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的幻象》一書前言：發展、知識、權力

《發展的幻象》一書前言：發展、知識、權力 作者： 許寶強    發展主義(developmenlalism)是一種意識形態，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信念。以經濟增長作為主要目標，依據不同的手段，例如高科技、工業化、國家干預或市場機制，產生出不同版本的發展主義學說——自由市場、外向型經濟、依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或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developmental state)等等。 作為一種意識形態，各類發展主義學說都沒有(或沒有能力)反思—系列類似沃勒斯坦(1．Wallerstein本書第一章)所提出的基本問題：發展是什么?究竟為誰或為什么要發展?什么在發展?經濟增長是否就等于改善人們的福利、提高人們的生活質量?經濟增長過程中，不同社群所付出的代價又是什么?對弱勢群體(如原住民和女性)的影響又如何?除了“現代化”和“工業化”以外，有沒有另類的發展(或“不發展”)軌道，能更直接改善人們的生活?謀求發展有什么政治含義?這些都是發展主義忽略丁的重要課題。收編于本文集的文章所要探討的，也正是這些課題。 對發展主義的批判并不是新鮮的事物。質疑“現代化”或“工業化”代表了人類的進步，古已有之，其中最受注意的聲音，恐怕是馬克思主義。然而，盡管馬克思主義提出剝削和勞動異化等批判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重要概念，并據此要求平等和解放人類的社會主義，它并沒有否定‘‘工業化”或“經濟增長”本身是社會進步的必要前提。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基礎、興起于20世紀60年代拉丁美洲的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雖然大力抨擊發達地區(或中心地區)對欠發達地區(邊緣地區)的剝削，使后者不能發展，但在根本上它并沒有否定經濟發展的重要性。相反，不論是提出脫鉤(de—1inking)或依附發展，依附理論學派在關注資本主義發展造成的不平等的同時，并沒有質疑如何使欠發展地區(邊緣地區)成功地增長經濟財富這類議題(參閱Arain 1990，Evans1979，CardOSO and Faletto 1979)。 依附理論于80年代日漸式微，其中一個原因恐怕與所謂東亞四小龍的經濟“奇跡”有關。盡管東亞四小龍均在頗大程度依附美國的市場和日本的技術，但它們在80年代的經濟增長卻差不多是全球最快的。為了解釋這—個現象，而又不愿掉進自由經濟學的窠臼，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提出了所謂“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的概念，認為東亞經濟的高速增長，是政府有效干預的結果，而非自由市場的功績(Amsden 1989，Wade 1990)。然而，這種對自由市場發展學院的批評，基本上仍是把經濟增長等同發展，并以追求有效的增長方法為最核心的關注點，因此可以說還是陷于發展主義的范式之中。 經濟增長的迷思 發展主義一個重要信念，便是認為經濟增長比不增長好，快速增長又比緩慢增長好。這種將“發展”等同“經濟增長”，再將“經濟增長”等同美好生活的信念，本是特定的歷史產物（見沃勒斯坦文章），但卻被看作為普泛的真理，支撐著整套發展主義的話語，將豐富多元的人類需求和自然生態，約化成單一的向度，僅以經濟指標來衡量。 用來量度經濟增長的，主要是國民生產總值(GNP)或國內生產總值(GDP)等指標。嚴格來說，這些經濟指標均以貨幣作為量度單位，因此反映的只是一個被界定的經濟體內年度的貨幣流通總量。不過，這些指標卻經常被看作能同時反映“福利”、“生活質量”和“進步”的程度，導致不少政府甚至會用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增長作為發展計劃的主要目標。這種理解，構成了偏好“經濟增長”的發展主義話語的重要基礎。 然而，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究竟涵蓋什么?反映了哪些經濟方面?又掩蓋廠哪些生計活動?它能反映“福利”和“生活質量”嗎? 這些指標是根據某年度內生產出來的貨品和勞務以貨幣衡量的價值，要通過貿易流程，才可以被匯總算入國民生產總值之內。因此，那些沒有納入貨幣流通過程，從而未能被貨幣衡量價值的產出及勞務，例如主要由女性負責的家務和育嬰工作，或是自給自足的農業勞動，又或是朋友、親屬之間的互惠活動，或是志愿組織的服務等，均沒有被計算在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之內，因此家庭婦女、農民和志愿工作者等對國民經濟的貢獻往往被低估了。 一個與此相關的有趣現象是，西歐18—19世紀工業化的過程當中，大量婦女由農村或家庭走向社會，進入勞動力市場；—部分則進廠工廠，但更多的婦女則投身服務業。以19世紀中期的英國為例，約四成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婦女從事女傭工作(Tilly and Scott 1989：68—69)。換句話說，婦女由從事沒有工資的家務勞動，轉到收取工資的女傭崗位，提供的雖然也是家務勞動，然而這轉換卻奇跡般地使國民生產總值有所增加。 19世紀的英國并不是惟一的例外，戰后美、加、澳、英等地，隨著世界經濟急劇膨脹，大量婦女投身勞動力市場。女性進入市場工作的比率由1950年的25%~40%上升至1990年的60%一68％，其中已婚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比率則由1950午的10%一20％上升至1990年的45％一60％(Snooks 1994a：15)。 國民生產總值在統計了婦女加入勞動力市場后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之余，并沒有扣除她們因而減少在家庭或農村的非工資勞務時間，因此高估了婦女就業所帶來的好處。事實上，婦女的非工資勞務對社群的貢獻非同小可，據斯努克斯(Snooks 1994a：17)估算，澳洲在1860—1990年的家庭非工資勞務占澳洲總體社群收入(市場工資總額加家庭非工資勞務)的35．8%，而聯合同歐洲經濟委員會更估算非工資勞務所生產的價值高達國民生產總值的一半。(James 1994：173)。 這引起了另一嚴重的問題，就是計算同民經濟增長時，由于工業化和市場化導致非貨幣經濟向貨幣經濟轉移，結果是原來在非貨幣經濟中沒有被算人國民生產總值的產出或勞務，在經擠貨幣化后卻被算入指標之內，，從而高估了工業化或市場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這種在統計上對工業化和市場化的偏好，不單對歐洲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增長”造成錯覺(見下文)，在當代第三世界國家(包括中國)的工業化或市場化的過程中，由于仍然采用國民生產總值來衡量發展程度，結果也是高估了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增長”。 此外，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是以總數或平均數算出，因此并不能準確反映不同地區或相同地區內不同人口之間的不同福利。例如目前一些世界性組織在比較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經濟狀況時，只能將不同國家的貨幣折算為一種通用貨幣(通常是美元)才可進行比較，但在折算過程中所采用的匯率，卻往往會造成對某些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高估”或“低估”的現象。有人曾計算，1960年至1984年間，發達國家與低收入國家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差距擴大，有三分之二是由匯率的實際變動所造成的(Wood 1991)。換句話說，實際匯率的變動往往能在很大程度改變不同地區和國家之間以貨幣量度的收入分配狀況。此外，在一些收入分配極不平等的地區或國家之內，倘若國民生產總值或人均總值的增長與兩極分化同時出現，那么對大部分貧困人民生活質量的改善便很可能沒有多大意義。 除了上述的問題以外，采用凰民生產總值等指標作為計劃目標，亦會鼓勵較貴重但卻不一定是必需的產品的制適。相反，由于技術進步而導致產品價格下跌，卻會使國民生產總值減少。因為較貴重的產品只有富人才有能力消費，而產品價格下跌卻對窮人有益，因此這些指標明顯帶著不平等的偏見。 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只度量當年產出的流量，但對擁有固存財富——包括人工的和自然的——所帶來的福利排除在計算以外。舉例來說，若我們今年購人一部新的電視機，但同時把舊的拋掉，結果是新購的電視機的價值被加入國民生產總值內，但被拋掉的舊電視機的價值卻沒有在計算中扣除，結果是高估了人民物質福利的提高。 更清楚的例子是對自然財富(例如空氣、飲用水、森林等)的計算。在把森林的樹木制造成家具的過程中，家具的產出是算進國民生產總值內的，但生產過程中對森林的破壞(大量伐樹)、對飲用水的污染(如制作家具的油漆等化學品被排放在河流中)或對空氣的污染(減少林木將減少對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吸收)，卻沒有在總值中扣除。更奇怪的是，由于自然環境的破壞，人們不能再免費地享用清新空氣和飲用清潔的水，只好到超級市場購買“蒸餾水”或購買飛機票到夏威夷享受清新空氣，結果進一步增加了國民生產總值；又或是為了把被污染了的自然環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過來，只有購買昂貴的設備以清除環境污染，這也會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的數值。換句話說，破壞自然的過程為國民生產總值提供了兩次增值的機會。 同樣的邏輯亦可應用在人類環境的計算之上。工人在工作過程中(特別是在惡劣的工作環境中工作)也會像機器般“耗損”(depreciate)——視力衰退、消化系統破壞、思想退化等，但這和自然環境的破壞一樣，也不會在國民生產總值中扣除。不過，為了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這些“耗損”而興建的醫院和增聘的醫療人員，則被算進國民生產總值之中，結果人類健康的破壞也為國民生產總值提供了兩次增值的機會(參閱Anderson 1991：21—28)。 塞林斯(M．Sahlins本書第二二章)更進一步指出，所謂資產是財富，越多便越好，這種觀點只是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并不適用于原初社會的采獵部族。當采獵地附近的動植物資源差不多耗盡時，采獵戶必然遷移。換句話說，游牧是采獵經濟不可或缺的部分，只有不斷流動，才能維持生計。然而高流動性卻與積累資產不能并立。對終口遷移的釆獵部族來說，資產只會變成負擔。一方面，采獵部族面對的物質壓力相對地輕，他們需要的生活資料，大部分能在居住的山林草野之中隨手獲得，當食物(野獸)或水資源漸竭時，只要轉移到另一處地方，問題便能解決，，因此，對采獵者來說，并沒有必要建立庫存，積谷防饑；另一方面，不斷遷移使攜帶資產成為吃力不討好的苦差，輕裝上陣才能令采獵戶的轉移流動舒適方便。為了使遷徙過程順利，部分采獵戶更會刻意毀壞其所“擁有”的大型“資產”，甚至把不能移動的老弱傷病“人道毀滅”。對采獵部族來說，人生的終極目標絕非不斷積累物質資財，而是得到不用背負沉重包袱的流動自由。 然而，原初社會的采獵民族的物質生活是否便十分匱乏，處于絕對貧困的水深火熱之中?若從人的欲望無限，但卻受有限資源制約的現代經濟學邏輯出發，答案才會是“對”的。不過，欲望(特別是對物質的需求)無限中是一種現代社會的建構，并非亙古不變的規律，因此的滿足絕不必要透過不斷擁有財富來實現；減少對物質資財的欲求，往往能使欲望容易滿足，而后者正是原初采獵社會的經濟邏輯。循此思路，我們甚至可以說，資產不斷積累的社會才是制造貧窮的源頭：若貧窮的意思是物質資財的擁有并不能滿足個人的欲望，那么強調（甚至鼓勵）欲望無限的現代社會，是無法不無時無刻制造貧窮的。相反，原初社會的部族民雖然沒有什么固定的物質資產，但他們并不貧窮，因為在他們特殊的社會背景(采獵經濟)下產生的對物質的欲求，對他們來說是十分容易獲得滿足的。在一個不以積累資產多寡來確定社會地位的原初社群，“貧窮”自有不同的意義。換句話說，以無窮欲望和物質資財匱乏來衡量的“貧窮”，只是現代文明的產物。 國民生產總值等指標只是從數量上計算福利，但“質”的改變，例如寧靜愉快的心境，卻在很大程度上未得到反映。國民生產總值這些指標沒有把工作能否為人們提供愉快的感覺考慮在內，因此倘若人們因為一些較苦悶的工作職位有較高薪酬而轉工，雖然國民生產總值因而會提高，但人們的生活質量卻未必會改善。 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這些指標對閑暇(1eisure)的處理。當我們能夠以較少的工作時間來生產出與以往同樣多的產品或勞務時(這可能是由于技術進步所致),國民生產總值并不能反映多出了的閑暇時間所帶來的好處;但假若我們把多出來的閑暇時間用來生產更多的產品或勞務時,卻會引致國民生產總值的增加,從而好像“提高”了福利，反映了這種統計方法對閑暇的歧視（Anderson1991：29）。事實上，正如塞林斯指出，原初社會雖然沒有現代工商業社會的物質消費品，但活在原初社會的人卻不用像在工商業社會一樣要長時間工作，因此閑暇時間較多，特別是一些居于擁有豐富資源的森林的采獵民族，往往一天工作三至五小時便足夠整天的食用，剩下的時間，除了休息和睡眠以外，還有很多可以用作社交和談天等現代人夢寐以求的生活，因此，采獵民的生活質量不見得比現代工商業社會的人為差。 荒謬的是，在“閑暇”備受忽視的同時，“閑暇產業”卻在當代蓬勃發展。高爾夫球場、迪斯尼樂園式的大型游樂場等等，像雨后春筍般涌現，為現代(富)人解決他們的“閑暇”問題。然而，這些能增加國民生產總值的“閑暇產業”，卻背負著十分沉重的社會和生態代價。 超英趕美的幻象 發展主義另一個迷思是：所謂“落后”地區若能采取有效的方法，是可以慢慢追上發達國家的。而有關“落后”地區發展的研究，主要是論爭什么才是“有效的方法”。新古典經濟學自然開出了自由市場、私有化和出口導向的藥方；社會主義國家則以計劃經濟作為發展的啟動器；部分西方馬克思主義者和凱恩斯主義者則倡議由“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策略性地扶助重點工業。然而不論是哪一個派別，多數都不反對工業化是經濟發展的必要（甚至是充分）的條件。 將工業化(或所謂生產性產業、科技產業)置于經濟增長以至發展的中心位置，是各類發展主義話語的通病，這種生產／工業／科技中心論，基本上忘記了經濟活動其實是包括了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或使用)等環節，而這些環節都不僅僅是純經濟的活動，當中包含了各類文化、社會和政治因素。脫離了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等文化社群活動和政治活動，純生產或科技本身是無法促進經濟發展的，或更確切地說，從來就沒有純生產或純科技的活動。 60年代到90年代中的東亞高速增長，為這種產業／科技中心論提供了新的養分，并成為頗具影響力的“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的確鑿依據，為新—輪的發展主義信念打了補丁。不過，過去十多年東亞地區較快的經濟增長，其實并非是由于政府以干預金融市場來集中龐大的資金對工業作高強度投資，以達到所謂“持續創新效應和產業結構高級化”而導致的，而更多是與當地的大企業和政府壟斷或操控了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等環節有關。以日本的對外投資為例，1981年至1994年間，投資于工業的總值約是l150多億美元，而投放在服務、金融、保險和商業的總值，則達1760多億美元，若加上運輸、地產、農業和礦業等非工業部門，非工業的對外投資總值差不多是工業投資的三倍；而這些地區近 日陷入的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也并非所謂品質圈和看板管理等技術受到限制，更主要是由于這種壟斷結構造成日益嚴重的貧富不均，削弱了大部分人口的消費能力，從而導致消費不足所引起的生產“過?！蔽C。 以備受議論的日本經濟為例，強調工業和生產領域的話語，只把討論的焦點放在高科技之上，完全漠視日本的大企業集團(特別是其中的商社)在戰后長時期獲利和高速擴張，很大程度上是依賴它們所建立的廣泛貿易網苗和與政權的良好關系，從而得以壟斷或部分壟斷交換、流通和消費等市場環節，包括貨運、保險、金融服務、資訊、廣告、百貨連鎖店等。掌握了這些交易和政治網絡，日本大企業便能夠控制工業產品和各類勞務的供求渠道。 日本的商社是推動日本經濟發展的重要企業之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商社在80年代初直接的或與其他企業合作的對外投資中，超過一半是以少數所有權(minority ownership)的形式出現。換句話說，日本商社在外國的合資企業中，通常占有不超過百分之五十的股權(大部分更是低于百分之三十)，而外國的政府或企業才是最大的股東。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不難理解。除了受到當地政府的投資法律(特別是想保護本土工業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限制以外，日本商社本身亦主動以不擁有多數所有權的身份與外國企業合作，因為全資擁有雖或可較能保障產權，但卻同時會成為某種負擔，特別是在世界經濟不確定的情況下，“綁在產業上”便意味著資本的流動性減低，風險增大。相反，作為擁有少數產權的合資者，日本商社能夠較靈活地利用它們的投資，一方面可減少初始的投資成本，另一打面亦可降低日后營運所面對的經濟和政治風險。 再者，放棄全權擁有合資企業，并沒有導致日本商社的控制和管理權力下降；事實上，由于日本商社的經營主要以貿易為主，關心的是商品的流動而非固定資產(stock)或實際生產，所以它們情愿把資金投放在建立廣泛的貿易網絡上，特別是在重要的世界經貿金融中心(如紐約、巴黎、倫敦、香港等)建立各種“商業基礎設施”，包括倉儲、海運、保險、金融服務、技術資訊等，以控制世界市場。只要能掌握工業產品在世界市場的供求渠道和資訊，以及生產者所需的金融和商業服務，日本商社便不難控制合資企業的生產和經營方向，并能獲得遠比生產／工業活動為高的利潤(參閱Kojima and Ozawa 1984)。 2()世紀下半葉的日本并非特例。回顧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可以看到領先者往往在—些環節(不一定是工業)的技術或組織中占有優勢，因此獲得壟斷的位置。而所謂發展競賽，就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只是努力“創造或保持自己的壟斷優勢，或破壞別人的壟斷優勢”。各種發展策略：18世紀的重商主義、19世紀的工業化、進口替代、出口導向、創新科技等等，基本上旨在利用政權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企圖削弱對手的競爭能力，以確保自身的壟斷位置。 對生產領域的迷信，很可能是源于對18—19世紀歐洲(主要是英國)的工業革命的誤解，以為工業(技術)革命確曾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但事實上，英國工業革命對經濟增長(以人均國民收入計算)的貢獻并不十分大。斯努克斯指出，與過去的經濟增長率比較，英國在工業革命時期的經濟增長并不突出。根據他的估算，在1086年至1170年的前工業革命時期，英國的經濟增長速度與1801—1831年工業革命高峰期基本上差不多，而在16世紀上半葉的增長率，更是工業革命高峰期的三倍(Snooks 1994b：16)。 此外，牛津大學經濟史范斯坦教授(C．H．Feinstein)最近重新估算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中工人的實際生活水平。他的研究指出，以往對工業革命時期工人生活水平的樂觀估算，存在不少問題。他綜合了—些新的資料后指出，在1778—1782至1853—1857這75年間，英國工人的實際工資增長少于百分之三十，而在1830年以前的50年間，工人的平均工資基本上沒有什么實際增長。人口增長導致工人需供養的人數增加，伴隨著工業化而來的城市化所導致的居住環境變壞和公共衛生惡化，再加上社會福利補貼的減少，使得工人在工業革命這75年間的實際收入增長，可能只有百分之十到十五。換句話說，工業革命并沒有大幅地為大多數英國工人帶來美好的物質生活。而1810年間此起彼伏的工人抗爭運動，正好從側面反映工業革命對工人的負面影響(Feinstein1998)。 不論是自由主義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均以19世紀英國作為模型，而看不到更長時段(自16世紀甚至更早)和更大范圍的資本主義歷史，因而看不到18—19世紀英國的工業化，只是資本主義歷史長周期過程中，資本家在特定的歷史背景中把資金投放到工業的一個結果。而到了20世紀70年代，由于世界性貧富差距的擴大，造成消費不足，再導致工業生產“過剩”，進入了另一階段的經濟長周期低谷，對低收入國家來說，工業化不僅不是增長的靈丹妙藥，更可能掉進發達地區把生產過剩和環境污染的危機轉嫁給貧困地區的陷阱。 低、中收入地區在60—70年代的工業化浪潮，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因工資等成本上升，導致利潤率下降而將工業外移。這些新興工業國因此被迫要在一段時期內互相競爭用作工業投入的資源，使工業生產成本上升，同時又過量生產相類的產品，使它們在世界市場中的價格下調，造成了工業產品的利潤下降。與此同時，發達國家則把資金投放在金融資訊等第三產業，通過控制新興工業國千方百計要爭奪的資金，獲取厚利。 伴隨著低、中收入地區在60—70年代工業化的，也正是發達地區(特別美國和日本)的污染性工業的外移。據世界銀行兩位學者的一項研究指出，自1960年起，歐、美、日等地區的污染性工業占工業的份額持續減少。相反，拉美和亞洲等低、中收入國的污染性工業份額則穩定地上升(Mani and Wheeler 1998：23l—233) 因此，將工業化，孑經濟增長緊密聯系起來，其實是一個重大的誤會，正如將富有國家稱為七大“工業國”，基本上忽視了一個重要事實，就是這些所謂‘‘工業國”其實已越來越非工業化，越來越依賴金融貿易等第三產業。相反，低、中收入國家則越來越工業化。然而，正如塞林斯、沃勒斯坦和阿里基(G．Arrighi)的文章分別指出，世界范圍內的收入不均程度，不僅沒有隨第三世界地區的工業化而縮小，相反，在戰后至今的數十年間，甚至是在過去400年內，更有擴大的趨勢。在1997年，富裕國家約占全球兩成的人口，共消費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勞務；而最貧困的兩成人口則只享受到全球百分之—點三的消費(聯合國《1998年人類發展研究報告》)。 除了極少數的例外(如80一90年代的所謂亞洲四小龍，不論采用自由經濟的出口導向，或國家干預的進口替代式工業化；也不論是采取依附論所倡議的與世界經濟脫鉤或斯大林式的計劃經濟，以發展工業為目標的低收人地區的發展主義式的追求，大多數以失敗告終。事實上，工業化只是在某特定的歷史時段，對特定的群體，如發達地區的工業資本家有利，而往往并不是低、中收入國家用來超英趕美的有效手段。只有那些在資本主義歷史周期中，置身于良好的地緣政治位置的地區，才會獲得資金的青睞，經濟才會較快速地增長。然而這些幸運地區的人口，只能占全球人口的極少數，因為它們的富裕，是建立在對稀有資源的壟斷和對大多數人口的排拒剝削之上才得以實現。這是維持哈羅德(Roy Harrod)所謂的寡頭財富(oligarchic wealth)的重要機制(見阿里基文章)。換句話說，少數人的富裕是建筑在大部分人的貧困之上，無論低、中收入地區的人民如何努力，也不可能每人都享有美式的“富?！鄙钏健Ｊ聦嵣?，正如沃勒斯坦所言，在1750至1950年發展了的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而表面‘‘發展了”的國家，其實只是獨享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擴張的經濟成果，而這種享占，也不是個別國家的政策所導致的，而是資本主義世界的剩余積累從中心溶化開來的歷史效果。因此，落后地區的“趕上”，只能意味著別的地區的資本積累衰減，損害他人的經濟福利。沃勒斯坦更預期資本主義世界的擴張已差不多到達極限，難以為繼。 發展主義者將發展過程中包括的種種復雜的文化、社群以至偶然性因素，硬套為技術和生產率的提高、創新效應和產業結構高級化和高強度投資等問題，只是在強化一種十分褊狹的習見；而自由主義、計劃經濟和“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學說之間的論爭，由于將經濟增長、工業化等視作理所當然，因此扮演著維護發展主義范式的共犯角色(見班努里文章)，無法開拓新的話語空間。 “落后”的第三世界／邊緣的建構與規管 對于西方以外的所謂貧窮地區，發展主義話適給予不同的命名：“第三世界”、“落后國家”、“發展中地區”、“低度發展地區”、“邊緣地帶”等等。盡管低度發展和邊緣等概念源自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等批判現代化理論的學說，但對于大部分應用者來說，它們大抵與“第三世界”或“落后國家”分別不大，都是同一的、等待發展的地區，而發展與否，基本上是以單—的目標——工業文明和政治軍事力量——來衡量。 埃斯科巴(A．Escobar)的文章仔細地梳理西方發展主義話語如何建構“第三世界”或“低度發展地區”等概念，并分析這種話語是如何運作的。借助福柯對知識、真理和權力的分析，埃斯科巴追溯發展主義話語的歷史系譜，特別是發展經濟學等學科的專業化過程。 埃斯科巴指出，發展主義話語自1945一1955年在西方出現和形成，與殖民帝國解體和共產生義冒升有關，在這個歷史語境之下，西方為了界定自身的優越地位，建構出“第三世界”和“低度發展”等非西方地區的落后形象，提出要追上西方工業文明這單—目標，需要采納與西方發達國家相近的分類系統和技術，于是所謂窮國的人口、資本積累過程、天然資源、農業和貿易、行政管理以至文化價值，都成了無休止的規劃干預對象；發展成為一種專業，發展經濟學成為專業中的專業；引入外國技術、資金和投資成為發展的教條；而負責訓練發展專業的則是歐美的大學和國際機構，不僅培養“第一世界”的發展專家，更為來自“第三世界”的“學生”提供各種建基于經驗主義的社會科學“真理”。 發展主義話語透過標簽的生產，將紛雜多樣的農民簡化為“小農”、“文盲農民”等生產因素，變成為可以被替換和應該被管理、教育和規訓的對象。這種充滿現代化偏見的話語，在世界銀行等組織協助之下，大規模地引入“第三世界”，強化了發展主的意識形態和與之相關的生產和權力系統。 埃斯科巴認為，對發展主義的最有力的批判，應該直接探討發展與知識權力的關系，并將對發展主義的批判，與當地的各種抗爭聯系起來。 盡管沒有像埃斯科巴一樣借用福柯對知識權力的分析，但透過仔細分析發展經濟學家如何扭曲簡化邊緣地區開采業經濟的具體研究，和探討這種已簡化了的發展經濟模型如何進—步為政治家任意引用，邦克(Stephen Bunker)的文章對埃斯科巴薩的分析作出了緊密的呼應。 本文版權為文章原作者所有，轉發請注明自左岸會館：http://www.eduww.com/bbs

	第 2 樓

邦克指出，影響甚大的經濟學家赫希曼(A．O．Hirschman)、諾思(D．Norlh)和沃特金斯(M．Walkins)所建構的發展經濟學模型，基本上是約化自加拿大學者英尼斯(Harold Innis)對)開采業經濟的詳盡歷史研究。英尼斯筆下的開采業經濟，本是復雜多樣、跟工業經濟十分不同的經濟體系，在極大程度上受制于地質、水文及生物因素，因此開采業之間的差異遠大于工業經濟之間的差異遠大于工業經濟之間的差異，故不能將開采業經濟普遍化。然而，到了赫希曼、諾思和沃特金斯等人的手中，受獨特空間限制的開采業成為了千第一律的經濟體系，當中紛雜多樣的被開采物被化約為一種生產因素的變量（所謂原材料），完全可被替代，空間和地形則被化約為只是關于運輸費用的問題。開采業與工業經濟的惟一分別，就是能否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的增長，或所謂不同程度的連鎖效應。 這種機械化的普泛理論，不僅將部門與空間混淆，更以經濟學模型的貌似精確的措辭，建立一種科學的外觀，再加上當中對地區增長的樂觀承諾，吸收了不少政客和知識分子，使他們接受這種理論。對這種發展模型持批判態度的反對者，被打成為頑固的反進步分子，或只顧地方特殊利益、不顧國家大局的保守力量，因而他們的聲音很快就遭到淹沒而被遺忘。 由于意義含糊和過于復雜，加上學科規范恪守的維護范式機制——發展模型本身超然于爭辯以外，只容許對模型作出枝節性的批評——發展主義經濟模型成為了機會主義詮釋的溫床，特別容易為政客利用。邦克以巴西亞馬遜地區的開采經濟發展計劃為例，說明當地的政客和計劃工作者如何運用這些早巳被發展經濟學家扭曲簡化了的模型，為他們的宏圖大計辯護和鳴鑼開道。 斑努里(T．Banuri)的文章從一個知識社會學的角度，進一步梳理發展主義的維護范式機制。所謂維護范式，就是在面對外來的批判時的主流范式，例如現代化理論，另外發展出——種不痛不癢的內部批評，或把問題轉化，磨掉來自外部(例如生態保護運動)的批判力量。將現代化發展引申出來的問題，簡化為純物質利益分配，包括政治、經濟和自然環境的問題，例如把“自由”、“人的解放”等訴求轉譯成公平收入分配和扶貧等人類基本需要，正是—種維護范式的策略，因為強調收入分配、貧困和基本需求，就只能針對發展的后果，而非發展的過程和方式本身，換句話說，還容得下現代化發展模式自我修正。 班努里仔細分析了主流發展話語維護范式的幾個案例。例如，面對興起于60一70年代，對現代化理論強烈批判的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主流話語的回應，一方面是強調天然的不平等，例如自然資源和人力資源稟賦的差異，以消解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所強調的中心地區剝削邊緣地區的關系；另一方面則提出要強化邊緣地區政權的政治經濟實力，以改變依附的局面，或導致依附發展的出現，這也就是晚近以發展為主導的國家的說法。而對于來自生態保護運動的批評，主流發展話語的回應，是把現代化對自然生態的破壞，定義為管理主義的問題，是能夠透過加強政府干預，或以市場動作便可解決問題。換句話說，也是一種強調后果而非過程的策略。 針對主流發展話語的維護范式策略，班努里展開了更徹底的對現代化發展模式的批判。班努里采取的，是對現代化發展模式根本拒斥的立場。他認為原住民在西方文化入侵以前的生存狀況是沒有什么問題的，但西方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引入，卻迫使原住民更分散精力，以應付和抵抗外來的文化、政治和經濟宰制，而不能集中精力于正面追求他們自身定義的社群文化目標，這是現代化發模式最大的禍害。他認為只要讓原住民自己決定如何發展，盡管他們也會犯錯，但與引入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專家不一樣，原住民不會不斷合理化他們自身的錯誤，而是會從錯誤中學習。畢竟，原住民與現代發展模式的專家最不同之處，是后者就像追逐野兔的獵狗，它的奔跑只求一頓晚餐；但原住民卻是野兔，在生死線上求存奔路。 邦克、埃斯科巴和班努衛的分析，都直接指向了有關發展的知識的生產和權力運作，如何使反對者不說話。特別值得留意的是，發展主義話語的普泛性分析方法、簡化的模型和帶樂觀取向的修辭技巧，往往比強調歷史特殊性的當地分析——其批判性質通常不會給出樂觀的許諾——更有政治動員力。而對發展主義作出批判的當地知識分子，在既有的學科規范權力之下，也要同時面對削弱自身的專業權威的兩難局面。這種種用以組織、管理和控制知識的生產、擴散和確立的技術和規范性實踐，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發展主義的霸權地位。 知識、權力與現代化發展話語 自70年代以降，經歷了越戰、石油危機和第三世界債務危機等連串事件之后，在低收入國家乃至西方發達國家內部，滋生了各種對現代化道路持懷疑甚至批判的思潮。伴隨著現代化發展出現的種種社會惡果，包括貧富不均、不斷增長的失業人口、環境破壞、種族沖突、政治迫害、軍備競賽、戰亂和政治惡化等等，變得越來越明顯，使人不得不正視現代化發展的合理性問題。甚至在過去的10—20年間，沉醉在安定繁榮和高速增長的樂觀情緒之中的東亞地區，9()年代末金融風暴之后，也被迫要正視現代化發展的局限。 在世界各地競相現代化的過程當中，關于發展的話語也越來越只剩下現代化理論或它的變種；傳統的、原住民的有關發展的知識，備受排擠以至無聲無臭。這種知識的壟斷局面，隨著現代化發展的局限逐漸顯現，也同時受到質疑。 馬格林(S．Marglin)和阿帕杜雷(A．Appadurai)的文章，對現代化發展帶來的社會文化代價，進行了仔細的分析，并嘗試在西方式發展主義以外，尋找另類生計存活的可能性。這兩篇文章所關注的，并非現代化發展所帶來的政治、經濟問題，也不是自然生態破壞的程度，而是作為一種知識系統的發展主義或現代化理論，如何破壞第三世界的傳統知識系統，和與此緊密相連的社群生活和文化活動。 馬格林指出，現代化農業發展模式的一個支點，是承諾科技的進步能為大部分人帶來富足。只要在農業部門內引進高科技，例如“綠色革命”，人們的生活狀況便能逐步改善。 對這種現代化觀點，馬格林提出質疑。不過，與過往的批評不同，馬格林并非從可持續性(sustainability)或分配不均等角度來批判農業科技化。不少對現代化持否定態度的論者，都曾指出高科技農業會導致過分使用化肥農藥，引起環境污染；大量用水又會使水資源耗盡；雜交谷物減少植物的遺傳基因；大規模生產方式會對小農不利，導致土地、資金分配不均，甚至引發政治不穩定。然而，對馬格林來說，這些都是并非沒有爭議的結論。馬格林認為過去對現代化農業科技的批判，并不十分有效，原因是他們錯把高科技農業當作是一種一次性的解決方法，而沒有理解到科學家處理高科技農業的過程，其實是—個自我修正和自圓其說的過程。對科學家來說，高科技農業自然會制造問題，但科學卻能找到解決方法，雖然解決方案本身又會導致新的問題。換言之，科學家深信的，并非是一次性的解決方案，而是這種帶科學主義偏見的“問題——解決——問題”的循環過程。換句話說，是知識的政治，而非科學方法的對錯，支撐著現代化科技的統治地位。因此，要徹底回應現代化農業科技，就得要同時針對科學家這種“深信”，以及在背后支持這個信念的各類政治和制度性因素。此外，他認為現代化所導致的問題，不僅僅是在政治經濟和自然生態方面。他所關心的，是現代化知識系統對原住民社群文化生活的沖擊。 馬格林提出了一個問題：盡管高科技農業或能增加糧食生產，但把大部分農村人口從農業勞動中解放出來，進入工業，那究竟是為了什么呢?是否為了那種無聊苦悶的工業勞動?對他來說，當農村迎釆各式農業專家——植物醫生、植物繁殖家、土壤專家、森林專家、農產品市場專家——之日，當農村舊有的社區組織解體之時，農業便由一種生活方式約化為一種生存手段，農民變成農業企業家或農工。 這種把農民看作為一個生活社群，而非僅僅是與資金或土地等同的一種生產因素(投入)的視點，在阿帕杜雷的文章中得到呼應。阿帕杜雷引用印度西部一個叫娃迪(Vadi)的農村的案例，指出現代化農業知識系統，對農村帶來的消極影響，不單是在物質上的，還包括對社群文化生活的破壞。 娃迪村農民傳統以皮制水桶汲取井水，從事農業耕作。由于資源匱乏，農民大都要分享水井以及作為動力的公牛，這是維系他們社群共同生活的一個重要基礎?，F代化農業科技引入娃迪以后，電力汲水方法逐漸取代動物拉水操作，金屬水桶取代皮制水桶。對于大部分沒有能力擁有新的電動水井設備的農民，這種替代意味著取消他們的生計，或至少增加了他們日益依賴市場的風險，而往日以制造皮革水桶為生的匠人，也陷于困境。不過，這對阿帕杜雷來說，還有更重要的負面影響：現代化電力科技不單取代公牛動力，同時更取代了農民植根于此的合作生活方式，結果不僅是降低了大部分并不富裕的農民承受風險的能力，同時更導致—種合作互助的生活價值解體。這種對舊有社群合作生活的破壞，往往是難以逆轉的。雖然基于現代化科技農業的新的社群合作方式將會出現，但阿帕杜雷認為這種新的合作只是策略性和工具性的，而非像原有的是一種強調合作互助的生活價值。 對于科學主義的偏見，馬格林和阿帕杜雷的文章也分別作出回應。馬格林首先揭露科學知識運作過程的政治性。他指出“綠色革命”推廣的雜交谷物，并非如科學家宣稱是由于它們較傳統種籽優秀，而是種籽商要在農業生產過程中，取得壟斷位置，使農民要依賴種籽商的供應。以雜交谷物為主的“綠色革命”得以成功普及，是種籽商、美國政府(農業部)和科學家利益匯合的結果。種籽商要的是壟斷地位；美國政府要的是經濟利益和冷戰的考慮（以大規模生產糧食的承諾來取消共產主義對第三世界的吸引力）；科學家想的是社會和學術界的地位。 阿帕杜雷則指出，印度娃迪農村的農戶之所以在70年代以后逐漸放棄使用牛糞作為有機肥料，并不是由于化學肥料更有效率，而是由于1972年發生嚴重旱災，迫使農產大量賣掉牛，再加上政府、農業企業和農業專家的壓力，使有機肥讓位于工業化肥，同時也使傳統有機農業的知識流失。這導致了一個嚴重的后果，就是讓科學專家取得了壟斷有關發展知識的地位，而這種專家的知識霸權，所依據的并非是知識本身的真偽，而是獨特的、與現代化模式吻合的政治操作方式。 針對科學家對“問題一解決一問題”循環自圓其說過程的“深信”，馬格林和阿帕杜雷不約而同地提出相似的回應。他們指出，現代科技的專家的知識系統，本身并不是問題，只是眾多知識系統中的一個。問題是這種現代科技知識系統往往要取代其他(例如農民或原住民的)知識系統，把農民或原住民的文化社群生活，約化為純技術性的問題，只剩下一種科學家或工程師的答案。但這種科學技術的答案，其實無法處理農民復雜多樣的文化社群生活。根據馬格林等人的看法，所有知識系統都必然嵌入社群生活之中，現代化科學主義的最大問題，是想抽離于其特定的社會背景，成為凌駕一切的普遍真理。因此，保護農民或原住民的非現代化知識系統，并非僅是懷舊的浪漫王義，而是恢復或增加農民和原住民的知識和文化生活選擇的重要策略。 婦女與發展——對“發展中的婦女”話語的批判 婦女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種種貢獻和需要，長時期為發展主義所忽視。到了70年代，學術研究和國際機構才逐漸將與女性有關的課題放進發展話語和規劃之中。一個叫“發展中的婦女”(WID——Women in Development)的領域出現了，將婦女納入教育、就業、資金等各種被認可的發展規劃范疇。接著聯合國宣布1976—1985年為“提高婦女的十年”，一時間婦女在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好像大有提高。 國際機構愿意直面婦女在發展過程中的特殊性，比以往完全視而不見，似乎有點進步。不過，這種“進步”實際上十分有限。更重要的是，將婦女納入各種發展規劃之中，是否是一種“進步”，還大有商榷的余地。 在發展的過程當中，婦女確實有她們的特殊角色和需要。在不少地方，相較于男性，婦女更難獲得土地及其他資源，更不能掌控自身的勞動和勞動成果，流動性也較低(受家庭和社群的限制)，對醫療衛生包括生育的要求也有較大的需求，自然，還得加上不平等的教育和就業機會、家庭暴力等等。 然而，對于這些婦女的特殊位置和需要，盡管采用“發展中的婦女”的措辭，國際機構所做的其實極為有限，婦女只能分得各種大型發展計劃的殘羹剩飯。在“提高婦女的十年”當中，聯合國所有主管發展規劃的單位的項目之中，只有3．5％為婦女而設，占所有發展項目經費的0．2％；在80年代末期，聯合國婦女發展基金的財政預算只有500萬美元，占聯合國7億美元總預算約0.7%(Brohman 1996：280)。 這種半心半意的“發展中的婦女”的規劃，更嚴重的問題是沒有質疑發展主義的邏輯，只簡單地接受“發展”——現代化便能改善婦女的生存境況。然而，是什么因素導致婦女在生存上面對的種種困難?婦女在發展過程、生計活動中，是否只是被動的受害客體?是發展造成了婦女的苦難?還是不發展?這些基本的問題，“發展中的婦女”這類話語并沒有觸及。 女性主義對這種表面上關注婦女但骨子里卻是徹底的發展主義的話語作出廠批判。帕帕特(J.L．Parpart)和阿普菲爾—馬格林與西蒙(F．Apffel—Marglin&L．Simon)的文章，分別從后現代女性主義和第三世界婦女的立場，對“發展中的婦女”等話語和規劃進行了反思。 帕帕特從一種后現代女性主義的角度，反對“發展中的婦女”話語所潛藏的第一世界(包括當中的女性主義者)偏見，就是將第三世界婦女同質化和他者化，將她們塑造成被動無助的受害者，等待現代化“救援”。在指出了第三世界婦女與第一世界的差異之后，帕帕特進一步指出第三世界內的婦女，亦呈現異彩紛雜的面貌，有千差萬別的生存策略和需求。因此，聯合國的發展機構那種無視婦女差異的發展規劃，不僅不利于進一步理解第三世界的婦女，更可能會對她們既有的存活生計起破壞的作用。 汲取后現代女性主義的養分，帕帕特清醒地要求避免掉進“不停地自我解構”的相對主義和由此引起的“政治無能”。在強調差異的同時，她并沒有否定唯物分析，也強調階級和性別的互動關系的重要性。然而與傳統的社會主義女性主義者不同，帕帕特認為在不放棄性別和階級立場之余，應該加進話語分析、知識／權力關系、差異性等角度去重閱女性活生生的經驗，否則，“女性與發展”便很可能會重蹈第一世界對第三世界的殖民經歷。 帕帕特的后現代女性主義立場，在很大程度上與馬格林等人對發展主義的批判接近，也是反對將現代化等同發展，“反對純粹自土而下看待發展的問題，要求仔細地、本土地和在具體的語境下考察南北半球婦女的生存策略”；發掘第三世界婦女“多樣的‘聲音’和‘知識”’，取消北半球發展專家對發展話語的壟斷地位。 岡普菲爾—馬格林和西蒙采取的更多是—種第三世界本土的政治立場，批判“發展中的婦女”及后繼的“婦女、環境與發展”的話語中潛藏的殖民主義元素。她們認為這些發展與女性的話語，與維多利亞時代的女性主義和殖民主義對東方女性形象的塑造，有著一脈相承的連續性，就是一方面把女性看作為被動的受害者，另一方面則懷有將她們轉化為“經濟上具生產力、自主獨立的主體”的欲望。 以印度的殉夫為例，在殖民話語下，殉夫的婦女要么是貞烈忠誠的英雄，要么便是等待拯救的弱者。殉夫與面紗、陰部閹割等成為了壓迫、傳統和父權的象征，被普遍化成為“真正”的“落后”殖民地文化。然而，阿普菲爾—馬格林和西蒙指出，在她們曾考察的印度地方，殉夫的傳統并不存在；不論是依據印度宗教的經典，又或是地方的風俗，婦女在丈夫早死的情況下，可以有三個選擇：殉夫、成為修士或重婚，而選擇成為修士往往是地方的慣例，殉夫極少發生。 因此，她們認為，殖民話語下極不人道的殉夫習俗，很大程度只是殖民者為了合理化殖民統治，使殖民大致披上“教化落后民眾”、“保衛柔弱、馴服和被動的受殖婦女”的道德外衣，而發明出來的傳統。 這種矮化受殖主體的話語，再次在‘‘發展中的婦女”等措辭中重現：貧窮取代了殉夫、面紗，成為落后的象征，要由西方“先進”的文化拯救。與殖民話語一樣，“發展中的婦女”再一次以殖民宗主國/先進國家的婦女形象作為標準，來衡量以致教化“低度發展”地區的婦女，產除當地社群的“落后”傳統，建立“自立”經濟獨立、完全整合在一個商品世界中”的新女性形象。 阿普菲爾—馬格林和西蒙反對將婦女與家庭和社群分開，并將傳統非歷史化為壓抑婦女的力量。她們以印度的本土醫療知識為 例，挑戰那種基于文明／落后、自主／壓抑等二元對立的發展主義知識，指出女性身體跟土地或社群文化一樣，被當地人看作是和諧地與自然共處，沒有尊卑高下、沒有人和非人之分。與塞林斯—樣，她們認為印度本土女性的中心關懷并不是生產力，也不是經濟學所說的如何超越匱乏，而是一種要求“不太多，也不太少”的存活態度，一種需要男女共同參與的孕育和再生的過程。 這些第三世界的女性主義批判，重新肯定女性在當地社群的生活過程中的重要貢獻，也重新塑造出并非被動的受害者的女性形象。透過肯定女性的各種本地知識和才能，有力地反駁發展主義的各種偏見。 從上述討論可以看到，馬格林等學者與女性主義者批判現代化發展話語的霸權地位，審視現代化進程對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農民和原住民的經濟、文化生活造成怎樣的具體沖擊的時候，并非簡單地訴之于傳統主義的浪漫情懷，也不是要完全排斥現代科技，而是想跳出傳統與現代的二元對立，在高科技發展與復古的兩種極端之間，討論(現代化)知識的政治，希望透過保護和恢復各類舊有的知識系統，使農民、原住民等廣大人口重新掌握生存和發展的選擇。 不是結論：怎樣辦? 盡管循不同的進路、持不同的政治和學理，本文集的文章均對發展主義作出不同程度的批判，質疑那種放諸四海皆準的現代化工業文明的合理性，挑戰建構現代化發展話語的運作流程?？梢哉f，這些文章從不同的角度有力地動搖了發展主義大廈的根基。 然而，對于是否要大廈倒下，或大廈倒下以后該怎樣辦，這些文章卻沒有達到統—的意見。這也許是值得欣喜的。事實上，我們也很難相信，存在著一種惟一的出路。 較為激進的回應是班努里對現代化發展規劃的根本拒斥立場，認為現代化發展只為原住民社群添加麻煩，并沒有實質的幫助。沃勒斯坦則認為反體系運動應該以爭取在各地提高工資的方法，對資本主義上層構成壓力，盡量保留工人所創造的剩余。這樣，便可以使世界資本主義體系“負荷過重”，大幅減低資本積累的速度，使經濟資源上的分配更為平等。沃勒斯坦認為由國家政權推動的任何發展策略都只能是幻想，只有透過爭取平等才有可能達到真正的發展。 相對于沃勒斯坦較為經濟主導的關注，馬格林和阿帕杜雷更多地關注“空降”的現代化發展對原住民社群性和既有存活方式的破壞，然而，不同于班努里，他們并不要求完全排斥西方的現代化發展模式，文集內其他作者在批判現代化發展主義之余，也沒有接受完全排斥現代化的立場，只要求給予原住民的(不)發展模式和生計知識體系相同的地位。 埃斯科巴和邦克的介入點主要在話語層次方面，邦克希望建構一種新的、依據特定歷史背景的發展模型，埃斯科巴則追求一種與批判西方發展模式的人民反抗結合的話語，“設法使用本地知識去改變既存權力筑構”。這種介入與帕帕特、阿普菲爾—馬格林與西蒙的觀點相互呼應。所不同的，是后者更強調這種新的語語應該加強第三世界紛雜多樣的女性的聲音。 盡管建議不同，但各作者異口同聲提出了對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專家的不信任。沃勒斯坦在文章的副題中問道：(現代化)發展是指路明燈還是幻象?對于在現代化霸權享有優越地位的經濟學家、工程師和其他各式各樣的發展專家，答案自然是前者；然而大部分農民、工人或原住民對這問題的答案，恐怕會大出現代化發展模式的專家意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