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外交部文革紀實》

近日讀了《外交部文革紀實》（作者馬繼森，原外交部西歐司干部）一書，很有收獲。在我讀過的有關文革歷史敘述的書籍中，這部《外交部文革紀實》可以說是最好的，也是很嚴肅的。因為，它比較全面、客觀、冷靜、理智、翔實地將外交部長達十年的文革時期全過程情況，作出了詳略適中且條理清楚的敘說，而不是戲說或漫畫化，使讀者在讀完書后，便對當年外交部發生過的許多事情，能獲得一個相當清晰的認識與了解。

　　近三十年來，有關文革歷史的著作與文章，已出版過不少。但是，極少有什么作品能將一個單位、或一個地區的文革狀況，做出全程而客觀的描述，往往不是只截有歷史的一段或一頁而非全面，便是缺乏客觀性而充斥著種種先入為主的“帽子”。

　　文革是一段長達十年的歷史，因此，僅用簡單的黑與白、是與非的概念定義它，顯然其結果只能是片面，或者虛假。

　　能不能不忙著戴“帽子”、而只是先盡量還原敘說事情的真相，以讓后來的人真正全面了解那段歷史？

　　本文是讀該書所作的筆記整理（在網上看仍嫌長，沒辦法），文字是本人的，內容卻屬于那本書，供有興趣了解文革歷史的朋友，找到先閱為樂的感覺。

（一）美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的失實

　　關于中國外交部在文革中發生的事情，頗具影響的美國《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中有這樣一些話：“他（王力）選定外交部為行使權力的部門之一。（１９６７年）８月７日，他發表了講話。這是他和姚登山對外交部與陳毅發出的最后一擊。隨后兩周內，造反派完全控制了外交部”“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與緬甸和柬埔寨的關系完全惡化，英國代辦處被焚燒。這些都是姚和王的過激行為造成的。姚自做主張給中國駐外使館打電報……”

　　這是國際上流行的對１９６７年中國外交和外交部文革的看法，都是圍繞王力的八·七講話加以演繹。

　　可惜這并不是歷史的真實。

　　王力的講話是對陳毅的最后一擊嗎？“姚和王的過激行為”就能造成中國與緬甸與柬埔寨關系惡化、英國代辦處被燒嗎？奉命造反的造反派什么時侯完全控制過外交部？姚登山什么時侯給哪個駐外使館打過電報？

　　這種敘述不但把一個復雜的歷史事實戲劇性地簡單化了，同時又把事實扭曲得更加混亂不清。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關鍵在于這些作者得到的信息不真實。（P３６３）

　　〔評注：連權威盛名的美國劍橋史，都不能對中國的文革做出客觀公正的敘說，可見這近三十年來，人們對文革歷史的評說中，還存在著多少史實描述上的“冤、假、錯”案！〕

（二）１９６６年——１９７６年外交部文革運動梗概

　　（１）文革初期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０月

　　在陳毅部長的指示下，以姬鵬飛常務副部長為首的外交部黨委，主要是進行橫掃外交部的“牛鬼蛇神”運動，當時，外交部機關共貼出１８０００張大字報，被黨委視為“新引蛇出洞”。結果，部黨委立馬將一批大小干部打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其中包括：

　　（A）三名副部級干部：副部長王炳南、陳家康、部黨委委員兼國際政治國研究所所長孟用潛。

　　８月３０日，陳毅到外交部說：王炳南、陳家康是沒有改造好的知識分子，是人民內部矛盾，他們的問題是部黨委揭出來的。但是，孟用潛則被部黨委定為“三反分子”。

　　８月１０日，在東交民巷３０號外交部大禮堂，部黨委召開了全外交部干部大會，對孟用潛進行批斗，并給孟戴了紙做的“高帽子”；從此，孟用潛陷入受殘酷迫害長達１８年的苦難深淵，外交部挨整后，后又作為劉少奇冤案中的“叛徒同案”被投入監獄，１９８４年才被平反，一年后即１９８５年，身心受了極大摧殘的孟用潛便去世了。

　　（B）若干司處級干部，如：部辦公廳副主任何方、機要局局長楊廣仁、翻譯室主任黎光、禮賓司處長趙凌中、領事司處長陳理、伍羊等；

　　大批一般干部與工人，也分別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發生了抄“牛鬼蛇神”們的家的事情。（P１６——P３１）

　　〔評注：外交部文革的這個“開局”，是與當時全國絕大部分單位文革的“開局”情況，基本相同。其特點是：各單位黨委都發生了將一些人打成“三反分子”“牛鬼蛇神”之類；這樣，便又有了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央發出要為這些人平反的“緊急指示”文件之事。〕

　　（２）１９６６年１０月后

　　在毛澤東發表《炮打司令部》大字報、中共中央關于開展文革運動的《十六條》文件發布及中央工作會議后，外交部出現了造反派，主要是以一批青年干部為主，他們對前段運動中部黨委將無辜的干部與群眾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不滿，認為是冤案，而當時中央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內涵定義之一就是“鎮壓群眾”，因此，造反派便奮起了，要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要為遭受無辜迫害的干部與群眾“平反”。

　　１２月２０日，經過串連的外交部造反的青年們，正式成立了外交部的第一個造反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并擁有２００多成員。對造反組織的出現，外交部黨委當然很緊張，力圖予以解散，但很快，１２月２６日，造反組織卻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肯定，周指示：外事口可以成立革命群眾組織。

　　在１２月２６日那次講話中，周恩來得知一位速記工作人員暫還沒有參加外交部的造反組織時，周即說：那你的積極性不夠哦！

　　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成員迅速增加到　１７００　多人，而當時外交部全部人員也就２２００多人，其中１８００多人是一般干部。（P３５——P４１）

　　〔評注：２２００多人的外交部，卷入造反活動的竟達１７００多人。這個比例，顯然是不能用“發昏”這個詞來解釋的。〕

　　（３）“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期間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北京外語學院造反的紅衛兵沖進外交部政治部，抄到了８　麻袋“黑材料”（即文革初期部黨委對所謂有問題的干部與群眾所整理的定性定案材料），１２月３１日外交部造反派也相繼查封了機要局、政治部等各部門的“黑材料”，由此掀起了一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高潮。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７日至３１日連續四天，后又在１９６７年１月６、７兩日，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主持下，相繼召開了“外交部揭發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控訴、揭發、批判“部黨委執行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讓前段運動挨整的人上臺控訴，并讓部黨委負責人到會聽取批判，常務副部長姬鵬飛及部政治部副主任兼干部司司長符浩還被叫到臺上，回答控訴、批判者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部黨委承認了前段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解放了運動初期遭受迫害的副部長王炳南、陳家康，司局長何方、陳理等到以及其他干部群眾，使他們可以回各自單位參加文革運動；并且，部黨委負責人還分別向運動初期受到傷害的干部群眾表示道歉。

　　１月３１日，在“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主持下，外交部召開了揭發批判陳毅執行資反路線的大會，并讓陳毅做了撿查。陳毅在會上表態：接受群眾對他的批判，很受感動。

　　由于陳毅的態度好，外交部的造反派便與他處于合作態勢，“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主要負責人、國際司青年干部張殿清，便在其組織出版的《革命造反報》（劉華秋主編）上宣布：“歡迎陳毅同志回到毛主席革命路線上來！陳毅是我們的紅司令。”（P４２——P４７）

　　〔評注：文革中發生的揭批所謂“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這一幕，在現在大多數敘說文革歷史的文字中，是基本不提的，而往往只含含糊糊說是“批斗老干部”，而不講前因后果。〕

　　（４）“一月奪權”

　　１９６７年１月上海的造反派奪了上海市委的大權后，全國都掀起了造反派奪權風潮。

　　１月１８日中午，“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負責人張殿清等人，到反帝路（即東交民巷１５號）外交部機關，將副部長們都集中到會議室，宣布：“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決定向部黨委奪權。

　　在場的副部長們，即包括姬鵬飛、羅貴波、喬冠華、韓念龍等，逐一表態支持造反派的革命行動，服從奪權決定。

　　下午四時，“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向周恩來總理匯報了奪權情況。

　　晚上，副總理兼外交部長陳毅受周總理委托，接見造反派代表，表示：周總理與他陳毅都支持這次奪權行動，并祝賀奪權勝利。

　　第二天，“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了慶祝奪權勝利大會，并傳達了周總理的上述指示。

　　對于外交部的奪權方式，周恩來卻明確規定：外交大權在中央，不能奪。外交部奪權應是領導運動，監督業務，成立部、司兩級業務監督小組。

　　周總理還態度鮮明地指示：（今后）沒有部（造反派）監督小組簽名的文件，我不看。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照辦。

　　奪權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擬成立外交部革命委員會，內定：陳毅仍為外交部長，二位副部長（羅貴波、徐以新）及部長助理董越千留任，其余的副部長一律“靠邊站”（停職），聽侯處理。

　　陳毅也同意成立外交部革委會，但指出此事需報中央批準。

　　但是，《人民日報》卻傳來了新動向，在慶祝黑龍江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的社論《東北的新曙光》中，提出了革委會要實行“三結合”（即須有領導干部、解放軍、群眾組織三方面的代表），因此，外交部成立革委會一事便暫作罷。（P５０——P５５）

　　〔評注：文革中造反派的　所謂“奪權”狀況與實質，外交部在這方面的情況，可以說是當時全國各單位的縮影。〕

　　（５）１９６７年初造反派執掌監督大權期間

　　外交部的奪權方式是很特別的：

　　一方面，造反派宣稱奪了權，并成立了部、司二級業務監督小組，外交部的文件必須有他們的簽字才生效；

　　另一方面，陳毅仍是外交部第一領導，部黨委也仍存在運轉，并沒有象地方省市委那樣處于癱瘓。

　　起初，被造反派命令“靠邊站”的部、司（局）級領導干部，因造反派奪權是得到中央支持，故不敢反對；而留任的官員們也設法配合造反派工作。但對此，終究，他們的心里是不服的。有的甚至故做比造反派更造反的姿態，在當時發生中國留蘇學生在莫斯科紅場讀毛澤東語錄而被蘇軍警毆打事件后，東歐司一位副司長竟說，要到克里姆林宮卻貼大字報去！

　　由于外交工作業務反應要快的特點，業務監督方式顯然不適于，而全面奪權中央又沒有指示。于是根據陳毅的意見，奪權不久，２月始，造反派便同意部黨委的安排調整，讓一些司、局長便重新處于了全權主持部門業務工作的位置。

　　外交部的形勢一度朝恢復文革前的秩序行進了。（P５６——P６４）

　　（６）駐外使領館參入國內文革情況

　　（A）“九九批示”——１９６６年８月，坦桑尼亞與奧地利各有一位受中國文革影響的友人，分別給中國有關部門寫信，批評指責中國駐外國的外交官生活豪華，是有資產階級傾向。這二封信都到了陳毅手中，陳毅則在９月９日送毛澤東審閱，毛澤東即于當晚批示：“這個批評文件寫得好，值得一切駐外機關注意，來一個革命化，否則很危險。可以先從維也納做起。”

　　（B）“九九批示”，在駐外使領館導致了三件事：

　　甲、駐外使領館三分之一的人員回國參加外交部文革運動，分別參入了外交部的各種群眾組織及其活動；
　　乙、大幅削減了駐外使領館人員的生活待遇，以保持革命化；
　　丙、駐外使領館進行“破四舊”，撤下工藝品詩文畫等，換上毛澤東語錄與毛澤東肖像。

　　后二件事多在形式方面，而駐外使領館大批人員回國，則加劇了外交部文革運動的震蕩，耿飚、章文晉等駐外大使奉命回國按受造反派的批判。

　　（C）國內運動如火如荼，駐外使領館留守人員也躍躍欲試，要求在國外使領館內也開展“四大”（大字報、大辯論、大鳴、大放）加上“大串連”，也進行“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但經毛澤東圈閱、周恩來制定、以中共中央名義發出的１９６７年“二·七指示”，卻明確宣布，駐外機構不搞運動，而只作正面學習與宣傳。（P６７——P７９）

　　（７）“反擊二月逆流”時的外交部造反運動態勢

　　（A）文革始到１９６７年３月，各省市委書記、省長，基本都已處造反派批判之下而焦頭爛額之際，在毛澤東同意、周恩來支持下，陳毅卻仍始終領導與掌管著外交部，并且，行動上與外交部造反派尚是基本和平相處。但是，對造反派批判他及所有的“當權派”即黨政領導一事，內心深處他卻是很不滿的，甚至有著很大的憤恨。

　　１９６７年２月１２日，在機場等侯外賓時，當“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的一名成員也參加這次外事活動，就造反組織名義是否對外等問題請示陳毅時，陳毅便當著外事口許多領導干部的面，說道：“你們都是造反派，造我的反，我是什么，是反革命？請示？不敢當，當面請示，背后還不是罵我的祖宗，典型的兩面派！”“前幾天我到外交部開大會，就是要我低頭認罪，我有什么罪？我要有罪，還當外交部長？不要太猖狂了，太猖狂了沒有好下場！”

　　四天之后，即２月１６日，便發生了著名的譚震林、陳毅、徐向前、葉劍英等老帥所謂“大鬧懷仁堂”的“二月逆流”事件。

　　２月１８日，毛澤東召開政治局會議，沒有要陳毅等人參加，并在會上大發雷霆，嚴厲指責了譚震林、陳毅等人，指控他們是想否定延安整風、否定文革。

　　２月１９日，陳毅得知毛澤東的看法后，深感問題嚴重了，便連夜找了周恩來，并給毛澤東寫了一信，請求見毛當面說清，但毛卻回信說陳毅“歷來犯錯誤”“改也難”等，暫不見。

　　２月２２日起，至３月１８日，在周恩來主持下，在懷仁堂召開了７　次“政治生活會”，批判譚震林、陳毅等人。在此期間，陳毅白天是作為中國外交部長進行外事活動，晚上則是一個挨批判的對象。（P８５——P９９）

　　（B）中央出現的所謂“二月逆流”事件，到３月中下旬時，已由中央文革傳到了社會上，北京造反派紅衛兵發出了“打倒譚震林”、“反擊二月復辟逆流”的口號。

　　３月２２日，陳毅在接見“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全體成員的講話中，觀點顯然發生了變化。

　　他說：“現在資本主義復辟逆流，就是你要奪權，他要反奪權……。你要正確對待干部，他把所有的干部一起復辟”，還說：“可以以造反派為基礎，說服其他同志，團結他們。只要他們放棄過去的觀點，也可以當造反派，但是一定要放棄原來的觀點。”

　　同時，他又說：“社會上有復辟資本主義的逆流，但這不是外交部的主要傾向。”

　　但是，陳毅參入了“大鬧懷仁堂”一事，終究傳到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造反派們耳中，當社會上反擊二月逆流、甚至公開有紅衛兵貼出“打倒陳毅！”的標語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便決定擺脫陳毅，參入到批判“二月逆流”的大潮中。在陳毅二次都不同意召開外交部的反逆流大會后，造反派仍然在３月３１日與４月１日連續舉行了大會。

　　外交部形勢急轉直下：

　　４月５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通過了《炮轟陳毅聲明》，并與北京高校造反派紅衛兵聯合籌組了“批陳聯絡站”；
　　４月１１、１２日，外交部連續召天了“揭發批判陳毅大會”；
　　４月１４日，外交部舉行“打倒劉、鄧，炮轟陳毅大會”；
　　４月１７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全體人員大會，以１５票贊成、１　票反對，通過了“打倒陳毅”的口號。

　　投反對票的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第一把手、國際司青年干部張殿清，他不同意“打倒陳毅！”口號的原因，是他認為尚未發現陳毅有叛徒、特務方面的問題，對陳毅還是幫助范圍性質。由此，張殿清從“聯絡站”第一把手位置上“下臺”。

　　４月１７日晚１１時，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及成員戚本禹接見了“批陳聯絡站”代表，提出“要讓陳毅有改正自己觀點的機會”、對陳毅“要聽、看、幫”；同時，也確認了造反派對陳毅的批判。

　　因此，此后第三天，“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第一把手改換，由王中琪取代了反對“打倒陳毅”口號的張殿清。

　　４月２１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召開全外交部“揭發批判陳毅及部黨委執行劉鄧資反路線大會”，部黨委成員、副部長們都一一被點名命令上臺“揭發”陳毅。姬鵬飛等只好支吾搪塞，只有在運動初期曾差點被打成“三反分子”的副部長陳家康，卻揭發：陳毅曾在文革初的部黨委學習會上，說過毛澤東發動文革是“乾綱獨斷”。

　　陳家康的這個“揭發”，在當時確有重磅炸彈的影響。但是，事后，周恩來責罵陳家康此舉是“跳梁小丑”，是“壞人”。而且，后來陳家康也為他的這個“揭發”付出了沉重代價，從此他再沒有能出來工作過了。

　　５月１１日，“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與“批陳聯絡站”的１０個組織，聯合發起了上街游行，要揪陳毅到群眾中批判。

　　５月１２日，周恩來緊急接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等組織，明確指出：“揪陳毅中央不同意。（陳毅）有錯誤可以批判，但揪人不行。”至于造反派聯合要求召開“批陳大會”一事，周總理則與“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達成了協議：待安排好了再開。

　　５月１３日，北京外語學院紅衛兵的原保守組織“紅旗大隊”也搞起了“造反”，他們幾百人沖進外交部，力圖以更造反的行動，獲得中央的認可。但是，沖擊外交部行動卻受到周恩來的批評，并且，派公安部長謝富治到外交部，制止了他們的過激行動。

　　因此，５月１６日，周恩來命令解放軍進駐外交部，加強門衛，以保證外交部工作秩序的正常進行。

　　但是，陳毅實際也被停止了對外交部的領導，而由周恩來直接管理外交部事務。（P１０１——P１０５）

　　〔評注：陳毅對當時文革的看法，確實代表了廣大老干部們的心聲，他指責造反派是“典型的兩面派”，即造反派一方面向他“請示”，一方面又貼大字報批判他，這確是事實。但是，當時陳毅及老干部們不也同樣在做“兩面派”——　即一方面表示“接受群眾對他的批判，很受感動”，一方面是只要有機會就會毫不猶豫地將反對過他們的人，打成反革命　？——　這，也是無法抹去的歷史事實。當然，造成這一切的原因，主要是與毛澤東有關。〕

　　（８）外交部造反派發生的反周恩來風波

　　（A）由于毛澤東最終并不想打倒陳毅，而只想讓造反派與紅衛兵給陳毅施施壓。因此，造反派搞了二個多月的“打倒陳毅”活動，毫無實質性進展，并沒能得到中央發出的明確結果，所以，造反派們有些焦急了。

　　由于得知毛澤東底牌的周恩來，敢于在“打倒陳毅”的問題上，屢屢旗幟鮮明的保陳毅，結果，欲打倒陳毅而不得的造反派中人，便出現了懷疑、“燒一燒”、甚至要扳倒周恩來的風潮。

　　５月下旬，隨著社會上出現一些炮轟周恩來的大字報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第一把手王中琪等少數人，也以“五一六縱隊”等戰斗隊名義，公開貼出了影射而反周恩來總理的大字報。

　　然而，這股反周風潮很快就被壓住了。

　　通過外交部工作人員王海容與唐聞生的匯報，毛澤東隨時掌握著外交部的動態，他得知出現反周大字報后，立即命令中央文革出面予以制止。

　　５月２７日與６月３日，中央文革要人分別出面接見了外事口的紅衛兵學生與工作人員，批評了反周的大字報及反周行為。

　　隨后，“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公開批評了社會上反周的大字報，在內部則批評了王中琪等人的反周思想與行動。為此，“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進行整風，溫和派張殿清重新主持造反組織，激進的王中琪等則承認自己反周“是錯誤，有罪”，寫出撿查，并報呈周恩來。周恩來對王的撿討，則表示了極大的寬宏大量，說：“認識了就好，不要說有罪。”（P１２１——P１２９）

　　（B）原本勢力強大、幾乎一統外交部天下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在反周恩來問題上走錯一步后，在外交部內，便開始遇到新的逐漸強大的反對力量對它進行挑戰了。外交部的文革，邁入到“三國演義”的階段。

　　１９６７年４月１０日，外交部原來的保守觀點（即保陳毅與部黨委）部分成員，也組建了新的造反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總部》），人數不多，開始僅１００多人。他們一方面提出了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更顯“造反”的口號，另一方面，實際是對“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左右外交部大權不滿，因此，重點便做專門監督“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一舉一動的工作，發現問題加以揭發或上告。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聯絡站”）王中琪等人反周恩來事受到批評后，“聯絡站”中部分成員對其總部也有了看法，于是，一個新的事實上獨立的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攀險峰》野戰兵團”在６月１０日，也宣告成立。《攀險峰》雖說在名義仍屬“聯絡站”，但實際上，他們已在獨立活動，并且，有了與“聯絡站”不同的政治方針：不再同意“聯絡站”的口號“打倒陳毅，而提出“對陳毅一批二保”。

　　《攀險峰》的這個新口號，來自于王海容的情報，因為，毛澤東向王透露了他對陳毅搞先批后保的想法。（P１１９——P１２７）

　　〔評注：文革十年中的任何時候，凡是反對周恩來的活動，都是始終不得人心的，就是在造反派中，“反周”的也只有極少激進分子，而且一般也都會受到大多數造反派自己的打壓。外交部發生的這一個“反周”插曲所表明的狀況，就是典型。周恩來在文革中那種始終任勞任怨的形象，當時的確受到絕大多數人的尊敬。〕

　　（９）激烈多事而非常的八月

　　（A）１９６７年中國　的外交活動，因為文革運動，出現了很多被動局面。其中，由５月香港發生的普通工潮與港英當局的鎮壓，最終導致成為了中、英兩國的外交對抗，到８月２０日中國政府向英國政府發出最后通諜式照會，發展到了最高潮。結果，在這種氛圍下，８月２２日夜便發生了北京造反派紅衛兵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的事件。

　　幸好，外交部的造反派都沒有卷入此事之中。但是，這件事卻引發了毛澤東對王力、關鋒、戚本禹進行懲處的結果。

　　（B）造反派對陳毅的批判，８月份共進行了８次，其中有大會、中會，也有小會。

　　中央與周總理對陳毅依然是持“保”的態度，雖然也同意讓造反派批判他，但“打倒陳毅”的標語，是絕對不同意。

　　批判陳毅的造反派，也不僅僅是“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聯絡站”）與“批陳聯絡站”等老造反派，也還有集合在“批陳聯委”下的新造反派——而他們中很多原來是保守組織觀點的成員。

　　（C）中央文革與王力、戚本禹等人，是支持批判陳毅的，他們更是老造反派的“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聯絡站”）的鮮明支持者。而王力那導致他倒臺的著名的“八·七講話”，也就是他接見“聯絡站”核心組人員時發表的。

　　（D）４月３０日從印尼回國不久、原受到毛澤東表揚的外交官姚登山，奉周恩來之命，從５月起到８月，到北京大專院校做外事報告，以圖影響紅衛兵學生正確對待外事工作，并且參加外交部的文革運動，被“聯絡站”核心組負責人聘為顧問。但是，他向外交部“聯絡站”與沖擊外交部的北京外語學院造反派紅衛兵，分別傳達的８月４日關鋒、戚本禹在同他的一次有關外交部運動的談話，與８月７日王力通知他與“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一道參加聽取的“八·七講話”，則使他卷入到一個日后無法申辯的險地，而被關進了秦城監獄，長達９年多。

　　（E）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方面，因王力的講話，便做了幾件后來獲罪的大事：

　　甲、８月１６日接管外交部政治部；
　　乙、８月１９日有部分人一度支持、參入北京外國語學院造反派紅衛兵封外交部黨委辦公室的行動；
　　丙、８月１９日起草了一個《關于立即創造條件建立革委會與成立臨時業務領導班子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明確指責陳毅是外事口最大的“走資派”，并且擬定了一個包括姚登山在內的外交部臨時業務領導小組的人員名單，上報王力、周恩來，周則上報了毛澤東。在這個名單中，姬鵬飛、韓念龍、喬冠華三人被排除在外。

　　對這份名單，毛澤東卻不置可否，而只說：“造反派要三弱，不要三強。”

　　“三弱”是指副部長羅貴波、徐以新與助理董越千，“三強”則是指三位副部長，即姬鵬飛、韓念龍、喬冠華。（P１６５——P１８５）

　　（１０）“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垮臺

　　（A）１９６７年９月２７日，外交部青年干部劉華秋、王海容等人，在外交部貼出了《王八七講話是大大大毒草》的大字報，第一次亮出了公開批判王力的旗幟。

　　此事的背景是：雖然王力、關鋒已于８月３０日已被中央隔離審查，但外界尚都不知。在９月２４日，巡視大江南北的毛澤東回到北京后，王海容即從中南海毛澤東獲知了王力已倒臺的信息。毛澤東當時就王力之事說了二句唐詩：時來天地皆同力，運去英雄不自由。

　　（B）劉華秋、王海容的不同尋常的批王力的大字報，馬上讓人猜測到其背景的份量，于是，外交部的大字報迅速出現了一個批判王力的高潮。而前段曾被“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聯絡站”）壓垮解散的幾個對立派組織，如《外交部革命造反總部》（《總部》）、《攀險峰》兵團等也公開恢復了活動，并且就王力問題，向“聯絡站”發動了進攻。

　　（C）９月至１０月中，周恩來在接見“聯絡站”核心組時，開始批評多了，最后，他則說：“我支持‘聯絡站’到８月３１日。”

　　在一次接見毛里塔尼亞外賓后，周恩來對外交部禮賓司的工作人員說：“‘聯絡站’同‘六一六’的關系密切，直接間接參加五一六的活動，名字我現在不說，我有名單。”

　　“六一六”是北京外國語學院贊同“五一六紅衛兵團”觀點的極左派紅衛兵組織。

　　（D）１０月１８日，副部長韓念龍在外交部大禮堂召開全部大會，宣布周總理指示：“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核心組有人同“五一六”有直接間接的關系。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組織頃刻瓦解，下屬成員紛紛退出。其核心組成員王中琪等人，還被原“聯絡站”下屬組織與《攀險峰》等組織人員抓起來，以“五一六分子”罪名，送公安部審查；因證據不足，第二天公安部即將人放出。

　　“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于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成立，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８日在外交部實行“奪權”，而于１０月１８日終結，歷時不到１０個月。（P１８８——P１９０）

　　〔評注：文革中火燒英國駐華代辦處一事，是文革歷史中一件被稱為極左路線猖獗的典型案例，已眾所周知。但是，之中，到底是什么樣的具體情況、是如何發生的、到底是誰去燒的、與外交部和姚登山有沒有關系等，恐怕知者就不多了。馬繼森的這本書便將這些事情詳詳細細都作了敘說與澄清。

　　聯想到１９９８年我駐南聯盟使館被炸事件的抗議活動中，有人也砸美國使領館的窗子、２０００年后反日游行中，總有人要砸商店、汽車等，看來，這在大規模群眾活動中，這“砸”“燒”之類事，是總有極少數人喜歡干的，而往往與那活動是什么政治性質沒有必然關系。〕

　　（１１）外交部群眾組織隊伍的再次大整合

　　（A）１９６７年１０月２０日，即“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瓦解的第三天，在批判王力的基礎上，原“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中的溫和派張殿清等，與劉華秋、王海容等串連，而后聯合成立了“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的臨時勤務組（“臨勤”）。

　　（B）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２５日，以“臨勤”、《革命造反總部》、《攀險峰》這三個組織為主體，加上其他外交部群眾組織及人員，組成了“外交部無產階級革命大聯合籌備小組”（“大聯籌”），開始了聯合“執政”時期。

　　“大聯籌”在外交部的政治方針主要是：

　　甲、打倒孟用潛、王炳南、陳家康、冼衣；（孟、王、陳三人是運動初期部黨委就定性打倒的對象，現在重新又被入了“另冊”；政治部副主任冼衣，則是因他前段是積極支持“聯絡站”。）
　　乙、徹底批判陳毅、姬鵬飛、喬冠華；（不打倒，但批判，遵照毛澤東的“一批二保”批示。）
　　丙、徹底批判姚登山；（將姚視為王力的代表）
　　丁、揪出外交部的五一六分子；

　　（C）但“大聯籌”并未消除各組織間的派性，在對原“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以前的活動評價上，互相之間有著較大的分岐。“臨勤”張殿清等，認為原“聯絡站”在１９６７年８月之前批資反路線與批判部黨委等行動是正確的，但原保守頃向的《總部》及《攀險峰》卻不同意，由此，群眾組織的派性斗爭仍體現在外交部各單位之中。

　　１９６８年３月，周恩來在一次接見中，則仍說：“對“聯絡站”我一直支持到（１９６７年）８月。”

　　（D）原由“聯絡站”負責的外交業務監督小組的工作，“大聯籌”原想接過來加強充實，但周恩來在１９６８年１月２９日指示，監督業務一事予以停止。（P１９６——P２０４）

　　〔評注：文革中的派別產生與演變，錯綜復雜，造反派的隊伍也常常因某件事而導致分化、重組。這是文革中群眾造反活動的一大特點。如果不了解一個地區、一個單位的具體情況，以為派性組織的區別，是象共產黨與國民黨那樣性質鮮明幾十年不變，就僅僅憑旗號來認識與評論，那是不可能得出正確結論的。

　　（１２）９１名司局處級干部的聯名大字報風波

　　（A）１９６８年初，“聯絡站”垮臺后的外交部，批極左的風潮開始興起。出現了二張指責前段批判陳毅的運動的大字報：

　　一是駐阿爾巴尼亞使館人員寫的《歡迎陳毅回部工作》；
　　二是駐緬甸大使耿飚、駐法國大使黃鎮發起、有２６位大使薟名的大字報，反對打倒陳毅，譴責外交部是極左泛濫，是王力陰魂不散。

　　耿飚、黃鎮等人的大字報還書面上報了周恩來與陳毅。周、陳也先后在人民大會堂分別見了他們，陳毅并告誡他們要小心，說“現在是動輒得咎”。

　　（B）１９６８年２月１３日，外交部司局級干部陳楚、余湛、宋之光等，串連了共９１名包括副部長劉新權在內、以司、局、處級（包括駐外１９名大使）為主體的、帶“長”字的干部，寫了并貼出《打敗敵人、戰而勝之》的大字報，貼到了外交部小禮堂門口。

　　這張９１人聯名大字報的內容，主要是：

　　陳毅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打倒陳毅是階級敵人的陰謀；極左思潮泛濫；前段運動的嚴重后果。

　　重點意思是前段批判陳毅的運動，是王力與造反派勾結的產物。

　　（C）９１人聯名大字報在外交部造成了很大的聲勢，影響很大。“大聯籌”對此沒有提出異議，大字報貼出后，作為重要的大字報，“大聯籌”還摘要刊登了簡報，作了廣播。

　　（D）但是，駐外使領館回國人員的群眾造反組織“４５戰斗隊”，卻認為這９１人聯名大字報是右傾翻案，他們便將大字報內容上報了周恩來。

　　（E）２月２４日，即９１人聯名大字報貼出１２天后，周恩來的秘書電話告知“４５戰斗隊”，傳達周總理的意見：“大字報實際上有否定一切的錯誤，是原則性的錯誤，是從右的方面來的干擾。”

　　此前，電話也打給了姬鵬飛，向他傳達了周總理的這個意見。

　　第二天，周恩來的秘書又電話告知“大聯籌”，再次傳達周恩來批評大字報的意見。

　　隨后，周恩來還在３月５日、１１日、１２日、４月１日、７日和１６日反復批評了這張大字報。

　　３月１２日，周恩來接見了外交部各方面的代表人物，包括耿飚、黃鎮、劉新權、姚登山及大字報起草人、“大聯籌”負責人、前聯絡站核心組成員、“４５戰斗隊”等共１５０多人，在接見中，周恩來嚴厲地批評了大字報，也批評了外交部黨委。接見中，周恩來下的結論是：“９１人大字報是老保翻天、反攻倒算。”

　　“老保”者，即對文革中的頑固保守派之簡稱。

　　（F）陳毅在大字報貼出后第二天，即看了。但到周恩來２４日通知要批判后，他趕忙在２月２８日作出檢討，并上報周恩來。他在檢討信中說：我鄭重聲明，９１人大字報其精神和立場是右傾保守的，是對抗文革大革命的。我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不同意這種錯誤精神和立場。

　　３月６日，“大聯籌”開大會批判９１人大字報，周恩來讓陳毅參加，并發表講話。

　　陳毅講話的要點是：

　　甲、感謝群眾組織“大聯籌”給他與會來撿查自己錯誤的機會；
　　乙、自己在文革中的錯誤是嚴重的，總是保老干部，指責革命小將；
　　丙、９１人大字報的要害是借保陳毅為名，實行保自己，結果只會為自己垮臺造成條件；
　　丁、外交部黨委、９１人和自己要敢于承認錯誤，向群眾學習。

　　（G）外交部開展了對９１人的大批判，部黨委成員及有關人員姬鵬飛、韓念龍、喬冠華、耿飚、黃鎮等都受到了大會批判斗爭。黃鎮還被命令在批斗之余，去刷廁所。

　　（H）對９１人大字報的批判，是從２月２４日周恩來的指示開始的，無疑，還有更高層的背景。

　　然而，事隔三年多后的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４日晚，毛澤東接見我國首次出席聯合大會的五人代表團時，周恩來向毛介紹說，代表團中的符浩、陳楚是９１人大字報的發起人與簽名者時，毛澤東卻說：“我還是贊成９１（人大字報）的”。（P２０５——P２１３）

　　〔評注：有些人經常僅僅只是憑文革中的傳單、報紙、文獻等歷史資料，來評判文革中的是與非，還自以為證據十足。其實，文革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卻常常是文字的、口頭上說的，而與實際的情況不一樣，甚至相反。這里，陳毅等就外交部９１大字報一事所說的話，就是一種因無可奈何而作的違心之言，而不能理解為陳毅真的不喜歡那些寫９１人大字報的部下。〕

　　（１３）外交部進駐軍代表，群眾造反的局面終結

　　（A）１９６８年６月，中央決定派解放軍代表進駐外交部，接管外交部政治部的工作。外交大權在中央，人事干部的管理權卻在政治部，軍代表領導政治部，就意味著對外交部內部事務的軍管。

　　從此，外交部進入了軍代表管理時期，其后發生的清理階隊伍、抓五一六運動、干部下放五七干校等文革其他階段，便都是發生在這個時期了。

　　外交部軍代表第一把手是馬文波，他是由中央軍委技術部副部長任上調到外交部做軍代表的，后來軍管撤消，１９７２年５月，他則留下被任命為外交部副部長。

　　（B）之所以決定對外交部派軍代表，顯然是因當時外交部群眾組織間的派性斗爭仍很尖銳：在“大聯籌”中，原保守派成員的《革命造反總部》組織和對原“聯絡站”不滿而成立的《攀險峰》兵團方面，在王力垮臺、“聯絡站”瓦解后，已在外交部內取得了政治上的強大優勢，并獲得部黨委的支持。

　　但是，原“聯絡站”溫和派張殿清組成的“臨勤”，雖然也是批王力的，但對于原“聯絡站”在１９６７年８月以前的造反活動，則始終是持肯定與堅守立場，而對此，《革命造反總部》、《攀險峰》卻是要全面否定原“聯絡站”的。因此，二種觀點的較量，使外交部的派戰不斷不滅。

　　１９６８年中的毛澤東，對文革已取收斂之態，工人宣傳隊開始出現，并被派駐進入尚在打派戰的首都各大專院校。考慮到也要統一調整外交政策的中央，不能再允許外交部仍處分裂境況，于是，解放軍代表來了。

　　（C）軍代表進入外交部，所依靠的當然是大權在握的“大聯籌”與部黨委，而“大聯籌”中的原《革命造反總部》、《攀險峰》人員則是軍代表具體依靠的力量，而原“聯絡站”方面的人員則基本成了“革命”與“運動”的對象。所以，外交部軍代表管理時期，實際上是相當于軍代表為主，與部黨委和原《革命造反總部》、《攀險峰》骨干人員共同管理的時期。

　　〔評注：文革中造反派觀點與勢力的高峰，從１９６６年１０月起，就是那么二年左右，最遲到１９６９年，而終結得早的，如大、中學校，１９６８年７月工人宣傳隊成立并進駐后，造反派紅衛兵就基本沒戲了。而在外交部，軍代表的進駐就基本是外交部群眾造反高峰的落幕。〕

　　（１４）清理階級隊伍運動與抓五一六運動

　　（A）外交部的清理階級隊伍運動時間，與全國展開這個運動的時間顯然是同步的，１９６８年中開始，直搞到１９６９年間。在這個運動中，大批干部群眾因所謂歷史問題，而受到了殘酷的政治迫害，之中，包括副部級領導干部有王炳南、陳家康、劉曉、徐以新、羅貴波、潘自力等，以及１９６７年９月便被中央專案組定為“叛徒”的章漢夫。

　　至于大使級、司局、處級干部，以及一般干部，更有很多人受到“審查”，在東交民巷３０號外交部老樓四樓與地下室，作為臨時監牢，則關滿了所謂有問題的干部。

　　（B）抓五一六分子的運動，在外交部就更是搞得“轟轟烈烈”、“戰果輝煌”。

　　外交部抓五一六的運動，早在１９６７年５月，因“聯絡站”核心組的王中琪等人參入過反周恩來的短暫活動，因此，當１９６８年中央正式部署開展抓五一六運動后，清查五一六分子便成為了外交部的一項重要活動。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有三個階段：１９６７年底至１９６９年底，為摸底排隊時期；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１年，為全面鋪開時期；１９７２年至文革結束，為“戴帽”掃尾時期。

　　（C）外交部清查五一六運動的“輝煌戰果”，在１９７２年的定案人數分別為：

　　正式的“五一六反革命分子”２０人，頭一個就是姚登山，原“聯絡站”核心組頭頭王中琪也在列；
　　另有劃為敵我矛盾性質待處理的３１人；
　　因五一六問題給予各種處分的８０余人；
　　定為犯嚴重錯誤的１７０多人；
　　因五一六問題而屬一般錯誤的１４０８人；
　　共計１７００多人。

　　而１９６８年未下五七干校時的外交部，也就約為３０００人，因此，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有多半人員因此問題受到懲處。

　　（D）文革結束后，直到８０年代，外交部的五一六冤案才大致洗雪，人員給予平反，恢復待遇，分配工作或離休。

　　所謂外交部五一六問題的“四大案件”也屬文革運動中的事，有些既與外交部人員基本無關，而是當時社會上的紅衛兵等造反組織所為，更沒有什么五一六活動的證據。而外交部頭號“五一六分子”姚登山，他要當外交部長一事，更是莫須有。

　　外交部清查五一六時的“四大案件”是——

　　１、三砸一燒（砸印度使館、印尼使館、緬甸使館，燒英國代辦處）；
　　２、三砸一封（砸政治部、辦公廳、總務司，封部黨委）；
　　３、篡奪外交部大權（“聯絡站”在１９６７年８月上報中央的那個部業務領導班子名單事）；
　　４、失密竊密（１９６７年王力的秘書出面傳達中央文革為寫批判文章而到外交部調看有關材料事）。

　　（E）外交部清查五一六的運動，周恩來是很關注的。１９６９年３月３１日，他接見外交部軍代表馬文波、韓立業和“大聯籌”負責人時，談話中心就是推動抓五一六。

　　但是，當１９７０年７月馬文波向國務院匯報說，外交部已清出了１５００個五一六問題的人時，周恩來有些懷疑了，他說：“外交部有那么多‘五一六’？不要頭腦發昏。”

　　然而，馬文波卻不承認有擴大化問題，姬鵬飛在部領導小組會上則更說：“有人說我們搞擴大化了，你們說擴大化了沒有？我說沒有，只是在個別單位有擴大化現象。”

　　１９７２年，外交部上報的“外交部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定案的２０人名單，周恩來也還是批準了。（P２２５——P２６１）（P３５３——P３５７）

　　〔評注：文革中清理階隊伍的運動，就是明確要整人的運動。但主持這個小運動的政治勢力，當時在全國各地各單位卻并非一樣。有的地方完全是由掌權了的造反派搞的（如上海、湖南等地），而有的地方，如這里所述的外交部情況，則顯然不完全是造反派所為。

　　至于１９７０年起作為一個大規模運動的抓五一六（而不是１９６７年８月僅僅是抓北京鋼鐵學院張建旗等那幾個“五一六”紅衛兵那件小事），則可以說，除上海等極少地方，主持者基本不是造反派，而是恢復原有秩序后執掌大權的當權派了。外交部的情況看來也是如此。

　　（１５）外交部的“通天”小姐

　　（Ａ）１９６８年６月進駐軍代表后，外交部內相對獨自行事的群眾組織活動時期，實質上便隨之結束了。雖然還存在有“大聯籌”，但它的主要骨干即原《革命造反總部》、《攀險峰》人員，則實際已升為軍代表一邊倒信任的外交部官方性質的骨干了，以軍代表領導為特點的舊有政治秩序基本恢復。

　　〔評注：從１９６８年６月軍代表進駐，到１９７６年１０月四人幫垮臺，雖說仍是文革時期，但這后來的８年，已與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上半年的階段，那種以群眾造反運動為中心的情況截然不再相同。這后段其間的特征，可以說就是只有整人運動，而不再有造反活動了。〕

　　（Ｂ）而從１９７２年５月外交部撤消軍代表，恢復部黨組一元化絕對領導后，外交部的政治力量格局，就基本由三個方面的勢力在起作用。這三個方面是：姬鵬飛、喬冠華、王海容。

　　姬、喬二位是權重資深的老干部，經過文革的風風雨雨，他們二位在外交部各自有了一批擁戴者，由于他們各自的行事作風極不相同，因此，無形也就成了二個派別。

　　王海容當時雖只不過是外交部的青年干部，但由于她的身份特殊，是毛澤東的侄孫女，可以經常面見毛澤東，是通天人物，因此，部長副部長們都不敢對她輕視，部黨委的領導層有時還得聽她與另一位通天小姐唐聞生，口頭傳達類如無字天書般即沒有文字的“最高指示”。這一來，自然她們也會擁有一批跟她們走的人。

　　這已形成了三個派別的方面，便經常在左右外交部的內部事務中，發生自覺或不自覺的較量。

　　（Ｃ）姬鵬飛顯然很受周恩來與陳毅的信任，他在陳毅任外長期間，長期擔任常務副外長。但此公的外交業務水平不強，遠遜于公認的才子喬冠華，尤不善外交工作極需的表達能力。有次，姬、喬共同陪美國特使基辛格面見毛澤東后，毛向姬問一些外交問題，姬竟不能作答；轉而問喬，喬則侃侃而談應對如流。因此，弄得毛澤東大為不快，批評姬說：“在我這里把沙發都坐穿了，屁都不放一個。”

　　１９７３年６月，姬鵬飛應邀訪問英、法等國，王海容隨行。回國后，王海容到毛澤東處匯報，說姬的這次訪問，是“空手而歸”。因而使毛澤東對姬更為不滿，說姬是“西天拜佛、如喪考妣，疲于奔命，所獲不多。”于是，外交部內對姬開展了一場批判，爾后，調出外交部，到全國人大去了。

　　（Ｄ）喬冠華是１９７４年１１月接替被免職的姬鵬飛，由副職升正，做了外交部長。實際，在整個七十年代，周恩來在外交工作上，都是很倚重喬冠華的，因早在四十年代駐南京的中共代表團期間，喬就是周的外事工作助手。

　　原本，外交工作確是喬冠華的一個強項，但是，因外交部有王海容、唐聞生這批年輕的“通天”派存在，姬鵬飛自然是沒法子干好，而就是文才干才都了不得的喬冠華，他也沒轍。對于王海容等常常傳達的通天消息，喬冠華曾發牢騷說：“誰知道這是不是最高指示！”

　　使喬冠華敢同“通天”小姐們較量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他也有一個能間接“通天”的新婚妻子章含之。章含之是名門（章士釗）之養女，又做過毛澤東的英文老師，１９７１年進入外交部。１９７３年底、經毛澤東、周恩來的某種間接撮合，與已是鰥夫的喬冠華結婚。

　　１９７５年底批鄧小平后，外交部貼了喬冠華的大字報，說他在外交部執行了鄧小平的右傾翻案風，還有大字報，說要將他“拉下馬”。反對喬冠華的自然是“通天小姐”王、唐一派的，很有來頭。對此，喬冠華與他那老干部陣營的人，權衡之后，卻采取了一個自以為得計的方針：依靠江青的渠道，來抗衡王、唐。因為，毛澤東的秘書張玉鳳告訴章含之：“主席說，外交部的事交江青管。”

　　對此，喬冠華開初還有些得意地說：“先利用大王八蛋解決小王八蛋的問題。”

　　按此方針，在喬冠華、章含之于１９７６年４月２５日，寫了一封信報毛澤東，通過江青轉了上去。不料，毛澤東卻批評這封信是“借刀殺人”。因此，政治局常委在６月７日晚開會研究外交部問題時，指責喬冠華在外交部不抓批鄧，卻在打內戰，責令他回去開會做撿查。時為毛澤東聯絡員的毛遠新，也說喬冠華“想利用中央幫你打內　戰。”

　　在與王、唐的較量中，喬冠華沒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而他依靠江青渠道的做法，卻使他在四人幫垮臺后獲得了“投靠四人幫”的罪名。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喬冠華被正式撤職、審查與批斗。

　　喬冠華的罪狀中，最有名的一條，是說他在聯合國發言稿中有一句“按既定方針辦”，而這一說法當時被定性為四人幫的偽造，喬也這樣說，當然也就是秉承四人幫意旨辦事。而實際上，真正打倒了喬冠華的是另一條罪名：“欲借批鄧反右之機，將了解四人幫底細的王海容、唐聞生等打成反革命。”

　　其實，與王、唐進行較量，并不一定就肯定會獲罪，問題是不該病急亂投醫，找了江青做渠道。

　　１９７６年底，華國鋒要開除喬冠華的黨籍，還有人說要將他關押到衛戌區監護，鄧小平說，喬是毛、周培養的人，還是留點余地。喬冠華才免于坐牢。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２日，習仲勛、陳丕顯約喬冠華到中南海談他的問題，習說：“過去的事一風吹了，一筆勾銷。你是黨內的老同志，受點委屈要想得開。”不久，給喬冠華安排了一個對外友協顧問的閑差。

　　１９８３年９月２２日，喬冠華病逝。

　　〔評注：喬冠華文革中飽受造反派批判，無論哪一派執政，只要有批判陳毅的口號，接下來也就少不了批判他喬冠華的一份。然而，他正式擔任外交部長、主持外交部工作不到二年時間，最后的結局卻被指控為四人幫線上的人，晚年遭受厄運。現在看來，這起始的原因就是他與“通天小姐派”的矛盾所致。

　　大概因喬冠華自恃有才，不象姬鵬飛那樣，惹不起卻躲得起，而是用心要與通天派們較量，結果，不曾料想的大局突變，使他聰明反被聰明誤。

　　文革過程中事情的復雜，而不是截然陣線分明，這也是一個例證。〕

　　（Ｅ）華國鋒與“凡是派”下臺后，王海容、唐聞生在外交部便也站不住了。外交部聲討她們的大字報出現了，指責她們反周恩來與鄧小平的問題，而且，她們確同“四人幫”也有說不清的關系。中央組織部派人同她們談了話，但是，由于她們的事情牽涉到高層很多人，有些問題因不能說而便無法說清。鑒于此，鄧小平、李先念出面，說不要再追問，也不要她們再說清楚了。


　　中共“十一大”后，上面認為王、唐二位在外交部不宜再呆下去了，便調離了她們，送黨校學習。

　　外交部的所有文革風云人物便徹底干凈地消散了。

　　８０年代后，王海容到國務院參事室做了一名參事；唐聞生則先任英文版《中國日報》副總編，后調到鐵道部任外事局局長。（P３３７——P３６２）

　　（三）外交部文革旋渦中幾個人物的命運

　　（１）陳家康慘死在五七干校

　　陳家康是周恩來的老部下，是周的秘書與英文翻譯，早在建國前的中共南方局時，就擔任過南方局的外事組組長，還隨董必武出席過舊金山的聯合國會議，１９４９年外交部成立時，即任亞洲司司長，后任駐埃及大使１０年，１９６５年回國后，提為外交部副部長。但剛一升職就遇上文革開始，并且，還成了外交部第一批被整的領導干部。外交部黨委為什么要整陳家康，原因至今不明。

　　但１９６７年４月，他被造反派平反后批判陳毅時，揭發了陳毅說了毛澤東是“乾綱獨斷”的話，從而惹得周恩來責罵他是“跳梁小丑”，結果，他從此再也沒能站起來。到軍代表時期清理階級隊伍運動中，他又重入地獄，被打成有問題人，下放到外交部在湖南茶陵的五七干校茶場，突發心臟病去逝。

　　（２）王炳南家破人亡

　　王炳南是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早年留學德國，在延安時期就從事外交工作，建國后在外交部任辦公廳主任、駐波蘭大使，六十年代，受命擔任中美大使級談判的中方代表，１９６４年回國，任外交部副部長。

　　文革前，王炳南便因他與原地下黨時期聯系的某個已是美籍的人士交往，被停止了工作，后做了檢討，毛澤東也圈閱認可了他的檢討，便沒給任何處分。但此事，文革一開始，外交部黨委又拿此事，將他定為有問題的干部。后清理階級隊伍時，則再次被整，并押送到外交部在江西的干校勞動，而他在國務院外辦工作的妻子張裕，卻因不堪忍受政治迫害而自縊身亡。直到１９７２年，王炳南才重新獲得工作，被任命為中國對外友協的會長。１９８８年１２月病逝于北京。

　　（３）章漢夫慘死獄中

　　章漢夫是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共的，早年曾留學美國與蘇聯，１９３１年回國后曾任中共江蘇省委書記、香港工委書記、重慶《新華日報》總編輯等要職，建國后是外交部最早的副部長之一，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文革開始時，他巡視駐東南亞各國使館回國后生病，在家養病。但１９６７年９月，被中央專案組當作叛徒拘捕，投入監獄，１９７２年慘死于獄中。

　　文革后，１９７９年章漢夫冤案獲得平反昭雪。

　　（４）羅貴波長期靠邊站

　　羅貴波１９２７年加入中共，參加過長征；１９５０年作為中共中央駐越南代表、中國駐越南顧問團團長、駐越南大使，回國后任外交部副部長，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１９６６年文革開始時遞補為中央委員。

　　因為１９６７年８月被外交部造反派“聯絡站”上報，作為進入部業務領導班子名單中成員，便被后來當權的姬鵬飛等視為有問題的人，清理階級隊伍及清五一六時，羅貴波被停職，將其作為外交部五一六的黑后臺，予以審查。他反復撿查交代，也長期不能過關解脫。

　　文革后１９７８年，他向中央申訴后，同年１２月被中央任命為山西省省長、省委第二書記；１９９５年在北京病逝。

　　（５）徐以新黨籍被掛四年多

　　徐以新是一個參加了北伐革命、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并到蘇聯留學三年后，回國又參加過紅軍長征的老黨員。建國后任駐挪威大使，１９６６年任外交部副部長。

　　文革中，他也是因被造反派“聯絡站”作為部業務領導小組成員，而后來遭到了懲處的。１９６９年３月，作為體現政策區別，他在作了檢查后，獲得了重新工作的機會，并作為部黨組成員主管政治部。但１９７２年，部黨組將他下放到外交部在山西的五七干校，１９７４年２月，則停止收他的黨費，奉命回京后，卻不安排其工作，１９７６年毛澤東逝世，外交部規定他不能到部里參加吊唁活動，而只允其與工勤人員一起收看吊唁活動的電視。

　　１９７８年，黨小組又突然通知他交黨費，并于１９７９年被任命為駐巴基斯坦大使，１９８３年任滿回國。離休后任全國政協常委，１９９４年在京病逝。

　　（６）飽受苦難的劉曉

　　劉曉是以中共中央委員、外交部副部長身份，并于１９６７年４月到阿爾巴尼亞做大使的。這種情況，在文革中是獨一無二的。但是，在任沒多久，在他陪阿爾巴尼亞的總理謝胡回中國訪問時，駐阿使館回國參加運動的造反派卻不同意他再返回阿爾巴尼亞，勒令他留下參加運動。劉曉請示周恩來，周說：“既然人家有意見，你就別回去了”

　　１９６８年初，外交部出現一張大字報《劉曉是何許人也？！》，簽名者都是大使與司局長級領導干部。

　　劉曉也是一位參加上海工人三次武裝起義、參加了長征的老干部，并擔任過地下黨的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書記，建國后擔任過華東局與上海市委的領導成員，１９５４年任駐蘇聯大使有８年之久，１９６３年起任外交部副部長。他還是中共七屆中央候補委員、八屆中央委員。

　　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８日，劉曉夫婦被北京衛戌區抓捕，后關入秦城監獄。他的妻子張毅被關二年后放出，轉到五七干校勞動。劉曉則在秦城關了六年多，到１９７４年底才放出，外交部安排其到信陽一個軍隊干休所，但不準他用真名，而以劉鏡清的化名。在信陽呆的二年期間，劉曉的精神嚴重失常了。１９７６年冬才獲準回京治病；１９８１年８月獲得平反，恢復待遇，任外交部顧問；１９８８年６月在京病逝。

　　（７）姚登山獲得離休待遇

　　姚登山在１９８０年出獄，在秦城被關了９年多。人放了，但政治結論卻仍無著落。

　　１９８２年４月，外交部黨組派人同他談結論，之中，五一六的罪名自然是沒有了，但仍有反周總理、堅持打倒陳毅等老問題，姚不服，只承認有不應擴散王力、關鋒、戚本禹的講話、支持了造反派“聯絡站”封政治部、參與研究了“聯絡站”議定上報周恩來的那份外交部業務領導班子名單等錯誤。外交部將他的申訴與結論一并歸檔，結論對他的處分是：“留黨察看一年處分（自１９７１年１１月至１９７２年１１月止），１９８０年８月起恢復行政１１級。”作結論時已是１９８２年，留黨察看一事實際只是歷史記載而已。

　　１９８５年他離休，１９９８年在京病逝。

　　（８）深有正義感而溫和的造反派張殿清

　　張殿清實際上是外交部造反派的主要頭頭之一，但是他是一個既有正義感而且很有理智的造反派。

　　文革開始時，張殿清尚只有２９歲。他１９６４年畢業于南開大學，分配到外交部國際司工作，１９６６年入黨成為中共預備黨員。

　　１９６６年１２月中旬，當外交部黨委說沒有執行資產階反動路線，即否認有打擊無辜干部與群眾的問題后，他憤而造反，貼大字報，指責部黨委“掩蓋事實”。隨后，他領頭組織了外交部的造反組織“外交部革命造反聯絡站”，并是該組織核心組第一任負責人。

　　１９６７年４月后他作為造反組織“聯絡站”負責人，明確反對炮打周總理，反對打倒陳毅（只同意批判），從而被排除出“聯絡站”核心組，回到國際司。

　　１９６８年，當他看到“大聯籌”要將原“聯絡站”打成革命組織，將參加“聯絡站”的干部群眾打成反革命分子和壞人時，他又奮起反對，結果，又被“大聯籌”視為“為極左翻案”，在正式成立外交部大聯合委員會時，又被排除在外。

　　１９７１年清五一六時，他因為沒有揭發外交部的所謂五一六，則被下放到江西五七干校勞動，１９７４年調離外交部，分配到秦皇島市外事辦，后再轉到市民政局工作。

　　１９７８年２月，張殿清到北京出差，得知外交部始終說外交部沒有冤假錯案。他便就他了解的情況，寫了１２張大字報，于１９７９年１月到北京，要貼到外交部去，外交部不同意他進入外交部貼，在他堅持下，時任外交部主管紀委與政治部的副部長張海峰，接見了他，聽取了張的意見。

　　１９８６年張殿清調到東北大學秦皇島分校，教授政治經濟學，而當年他在南開大學所學的專業，其實就是政治經濟學，而不是外交部業務。

　　（１０）２０名所謂五一六分子都獲平反

　　１９７２年外交部被錯誤戴上“五一六”帽子的２０名干部，文革后都獲平反，并分配工作，其中，做過原“聯絡站”核心組主要負責人的王中琪，則到外交學院擔任了一名英語教授。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９日

注：《外交部文革紀實》一書，作者馬繼森，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２００３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