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緣起考

新自由主義緣起考

    
    【內容提要】 新自由主義是一種階級現象，是壟斷資產階級為解決同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矛盾，而采取的階級戰略或政策。

                                      一

    在整個資本主義時代，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始終在為開創解放和發展的道路一代一代地探索和艱難奮斗。從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列強瓜分世界的爭奪，引發出兩次世界大戰。100年前的世界強國是美英法德意日。今天，世界強國仍然是這些國家。全球的最大利益，始終只在進入資本主義金字塔塔頂的國家之間進行分配。資本主義強國不允許，事實上也沒有再出現重復資本主義的老路并能夠趕上更不要說超過早期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大國。
    數年前流行以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為發展樣板，還有東德不如西德、朝鮮不如韓國、大陸不如“臺灣”一類的說法。姑且不論這里的“不如”之說到底有多少根據或者帶有政治偏見。第一，這些國家和地區在發展的最輝煌時期，也算不上資本主義大國。第二，這里當然有著自己人民的辛勤勞動，然而其發展卻帶有明顯的依附性，不能認為是本國或本地區獨立發展的結果，而只是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一個部分，或者毋寧說是櫥窗罷了。第三，特別是韓國、泰國、印度尼西亞、臺灣這些國家和地區，當美國需要它成為包圍社會主義蘇聯和中國的前沿陣地的時候，不惜對它提供多種優惠和無償援助，而一旦失去這種需要，任憑一場金融危機的摧殘，就使它倒退二三十年，使那些業已取得的成就一夜之間煙消云散。在資本主義的范圍內，歷史已經終結第三世界的發展前景。
    1917年十月革命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確立下來。在帝國主義時代，蘇聯從第三世界崛起，在不長的時間里，成為足以同最強大的帝國主義國家—美國并駕齊驅的世界強國。蘇聯抵御和戰勝德國法西斯的進攻，極大地提高了社會主義的威望。中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無論發展的速度和各方面的發展成就，同樣成為奇跡。社會主義開辟出一條人類社會發展的新道路。它為人類歷史進步提供的最主要經驗，在資本主義秩序的范圍之內，是不曾出現的：
    ——這是以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為決定性前提和基礎的發展，而不是損害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的發展。
    ——這是主要依靠自己人民力量的發展，而不是主要依靠外來扶植和援助的、依附性的發展。
    ——這是實現最大多數人權力和利益的、促進平等的發展，而不是削不足以增有余、制造和擴大貧富兩極分化的發展。
    ——這是同世界各國平等交往的發展，而不是損害別國利益或實行霸權主義的發展。
    蘇聯、中國或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在自己的發展中都還存在多種缺陷、弊端和不完善的地方。一種新生的社會形態出現，它的人民為其存在、發展、完善而奮爭；它的敵人自然會仇恨、扼殺、毀滅。以仿佛旁觀者的姿態，苛求其不得有任何缺陷、弊端和不完善，否則就嘲弄、譏笑，在它遭遇挫折的時候就趁火打劫，來一個墻倒眾人推，至少是不公正的和偽善的。
    特別是蘇聯，從赫魯曉夫時代到戈爾巴喬夫時代，黨的領導集團逐漸改變工人階級先鋒隊性質、越來越遠地脫離自己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西方輿論，多年以來一直在談論資本主義美國的衰敗。其實蘇聯的衰敗和美國的衰敗，病灶都在資本主義而不在社會主義。
    蘇聯和中國的成就，對于世界特別是第三世界國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成為一種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力量。民族解放運動蓬勃興起，100多個國家取得獨立，世界殖民體系遂告瓦解。新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以社會主義為目標，盡管理解不一、各國國情和發展程度不一，社會主義卻成為一種帶有時尚特點的歷史選擇。20世紀70年代，一方面石油輸出國組織對本國石油資源實行國有化，第三世界國家爭取建立國際新秩序的斗爭進入新的階段；另一方面，肩負廣大第三世界國家的期望和真誠支持，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毛澤東提出“三個世界”的著名理論。同時則有美國侵略越南戰爭的徹底失敗。
    馬克思曾經在一封寫給俄國19世紀革命家查蘇利奇的著名信件中提出，在某些條件具備的情況下，存在一種避免資本主義的弊端而“吸收資本主義制度所取得的一切肯定成果”的道路。正如兩位英國作者所說，在第三世界人民的視線里，當時的蘇聯，就是“既能取得資本主義和工業化的成就和好處，又不發生資產階級所造成的剝削現象”的例證。(海倫•德斯富瑟斯、雅克•萊維斯克：《第三世界的社會主義•序言》，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一種新局面已經出現，在基本方面不同于資本主義的一種新的社會體系已經建立起來，這是人類進步事業和世界人民的幸事。     與此相呼應，資本主義國家工人運動和人民解放運動取得長足進步。這種斗爭迫使執政的資產階級政府采取某些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措施，導致二戰后福利政策的恢復和擴大。新自由主義的鼻祖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承認，當時英美知識分子中一大批人信奉社會主義。英國工黨把國有制寫入黨章，并在1945年7月的選舉中第一次獲得絕對多數?；钴S在世界舞臺的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至今以參加1964年美國聲援黑人公民權運動的“向華盛頓進軍”大游行而感到驕傲。美國一篇網站文章這樣描述那個時代的政治氣氛：如果你真誠地提出一些今天標準上的新自由主義的觀念或政策，你將會受到嘲笑或是被送人瘋人院。最少是在西方國家，在那時，每個人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基督教社會主義者或是受到馬克思主義影響的人。應該允許市場決定主要的社會政治事務，國家應該自動地縮小其在經濟中的作用，或是應該給公司以完全的自由，工會應該靠邊站，給公民不是更多而是更少的社會保護，這樣的觀念完全背離那個時代的精神。即使一些人實際上同意這些觀念，但他們在公共場合不愿意堅持這一立場，并且很難找到一個聽眾。(蘇珊•喬治：《新自由主義簡史》，美國z雜志網站(http://www.zmag.org/)2001年ll月4日。)
    接著發生被稱為“1968年革命”的一系列事件：巴黎有“五月風暴”，學生以街壘路障同警察對峙，工人罷工并占領工廠；美國有反戰和民權運動的高漲，有“芝加哥騷亂”；德國出現紅軍；日本出現赤軍；拉丁美洲叢林游擊隊槍聲四起，卡斯特羅和格瓦拉的名字成為解放的象征。那是一種色彩斑斕的革命運動，吸引著廣泛的社會階層參與其中，人們從不同的角度發出對現存資本主義秩序不滿和抗議的聲音。幾位美國學者的共同研究，得出一種耐人尋味的判斷：只有兩次世界革命。一次發生于1848年。第二次發生在1968年。兩次革命都是歷史性的失敗。兩次革命都改變了世界。1968年革命是一場反對以美國組織其霸權為代表的1945年反革命的革命。它也是試圖實現俄國革命的最初目標，同時極力克服這場革命的局限。因此它也是一種揚棄，對1917年的揚棄。向前看，在這種意義上，1848年革命是巴黎公社和俄國革命、巴庫大會和萬隆的大預演。1968年是什么事件的預演呢?（伊曼努爾•華勒斯坦等：《自由主義的終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347頁。）
    這場革命，給美國為首的國際壟斷資產階級和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帶來極大的震撼。
    20世紀的五六十年代，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成為人類進步的標志。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那是“東風壓倒西風”的時代。在西方，如火如荼的工人運動和人民斗爭熱潮，統治當局被迫采取的某些緩和國內階級矛盾的政策，使那時成為西方輿論至今懷念和津津樂道的經濟增長的“黃金時代”。但是對于壟斷資產階級來說，那卻是正在襲來的滅頂之災。一個簡單的賬單是：美國最富的1％人口的家庭收入占國民總收入的份額，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的16％下降到8％。一個把一己私利視同宇宙的臍眼、為了400％的利潤不惜上斷頭臺的階級，怎么可能心安氣順地接受如此殘酷的現實!
    社會形態的更迭總是伴隨著反復出現的戰爭和死亡、破壞和倒退，陳舊的社會勢力從來都不會放棄任何一次反撲和奪回自己天堂的機會。用馬克思的話來說，陳舊過時的社會力量雖然存在的基礎已經腐朽，卻一定會繼續茍延殘喘，“在咽氣之前還要作最后的掙扎，由防御轉為進攻，不但不避開斗爭，反而挑起斗爭，并且企圖從那種不但令人懷疑而且早已被歷史所譴責的前提中作出最極端的結論來”。（馬克思：《反教會運動?！５鹿珗@的示威》，《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ll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363頁。）
    一種新的社會形態，以最終消滅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的理論旗幟和實踐，召喚著世界人民共同前進，在世界越來越廣大的土地上，以巨大的生命力和沖擊力使資本主義退縮和遁逃。在白宮和五角大樓，可以目睹驚慌、恐懼、悲觀的情緒。難怪杜勒斯、凱南等人物那樣急于進行和平演變的設計和操作，難怪肯尼迪驚呼共產主義的紅色風暴已經接近美國的西海岸，難怪以老成練達著稱的美國政治家基辛格，在他的回憶錄全集《白宮歲月》中，也這樣描繪他進入美國權力上層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國際形勢：這是“國內分裂和國際動蕩的時期。在這段時期中，美國進入這樣一個世界，在這里我們不再處于支配地位，但仍然擁有巨大的影響”（亨利•基辛格：《白宮歲月》第l冊“前言”，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5頁。）。
    對于今天的讀者來說，稍微進行一點歷史的比較，事情就朗若白晝。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的總格局中分量有限，仍然處于落后狀態，然而中國修起了成片的高樓大廈和蛛網一般的高速公路，大量出口的紡織品一類產品尤其成為世界經濟的一道獨特風景線。僅僅這些，就那么強烈地刺激了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神經，使他們深感不安。他們費盡心機一次再次地妖魔化中國，制造“中國威脅論”。如一家臺灣刊物所說，“中國的成功就是美國的威脅”，妖魔化中國和“中國威脅論”正在美國“排山倒海般展開”（《全球進入新結構性的高油價時代》，臺灣《新新聞》2005年7月6日。）。于是大喊大叫，軍事包圍，經濟遏制，文化滲透，沒完沒了地和中國過不去。
    這既不是一個道德修養的問題，也不是一個理論創新的問題，而是一種活生生的階級斗爭的規律。以對于世界歷史運動的深刻觀察和敏銳的政治警覺首先系統地揭示這一規律的，正是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列寧。列寧在十月革命初期一再強調的那些論點，如果今天俄羅斯或烏克蘭的普通工人再來讀一讀，大約不會感到是危言聳聽了：從資本主義過渡到共產主義是一整個歷史時代。只要這個時代沒有結束，剝削者就必然存在著復辟希望，并把這種希望變為復辟嘗試。被推翻的剝削者不曾料到自己會被推翻，他們不相信這一點，不愿意看到這一點，所以他們在遭到第一次嚴重失敗以后，就以十倍的努力、瘋狂的熱情、百倍的仇恨投入戰斗，為恢復他們被奪去的“天堂”、為他們的家庭而斗爭，他們的家庭從前過著那么甜蜜的生活，現在卻被“平凡的賤民”弄得破產和貧困(或者只好從事“平凡的”勞動……)。（列寧：《無產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12頁。）
    在這種復辟的希望變為復辟行動的時候，斗爭總是帶有空前的殘酷性和野蠻性。
    壟斷資產階級急切地需要一種戰略的、政策的武器，以重新整合自己的隊伍，發起反撲從防御轉為進攻。蓄勢待發的新自由主義，恰恰適合著這種階級要求。

                                     二

    新自由主義喜歡把自己一套東西標榜為人類自然的、正常的、“別無選擇”的狀況。事實恰好相反，新自由主義之登上世界舞臺和扮演主角，并不簡單地是學者鼓噪、媒體傳揚的結果，而是一種非常明確的階級的、政治的甚至政府有組織行為的產物。它是壟斷資產階級的選擇和人為的制造物。這個階級把巨大的榮譽給予它，投入巨額資金扶植它。他們相信“思想總會結出碩果”——這曾經是一位新自由主義者的一本書的書名。新自由主義被有意制造出來、推廣開去，目的就是由此顛覆社會主義、重新奴役第三世界和強化壓迫本國工人階級，取得資本擴張、利潤最大化的絕對自由，實現美國的世界霸權。從事情的結果來看，他們沒有白白地花費力氣。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新自由主義只是一個名聲不大的資產階級經濟學派別。壟斷資產階級大亨為它不斷地鞏固陣地、擴大影響慷慨解囊。1974年和1976年，它的兩位領軍人物哈耶克和弗里德曼，分別獲取諾貝爾經濟學獎。曾任阿姆斯特丹跨國研究所所長喬治•蘇尚1996年撰寫的《單一思想是怎樣形成的?》（喬治•蘇尚：《單一思想是怎樣形成的?》，載法國《外交世界報》1996年8月號。），提供了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大財團、大資本家贊助下勃然興起的若干細節。
    壟斷資產階級為新自由主義的研究、傳播和傳授提供著最優越的條件。新自由主義的“思想庫”不斷得到加強。其中被認為屬于“冷戰斗士”的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20世紀60年代以后的年度預算為1700萬美元，“美國企業研究所”為1280萬美元，“傳統基金會”達到2500萬美元。此外得到巨額資助的，還有專門研究私有化的“卡托研究所”、專門批判收入再分配的“曼哈頓政治研究所”。1990年到1994年間，4家最大的新自由主義刊物《國家利益》、《公眾利益》、《新標準》、《美國旁觀者》等，從多種渠道收到2700萬美元的資助。作為對比，4家美國全國性進步刊物《民族》、《革新者》、《當代》、《瓊斯媽媽》，同一時期只得到26.9萬美元的“慈善贊助”。
    出面提供資金的包括福特基金會、布雷德利基金會?？棵绹蠊I財團(如庫爾斯財團(啤酒業)、斯凱夫或美隆財團(鋼鐵業)、特別是奧林財團(化學工業))建立起來的基金會，也成為重要角色。奧林基金會的一本小冊子承認，他們的這種做法，就是為著“加強私有企業賴以作為基礎的經濟、政治和文化機構”。這個基金會1988年為此捐助5500萬美元，取得任命大學領導人的權利。包括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斯坦福大學、芝加哥大學等一些著名大學，都有奧林財團任命的法學、經濟學院的院長。
    1988年，芝加哥大學請來一位名不見經傳也說不上有什么學術成果的美國國務院官員。他受命發表演講，主題是西方和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在冷戰中大獲全勝，歷史由此到達終點。講演稿即刻在《國家利益》發表。這家刊物的社長歐文•克里斯托爾自己動筆，還約請另一位出名的右翼知識分子塞繆爾•亨廷頓，在同期刊物撰文進行評論和推薦。接著是《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時代》周刊等報刊的轉載和評論。這個官員就是弗朗西斯•福山。他那個演講就是《歷史的終結》。由于更多財團的捐助和政府的推行，這本書很快以多種語言出版，被制造為世界名著，進入大學課堂，轉瞬之間占領全球。用《單一思想是怎樣形成的?》中的話來說，正是這種力量，“把電波和熒光屏占領下來，把意識形態的鐵環扣住了”。
    需要一個補充說明：芝加哥大學和《國家利益》都是奧林財團的資助對象。《國家利益》得到的捐助為100萬美元。它的那位社長在擔任紐約大學商學院教授的時候，還曾得到奧林32.6萬美元的資助。
    1973年的石油危機引發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低增長和高通脹。此前被邊緣化的新自由主義斷言，危機的深層次根源，在于工人運動造成了“寄生性福利開支”的擴大和企業利潤下降。這種斷言本身，就具有投靠的性質。1979年撒切爾夫人出任英國首相。第二年里根出任美國總統。新自由主義從此成為西方的政府行為，并隨后通過強制和誘導的手段在全球推行開來。

                                      三

    新自由主義有種種別名，如里根經濟學、撒切爾主義、芝加哥學派、供應學派經濟學、貨幣主義、新古典經濟學、公共選擇學派、新制度主義經濟學、市場原教旨主義，在解體蘇聯和演變東歐的時候被稱為休克療法，在拉美被稱為華盛頓共識，在亞洲和非洲被稱為結構調整。
    壟斷資產階級向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發起的新自由主義進攻，從一開始就籠罩著一層厚重的非意識形態化的煙霧。
    1960年美國出版一本總結美蘇冷戰的著作《意識形態的終結》，并在1961年、1988年、2000年相繼再版。這本書宣傳意識形態的斗爭乃至意識形態本身已經衰微和毫無意義，世界的惟一歸宿就是資本主義。這種論調在美國司空見慣，如作者丹尼爾•貝爾所說，本書因其書名而非因其內容得以傳播。這個書名成為一種判斷，得到新自由主義的特別賞識。
    新自由主義最初的面目不過是一種經濟政策，在西方國家以克服凱恩斯主義無法解決的低增長、高通脹問題為名，在第三世界國家以幫助擺脫經濟發展困境為名。但是，它的經濟舉措的核心是私有化，亦即所謂“產權改革”。這實際上是針對勞動者和普通人民的一種財產權力的再分配，目的和結果都是使它更加集中于壟斷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搬出“小政府”、“減少政府干預”和“市場自由”、“貿易自由”一類東西，摧毀第三世界捍衛自己權利的最后一道防線，然而西方首先是美國的國家力量卻在無限地加強。資產階級國家作為“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沖突”的表象喪失殆盡，正在日益同本階級合為一體。
    在英國，撒切爾主要的作為是減少富人稅收、取消對金融流動的控制、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提高失業率和壓制罷工。在美國，策劃貨幣政策大轉彎、以高失業率為代價平息通貨膨脹的沃爾克得到政治支持，被新上臺的里根任命為美聯儲主席。里根接著鎮壓空運管理人員工會的罷工，發出向工人福利、工人運動和工會組織發動全面進攻的信號。同時正如英國學者佩里•安德森所說：“里根及其政府部門優先考慮的是與蘇聯的軍備競賽。這涉及到一個應能破壞蘇聯經濟以及通過這種迂回方式顛覆蘇聯現行社會制度的戰略。”（佩里•安德森：《新自由主義的歷史和教訓——一種獨特道路的確立》，載《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1年第3期。）
    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結果，僅僅20世紀80年代，就使美國上層10％的家庭的收入和原來相比增長16％，再上層的5％增長23％，最上層的1％增長50％。至于其他占人口80％的美國人，地位越低，失去的也越多。
    在被解體的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和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這種奪回失去的天堂的努力、熱情、仇恨，隨著社會主義制度的逝去變為現實的力量。在人民革命中受到懲罰、流亡國外或被迫從事平凡勞動的皇親國舅、王公大臣、地主、資本家，紛紛回來索討過去的權力和財產：皇宮、城堡、住宅、工廠、商店、莊園、土地等等。一些國家還出現此類人物的政黨。被民族解放運動趕走的過去的宗主國，也以“投資者”的身份卷土重來。現在的被剝奪者，是由于革命而改變命運的普通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革命給予他們的物質利益和社會地位、社會權力煙消云散。相當一批前共產黨員則轉向圖生存和發展，或者失業、被邊緣化甚至干脆投入監獄。
    新自由主義吹噓自己的公正客觀，以所謂非意識形態化瓦解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論的嚴整性，閹割它的革命靈魂，同時卻制造和散布大量含混其詞、似是而非、模棱兩可的語匯取而代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社會主義”、“集體主義”、“不平等”、“階級”、“剝削”、“壓迫”、“統治”這些本來具有確切而實在內涵的概念，被認為過時陳舊而束之高閣。現在成為口頭禪和時髦標志的，是諸如“接軌”、“轉型”、“競爭”、“雙贏”、“靈活性”、“機會均等”、“現代性”、“新經濟”之類的東西。然后是被偽裝為“國際社會”、“國際慣例”的西方首先是美國的輿論、需要、做法。一旦造出這類話語，就開動他們控制和收買的媒體地毯式轟炸一般日復一日地輪番鼓噪，淹沒一切不同的聲音，強制人們的思想在不經意間變為他們話語霸權的奴隸。
    新自由主義的虛偽性和欺騙性在俄羅斯表現得特別露骨。戈爾巴喬夫的改革和葉利欽的改革贏得西方支持。他們把美國奉為圭臬，認定西方推薦的休克療法是惟一可用的方案。西方的各種顧問團源源不斷涌人俄羅斯，“蓋達爾周圍的年輕改革家們狼吞虎咽地吸收著他們的建言。芝加哥學派的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全俄國的追星族們忙不迭地放棄共產信仰。有時，這些改宗者甚至比他們的意識形態新偶像還要正統?！保▕W列格•鮑戈莫洛夫：《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俄羅斯》，載《國際社會科學》(中文版)2001年2月。）
    一位意大利記者觀察俄羅斯社會歷史倒退的過程，突出地看出作為意識形態的新自由主義的作用：應該說，我們大家都生活在“意識形態”的強大磁場上，在這個磁場上，規則是由“盎格魯撒克遜”經濟制定的……但是我們大家，不管我們愿意還是不愿意，都是在“美國”模式的框架中思維的。形成社會輿論的大眾媒體所推廣的，就是這一模式的思想。請看這不就是意識形態嗎?按照這一意識形態，這個模式就成了對無數群眾來說是“惟一可能的”模式，而群眾的輿論則是由人數不多的一批美國模式的崇拜者和手中掌握大眾媒體的祭司和助祭們來定的。共產主義不是已經死了嗎?好極了，必須用“美國”模式來填補這個空缺。就因為它是“惟一的”模式。（朱利葉托•基耶薩：《別了，俄羅斯!》，新華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新自由主義不是靠理論的、思想的力量，而是靠金錢、權力、欺騙技巧直到導彈和航空母艦推行開來和取得主導地位的。如果說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思想的貧乏使它的進攻不得不經常地表現為偷換概念、逆轉語匯的鬧劇，或者如法國《外交世界》所說，制造一些“全球新俗套”的話（《全球新俗套》，載法國《外交世界》月報總第554期。），那么恰恰在俄羅斯這個馬克思主義一度成為統治思想的國家里，新自由主義改革家發動了討伐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的戰役。鑒于剩余價值學說在馬克思主義中的地位，這成為一種帶有根本意義的、志在釜底抽薪的戰役。
    他們宣傳，不是勞動創造價值，而是資本、管理、思想創造價值，體力勞動的生產活動如同蜜蜂一樣僅僅是為了滿足自身生存的需要，以此證明雇傭工人通過交換得到的報酬符合他們作為“會勞動的畜生”的社會地位。但是難道思想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不是同樣地受到資本的剝削嗎?難道資本可以不通過對于雇傭勞動的剝削而自我增殖嗎?俄羅斯一家雜志回擊這種胡言亂語時指出，“資產階級的思想家們企圖把勞動(連同其他因素)說成只是價值的部分來源或者說只是價值的一半來源，同時，他們又把資本家和雇傭工人之間的交換描繪成等價交換，企圖用等價交換這塊遮羞布把資本的剝削實質掩蓋起來?！保ā丁袄硐搿辟Y本主義的秘密被揭露了嗎?》，載俄羅斯《工會》2001年第2期。）

                                      四

    這里有什么非意識形態嗎?沒有。這是貨真價實的意識形態，甚至他們的“非意識形態”本身也屬于意識形態。
    對于任何重大的社會歷史現象，都不能不提出為什么人、對誰有利的問題。意識形態不過是一定思想、觀念、精神的出發點和歸宿，問題仍然歸結為為什么人和對誰有利。比如，沒有為藝術的藝術，沒有為哲學的哲學，也沒有離開特定社會關系的經濟增長。當新自由主義把經濟增長宣傳為社會活動的主軸的時候，他們所說的其實是從屬于資本主義關系的利潤增長即資本家利潤的最大化。施工修建一座大廈，大廈本身不是目的。重要的是誰得到利益、誰付出代價。大廈不僅是鋼筋水泥的堆積物，而且這些鋼筋水泥和所有的建筑材料，大廈施工的每一個環節和程序，它的投入使用和維護，都灌注著特定的社會關系。
    美國本來是一個意識形態傾向極為強烈的或者說以意識形態為本的國家。它向自己國民灌輸的根深蒂固的思想就是：美利堅人是上帝派來拯救世界的。當這種濃厚的宗教信仰和民族優越感被納入資產階級思想體系的時候，它就成為直到今天美國官方還在強調的他們的“軟力量”。這種“軟力量”正在被用于征服世界和實現美國霸權。它同時成為這樣一個“全球洗腦”的過程。這就是以美國的國家意識形態，扼殺和取代世界各民族人民的豐富多彩的文化創造，剝奪他們的歷史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使他們永久地、心甘情愿地成為《共產黨宣言》所說的那種“發財致富的條件”。這就是全球美國化。
    人們已經從不同的方面揭露新自由主義之作為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的性質。前引法國《外交世界》稱之為文化帝國主義的“符號強暴”和“對人們思想的殖民主義征服”。美國學者詹姆斯•佩特拉斯談到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理論的時候說，盡管它志在剿滅非資本主義形態，在理論上、學術上價值不大，但它“為一個根本的政治目的服務”，被用來在意識形態上“論證不斷擴大的社會不平等，擴大的社會兩極分化，以及國家資源日益被轉移給資本都是正確的”。他把推行新自由主義直接稱為“通過特定機制”進行的“收入和財產的反革命”。（詹姆斯•佩特拉斯：《全球化：一個批判性的分》，《批判的范式：帝國主義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245、279頁。）兩位德國作者的著名的《全球化陷阱》，干脆把新自由主義叫做“華盛頓和倫敦的掌權的市場激進派把供求規律美化為可能有的最好的指導原則”的“國家意識形態”（漢斯•彼得•馬丁、哈拉爾特•舒曼：《全球化陷阱——對民主和福利的進攻》，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年版，第150頁。）。
    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執政當局先后程度不同地轉向新自由主義。在蘇聯、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新自由主義的推行正在和已經造就一種以出賣國家民族利益填滿私欲的買辦性、依附性資產階級勢力。美國以其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壓力和文化的誘騙強制推行新自由主義。連美國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也把推行新自由主義作為自己的當然使命。
    這就像馬來西亞前總理馬哈蒂爾所說的：考慮到堆積如山的錢財和美元的強大力量，誰會奇怪全球資本主義勢力操縱了“華盛頓共識”、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和全世界所有最富有而強大的國家?誰會奇怪全球資本主義勢力控制了目前正在被宣傳推廣并實施著的全球化進程?難道我們會奇怪為什么全球化總是為那些非常富裕者而不是那些非常貧窮的人們貢獻力量?難道我們會奇怪為什么他們沒有絲毫熱情和犧牲精神為整個人類社會的共同發展而努力?（馬哈蒂爾：《全球化與共同發展》，2001年10月20日在上海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高峰會議上的演講。）
    一位美國學者說得好：新自由主義是“蓄意實現人口中最富裕階層的階級權力復辟的工程”。應該說，在這種階級權力的復辟工程中，還包括著民族權力的復辟。后一種復辟，主要用來回應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以期收回、削弱或者取消第三世界國家爭得的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的權力。
    回應20世紀五六十年代世界社會主義、民族解放運動對資本主義統治秩序的嚴重威脅，在全球刮起階級復仇、民族復仇的旋風，“恢復被奪去的天堂”。這種階級的、民族的復仇導致的全球白色恐怖，是全方位的、大規模的。與此同時出現的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轉向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確立美國的世界霸權?！@已經為凱恩斯主義所無法承擔。
    但是研究新自由主義緣起和它何以在一個時期稱雄全球這樣的問題，僅僅討論它同凱恩斯主義的關系，就很難作出全面的判斷。問題的癥結在于，無論凱恩斯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或者是布什政權新近奉行的新帝國主義，都是一種階級現象，都是壟斷資產階級為解決同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的矛盾，而采取的階級戰略或政策。
    （《環球視野》轉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0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