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獻學視域中的毛澤東研究——從日本版《毛澤東集》的編輯原則談起
尚慶飛
(南京大學 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 南京 210093)
轉自“實踐與文本” （《南京大學學報》2006年第2期）
摘 要：毛澤東文稿是研究毛澤東的重要文本依據，拓寬和深化毛澤東研究離不開對第一手文本資料的占有。對國內學者而言，我們主要依靠的是中央核定出版的選集、文集、文稿和各種專題文集，但個別較為嚴謹的“國際版”文稿集也有其特定的參考價值，值得重視。日本學者竹內實根據“原”與“全”的原則主編了《毛澤東集》，將其收集的第一手文稿以簡體中文的形式編輯出版，為研究者提供了解讀毛澤東本人思想演變歷程的可靠文本依據。這種編輯原則客觀上為毛澤東著作的版本研究提供了可能性，對于深化和拓展毛澤東研究提供了堅實的文獻學支撐。
關鍵詞：毛澤東研究； 毛澤東著作； 《毛澤東集》； 竹內實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7-7278(2006)02-0031-09
在當前階段，深入拓展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需要從多方面、多角度和全方位加以展開，但是，一切抽象和發揮都不能離開歷史的真實。具體地說，要把毛澤東作為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和客體，離不開以下兩方面的資料：一是實踐史資料，即毛澤東本人革命與建設的歷史實踐，這些資料從性質上看，主要是一種歷史學上的斷代史研究資料；二是文字史資料，主要是指毛澤東一生的著作文本，這包括毛澤東的文章、散見于各處的談話、批示、讀書筆記和閱讀批注等等。以上兩類資料是相互為用的，不能截然分開。文字史資料是實踐史的重要內容，而實踐史則是文字史資料得以形成的“歷史語境”。
由于毛澤東在當代中國不僅是一個歷史人物而且仍然是一個政治人物，因此，國內關于毛澤東文稿的編輯出版工作是十分精心和嚴格的。然而，毛澤東不僅屬于中國而且也屬于世界，他的文字史資料的收集工作同樣也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重視和關注。其中，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的由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編輯，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10卷和《毛澤東集·補卷》9卷及別卷共20卷本，以簡體中文的形式收集了建國前毛澤東的大部分文稿，現在已成為國外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的重要資料。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正計劃出版《毛澤東全集》（英文版），其規模要比竹內實主編的20卷《毛澤東集》大得多，現在已經完成4卷，這將是一個“覆蓋毛澤東一生的巨大工程”［1］。東西方國家在學術傳統與意識形態上的差異性導致了在不同編輯原則指導下形成了毛澤東文字史資料的兩種版本，即“國內版”與“國際版”。本文嘗試以日本版的《毛澤東集》為例，結合國際版的毛澤東文字史資料的編輯原則，從文獻學的角度探討毛澤東研究中的一些問題。
一、日本版《毛澤東集》編輯出版的背景性考察
從宏觀政治背景看，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就引起了國外學者對毛澤東思想的關注，中蘇論戰以及“大躍進”、“文革”則進一步刺激了國外學者對中國現狀和毛澤東思想的廣泛研究。就日本而言，對毛澤東思想的了解與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抗日戰爭時期，在華的一些日本共產黨員在實踐中接觸到了毛澤東及其思想。日本共產黨領導人野坂參三曾經指出，“毛澤東同志在英德宣戰時發表的談話，是真正掌握了馬列主義的文件”。但是，日本學界從理論上研究毛澤東及其思想，則是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的。與蘇聯在50年代的毛澤東研究偏重于評論、宣傳不同，日本學者的研究一開始就比較突出地體現在深層次的哲學思想的研究上，他們著重于把毛澤東思想作為科學研究的對象，力求深入地分析毛澤東的論點，并評判其科學價值。在60-70年代，日本加大了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力度，以青年新左派運動中“3M”主義為基礎，幾乎所有的大學都設有“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小組”。為了理解和評價毛澤東晚年的思想，研究者拓寬了自己的理論視野，他們既有對毛澤東思想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進程的分析，又有對毛澤東思想各個組成部分及相互關系的揭示，力圖從總體上把握毛澤東思想。［2］日本版《毛澤東集》的編輯出版工作就是在上述背景下得以推動和展開的。
從國際范圍來看，已有的資料狀況不僅不能滿足當時國外毛澤東研究者的需要，而且這些資料分散在各地圖書資料中心，許多學者因為受到時間與經費的限制而不得不放棄對第一手文獻資料的占有。美國著名毛澤東思想與文獻研究專家施拉姆在回憶當時情況時曾經指出：“當時散見各處的毛原話摘錄是如此地零碎，以致實際上每一個作者都在憑自己的想象來自由創造關于毛在‘五四’期間和之后的思想歷程的圖象，然后再選出若干合適的語錄來支持這種圖景。”［3］35在西方學者看來，第一手文獻的編輯出版工作十分重要，缺乏足夠文獻支撐的學術研究是不可靠的。毫無疑問，當時日本國內毛澤東研究領域同樣存在著嚴重缺乏資料的狀況，這就在客觀上形成了編輯出版《毛澤東集》的需要。
負責主持日本版《毛澤東集》編輯出版工作的竹內實先生比較早地認識到，要深入全面準確地研究毛澤東，就離不開一部完整的文獻資料。竹內實為什么會如此重視文獻工作呢？固然與客觀上嚴重缺乏資料的狀況相關，但從主觀角度講，用他自己的話說，“可能因為自己曾在京都大學學習，耳濡目染而成了‘京都學派’，于是決心以其作為自己的研究方法。”［4］458“而按照我的理解，根據文獻來說話，離不開文獻，便是‘京都學派’。”［4］457因此，可以說竹內實之所以要編輯《毛澤東集》，很大程度上是受“京都學派”重視文獻考據思路的影響。
應當說，日本學術界以及官方機構一直是比較注意收集并翻譯出版毛澤東著作的，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編譯出版了毛澤東著作的選集；同時，日本學界和日本共產黨有相當一批人從事毛澤東及其著作的研究工作。在一般情況下，在日本出版毛澤東著作應該采用日文，然而，竹內實負責主持的《毛澤東集》則是用簡體中文來出版,這是為什么呢？
首先，從必要性的角度看，是為了避免因翻譯而使原意走樣。李君如認為，選編者“用漢字作為《毛澤東集》的文體，恐怕是為了避免因翻譯而使原意走樣的毛病”［5］。20世紀60年代在日本學界的毛澤東研究中，曾因《矛盾論》的翻譯問題發生過一場學術爭論。當時在日本的《矛盾論》譯本有多種，各種譯本之間出入較大。李君如指出，“翻譯問題對于正確理解毛澤東思想關系極大。竹內實是這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他不會不注意到這一點。所以，在主編《毛澤東集》時，他為了避免翻譯問題引起的爭論，采用了漢字為編輯的文體。”［5］其次，從可能性的角度看，當初能以中文在日本出版毛澤東著作，是與“日本人長期的中國學傳統和完善地利用中文資料的能力”分不開的。或許正是基于以上兩方面的原因，其結果出乎竹內實先生的意料，以中文出版的《毛澤東集》的銷量出奇地好，不僅有大量的國際訂數，而且在日本出現了“國內的訂數多于國外”的現象，竹內實深有感觸地說：“這使人覺得，中國語似乎已成了國際性的語言。”［4］457
二、日本版《毛澤東集》的兩大編輯原則
盡管日本早有毛澤東著作的選集出版，但讀者和研究者們并不滿足于官方出版的選集中所收錄的內容，他們一是希望看到選集中未收錄的作品，二是希望能直接閱讀選集所收錄文章的原文。因此，竹內實在編輯《毛澤東集》時始終強調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貫徹兩條原則：一是原；二是全。
1．竹內實的第一條編輯原則是力求體現“原”
竹內實最早開始嚴肅地關注毛澤東是從“文革”時期開始的，在追蹤“文革”動向的過程中，他覺得“現實與外界的評說似乎并不一致，于是，想調查一下過去的主要文獻，即毛澤東的文章在最初發表時，到底是什么樣子”［4］456。在這里，必須要交待的一點是，從文獻來源途徑上看，為了展開對毛澤東及其思想的研究，歐美與日本的學者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和財力，注重搜集毛澤東的著作、論文、講話、書信與批文。西方學者獲得資料的途徑主要有兩個：一是“文革”期間由紅衛兵編印的以《毛澤東思想萬歲》為題的毛澤東文獻集；二是由國民黨帶到臺灣去的檔案中保存的期刊和小冊子。前者覆蓋面較大，涉及毛澤東一生不同的時期，但重點是“文革”時期泄密的毛澤東未公開發表的文章與講話；后者則主要是建國前毛澤東文稿。竹內實主編的《毛澤東集》從資料來源上看主要是來自于后者，在出齊補卷時又參考了前者中的部分內容。
當時，日本東京的東洋文庫從美國購買了一批縮微膠卷，這批膠卷拍錄了內戰期間國民黨軍隊從大陸轉移到臺北的大量期刊與小冊子。美國學者施拉姆和加拿大學者陳志讓最早寫過調查這些第一手資料的論文，以此為線索，竹內實展開了對毛澤東文獻的調查。他發現，“收入《毛澤東選集》中的文章，經過了不少修改和訂補。注意那些修改與訂補的地方，可以看到他原來的思想。于是，在重新刊行時，我們在那些修改、訂補的地方都加了標注。”［4］457根據這一原則，《毛澤東集》詳細注明了所收文章的版本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中同一文章文字上的差異，每篇文章后注明了版本演變和刊印所據的版本。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集》是一個典型的“匯校本”。
2．竹內實的另一條編輯原則是“全”
日本版的《毛澤東集》雖不是“毛澤東全集”，但是相對而言還是比較“全”的。竹內實在初版的“刊行之際”中指出：“盡管《毛澤東集》所收集的文章并不全，有些確認無法弄到手的文章只好遺缺，但我們仍然敢于下決心干了。我們的希望是：把亞洲鄰國這位偉人的思想和行為的軌跡，真正作為獨立研究和思索的對象，以方便的并具有很高依賴性的形態公之于眾。”［6］406之所以說它不是“全集”，主要有以下兩個依據：第一，從數量上看，它沒有將毛澤東在建國前的文稿全部收集錄入；第二，從時段上看，它沒有收錄建國以后的毛澤東文稿。在以上兩個依據中，第一個方面比較容易理解，這主要是由于毛澤東著作文本的歷史比較久遠，再加上當時對毛澤東的檔案文獻的收集工作不夠重視，致使一些文章遺失，如《心之力》。這主要是因為客觀條件不允許，不是人為的原因。然而，第二個方面卻令人困惑，我們需要作進一步的分析。
從第一個依據出發，我們可以得出的結論是：盡管日本版《毛澤東集》不是真正的“全集”，但是，就它對1949年以前毛澤東文稿的收集來看則是以“全”作為基本編輯原則的。當然，說它“全”只能是相對于當時國內毛澤東文稿的出版狀況而言的。到目前為止，國內出版的毛澤東建國前的文稿集中體現在四大系列中，即《毛澤東選集》（1951-1960年第1版、1991年第2版）、《毛澤東著作選讀》（1986年版）、《毛澤東早期文稿》（1988年內部發行）和《毛澤東文集》（1993-1999年版）。當然，在其他一些比如《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書信選集》、《毛澤東哲學批注集》等專題集中，也收錄了不少建國前的文本。但是，我們不能脫離歷史發展來看問題。在最初10卷本的日本版《毛澤東集》（1970-1972年初版、1983年修訂再版）全部出齊時，國內除了第1版的4卷本《毛澤東選集》和一些零散的文章外，這一時段中毛澤東的大量文章都沒有公開出版。更為重要的是，從1983年12月26日到1986年3月26日，在竹內實的主持領導下，又出齊了《毛澤東集·補卷》（共10卷），補卷的內容主要是拾遺補缺，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在當時的條件下，“雖然它遠不是全集，但其收錄毛澤東著作之多，在毛澤東著作出版史上還是少見的。”［6］405
從第二個依據出發，必須解釋的一個問題是，既然“全”是重要的編輯原則，那么，以竹內實為核心的日本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為什么不繼續收錄毛澤東建國以后的文稿，從而把“全”的原則貫徹到底呢？對于這個問題，竹內實先生從未正面給出說明。國內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專家劉躍進先生認為，由竹內實和中村公義帶領的一批日本學者之所以決定放棄繼續編輯出版1949年10月以后毛澤東著作的努力，是“因為這一時期所有關鍵的手稿和文件都在中共權威機構的控制下，要與之競爭是毫無希望的。（當然，這時的情況與《毛澤東集》中所涉及的時代已大不相同。那時，毛的許多文章在寫出后便立刻發表了，因此可以在許多圖書館里找到。）”［7］筆者基本贊同這種說法，但是，根據《竹內實文集》第1卷《回憶與思考》一書中收錄的“京都學派與毛澤東”一文，我們或許還可以進行更深層次的推測。根據竹內實先生的回憶，“此事在當時中國，屬于禁區。我（我們）顯然邁入了禁止涉足的領域。”［4］455而且，訪問中國的日本代表團中也有人轉告他，中共方面對其工作并不歡迎，甚至將其工作視為“在日本不好傾向的例子”［4］458。作為一個從小在中國長大，長期對中國持友好態度的學者，竹內實可能從心底不愿意繼續做不利于中日關系的事情。或許這也算是他放棄這一工作的又一原因。
那么，這里不太清楚的一個問題是：出版黨的領袖人物的作品客觀上可以起到傳播思想、擴大影響的作用，為什么反倒“中共方面對其工作并不歡迎”呢？筆者以為，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必須聯系《毛澤東集》初版時中國國內的具體狀況，必須考慮到《毛澤東集》初版發行的時間是1970-1972年，而這正是中國“文化大革命”運動發展的高峰期。國內學者李曉航指出，“文革”開始后，有關出版毛澤東著作的規定被造反派視為反對和限制出版毛澤東著作。這是當時任何人都擔當不起的罪名，于是，“萬歲本”的印刷出版達到了高潮。1967年中央發現這種情況后，立即予以制止。僅1967年5月至11月，中央就連續下發五個文件，嚴令禁止各地非法編印毛澤東著作，對已經編印出版的，要求各地回收上繳。這樣一來，比較矛盾的問題出現了：一方面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之風盛行，另一方面卻不允許民間出版、編印毛澤東的著作文稿。有學者分析指出，中央文件禁止非法出版毛澤東著作這一做法的背后，可能有一條至為關鍵但卻沒有寫入中央文件的原因，即：“文革”前毛澤東論著的流行，將影響“文革”中毛澤東指示的權威性。正如我們今天所認識到的，毛澤東在“文革”中的錯誤，正是違背了他在長期革命和建設中總結出的一系列黨的正確理論、方針和政策，違背了毛澤東思想。因此，當群眾從過去未曾披露的毛澤東論著中看到許多被“文革”批判打倒的，正是毛澤東過去曾經肯定或堅持過的，這必然會使人們對“一貫正確”等個人崇拜說法產生懷疑。［8］
因此，日本版《毛澤東集》沒有收錄建國后文稿的另一個原因，或者說中共對其出版毛澤東文稿的做法不滿的原因還在于，許多建國后毛澤東正確思想的理論論述與“文革”發動的精神不相吻合。也就是說，“文革”當權派反對出版毛澤東文稿，不是因為這當中有許多錯誤的言論，而是因為這些言論中有許多是正確的，是反對“文革”錯誤的，或者說是與“文革”發動的精神不相符合的。“文革”結束后，中央仍然堅決反對這些資料的非法出版，其原因則主要是禁止“文革”期間的錯誤言論廣泛傳播，影響黨的領導權威。也就是說，自建國以來，毛澤東的文稿從來都沒有被允許全部出版過，無論是在“文革”前，在“文革”中，還是在“文革”后，各個時期有因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各自側重的原因和理由。
三、以《毛澤東集》為例看國際版與國內版在閱讀對象上的區別
由于毛澤東這個人物的特殊性，國內在整理出版毛澤東的著作文稿時考慮到閱讀對象的不同，形成了兩種不同的編輯原則。
“國內版”資料的第一種編輯原則考慮到文稿公布后所面對的對象是廣大人民群眾，他們是毛澤東著作的“學習者”。對于他們來說，重要的是學習毛澤東著作中成熟、正確或者是基本成熟、基本正確的觀點，不需要了解那些不夠成熟、不夠準確甚至是錯誤的觀點。如果把毛澤東非正確觀點公之于眾的話，一方面可能導致把錯誤當成正確來學習和傳播，另一方面可能導致毛澤東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受到損害，從而影響黨在人民群眾中的權威地位；因此，這樣做在政治意識形態層面上缺乏合理性。“國內版”的第二種編輯原則考慮到文稿所面對的對象主要是從事研究工作的專家、學者，他們是毛澤東著作的“研究者”。對于這一部分人盡可能多地公開一些毛澤東的著作文本，包括那些基本不正確或者有明顯錯誤的文稿，這樣做可以幫助研究者從理性層面深度挖掘毛澤東的生平與思想，從而為全面展現毛澤東思想肖像提供素材，也可以為中央決策層提供歷史借鑒。由于在閱讀對象上存在著學習者與研究者之分，因此也就在編輯原則上產生了區別與劃分。
根據第一種編輯原則，現在國內已經出版的毛澤東文稿是《毛澤東選集》（1-4卷）、《毛澤東文集》（1-8卷）、《毛澤東軍事文集》、《毛澤東著作選讀》（上、下）等；根據第二種編輯原則，已經出版了《毛澤東早期文稿》、《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比較有意思的是，日本學者今掘誠二的《中國革命與〈毛澤東選集〉》一文對我黨在抗日戰爭時期，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后出版的各種《毛澤東選集》進行了比較研究，分析了編輯各種版本的指導思想及我黨在各個階段的任務和政策。他認為各種版本的《毛澤東選集》都是作為各個時期的革命教科書而出版的。這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國內版”的集子主要是針對學習者編輯的。
在談到《毛澤東集》的編輯原則時，竹內實指出：“我們也并非想編得像選集一樣，而是試圖通過自己的搜尋和解讀，編出另外一套書來。況且，按最初的動機，編這套書只是為了提供給搞研究的學者們。”［4］457雖然日本學者編寫《毛澤東集》的初衷是為研究者提供資料，但是從根本上講，日本版的編輯者并沒有考慮也不必擔心閱讀對象不同可能導致的問題。事實上，對于日本學者來說也不可能導致什么問題，因為他們不需要對毛澤東思想的合法性與權威性作出承諾。由于沒有政治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他們試圖把幾種版本全部呈現給讀者。如果同一著作有兩種或多種版本，那么選輯時就根據“哪種版本是最初印出來的、或是靠近最初印出來的，就使用哪種版本。就是按照出版日期的順次，優先使用作為本文”［9］例言。在這個問題上，施拉姆也曾經有過比較慎重的思考，他坦率地指出，毛澤東文稿“國際版”編輯者們的出發點是“作為學者而不是作為公民或政治活動家”。對他們而言，“所感興趣的或應該感興趣的，不是制定一種‘正確的’革命學說作為中國所自稱的或所依賴的‘毛澤東思想’，而是確定，在奪取政權之前和之后，是什么構成了毛的思想和政策的精髓或核心。這個‘毛主義的主流’的內容，不應該根據什么對今天的政治有用來確定，而應該通過努力判斷什么真正代表了毛本人的最大特征來確定。……我們的目標應該是記錄和分析毛的生平及思想發展并概括他的政治遺產的實質。”［3］38在上述這一段話中，我們可以清晰地了解到，在“國際版”資料與“國內版”之間、在國內毛澤東研究與西方毛澤東研究之間存在的目的上的差別。
四、如何對待國際版中出現的未公開資料和與國內版不一致的內容
如何對待“國際版”中出現的未公開資料？如何對待毛澤東本人對其著作文本的修改？毫無疑問，“國際版”的毛澤東著作有一部分資料是國內未公開或未“解密”的，即使公開出版的資料有些也與“第一手文本”之間并不完全重合。導致“國際版”與“國內版”在數量上不等同、在內容上不完全重合的原因有哪些呢？除了上面講的閱讀對象不同這一編輯原則以外，另一個根本的問題則在于如何對待毛澤東本人對其文本的修改。
1．如何對待毛澤東文字史資料“國際版”中的未公開資料
日本版《毛澤東集》所收錄的資料主要是1949年之前毛澤東的文稿，在今天看來，其中的大部分資料甚至許多《毛澤東集》未曾收錄的文獻也已經在國內陸續公開出版。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就建國前，特別是1920年前毛澤東文本的國內出版數量而言，除了有限的幾篇外，已絕非日本版《毛澤東集》可同日而語。但是，在文本的“全”與“原”兩個方面，日本的版本還是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的。首先，從“全”的角度看，據周一平先生考證，日本版已經收錄但國內尚未正式出版的文稿仍有不少，其中1921年至1927年7月的文稿有30余篇；1927年8月以后的文稿有300多篇。［10］其次，從“原”的角度看，日本版收錄了許多國內尚未出版的未經修改的第一手文稿。比如說《關于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一文，國內已經正式出版，但是該文的最初版本與現在的版本之間確有內容上的不同，研究者如果能了解“第一手文本”的話，有助于在研究毛澤東思想發展史時更為準確地把握思想變遷的真實進程。而且，這一文本的修改是由毛澤東本人完成的，說明毛澤東本人已經不再同意自己當時的想法和觀點，這也不至于在研究者之外的廣大普通讀者群中造成太大影響，反而有助于讀者把毛澤東理解為一個真實的個體。如果過分地回避這個問題，反而可能會被那些別有用心者蓄意歪曲。
筆者以為，從目前的條件看，可以適度允許研究者在學術研究中使用日本版《毛澤東集》。事實證明，《毛澤東早期文稿》的出版（內部發行）產生的效果是良好的，一大批學術成果開始以其為文獻依據，客觀公開地再現了毛澤東早期思想變遷的過程。同樣，《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對馬恩經典作家未成熟時期的文字資料的發表，也起到了讓讀者清醒認識思想轉變的艱難、強化讀者對經典作家通過自我批判實現思想境界提升的認識之作用。因此，在一定范圍內公開發表領袖人物和經典作家非成熟時期的文字資料，甚至是成熟時期個別存在問題的觀點，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國內毛澤東研究的水平。
2．如何對待毛澤東本人對其文本的修改
應當說，“國內版”對毛澤東本人對其作品的修改是持積極肯定態度的。根據毛澤東本人的修改版來公開發表毛澤東的文稿，無疑有著充分的合法性依據。這是因為，毛澤東在世的時候，他有權對自己寫作的文字成果加以修改，并有權決定公開出版自己作品的哪一種版本，因此，在發表時我們當然要尊重毛澤東在世時對自己著作所做的修改。從這個意義上看，只要是毛澤東本人的修改，都得算是“原”。因為一個人的思想是可以改變的，這符合認識發展的規律。無論是最初版本，還是經過毛澤東本人修改后的版本，著作權都屬于毛澤東。所以我們“不能也不應該否定那些后來整理經過毛澤東同意了的版本”［11］。對于這一點，日本學者也并不反對，而且認為這種修改版的意義確實是存在的，其價值不能否認。因為由毛澤東本人所做的修改畢竟代表了他思想的一種發展。但是，國內讀者和研究者往往看不到或者不愿意過多地關注修改前的版本，比如毛澤東對《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實踐論》、《矛盾論》等文章中部分內容的修改。這種做法不利于真實地反映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進程，甚至會導致把毛澤東正確思想（還有可能是錯誤思想）形成的時間提前。
客觀地說，把正確思想形成的時間提前，負面影響并不大，而且有利于學習者正確地了解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原理和方法，但是，《毛澤東選集》第5卷公開發表的部分文章在未經毛澤東本人同意的情況下擅做修改，結果把毛澤東后來的一些錯誤觀點整理到前面的著作中去，從而把毛澤東犯錯誤的時間提前。這就不能算是“原”。首先，這種修改未經毛澤東本人同意，因而不能代表毛澤東的觀點。其次，也不利于讀者在內容上對毛澤東著作形成正確理解。通過對毛澤東同一篇文章的兩個不同文本的研究，我們可以發現毛澤東前后的思想演變。這是版本研究的全部意義和價值所在。從意識形態宣傳的角度看，“第一手文本”的負面意義確實是存在的，但是對于研究者來說，公開未修改的“第一手文本”則有助于研究者了解毛澤東思想轉變的軌跡和心路歷程。這實在是一個兩難選擇。日本版的《毛澤東集》堅持“原”的原則，它在收錄文稿時采用了比較對照的方式，把毛澤東的初稿與修改稿加以比較對照，并以旁注的形式標明，這種版本對照式的編輯原則是國內所沒有嘗試過的。近期國內也有學者受其啟發，提出要編同一著作不同版本的“匯校本”［11］。
五、版本研究應當如何展開
有人認為，目前已經公開的文獻資料已經比較豐富，不僅足以為“學習者”展現毛澤東思想的主要內容，而且也為“研究者”提供了勾畫毛澤東思想肖像的主要素材，因此問題的關鍵“不是研究的檔案文獻太少，而是對這些檔案文獻利用不夠，下功夫去研究不夠”［12］。也就是說，研究者必須將工作重心轉移到如何進一步消化整理已有資料上來。筆者一方面基本同意這一觀點，因為從國內毛澤東研究的現狀來看，我們對已有材料的研究是不夠的，我們還有很多更深入的研究工作要做，特別是當代西方哲學社會科學方法論中可資借鑒的許多學術與學理資源還沒有應用到毛澤東研究中來，而這些資源對于深層次挖掘毛澤東思想的哲理底蘊無疑是極有價值的。另一方面，筆者以為，從“真實再現”毛澤東思想發展的歷史軌跡的角度看，文獻考證與版本比較的工作仍然是重要的。然而，這里存在的問題是，在當前階段，抑或是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是否存在一個“真實再現”毛澤東思想發展軌跡的必要性？“真實再現”，如果說從認識論的角度看具有可能性的話，它可能帶來的正面與負面效應有哪些？對于毛澤東思想中不成熟、不準確方面的“真實再現”會不會有損領袖人物的形象？
如果我們能正確區分“毛澤東思想”與“毛澤東本人的思想”這兩個概念的話，以上問題就不難解決。目前的研究已經表明：毛澤東是偉人，但不是完人，偉人也會犯錯誤。就其一生而言，直到20世紀20年代初以前，處于青年時代的毛澤東并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沒有形成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認知。進入晚年以后，盡管毛澤東始終在主觀上、在理論上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不動搖，但在具體實踐中卻犯了比較嚴重的錯誤，一定程度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科學軌跡。正如《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中所指出的，對于“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盡管他在犯嚴重錯誤的時候，還多次要求全黨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還始終認為自己的理論和實踐是馬克思主義的，是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所必需的，這是他的悲劇所在。《決議》間接地表明了晚年毛澤東的許多具體決策并不都是科學的、正確的，有些甚至是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不相一致的。從效果上看，《決議》公開承認毛澤東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嚴重左傾錯誤，并沒有影響“毛澤東思想”的科學性與革命性，更沒有影響毛澤東這一歷史巨人在大多數人民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因此，從宏觀背景上看，加強毛澤東著作的版本比較研究，只要不是從刻意歪曲事實的角度出發，將更加有助于讀者和群眾了解和體悟毛澤東及其本人思想的真實演進歷程。
從“真實再現”這一思路出發，可能會形成什么樣的研究成果呢？從性質上看，既有可能是正確地再現毛澤東思想中科學性的一面，如果確實如此的話就無須擔心，因為它將會增添毛澤東思想的光芒；而問題的關鍵在于，這一研究也有可能會暴露毛澤東本人思想中錯誤的一面。當然，我們在這里必須排除這樣一種情況，即一部分人是從陰暗的動機出發故意歪曲毛澤東的真實思想，這些人以“真實再現”的借口，主觀隨意地組織材料，非科學、非客觀地重寫歷史，歪曲貶低毛澤東的人格形象與思想內容，其負面影響十分巨大，這種做法與“真實再現”的思路是根本違背的。顯然，從“真實再現”這一思路出發尋找毛澤東本人思想存在的失誤與不足的動機并非全都是陰暗的。筆者認為，從純粹學術研究的思路出發，在研究中發現毛澤東本人在重大理論與實踐問題上的失誤與不足，無論是對于中國，還是對于世界，無論是對于發展中國家，還是對于發達國家，都將有其借鑒意義和參考價值。
就國外毛澤東研究領域而言，毛澤東文稿“國際版”的編輯出版，為研究者的“版本研究”方法提供了最為基本的素材，有力地推動了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深入展開。施拉姆曾經指出，自1971年初版《毛澤東集》問世以來，“這個東京本對于每一個對20世紀前半期中國歷史和政治作嚴肅的學術研究的人來說，都成了不可缺少的參考工具。特別是，每當引證當代文獻比較適宜的時候，實際上所有以毛1949年前的文章為論述對象的作者都用這個東京版作為引證材料的源泉。因為，與那些30年代和40年代的珍本雜志書籍不同，這個東京版在許多圖書館都能找到。……這些資料將把對毛的早年的研究置于一個全新的基礎之上。僅僅提及第一補卷以超過300頁的篇幅包含了1920年末以前這段時期的材料這一事實，就可以對這一突破的影響所及有所了解。……在今后許多年中，將成為所有研究毛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的言論和著述的人所使用的標準本。”［3］24顯然，日本版《毛澤東集》的出版，為國外毛澤東及其思想的學術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文獻學依托。基于同樣的考慮，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正在委托施拉姆教授編輯前文已經提到過的英文版的《毛澤東全集》，相信這一編輯成果一旦全面問世，必將在西方的毛澤東研究領域產生較大的學術影響。
就國內毛澤東研究領域而言，一方面，我們要充分利用國內的正式出版物，慎重使用國外編輯成果。特別要考慮到的事實是，“國際版”毛澤東文稿資料在國內仍然是非正式出版物，沒有經過規范的審查、核對和校勘，一些文稿在來源上缺乏嚴格的考證，在內容上存在著文字錯誤，甚至有比較嚴重的失誤。因此，在專業研究以外的場合，特別是在傳播范圍較大的學習、宣傳等領域，一般不宜正式引用。另一方面，我們也不能置國外毛澤東文稿的編輯成果于不顧，或持一種簡單否定的態度。由于“國際版”資料產生于特殊的時代，特殊的國度，以特殊的方式流行，取材廣泛，內容豐富，其中保存了一定的歷史文獻原貌，對于研究毛澤東，尤其是早年毛澤東和晚年毛澤東，乃至中共黨史和中國現代史，都具有一定的資料參考價值。因此，在學術研究的范圍內，作為資料和宏觀背景可以適當參考使用，比如研究毛澤東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心態變化、思想變遷、活動交往情況等。但是，在使用時必須注意的是，要盡可能與經過修訂、已經公開出版的《毛澤東選集》、《毛澤東著作選讀》、《毛澤東文集》、《毛澤東早期文稿》、《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等正式文本對應進行校勘，確定其真偽，比較其異同，再謹慎地使用公開本中確實沒有的內容。［7］總之，我們應當積極展開與國外編輯成果的正面交流與對話，在學習借鑒其經驗、批判糾正其錯誤的基礎上共同推進世界范圍內的毛澤東研究。
參考文獻：
［1］龔育之.憶往：讀毛與編毛.百年潮，2003（12）.
［2］趙勇，等.國外毛澤東研究的歷史進程及其特點.上海黨史與黨建，2001（12）.
［3］蕭延中.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4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97.
［4］竹內實.回憶與思考.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
［5］李君如.外國學者評毛澤東：第1卷.北京：工人出版社，1997：48.
［6］劉躍進.毛澤東著作版本導論.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
［7］羅德里克·麥克法夸爾，費正清.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1966－1982.海口：海南出版社，1992:491.
［8］李曉航.“文革”時期群眾組織編印的《毛澤東思想萬歲》考略.黨史研究資料，2002（4）.
［9］毛澤東文獻資料研究會.毛澤東集：第1卷（上）.竹內實,監修.東京：北望社，1972.
［10］周一平.《毛澤東集》、《毛澤東集補卷》日本版篇目校勘與研究.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05（3）.
［11］龔育之.從《毛澤東文集》出齊所想到的//《毛澤東文集》與毛澤東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8.
［12］石仲泉.《毛澤東文集》和毛澤東思想//《毛澤東文集》與毛澤東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2.
Studies of Mao: In the Perspective of Philology
——A Discourse in the Light of Editorial Principles of Mao Zedong Ji(Japanese Version)
SHANG Qingfei
(Center for Studies of Marxist Social Theory a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works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to Mao's studies, the extens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which depends on the firsthand texts. What the mainland Chinese scholars use in their studies is mainly published writings verified by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Yet, some serious international publications of Mao's works are of their own value for reference. Sticking to his principle of "originality" and "totality", Takeuchi Minoru, a Japanese scholar, edited and published in simplified Chinese his collection of unpublished Mao's works.Mao Zedong Ji provides a reliable text for the 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ao's thought. His editorial principles make possible the bibliographic study of Mao's works, and provide a philological base for the extension and intensification of Mao's studies.
Key words:study of Mao; Mao Zedong's writings; Mao Zedong Ji; Takeuchi Minoru
(責任編輯 王浩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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