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不能不讀的一部書（二）
——讀韓丁《深翻》述評之二：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分歧
范正美
二、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分歧
韓丁的《深翻》第二部“組織起來”并不僅僅描述張莊以及相關地區農業合作化的具體進程，他還特別注意從中國農業發展的方向、道路及其前景的高度，來分析和解剖農業合作化的進程及其出現的分歧的實質，從不只看現象、不顧本質，或是抓住一點，不及其余；不是就事論事，也不是跟著他自己的感覺走；或跟潮隨風，遷就眼前的事變，以中國政治形勢、中國最高領導的變化因而改變自己的觀點。這是這位美國著名作家、中國人民的親密朋友的可貴的膽識、理論勇氣、革命氣魄和崇高風范，也是令中國讀者最敬仰、最感動之處。
作者在記述張莊合作化歷程之后，以《爭論與斗爭》為一章，專門對黨內關于農業合作化的分歧，作出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歷史性分析。他說：“張莊的合作化從小規模的、季節性的互助組，發展到全村規模包括七個小隊的大隊(6個小隊搞農業．1個小隊搞副業)，相對而言，發展還是較平穩的。村里的合作化從小到大平穩發展，每達到一個新水平，生產就會上一個新臺階。到50年代中期糧食畝產量幾乎是上黨盆地傳統畝產量的2倍，住房、教育、文化、保鍵、商業、私人財產和儲蓄一年比一年發展。人們回顧一下過去，對10年來的進步感到滿意。但從整個國家來看．合作化的發展并不十分順利，解放后的lO年，尤其是從1953年到1957年，在高級合作社的要求和發展速度等問題上一直存在著爭論和斗爭。毛澤東一再催促加快合作社的建立和由低級向高級形式的過渡，而其他領導人．最著名的有劉少奇和農村工作部長鄧予恢卻多次強調要放慢速度，暫停下來鞏固一下已取得的成就，甚至要把一些較弱的社砍掉，因為運動超出了群眾的覺悟水平、群眾的支持程度和物質基礎。”（爭論與斗爭，P143）
在作者看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是中國農業究竟應該走什么道路、何去何從的問題，是兩種不同階級的政治主張。所以，他們的分歧就在合作化依靠什么人、是上馬還是下馬、是快發展還是慢慢來這些基本問題上表現出來。這不是搞社會主義的人之間的不同政見，而是兩個階級的政治主張在黨內路線問題上的本質反映。他說：
“毛澤東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多數單干的貧下中農的貧窮上，他相信合作社是他們唯一的出路，并警告說，除非共產黨幫助他們走合作化的道路，不然他們就會對共產黨喪失信心，這種信心的喪失會破壞工農聯盟(工人和農民兩大階級被認為是新社會的政治支柱)。而劉少奇卻把注意力集中在有較多土地和財產的中農身上。在合作化的優越性尚未顯示出來之前，他們會對共產黨喪失信心，這樣會從另一方面破壞工農聯盟。
“毛澤東很清楚這個問題，他不僅反對硬拉中農入社，而且一再告誡要給他們一段考慮的時間，讓他們自愿入社。但同時，他又懷疑他們的政治立場，因為帶頭搞資本主義經營的富裕中農，無論怎樣也不會高興共產黨的領導，‘我們怎樣也不會滿足他們的要求，除非走資本主義道路’。
“在這個歷史的轉折關頭，毛澤東強烈要求合作社要‘上馬’，大膽向前奔；劉少奇則極力主張要小心、謹慎，有些合作社應‘下馬’，至少是暫時‘下馬’，免得摔跤。
“‘這里看來只有一字之差，’毛澤東說，‘一個要下馬，一個要上馬，卻是表現了兩條路線的分歧。’”（同上，P143-144）
作者描述說：“1953年，中國有近l4000個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有些黨組織按照劉少奇的主張，以不穩定、不鞏固為借口解散了幾百個合作社。據說，大批的社員是在壓力下入社的，現在想退社。1955年，各級黨委組織的幾十萬個合作社又一次遭到了大幅度‘堅決收縮’的厄運，人們按照上面的指示解散了幾萬個新成立的合作社。”（同上，P144）
作者繼續說：“1955年7月，毛澤東尖銳地批評了‘堅決收縮’的方針，‘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來臨，他說，‘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里走路，可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
“毛澤東批評黨落在群眾運動的后面，強烈要求黨的干部要迎頭趕上，帶好頭，通過建立合作社，來學會怎么建立合作社，不要解散它們。”
韓丁說：“毛澤東看到了問題的本質，是大多數農民有在農村建立合作社的愿望，他強調指出，黨有能力領導這樣一個運動走向勝利，運動過程中的錯誤、困難、疑問和退卻都不是問題的主流，不是主要的方面。確實，這些問題不容忽視，應該逐個加以解決，但不能把它們當作眼下工作的中心內容。
“為了增強大家的信心，指出前進的道路，毛澤東親自從全國各地收集和整理了許多關于合作社(包括社會主義和半社會主義性質)是如何成功地組織起來的報告，這些報告中有積極的和反面的例子，告訴人們該做什么，不該做什么。但主要講了如何調動廣大農民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熱情，還有那些干得很出色的合作社所得的寶貴經驗。
“毛澤東對遵化縣王國藩合作社的評論，可以說是所有報告的典型例子。
“遵化縣的合作化運動中，有一個王國藩合作社，23戶貧農只有3條驢腿，被人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上那里參觀的不少人都感動得流下眼淚。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通過自己的努力，建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習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有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
“‘回避問題’是許多黨的干部在遇到合作社的復雜問題時新做出的反應。自己不懂，怕人問，就‘繞開社走’。毛澤東寫道‘所謂堅決收縮’下命令大批地解散合作社的做法，也是‘繞開社走’的一種表現。不過他們不是消極地避開，而是索性一刀‘砍掉’(這是他們的話)多少個合作社，采取十分積極的態度罷了。他們手里拿著刀， 一砍，他們就繞開麻煩問題了。他們說合作社有這樣那樣的困難，據說簡直困難到了不堪設想的地步。”（同上，P144）
那么，各地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基本群眾和基層干部他們是否贊成解散、回到個體去呢？作者用張莊和其他許多地方的實例解說道：“‘堅決收縮‘沒有影響到張莊。潞城縣的領導從來沒有派干部下來要求解散以張興發為領導的合作社，但長治市委卻動員在市農工部工作的王京和解散掉他幫助建立起來的合作社。當他1971年回憶起這件事時，仍感到那是一段痛苦的經歷：
“上面要求建立合作社時，我們都決心好好干，努力做好工作；上面要求解散合作社時，雖然心情十分沉重，但我們還是遵照領導的指示去做了。如果有人提出疑問，我們總是回答說：‘難道領導不如你懂?’只要擺在我們面前的是黨的任務，我們就會自覺地盡力去完成。
“解散合作社是’反冒進’運動的結果，現在要我們去告訴那些當年被我們動員要帶頭成立合作社的黨員要帶頭解散合作社，市委要當年充滿熱情在宋家莊成立合作社的郭全德負責解散那個合作社，郭金德拒絕了，他說：’我不能一張嘴說兩路話。成立合作社時，我們沒日沒夜地給人們講合作社如何如何好，現在又要我去告訴人家解散合作社．我不去，我不能這樣做!’
“由于郭拒絕了，市委又決定派肖權去。肖權是個會隨機應變的人，總是迎合上級領導的喜歡，領導要求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可是，使市委領導感到吃驚的是，肖權也拒絕了，’誰成立起來的，誰去解散。’他說，但因為老郭不想去，市委站在他這邊兒，肖權只好去了。他硬著頭皮去做他不得不做的事情，去做解散宋家莊合作社的準備工作。回來以后，他匯報說所有必要的工作都做完了。但事實上，合作社的社員們拒絕了他，他們保留了生產的公積金，這是合作社的心脈。表面上他們解散了合作社，可實際上仍保留著。”（同上，P145）接著，作者又用平順縣的例子，進一步說明基層群眾和干部是抵制解散合作社的做法的，并加以生動地描述，讀來仿如身臨其境：
“平順縣委也給勞模李順達的西溝合作社施加了很大的壓力。要他們把合作社分散開，分成較小的規模。李順達的合作社1955年已經發展到了包括南寨在內的那么大的規模了。省里派來的一個工作隊要求他們重新組織，李順達不在家(到北京開會去了)，工作隊就給當地的干部施加壓力，但西溝的干部和群眾都拒絕放棄他們已經成立起來的大規模的合作社，‘我們是自愿組織起來的，’他們說，‘如果分開也得自愿，誰也不能強迫我們。’
“斗爭最激烈的時候，李順達從北京回來了，他帶回了毛主席7月的報告（可能是指《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按語一書——本文作者注），報告要求發展而不是減縮合作社。西溝和南寨的社員沒有解散而把他們的合作社從較低的水平變成了更先進的社會主義集體。”（同上，P146）
寫到這里，韓丁把讀者的思維從具體事件的思索中，引伸到分析黨內關于農業集體化分歧的實質上來，進一步提出自己明確而中肯的見解。他說：“在中央，關于農村合作化運動的速度和規模的斗爭，實際上只是關系到整個革命進程的最根本斗爭的一個方面。毛澤東和劉少奇在中國革命究竟走到了哪一步這個根本問題上意見就不統一。劉少奇認為，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及國民黨反動派的長期斗爭中，在解放區內發展起來的，1949年以來已經擴大到全國范圍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革命的一個長期的階段，甚至要10年，也許要幾十年才完成。在這個過程中，首先要恢復被戰爭破壞的經濟，然后集中力量最終過渡到社會主義。他預見，公有的混合經濟、公私合營、集體和個人所有制還會存在許多年。由于這個原因，為了使中國擺脫封建主義，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間的政治聯盟已經形成。他設計了一幅在新民主主義框架里迅速振興經濟的藍圖——國家的工業化、公有和私有經濟達到一定水平，在城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條件就會成熟，這將是一個建立在新技術穩固基礎上的社會主義。這是劉少奇著名的觀點，至少對于農業來說要‘先機械化再合作化’。”（同上，P146）
韓丁繼續寫道：“新民主主義將在解放后長期存在的認識，在政治上好像沒有什么分歧。1949年以后的4年中，我一直生活、工作在中國，但從未有人質疑過。但經過這段時間后，毛澤東卻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他認為打敗國民黨的勝利標志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最后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
“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一個特殊的歷史階段，由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決定，這個階段的主要矛盾是中國人民，包括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與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支持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矛盾。
“1949年軍事上的勝利徹底解決了這些矛盾，毛澤東說，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已告結束，現在一個新的矛盾占了主要矛盾的位置，這個矛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一直是第二類矛盾，這就是中國人民同資產階級的矛盾。盡管出于必然，允許搞一段時間‘四大自由‘允許私人企業家發展自己的工商業，但最終要消滅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革命已經開始，一定要嚴格限制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國家將開始買進資本家的部分集團企業，最終將全部買進，吸收他們為國家所有的國營經濟。在農村，盡管土改后個人生產占統治地位，國家允許農民發家致富，但是很快國家就必須發動群眾運動以使農業經濟集體化。這樣，不僅有可能使現在仍在受窮的70％或者更多的農村富裕起來，而且還會保證生產發展保證糧食市場有更多更充足的糧食．這是國家工業化的必要條件。在中國，還有很大一部分小生產者，如店員、手工業者和商人，在一定時期內他們也要搞合營，這樣才能完成經濟的社會主義化，發展一段時期以后，社會主義經濟將有能力為農業更新提供技術和機械，這樣就可能開始農村的第三次革命—— 機械化。這是毛澤東的著名觀點，‘先合作化再機械化’。”（同上，P146——147）
寫到這里，韓丁作了結論性概括：這兩種觀點強烈分歧，“它們反映了中國問題的兩個完全不同的方面，體現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場。現在的問題不是分歧本身，而是它們是否有階級性。這兩種觀點是否代表了兩個對立階級的階級觀點呢?還是在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上采取什么步驟，采取什么意見上的不同?幾十年后，中國給出的答案是前者。”（同上，P147，根據“序”的翻譯訂正——本文作者注）。
作者引用當時的文件說：“直到最近（指70年代，具體文件不詳——本文作者注）黨的文件在提到50年代和 60年代的歷史時，還說這是一場關于中國將來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還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問題的激烈斗爭。文件說這是一場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階級斗爭，并說這是共產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和要求建設社會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者之間的一場決戰，還說這兩股階級勢力已經形成了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劉少奇為首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另一個是以毛澤東為首無產階級司令部，文件還說劉少奇要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號召，是復辟資本主義的反動演講，而毛澤東要求迅速變革新民主主義制度的號召，是實現社會主義制度的革命需要。”（同上，P147）
然而，作者說：“毛澤東死后，毛的夫人和她的合作者(即所謂的‘四人幫’)以后，在對以上問題的重新評價中，黨的文件開始對毛、劉兩人分歧的階級性提出疑問。當然，所有的人都承認，1949年中國農民和全中國人民都面臨著一個選擇什么道路的問題。從理論上講，一旦分了土地，中國有可能發展成為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如果允許放任自流，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就會在鄉村一級得到很快的發展，最終占統治地位。如果中央派出精明強干的人員，逐漸地把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介紹給人民，一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也可能在中國開花結果。”（同上，P148）
他說：“在這點上讓人感到不太明白的是劉少奇的觀點，他號召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實際上是號召搞資本主義，有的人現在仍堅持認為劉少奇提出的，如果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得以延長、混合經濟得以發展，也許會比毛澤東提出迅速完成的各種生產方式的社會主義改造更有利于振興生產力，創造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基礎。從長遠的觀點看，農民必須在資本主義道路和社會主義道路之間進行選擇，但走社會主義道路，也許并不像毛澤東和那些緊跟他的人認為的那樣，可以簡單地概括為：必須馬上就社會主義合作化，否則，在不久的未來就會導致資本主義的兩極分化。
“現在的批評家說，毛的政策強調了‘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性，（‘資本主義復辟’對農村來講毫無意義，因為資本主義在農村根本沒有機會得到發展），而忽視了有關封建主義的問題。封建制度統治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該怎樣從行政管理、意識形態和文化上根除封建制度?上改運動在鄉村一級摧毀了封建的經濟關系，但仍有許多舊社當遺留下來的問題沒有得到解決，如，怎樣保障農村各級組織的自治，如何運用市場的力量去刺激生產，如何保證民主等。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人民在國內的敵人是封建主義，在自1949年開始的社會主義革命時期，國內的敵人變成了資本主義，但經過近30年‘反對各種資產階級傾向’的斗爭，許多人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中國前進道路上最大的絆腳石仍是封建主義的殘余，是思想上的教條主義和專制主義，是異常膨脹的搞瞎指揮的官僚主義、專制主義、家長作風還有等級、特權等。‘文革’中在造反派的影響下，這些因循守舊的封建主義的殘余發展到了驚人的地步。官僚主義的最大受害者是‘民主’，即中國人民的‘公民自由’。在當時的情況下它們一直只是一種萌芽，非常脆弱的嫩芽，要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就必須使‘公民自由’開花結果，使人民的創造性能量得以釋放。”（同上，P148——149）
在引用上述觀點以后，作者提出了這樣一個令中國人警醒的問題。他說：“所以，應該研究一下新民主主義階段是否需要延長的問題。把注意力集中在徹底摧毀封建主義的問題上，也許并不是更有效的辦法。在中國的變革過程實際發生的、迅速把目標轉向社會主義，把中央的計劃和權力延伸到每一個角落的作法是積極的，即使因此產生過一些副作用。
“對于這些問題，令天中國新的領導人傾向于劉少奇的觀點。認為新民主主義，四大自由，放寬富農經濟，家庭承包和物質刺激在過渡階段有積極作用。由于大量的棘手問題依然存在，由于農業糧食生產人均產量仍維持在30年前的水平，這些領導人已經在很多方面將國家政策帶回到過去的起點，并正忙于對合作化進行‘堅決的收縮’。
“看一下中國現在的情況，你就不得不承認毛澤東是對的。±改運動給了互助和合作化巨大的推動力，使過去的貧農和雇農得以在全國農村建立起新的集體生產關系。毛澤東抓住歷史機遇完成了這場運動，如果他不這樣做，農村就注定要出現又一次猖獗起來的兩極分化和社會分裂。現在的領導人曾預言，單干一段時間以后，富裕起來的農民還會重新選擇合作化，但已經下馬的合作化很難恢復起來。打碎的瓷器無法復原，集體農業也是同樣。
“五十年代中期對合作化前途及價值的懷疑并沒有使人們的熱情衰退。毛澤東1955年7月的講話《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發表以后合作社得到了驚人的發展。毛的路線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盡管劉少奇‘收縮’、‘清理’了20萬個合作社，但1955年又有55萬個新的合作社相繼成立，到年中就達到了65萬個，到1956年發展到130萬個，雖然1958年報道只有74萬個，但合作社的規模從平均幾十戶發展到平均160戶，這意味著中國所有的漢族農民都加入了合作社(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合作化運動起步較晚)，選擇了社會士義生產方式。不僅如此，到1958年這些合作社中的大部分已不再是半社會主義的、土地合股協作的合作社了，而成了全社會主義的集體化的合作社，所有土地、牲畜和大農具歸集體所有．所有收入按勞分配。
于是，根據上述歷史事實，韓丁對于中國農業合作化，做出了這樣的結論：“可以說這是中國歷史上、甚至是世界歷史上生產方式的一場規模最大的革命。在1953年到1958年短短的5年中，幾億農民放棄了他們古老的個體生產方式，參加了社會主義合作化運動。總的來說，這場革命沒有流血，沒有任何財產遭到重大破壞，而且從未停止過生產。
“農村的集體化與小企業、城市手工業和工商業等行業的大規模的迅速集體化是同步的。到1 958 年，除了少數偏僻地區以外，在中國已很少有私營經濟和個人生產，正是這種特殊的、迅速的、成功的但仍然不太鞏固的社會主義變革，為1958年人民公社的成立和大躍進作了準備。”
尤其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韓丁對于這些寫法在以后并不滿意，他在為中文版作序時，對中國的問題作了更深刻、更尖銳的批評，因此認為他當時的批評還很不夠，我將在后面的專題上加以進一步闡述。這里要引的是他在1993年序里對有關合作化的一段補充或觀點的修正。他說：“在寫這些話的當時我對這個問題并不十分清楚，然而現在，改革開放十四年以后，問題就清楚多了。我現在認為毛是對的。像我在165頁（中文版為148頁）解釋的那樣，不僅對農民迫切需要組織起來，搞土地合作，防止兩極分化是對的，而且對問題的對立面的分析也是對的。這是兩條路線斗爭的一個尖銳現象，這個斗爭從一解放就一直支配著中國的政治。毛在考慮需要一場文化大革命時總結到，合作化問題上的爭論反映了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間的階級斗爭，前者傾向于走社會主義道路，而后者則傾向于走資本主義道路。”（序，P30）說得多么好啊！真是，一語擊的，切中要害。
這位美國作家對于中國農業合作化所做的積極的科學的總結，立場、觀點、方法極其鮮明。可以看出，只有把握人類社會發展的前進方向，站在人類社會進步的歷史高度，從中國人民和社會主義的前途、命運上著想，將具體的、煩瑣的現象進行階級的辯證的分析，上升為理論的認識，才能抓住事情的本質，得出這樣明晰的概括，難道不值得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特別是自命為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黨人深思嗎？
2008-07-10于哈爾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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