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教條化黨史高明一點的中國革命研究（書摘）
馬克·塞爾登《革命中的中國：延安道路》，魏曉明、馮崇義據1995年英文版譯出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
我在兩種不同的含義上使用“延安道路”這一比喻，但它們又是整體相關的。它首先特別表示在中國西北的黃土地區政治經濟條件下，共產主義統治下出現的杰出的軍事和政治風格及它的綜合制度，它們最終構成了以延安為首都的陜甘寧邊區。（P4）
《延安道路》不僅關注中國革命戰爭，而且關注20世紀革命變革的理論和實際，以及后殖民地時期的發展。“延安道路”強調創新特性，它分析了社會經濟政治以及外國統治的瓦解問題，提出了中國以及大批后殖民農業國家面對發展的挑戰適當開展戰時團結的必要性，原版對西方中國研究中占統治地位的觀點，以及對60年代流行的對革命的理解提出了挑戰。特別是，它打破了把中國的共產主義看成是對蘇聯共產主義盲目仿效的觀點；打破了把外部來源問題看成是社團組織的技術擴散的現代理論；還打破了把群眾民族主義與固有的社會問題相分離的觀點。（P5）
20世紀陜西處在深刻的農村危機之中。自然災害和不停的軍閥、土匪爭奪造成了農村的貧窮與壓迫，人們的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邊緣。農民面對的最緊要問題包括饑餓、戰爭和土匪的破壞、長期惡化的債務、租佃增多、離鄉城居地主的出現、沉重的租稅和土壤干燥。這些清況促使農村秩序破壞，滿足不了人們生存的最低需要。（P13）
西北饑荒是周期性的歷史現象，也是半個世紀政治崩潰和戰火連綿的產物。戰爭消耗了農村資源和儲備，乃至小天災也會帶來巨大損失和死亡。陜西每一任軍閥霸主不停地打仗，無情地吮吸農民的膏脂，稅收高到最大限度。這意味著當許多農民已被迫放棄家園去當土匪和士兵時，便有許多最好的土地不再種谷物，而是種鴉片。（P13－14）
1928～1933年大災荒期間，單單陜西省就有數百萬人餓死。1929年中國國際饑荒救濟委員會估計，連續兩年饑荒造成250萬人死亡，幾乎占陜西全省人口的1/3。另有50萬人移到其他省份，還有數不清的人被迫賣掉了房子和土地，數千婦女和兒童賣身為奴。（P14）
1926年去農村的學術組織者發現，農民暴動的緊張形勢迅速蔓延，紅槍會這樣的農民反抗組織正在壯大。（P33）
形勢出現了對共產黨極好的機會。紅槍會代表著大片農村地區最軍事化、組織良好的農民武裝力量。象農民運動本身一樣，這些以及其他秘密社會組織的發展是由于農村的苦難和社會的分化。因此他們代表自發的力量，與共產黨全然無關。可惜，共產黨人未能在紅槍會中發展革命力量。他們從革命者要徹底粉碎“封建”的觀念和習俗的觀點看問題，認為紅槍會代表許多舊社會階層最壞的成分。（P34）
也許是農民運動迅速擴展的成功，導致了陜西共產黨人的厄運。雖然共產黨以國民黨的名義正式組織起來，但是共產黨干部緊密地與農民協會聯系。農民協會很快就顯露了激進傾向。未臻成熟的農民激進主義不但引起了馮玉祥的警覺，甚至連武漢的國民黨左派也感擔憂，導致共產黨人和他們的工農聯盟陷入孤立，缺少獨立的軍事支持。（P35－36）
但在1927年，缺少獨立的軍事力量限制了他們的選擇，去依靠某些軍事同盟，而手中資本則是有組織的群眾運動。
1927年下半年，共產黨的組織受到了一系列沉重打擊。
陜西所有地區活動受破壞之速顯示了共產黨的魅力和它提倡的群眾運動都很脆弱，不能與國民黨的武裝力量抗衡。（P36）
陜西的共產黨人和其他省的同志們得到了一個嚴酷的教訓，即沒有自己的軍事力量，拉攏上層、創建黨組織、領導工人運動和農民運動，因對方背信棄義而最終都化為泡影。在軍閥統治的中國，軍事力量支配著政治。（P36－37）
兩個有關農民革命的假設：一是農民的不滿，二是現代化引起革命。
如果說農民不滿提供了革命的主要動力，那么單單不滿不能造成革命形勢。在陜西和全國，將不滿轉變為革命，要面對軍閥和地主的強烈反對。（P42）
有組織的地主武裝、當地民團、秘密會社和軍閥軍隊之間的協調都是很重要的因素，影響農民運動前景。（P42－43）
游擊隊力量的成長已使農民不再擔憂，分配土地正在廣泛進行著。土地的重新分配是游擊隊額農民開始共生共存的關鍵階段，游擊武裝力量吸收了大量的本地農民，成為新平等社會秩序的堡壘，積極的農民支持并保證游擊隊有可靠的情報來源，使得他們能夠當地居民中獲取經濟和作戰援助，并增加他們的新兵人數。（P65－66）
1934～1935年的土地革命，是陜北游擊隊獲得農民支持的杠桿。農民長久積怨的爆發，成為農民積極贊成土地革命的基礎，也是擴大和加強革命、政治組織的手段。最初一度是綠林好漢式的小股游擊軍事行動，到1935年已發展為全面的農村革命。（P70－71）
面對上級黨組織的持續反對，8年的挫折過程中，當地游擊隊發展了一套適合陜北生存和發展的軍事和政治策略。（P71）
隨著二十五軍的到來，新的因素注入了內部的權力平衡。此時，黨的領導層得到外來力量，即徐海東軍隊的支持，取得了軍事最高權力。劉志丹的游擊隊在他們地區依軍事力量為基礎的獨立活動時期，由于較高層黨領導和優勢軍事力量的到來而永久地結束了。（P73）
當地游擊隊經過10年艱苦的獨立活動，不情愿在一位黨的特派員的要求下靠邊站。徐海東隊伍的到來，頭一次使上級黨擁有軍事優勢。劉志丹、高崗和他們的同事只好屈從于不可爭辯的軍事實力。（P76）
土地革命遠不是軍事上動員農民的關鍵，解決不滿最關鍵問題也許會削弱活力。接受土地的農民和士兵都不愿意繼續抵抗敵人或爭取全國勝利，也許會離開運動，把他們的精力放在耕種新分到的土地上。（P78－79）
轉向統一戰線政策是復雜而具有挑戰性的。整個1936年，蘇區同時存在著互相沖突的政治路線。最后是黨的統一戰線立場緩和了軍閥和國民黨軍隊對蘇區的直接威脅，促成了中學生和大學生的重要支持，數千人涌向延安。（P83）
（延長縣）第三鄉土地革命的主要經濟后果是打破了財富的大量集中，通過把地主和富農的土地和財產分給窮人，大大增加了中農。所有雇農和貧農占全鄉人口321戶的3/4，是革命的直接受益者，他們獲得土地。50戶原中農家庭的地位的變化較模糊，大多數財產略有減少。然而，1939年有22戶被劃為富農，10戶由中農升上來，8戶原先是貧農。（P84）
在一場生氣勃勃的土地革命中，少數地主、商人的經濟統治結束了。這并不是完全消滅了階級區別，而是消滅了舊制度最明顯的不平等和剝削，改善了大多數貧苦農民的條件。如果以前最重要的階級區別是經濟貴族與窮人的不同，那么土地革命后的1939年，最重要的區別是貧農和中農，二者都努力確保湖口生計。（P87）
新富農是最富裕的，經濟上受到新秩序的保護，但與同村人一樣，現在也下地耕作。最有意義的是，新富農不像以前的地主富農，不再構成支配社會經濟的階層，去控制窮人的命運和壟斷軍政力量。（P90）
在進行土地革命的地方，拔除了富人的經濟根基，從而打破其政治壟斷，并產生新的領導機構。土地革命不僅贏得了農民的信任和積極支持，而且貧農在奮斗過程中也形成了新的村中領導，樹立了權威。
土地革命中最積極的貧農青年不僅為本地游擊隊和準軍事力量提供了人力，還開始走進共產黨領導的群眾機構、黨支部和當地的領導崗位。在陜甘寧，土地變動是農民支持的關鍵。只有在土地革命中農民的積極活動、熱心組織起來之后，才會更深刻地認識一些比較抽象的概念，如統一戰線、反對遠處的日寇等。（P91）
土地重分后，白軍曾短暫返回，但他們的貪得無厭顯然更使覺醒的農民投身革命。況且，土地革命鏟除了傳統權勢階層，國民黨和軍閥力量越來越難以在周家山這樣的村子樹立忠于他們的組織核心。（P93）
總的來說，是年青人最積極熱心響應土地革命的號召并渴望建立一個新世界。
象那位老人一樣，那位光腳的十幾歲的年青人詳細敘述了村中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但他也談到新的不為人熟知教育觀念，看到村子以外的世界，并且為一項事業奮斗，不惜作出個人犧牲。
突然間，他們的眼光不再局限于決定他們未來的孤立的鄉村、家庭關系網和地主的束縛。
現在教育和革命運動給青年人展現極開闊的視野。
陜北的偏僻落后最初給希望發動農民革命以難以想像的困難，鄉村孤立分散，農民對革命淡泊，未接觸新思想，對自己的前途實際上不抱一點希望。（P94）
共產黨人作為土地革命者在抗日戰爭前就直接并全力，滿足農民的需要與愿望。（P95）
滿洲地區的一個副總督板垣指出：
農民是無知的，但沒有無知到認識不到他們陷入的貧困境地。共產黨強調這一事實，爭取群眾。農民決不會因為與實際生活脫節的激動訴求而跟著共產黨走，但訴求集中到有關他們生計的實際問題時，持續的集體反抗就可出現。
即使建設共產社會或保衛工農的母國――即指蘇聯――的理論宣傳不能打動農民的話，也不能保證現實生活被觸及時他們仍無動于衷。我們不怕共產黨宣傳；但我們擔心宣傳材料里出現有關農民的生活。我們不怎么怕點火，而更害怕漏油。（P95）
在陜北的革命形勢中，許多人最初加入綠林好漢式的劉志丹的隊伍，最后發展為起義，反對地主制度。陜北一代革命青年參加土地革命是決定性的行動，打破了束縛他們的枷鎖和壓迫制度，獻身新社會并起領導作用。
敬老和偏好穩定的傳統使中國青年地位低下。官僚政治和當地名流的領導人中，年齡是威信和權力的重要因素。
在朝代交替時期，軍隊成為社會動亂時期的管制機構，軍隊和準軍事組織里年青人上升為領導角色的機會就倍增。
相反，傳統領導藝術是在儒教系統的刻意栽培下慢慢成熟的，它在穩定時期或者居亂求安時期發揮重要左右。1935和1936年，貧農青年成為蘇區數千村莊土地革命的生力軍，并成為保衛新制度的農民武裝和正規紅軍的骨干。（P97）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爭論是共產黨歷史上最激烈的爭論之一，1935年12月下旬在瓦窯堡的政治局會議上攤牌了。與國民黨生死搏斗之后，一些黨員盡管知道黨的力量弱小，并且他們本人有民族主義情操，可還是反對或至少不愿與以前的敵人為伍。隨著12月25日《目前的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的通過，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也許可以說是代替了土地革命，成為共產黨的策略路線。（P99）
整個1936年，土地革命在陜甘寧繼續擴展。但當領導日益多地要求限制，以逐漸形成第二次統一戰線，當地干部越來越多地被批評為左傾偏激。這些批評說明關心統一戰線者和努力喚起農民革命力量活動人士之間的緊張關系，中央領導優先考慮全國性問題和陜西游擊隊領導的地方取向發生了矛盾。1936年全年將1935年12月決議的參考指示反復發出，這是用來矯正當地干部在政策執行上的偏差。（P100）
批“左”部分標志著領導本身轉向更為溫和的階級路線。但它也說明，黨的領導努力形成統一戰線和放棄土地革命時，遇到了持續的抵制。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就必須了解1936年至1938年間對托洛茨基分子的猛烈攻擊，因為中國的托派仍舊把統一戰線視作通過無原則的妥協而拋棄革命。（P101）
然而，最終包括在邊區23個縣的大多數地方，土地革命是形成新平等制度關鍵的第一步，其特征為廣大農民參加成長中的政治和軍事組織網。（P103）
井岡山斗爭時期和其后，毛認識到革命者和秘密會社及其其他非法武裝組織之間的普通紐帶。他不顧上級黨組織的批評不斷地尋求這些組織的支持。這部分反映了他認同俠盜的古傳統，部分反映了他感覺到他們的革命潛力。也許最重要的是，毛有一個堅定的信念，認為他們都能在革命過程中得到根本改造，變成忠誠的革命者。農民、工人甚至資產階級，可以通過教育和革命活動，超越他們的階級背景。（P105）
1936年春，張學良與共產黨達成秘密條款，共同抵抗日本的蠶食。張的部隊渴望返回被日本占領的東北老家。埃德加－斯諾6月到10月在蘇區，花了很多時間在前線，報告說沒有戰斗。相反，他注意到紅軍和主要敵人之間的同志般的情緒。（P107）
盡管有平分革命成果帶來的沖突，包括許多前貧農積極分子在內的“新中產階級”的壯大，是鞏固革命和建立穩固根據地的財富。然而，如果黨進一步推進革命的話，革命帶來的利益就成了障礙。共產黨最終要面對的問題是：新領導能在邊區孤立的小村莊里負起領導責任并支持變化中的黨的政策嗎？他們會因新經濟地位轉向保守或向舊上層人物的挑戰投降嗎？新領導是青年人和窮人積極分子，過去他們參加了游擊隊，領導土地革命并受益。而舊上層分子也許證明，一旦秩序恢復，他們更有潛力和持續性。（P114）
然而，在創建穩固的政治機構和鞏固新秩序方面，他們的弱點是突出的。包括文盲率高，完全沒有行政訓練或經驗，不適當地運用革命理論。這些問題是嚴重的，特別是共產黨依靠連接孤立而偏遠的村莊擴大軍事政治網，需要下面貫徹上面的政策指示時。（P115）
群眾斗爭的過程就是當地出現領導的過程。每一次沖擊當地地主，人們就割斷一層舊權力結構的束縛，減少對根深蒂固的地主勢力的依賴。（P116）
革命委員會提供村級領導和最低限度的秩序，保護土地革命成果，確保此前的有錢人或反革命分子不恢復權力。這項工作是與軍隊協調進行的，隨著時間的進展，黨和群眾的軍事及政治組織在村里建立起來。最重要最廣泛的新群眾組織是農民協會。黨的組織部門在1936年9月的指示中強調，不僅“農村無產階級”和貧農，而且中農也應該組織在農民協會的旗幟下。聯合貧農和中農的大多數的農民協會與革命委員會緊密地結合為一體，成為隨時可以發動的機器。（P116－117）
從1935年下半年起，停止反共的軍事行動和建立全國聯盟抗日的壓力就穩步增長，特別是在軍隊、學生和資產階級之中。1935年12月，廣大學生示威，要求對內和平、抵抗日本蠶食之后，1936年春全國救亡運動發展起來，成為統一戰線的焦點。蔣介石的南京政府鎮壓，逮捕了7名最著名的領導人（“七君子”），使運動在秋天聲名大漲。由于統一戰線的廣泛要求持續增長，事情變得極為明顯，已不存在迅速鎮壓共產運動的可能性。
盡管日本壓力增大，蔣介石本人的軍事政治營壘內部不滿，但1936年秋季，他仍堅持要粉碎共產黨。當蔣介石準備宣布發動一場新圍剿運動時，1936年12月12日在西安，他突然被屬下將軍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許多人把“西安事變”看成近代中國歷史的關鍵轉折點，標志著國民黨勢力的高峰在抗日中跌到低點，并為共產黨運動創造了極好的機會，以推動民眾運動。此一觀點雖然偏于夸大了1936年秋共產黨的力量，并且忽視了形成統一戰線呼聲強烈的事實。（P118）
蔣介石從拘押中再現，他的威信不僅未受損失，頭上還閃耀著民族英雄的光環。他很快發現自己成為一個民族運動的首領，抵抗日本的蠶食，而不是象此前那樣去永遠鏟除中國共產主義。不管私下做什么保證，蔣從未做公開的文字或口頭承諾去結束內戰和支持統一戰線。然而，他被釋放之后，立即于1937年1月向和好邁出一大步，口頭同意結束戰爭并保持陜甘寧邊區的現有地位。此后雙方在言辭和行動上謹慎地向第二次國共統一戰線挪動。半年多曲折的談判之后，最終在夏末達成了雙方可接受的條款。即使在那時，也是7月7日“蘆溝橋事變”后的危機氣氛，和軍事上威脅到國民黨在華北的地位才產生最后決議的。（P119）
隨著1937年第二次統一戰線的發展，特別是其后在整個華北建立根據地網，以抗日民族熱情為基礎，共產黨贏得了所有階級的支持。
約翰遜認為共產黨在農村的成功，應歸因于日本進攻造成的苦難和由此產生的農民民族主義。銨此一觀點，共產黨僅僅是填補了國民黨和軍閥隊伍及所支持的地主勢力逃跑后留下的真空。日本侵略產生的意外政治收獲使共產黨站到所有抗日階級的大規模民族運動的前列。
這種解釋正確地將共產主義運動與農民的關系視為人民戰爭的關鍵。然而，將兩者的紐帶完全歸結為民族主義，則忽視了戰時抵抗運動的主要特點。第二次統一戰線是贏得城市資產階級和農村大部分地主――商人的支持，或至少是容忍的關鍵一環。但是要確保農民的支持，則只有聯系到農村所面臨的種種問題。共產黨使農村革命的實踐適應統一戰線的戰時迫切需要，同時領導民眾大膽地、創造性地解決農村在多重壓迫下解體的問題，正是延安時期的重要標志。在抗戰中，一場農民戰爭轉變成民族革命，人民戰爭的矛頭同時指向日本帝國主義和農村社會的痼疾。
（P120－121）
毛澤東將戰時根據地黨的綱領命名為新民主主義，它是全神貫注于統一戰線時形成的。當1936年春夏戰斗和土地革命在邊區漸趨沉靜時，蘇區政治上的鞏固成為黨的領導最關心的事。這主要意味著形成穩固機構，以便整治長期軍閥統治的分裂和專制。穩定加強了共產黨對邊區統治的合法性，加強控制戰爭需要的基本資源，提供有效途徑，使新領導可以鞏固土地革命成果，并且開始從土地革命到統一戰線的轉變。（P123）
1937年的選舉運動在大約10個縣里廣泛進行。然而精心策劃的四級選舉從未完成過。1937年夏日本入侵開始威脅整個華北，官方的注意力很快從當地選舉轉到軍事動員。（P134）
選舉運動強調公眾教育與參與，而不是獨立黨派和政治計劃之間的競爭。
選舉政策的主要作用是創造一個有見識的、政治活躍的人民群體。沒有操縱政治經濟利益，來達到私人目的，也是邊區選舉的特點。
選舉討論有其重點，常常集中在政策落實上，而不是政策指導方式上，更集中在官員個人表現上和當地問題是否按照新政策來辦。最后一點，當選的政府絕非有最高權威，它是新民主主義政策多面體的一面。在新民主主義政策下，黨與職能機構、軍隊群眾組織分享權力。（P135－136）
就在18個月之前，共產黨軍隊東征進入山西，還遇到閻錫山和國民黨軍隊的一致反對。到1937年9月初，日軍進犯，不僅閻面對管轄地的丟失，國民黨也面臨全部沿海要地失陷的可能。在此情況下，陜甘寧共產黨軍隊再次跨過黃河進入山西，騷擾和打擊日本入侵者，這次是在閻錫山的急切要求之下并有中央政府的批準。此舉是統一戰線第一個最堅實的成果之一，它標志著共產黨開始在華北敵后發展，后來又變成摩擦升高的根源。（P136－137）
八路軍開赴前線，當地軍隊立即招募人員以保衛邊區。每縣的分配額說明，目標是村里每一位18－40歲的健康男子都參加軍事服務，一些婦女也組成單獨團隊。整個邊區大約12萬人編入自衛軍隊，5萬人接受訓練以編入精銳部隊。動員伴隨著對青年人的愛國呼吁，加上實際利益，包括免稅、幫助耕種、子女入學免費和額外救濟困難家庭。
也許最雄心勃勃的計劃是代耕。據稱1938年邊區有46358個隊組織起來，1939年增加到63797個。1942年延川縣8000多畝地是代耕的，屬于2742個家庭。（P137）
與此同時，收集“救國公糧”標志著首次大規模收稅。在戰爭的最初幾年里，行政機構很簡單，收集公糧在群眾大會上舉行，要求資源愛國捐獻。最初征稅是相當溫和的，很多農民，大約60％完全免稅。1937年收上來不到3000噸，值42萬元，不到邊區總產量的2％。此時僅有的其他稅收是鹽和出口物品，征了591000元。1937年政府來自內部的全部收入是1191000萬元。（P137－138）
中央政府同意每月供給10萬元用于邊區教育和重建，另外50萬元用于維持八路軍。考慮到共產黨此時財源緊張，這些錢是相當多的。邊區年度行政經費是15萬元，2/3靠內部征集，除去此數，國民黨政府補貼的大部分可以從行政轉到軍事目的，特別是擴大和供給八路軍。在抗日戰爭的頭幾年里，中央政府提供的資金可以使共產黨迅速動員，保持低稅收以便鞏固邊區并制度化。（P139－140）
最后還有全國各地來的學生，他們被吸引到愛國圣地延安，貢獻才干與生命以抗擊日本。早在1936年2月，共產黨就號召全國愛國青年奔赴西北抗日紅軍大學，在抵抗斗爭中訓練成為干部，后來這所大學以“抗大”聞名。這些高中和大學青年一般來自社會上層家庭。數千名長途跋涉到延安的人從未經歷過艱難，不知道以前的土地革命，完全不熟悉邊區問題，并且黨員寥寥無幾。但他們的教育和獻身精神證明是無價之寶。領導和行政人員的群體，因此由背景極為不同的人組成，包括階級、教育、地域和革命經驗。（P144－145）
1943年一份政府的決議分析了行政成分如下：
90％的區鄉干部是農民革命斗爭的產物，他們是緊密聯系群眾的積極分子。但總的說來他們文化太低，因此獨立工作的能力有限。況且鄉村和家庭觀念大大限制了他們的進取心。
縣級干部多數情況下同樣具有工人和農民背景（特別是農民）。40％受過小學教育，80％擁有豐富的革命斗爭經驗，由此而成為邊區政府干部，但他們理論水平低，文化不高，不可避免思想狹窄，經常不能適應新的復雜情況（即統一戰線）。
在邊區級，70％的干部自戰爭以來參加過青年知識分子活動。他們有學習的動力與愿望，但缺少工作和實踐經驗。（P145－146）
如果邊區和鄉級分別代表了行政風格和動員風格，那么二者在縣級交叉。……權力職權的界線當然處在變動之中，1937年到1941年重點放在團結和穩定時，基本權威和責任授予官僚機構，從延安出發的指示，無暇顧及民選的當地官員和動員政策。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是當地革命者地位下降，相對上升的是較有經驗的行政官員，他們的技巧在正式職能機構中備受重視。
這種趨勢與土地革命和1937年以前的軍事統治形成尖銳對比，與1942年后重現的動員政策也形成尖銳對比。有一點應當明確，邊區純樸條件下行政正規化的程度不應被夸大。（P146）
到1937年下半年，薪水和補貼基本差別出現，黨政軍干部各分類別。干部收入主要部分是食物配給，通常直接供應糧食。所有干部不論級別還有政府供應的學生，每日糧食津貼都是7/4磅小米或者同等之物。所有士兵不論級別，每人7/4磅糧食，戰場上配給兩磅。……政府工廠干部及工人接受略少的薪水。1937和1938年，除基本需要外，政府付給邊區政府部分首腦的最高薪水每月5元，縣長2元5角。按照1937年延安的物價，每月最高的5元補助薪水可購買90磅小米。由于大多數薪水付食物而不是錢，因此較少受戰時通貨膨脹的影響。戰時通貨膨脹極大地削弱了國民黨統治區的購買力，毀滅了官兵的士氣。（P152－153）
國民黨和共產黨農村計劃的對比突出了前者的失敗，他們未能從外國入侵而產生的民族主義激情中得到利益。國民黨作為中央政府權力的發揮者，的確在抗戰初期獲得上層人物的民族主義支持。然而，同一個國民黨呼吁團結抗日，對農民卻不發生作用。國民黨在農村的失敗應該看成是第三世界的普遍性問題，以實例顯示由“軍事現代化人員”或其他上層人物團體轉變農民社會的一個主要障礙，是受到訓練、經驗和人們視野的影響。這種失敗來自基本的結構障礙，即其固有的社會構成和政治權力基礎。因為堅定地認可地主霸權，國民黨證明不能領導一個廣泛的運動抵擋日本的進攻，不能提供抵抗的基地。國民黨沒有什么東西給農民。（P154）
如果說“三三制”主要是為了拉攏舊上層，那么選舉運動高潮的群眾教育則是用來動員全民廣泛參與。在一個縣的鄉選舉中，115個宣傳隊和881個工農小組把黨的聲音直接帶給人民。年青人到處積極活動，把選舉運動推向農村。也許最有效的工作是秧歌表演隊干的，他們由歌唱和表演人員組成，來自青少年組織和小學。以動人的歌聲和舞蹈，秧歌隊激發起人們的興趣，對確保80％以上的選民參選起了重要作用。（P162）
中共曾經經歷過三次滅頂之災。而每一次大災難都促使它改弦更張、東山再起。也是在這三次大災難之中，毛澤東身歷殘酷的黨內斗爭而逐步成為新的舵手。1927年國民黨的反革命政變并摧毀了第一次統一戰線，中共走上了土地革命和游擊戰爭的道路；1934年江西及其他根據地的喪失，使中共放棄了土地革命和武裝推翻國民黨的政策，轉而建立抗日統一戰線、實行新民主主義改革；最后，面對1941～1942年的日軍進攻和國民黨封鎖所帶來的困難，中共制定了包括“群眾路線”在內的新政策，采用新的方法來解決農村的社會問題。“延安道路”正是在戰時形成并在1942年延安整風中定型的。“延安道路”體現著中國革命對人民戰爭、革命和農村社會改造作出的最突出、最富有特色的貢獻。（P173）
華北的日本特務機構估計抗日根據地的人口大約減少了一半，從4400萬減少到2500萬，八路軍從40萬減到30萬。在日軍的不斷加劇的時候，中共的“盟軍”也加強了壓力。國民黨在1941年1月制造了消滅新四軍總部的皖南事變，實際上消滅了中共在華中的主力。隨后，國民黨加強了對陜甘寧邊區的封鎖。國民黨的封鎖始于1939年，但1942年大大加強了。而且，就在中共遭受軍事上的失敗和封鎖所帶來的困難的時候，在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又取消了對八路軍和邊區政府的津貼。軍事上的失敗和封鎖使那些被根據地迅速發展所掩蓋的一些缺點暴露無余。（P175）
延安整風的近因，是由日軍進攻和國民黨封鎖所引發的危機。陜甘寧邊區稅務的加重和通貨膨脹使中共內部關于政府領導方式的不同意見表面化。我們已提及，邊區1937年以來在政治與領導方式方面，同時存在兩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革命傾向，強調斗爭及大眾參與。另一種是官僚傾向，強調政治的穩定性及統一戰線。第二種觀點的主要支持者是從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識分子以及本地的地主和舊官僚。……另一方面，幾乎所有的縣長及區、鄉一級政府的干部，都是在本地的革命中成長起來的，他們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的農村青年。他們的首要愿望是投身于社會革命、消除壓迫和剝削，給邊區的偏僻鄉村帶來公平和希望。（P183）
干部們的背景差異很大，他們在反日民族主義和建立自由強大的中國這兩點上可以找到共同語言，但各自的思想信仰則千差萬別。除了最上層的干部之外，絕大部分干部都沒有讀過有關馬列主義的著作，甚至沒有受過正規教育。那些外來干部和知識分子具有改良思想，這些思想是五四時期和后來在沿海地區發展起來的，這對中國來說是個例外。那些本地干部，熟悉邊區農民的疾苦，投身于土地革命，卻又被當地錯綜復雜的社會關系所包圍。在1941年那個日軍加緊進攻、國民黨加緊封鎖的年頭，農民與政府之間的關系、以及信仰不同的干部之間的關系都緊張起來，這對中共的政治綱領形成了嚴峻的挑戰。（P183－184）
整風運動的目標是建設一個在思想、方法和方向等方面都一致的統一政黨。這無疑是馬克思主義政黨，但強調的重點是創造性地適應人民戰爭的獨特環境。由于黨、政、軍在1937年的迅速壯大，涌進來各種成分，而且強敵壓境，因而有必要通過一場教育運動來確立全部黨員對黨的忠誠。這可不是一件簡單的事，1937年以后的三年中，共產黨員增加了20倍，從4萬人發展到80萬人。游擊戰爭要求的是最大限度的獨立自主、因地制宜和最小限度的中央控制，在這種條件下，各軍事、行政單位，特別是各單位的領導干部，必須在思想和目標方面保持一致。（P184）
整風運動不是一場清洗運動，盡管它為爭奪運動的思想和政治領導權提供了舞臺。所有干部，特別是那些被指責犯了嚴重錯誤的干部，都要在強大的心理壓力下經受“斗爭”。但是，運動的目的顯然是要改造和重新接納他們，而不是要通過流放、送進集中營、開除出黨、開除公職等方式清除他們。毛澤東將這個過程比喻為治病救人。（P188）
近來對小組內部互動作用的研究表明，小組能對其成員形成巨大的心理壓力，特別是某個人被全體成員認為是“有病”的時候。這些人只能證明他們已完全接受大家的觀點與規范，才能夠恢復自己的自尊并未小組重新接納。在整風運動中，這種小組的威力被發揮得淋漓盡致。在小組學習和討論中，每個干部都要接受大家的批評，并進行自我批評。這些小組往往以黨支部、同一科室和同一學校為單位，要求大家就革命與戰爭的種種問題進行檢討。在整風過程中，學習小組不僅檢查每個人的思想信仰，而且還檢查每個人的工作任務完成情況，并根據運動的需要提出新問題。結果是在思想信仰和日常工作兩方面都達到高度一致，加強上下層干部之間、干部與民眾的聯系，并使干部認清他們的工作在整個革命運動中的地位。
毛澤東革命理論的一個基本假設是個人可以超越階級出身的局限。在干革命的過程中，各種階級出身的人都可以變成革命者。延安時期的統一戰線將大量學生和知識分子吸收到黨內，是對這種假設的一場檢驗。整風運動雄心勃勃，要給每個人提供教育和改造機會。當時的外部壓力助長彷徨、投降的傾向，整風則增強革命隊伍的向心力。而且，整風還使干部隊伍的視野從單純抗日擴大到社會改造方面。黨在1942年以后就采取激進手段改變農村生活，正是整風運動使中共在施行這種新政策時仍能保持團結。（P189－190）
因為采用團結－批評－團結的方法，延安整風向廢除以往黨內斗爭那種開除、監禁甚至處死的方法邁出一大步，而且確立了小組批評的準則。全國和邊區的整風是分別由毛澤東和高崗負責的，他們都是以往黨內斗爭中采取逮捕和清洗方法的受害者。（P191）
中共中央1942年4月3日發出指示，整個邊區的全體干部都開始進行系統的學習并對每個單位及個人的工作進行徹底的檢查。黨政軍各級機關都成立特別委員會來指導學習運動。整個邊區干部每天花兩小時來學習，包括小組討論、小組批評、寫學習筆記并按指定的課文進行考試。（P193）
新政策將重心放在斗爭這一端，而不是團結穩定那一端；放在大眾參與這一端，而不是干部與精英分子指導那一端。結果是一種新的政治局面出現在地平線上，原先在土地革命中產生的風格與技巧在這時大行其道，被人們用來改造自然、解決由窮山惡水和地主專權所造成的社會問題和經濟問題，并努力造成新型的農村。1942年的整風運動使黨政軍干部都作好了準備，到廣大農村去完成這些任務。（P200）
作為一個整體綱領，“延安道路”是關于經濟發展、社會改造和人民戰爭的別具一格的方式。其特色包括民眾參與、簡政放權、社區自治等。它基于這樣一種人性觀念：人們可以超越階級、檢驗、意識形態的局限，創造一個新中國。（P202）
在抗日根據地的生存斗爭中，人們意識到即使由最具有獻身精神的黨和技術級精英所組成的理性化官僚階層，也不足以打破鄉村貧困與壓迫的循環圈。自上而下的革命永遠也不能使農民進入現代世界。鄉村社會的根本性轉變的動力，必須來自鄉村內部。
中國共產主義革命一直存在著兩種對立的內在驅力：一是精英主義傾向，指向理性化的等級秩序或集權化的組織體制；一是民粹主義傾向，強調依靠覺悟的農民大眾。（P204）
1943年，戰爭和革命過程中的動員型領導方式被歸結為群眾路線。（P204－205）
隨著國民黨取消對邊區的津貼并對邊區實行封鎖，中共在1941年遇到了財政和經濟危機。正是這種危機引發了精兵簡政運動。（P205）
第一個目標是縮小規模、減少開支并提高行政效率，特別是精簡區和邊區政府機構、減少干部人數。第二個目標是通過“下鄉”運動，下放干部（主要是外來知識分子）到基層，增強下級政府、特別是鄉和分區政府。（P205）
行政改革的重要性并不在于開支的削減和“冗員”的裁撤，這一運動的重要意義在于政府的結構、構成和觀念方面的變化。下層政府、尤其是鄉政府得到了加強。由于外來干部的增加，下層政府也更加服從上級政府的領導。這些外來干部不屬于地方關系網，而是立意要轉變農村社會。一些在土地革命中就顯出領導才能但缺乏行政檢驗和技能的地方干部回到了他們的家鄉，其中很多人在1943年的大生產運動中發揮了帶頭作用。這些舉措是由黨和政府發起的，但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當地群眾的積極參與，從而為解決農村問題鋪平了道路。（P208）
在那些實行減租的地方，農民都是在地主的壓迫下生活的，地主與農民之間的原有關系并沒有因為共產黨根據地政權的建立而改變。他們怎么能夠違抗那些有權有勢的地主呢？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是組織農民協會來領導農民并與地主勢力抗衡。小組會議使農民的恐懼心理一掃而光，并激發起他們的斗爭精神。一個關鍵的步驟是農會和政府不許地主退佃，保證農民的承租權。（P224）
毛澤東的《經濟問題與財政問題》和《解放日報》1943年1月25日社論等，是中共發起合作運動的文獻。這些文獻表明，中共當時對邊區的經濟問題有透徹的分析，也看到了互助協作對解決這些問題的威力。這些文獻也體現著那些找到了新的社會藍圖，而且對實行這種藍圖充滿信心的人們的興奮心情。而且，人們深切地認識到變工和扎工所帶有的剝削特性以及他們對個人關系的依賴。傳統的協作方法所帶有的不盡如人意的方面是要努力克服的，人們將通過成立新型的互助組來提高工作效率與產量。（P232）
互助組是農民大眾所熟悉的一種合作方式，是對土生土長的傳統的一種創造性利用。它們不是政府的機關，盡管它們受到政府的鼓勵，有時是由政府派專門干部下來組建的。互助組的成立不僅對農村的經濟模式帶來了基本的變化，為持續的經濟增長創造了可能性，而且使那些與世隔絕的鄉村感受到了社會政治變革的浪潮。合作原則在1943年有利于克服農民的狹隘性并為農村社會的變革與發展提供了新的動力。（P237）
紅軍在江西時不事生產，因為當時糧食充足。在陜北，軍隊于1938年開始種糧食，養家禽家畜并自作軍鞋，目標是改善那些駐守邊遠地區的軍隊生活并提高它們的士氣。整個區在1939年發起生產運動，以便克服國民黨封鎖所帶來的困難。在這個時候，這個意識到了“脫產”的隊伍和機關在生產方面的巨大潛力。這些強壯的勞動力在盡它們作為士兵、黨政干部和學生的責任之余，為什么不可以自力更生來養活自己呢？這樣，軍隊參加生產勞動的實驗便開展起來了。在改善軍隊生活的同時，處于貧困地區的民眾負擔也相應減輕了。但是，只有在1941年的經濟財政危機和整風運動之后，機關團體的生產運動才在邊區全面鋪開。1943年的目標不僅是實現邊區的自給自足，而且是每個機關和軍隊單位都要實現自給自足。（P238）
在幾乎沒有資金的條件下，毛澤東提議在鄉村一級動員民眾來走一條勞動密集型發展的道路。所有的人力物力都充分利用起來，包括原來不從事生產的黨政軍干部，以及學生、婦女等。大生產運動的最初動力和方向都來自黨和政府，但是因地制宜地實施具體方案、具體的財政安排，都是依靠地方資源、特別是主體民眾的積極參與來完成的。（P251）
在為這一發展道路辯護的時候，毛澤東駁斥了那種認為在落后的邊區無法發展經濟的失敗主義觀點，和認為經濟發展與抗戰大業無關的觀點。與此同時，他也反駁純粹從外國引進的經濟發展模式、尤其是關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模式。毛澤東再次站到民族英雄孫中山一邊，將他所設想的發展道路稱為三民主義或新民主主義。不過，就事實而言，孫中山的建國方略及毛澤東1939年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都沒有給1943年的生產運動提供靈感。《新民主主義論》只是抽象對經濟問題一筆帶過，對三年后實施的經濟改革沒什么相干。經濟發展的延安道路是在戰爭造成的嚴峻危機中形成，并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定型的。（P251－252）
1944年民辦學校遍布整個邊區，以適應迅速變化的農村對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在成千上萬以前做夢也沒有想過建立學校的村莊，當地干部、勞動英雄和村領導擔負起了建立能夠適應新形勢的學校的責任。與此同時，社區責任的擴展也涵蓋了邊緣鄉村中的清潔衛生問題。最后文化運動別開生面。從1942年開始，秧歌經過改造之后被用來鞭笞社會的弊病、歌頌新社會的道德風尚。這些秧歌劇生動地將當時的社會問題和政府政策展示給那些目不識丁的農民大眾。從1942年開始，秧歌劇團深入到邊遠地區巡回演出，將新文化直接傳播給成千上萬的農民。這些秧歌劇團的目標是通過發掘一些民間傳統題材將新文化與農村生活緊密聯系起來，然后到農村去演出，使人民得到享受與教育。（P253－254）
適齡少年估計有165000人，僅僅1/6能夠接受起碼的教育。教學內容也成問題，批評者在1944年初指出，修改后的課程內容仍然與農民生活無關。學生并未都成為它們所在村莊的從事農村革命的領導人，上學之后都厭惡、漠視生產勞動。這樣，在它們畢業回家之后，常常與家庭不和。（P254－255）
那些被派到鄉村去培訓教師的干部及學生常常與當地教師共創大業。他們常常是到各個鄉村巡回授課。就像在整風運動和下鄉運動者試圖縮小干部精英與民眾的鴻溝一樣，他們在大眾教育運動中也試圖確定教師所扮演的角色。學生和教師之間的界限不再那么清晰了，兩者中間都有老人與少年、農民和干部、識字者和文盲。這樣一來，新的學校在縮小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之間的差別、縮小思想與行動之間的距離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P256）
1944年邊區的教育，體現著其他大眾運動的共同特色：將權力從上層專業人士手中下放到工作、生活在農村的干部與勞動英雄手中；強調大眾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教育與經濟社會生活的統一。中共并沒有完全放棄或有意降低原有的質量標準，只不過是盡可能挖掘一切資源、重新確定輕重緩急、并適當將教育中心分散，以照顧大眾的利益而已。這一運動第一次使無數偏遠的農村嘗到了教育的甜頭。在那種年頭，新的觀念和技能對農村社會的改造可以收到立竿見影之成效。
1944年的大眾教育運動，是繼合作運動之后展開的，使得集體行動可以改變現狀這種觀念更加深入人心。農民們本是宿命論者，他們的很多舊觀念是合作化等種種變革的阻力。任何一種運動要在這種環境中取得成功都需要創新。不過中共當局并不是對所有的傳統都開火，而是有選擇地利用農民的傳統來達到目的。（P256－257）
整風運動的政策大調整，遠遠超過了經濟發展領域，而涉及到人與社會的革命性變革。當時，群眾路線趨于成熟，對根據地新社會中的領袖與群眾關系作了新的界定。毛澤東起草、中共中央政治局1943年6月1日通過的《關于領導方法的若干問題》決議，是對群眾路線最早的、也是最經典的表述：“我們共產黨人無論進行何項工作，有兩個方法是必須采用的，一是一般和個別相結合，二是領導和群眾相結合。……在我黨的一切工作中，凡屬正確的領導，必須是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從群眾中集中起來又到群眾中堅持下去，以形成正確的領導意見，這時基本的領導方法。”群眾路線強調領導與群眾的密切聯系，這時從游擊戰爭的經驗中總結出來的真知灼見。在抗日戰爭的后期，這些原則指導著中國農村社會的改造與發展。（P258）
群眾路線是針對農民社會的問題與缺陷而提出的。但是，它也同時考慮到了農民積極分子潛在的創造性和社區基層的創造性等因素。這些潛在的創造性在抗日戰爭過程中，在1943年的社會運動過程中都發揮出來了。（P259）
在1942年和1943年的整風運動和生產運動中，形成了共產主義新人的新觀念。這種理想中的人，超越了專業與地位的界限，集勞動者、領袖、戰士和學生于一身。這些品質體現在地方積極分子身上。他們不僅在本村或本廠創造和傳播新的價值觀和方法，而且在抗戰工作中發揮關鍵作用。還在“業余時間”從事自學和教育別人。領導者和被領導者、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的差別，就這樣被縮小了。在戰爭和生產中，共同的斗爭使整個社區擰成一股繩，那些勞動英雄或杰出積極分子成為連結鄉村和上層領導的紐帶，在促進社區團結的同時也改造著鄉村生活。
延安時期的一大創造，是發現了將廣大民眾參與的抗戰活動與廣泛的鄉村改造運動緊密連結起來的具體方法。在人民戰爭中，社區的集體行動深入每個村莊，以至于家家戶戶的男女老少。這樣的運動呼喚新的領導方法，這體現在群眾路線的理論中。在抗戰的后期，群眾路線在全國根據地都扎下了根。（P259－260）
以抗日根據地為核心的抗戰，挫敗了日本以閃電戰征服中國的企圖。這種抗戰不僅日本侵略者在自己的后方不得安寧，還迫使國民黨堅持抗戰而不投降。（P261）
在戰爭廢墟中崛起的那個農業大國，形成了別具一格的發展方向與發展道路。構成了“延安道路”那些富有特色的精神和社會經濟制度，對于戰爭與革命的一般理論與實踐也是特別的貢獻，而且這種貢獻是超越戰爭時代的。（P261－262）
共產主義革命之所以能夠對戰爭而惡化的農村問題作出有效的、創造性的回應，是因為共產黨人在抗戰時期成功地獲得了民眾的廣泛支持。他們之所以能夠動員廣大農民起來抵抗日軍的侵略，原因在于他們有效地將行政措施與社會改革緊密結合起來。與農村根據地中激蕩的新愛國主義緊緊相連的是，農村社會經濟生活獲得了新的活力，新的社會階級勃然興起，特別是自耕農成為農村中的多數并日益興盛。在當地上層向外逃亡及當地上層與共產黨政權合作的地方，地主對政權的壟斷都一去不復返了，他們的經濟地位被削弱了，而自耕農的人數、財富和勢力都在上升。
動員民眾是抗戰的中心環節，也是解決戰時政治、經濟和安全問題新方法的中心環節。然而，中共戰時動員是多種多樣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政策的復合物。本書中強調動員綱領中那些平均主義和鼓勵民眾參與的因素。中共對政治上毫無權力的鄉村民眾進行教育，扶助自耕農勢力，動員最貧困的社會階層。通過對權力與財富的再分配，通過新的教育政策，他們使貧困的階層獲得利益與權力。
中共戰時綱領包含稅制改革、減租和鼓勵互助等方面。這些改革其實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增強了自耕農的地位，削弱了富人的勢力，同時又在混合經濟的格局中維護家庭農場與市場的主導地位。政治方面的改革，包括統一戰線和差額選舉，將黨外人士吸收到政權中來（雖然從未對黨的地位提出挑戰），而且拓寬了抗戰的民眾基礎。這些由不同層面共同構成的過程使窮人獲得權力，同時也使中共的勢力深入到農村。（P262）
第三世界國家獲得獨立之后，其領導人大多來自監獄，來自殖民地統治時期的政府職員，或是從倫敦、巴黎和紐約等地回到本國的首都。中國與此相反，其領導階層從鄉村干部到中央領導，是從長期的、以農村為根據地的武裝斗爭中獲得權力的。他們先是打敗了日本侵略者，繼而又贏得了內戰。既然中共在戰爭條件下積累了解決農村問題的20年的經驗，在他們取得政權之后，戰時的經驗將深刻地影響他們的建國方略以及他們處理國際關系的方針。（P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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