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III
P909～919
小塊土地所有制，農民同時就是他的土地的自由所有者，土地則是他的主要生產工具，是他的勞動和他的資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動場所。
這個形式下，不支付任何租金；因而，地租也不表現為剩余而的一個單獨的形式，盡管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一般已經發(fā)展的國家，同其他生產部門比較，它也會表現為超額利潤，不過這種超額利潤，和勞動的全部收益一樣，為農民所得。
實際上，農產品的絕大部分，在這里必須作為直接的生活資料，由它的生產者即農民本人消費，并且只有除此以外的余額，才作為商品進入同城市的貿易。在這里，土地產品的平均市場價格不管是怎樣決定的，級差地租，即質量較好的土地或位置較好的土地所享有的商品價格的余額部分，在這里顯然和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一樣，必然是存在的。即使這個形式是出現在一般市場價格根本還沒有發(fā)展的社會狀態(tài)內，這個級差地租也還是存在；這時，它表現為超額的剩余產品。不過它是流入了那些在比較有利的自然條件下實現自己勞動的農民的口袋。
正是在這種形式下，土地價格也會作為一個要素，加入農民的實際生產費用，因為隨著這個形式的進一步發(fā)展，在分配遺產的時候，土地會作為一定的貨幣價值來接受，或者，因為在全部財產或其構成部分的不斷變動中，土地會由耕種者自己購買，所需的錢則大部分用抵押的方法得到；因此，在這里，土地價格這個無非是資本化的地租就成了一個作為前提的要素，從而地租也就好象同土地的肥力和位置上的任何差別無關而獨立存在著。
但正是在這里，一般說來，我們要假定絕對地租不存在，就是說最壞土地不支付地租；因為，絕對地租的先決條件或者是產品價值超過它的生產價格以上的已經實現了的余額，或者是超過產品價值的壟斷價格。但因為在這里，農業(yè)的經營大部分是為了直接生活的目的，土地對大多數人口來說是他們的勞動和資本的不可缺少的活動場所。
對那些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來說，一方面，雖然他是小資本家，資本的平均利潤卻不會表現為經營的界限；另一方面，雖然他是土地所有者，地租的必要性也不會表現為經營的界限。
對他作為小資本家來說，只有他在扣除實際的成本之后，付給自己的工資才是絕對的界限。只要產品的價格足以補償他的這個工資，他就會耕種他的土地；并且直到工資下降到身體的最低限度，他往往也這樣做。
至于他作為土地所有者，那末，對他來說，土地所有權的限制已經消除；土地所有權的限制只有和同它分離的資本(包括勞動)相對立，才會表現出來，因為它阻礙資本的投入。
當然，土地價格的利息(通常還要付給一個第三者，即抵押債權人)也是一種限制。但這個利息可以由資本主義關系下將會形成利潤的那一部分剩余勞動來支付。所以，在土地價格中和在為土地價格而支付的利息中提前支付的地租，只能是超過農民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勞動以上的已經資本化的剩余勞動的一部分，不過這個剩余勞動不會實現為商品價值的一個與全部平均利潤相等的部分，更不會實現為超過這個實現為平均利潤的剩余勞動的一個余額，即超額利潤。
地租可以是從平均利潤中的扣除額，甚至可以是平均利潤中唯一實現的部分。要使這種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能夠耕種他的土地，或購買耕種的土地，不必要象在正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那樣，使土地產品的市場價格提高到向他提供平均利潤的程度，更不必提高到提供一個固定在地租形式上的超過平均利潤的余額的程度。所以，沒有必要使市場價格提高到同他的產品的價值或生產價格相等的水平。
在最不利的條件下勞動的農民，他們的剩余勞動的一部分白白地送給了社會，它既不參與生產價格的調節(jié)，也不參與一般價值的形成。因此，這種較低的價格是生產者貧窮的結果，而決不是他們的勞動生產率的結果。
自耕農的自由所有權，對小生產來說，也就是對下述生產方式來說，顯然是土地所有權的最正常的形式，——在這種生產方式中，土地的占有是勞動者對本人的勞動產品擁有所有權的一個條件；在這種生產方式中，耕者不管是一個自由的土地所有者，還是一個隸屬農民，總是獨立地作為孤立的勞動者，同他的家人一起生產自己的生活資料。
土地的所有權是這種生產方式充分發(fā)展的必要條件，正如工具的所有權是手工業(yè)生產自由發(fā)展的必要條件一樣。在這里，土地的所有權是個人獨立發(fā)展的基礎。它也是農業(yè)本身發(fā)展的一個必要的過渡階段。這種土地所有權滅亡的原因表明了它的限度。這些原因就是：它的正常的補充物即農村家庭工業(yè)，由于大工業(yè)的發(fā)展而被破壞；處在這種耕作下的土地已經逐漸貧瘠和枯竭；公有地(這在一切地方都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第二個補充物，并且只是因為有了公有地，小塊土地所有制才有可能飼養(yǎng)牲畜)已經為大土地所有者所霸占；種植園經濟或資本主義經營的大農業(yè)加入了競爭。農業(yè)上的各種改良一方面降低了土地產品的價格，另一方面要求較大的投資和更多的物質生產條件，這些也促進了上述土地所有權的滅亡。
小塊土地所有制按其性質來說就排斥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fā)展、勞動的社會形式、資本的社會積聚、大規(guī)模的畜牧和科學的不斷擴大的應用。
資本在土地價格上的支出，勢必奪去用于耕種的資本。生產資料無止境地分散，生產者本身無止境地分離。人力發(fā)生巨大的浪費。生產條件日趨惡化和生產資料日益昂貴是小塊土地所有制的必然規(guī)律。對這種生產方式來說，好年成也是一種不幸。
小農業(yè)在它和自由的土地所有權結合在一起的地方所特有的弊病之一，就是由于耕者必須投資購買土地而產生的。(這同樣適用于這樣一種過渡形式，在這種形式下，大土地所有者首先投資購買土地，然后作為自己的租地農場主來從事經營。)由于土地作為單純商品在這里取得的可以變動的性質，財產的變動也就增加了，因此，對每個新的一代來說，在每次分配遺產時，從農民的觀點看來，土地都要重新作為投資出現，也就是說，成為他所購買的土地。因此，土地價格在這里也就在各項非生產費用中，或在單個生產者的產品成本價格中構成一個特別重要的要素。
土地價格不外是資本化的因而是提前支付的地租。如果農業(yè)是按資本主義的方式經營的，土地所有者只得到地租，租地農場主對土地除了支付這個年租外，不再支付別的什么，那末，很清楚，土地所有者自己為了購買土地而投入的資本，對他來說，雖然也是生息的投資，但與投在農業(yè)本身上的資本毫無關系。它既不是在農業(yè)上執(zhí)行職能的固定資本的一部分，也不是在農業(yè)上執(zhí)行職能的流動資本的一部分；它不過為買者提供索取年租的權利，但是和這個地租的生產絕對無關。土地的買者把這個資本正好是付給出賣土地的人，于是賣者就放棄他對土地的所有權。因此，這個資本不再作為買者的資本存在；它已不再為他所有；所以，這個資本已經不屬于他能以某種方式投在土地本身上的資本。
無論他是用高價或低價購買土地，或者白白得到土地，都不會改變租地農場主投在農業(yè)經營上的資本，也不會改變地租，而只會發(fā)生這樣的影響：對他來說，這個地租是表現為利息還是不表現為利息，或者是表現為較高的利息還是表現為較低的利息。
例如，拿奴隸經濟來說。在這里，為購買奴隸而支付的價格，不過是提前支付的、資本化的、將從奴隸身上榨出的剩余價值或利潤。但是購買奴隸付出的資本，不屬于用來從奴隸身上榨出利潤或剩余勞動的資本。恰好相反。這是奴隸主已經放棄的資本，是他可用在現實生產上的資本中的扣除額。對他來說，這已經不復存在了，正如用于購買土地的資本對農業(yè)來說已經不復存在一樣。最好的證明是：這個資本要在奴隸主或地主再把奴隸或土地賣掉的時候，才會重新出現在他們手里。不過，這時對買者來說，同樣的情況將會出現。他已經購買奴隸的事實，還不能使他立即剝削奴隸。他只有進一步投資到奴隸經濟本身中去才能達到這個目的。
同一個資本不會二重地存在，既在土地賣者手中，又在土地買者手中。它從買者手里轉移到賣者手里，事情就此完結。買者現在沒有資本，而有了一塊土地。這個新的土地所有者，會把由這塊土地上的實際投資所生出的地租，算作他不是投在土地上，而是為取得土地所付出的資本的利息，這一情況絲毫也不會影響土地這個因素的經濟性質，正如某人曾經為購買利息率為百分之三的統一公債而付出1000鎊這一情況，和那個用其收入來支付國債利息的資本完全無關一樣。
事實上，購買土地的貨幣，和購買國債券的貨幣完全一樣，只就它本身來說是資本，正如每一個價值額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上就它本身來說都是資本，是可能的資本一樣。為土地而支付的東西，和為國債券而支付的東西，為所購買的其他商品而支付的東西一樣，是一個貨幣額。這個貨幣額就它本身來說是資本，因為它可以轉化為資本。賣者得到的貨幣是否實際轉化為資本，取決于他對貨幣的使用。對買者來說，這個貨幣和他已經最終支出的任何其他貨幣一樣，再也不能作為資本執(zhí)行職能了。按照他的計算，這個貨幣是作為生息資本執(zhí)行職能的，因為他把他在地租或國債利息形式上的收入，算作他為購買這種收入的索取權而花費的貨幣的利息。只有通過再賣掉，他才能把這個貨幣當作資本來實現。但這時，又有另一個新的買者處在和他過去一樣的情況中，這樣支出的貨幣，不管怎樣轉手，對支出者來說，都不能轉化為現實的資本。
在小土地所有制的情況下，有一種錯覺更要頑固得多：似乎土地本身具有價值，所以完全和機器或原料一樣作為資本加入產品的生產資格。但我們已經看到，只有在兩種情況下，地租，從而資本化的地租即土地價格，才能作為決定的因素加入土地產品的價格。第一種情況是，由于農業(yè)資本(這個資本和購買土地的資本毫無共同之處)的構成，土地產品的價值高于它的生產價格，市場情況又使土地所有者能夠實現這個差額。第二種情況是存在壟斷價格。這兩種情況，在小塊地經營和小土地所有制的場合，都很少發(fā)生，因為正是在這里，生產的很大部分都是為滿足本身的需要，和一般利潤率的調節(jié)作用無關。甚至在這種小塊地經濟是在租地上進行的地方，租金比在其他任何情況下都在更大的程度上包括利潤的一部分，甚至包括工資的克扣部分；在這種場合，它只是名義上的地租，不是那種同工資和利潤相對立的作為獨立范疇的地租。
因為，為購買土地而支出貨幣資本，并不是投入農業(yè)資本。這其實是相應地減少了小農在他們的生產領域本身中可以支配的資本。這相應地減少了他們的生產資料的數量，從而縮小了再生產的經濟基礎。即使購買的是大田莊，這種支出也是農業(yè)的一個障礙。這種支出實際上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矛盾的，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來說，土地所有者是否負債，整個說來是沒有關系的，無論他的土地是繼承來的，還是購買來的，反正都一樣。他究竟是自己收下地租，還是必須再把它付給一個抵押債權人，這不會在租地農場本身的經營上引起任何變化。
我們已經知道，在地租已定時，土地價格是由利息率調節(jié)的。如果利息率低，土地價格就高；反過來也是一樣。所以，在正常情況下，高的土地價格必然和低的利息率相并行，如果農民由于利息率低而按高價對土地支付，那末同一個低利息率，也必然保證他以有利的條件通過信用取得經營資本。
但在小塊土地所有制占統治地位的地方，情況實際上不是這樣。
第一，信用的一般規(guī)律并不適用于農民，因為這個規(guī)律要以生產者是資本家為前提。
第二，資本的形成，也就是說，社會的再生產，這要以積聚和一個富有的有閑資本家階級的存在作為前提。
第三，在這里，土地所有權是絕大部分生產者的生活條件，是他們的資本的不可缺少的投資場所，所以，土地價格上漲是由于土地所有權的需求超過供給，而和利息率無關，并且往往和利息率一起上漲。在這里土地按小塊出售的價格比在大塊出售的場合要高得多，因為在這里，小塊土地的買者的人數是多的，大塊土地的買者的人數是少的。由于這一切原因，在這里土地價格也會在利息率相對高的情況下上漲。同農民在這里把資本投在購買土地上而取得的相對低微的利息相適應的，是在相反的方面，對抵押債權人支付高昂的高利貸利息率。愛爾蘭制度的情況也是這樣，只是形式不同而已。
因此，土地價格這個和生產本身無關的要素，在這里可以提高到使生產不能進行的程度。
土地價格起這樣一種作用，土地的買賣即土地作為商品的流通發(fā)展到這樣的程度，這些實際上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fā)展的結果，因為在這里，商品已經成為一切產品和一切生產工具的一般形式。另一方面，這些現象卻又只有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fā)展還很有限，還沒有顯現出它的全部特性的地方才會發(fā)生；因為這些現象正好是以下述事實為基礎：農業(yè)不再屬于或尚未屬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而是屬于一種由已經消亡的社會形態(tài)遺留下來的生產方式。因此，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缺點，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生產者對于自己產品的貨幣價格的依賴性，在這里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fā)展的不充分所產生的缺點是一回事。農民變成了商人和產業(yè)家，但沒有具備那些讓他能夠把自己的產品作為商品來進行生產的條件。
土地價格對生產者來說是成本價格的要素，但對產品來說不是生產價格的要索(即使地租會參加決定土地產品的價格，預付二十年或更多年數的資本化的地租，卻無論如何不會參加決定土地產品的價格)。這種沖突，不過是土地私有權同合理的農業(yè)、同土地正常的社會利用之間的矛盾所表現的形式之一。但是另一方面，土地私有權，從而對直接生產者的土地的剝奪——一些人擁有土地私有權，意味著另一些人喪失土地所有權——又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
在這里，對小農業(yè)來說，土地價格(土地私有權的形式和結果)本身表現為對生產的限制。對大農業(yè)和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為基礎的大地產來說，這種所有權也是一種限制，因為它會限制租地農場主的、最終不是對他自己有利而是對土地所有者有利的生產投資。
在這兩個形式上，對地力的剝削和濫用(撇開這種剝削不是取決于社會發(fā)展已經達到的程度，而是取決于生產者個人的偶然的不同的境況這一點不說)代替了對土地這個人類世世代代共同的永久的財產，即他們不能出讓的生存條件和再生產條件所進行的自覺的合理的經營。在小所有制的場合，這是由于缺乏應用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手段和科學。在大所有制的場合，卻是由于這些手段被用來盡快地增加租地農場主和土地所有者的財富。在這兩個場合，都是由于對市場價格的依賴。
一切對小土地所有制的批判，最后都歸結為對私有權這個農業(yè)的限制和障礙的批判。一切對大土地所有制的相反的批判也是這樣。當然，在這兩個場合，都把次要的政治考慮撇開不說。一切土地私有權對農業(yè)生產和對土地本身的合理經營、維護和改良所設置的這種限制和障礙，在這兩個場合，只是按不同的形式發(fā)展罷了，而人們在爭論有關弊病的這些特殊形式時，卻忘記了弊病的基本原因。
小土地所有制的前提是：人口的最大多數生活在農村；占統治地位的，不是社會勞動，而是孤立勞動；在這種情況下，再生產及其物質條件和精神條件的多樣化和發(fā)展，都是不可能的，因而，也不可能具有合理耕作的條件。另一方面，大土地所有制使農業(yè)人口減少到不斷下降的最低限度，而在他們的對面，則造成不斷增長的擁擠在大城市中的工業(yè)人口。由此產生了各種條件，這些條件在社會的以及由生活的自然規(guī)律決定的物質變換的過程中造成了一個無法彌補的裂縫，于是就造成了地力的浪費，并且這種浪費通過商業(yè)而遠及國外。
如果說小土地所有制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未開化的階級，它半處于社會之外，并且兼有原始社會形態(tài)的一切粗野性以及文明國家的一切痛苦和窮困，那末，大土地所有制就在勞動力的天然能力躲藏的最后領域，在勞動力作為更新民族生活力的后備力量貯存起來的最后領域，即在農村本身中，破壞了勞動力。大工業(yè)和按工業(yè)方式經營的大農業(yè)一起發(fā)生作用。如果說它們原來的區(qū)別在于，前者更多地濫用和破壞勞動力，即人類的自然力，而后者更直接地濫用和破壞土地的自然力，那末，在以后的發(fā)展進程中，二者會攜手并進，因為農村的產業(yè)制度也使勞動者精力衰竭，而工業(yè)和商業(yè)則為農業(yè)提供各種手段，使土地日益貧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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