與經營管理勞動，因此，勞動收入可分為直接生產勞動收入與經濟管理勞動收入。非勞動收入及指居民不是憑勞動，而是憑借資產所獲得的收入和各種渠道所獲得的轉移性收入。就是說包括資產收入和轉移收入。居民收入來源于多種途徑。居民擁有的勞動能力、資產、社會關系等的差異往往會帶來收入差異。勞動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在于居民勞動能力差異、居民的勞動偏好不同，勞動力市場供求狀況不同、私人勞動或局部勞動同社會勞動的一致性程度不同。各部門的壟斷程度存在差別、政府對就業和工資的干預等等。資產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在于居民擁資產的數量和種類的差異。轉移性收入差距形成的原因在于居民所在單位的收入多少和福利偏好及福利政策、居民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倫理傾向，居民經濟狀況及其為營利和非營利機制所了解，所關注的程度。居民個人的社會關系、居民所在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的倫理偏好、居民的經濟狀況為他人所了解。所關注的程度等等。也有的學者運用數學模型從收入來源角度分解分析收入差別擴大的體制變動原因。其結論為：正是體制改革導致所有制結構的變化從而人們收入來源的變化，使過去幾乎全部人口都只在公有經濟(包括全民和集體兩種公有經濟)中就業，單一地從公有經濟中取得收入，改變為現在已有相當一部分人口逐步開始在非公有制經濟中就業，并從中取得收入，還有一部分人開始取得非勞動收入或財產收入，也正是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導致各種經濟成分的收入分配機制發生變革，以及人們對各種經濟的參考程度發生了變化，或者說人們在各種經濟中的就業結構及每個人的就業結構發生變化，從而導致人們從每種收入來源得到的收入差別程度也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變化。非法收入渠道的存在，是城鎮居民收入差距拉大的另一原因。目前，非法收入渠道主要有，①披著合法經營的外衣，以造假、販假、賣假為業，坑害消費者，②沿海、沿邊一些地區的不法分子，靠走私販私逃避關稅，獲取非法收入；③證券市場供求失衡，法制不健全以及監管不得力，部分人傳播假信息，擾亂市場，從中牟取暴利：④房地產市場開放之初，有些房地產商炒賣地皮獲得非法收入：⑤部分黨政官員，靠貪污受賄，利用職權侵吞國有資產牟取暴利。

　　2．“公有制經濟收入差異倒U曲線”及其“階梯形變異”論

　　該理論是以陳宗勝為代表的學者在庫茲涅茨提出的倒U假說基礎上，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統計實證分析，并作出一系列只同公有制相聯系的假設前提下提出的。庫茲涅茨的“倒U假說理論”意在說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長期演變趨勢為：在前工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的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收入差距會擴大，而后是短暫的穩定，然后在增長后期逐漸縮小。由此看來，發展中國家在向發達國家的過渡的長期過程中，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先惡化”、后改善的變動趨勢是不可避免的，中國目前正處于從起步階段進入快速發展階段的前期。其中在公有經濟發展的起步階段，長期不變的低收入差別必然同低勞動差別、高積累、低消費、不變的部門之間消費水平差別及停滯的人口工業化等現象共存，所以，此階段收入分配差別較小。當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進入較快發展階段。發展水平也相應地轉為中下收入水平。在此階段，兩部門間的差別擴大，人口轉移的速度加快，勞動差別隨著社會文化教育水平分布差別擴大和白領階層的出現而擴大，從而導致收入差別相應擴大。其次，由于勞動者消費欲望的增長和產業發展使得積累降低、消費提高、生計剩余隨之提高，從而剩余／生計比提高。在所有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國居民總體收入差別在經濟快速發展的前期就出現了擴大的現象。這就是“公有制經濟收入分配倒U理論模型”對中國當前居民總體收入差別(這里主要討論正常收入差別)擴大的系統解釋。陳宗勝在最初(1991)的模型中主要討論的是經濟發展因素對收入差別的影響，以后又補充了體制改革對收入差別的影響，并提出了頗具影響的“階梯形倒U曲線變異”理論。他認為盡管體制上的改革對收入差別的影響不是單方面的，即不只是使收入差別擴大，但總體看來它無疑是導致收人差別階段性擴大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趙人偉，李實等人利用我國省份橫截面數據對庫茨涅茲“倒U型”假說進行經驗驗證，結果發現有悖于該假說，他們并非要從根本上否定“倒U型”假說，只是否定了一些缺少經驗分析基礎，而又生搬硬套“倒U型”假說來對中國收入差距變動趨勢進行主觀猜測的做法。

　　3．政策影響論

　　有人認為產生社會分配不公的根源在于舊的體制還設有徹底根除，新的體制還沒有真正建立起來，就是說，在于改革還沒有到位。有學者指出收入分配政策的調整提供了收入分配差距出現的可能性，具體反映為：(1)調整了生產與分配，積累與消費的比例關系，改變了重積累，輕消費的分配政策，收入分配在一定程度上向個人傾斜。(2)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大政策的提出和實施。(3)適應多種所有制和經濟成分并存、共同發展的客觀現實，采取了多種收入分配方式，擴大了收入來源。在整個社會范圍內，勞動已不再是收入分配的唯一依據和原則，而是多種分配并存，也就意味著必然出現收入分配的差距。此外，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程度和不平衡性，不同地區和區域由于自然的、歷史的和現實的因素所導致的經濟發展基礎和經濟發展狀況的差異性，也造成了收入分配差距。行業間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在于：改革過程中，一方面國家承認了傳統體制決定的行業格局及其帶來的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企業、行業并無充分的選擇權，轉產困難，成為行業間收入差別拉大的因素之一。企業間收入差距拉大政策性原因在于：改革開放后，政府針對過去所有制結構過分單一的弊端，在所有制關系上進行了改革和調整。為鼓勵非國有經濟的發展，對鄉鎮集體企業和外資企業制訂和實施了各種優惠政策，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國有經濟的逐步發展。然而，不能不看到，同樣作為市場主體，國有企業不但沒有享受優惠政策的種種好處，反而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和社會義務，再加上國有企業產權關系未理順，政企沒有徹底分開，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力不從心。

　　4.多重二元結構影響論

　　有些學者如賓建成，從多重二元角度出發討論中國居民的收入差別的變動，認為我國居民總收入分配差別擴大的原因是由于：(1)經濟二元結構所致，我國經濟的二元結構既表現為城鄉二元經濟結構，也表現為沿海與內地的地區二元經濟結構，它們是城鄉之間、地區之間收入差別形成的基本動因。(2)體制二元結構，即體制雙軌制。我國改革采取的是漸進的模式，所以在由計劃體制向市場體制轉變的過程中所采取的價格雙軌制和收入分配雙軌制(政府計劃分配和市場分配機制)對居民收入差別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

　　5．制度因素論

　　有些學者從我國在轉型期制度方面分析了造成大量非正常收入從而使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原因。他們具體討論了造成收入差別的尋租活動。他們認為，執行資源配置功能的市場職能和政府職能的紊亂是尋租活動產生的根源所在。在純粹市場經濟的“最小政府”和純粹計劃經濟的“最大政府”的兩極制度下，不會出現尋租活動。尋租活動正是出現在政府承擔一部分資源配置的責任，或者是以各種方式影響著資源擁有者對其資源支配和使用的這種制度下，從傳統公有制集權式的封閉經濟向開放的市場經濟轉軌變型的過程中，政府只承擔一部分資源配置的責任，產生了大量的尋租機會和尋租活動。因為出現了合法的價格雙軌制和大量具有獨立身份與利益的微觀經濟主體，而市場經濟的基本原則之一就是鼓勵人們追求個人利益，經濟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欲望被喚醒，利潤最大化理所當然地成為企業生產經營活動追求的目標，個人收入來源和消費形式的多元化，增加了人們擴大收入和消費的可能性，加之價格雙軌制和所有制上的政策雙軌制導致許多法制上的漏洞和空白，許多經濟法規尚待建立、完善，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法制不健全，甚至在許多問題上無法可依，使得對尋租活動的監督成本很高，監督難度很大。在這種情況下，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使尋租收入得以混同于正常的合法收入，尋租者和受賄者由此為其非法所得找到了保護傘，缺乏制約的權力便毫無顧忌地惡性膨脹起來。尋求地區和部門特殊政策，尋求批文和公章構成轉型期經濟中尋求直接非生產性利潤的具體內容。

　　6．市場機制及管理缺陷論

　　有人認為收入分配差距是由市場機制和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所引起的分配秩序混亂所造成的。具體表現在：(1)壟斷充斥市場，排斥競爭，有些部門和單位憑借行業壟斷和某些特殊條件而獲得壟斷利潤，為其職工發放額外收入，基本分配失去控制。(2)勞動報酬尚未完全工資化、貨幣化，養老、醫療等社會保險項目還沒有完全獨立于企業之外而實現社會化，因而造成初次分配與再分配的錯位。(3)有的行政機關把屬于職責范圍內的工作“商品化”，強行向服務對象收費或攤派，有些行政事業單位憑借行政權力獲得創收收入，有些地方和部門把預算內收入轉到預算外，造成預算外的分配失去控制，(4)有些部門和單位的分配失去控制，有人侵吞公有財產和用偷稅漏稅、權錢交易等非法手段牟取個人私利，造成部分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過大。

　　三、調節收入分配的政策建議

　　學術界討論了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必要性。有人從收入分配的手段性(激勵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和目的性(營造一個既公平――指勞動者享有的等量勞動獲取等量報酬的平等權利，又有效率的長治久安的社會氛圍，從而可以真正使老百姓安居樂業)方面論述了調節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必要性，有的從收入差距擴大所產生的后果分析了調節居民收入差距的必要性：(1)從歷史上的經驗可以看出收入差距的存在損害社會穩定；(2)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會導致勞動力素質的差別，勞動素質的差別的存在則會導致勞動者在勞動力市場中競爭的不公平。這種不公平是居民經濟機會不平等的重要方面，并且勞動力市場的不公平競爭引起的收入差距可能產生收入分配分化的“馬太效應”。(3)居民收入差距的存在不利于增加勞動供給，因此不利于經濟增長。(4)權利的平等不是無條件的，只要存在收入差距，就會損害權利平等。(5)收入差距過大會對資源配置效率和生產效率提高會產生負面影響。

　　對于如何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學者們提出了多方面的政策建議。

　　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

　　市場機制是現代經濟運行過程中合理配置資源的一種有效機制，在市場經濟中，市場運行的主體都是具有自身利益的經濟主體。市場機制的作用正是通過影響經濟活動主體的經濟利益而實現的，也就是說，它是通過影響人們的經濟利益來實現對資源的有效配置的。市場機制調節收入分配的重要作用在于：一方面，通過高效配置生產要素和勞動力資源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效益，它能夠使生產要素配置的效率最大化，最大限度地增加整個社會的收入分配量；另一方面，使高效配置生產要素和勞動資源的市場主體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能夠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實現最大化收入，并使由效率最大化造成的利益的最大差距，進一步激勵市場經濟活動主體更合理高效地配置資源。這兩個方面都是在市場供求和競爭條件下通過價值規律的作用而實現的，二者的實現相輔相成。而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主體的經濟活動必然表現為一種市場行為，收入分配作為社會勞動及其成果的交換，必然表現為受市場機制調節的經濟效益的交換，作為生產要素和勞動效益的分配，只有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才能在根本上得到實現。因此，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對于收入分配的四個方面的調節作用：(1)通過生產要素或資源配置，提高經濟效率，調節資源收益：(2)通過市場供求，提高勞動效率，調節勞動成果收益；(3)通過勞動力市場配置，提高人力資源質量，調節勞動力資源收益，(4)通過調節分配收益，實現收入分配效率的最大化。

　　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觀對收入分配的調節作用，主要有以下具體觀點；

　　打破行業壟斷。此論認為對新興產業采取扶植和保護政策是必要的，但要清除市場準入壁壘，更不允許憑借行業壟斷獲得個人額外收入。對于壟斷行業的國有企業，國家不能放松對其分配活動進行管理，要制定工資指導線，加強對工資福利過高、增長過快行業的職工收入調控。同時加強對這類企業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率，人工成長增長串的考核。嚴重違反國家工資政策的，要進行嚴肅處理。制定《反壟斷法》來有效制約壟斷經營行為和對某些自然壟斷性行業實行高于一般行業的稅率，使其獲得的超額利潤收歸國有。

　　建立平等競爭自由流動的統一開放的勞動力市場，特別是消除城鄉間的就業歧視和擇業差別，使勞動者能夠根據自身的利益追求和特長自主擇業，形成勞動要素合理配置的局面，在提高效率的同時，克服因就業選擇限制而產生的收入差別。有的學者提出要完善要素市場，推動行業職業、專業間的收入均等化，認為我國各行業收入水平所以差異較大，主要原因就是各種要素流性差，特別是城市里的勞動力由于制度、技術、觀念上的影響，行業、職業間的流動性很差，許多下崗職工只是把待業場所由工廠轉到家庭，并未真正“轉業”，這不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更不利于產業結構調整和資源就業配置，也不利于增加就業和正常收入范圍內適當縮小差別，因此要通過完善勞動力市場經濟收入差距。

　　完善市場規則，構造競爭機制，整頓流通秩序，強化市場管理，努力塑造文明的市場行為主體，嚴肅法紀，取締非法經營活動，嚴厲打擊欺行霸市，哄抬物價和侵吞國家財產的不法分子，制止利用非法手段牟取暴利。

　　有些學者在肯定應發揮市場機制的調節作用的同時，也明確指出了市場機制調節作用的局限性。具體表現在：(1)從勞動收入來看，勞動力的市場供求關系總是不斷變化的，就業機會和工資率也因而會發生變化，從而會使就業機會減少，工資率下降的部門的勞動者收入下降，即擴大勞動者收入差距；勞動力在部門間的流動總是要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這樣，依靠勞動力從低工資率部門向高工資率部門流動來縮小勞動收入差距就受到很大的限制；市場力量沒有能力消減由勞動能力的差異和就業體制所造成的勞動收入差別。(2)從資產收入來看．不同種類的資產相對價格或收益串的變化可以縮小居民資產收入的差距，但這首先要對有資產的人而言。資產價格下降或收益率下降的資產都是市場需求下降，或市場供給增加的資產。雖然高收入居民的資產收入可能會因此而下降，但是也可能出現另一種情況，即高收入居民資產的相對價格或收益率上升。低收入居民資產的相對價格或收益率下降，這樣市場力量所起的作用是擴大居民資產收入差距的作用。另外，資產價格的變化并不會使資產收入結構發生多大的變化；即使資產收入結構發生變化，所引起的也不是收入差距的偏小，而只是富人、窮人的具體對象的改變。以上可以說明，市場力量也不能作為消減居民資產收入差距的依靠力量。(3)從轉移性收入來看，其所依據的不是市場規則，市場力量對居民轉移性收入的差距不能發揮調節作用。(4)在收入分配領域。市場力量不僅不能作為消減居民收入差距的依靠力量，而且任由市場力量的作用可能會產生收入分配的馬太效應，即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其原因在于居民收入水平越高，越可購買更多的質量更好的教育服務，從而越可具有更高的勞動力素質，越可能獲得更高的勞動收入；居民收入水平越高，投資能力越強，投資途徑越多，選擇有利的投資機會的能力越強，越能獲得更高的資產收入。

　　發揮政府的調節作用

　　政府在調節居民收入差距中所具有的明顯的重要優勢就是它可以利用多種手段來調節居民收入差距，因為它作為公共權力機構，享有其他任何機構和個人都不能享有的立法權。它享有司法權、行政權，享有合法的強制力，其制定的規則具有普遍的適用性，因而具有超出任何機構和個人力量的調節居民收入的能力。政府用來調節居民收入分配，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政策手段有以下幾個方面：

　　1．制訂扶貧性質的區域經濟政策。其中主要包括，①支持落后地區的基礎設施處理，②給予落后地區企業優惠性的稅收政策，以吸引外資流入，③對在落后地區的投資實行優惠性的信貸政策，④提供科技資源。總的目標是促進落后地區的經濟發展。通過經濟發展帶動生產率和勞動力需求的增長，以此促進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實行城鄉平衡發展戰略，縮小城鄉差距。①采取資源平衡發展的戰略，以建立新型平等交換的工農業關系，②建立保證農民收入穩定增長的機制，如穩定農產品價格，建立健全糧食儲備調節制度；增加國家對農業的投入，改善農業生產條件；切實減輕農民負擔等。保持城鄉收入差距的合理界限。一方面加快勞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市場化進程的改革，解除勞動力與生產要素自由流動的制度化障礙，另一方面改變當前收入分配有利于城市的不平等格局，逐步縮小工資收入以外的各項福利補貼在城鄉之間的差距，為城鄉居民提供追求自身發展的同等機會和條件。

　　3.調整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切實貫徹“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不少企業和部門內部，不講求效率，平均主義嚴重，行業之間及企業內部的分配關系遠未理順。為此，應改革現行的分配制度，根據按勞分配的原則，逐步建立起適合中國國情的收入分配機制，其目標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即打破行業、部門、職業及所有制間界限，在收入的初次分配中，要以提高經濟效率為主，實行工效掛鉤；在收入的再分配過程中，加強政府的宏觀調控職能，以求社會公平，以此激勵勞動者通過提高文化素質及勞動技能致富。這樣既能保持一定的收入分配差距，又能避免這一差距的不合理拉大。

　　4．完善稅收制度。完善稅收制度，需要建立一套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個人稅收系統，增加直接稅稅種，有效地調節個人收入分配具體而言，主要有以下幾種稅是可供政府選擇的調節個人收入分配的稅收手段：①對居民收入征稅。(個人所得稅)，對居民收入征稅是一種比較簡單的消減居民收入差距的手段，也是市場經濟國家通行的消減居民收入差距的手段，采用這種手段，政府不僅可以直接使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得以縮小，而且能為政府采取其他調節政策(如對低收入居民的財政補貼。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提供物質條件。②對居民財產征稅。財產稅具有省力易行、不易轉嫁、稅收收入比較穩定、可避免投機、促進財產轉化為生產資源、矯正社會的諸多行為等優點。它作為主要的社會政策杠桿，促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在社會經濟結構發生重大變化的今天，必須改革和規范我國財產稅體系：在原有房產稅、車輛使用稅、契稅的基礎上，增加不動產稅、土地稅。房產稅不宜與土地稅合并征收，盡早開征遺產稅和贈予稅，兩者一般同時開征，防止納稅人用生前大量轉移財富的辦法逃稅。③征收商品稅。商品稅是一種間接稅，納稅人可將稅負轉嫁給商品的購買者，直至最終消費者。這就提供了政府通過征收商品稅而消減居民收入差距的可能性。有的學者也提出：我國的消費稅是一種間接稅，不是對個人消費直接稅收，其調節目的不明確，作用乏力，與西方國家的直接消費稅作用迥異，宜改善為對個人各種高消費直接征稅。

　　5．建立社會保障體系。近年來，一方面結構調整使下崗人員增多，職工貨幣收入增幅下降，導致社會中低收入階層規模急劇擴大，另一方面企業保障制度正向社會保障制度轉變，舊的福利制度被打破，新的社會保障制度尚未形成，就業制度、醫療制度、養老制度、教育政策等一系列制度建設結果尚不明朗，使大多數人心存疑惑。解決這一問題的根本途徑是建立健全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既是解決失業、疾病、年老等因素所帶來的貧富不均的有力措施，同時也可以盡快消除消費者在新舊制度交替時期的不安全感。一般而言，現代社會保障主要包括社會保險、社會救助和社會福利。社會保險是指政府充當組織者，以立法的方式強制實施，以居民作為保險對象，給予居民以基本生活保障的制度。社會保險基金一般仍由雇主或企業、個人繳付、政府提供補助。政府一般以征收社會保險稅(費)的方式集中社會保險基金。社會保險稅(費)遵循橫向公平原則，而社會保險金的發放則以保險事件的發生為原則。社會救助是通過對完全無收入來源或收入不足以滿足生存之需的居民提供援助而發揮作用的。居民在獲得政府救助下，收入水平得以提高，有利于居民的生存保障。社會福利是指政府為保障居民的基本生活需要或提高居民的物質生活水平而向居民提供的福利性的經濟支持的社會保障制度。以上三種措施都有利于充分運用政府的力量使社會收入分配向中低收入階層傾斜和縮小各階層的收入差距。

　　6．改革工資制度。我國目前實行的勞動報酬制度是一種低工資制，勞動者的實際所得包括兩大塊：一塊表現為貨幣收入，一塊表現為實物收入。其中，貨幣收入是以工資和薪金的方式支付的，實物收入則是以住房、生活福利等方式提供的。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勞動者的勞動報酬將全部以工薪和薪金的方式支付；工資水平主要由勞動力市場和集體談判來確定。有學者提出了調節收入分配、縮小收入差距的具體措施：(1)制定和實施反就業歧視和反工資歧視的法律，以形成勞動力市場上公平競爭，同工同酬和提高經濟效率。(2)實施逆向的工資級差制度。即勞動貢獻多的職工的報酬率(工資額/創造的價值額)低于勞動貢獻少的職工的報酬率。這種逆向工資級差制度可以自動地發揮縮小居民收入差距的作用。(3)建立最低工資制度，即政府規定用人單位向招用職工支付的工資水平的最低界限制度。

　　7．提供教育服務和教育改革。知識經濟給產業結構帶來翻天覆地變化的同時，也給勞動力結構及勞動性質帶來深刻的變化。知識勞動在整個社會經濟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知識資本化的結果使企業經濟收入和從事知識創新者的收入倍增。不同性質勞動之間的收入差距空間拉大。為縮小差距，必然要求提高勞動者素質和知識運用及創新的能力。這也進一步要求政府發展教育事業，提供高質量的教育服務。

　　發揮第三種力量的調節作用

　　第三種力量是指市場力量與政府力量之外的力量，包括營利機構、非營利機構(宗教組織、民間團體等)和居民個人，居民得自這些機構和個人的收入一般為轉移性收入。不過從收入調節的角度看，也可以將其視作為調節的一種力量。營利和非營利機構以及居民個人通過無償地向受援居民提供實物或貨幣形式的援助，會使受援居民收入增加。營利機構向受援人提供援助的來源要么是其利潤，若為利潤則實際上是收入從股東或所有者與職工向受援人的轉移；要么是職工(雇員)捐助，若如此，則是營利機構職工的收入向受援人的轉移。非營利機構所擔當的角色一般是中介人，因為其為非營利性機構，所以，其向受援人提供的援助的來源一般是各種機構和個人的捐助。非營利機構的活動就是使收入從援助機構和個人向受援人轉移，亦即使一部分收入減少，而使另一部分收入增加。居民個人可基于血緣關系、姻緣關系、同情心等而向他人提供援助，這會使授援者收入減少，受援者收入增加。因此，第三種力量能夠發揮收入調節作用，消減居民收入差距不能排斥第三種力量的作用。

　　來源： 《經濟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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