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企業家才能到君子之風——讀《整體管理》

從企業家才能到君子之風

——讀《整體管理》

近日讀了韓德強先生的力作《整體管理》，頗有所獲。筆者讀到此書的第一感覺就是此書與別的管理理論書籍不同，因為作者在引言中即強調：這本書講的是如何做一個卓越的企業家，如何把事業心、敬業精神、責任感這些“稀缺資源”調動起來，把這些“靠不住”的資源組合起來。事實上，管理理論是建立在行為科學、經濟學、心理學和哲學的基礎上的。而本書作者在行為科學、經濟學、心理學和哲學上的觀點，殊與主流不同。全書沒有一個模型，而注重實例和思想史研究，深入探討人的內心活動，這些特點使《整體管理》成為了一本與眾不同的書。

本書作者非常重視企業家的作用，開篇即直言沃爾瑪靠的是沃頓，海爾靠的是張瑞敏；企業搞得好搞不好，“關鍵在于企業家頭腦中的無形企業”。全書共分三篇，第一篇叫“企業成功地圖”，從企業外部講到企業內部；第二篇為“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從企業內部講到企業核心；第三篇曰“領導藝術與修養”，直指企業家的內心修養——按照作者的意思，這實際上是企業核心的核心。這三層結構，圈子漸次縮小，而內容不斷深入，為讀者闡述了一個結構相當完整的管理思想體系。

第一篇《企業成功地圖》，分別從當事人視角、旁觀者視角、哲學家視角和綜合視角入手，層層分解企業結構。在作者那里，企業家可以有兩種不同的世界觀：實干的世界觀和投機的世界觀。但依筆者拙見，這兩個詞用在這里恐怕欠妥。第一，實干和投機，習慣上是作動詞用，因此更適合作為方法論的名稱，而不是世界觀。第二，“實干”和“投機”這兩個詞，在習慣上是具有感情色彩的。“實干”是褒義的，“投機”是貶義的。盡管在作者看來，“實干”和“投機”都是中性的，實干有聰明和愚蠢之分，投機有善意和惡意之別，但讀者未必容易接受。事實上，實干與投機，也就是我們生活中講的用力與取巧，也就是兵法所言的守正與出奇，也就是中國古代寓言中所說的“愚公移山”和“庖丁解牛”，也就是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體系中的形而上學和辯證法，具有極為普遍的意義，可能作者是為了使用商業話語而說“實干”與“投機”。

但總之，作者明確地揭示出，只有以投機為陽，以實干為陰，以投機的世界觀為體，以實干的方法論為用，做到負陰抱陽，明體達用，才能使企業興旺發達。世界是不均衡的，有結構的，這說明投機是必要的和可能的；歷史是連續的和相對靜止的，這又說明實干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這一篇章的管理理論，滲透著作者與眾不同的經濟學理論。作者認為，隨著生產技術的進步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社會演進的趨勢是組織化和集權化；同時，由于時間、空間、技術、資源、行政支持和經驗曲線等各種條件的不均衡，到處都必然產生相對壟斷；然則壟斷和壟斷還不同，私人壟斷與公眾壟斷不同，個人理性主導的壟斷與公共理性主導的壟斷不同，所以壟斷既可能侵犯公民的自由，也可能提高人民生活的幸福水平。與主流經濟學的市場結構理論和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相比，作者此論更經得起哲學（辯證法）和歷史的檢驗。

基于此論，作者幫助讀者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破財富500強的管理神話，提煉企業家才能的奧義。筆者的感受是，這一篇章的核心內容就是講企業家才能。要具備企業家才能，意味著要認識到“結構深處是結構，機緣盡處是機緣”，意味著要認識到世界的復雜性和多變性，要超越物，理解人，發揮想象力去組織生產，調動積極性去改造社會。

本書不僅注重實例，而且注重現代商業史和企業制度發展史。在第二篇《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里，作者圍繞企業制度與企業文化的區別與聯系，以美國現代商業史和企業制度發展史為背景，抽絲剝繭，層層深入。在回顧了企業產權制度和治理制度的發展歷程，逐層分析了企業生產作業制度、企業組織制度、企業人事制度和企業的統計和會計制度之后，作者雄辯地指出，企業制度不能脫離企業文化而存在，而企業文化的核心，是企業領導人的言行舉止，而這些言行舉止的背后，是企業家的個人修養、敬業精神、事業心、責任感、親情感，等等。

在對比美日兩國企業的管理模式和典型企業之后，作者認為，要治理好企業，必須以制度為陰，文化為陽，破除性惡論思維和機械論企業觀，重建企業神性。彼得·圣吉提出的五項修煉，在作者看來，無非是中國儒家思想的現代西方變形而已。企業的神性從哪里來？還是必須從企業家的神性展開。

因此，在企業家這里，性惡論的思維不能破除，機械論的企業觀就根深蒂固；機械論的企業觀根深蒂固，企業的內部的破壞性力量就無從制約。反之，企業家如果具有神性，就能夠層層激發下屬的神性，企業上下就會同心同德，無往不利。在本書中，作者雖未明言，但可以讀出，惡的根源是執迷于自身，善的前提是認識到萬事萬物的有限性。“覺”建立在“識”的基礎上。一旦認識到世界是因緣成相，便可不再執迷于紛繁的現象，了悟“色即是空”；認識到沒有絕對的超越性，便可不再執迷于虛妄的空，了悟“空即是色”。卓越的企業家必須能夠超越自身，主動地、無條件地考慮眾人的利益，以真誠帶動真誠，以善心感動善心，懷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這樣的神性，就是企業家精神。如果說上一章講的是安時處順，高瞻遠矚的企業家才能，那么這一章講的就是以身作則，鞠躬盡瘁的企業家精神。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中隨處都在批判自由主義流毒。作者所提到的自由主義，是機械論、原子論、性惡論等思維方式的組合，包括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剝離了理想道德的民主法制，脫離了人文關懷的科學精神，以及無條件的貿易自由論、制度萬能論、產權清晰論、權力制衡論等各種論調，實際上是在實干的世界觀指導之下的自由主義，是機械的自由主義。應該說，作者的言論，并不與自由的精神相悖。韓先生坦承，自己實際上在政治上屬于自由主義，在文化上屬于保守主義。至于經濟上，我推測他屬于社會主義。

第三篇《領導藝術與修養》，作者提出了領導藝術的三條要義：為君、為親、為師，提出了新的人格五層次理論，闡述了如何識人、用人，以及如何進行團隊建設，最后一章講的是修身與立世。

筆者以為，這一篇觸及了作者的人生觀和歷史觀，在作者的管理思想體系中具有根本的意義。如果企業家有了以因緣成相為核心的人生觀，有了以善惡斗爭為核心的歷史觀，那么這個企業家將會順理成章地具備正義的人格和高明的領導藝術和個人修養。

在深入討論“迷得進去”與“悟得出來”一節中，作者把投機的世界觀進一步地深究下去，得到人生在世，都是因緣成相，最后緣散相消的論點。從而指出投機的世界觀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第一，為什么要投機，聚集財富有什么意義？第二，投機成功，財富聚集，究竟是禍是福？韓先生給出的答案是：懷出世之心，做入世之事。財富本身并不是罪惡，要看財富為什么目的服務。在卓越的企業家那里，辦企業為了推動社會繁榮和發展，聚集財富是為了更好地引導執迷者脫離苦海。因此，卓越的企業家和佛一樣，破除了名利之迷，卻生出了救世之迷。只是筆者以為，救世之“迷”不能算迷，因為這樣的選擇來源于色空兩破，得大自在。這正是無分別心的境界。只有這樣的人，才能課虛無以責有，叩寂寞而求音，才能肉身成道還肉身，勘破紅塵補紅塵。妙哉佛法，與世法不二！

古人云：“高僧不避高道。”各家各派，在其近道的層次上都是相通的。韓先生話鋒一轉，在直悟人生之后，對企業的經營者的個人修養提出了第二層次的要求——儒家提倡的推己及人。并且，作者在孔子提出的修身“八目”中增加了一目“辦企業”，變成九目：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辦企業、治國、平天下。中國的儒家文化優點很多，但是與市場經濟不相適應，而市場經濟是實現生產社會化的必經之路，生產社會化又是人類社會演進的必然趨勢。因此，要弘揚傳統文化，必須對其內涵賦予新的意義。韓先生此言，為企業家在中國的修身體系（實際上是社會認同體系）中找到了一個合適的位置，有利于中華傳統文化克服“重農抑商”的弱點，為民族全面復興提供理論支持。

在“立世”這一節中，作者提出了“自由者”和“和諧者”這一對概念。在本書的語境中，自由者就是既不考慮長遠，也不考慮整體，很少考慮他人，只知道追求自身快感的一類人；和諧者則相反，能夠主動地從長遠和整體出發，考慮各種關系的和諧。在筆者看來，“自由者”其實就是儒家傳統語境中的小人，“和諧者”其實就是君子。只不過作者為了照顧到讀者的感受，沒有明言罷了。《論語》以君子小人對言者共十三章，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懷徳，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君子易事而難說，小人難事而易說；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君子有勇而無義為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為盜。”可悲的是，今天我們太習慣于做小人了。我們學小人之學，行小人之事，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甚至連君子有時候也必須要以小人的面目出現才能與人交往，否則就會被斥之為虛偽。今天的社會制度和游戲規則幾乎全是為小人之心和小人之行而設計的。事實上整個市場經濟長期以來就是小人經濟。但是，作者為我們指出了反其道而行之的修身正道。作者此論，可說是2000年之“道德市場經濟論”的進一步深化。

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又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我相信，這個道理是真正符合人性的。如果中國的企業家擁有了君子之風，中國的君子掌握了企業實體，一定可以使整個社會的面貌為之煥然。這個過程如果能夠實現，將會和“理論掌握群眾，群眾掌握理論”的過程相輔相成，和合互生，在中國走向和諧，世界趨于大同的歷史上書寫意義重大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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