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毛澤東的文藝作品已經汗牛充棟，似乎無法再吸引人們的眼球了。可是，當楊華方先生的最新力作關于毛澤東1925年回韶山的長篇在《中國作家》上出現時，筆者的注意力還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過去。這是一部長篇紀實作品，與眾多刻畫毛澤東的作品不同，它既沒有一味地追求“宏大敘事”，用大題材、大場面來塑造神一樣的領袖，也沒有迎合時下流行的“新歷史主義”之風，大玩戲說的把戲，以“人性”的名義，把歷史劇倒騰成單純的情感戲。
作品的一大特色或許在于它將“傳統”和“現代”兩種因素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故事有兩條線索：毛澤東的革命生活和毛澤東的家庭生活。從“傳統”的層面看，作品堅守了歷史小說的莊重，充分展示了毛澤東的革命情懷和英雄品格；從“現代”的角度看，作品生動書寫了毛澤東的諸多日常生活，尤其是他和楊開慧的愛情和婚姻。因此，毛澤東作為“大英雄”的可敬，以及作為“小男人”的可愛得到了均衡的刻畫。作品也因此將歷史的嚴肅性和歷史的豐富性完美結合在一起。這樣，毛澤東的形象不僅和讀者保持了距離，也和讀者拉近了距離，從而得到了多角度、立體化的刻畫。
作品以毛澤東革命斗爭的暫時受挫為背景：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毛澤東以個人身份加入國*黨，被選進國*黨權力機構，正當他躊躇滿志的時候，張國燾等人開始了對他的打擊迫害。1925年1月，剛過而立之年的毛澤東被擠出黨中央領導層，成為一個平民百姓。“無官一身輕”的毛澤東帶著妻子楊開慧回到故鄉韶山“養病”。故事背景的轉移暗示了小說敘事策略的變化：通過“小事件”來刻畫毛澤東的“大品格”。
真正的革命者走到哪兒都是革命者，況且，在當時的中國，走到哪兒都需要真正的革命。韶山盡管是一個封閉的小山村，但等待毛澤東的決不只是久違的鄉情、溫馨的家庭和寧靜的風景。韶山雖然沒有“大革命”，卻處處暗藏著“小斗爭”。所以，毛澤東固然避開了波瀾壯闊、轟轟烈烈的政治和軍事斗爭，但剛一踏上故鄉的土地，便遭遇到“地頭蛇”成胥生的刁難。成胥生為了試新槍，以莫須有的罪名槍殺了兩個乞丐。然后摸摸發熱的槍管，對會場上的鄉民說：
大家都看到了，今天，我們槍斃了兩個過激黨。不安分守己，擾亂鄉里，違禁抗稅，這就是下場。按照老規矩，過激黨的尸體要暴尸三日，任何人不得違例。誰要在三天內收尸，按過激黨一樣處決。[1]
成胥生雖說只是團防局的一個局長，但卻有幾十條槍，在韶山說一不二。也就是說，他既是“法律”的執行者，也是“法律”的制定者。他不準鄉民給乞丐收尸的警告就是他新頒布的一條“法律”。毛澤東雖然是“強龍”，但是他赤手空拳，如果他違背這條“法律”，也一樣會被處決。
面對成胥生的“法律”，大部分鄉民選擇了沉默。幾個有膽色的鄉民決定冒險為乞丐偷偷地收尸。毛澤東沒有選擇沉默，也沒有選擇偷偷摸摸。因為他不僅有勇氣，也有智慧。他的智慧源于他在大風大浪中所經受的無數磨難和考驗，他的勇氣則源于他天性的剛烈，以及對人道和公正的捍衛和尋求。最后他不僅公開為乞丐收了尸，而且在成胥生的眼皮底下為兩個受難者舉行了祭奠。
為乞丐收尸的情節暗合了一個古老的神話原型：索福克勒斯的悲劇《安提戈涅》。在這個著名的希臘悲劇中，流亡者波呂涅刻斯（Polyneices）為了搶奪哥哥厄忒俄克勒斯（Eteocles）忒拜王的王位，率外邦軍隊前來攻打自己的城邦忒拜城。兩兄弟在交戰中雙雙陣亡。他們的舅父克瑞昂（Greon）被長老們推委新的國王。可瑞昂指責波呂涅刻斯：
他是個流亡者，回國來，想要放火把他祖先的都城和本族的神殿燒個精光，想要喝他族人的血，使剩下的人成為奴隸，這家伙，我已向全體市民宣布，不許人埋葬，也不許人哀哭，讓他的尸體暴露，給鳥和狗吞食，讓大家看見他被作踐得血肉模糊！[2]
至于違背法律的代價，克瑞昂交待得很清楚，那就是這個人將會在大街上被群眾用石頭砸死。面對至高無上的法律，面對沉默的臣民，一位美麗的少女——波呂涅刻斯的妹妹安提戈涅（Antigone）勇敢地站出來，埋葬了她的哥哥。因為她認為，在人間的法律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法律——神律。在神律的“條文”里，埋葬死者是人們神圣不可褻瀆的義務，特別是死者親人的義務。死者得不到安葬，便不能渡過冥間，前往冥土，也就無法得到下界鬼魂的尊敬。
安提戈涅面臨著一個兩難：如果不埋葬自己的兄弟，她就違背了神的律法；如果埋葬了自己的兄弟，那她就違背了世俗的律法？在神靈與世俗之見，她該怎樣選擇呢？克瑞昂問她：“你真敢違背法令嗎？”安提戈涅說：
我敢；因為向我宣布這法令的不是宙斯，那和下界神祗同住的正義之神也沒有為凡人制定這樣的法令；我不認為一個凡人下一道命令就能廢除諸神制定的永恒不變的不成文律條，它的存在不限于近日和昨日，而是永久的，也沒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時候出現[3]
安提戈涅始終認為她反對的只是克瑞昂，而不是法律，更不是城邦，因為克瑞昂說的話并不等于法律，更不代表城邦。安提戈涅的悲劇給人們諸多的啟示：人間的法律必須符合神律，而神律其實就是天性和公理。法律具有時代性，但天性和公理卻是永恒的。她把國王的法律與神律區別開來，其實就是告訴人們，國王制定的法律如果違反天性和公理，它就是“惡法”，甚至連“惡法”都算不上，而傷天害理的“惡法”人們沒有必要去服從。這其實涉及到“惡法非法”的問題。因為克瑞昂的法令根本不考慮“公正不公正”，而只是考慮“維護城邦秩序”，其實只是他自己的權威和利益。在當時的希臘人看來，正義是法律的基本原則，無論是“神授法”還是“自然法”，其合法性的基礎均在于“正義”兩字。
小說既是對神話的模仿，也是對神話的改寫。青年毛澤東作為一個現代的安提戈涅，他同樣面臨著服從“法律”還是遵從“神律”的兩難選擇。這樣的情節隱含了眾多的意蘊，也對塑造青年毛澤東的性格起到了奇妙的作用。
首先，它揭示了青年毛澤東對法律階級性的充分認識，對中國社會現狀深刻的洞悉。成胥生作為韶山的克瑞昂，他所頒布的“法律”、以及他頒布法律這個行為其實都是“非法”的。因為法律不是個人的意志，而是公民的意志，代表著是人們的普遍信念。索福克勒斯創作《安提戈涅》時，希臘正處于民主政治的巔峰時代，是一個自由的時代，因此，在劇作家的觀念中，克瑞昂是一個典型的僭主。換句話說，如果只屬于一個人的城邦不算城邦，那么只屬于一個人的法律當然也不是法律。
在毛澤東的青年時代，中國依然處于極端的專制和混亂狀態，像成胥生這樣的“僭主”何止千萬？胸懷天下，心系蒼生的毛澤東早已經不是甘心做奴隸的順民，在他看來，成胥生的法令無疑是惡法，因為它不僅違背了傳統，更為重要的是，它違背了“正義”的原則。如果“惡法”不改變，那么會阻礙社會公正的實現。成胥生的“惡法”其實就是當時整個中國社會現狀的縮影。毛澤東清醒地認識到，法律的正義原則在現實的中國無跡可尋，現行的“法律”是統治者的個人的法律，只會成為少數統治階級背離人性、欺壓百姓的工具。因此，毛澤東對成胥生的反抗，代表著革命者對腐敗和專制社會的顛覆，對建立一個自由、公正、民主的新社會的渴望。
其次，它暗示了革命的艱難。惡法的橫行，正義的缺席，很多時候并不是因為惡法多么強大，而是因為需要正義的人在面對惡法時，缺乏應有的勇氣和抗爭精神。在《安提戈涅》中，面對克瑞昂的“法令”，除了安提戈涅，全城的人都表示了順從。安提戈涅的妹妹伊斯墨涅的話最富有代表性：
你想想，如果我們觸犯法律，反抗國王的命令或權力，就是死得更慘，首先，我們得記住我們生來是女人，斗不過男人；其次，我們處在強者的控制下，只好服從這道命令，甚至更嚴厲的命令。因此我祈求下界鬼原諒我，既然受壓迫，我只好服從當權的人；不量力是不聰明的。[4]
在毛澤東所出的時代，面對強權，懷有伊斯墨涅這種心態的中國人占據了絕大多數。因此，專制之所以根深蒂固，公正之所以長期缺席，是因為專制有豐厚的土壤，公正缺乏基本的營養。這也揭示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革命者要改變現狀，不僅要遭遇惡法的阻撓，更要面對千萬同胞對變革的冷漠，對惡法的順從。
最后，它隱喻了毛澤東變革現實的合法性和神圣性。劉小楓曾說：“在《安提戈涅》里，出現了兩種‘法’：傳統的宗法和國王的立法……國王的立法本身是忤逆傳統的宗法，因而算Transgression——僭越了天神劃定的界限；安提戈涅忤逆了國王的立法，也算Transgression，但卻是忤逆人義的法。……克瑞昂的Transgression和安提戈涅的Transgression不可等而視之，安提戈涅依傳統宗法Transgression，因而是Sacred，克瑞昂的Transgression忤逆傳統宗法，不可成為Sacred。”[5]在楊華方先生的小說中，同樣有兩種法：成胥生的法令和存于人們心中的普遍道義。在成胥生的眼中，毛澤東是“有罪的”，但是，在毛澤東的眼中，真正的罪人是成胥生，因為他忤逆的是天理。正如毛澤東和鐘志申給乞丐所寫的對聯中所言：“爺死了，孫死了，難以一了百了；不是雞，不是鴨，怎能隨便亂殺”。[6]上聯憤嘆爺孫倆含冤含恨地被殺，，下聯怒罵成胥生的殘忍兇暴。對抗一種“非法”的“法律”，對被對抗者來說是“有罪的”，但對廣大的民眾來說，則是一項偉大的事業。伯納德特用“神圣的罪業”來形容安提戈涅的選擇。“神圣的罪業”對描述青年毛澤東勇敢抗爭不公正社會的行為同樣適用。。
問題在于，Transgression就是“違法犯罪”，又何以是Sacred（神圣的）？這種二律背恰恰能夠巧妙揭示出人物的性格。安提戈涅的選擇其實是充滿爭議的。并不是所有同情的天平都完全傾向于她，所有指責的矛頭都對準克瑞昂。比如黑格爾就從悲劇的本質出發，指出戲劇揭示了兩種理想的斗爭。國王可瑞昂代表了城邦法律的威嚴，安提戈涅從人道主義、親情倫理的角度代表了個人對家庭及其成員的責任。在黑格爾看來，雙方都是符合理性的，但由于他們都只是代表了片面的正義，所以其結局都必然是毀滅性的。盡管黑格爾也只是一家之言，但客觀地說，安提戈涅的行為確實既是Sacred（神圣的），又是Transgression。安提戈涅性格的矛盾性無疑增加了悲劇的張力，這也讓她的兩難延伸為人類的一系列兩難：在社會與自我之間、在屈服與抗爭之間、在盲從與獨立之間、在生活的壓力與生命的尊嚴之間、人們又該怎么選擇呢？
但《毛澤東1925年的203天》并不是悲劇，它著眼的是真實歷史人物的現實選擇。因此，毛澤東的兩難并沒有安提戈涅的兩難那樣的模糊性和象征性。按照黑格爾所說，克瑞昂和安提戈涅都逃脫不了有罪指控。這種結構代表了人所擔負的多重義務：每個人遵守一種法律都往往以違反另一種法律為代價。黑格爾的論斷有一個基本前提：克瑞昂確實具有正義性，至少他是否具有正義性可以商榷。但問題是，作為現代的克瑞昂，成胥生不具有正義性卻是無容置疑的。克瑞昂的“法律”是不是惡法可以爭議，但成胥生的命令不僅連惡法都算不上，它根本就是私刑而不是“法律”。因此，安提戈涅面臨的問題是：是服從神律還是服從法律？神律固然高于法律，但法律的存在有其合理性，盡管不是所有的法律都是合理的。而毛澤東面臨的問題則是：是服從正義還是服從淫威？如果從利害關系上考慮，應該服從淫威；如果從道義上考慮，則應該服從正義。正義的價值是永恒的，淫威的罪惡也是永恒的。
因此，毛澤東選擇的真理性，無論從歷史還是角度看，都是無可爭議的。說他的選擇是Sacred，是對他開天辟地行為的最好描述；說他的選擇是Transgression，同樣是對他顛覆罪惡，對抗淫威的最好贊賞。這樣，小說在重新講述遠古神話的過程中，通過“以小見大”這一樸素的藝術手法，凸現了青年毛澤東非同一般的激情、睿智、胸襟和抱負。
注釋：
[1][6]楊華方：《毛澤東1925年的203天》，《中國作家》2007年第4期。
[2][3][4]索福克勒斯：《安提戈涅》，羅念生譯，見《神圣的罪業》，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189、194、186頁。
[5]劉小楓：《神圣的罪業•中譯本序》，華夏出版社2005年，第26頁。
（本文原載于《三湘都市報》）
宋德發：安徽廬江人，文學博士，從事比較文學研究和教學。曾在《文藝報》、《中華讀書報》、《俄羅斯文藝》、《國外文學》、《外國文學研究》、《中國比較文學》、《中國圖書評論》等報刊上發表評論數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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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作家楊華方榮獲第三屆毛澤東文學獎
2008-06-13 15:34:36 來源：湘潭在線新聞網 作者：楚荷
三年一次的毛澤東文學獎是經湖南省委、省政府批準的文學最高獎。2008年4月份，在第三屆毛澤東文學獎頒獎儀式上，湘潭作家楊華方的長篇紀實小說《毛澤東在1925年》隆重獲得該獎。獲本屆毛澤東文學獎的還有何立偉等4位作家。
長篇《毛澤東在1925年》2005年在《三湘都市報》上連載，2007年在大型文學月刊《中國作家》上發表，同年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該作面世后，引起文學界的關注，《文藝報》、《湖南日報》、《作家天地》等報刊，中國作家網、湖南作家網、人民網、新浪、搜狐、鳳凰等幾十家網站選登或發表文章評論該作，稱該作在偉人藝術形象創作方面有新突破。文學博士宋德發在評論中說：“關于毛澤東的文藝作品已經汗牛充棟，似乎無法再吸引人們的眼球了。可是，當楊華方先生的最新力作關于毛澤東1925年回韶山的長篇在《中國作家》上出現時，筆者的注意力還是不由自主地被吸引了過去。”三次獲魯迅文學獎的著名作家何建明說：“作品雖然反映的是毛澤東1925年回韶山200多天的故事，卻把青年毛澤東驚人的智慧和超人的膽略展現得淋漓盡致。故事情節生動曲折，波瀾起伏，引人入勝，不僅尊重了客觀事實，在塑造偉人毛澤東形象的手法上進行了大膽的探索，在激烈的矛盾沖突中描寫毛澤東早期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過程，給我們呈現了一個幽默、智慧、真實的早期毛澤東形象。”文學博士、教授吳投文認為，該作在塑造偉人藝術形象上進行了大膽探索，第一次以人性化的視角，描繪了毛澤東處理兒女私情的風趣幽默，披露了毛澤東和楊開慧這段時期鮮為人知的感情故事。文學博士、副教授宋德發還通過比較文學研究的視角，把該作中毛澤東的藝術形象與外國文學中安提戈涅的藝術形象進行比較研究，認為作品在重新講述遠古神話的過程中，凸現了青年毛澤東非同一般的激情、睿智、胸襟和抱負，使毛澤東這一藝術形象更豐滿，也更有力量。
楊華方曾任湘鋼報社社長，《湘潭日報》副刊部主任等職。現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湖南省作家協會理事、湘潭市作家協會主席，湘潭市文聯副主席等。著有中篇小說集《松葉和他女人》，散文集《撒花人》，散文小說選集《楊華方作品選》，長篇傳記小說《毛澤東在 1925年》。影視文學劇本《月有陰晴圓缺》（20集）由我國和馬來西亞合拍，《難忘1925》（4集）由中央電視臺等播放。獲湖南省“五個一”工程獎、中國鐵流文學獎、中國廣播電視獎、第三屆毛澤東文學獎。另獲省、全國報紙文學副刊作品、編輯獎30多篇次等。
強檔推出《難忘1925》
2002年06月30日《解放日報》
1925年初春，青年毛澤東回到老家湖南湘潭韶山沖，決心在故鄉這片土地上開墾中國革命的試驗田。他要向世人證明：山溝里照樣也能出馬列主義……這是電視劇《難忘1925》的開頭部分。
東視新聞娛樂頻道7月2日七點檔開播的《難忘1925》，表現的是毛澤東早年嘔心瀝血對中國革命進行初步探索和實踐，在農村建立黨支部并在斗爭中使農民黨員成為堅定的無產階級先進分子的曲折經歷。全劇的結尾是：盡管現實依然十分嚴酷，但毛澤東堅信在農村發展壯大革命力量，是一條完全適合中國國情的正確道路；“蒼茫大地”終將迎來“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大好局面。
中央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領導小組在《難忘1925》的劇本討論會上，作出了“題材獨特，角度新穎”的評價，瀟湘電影制片廠隨即組成精悍的攝制組，由畢業于北京電影學院攝影系、導演系的余立平執導，由多次飾演青年毛澤東的中央實驗話劇院演員王領銜主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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