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自傳》：不應該這樣寫

《王蒙自傳》：不應該這樣寫

（無刪節）
 

□李建軍

【左岸特稿】

　　在所有樣式的傳記里，自傳也許是最不好寫的。因為，它所面對的，是一件戛戛乎其難哉的事情，即克服自己內心的自戀情結和自大傾向。由于人生來就有一種渴望得到別人認同和贊賞的心理需要，所以，人們在寫自傳的時候，就很容易將天下諸美皆歸之于己，將世間諸惡皆歸之于人，就有可能把自己寫成佛，把別人寫成魔，等而下之者，則拿自傳當做泄憤的工具，雪恥的利器。
　　然而，自傳不是復仇的戰場，不是抽打別人的鞭子，而是對自我冷靜的審視和嚴格的解剖，——它的刀鋒總是指向自己，而不是別人。自傳應該是一個人的懺悔錄，而不是光榮史；應該寫自己如何受惠于人，而不是寫自己如何施恩于人；應該充滿善念和感恩的心情，而不是充滿惡意和報復的沖動。所以，在寫作自傳的時候，作者應該是克制的，而不是任性的；應該是謙卑的，而不是傲慢的；應該把自己當做一個見證者，而不是審判者；應該像歌德寫《詩與真》那樣，將焦點集中在對“人與其時代的關系”的說明上，或者像普魯塔克寫《希臘羅馬名人傳》那樣關注“最重要的事情”和“值得銘記的事情”，而不是只關心自己的微不足道的得失榮辱，或者懷著睚眥之怨必報的狹隘心態，不厭其煩地敘述那些雞毛蒜皮的事情。沾沾自喜地賣弄自己的聰明，炫耀自己的才華，顯示自己的“光明”，乃是自傳寫作最大的忌諱和誤區，是一切成熟的自傳作者都不屑為之的。
　　之所以一開始就如此這般地對自傳寫作發了一通儼乎其然的議論，是因為最近系統閱讀了王蒙的三部《自傳》，乃因失望而困惑，因困惑思考，因思考而有了如是我云的看法。在我看來，自傳也許有多種寫法，但不應該像王蒙那樣寫。王蒙的自傳寫得太得意了，太隨意了；太注重自己了，太漠視他人了。他立志把自己寫成一個“吾心光明”的“正面形象”，但卻事與愿違地給讀者展示了一個矛盾而分裂的自我：自得而怨艾，自信而焦慮，慷慨而計較，清醒而糊涂，明察秋毫而不見輿薪，或者用《金瓶梅》里的一句俗話來說：隔五十里看見蒼蠅拉屎，出門卻叫大象絆了一跤。他在寫“他者”的時候，似乎缺乏平常心和寬容態度。他對他人的態度和評價，往往以其與自己的利害關系做為衡量的尺度：對自己有恩的，即使他犯過大錯、傷害過很多人，王蒙也“永遠感激”；與自己有過節的，即使他深孚眾望，即使他曾有文章驚海內，王蒙也要“深批猛揭”。在他的自傳里，充滿了做為“反面角色”和“對立面”的他者：有時是“一些無知小兒”，有時是“有些精英知識分子”，有時是“小賢弟們”，有時是“黑馬”和“黑駒”，有時是“握手者”，有時是做為“左派”的“他們”，有時是做為老對手的“仁兄”、“您老”和底下加了一個“心”字的“他”。提到這些人的時候，他的皮里陽秋的暗諷，他的刻薄促狹的明刺，他的冷語冰人的挖苦，都給人留下非常不快甚至非常惡劣的印象。
　　王蒙的自我感覺實在太好了，他寫到自己“才華橫溢”的時候躊躇滿志，簡直到了飄飄欲仙、忘乎所以的陶醉的境地：“你不可毀滅我。我即使渺小軟弱，仍然富足、豐盈、旺盛、通靈、透亮。文學的火焰，知識與才華的火焰呼呼燃燒，瞬息萬變，千姿百態。用一位好朋友的話來說，渾身帶電，到處放著火花。”（第三部，第68頁）如此無遮無攔的自吹自擂，如此天花亂墜的自贊自詡，實在是足以讓李白羞愧讓曹植自卑的。他品評自己的作品，經常大段大段地引用，然后顧盼自雄地自我欣賞。自家的文章好，別人的老婆好，一個人有這種歪曲的感覺，雖然顯得可笑，卻也不算十分嚴重的問題。但是，如果他在道德和人格上同樣自我欣賞，就令人有些替他難為情；如果這種自我美化是通過貶低別人來實現的，那就不僅令人臉紅，簡直要令人心寒了。遺憾的是，在王蒙的自傳里，我們總是會看到這種令人費解和失望的文字。例如，在《九命七羊》的第十三章，他就連篇累牘地用自己慣用的泛濫而夸飾的言語來貶抑別人、美化自己：“……我必須提供一個完全不同的、開闊大度、高尚超拔、無咎無恙，永遠是逢兇化吉、遇難呈祥的風格、性格、規格、品格。……我必須以我的快樂光明的樣板形象來回答憤怒陰暗的您老。我必須用寬闊通達的樣板世界來比襯您的鼠肚雞腸。我必須用專心用功、源源不斷的文學勞作來回應吾兄的筆枯文澀江郎才盡。……我必須用高明得多、善良得多、富有建設性得多、用功得多的勞作來回答您的念念有詞、氣急敗壞、千篇一律、敗壞胃口。”（同前，第137頁）在王蒙的筆下，對這位我們不知其名姓的“吾兄”和“您老”以及眾“小子們”的嘲弄幾乎隨處可見。即使在“為自己感動”的時候，王蒙也不忘加槍帶棒地戲弄一下對手：“而且有關我的處境，我的四面開花，八面來風，使吾兄的‘一條筋’的明槍暗箭顯得太不夠使。使信口雌黃的小子們老虎吃天，無從下口。呵，吾兄，我的兄長，王蒙老矣，吾兄亦老矣，吾兄為何要那樣格格不入，那樣氣不打一處來，那樣惡聲惡氣？歷史是偉大的，吾兄也隨著歷史而偉大過，行了，該知足了，不可能將歷史釘在那里使吾兄的偉大成為永遠。……”（同前，第341頁）     
　　在這里，你幾乎看不到“吾心光明”，看不到“善良”，看不到“高尚”，看不到“建設性”，你所能看到的，只不過是王蒙先生所批評的“憤怒陰暗”，是“鼠肚雞腸”，是“敗壞胃口”，是“氣急敗壞”。我到現在還沒有搞清楚，如此淋漓盡致地發泄對一位老對手和諸位小對手的怨憤，究竟有什么意義？這種尖酸、刻薄的孩子氣十足的話語斗爭，到底能給讀者，尤其是青年一代讀者的精神生活帶來什么有益的影響？別爾嘉耶夫在《人的奴役與自由》中說：“人受奴役，也許是因為人太沉溺于自己的那個‘我’，太專注于自己的狀態。”對于某些經歷了“殘酷斗爭”和“無情打擊”的人來講，放下“自我”，盡釋前嫌，最終獲得“自由”和“解放”，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盡管他們也與時俱進地標榜“和諧”，盡管他們也煞有介事地提倡“寬容”和“費厄潑賴”，但他們無法救治“斗爭時代”對自己精神的嚴重荼毒，所以，很有可能終其一生都是“斗爭哲學”的犧牲品，都把“斗爭”當做一件“其樂無窮”的事情。
　　自傳寫作是一種平靜而溫暖的敘說。對自傳寫作來講，最可寶貴的態度，就是豁達，就是同情，就是慈悲。“回頭卻顧所來徑，也無風雨也無晴”，一個人，只有當他進入事理通達、心氣和平的成熟狀態的時候，才可以來寫自傳。《馬太福音》里說：“他叫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這是寫自傳者應該具有的最佳心態，應該追求的最高境界。但王蒙寫自傳的時候，顯然沒有把自己的心理調適過來。他的內心有一團呼呼燃燒的無明火。無明火起，同情心滅。于是，他不惜利用簡單化的寫法，來寫那些“反面角色”。甚至對某些死去的人，王蒙也缺乏應有的同情，也用純粹“揭露”的方式來寫。在《王蒙自傳》的第二部《大塊文章》中，他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寫“一位先生”，對其人其文大家貶損，以一種滅此朝食的決絕態度大揭其老底，顯示出一種極度強烈的憤慨和不滿。王蒙寫這位“先生”愛說“大話”，寫他“胡編亂造”，寫他“投合了許多讀者的弗洛伊德力比都”，寫他的不被人待見，寫他一個城市只能去一次，第二次就沒法再去啦，去了就沒人理睬啦，就成過街老鼠啦。也許王蒙自有如此寫出的理由，但是，我以為這樣單向度地來寫一個人，寫一個有多個性格側面和多重人格鏡像的人，既是不客觀的，也是不公平的，因為，對自己的這位當年共同罹文網的亡友，對這位很有正義感和責任感的作家，王蒙應該像魯迅所提倡的那樣“美惡一并寫出”，——如果只寫他的惡德和劣行，而不寫其美德和善行，這是缺乏寬容心和仁愛心的。明人呂坤在《呻吟語》中說：“彰死友之過，此是第一不仁。生而告之也，望其能改，彼及聞之也，尚能自白；死而彰之，夫何為者？雖實過也，吾為掩之。”古人之風，山高水長，“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如果說，面對他人，傳記寫作需要一種與人為善的仁慈和熱情，那么，面對歷史和現實，則需要一種冷靜而清醒的反思精神，需要一種批判性的言說精神，因為只有這樣，作者才能“成一家之言”，才能為讀者認識人生和社會，提供有價值的判斷，從而像太史公司馬遷那樣：“述往事，思來者”。
　　然而，王蒙的自傳寫作，似乎缺乏這種批判性的言說精神。他把歷史和現實都遮蔽在“自我”的陰影之下。針對許多重要的問題，王蒙提供的答案要么是含混的，要么是缺乏深度的。他總是傾向于把許多不相容的東西調和到一起，從而取消它們之間的差別和分野。例如，他把宗教意義上的“彌賽亞”當做一場“金色恐怖”，把宗教信仰與世俗的迷信和造神運動混為一談。例如，他談民主、權利與“國情”的關系，就給人一種圓鑿方枘、卯榫不合的印象。例如，龍應臺目睹臺灣的中國人沒有社會責任感，不敢也不會與不文明現象作斗爭，便寫了一篇《中國人，你為什么不生氣》的文章，卷起了一陣蕩污化穢的“龍卷風”，對八十年代的臺灣人和大陸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是，王蒙卻說“萬不可生氣，已經生了氣也不能自認生氣”：“輕舉妄動，意氣用事，高調虛火，聲嘶力竭，手舞足蹈，呼天搶地，唯我獨革，只能害人害己，一事無成，丑態百出。……我們要用理性和智慧，用心胸，用文明和道德，用好心和善意，用永遠的建設性態度去求其逐漸解決。”（第三部，第34頁）這是哪兒跟哪兒啊！誰說“生氣”就一定“只能害人害己”？誰說“生氣”就一定不是“理性和智慧”的？誰說“生氣”就不是“文明和道德”的？誰說“生氣”就不是“好心和善意”？屈原不生氣會寫出《離騷》嗎？司馬遷不生氣會寫出《史記》嗎？魯迅不生氣會寫出《記念劉和珍君》嗎？馬克思說：“憤怒出詩人。”非洲詩人馬亞·安杰羅說：“憤怒吧，做一個憤怒的人是一件美好的事情，那是健康的標志。”所以，重要的是，為何生氣與如何生氣，而不是簡單地否定它、拒絕它，——急公好義、勇于公戰的富于理性精神的“生氣”，就沒有什么不好，就是我們應該鼓勵和提倡的，也是需要在中國人身上耐心培養的現代公民素質。
　　這種抹平差別、攪成一鍋粥的思維方式，與王蒙的“測不準原理”和“文革”參照系有關。王蒙對絕對的思想和原則持懷疑態度，而傾向于用相對主義的“雜色”的眼光看生活看人生。事情有可能是這樣，也有可能是那樣；有可能不是這樣，也有可能不是那樣：總之，在王蒙看來，一切都是不穩定的、“測不準”的。不可知主義必然導致否定主義和取消主義，必然要傾向于把“偉大”的東西降低到平庸的水平，王蒙對王朔的“躲避崇高”的擊節稱賞，他對魯迅的“大師”地位的矮化闡釋，都說明了這一點。王蒙喜歡用一種跨度極大、跳躍性極強的思維，將兩件不相干的事情關聯起來、進行比較，然后達到駁倒甚至否定對方的目的。他經常采用的方式，就是把一種觀點或者一種現象，與“文革”來比較，——要否定它，就強調它與“文革”中的某些人或某些事的相似性；要肯定它，就說它是對“文革”的否定和超越（他為王朔辯護采用的就是這一策略）。在王蒙的自傳和其他一些言論性的著作里，你經常可以看到“例如‘文革’”、“就像‘文革’”這樣的句子。“文革”帶給他的文化后遺癥就是，一切哪怕僅僅在形式上跟“文革”相似的現象，都會引起他的過激反應。“文革”思維是簡單的對立性思維，習慣于把一切都說得非此即彼、互不兼容。于是，王蒙便強調“中間狀態”，認為凡事都說得“小蔥拌豆腐一樣一清二楚的”，皆不可信；“文革”相信“真理愈辯愈明”，因而提倡“大辯論”，王蒙此后便視幾乎一切交鋒、沖突性的“對話”為“好辯癥”。他常常用“文革”作尺度來反駁別人的觀點。例如，張承志提倡“清潔的精神”，王蒙馬上“想到了清理、清污、清算、清洗這么一大堆與‘清’有關的詞兒”（第三部，第172頁），這么一聯想一對照，一下子就使張承志的主張顯得很可笑，甚至很可怕。其實，張承志提倡的，是做為一種人文精神或文化素質的“清潔的精神”，與王蒙所想到的可怕的“清算”和“清洗”風馬牛不相及。這種以“文革”為參照的“低調化”思維，使得王蒙的自傳缺乏積極的建構性，缺乏批判性的啟蒙精神，頂多只能培養一種消極的懷疑能力和解構能力。
　　R·帕斯卡爾說，“自傳不是一幅肖像畫，而是透視里的變化過程。行為不僅僅因為發生過才被敘述，而是因為它們代表了成長的階段……”是的，自傳不僅記錄著人格的發展過程，描述著心靈向上的升華過程，而且它的寫作也實踐著證明著這樣的發展和升華。自傳既意味著對曾經發生過的事實的尊重，也意味著對他人和真理的熱愛。它是對逝去的美好時光深情的追憶，更是作者對世界和人們的感激與祝福。從這個意義上說，王蒙寫作自傳的時候，選擇了一種不對路的敘述態度和不可靠的敘述方式，因此，他的洋洋灑灑一百萬言的《王蒙自傳》成了一部令人失望的著作——它缺乏春天般的溫暖，缺乏照亮人心的光芒；它以夸張的方式凸顯了自我，卻失去了一個可以與他人共享的光明而美好的世界。

　　2008年9月18日，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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