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對建國以來幾個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傳》對建國以來幾個重大歷史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是新中國的主要締造者，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在新中國前27年的歷史中，不論是我們國家取得的輝煌成就，還是走過的曲折道路、遭受的嚴重挫折，無不與毛澤東的思想和實踐密不可分。在這27年中所發生的一切重大事件，毛澤東都是主要決策者。作為記錄毛澤東這段歷史的《毛澤東傳（1949－1976）》（以下簡稱《毛傳》），對這些重大事件都是用了重筆，以寫出這些事件的來龍去脈：它們是怎樣發生的，是在什么條件下發生的；事件發展的過程是怎樣的，它們在歷史上起了什么樣的作用和影響；毛澤東是怎樣決策的，在決策過程中，他同中央其他領導人發生一種什么樣的互動關系，等等。這部《毛傳》出版以后，之所以引起人們的廣泛注意，就是因為它使用和公布了大量第一手的檔案資料，比較詳細地記述了人們非常想要了解的毛澤東這段歷史的思想和活動。
    《毛傳》的最大特點是用事實說話。它是在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歷史決議》）的指導下編寫的；反過來，通過對大量檔案資料的研究，又進一步證明了《歷史決議》的科學性和正確性。本文就新中國前27年中的幾個重大而又為人們比較關注的問題，介紹一下《毛傳》所提供的研究成果。
    一、關于抗美援朝
    毛澤東是如何決策出兵朝鮮的？中國的抗美援朝是由朝鮮戰爭引起的。關于朝鮮戰爭的起因，不屬于《毛傳》研究的范圍，《毛傳》沒有去涉及。但是對朝鮮戰爭，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有著自己的態度，即不贊成打。朝鮮戰爭一旦打起來，勢必影響中國。當時中國剛剛從內戰的廢墟中走出來，面臨的主要任務是盡快把國民經濟恢復起來。1950年6月6日開幕的中共七屆三中全會的主旨就是毛澤東的報告《為爭取國家財政經濟狀況的基本好轉而斗爭》。這標志著全黨工作中心，已由革命戰爭轉到經濟建設。所以，《毛傳》在《抗美援朝》一節開頭就是這樣寫的：“1950年6月，全黨和全國人民正按照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確定的關于恢復國民經濟的方針和部署，有條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著。然而，一件毛澤東不希望發生的事情發生了——1950年6月25日朝鮮戰爭爆發。”
    事情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面對不期而遇的朝鮮戰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不能不有所準備。朝鮮戰爭爆發后的第三天，6月27日，美國就決定派出海空軍入侵朝鮮領海、領空，6月30日又命令美國陸軍入朝鮮參戰。7月7日，在美國操縱下，聯合國成立“聯合國軍司令部”，任命麥克阿瑟為“聯合國軍”司令。差不多就在同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做出一個決策，調五個軍擺在鴨綠江邊。這是一個非常正確而及時的決定，否則，毫無準備，敵人很快打過來，就來不及了。這就叫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美國軍隊侵入朝鮮，中國是不是就一定要出兵援助？那不一定。中國出不出兵，毛澤東有一個“底”，那就是看你美國軍隊過不過“三八線”，你不過我不出兵，你一過我就出兵。10月1日，南朝鮮軍越過了三八線，當天夜里金日成緊急約見中國大使倪志亮，向中國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請求。10月8日美軍越過了三八線，毛澤東作為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下達命令，組織中國人民志愿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10月19日，人民志愿軍跨過鴨綠江，進入朝鮮。
    毛澤東做出出兵朝鮮的決策是非常不容易的。這是一個牽動全局的大事。當時面臨的情況是：敵人是具有高度現代化裝備的美國軍隊，中美兩國的國力、“軍力相差十分懸殊，中國的新生政權還不鞏固，蘇聯最初不肯給以空軍支援，特別是在中央政治局內對出兵有不同的意見。對毛澤東來說，這恐怕是他一生中最困難的一個決策。后來毛澤東對金日成說；“我們雖然擺了五個軍在鴨綠江邊。可是我們政治局總是定不了，這么一翻，那么一翻，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還是定了。”這個決策過程，是黨史界一直想弄清、由于缺乏足夠材料而沒有完全弄清的一個問題。主要是沒有留下關于這段歷史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我們編寫《毛傳》，把它作為一個重要問題加以研究，多方挖掘材料，力求有所突破。好在俄羅斯公布了前蘇聯時期的有關檔案，將這些檔案同我國中央檔案館的檔案對照起來研究，終于得到我們認為比較滿意的解決。從10月1日金日成請求出兵援助，到10月18日毛澤東主持中央會議，把志愿軍入朝作戰的時間最后敲定下來，雖然只有18天，但對毛澤東來說，卻似乎很漫長。對毛澤東的這個決策，彭德懷曾作過這樣的評價：“這個決心不容易定下，這不僅要有非凡的膽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對復雜事物的洞察力和判斷力。歷史進程證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確。”
    抗美援朝戰爭影響了對臺灣的解放嗎？近些年來，隨著臺灣問題的復雜化，有人就認為抗美援朝影響了對臺灣的解放。這涉及對抗美援朝的歷史評價問題。這個說法是否站得住腳呢？只要了解一下當時的情況就可以得到答案。
    朝鮮戰爭爆發是1950年6月25日。第三天，6月27日，美國在決定派出海空軍入侵朝鮮的同時，就命令第七艦隊向臺灣海峽出動，侵占我國臺灣，阻撓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臺灣的既定部署。同一天，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聲明，宣稱：“對朝鮮的攻擊已無可懷疑地說明，共產主義已不限于使用顛覆手段來征服獨立國家，現在要使用武裝的侵犯與戰爭……在這種情況下，共產黨部隊的占領臺灣，將直接威脅太平洋地區的安全，及在該地區執行合作與必要職務的美國部隊。”這樣，美國就趁朝鮮戰爭之機，直接插手臺灣問題，阻止中國人民完成祖國統一大業，致使臺灣海峽兩岸的中國人至今仍處于分裂狀態。美國插手臺灣問題在先，中國抗美援朝、出兵朝鮮在后，其間相差三個多月的時間，怎么能說抗美援朝影響了解放臺灣？美國侵占臺灣和臺灣海峽，才是影響我國解放臺灣的根本原因。抗美援朝的勝利具有重大的意義和深遠的影響。它保衛和鞏固了中國的東北邊防，我們可以安心地恢復和發展東北重工業基地；它保衛了遠東和平，使帝國主義者不敢輕易地在這里挑起戰爭；它極大地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地位。這都是有目共睹的歷史事實。
    二、“過渡時期總路線”是怎樣提出來的？為什么提出來？
    在黨史界，長期以來存在一個疑問：中國共產黨為什么在1952年突然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有人曾經懷疑是受斯大林的影響，是不是接受了斯大林的意見？因為周恩來1952年8月率團赴莫斯科，曾與斯大林多次會談，9月24日回到北京。當天，毛澤東召開中央書記處會議，聽取周恩來關于中國“一五”計劃輪廓問題以及同蘇聯談判情況的匯報。就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思想。所以提出上述懷疑，不是沒有一點道理。但是經過我們詳細查閱檔案材料，沒有找到證實這種懷疑的任何證據。蘇聯檔案公布后，也未發現這方面的任何線索。倒是有相反的證明。在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問題后，毛澤東特地借劉少奇1952年10月去莫斯科參加蘇共十九大的機會，當面征求斯大林的意見，得到了斯大林的同意。由此可以斷定，總路線的提出，并非受斯大林的影響，而是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獨立自主地提出來的。
    那么，1952年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的總路線的根據是什么？是憑主觀愿望，還是根據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和需要？
    關于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我們黨原來認為，先經過一段新民主主義社會的發展，待條件成熟后，再采取“嚴重的社會主義步驟”，一舉進入社會主義。直到1950年，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中共領導人還是持這種觀點。例如毛澤東1950年6月23日在全國政協一屆二次會議上就說過，實行私營工業國有化和農業社會化，“還是在遙遠的將來”。但到1952年，毛澤東的觀點變了，他提出從現在起就開始向社會主義過渡，而不是要等到十年或十五年以后才向社會主義過渡。
    是什么原因使毛澤東改變了原來的設想？《毛傳》作了詳細分析，認為主要是中國社會經濟的現實情況，發生了一些超出毛澤東原來預計的變化。第一，在抗美援朝的情況下，恢復國民經濟的任務奇跡般地提前完成。第二，國營工商業和私營工商業的產值比重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國營由1949年的43.8%上升到1952年的67.3%，超過了私營。經過“五反”，私營工商業已開始納入接受國營經濟領導的軌道，出現了加工訂貨、經銷代銷、統購包銷、公私合營等一系列從低級到高級的國家資本主義形式，在工業和流通領域中，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實際上已經開始。第三，土改后農村的互助合作事業普遍發展起來，農村中繼土改之后又一場更深刻的社會變革，也在悄然興起。這三個變化，特別是工商業領域中公私比重的變化，促使毛澤東作出新的理論思考和決策。
    毛澤東提出向社會主義過渡，還同他當時對中國社會階級狀況和社會主要矛盾的基本分析直接有關。在“五反” 即將結束，全國的土改已基本完成的時候，1952年6月，他就提出：“在打倒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后，中國內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矛盾，故不應再將民族資產階級稱為中間階級。”
    從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實際情況來看，不論是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還是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都是當時生產發展的需要，是在經濟運行中，不斷解決困難、從而不斷提高生產的進程中逐步實現的。拿工商業改造來說，當時的情況是，私營工商業者自愿地要求實行各種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因為這樣可以解決他們生產上的困難，使生產得到發展。從勞動生產率來看，一般說來，國營高于公私合營，公私合營高于其他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而一切國家資本主義又高于私營。
    總的說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是成功的，適應了生產力發展的需要。當然也有缺點，主要是搞得過于急促（特別是農業的合作化），所有制形式過于單一。所有制形式過于單一，同當時的一種理論指導有關。這個理論觀點反映在過渡時期總路線宣傳提綱里面：“黨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實質，就是使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所有制，成為我國國家和社會的惟一的經濟基礎。” 問題就在“惟一”二字。這是當時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流行的一個重要理論觀點。這句話不是毛澤東寫的，但他贊成，并加以發揮。他修改提綱時，在這句話之后加寫了一段文字：“我們所以必須這樣做，是因為只有完成了由生產資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會主義所有制的過渡，才利于生產力的迅速向前發展，才利于在技術上掀起一個革命……滿足人民日益增長著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出發點是發展生產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這個理論觀點對中國以后的發展產生了很大影響。
    今天回過頭來看，當年如果將過渡的時間拉長一些，穩步前進，肯定會更好。本來毛澤東設想的是經過十八年或者更長的時間完成社會主義改造，但由于急于求成，采取了一些行政命令的辦法，尤其是大批“右傾機會主義”，僅用三年的時間就倉促完成了，因而留下了一些后遺癥。盡管如此，在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指引下，通過和平的方式，在我國終究建立起作會主義的根本制度。在這個轉變（或革命）過程中，生產不但沒有下降，反而逐年上升。從1953年到1957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增長9.2%，超過了同期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速度，并初步建立起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礎。
    三、關于中共八大
    關于黨的八大為什么不提毛澤東思想。黨的七大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指導地位，并載入黨章，而八大卻沒有提毛澤東思想，因而有人產生一些猜疑或不理解。為此《毛傳》專就這一問題講明了事情的原委，寫道：“到中共八大，沒有再提‘毛澤東思想’。做出這一決定的，不是任何別人，正是毛澤東自己。從1948年11月起，毛澤東在審閱一些重要文件時，都把提到‘毛澤東思想’的地方刪掉，改為‘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或者就只用‘馬克思列寧主義’。1954年1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專門發出一個通知。通知說：“毛澤東同志曾指示今后不要再用‘毛澤東思想’這個提法，以免引起重大誤解。我們認為今后黨內同志寫文章做報告，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辦理。’毛澤東在審定這個通知稿時，還加了一句話：‘在寫文章做演講遇到需要提到毛澤東同志的時候，可用‘毛澤東同志的著作’等字樣。’”
    中宣部通知中所說的“誤解” 是指什么？這從毛澤東的一次談話中可以得到答案。毛澤東1954年12月19日在同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座談政協工作時曾說：“我們不提毛澤東思想。如果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列主義并提，有人會以為是兩個東西，為了不使發生誤會，就不提毛澤東思想。”
    關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論斷。八大決議提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于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當前經濟文化不能滿足需要的狀況之間的矛盾”，并宣告黨和國家的主要任務是“保護和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八大最重要的理論貢獻。在這個基本理論問題上，包括毛澤東在內的所有中共領導成員，認識都是一致的。但是，毛澤東在八大閉幕后不久，對決議中的另一句話的提法表示懷疑。這句話是：“這一矛盾的實質，在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已經建立的情況下，也就是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這句話是在大會閉幕前，由陳伯達、胡喬木等商量提出、經毛澤東同意急急忙忙臨時加上的。不久，大約是在八大閉幕后兩個星期，毛澤東對決議提出了異議。但他提出異議的只是上述的那個提法，并沒有對主要矛盾的論斷提出不同意見。后來他還作過這樣的表示：“先進的社會制度與落后的生產力的矛盾，雖然這句話說得不夠完善，但得到了好處，并未發生毛病。” 毛澤東改變八大主要矛盾的論斷，是在八大閉幕后的一年多，反右派運動開展以后的1957年10月9日的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有人曾發表文章，說八大閉幕不久，毛澤東就改變了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論斷。事情并不是這樣。可能作者把決議中兩個提法弄混了，一個是關于主要矛盾的論斷，一個是關于矛盾實質的提法。
    四、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以下簡稱《正處》）和整風反右
    整風是怎樣轉為反右的？整風，是中國共產黨為加強自身建設創造的一種有效形式，對提高黨的思想理論水平，純潔黨的組織隊伍，增強黨的戰斗力和凝聚力，都起了重大作用。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中國共產黨面臨新的考驗，同時由于處于執政地位，滋長了一些消極的東西，需要加強整頓。1957年春中國共產黨提出整風，正是形勢發展的必然要求。實際上，八大已經提出了這個問題，鄧小平關于修改黨章的報告在分析了黨處在執政地位后出現的情況后指出：“針對這種情況，黨必須經常注意進行反對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斗爭。”1957年中國共產黨的整風，就是以反對這三個主義為主要內容。
    這次整風本來計劃1957年準備，1958年、1959年推開。后來為什么提前了呢？
    1957年3、4月間，毛澤東南下巡視過程中發現：黨內和黨外、黨的報紙和民主黨派的報紙，對《正處》講話的反映反差很大，黨外傳達快黨內反而慢，特別是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對他的《正處》講話和宣傳會議上的講話一聲不響。他對此表示十分不滿。在毛澤東看來，在社會大變動的新情況下，能不能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關系到黨的事業能不能向前推進的主要問題。當時他最為關切的問題是：黨的各級領導干部對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否想通了；黨內某些人中存在的國民黨作風是否開始有所改變；黨和黨外人士（特別是知識分子）間不正常氣氛是否有些緩和；對一些群眾鬧事能不能采取正確的態度。他十分擔心黨的領導不能跟上迅速發展的形勢，甚至落后于黨外人土要求共產黨轉變思想、轉變作風的日益高漲的呼聲，以致陷入被動局面。他覺得現在已經形成對黨政工作缺點錯誤的批評空氣。于是，決定提前整風。5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在《人民日報》發表，全黨整風從此開始。
    這次整風的內容，中央指示非常明確，就是反對三個主義（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作為主題。用毛澤東的話說，就是“整風總的題目是要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反對三個主義”。為了克服官僚主義，加強同廣大勞動人民的聯系，《指示》還規定黨政軍各級主要領導人員要以一部分時間同工農一起參加體力勞動，并逐步形成為永久的制度。可見，這次整風同過去的整風一樣，都是為了加強共產黨自身的建設，就是要在新的歷史時期適應新的情況，學會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的矛盾，反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毛澤東認為，這次整風必須廣泛征求黨外人士的意見，請黨外人士對共產黨的缺點錯誤展開批評。“沒有社會壓力，整風不易收效。”5月4日，他特地為中央起草了《關于請黨外人士幫助整風的指示》。《指示》充分肯定一個時期以來黨外人士提出的各種批評意見，認為這“對于黨和人民政府改正錯誤，提高威信，極為有益，應當繼續開展”。同時又指出，對于不正確的批評，“應當予以反批評，不應當聽任錯誤思想流行”。
    毛澤東請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愿望是誠懇的，方針是明確的，信心是充足的。從以下事實可以看出來。毛澤東在4月30日的最高國務會議上首次向黨外人士透露，他要辭去國家主席的信息。第二大，陳叔通、黃炎培聯名致信劉少奇、周恩來，表示不同意毛澤東辭去國家主席職務。毛澤東閱信后，作了一些批注，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國家的根本鞏固，現在已經有了，這個國家已經推不動了。”
    但是，隨著形勢的發展，報紙上發表的一些報道、評論越來越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中國共產黨的各級領導都發生了嚴重問題，這些問題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根源就在于黨委（黨組）領導負責制；似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已經發生危機，快要混不下去了，需要別人幫助收拾局面。在這種錯誤導向下，有人公開在大學里演講，攻擊中國共產黨，攻擊社會主義，煽動學生上街。工人罷工。
    這完全出乎毛澤東的預料。毛澤東原來的估計是，由于中國共產黨的崇高威望和執政業績，中國不會出匈牙利事件，他真誠希望黨外人士幫助共產黨整風，形成黨內外的壓力，促使各級領導正視錯誤，迅速改正缺點，化解社會各種矛盾，形成一個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但事與愿違，出現了這種異常的情況，使毛澤東感到震驚，從而對形勢作出和原來不同的嚴重估計。
    5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報道黨外人士對黨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評的指示》。這個指示第一次提出“暴露右傾分子面目”。5月15日，毛澤東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中使用了“右派猖狂進攻” 的提法。這標志著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重大變化，同時也標志著整風即將轉向反右。即使這樣，這時毛澤東仍然認為，“多數人的批評合理，或基本合理，包括北京大學傅鷹教授那種尖銳的沒有在報紙上發表的批評在內。這些人的批評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關系，他們的批評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評往往是惡意的，他們懷著敵對情緒。”5月16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起草了《關于對待當前黨外人士批評的指示》。一方面肯定了黨外人士批評的主流，認為這些批評基本上是誠懇的，正確的，這類批評占90%以上，對于我黨整風，改正缺點，大有益處。另一方面，對如何對待右翼言論作了部署，指出：“最近一些天以來，社會上有少數帶有反共情緒的人躍躍欲試，發表一些帶煽動性的言論，企圖將正確解決人民內部矛盾、鞏固人民民主專政、以利社會主義建設的正確方向，引導到錯誤方向去，此點請你們注意，放手讓他們發表，并且暫時（幾個星期內）不要批駁，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動面目，過一個時期后研究反駁的問題。”這就是后來一些人所說的“引蛇出洞”的策略。
    最近，有人公開發表文章，說什么“‘反右’本來就是整風的題中之義。在整風中進行‘反右’早就在毛澤東的‘預謀’之中”。“在整風中進行‘反右’不是臨時的決定，而是既定的方針。”甚至說“毛澤東對整風運動中的‘右派乘機猖狂進攻’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的，甚至是‘所希望的”’。從以上我們簡略的回顧來看，整風到反右的過程，每個環節是很清楚的。只要稍微尊重歷史事實，就不會得出這些觀點。至于說什么“毛澤東對整風運動中的‘右派乘機猖狂進攻’是有充分的思想準備的，甚至是‘所希望的”’，更是無稽之談。我作為親歷者，可以說：毛澤東在“右派猖狂進攻”那段時間，心情是根緊張的，睡不好覺，每天派胡喬木、林克到北京幾個高校看大字報。后來，毛澤東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說：“右派猖狂進攻哪個不著急？我看大家都有一點著急，我就是一個著急的。著急才想主意。”（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第三次講話）又說：“我這個人就是常常有憂愁，特別是去年五月右派進攻，我起床都起不得，就在床上吃飯，辦公，一天看那些材料，盡是罵我們的。等到晚上兩點鐘以后，安眠藥一吃，這個世界是我的，神氣又來了。所有那些什么短文、短的指示，都是那個時候寫的，而且有許多方針是起伏不定的，這樣想那樣想，那樣想這樣想，最后才有了定局。”（1958年5月29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讀了這兩個材料，所謂毛澤東對“右派乘機猖狂進攻”是有充分思想準備的甚至是“所希望的”的說法，能站得住嗎？對于歷史上這樣一個重大而嚴肅的問題，那位作者竟會采取如此不嚴肅、不慎重、不負責任的態度！歷史是科學，必須以科學的態度即實事求是的態度來對待，單憑主觀想像、毫無根據的“推理”，終究是站不住的。
    對于反右派運動的評價，《毛傳》所講述的歷史事實，印證了《歷史決議》的論斷，即對右派進攻的反擊是完全正確的，但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關于《正處》的修改和對它的評價問題。《正處》是毛澤東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這個講話是根據1956年國際國內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作出的。國際上，發生了蘇共20大全盤否定斯大林，發生了波匈事件；在國內，出現了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要求退社等情況。這些都是出乎人們意料的。社會主義國家怎么還會有罷工、罷課的事呢？黨內不少干部按照老眼光、老習慣，往往把這些問題簡單地當作敵我矛盾來處理。所以毛澤東這篇講話最早的題目就是“如何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強調要分清兩類矛盾，把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主題。在此之前，毛澤東為回答國際共運中提出的一些問題而主持起草的《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為《正處》作了一定的理論準備。
    《毛傳》對《正處》的修改情況作了詳細介紹，但它不是孤立地單純地從文獻研究的角度來寫，而是緊密結合當時國內政治發展的情況來寫的。這樣，才能理解毛澤東為什么要這樣修改，當時國內的政治形勢對《正處》最后形成產生了哪些影響。
    《正處》的修改工作，從4月24日開始，到6月16日定稿，歷時54天。《毛傳》對修改稿同原始稿作了一個比較，并對《正處》作了一個總體評價：“正式發表稿保持了原講話稿的主題。原講話稿的基本內容和基本框架，理論形態更趨完備，思想內容更為豐富，邏輯結構和文字表述更加嚴謹。在修改過程中，中國政治形勢出現了重要變化，極少數右派分子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進攻，因而毛澤東在思想上也發生了重要變化。這不能不反映到修改稿中。稿中加進了強調階級斗爭很激烈、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這些同原講話精神不協調的論述。”“《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是毛澤東在社會主義時期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總結了中國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的歷史經驗，也借鑒和吸收了一年多來國際共運的歷史經驗。它提出并系統地論述社會主義社會矛盾的學說，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國家政治生活的主題，詳細闡明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一系列方針，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豐富和發展。”
    有人認為，“階級斗爭為綱” 的思想起源于《正處》。我看不能這樣說。《正處》在修改過程中是增加了一些強調階級斗爭的內容，但它仍然以分清兩類矛盾、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旨，肯定革命時期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文中所講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斗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斗爭，還是長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這同“以階級斗爭為綱” 還是有原則區別的。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以后，國內仍然存在階級斗爭，這也是中共八大的一個論斷（見劉少奇的政治報告）。《歷史決議》對這個問題作了科學的論述，指出：“由于國內的因素和國際的影響，階級斗爭還將在一定范圍內長期存在，在某種條件下還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對把階級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又要反對認為階級斗爭已經熄滅的觀點。” 這同《正處》強調階級斗爭在程度上有不同，并對階級斗爭的范圍作了一定的限制，但實質是一致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上述論斷的正確性，已被國際國內的實踐所證明。四項基本原則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之間的斗爭，馬克思主義同反馬克思主義之間的斗爭，就是在新的歷史時期這種斗爭的反映。而這種斗爭將是長期的，在某種條件下還可能激化。
    繼后，毛澤東在中共八屆三中全會上，提出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是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從而改變了八大關于主要矛盾的正確論斷。
    五、毛澤東為什么發動“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有一個過程。1962年重提階級斗爭，經過不斷升級的中蘇論戰，特別是經過“四清”運動，毛澤東越來越感到中國有出修正主義和復辟資本主義的危險。他認定，中國有走修正主義道路的社會階層，而且相當廣泛，人數不多，但有影響。他還認定，中國會不會放棄社會主義而走上資本主義道路，關鍵不在基層，而是在上層，尤其是中央。他說：“領導人、領導集團很重要。……六二年刮歪風，如果我和幾個常委不頂住，點了頭，不用好久，只要熏上半年，就會變顏色。許多事情都是這樣：領導人一變，就都變了。”（1965年8月11日聽取羅瑞卿匯報時的插話）就在1965年八九月間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第一次提出“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義，應該造反”的問題。從此以后就不斷講這個事。
    防止出修正主義、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成為毛澤東晚年思考和擔心的焦點。用他的話來說，這是“新的中心課題”。他怕出修正主義，怕資本主義復辟，怕干部嚴重脫離群眾，變成“官僚主義者階級”，一句話，怕黨和國家改變顏色。這就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 的根本出發點和主觀動機。有一次他對身邊護士說：“我多次提出問題，他們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話他們可以不聽，這不是為我個人，是為將來這個國家、這個黨，將來改變不改變顏色、走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問題。我很擔心，我這個班交給誰我能放心。我現在還活著呢，他們就這樣！要是按照他們的做法，我以及許多先烈們畢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諸東流了。我沒有私心，我想到中國老百姓受苦受難，他們是想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眾，不能讓他們走回頭路。建立新中國，死了多少人？有誰認真想過？我是想過這個問題的。” 他想到了馬克思、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國際變成修正主義；他想到了普列漢諾夫由馬克思主義者變成列寧的反對者；他更親眼看到赫魯曉夫等人，在斯大林死后搞了修正主義。這些歷史的和現實的事實越來越使他感到問題的緊迫性。他時不時地向別人（包括外國人）流露這樣的心情：“我快見馬克思了，怎么交代？你給我留了修正主義尾巴，我不干。”“鑒于我們這批人一死，修正主義很可能起來。我們是黃昏時候了，所以現在趁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整一整這些資本主義復辟。說不憂慮，那是假的。”“我今年明年就差不多了。我明天73了，這關難過，要準備。馬、恩沒有料到他們創立的黨，他們死后成為資產階級的黨。要準備還來得及。”
    毛澤東覺得時不我待，就在73歲那年毅然發動了“文化大革命”。批判《海瑞罷官》只不過是一個突破口。
    但是，毛澤東對黨內和國內的政治情況作了不符合實際的、過于嚴重的估計，把持不同意見的各級領導干部看成是“修正主義分子”、“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對于“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這些概念的外延，不斷擴大，把許多本來符合社會主義原則而有利于生產力發展的東西，也都說成“修正主義”或“資本主義復辟”。把許多不屬于階級斗爭的問題也說成是階級斗爭，嚴重地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敵我。
    毛澤東曾經宣布，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已經基本結束。然而這次“文化大革命”卻發動了空前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斗爭。用什么辦法才能夠徹底解決黨內和社會上存在一些陰暗面的問題（在毛澤東看來，這些都是產生修正主義和資本主義復辟的社會根源），毛澤東想了很多，也想了很久。1967年2月3日，他同阿爾巴尼亞的巴盧庫談話，說明了他為什么要發動大規模的群眾斗爭。他說：“62到65年的時間工作沒有做好。過去只抓了一些個別的問題、個別的人物，還搞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些都不能解決問題，沒有找到一種形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來揭我們的黑暗面。”“只有發動群眾才有辦法，沒有群眾毫無辦法。”
    但是毛澤東對群眾運動產生了一種片面的看法。他甚至容忍群眾的自發性，讓群眾放任自流。他認為，各級領導千部，誰好誰壞，誰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的，誰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群眾都清楚。每一個領導干部都可放到群眾中去，接受群眾的檢驗。毛澤東把“文化大革命” 當作是對干部的一次大審查，用群眾性的方法來審查干部。他說，“我們有一部分干部不接近人民群眾，做官當老爺，對付這些人，我毫無辦法。這回好，群眾就整他了。”這樣，在放棄了黨的領導的情況下，各種社會矛盾，人與人之間平時的積怨，就在自發的、失控的群眾運動中，以革命的名義和極端的形式，集中地爆發出來，造成社會動亂。事實證明，這個方法不僅不能消除黨內和社會上的種種消極腐敗現象，解決干部脫離群眾的問題，反而引出更多更大的矛盾和問題，給了各種政治投機分子、野心分子以可乘之機，破壞了干群關系，對黨和國家造成極大的破壞。
    綜上所述，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出于反修防修的目的，在“階級斗爭為綱” 的錯誤指導思想下，由于對黨內和國內的政治狀況作了錯誤的估計，又采取了一種錯誤的方法，所進行的一場所謂的“革命”。有人把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說成是個人的權力之爭，歸結為毛劉之爭，這是不符合實際的。如果只是解決劉少奇個人問題，對毛澤東來說是比較容易的事，而“文化大革命” 涉及的范圍那么廣，涉及的人那么多（包括黨內黨外），用個人權力之爭來解釋是說不通的。
    六、“林彪事件”是毛澤東逼出來的嗎？
    中共九大以后，國內形勢趨于和緩，有些工作開始恢復正常。這一年的工農業生產取得較快的恢復性增產，國內生產總值比上年增長16.9%。毛澤東曾表示，“文化大革命” 該準備收尾了，并確定九大以后取消中央文革小組。但是，完全出乎他的預料，林彪集團正在急于攫取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權力。有兩件事集中暴露了林彪及其集團的政治野心。一個是發布所謂“林副主席一號命令”，一個是關于設國家主席問題。
    1969年10月，根據中共中央關于緊急疏散的通知，在京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大批黨政軍領導干部先后備戰疏散到外地。林彪到了蘇州。10月18日，他向在北京的軍委辦事組組長、總參謀長黃永勝，發出一個“關于加強備戰、防止敵人突然襲擊的緊急指示”，要求“立即組織精干的指揮班子，進入戰時指揮位置”。這個指示由軍委辦事組以“林副主席指示（一號命令）” 名義正式下達。當晚，這個命令用電話傳達到各作戰部隊，全軍立刻進入緊急臨戰狀態。命令下達的第二天，林彪才用“電話記錄” 的方式報告毛澤東。
    未經軍委主席毛澤東批準，事先又不報告，林彪居然擅自發布這樣的軍事命令，一夜之間調動全軍進入臨戰狀態，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事件，也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不能不引起毛澤東的警覺，做出強烈反應。
    如果說“一號命令”是林彪為奪取更大權力而做出的帶有某種試探性的行動，那么，在設國家主席問題上，林彪則公然向毛澤東進行挑戰，由此引發了一場政治風暴。
    1970年3月8日，毛澤東向中央提出召開四屆人大和修改憲法的意見，并建議不設國家主席。這是毛第一次提出不設國家主席。毛的意見在政治局會議上傳達后，大家一致同意。林彪在蘇州得知后，讓葉群轉告黃永勝和吳法憲：“林副主席贊成設國家主席。”3月中旬，毛澤東審閱《關于修改憲法問題的請示》，再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卻要秘書給毛澤東的秘書打電話說：“林副主席建議，毛主席當國家主席。”4月11日，林彪又通過秘書打電話，向政治局轉達他的三條意見，其中第一條就是，林彪仍然建議毛主席兼任國家主席。周恩來將林的意見報告毛澤東，毛于4月 12日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議不妥。”這是毛澤東第三次表示不設國家主席。在4月下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還當面對林彪（此時林已由蘇州回到北京）說：“孫權勸曹操當皇帝。曹操說，孫權是要把他放在爐火上烤。我勸你們不要把我當曹操。你們也不要當孫權。”這是毛澤東第四次表態，而且直面林彪。話已經說到這個份上，林彪卻置之不理，依然故我。他告訴吳法憲：還是要設國家主席，不設國家主席，名不正言不順。根據林彪、葉群授意，7月中旬舉行的中央憲法起草委員會全體會議期間，再次出現要求設國家主席的“呼聲”。毛澤東得知后，一針見血地指出：“設國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設事。”“因人設事”說明白了，就是“有人想當國家主席”。據有記載可查的，這已經是毛澤東第五次表態了。
    設不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當然可以有不同的意見，不同意見的爭論也是正常的。但是口口聲聲說“毛主席的話一句頂一萬句”的林彪，在這個問題上卻一反常態，頑固地、一再地同毛澤東唱反調，堅持設國家主席，顯然已經超出黨內不同意見的正常爭論，其中必有不可告人的目的。還是葉群把這個問題挑明了，道出了林彪堅持設國家主席的真正目的。她私下對吳法憲說：“如果不設國家主席，林彪怎么辦？往哪里擺？”
    設不設國家主席的爭論帶到了九屆二中全會即廬山會議上。林彪早就放出話說：“這事沒有完，到廬山會有大的斗爭。”林彪、陳伯達等利用大多數與會者不知道毛澤東的意見而熱切期望毛澤東當國家主席這個情況，在廬山會議上，發動了突然襲擊。林彪、葉群在暗中進行了一系列策劃，瞞著毛澤東和多數常委，進行有預謀、有計劃、有組織的非法活動。
    8月23日，二中全會開幕。就在會議開始前一刻，林彪突然向毛澤東和其他常委提出要講點意見。本來，毛、林事先都表示不在開幕會上講話。林彪卻來了個突然襲擊，事先也不打招呼，突然提出要講話。林彪拿著講稿講了一個多小時，主要就修改憲法問題談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說這次憲法修改草案，就是突出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在全國的領導地位，肯定毛主席的偉大領袖、國家元首、最高統帥的地位，并強調說，他仍然堅持“毛主席是天才” 的意見。林彪這個講話是事先經過精心設計的。與此同時，根據林彪、葉群在會前的布置，陳伯達與吳法憲商量后，整理出一份恩格斯、列寧、毛澤東及林彪論“天才” 的語錄，還準備了一份設國家主席的憲法草案條文。這一切活動，都是瞞著毛澤東和周恩來的。大家可以想想，事先不打招呼，突然講一個多小時的話，又背著黨中央的主要領導人在中央全會上拋出“語錄”，還準備憲法條文，是不是有備而來的陰謀？是不是向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公然挑戰？是林彪在“逼宮”，還是毛澤東在“逼”林彪？答案是很清楚的。
    林彪講話后，各組討論，葉群和吳法憲等商定要統一行動，他們分別在幾個組同時發難，擁護林彪講話，宣講“語錄”，要求設國家主席，并且提出有人反對毛主席，煽動要“揪人”，來勢十分兇猛，出現了像毛澤東所說的“大有炸平廬山”之勢。毛澤東已經察覺到會議中的不正常現象，立即制止，向到會的人宣布：我和幾位常委商量，認為現在各組討論的問題不符合會議原定的三項議程。又說：設國家主席的問題不要再提了，誰堅持設國家主席，誰就去當，反正我不當！講到這里，毛澤東沖著林彪說了一句：“我勸你也不要當國家主席！”根據毛澤東的意見，決定立即停止討論林彪的講話，收回煽動性最強的會議第6號簡報，責令陳伯達等作出檢查。
    毛澤東經過調查研究，對廬山會議這場風波的情況大體有了了解。他知道與林彪有密切關系，但林彪是“副統帥”，又是九大黨章確定的接班人，對林彪不去觸動他，而采取了保護的態度。
    廬山會議后，中央先后召開批陳整風匯報會、華北會議，集中批評陳伯達，同時指定葉群、吳法憲、黃永勝等人作檢查。林彪對此懷恨在心。1971年2月，林立果同林彪、葉群密謀后，到杭州、上海活動。這年3月，林彪指使林立果搞了一個計劃。3月下旬，林立果同“聯合艦隊”主要成員擬出以謀殺毛澤東為主要內容的名為《“五七一工程”紀要》的政變計劃。林彪搶班奪權的野心，暴露無遺。
    1971年8月15日，毛澤東離京南下，到中南、華東等省巡視，同各地負責人談話，“吹吹風”，講黨內兩條路線斗爭的歷史，講廬山會議的問題，強調“三要三不要”，以統一各地黨政軍領導干部的思想。他指出：這次在廬山，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同時又指出，要保護林副主席，當然他要負一定的責任。
    9月5日、6日，在北戴河的林彪、葉群獲悉毛澤東南巡談話內容后，便決定將毛澤東殺害于巡視途中，發動武裝政變。7日，林立果向“聯合艦隊”下達“一級戰備” 的指令。8日，林彪親筆寫下行動手令：“盼照立果、宇馳同志傳達的命令辦。”
    林彪的陰謀敗露，便緊急策劃南逃廣州，另立中央，分裂國家。此計不成，乘飛機北逃國外，所乘專機在蒙古國的溫都爾汗墜毀，落得個“折戟沉沙，喪命異國” 的下場。
    以上根據《毛傳》簡略地介紹了林彪事件的前前后后。《毛傳》都是嚴格根據第一手的可靠材料，包括大量檔案和當事人的回憶編寫的。事情是非常清楚的。在整個事件的過程中，林彪為了迫不及待地搶班奪權，一直采取進攻的態勢；而在沒有完全弄清楚情況之前，毛澤東一直沒有觸動林彪，而是對他采取了保護的態度。有一本海外出版的反共圖書，卻別有用心地編造許多極為荒唐的言論，說什么林彪出逃是逼出來的，林彪上了毛澤東的圈套，等等。我想，只要稍微有點良心的人，真正尊重歷史事實的人，不抱任何偏見和主觀成見的人，不是別有用心的人，是不會編出這種奇談怪論的。
    七、毛澤東與“四人幫”的根本區別
    毛澤東發動和領導的“文化大革命”使黨和國家遭到建國以來最嚴重的挫折。這是毛澤東犯的一個全局性的嚴重錯誤。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在“文化大革命” 中受到毛澤東的重用，他們利用毛澤東的錯誤，背著他作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歷史決議》指出，毛澤東的錯誤終究是一個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錯誤。他經常注意克服我們黨內和國家生活中存在著的缺點。在他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四人幫”則是另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是一個為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的反革命集團。他們講理論曲解馬克思主義，是為實現奪取黨和國家最高領導權這個目的服務的。他們在實踐中歪曲毛澤東的一些主張，把毛澤東一些錯誤的主張推向極端，也是為這個目的服務的。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說毛澤東的錯誤是具有遠大理想和崇高信仰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所犯的悲劇錯誤，那么，“四人幫” 的言行則是一個陰謀集團為達到個人目的的鬧劇表演。《毛傳》依據大量事實有力地說明了毛澤東與“四人幫”之間的根本區別。在對待一系列重要問題上，都表現出這種區別。比如，對待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對待老一代革命家的問題；對待周恩來、鄧小平的問題；對待軍隊的問題；對待武斗的問題；對待造反派的問題，以及其他許多具體問題。在對待這些問題上的區別，不是簡單的認識問題，不是像有人說的那樣是策略問題，而是涉及“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涉及要不要和怎樣把黨和國家的政治生活納入一個正常軌道的問題。可以說，正是基于這些根本性的區別，毛澤東多次尖銳批評和揭露“四人幫”，指出他們的政治野心，沒有把黨和國家的最高權力交給他們，這為以后我們黨粉碎“四人幫”奠定了基礎。
    八、毛澤東如何對待周恩來的病情？
    前面已經講到一些，再補充兩個例子。海外出版的一本反共圖書造謠說，周恩來患膀胱癌后，毛澤東阻止給周恩來治療。關于這個問題，《毛傳》作了詳細的記述：
    1972年5月，周恩來被確診患有膀胱癌。這對于大量內政外交事務都需要依靠周恩來的毛澤東來說，無疑是一個新的打擊。毛澤東的秘書觀察到：當逐字逐句地看完醫療組關于周恩來病情的報告后，主席的心情是那樣沉重，這種沉重的心情反映在他平時很少出現過的異樣嚴肅的臉上和緊皺著的眉頭上。他叮囑這件事對外要保密。對于怎樣治療，他說：“開刀喀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并且這樣解釋：“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也是開刀死了嗎？” 毛澤東還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同年11月，鑒于周恩來日益嚴重的病狀，醫務人員再次向中央報告有關情況。毛澤東在報告上批道：“應當休息，節勞，不可大意。”在著名泌尿科專家吳階平主持下，經過多次檢查，決定采取“電燒的辦法，取得比較好的效果。手術后不到半小時，毛澤東就要身邊工作人員打電話給吳階平等醫務人員說：醫生們做得好，感謝他們！這以后，毛澤東每次審閱周思來的病情報告時，總是非常認真仔細。特別是在因患眼病不能親自閱看病情報告的情況下，聽讀報告時也是全神貫注。工作人員讀過的報告，毛澤東能記住周恩來每天失血的數字以及實施手術的次數等細節。為了讓毛澤東能夠及時了解、掌握周恩來的病情和治療方案，減少不必要的周轉環節，工作人員常常是從周恩來的住地或醫院將報告直接呈送毛澤東。他得知情況后總是囑咐秘書：“快去辦。”
    毛澤東對周恩來的病情一直掛在心上。有一次會見外賓時，同陪見外賓的李先念談起周恩來的病情時說：“他的身體，我是替他擔心的。”
    海外那本反共圖書還諱莫如深地把1976年春節毛澤東要身邊工作人員放鞭炮一事，同不久前周恩來的去世聯系起來，進行影射。關于這個問題，《毛傳》引用了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的一段回憶。
    1976年初農歷除夕之夜（1月30日）是毛澤東度過的最后一個春節。張玉鳳回憶道；“毛澤東這里沒有客人，也沒有自己家的親人，只有身邊幾個工作人員陪伴著他，度過他生命的最后一個春節。他在這天，依然像往常一樣在病榻上側臥著吃了幾口他歷來喜歡吃的武昌魚和一點米飯。這就是偉大領袖的最后一次年飯。飯后，我們把他攙扶下床，送到客廳。他坐下后頭靠在沙發上休息，靜靜地坐在那里。入夜時隱隱約約聽見遠處的鞭炮聲，他看看眼前日夜陪伴他的幾個工作人員。遠處的鞭炮聲，使他想起了往年燃放鞭炮的情景。他用低啞的聲音對我說：‘放點爆竹吧。你們這些年輕人也該過過節。’就這樣，我通知了正在值班的其他幾名工作人員。他們準備好了幾掛鞭炮在房外燃放了一會兒。此刻的毛主席聽著這爆竹聲，在他那瘦弱、松弛的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我們心里都明白，主席的這一絲笑容，是在寬慰我們這些陪伴他的工作人員。”
    僅僅從上述兩個例子，讀者不難看出，那本反共圖書的作者，是如何卑鄙地顛倒黑白，制造謠言，蠱惑人心。同時，也反射出作者本人的陰暗心理和詭詐面貌。
   （《環球視野》摘自2006年第2期《黨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