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近代中國的歷史特點
[“自古以來，中國的官僚政治就是根深蒂固的，在前現代化的世界歷史中，官僚政治在中國獲得了最充分和最復雜的發展。”（頁碼不詳）]
自秦朝以來，中國社會大致一直受著由皇帝、官僚和豪紳地主組成的專制官僚體系的支配。在這一體系中，缺乏任何一方，整個體系都不能保持穩固。到了近代，開始了新的變化。西方的入侵，宣告了舊統治方式的破產，但是整個統治集團卻無力進行自我改良。
[“從這一階層中沒有產生任何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或執掌政治權力的“現代化精英”（如19世紀后期日本的情況）?！偌由先狈σ粋€生氣勃勃的資產階級和一個強大的中央集權國家，使得中國未能走上被巴林頓·穆爾稱為“通向現代化的保守道路，即類似于明治時期的日本所走的道路?！保?）]
舊統治方式的破產使處在這一體系中最突出、最顯要位置的清王朝覆滅了，舊統治體系的支柱之一不復存在了。大皇帝倒臺后，取而代之的是一群小皇帝——割據的軍閥。政治權力——盡管是分裂的——繼續支配著社會，這進一步凸顯了[“現代中國歷史狀況的基本特征是中國社會所有階級的軟弱性”（7）。]
[“在這里，我們看到了近代中國極其重要的歷史現象的社會基礎：政治權力對于社會和經濟力量的相對獨立性。在一個沒有任何社會階級處于支配地位且所有的社會階級都軟弱無能的社會里，政治權力傾向于日益獨立于社會階級之外并從總體上支配社會?！保?0）]
為什么說所有的階級都是軟弱的呢？
豪紳地主階級。傳統的豪紳地主統治階級的權力與聲望的衰落。
[“傳統的中國豪紳在一個后傳統的中國社會和知識的世界中，還是維持著其主要傳統；……從這一階層中沒有產生任何能夠推動經濟發展或執掌政治權力的“現代化精英”（如19世紀后期日本的情況）。雖然直到共產主義革命前豪紳還握有對當地農村一級的經濟和政治的控制權，但這個階級已經是一個日益衰敗且越來越寄生的階級，它在道德和精神上都已經破產，在國家政治事務中更是毫無作為。豪紳的腐敗是阻礙從內部對封建帝國制度進行改造的主要因素，而這樣一來就加速了革命形勢的到來?！埃?）
“盡管豪紳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因于西方帝國主義的沖擊，大事，由此卻沒有產生一個與新的資本主義生產力與交換方式相聯系的社會階級并占據豪紳地主被迫放棄的對中國的支配地位?！保?）]
資產階級
[“盡管現代中國產生了資產階級，但它只是一個人數甚少且經濟虛弱的階級，且依然是一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它借以產生的外國帝國主義力量的階級。”（6）]
無產階級
[“伴隨著一個小而弱的資產階級——特別是一個主要從事商業和金融業而不是工業的資產階級——產生的，是一個弱小且發育不全的城市無產階級，這是極其自然和不可避免的?！保?）]
農民階級
[“由于農民地方性自給自足的經濟存在方式的性質，因而農民是一個軟弱的社會階級，這個階級眼界狹隘，缺乏在國家政治舞臺上從政治上表達自己的不幸和利益的手段。
中國農民具有采取有力的政治行動的潛力，并的確具有采取革命行動的潛力，但是，靠農民自身是不可能發揮和實現這種潛力的。農民需要由其他階級的成員提供領導、組織和思想體系，這樣才能使農民成為近代中國的行動者，而不再單純是近代歷史上的犧牲品?！保?）]
在此要提醒大家注意，不僅包括統治階級在內的各階級是軟弱的，統治政權也是軟弱的
[“傳統的儒家官僚機構隨著傳統社會的解體而解體，取代它的是各式各樣新的官僚機構，這些官僚機構以其殘暴的鎮壓、腐化墮落和無能而臭名昭著?！保?？）]
一個軟弱的政權支配著各階級都軟弱的社會，這就是中國近代歷史的突出特征。
[“在一個以大規模的社會解體和文化解體為特征并伴隨著巨大的政治動亂的環境中，在一個所有的社會階級都極其弱小，因而沒有哪一個階級能居統治地位的社會里，知識分子實際上可以作為一種自主的力量而發揮作用，并對歷史發展的進程產生決定性的影響。（13）
知識分子在社會中的孤立狀態及其在政治上的無能使他們沒有根基，屢遭挫折，因而產生了在中國社會.尋找根基的日益增長的需要?！保?1）]
第二章 二十年代的革命
[“導致在中國“無根”的知識分子與被壓迫群眾相聯合的一系列事件開始于1919年5月4日。這一天標志著現代中國革命的真正開端?！保?1）
“正是在“五四”運動所產生的這種新的政治環境和思想環境中，一部分知識分子開始轉向了俄國革命的模式和馬克思主義關于世界范圍的革命性變革的理論?！R克思主義不僅被認為是現代西方最先進的精神產品……對于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既要否定中國過去的傳統，又要否定西方對中國現在統治，因而出路只能是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保?3）]
走俄國人的路！既然俄國工農大眾能夠奪取政權，那么中國工農大眾為什么就不能做到這一點呢？第一代共產黨人憑其直覺認識到了這一點。
但不幸的是，中國革命剛剛興起時，它所效仿并依賴其指導的俄國革命已經開始蛻化了。中國革命被共產國際定性為“資產階級革命”，隨著斯大林和布哈林這伙官僚暴發戶掌握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大權，這一理論被推向了極端，成了套在中國無產階級頭上的一個枷鎖。
[“國共聯盟打算進行的“資產階級”革命，卻被看作一場非常有限的革命。在時代的革命言辭的外觀之下，國民黨領導人對“資產階級”革命這一-概念的理解決不會超出他們所愿接受的范圍，他們把這一革命歸結為兩個目標即實現國家的統一和民族的獨立。對于民主議會的共和國的觀念和理想，他們不過是嘴上說說而已;事實上，這一革命從其肇端之際起就暗示著中國新的政治制度在本質上將是一種軍事制度，并且非常明確地排除了（或至少是推遲了）在農村進行反封建社會革命。一句話，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不過是一場純粹的民族革命。”（29）]
本來十月革命早已經宣判了資產階級革命論的死刑。表面上俄國革命似乎是以資產階級革命開始的，但資產階級既不能也不愿來領導這場革命，革命也沒有以資產階級掌握政權而告結束，相反，無產階級在農民的支持下奪取了政權。在無產階級已經登上歷史舞臺以后，就再也沒有資產階級革命了。落后國家的本來要由資產階級革命所解決的問題，只能由在農民的支持下的無產階級政權來解決了。這就是二十世紀的落后國家的馬克思主義革命論，這本來已經被俄國革命所證實。下面我們看看邁斯納是如何論述這一點的。
[“‘不斷革命’或更準確地說是‘不間斷地進行革命’這一概念，是馬克思寫于1850年的《中央委員會告同盟書》中明確提出來的。
在一個無法依靠資產階級實現其民主主義任務的國家里，當所謂的國際革命形勢日益成熟時，尚不成熟忍氣吞聲無產階級應該發揮什么作用。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無產階級一旦登上政治舞臺就決不能允許膽怯的資產階級使革命進程半途而廢，無產階級將被迫取得在政治上的支配地位，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并且立即將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轉變成社會主義革命?！?/p>
不斷革命論的作用是修改了馬克思主義關于相應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各階段都有一個被嚴格規定了的歷史發展的政治階段命題。這為后來在經濟落后的國家里進行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提供了理論上的依據，即使是比較弱小的無產階級也有可能抓住政治時機將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起碼是在國際革命形勢的情況下有這種可能性。
1905年以后，在一個完全不同的政治和歷史環境中，托洛茨基復活并且進一步詳細論證了不斷革命論，因而被認為是這一理論的最初倡導者。
簡略地說，托洛茨基認為，在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時代，落后國家的工人階級（特別是俄國、以及亞洲和中東地區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比西方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可能更具有革命性，由于事實證明俄國資產階級太軟弱、在政治上太膽怯，無法承擔它既定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歷史任務，這些任務便落在了得到農民幫助的無產階級肩上。托洛茨基設想，落后國家中無產階級在數量上的劣勢將會由其在政治上的力量和斗爭性而得到補償，因而工人將擔任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領導。一旦無產階級獲得了政治支配權以后，無產階級就會發現已不可能將革命限制在資產階級范圍內，革命的必然結果就是建立資產階級專政，并直接把資產階級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結果又將反過來為西歐先進國家的社會主義革命提供動力，而社會主義革命在西歐的實現則是落后國家中無產階級政權生存的保證。1906年，托洛茨基在他那部典型的反正統馬克思主義的著作中宣稱，‘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比較低的落后國家里，無產階級比在資本主義發展程度 較高的國家中更快地奪取政權’，這種情況是完全可能的， 這樣，對托洛茨基來說革命在兩方面將是“不斷”的。首先，落后國家的革命不能局限在‘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階段，應該‘不間斷’地發展為社會主義革命。其次，革命不能局限于一個國家，落后國家革命的存亡取決于先進國家及時爆發社會主義革命，因為革命進程只有在國際革命的環境中才能夠繼續進行。
這些思想成為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俄國十月革命的指導思想。1917年和1918年的事件彌合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理論與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理論之間除了語義學意義外的一切差別。直到斯大林主義出現后，不斷革命論才成為正統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異端。斯大林的“一國社會主義”教義取代了國際革命的觀點，而所有的革命（也許俄國革命除外）都必須依次經過被嚴格規定的社會政治發展的各個階段的教條取代了‘不間斷’的革命過程論?！保?63—266）]
斯大林之流雖然也親歷了俄國革命，但是他們根本就沒有理解這一場革命。革命既然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那當然就應該由資產階級來領導了，無產階級只能在其領導下行動，或者說只能去當資產階級的“苦力”。這實際上是孟什維克對俄國革命的看法，但卻被斯大林之流照搬到了中國。
自愿充當苦力——真是一群賤骨頭??！你就只看到你有求于對方就沒看到對方同樣有求于你嗎？你不能憑借你的資本爭取在與對方的合作中占據一個更有利的位置嗎？你就不能與對方合伙開一個公司嗎？你就不能進一步爭取擔任董事長嗎？
這套理論否定了中共對革命的領導權的爭奪，使中國共產黨附屬于了國民黨。而中共本來只應與國民黨進行黨外合作。
這套理論否定了民主革命。當時孫中山已處于窮途末路，丟掉了民主共和國的旗幟，轉而依賴軍閥。共產黨不僅沒能趁此機會將這一旗幟抓在自己手中，相反，卻去迎合孫中山，致使中國革命從一開始就走上了黨、國、軍一體化的道路。
這套理論否定了社會革命。[“中國是一個既需要社會革命也要求民族獨立的國家——這兩項任務被證明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盷（24）土地和農民問題根本就避而不談，更不用說勞資問題了。
中國共產黨本來應當堅持這樣的戰略或綱領：
1、爭取民族獨立；2、建立民主共和國；3、與國民黨黨外合作；4、發動工人運動；5、發動農民運動。這樣的綱領會使中共同時作為民族主義者、民主主義者和社會革命者而贏得廣大民眾的支持，沒有任何一種力量能夠阻擋他們前進的步伐，中國無產階級在二十年代就可以奪得政權。
即便中共不能從一開始就有如此明確的戰略，那也無妨。只要能保持獨立性，只要時刻同群眾站在一起并且不落在他們后面，那么當革命形勢到來時，指導思想的轉變就能跟得上，革命時機也不會被錯過。就像二月革命前，包括列寧在內的整個布爾什維克當都不認為在即 將到來的革命中無產階級能夠奪取政權，但是列寧回國后使全黨的指導思想發生了一場革命，最終布爾什維克抓住了稍縱即逝的革命良機。
邁斯納也承認這種可能性：[“社會主義的可能性在當時的確是不現實的，但這并不意味著它歷史必然地就是不現實?！盷(37)
首先，中國無產階級的力量并不像通常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弱小。大家不要忘了，俄國革命中，無產階級就曾爆發出與其數量所極不相稱的驚人的力量。
[“無產階級只構成中國人口很小一部分，但決不是毫無意義的一部分。到20年代中期，大企業雇傭的產業工人數量已增加到約200萬人，他們高度集中并有計劃地分布在現代中國經濟企業中。對此必須補充道，城市半無產階級的數量更龐大，也許有1000萬人，毛澤東曾將他們叫做“城市苦力”，這支隊伍壯大了城市革命運動的力量。
中國產業無產階級的人數并不比1917年的俄國產業工人的人數少多少，政治戰斗力也毫不遜色。事實上，中國無產階級所表現出來的革命干勁、有組織的創造性、非凡的英雄主義自我犧牲精神和對革命事業的忠誠獻身精神，是20世紀其他任何國家的工人運動所無法比擬的。
此外，中國的城市工人階級運動是在一種各方面條件都非常有利于革命的環境中進行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軟弱性，中國政治力量的四分五裂，再加上一場伴隨著強有力的農民革命運動的富有戰斗精神的無產階級運動，這些有利因素都使得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革命運動完全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性。”（38）]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其所缺少的，與其說是革命的客觀條件，不如說是革命的主觀條件。中國共產黨由于其政治上的不成熟且缺乏革命經驗，因而把自己束縛在共產國際制定的政策內并在行動上依靠國民黨。在中國共產黨內，沒有出現一個像列寧或托洛茨基那樣的勇敢果斷和遠見卓識的領袖，因而他們未能捕捉到革命形勢提供的勝利的可能性。中國共產黨領導人不但沒有領導群眾，相反，無論他們怎樣地不情愿和出于無意，他們都接受并執行了莫斯科制定的政策，從而給群眾運動帶來了災難性的后果。1927年降臨到工人運動和中國共產黨身上的災難在任何意義上說都不是歷史的必然。蘇聯人創造了一支現代中國軍隊并把這支軍隊交到一個用它來摧毀中國革命的人手中，這也決非預先注定的。這一諷刺性歷史悲劇之所以能夠成為現實，并不是因為群眾運動的軟弱無能，而是由于共產黨領導人的軟弱性和局限性，歸根到底是由于莫斯科制定的關鍵性決策和政策?！保?9）]
斯塔夫里阿諾斯也承認這種可能性：“當時中國并不只存在著一種革命，而是兩種：一是蔣領導的資產階級革命，一是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蔣的背后不僅有軍官，而且有地主、商人和銀行家，而中共則有令人生畏的群眾力量的支持。在1926年革命高潮中，中共發動了120萬工人和80萬農民，但在這時，他們要遵照第三國際的指示，放慢步伐，組織城市中的無產階級暴動和農村中的農民起義。所以雙方的實力對比并不懸殊，但斯大林的指示確實蔣介石能自由行動而不必顧忌其對手的反應?！C上所述，并不能得出這樣的結論：如果中共領導人在同莫斯科的關系上顯示出更大的獨立性，那么，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由一個軍閥割據的國家轉變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本來是有可能的。上述結論雖不能成立，但可以認為轉變的機會確實存在過（盡管機會多大仍有爭議），不過，這一機會卻由于斯大林的全球戰略以及中共對此戰略不加抵制的態度而喪失殆盡?！保ā度蚍至选返?？頁）
農會，就是農民蘇維埃；一切權力歸農會，就是一切權力歸農民蘇維埃。農民自己提出了民主的、革命的要求。而靠自己的力量奪取了上海并擁有80萬會員的上?？偣瑢⒆约鹤優樯虾ＬK維埃也是易如反掌。這樣，在二十年代的中國，本來可以看到一個建立在工農自我組織基礎上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中國，這也可以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兩千多年來政治權力支配社會的頑癥。我們并不是在這里賣弄事后的聰明，早在四一二之前，托洛茨基就已指出了這一方向。
無產階級革命與資產階級革命有著極大的不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從舊的生產方式中逐漸地演化而成的，資產階級在發動革命前，就已經獲得了經濟、文化及部分政治的領導權，同舊勢力相比占據著絕對的優勢。資產階級本身就是一個政治化的階級，同工人階級相比，他們才有著一貫的明確的階級意識。
而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的單純的被雇傭地位，使其不可能在奪取政權以前就獲得經濟和文化的領導權（在此可以看到葛蘭西的領導權思想的不現實性）。在資本主義的“正常”情況下，無產階級更傾向于分裂而不是團結，要依賴于無產階級政黨來保持其階級意識的連貫性。只有在革命危機到來時，無產階級才會擺脫分裂、拋棄對舊統治秩序的順從，爆發出對舊秩序加以沖擊的意愿和力量。無產階級政黨，必須抓住這一時機，將這一力量集中起來，迅速地對資產階級統治秩序進行沖擊。否則，群眾的革命意愿不會持續很久，他們將重新回到分裂、順從的舊狀態去，從而使革命形勢白白錯過。更不幸的時，資產階級極有可能利用群眾高潮過去后的退卻狀態，對工人階級進行鎮壓，這樣革命形勢就會轉化為反革命的現實。
由此可知先鋒隊的領導對無產階級革命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了。二十世紀工人運動的失敗，根本原因就在于，革命所用的條件都具備了，但是卻缺少正確的領導。（此問題留待它處詳細討論）
第三章 新的革命及其官僚化
1927年的失敗使中國工人運動遭受了最沉重的打擊。此后數年，斯大林的中國政策一下子由極右變為了極“左”，最終使共產黨完全喪失了對城市無產階級的影響。在一次冒險的暴動失敗之后，毛澤東帶領殘余力量走上了井岡山以逃生，隨后就發展為軍事割據。這無意中成了中共不得不依賴的最后的選擇，中共與國民黨一樣，也走上了黨、國、軍一體化來打天下的道路，不同的是“農村包圍城市”而已。新的革命在其初期就已官僚化了，它沒有任何的自發的群眾運動及其組織為基礎，但是這一官僚化機構卻在行使著革命的職能，主動地加強與群眾的兩系，并因此而戰勝了強大的敵人。
1949年以后，新的政權沒有以群眾組織為基礎，只是將根據地的官僚機構帶進了城市而已。當然官僚機構繼續著革命的職能，推動著社會的進步。
歷史越往前發展，中國社會越進步，城市里工人階級和學生的政治意識越強烈，那么官僚的蛻化現象就越突出，其與群眾的對立也就越明顯。曾領導過一場偉大的革命的中國共產黨，也難以擺脫蛻化的趨勢。
[“像在蘇聯一樣，舊政權的剝削階級已經退出了歷史舞臺，新出現的官僚機構已經成為社會經濟的管理者，他們控制著（即使在法律上還不擁有）國家財產和集體財產?！保?05）
“盡管這些官僚主義者沒有宣稱什么是自己的私有財產，但他們卻日益享受著原屬他們所取代的剝削階級所有的社會特權和經濟特權。”（405）
“與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在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廢除產生的非常明顯的社會結果之一，就是出現了一個居統治地位的、獨立的且擁有特權的官僚階級。無論人們是選擇“新階級”、官僚主義階層還是“國家資產階級”，或其他任何術語來稱呼它，都不會改變這種新的社會現實。”（405）]
官僚蛻化的結果就是資本主義的復辟，毛澤東做出了這樣的結論。為了防止這一趨勢變為現實，他在黨內做出了種種努力。當這一切努力都失效后，他發動了文化大革命，來挽救中國革命。
這里一定要注意中俄兩國官僚問題的不同，或中俄兩國革命的不同。奪取政權前，俄國不存在官僚化問題。革命最初幾年也是如此，只是后來官僚集團才產生并以其統治取代了蘇維埃民主，官僚一出現，就是起著剝奪工人階級的權力的反動作用。而中國革命則不同，奪取政權以前，官僚就存在了，他們領導了革命，行使著不可替代的革命職能。奪取政權后，在繼續行使革命職能的同時，他們的反動的一面越來越突出了。
多說幾句。邁斯納正確的指出了官僚集團與工人階級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但他稱官僚集團是一個階級則是錯誤的，這夸大了官僚統治的穩定性和長期性。蘇聯的官僚們肯定認為自己在整個社會中是不可或缺的，但事實上他們僅僅是一場蛻化了的工人階級革命的產物。作為革命蛻化的產物，他們只有兩個前途。第一，進一步的蛻化將使整個社會倒退回資本主義，從而官僚們的統治也隨之結束。第二，其它國家的工人階級的新的革命將會從外部激活俄國工人階級，使其推翻官僚的統治，恢復十月革命的理想。除此之外，沒有第三種可能，官僚統治長存的可能。官僚統治就好比寄生在人體器官上的惡性腫瘤，如果任其泛濫擴散，它將會吞是整個器官，殺死人體，從而也導致它自身的毀滅。反之它將被人體殺死，人體將重新獲得健康。
另外，邁斯納還輕信了那種關于俄國革命的官僚化的原因的庸俗的見解：[“官僚機構的權力和特權以及它的產生，都植根于列寧主義政黨對政治權力的壟斷，這一點是不言而喻的。”]（405）這是毫無道理的，見拙文《論俄國革命》。
第四章 文化大革命
第一節 文化大革命的動機及其指導思想的混亂
文化大革命在今天被普遍的冠以“動亂”或“浩劫”的惡名。毫無疑問，（文化大革命）[“運動最終所產生的結果與最初所宣布的理想和目標之間幾乎毫無共同之處。”（392）
“然而，目標和意圖在歷史上并不是微不足道的，當然在精神上也不是無關緊要的。要理解1966-1969年間在中國所發生的一系列事件的意義，其任可嚴肅的嘗試都必須首先正視這樣一項尚未完成的任務：將引發文化大革命的意圖與將這種意圖歪曲為其自身的漫畫的環境區別開來。毛澤東的意圖與他所遇到的環境之間的沖突，是文化大革命這場悲劇的核心。因此，討論文化大革命當首先探討它的目的和目標——即使僅僅為了評價這場失敗的重要性。”
“并非像現在一般人所認為的那樣，文化大革命的發動僅僅是因為毛澤東的“錯誤”思想以及他對整個權力的渴望。”（399）
“進行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要解決自從1949年以后出現的一系列社會問題和政治問題。這是一些非?，F實的問題。它們包括日益發展的社會不平等、領導人和群眾的社會主義理想的衰退以及新的官僚主義階層的頑固的力量等問題。毛澤東和毛澤東主義者擔心這些趨勢的發展有可能使中國變成像蘇聯那樣被‘官僚特權階層’篡奪權力。”（399）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基于這樣一種設想：現存的國家和黨的機構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支配，因而正在全社會產生著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關系?！保ǎ浚
動機是無可懷疑的，其預見性也是罕見的。但運動的最終結果與此反差極大，這同樣也是不容置疑的。動機是按照怎樣的邏輯走向了它的反面呢？這一過程是怎樣具體的展開的呢？動機——過程——結果，這就是今天我們要試圖梳理清楚的問題。
讓我們先看一下毛澤東對他所要解決的矛盾的認識及由此設想的解決辦法。毛澤東一度曾作出過最激進的結論，認為已產生了一個官僚主義者階級，盡管據我們所知這種情況非常之少。
[“在文化大革命即將開始的前幾年，毛澤東得出了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迄今任何掌權的馬克思主義者所不敢茍同的。毛澤東現在確信，社會主義社會產生新的剝削階級，‘社會主義轉變’的主要障礙不是過去的資產階級殘余，而恰恰是現在的官僚主義者，是那些從前的革命者，革命使他們變成了統治者，他們憑借政治權力支配著社會并在這一過程中占取了大量社會勞動的果實。”（408）]
[“如果將這種立場貫徹到底，就會要求進行一場政治革命而不是一場簡單的文化革命，這在實際上就是要求用暴力推翻共產黨國家而不僅僅是進行一場精神改造。”（409）]
這是一種徹底革命的理論，也對社會矛盾的性質作出了較為準確的判斷。
[“雖然毛澤東清楚地認識革命勝利后的‘社會主義社會’的主要的基本現實，并且有時也談到了這種現實，但他最終從中國的官僚主義者是一個新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立場上退縮下來。
這里還有感情上的限制和政治上的限制。無論如何，這些毛澤東現在深惡痛絕的官僚主義者曾經是他的革命同志和革命干部。全盤否定他們也就是否定了毛澤東自己領導的革命，否定了他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而創立的新社會。他寧可相信，大多數人是可以改造好的，在思想上可以重新塑造的，并且能夠重新成為革命者。因此，撇開文化大革命表面上的轟轟烈烈外，與其說它是一場革命運動，不如說它是一場改良運動，一場非暴力運動。因此，文化大革命出現的大規模的暴力行為，與其說是出自毛澤東的本意，不如說是出自中國社會的條件。”（409）]
從革命的目標退到了改良的目標以后，在放棄了官僚階級與工人階級的對立這一對現實的判斷后，矛盾卻繼續存在著。那么該如何解釋這一現象呢？既然已否定了矛盾的社會經濟的根本原因，那就只好從思想、從意識方面來尋找答案了。
[“在從中國處于新的官僚統治階級的支配下這一政治立場退卻后，毛澤東最終得出了以個人的政治態度為標準來劃分階級的結論。一個人的階級地位不是由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這樣一些適當的客觀標準來決定。相反是由下述更為主觀的因素決定的：對一個人思想傾向的評價，其‘政治覺悟’的程度，以及政治活動。毛澤東斷定，在社會主義社會確定一個的階級屬性時，重要的不是過去的或現在的經濟地位或政治地位，而是作為人的‘覺悟的行動表現’的‘階級立場’，這種規定的長處是，它在廢棄了已不適合1956年后的社會現實舊的階級成分制度的同時，又堅持了在社會主義社會還存在著階級和階級斗爭（包括‘新生的資產階級分子’）的觀點，而且還沒有把黨的官僚機構都當成敵對階級。”（410）]
但是，這種觀點的缺點也是顯而易見的：[“以主觀標準來劃分階級很容易導致任意地把政治上的對手劃分成‘階級敵人’，并且使人們更加關注個人的政治行為而不是社會集團的政治行為。”（410）]
在這種理論中，社會中的矛盾的存在被承認了，但是整個官僚集團與群眾的對立的基本現實卻不見了。依照這種理論，在所要解決的問題當中，破的是什么呢？立的是什么呢？
（這種）[“在本質上是改良主義的理論則為毛澤東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所堅持，它支持了毛澤東的下述信念，95%的干部基本土是好的，作為整體的黨是能夠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改造并清除掉資產階級影響的，但這只有通過發動群眾進行階級斗爭的激烈方式才能做到?！保?11）]
在這種理論中，要打倒的已不再是整個官僚集團的統治，而是官僚集團中的一部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黨內的資產階級”。毛澤東對依靠官僚機器本身來改造官僚機器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他希望用群眾運動來制約官僚機器，他希望能夠在兩者之間維持一個最有利的平衡或妥協。用后來文革中毛澤東提倡的“三結合”的體制來說，群眾運動與官僚機器“結合”在一起，就是毛澤東的理想和目標了。
[“這樣，在文化大革命前，中國產黨的意識形態就給中國人民提供了關于階級的三種不同的理論。所有這三種關于階級的理論（保守的，革命的，改良的）都成為中國人民政治意識的組成部分，他們被告知文化大革命是在‘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進行的一場尖銳的階級斗爭。但是人們怎樣去辨認‘資產階級’？為了反對誰而開展階級斗爭？那些年發自北京的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的自相矛盾而又含混不清觀點都無法清楚地回答這些問題，或者準確地說，人們都提供了不同的回答，但這取決于人們采用哪一種階級分析的觀點。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無數政治團體或行動者都各自采用最適合自己的特殊政治利益和社會利益的階級觀點，這是不足為奇的。關于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上的理論混亂，對于文化大革命很快蛻變為大混亂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它也使人們能以各種各樣的理論根據和政治理由輕易地給某些團體和個人扣上‘階級敵人’的帽子而橫加迫害。”（411）]
第二節 文革開始時三大力量的分析
一、 毛澤東和改良派或毛派官僚。
這一派甚至可以說只有毛澤東一個人，因為他在黨內的忠實追隨者屈指可數。文革中毛澤東一人身兼兩種角色。首先他是官僚機構的締造者和最高領袖，但是他又對此機構不滿，并鼓動群眾起來造官僚們的反。前面我們已經看到，毛澤東企圖讓官僚機構與群眾運動結合在一起，在兩者之間維持一個平衡。毛澤東在官僚和群眾中都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他可以說是兩者之間的仲裁者，他偏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可能會占上風，毛澤東選擇和誰站在一起，將會極大地決定運動的發展方向。文革初期，毛澤東堅決地站在造反的群眾一邊，他主要扮演了一個群眾運動的鼓動者和保護者的角色。
二、 造反派——群眾。
49年以后，中國工人階級無論在人數還是在物質和文化生活水平方面都有了巨大的提高。城市里的另一個革命因素學生群體更是不容忽視。但在群眾中，對于官僚和官僚與群眾的對立這些問題都沒有明確的認識，從來沒有形成以此認識為基礎的社會思潮，更不用說產生建立在這一思潮基礎上的革命組織雛形了。群眾在思想上過分依賴于毛澤東，他們通常得從毛的言論中才能找到自己行動的理論依據。思想上的依賴自然導致行動上的依賴，群眾造反的權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毛澤東自上而下賜予的?！坝忻飨o我們撐腰，我們什么都不怕?！笨墒羌偃缑珴蓶|不給他們撐腰了呢？過分依賴毛澤東的群眾將很難再按自己的獨立意志行事。由此看來，在文革開始前，造反派——群眾在思想上和組織上便存在著嚴重的不足。文革開始后，群眾雖然不自覺地在將文革這一改良運動推向革命，但是他們自始至終未能明確認識到必須徹底打倒整個官僚統治、由群眾自己掌握政權才是最終獲得勝利的唯一道路。
當然也有例外。[ “1967年下半年在湖南成立的一個激進的紅衛兵組織的聯盟——‘省無聯’……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的最激進的并有一套精巧的理論的組織之一，他們把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觀念與毛澤東曾經提出但旋即于60年代中期又放棄了的新的官僚統治階級的思想結合在一起。他們……批評文革的領導人只糾纏于攻擊個別人而沒有找到中國政治問題和社會不平等的社會階級根源。他們認為，這個根源就是依然掌握著國家機器并且篡奪了新生的革命委員會的‘新的官僚資產階級’。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是‘砸碎現有的國家機構，建立以巴黎公社的普遍民主原則為基礎的中國人民公社。’”（454）]這些思想在省無聯的成員楊曦光寫于1968年的《中國往何處去》一文中，得到了系統地闡述。但就是在這一最激進的綱領中，仍舊是把毛澤東奉為精神權威，繼續打著毛澤東的旗號而不敢沖破毛澤東的束縛。
三、保守派官僚或當權派——走資派官僚。
幾乎全部官僚都屬于這一派別，他們分布在黨委和軍隊兩大系統中。如果說只有毛澤東一人及其少數追隨者構成了改良派的話，那么我們也可以說除了毛澤東以外的整個官僚集團都屬于保守派。官僚們既清楚彼此之間的共同利益，又清楚他們與群眾之間的深刻對立，與群眾相比，可以說官僚們有著明確的“階級意識”。官僚們拒絕任何改良，決不愿與群眾分享權力。他們深知，只要松一處口子，那么群眾運動就會蔓延壯大起來。只要給了群眾四大自由，給了群眾發言權，那么擁有了言論自由的群眾自然會進一步再組織起來。組織就是政權。這樣就會形成群眾組織即新政權的萌芽與官僚機器這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二者勢不兩立，水火不容。自群眾運動一興起，官僚們便把其當作敵人對待，堅決予以鎮壓，不容自己的特權地位受到任何損害。當然官僚們也打著毛澤東的旗號，不過是從對其有利的角度來加以解釋。
在對群眾運動直接鎮壓的同時，官僚們還支持自己的支持者建立組織，并打著群眾組織的旗號行動。這些組織或是對成份不好者大打出手，或是對真正的造反派肆意攻擊，這一切行動都緊密地與官僚們配合著?！白鳛橐粋€常識：保守派（群眾組織）在整個文革期間，為把文革變成武斗是立下了汗馬功勞的。保守派在文革期間的階段性角色轉換主要是：文革初期他們是資反路線的實現者和執行者，抄家破四舊和揪斗牛鬼蛇神的事情99%以上是他們干的，根據毛澤東的定性這是為了“保護一小撮”而去“打擊一大片”的；第二個階段的保守派是以半軍事化的組織出現的，在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作為一個進攻者角色，在全國各地引發一個武斗高峰，直到1967年的武漢720事件之后才告一段落”。（老田：《參加文革政治博弈的三大群體與文革期間社會矛盾的展開線索》，轉自“鄉巴佬看世界”網站，tlw.3322.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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