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北方按：《貨幣戰爭》一書，很火爆，據說連正版加盜版，發行量達數百萬了吧。我沒有看，因為看到封面上“編著”兩個字，就知道該書不會太嚴肅。一個嚴肅的話題以不嚴肅的方式表達，會消解其意義，只會讓讀者將其作為獵奇的一種。胡祖六出面批評，又引來諸多反批評。王小強先生的書，就嚴肅多了。我說的不是語言風格，他寫文章一貫不太正經。我說的是研究方式，該書真的做到了無一字無出處，注釋比正文還長。他對“貨幣戰爭”的分析，就顯得難以回避了。這是讀《投機賭博新經濟》之后寫的書評。 以上兩本書烏有之鄉均有出售，《貨幣戰爭》定價38元，《投機賭博新經濟》定價90元，欲購者請聯系01062760856或[email protected]。
一
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開篇說道：“黑格爾在某個地方說過，一切偉大的世界歷史事變和人物，可以說都出現兩次，他忘記補充一點：第一次是作為悲劇出現，第二次是作為笑劇出現。”
天才的論斷不會因為時間的流逝而褪色，反而會讓人更加清晰地認識到它的價值。
馬克斯·韋伯對他所處時代的德國有尖刻的批評，說德國上下彌漫著“軟乎乎的幸福主義”以及由此導致的“懶洋洋的樂觀主義”，如果有人在讀書時對這樣的說法感到困惑，不知道這種軟乎乎、懶洋洋的東西是什么，那么請看一下當下的中國吧，它正在中國第二次出現。
從總體上看，中國的經濟形勢一片大好，中國崩潰論早就沒了市場，國內外的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中國至少還可以以目前的增長速度維持大約30年。連金融大鱷索羅斯也力挺中國股市，稱至少在2008年奧運會前看好中國股市的前景。2007年的7月份，“股神”巴菲特將手中的中石油股票清倉，賺走了35.5億美元，過了不久，他又后悔了，放話出來說，如果中石油的股價下跌，他還會買。
從民間到知識界，都被經濟總量的增長和表面繁榮所陶醉著，并夢想這樣的繁榮會一直持續下去，最后惠及每個人。經濟學家們是全球化的熱烈擁護者，他們不但呼吁中國跟世界全面“接軌”，全盤接受美國設定好的游戲規則，有些人還企圖推倒一切可能阻止全球化的障礙。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在接受記者訪問時就說，不能提倡愛國主義，大家都愛自己國家，世界怎么能和平呢？他老人家不止一次鼓吹過全球化會消滅戰爭，全球化了就不再打仗了這種觀點，仿佛這個世界上每天都發生的戰亂和沖突對他而言是不存在的。
近代以來，中國兩次深刻地卷入了世界經濟體系。第一次是在1840年鴉片戰爭后，西方的強盜因為中國拒絕購買他們販賣的毒品，就以“傳播文明”、以“自由貿易”的名義侵略中國，迫使晚清政府割地賠款，中國成了列強的銀庫和產品傾銷地。第二次是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中國利用廉價的土地和勞動力吸引外來投資，把中國變成了世界的“打工廠”。
兩次的國門大開，一次是被動，一次是主動。在飽受列強欺壓的100多年里，中國的知識分子求經盜火，為了尋求救亡和自強之途，奔走呼號流血流汗，堪稱“悲劇”。而列強在“夾了尾巴逃跑了”后三十年，又“夾著皮包大搖大擺地回來了”，這一次卻讓中國的知識界夾道歡迎，一朝將帝國主義的罪惡全部忘記干凈，仿佛今日之“全球化”乃是帝國主義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后蛻變成的一只潔白的鴿子，來到中國是解救受苦受難的中國大眾的，實乃一出“笑劇”。
孫中山說，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忘。這句話經常被引用，進步者引用，反動者同樣可以引用，久而久之就造成了一種錯覺：只要是一個勢不可擋的大趨勢，就要接受，而不需要問對錯，不需要問值得不值得。全球化就是這樣一種浪潮，洶涌到無可抵擋，但這是否意味著全球化就是好的，一定會給中國帶來福音？全球化是中國的機遇，同時是否也有陷阱？中國如何在把握機遇的同時避免失足？這些問題都牽涉到對當代世界經濟體系、對全球化本質的認識。令人遺憾的是，中國主流經濟學界乃至思想界在世界大潮的裹挾下喪失了認識問題的能力，孤立地、非歷史地理解世界，變成了一臺幸福泡沫制造機。
所幸，在一片狂歡之中還有冷靜深思的人，還有一個堅守著國家民族利益底線、以批判性的眼光審視全球化時代本質的知識分子群體，王小強先生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在一片祥和的氣氛之中唱反調的人，唱反調是不討喜的，這也注定了他的聲音的邊緣地位。如我的朋友程巍教授所說，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剝削是無罪的，談論剝削是有罪的。
1980年代，30出頭的王小強便擔任了體改所的常務副所長，是名副其實的老資格的改革派。認識王小強先生是在四五年前對他的一次采訪（他堅持說是閑聊），聽他談起那個時候以親身參與改革開放決策的過程，他的經歷讓我十分羨慕，因為如今的年輕人再也沒有這樣的機緣，難以再有此“奇遇”了。但王小強先生近年來從改革派變成了“反思改革派”，因為他發現今日的局面不是他們當年想要努力的結果，同時意識到未來隱患重重。他對當下改革開放的勢頭和前景表示憂慮，一本一本地寫書呼吁中國警惕來自各方面的危機。《投機賭博新經濟》便是他的一本力作，同樣是一本“憂國之作”（張承志語），也是一跟刺破懶洋洋的樂觀泡沫的鋼針。
如果有人對我把帝國主義和全球化進行“簡單類比”表示不滿，那么請讀一下這本《投機賭博新經濟》。這是一本致力于揭示當代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本質的書，是一本揭示西方強國（主要是美國）如何在傳統的炮艦政策之外使用新的手段（主要是金融）剝奪弱小國家，以及這種剝奪如何可能的書。王小強先生說，他在寫作的時候時常想起“察見淵魚者不祥”這句古話，寫到膽戰心驚手心冒汗，而讀這本書，也讀得人不寒而栗。
二
聞道有先后。王小強先生曾對我說過，不懂經濟，就不能理解政治。我也曾經上過一點經濟學的入門課，但忘得差不多了，記得最清楚的感覺是這門學問極力通過使用數學工具把自身打扮得“有技術含量”，為此不惜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聽經濟學家們說話，往往能感覺到話語背后流露的“經濟學帝國主義”的味道，通過把自己的學科裝扮得更科學，以爭奪更多份額的話語權。這是很令人厭惡的。王小強先生談經濟的書沒有使用什么數學模型，但把復雜的問題講得很清楚。順便說一句，王小強有劍橋大學的政治經濟學博士學位，不那么干想必不是因為沒有能力，而是因為他寫書不是為了賣弄學問，不是為了拿什么獎，而是是像一個站在船頭的了望者那樣，大聲呼喊，警示我們這些坐在船上的人和開船的人，前面可能有礁石。
經濟學的課堂沒引起我了解當今世界經濟問題的興趣，反而是日常的經驗觸發了我對這個問題的思考。今年早些時候，單位組織了一次到柬埔寨的集體旅游，大小吳哥沒給我留下什么深刻的印象，倒是美元在這個貧窮國家的流通給了我一個疑問。之前也出過幾次國，但去的都是發達國家，在當地要使用本國的貨幣，很少有地方接受美元。可是在柬埔寨，美元是流通貨幣，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街頭跑的三輪車也以美元計價。從這點上看，柬埔寨比歐洲和加拿大更加“國際化”。
柬埔寨這樣的窮國，接受和流通美元是好事還是壞事呢？不需要借助太多高深的理論，憑借常識和基本的經濟學知識，我覺得我也算得過來這筆帳：美元在柬埔寨流通的實質是美國對柬埔寨的盤剝。
美元是紙幣的一種，本身沒什么價值，一張100美元面額的紙幣，本身并不值100美元。美元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有美國國家信譽的保證，是美國對持幣人負債的證明，可以拿美元買回美國的東西，當然也能買回別國的東西。有國際貿易就有貨幣的流通，中國人和美國人做生意，就有美元流入中國，變成外匯儲備，由國家管理，用來投資美國國債等。現在中國持有過萬億的美元儲備，就表示美國欠中國價值超過萬億美元的財富。假定柬埔寨流通的美元總量為N，理論上，柬埔寨是可以用這些美元從美國兌換回來價值N的產品和服務的。但是，像中國這樣持有美元外匯儲備和柬埔寨那樣任由美元流通是不同的，中國的美元未在中國境內流通，也就是說沒有永久性地留在中國，至少在理論上（也僅僅是在理論上）是有可能從美國購買產品和服務回來的，但在柬埔寨流通的美元，卻永久地停留在柬埔寨國內了。
貨幣是和一國的財富相對應的，紙幣的價值有實實在在的財富作為后盾才可能實現。如果紙幣增長太快，而物質財富的增長沒有跟上，那就會出現通貨膨脹，即所謂錢不值錢了。美元是個例外，由于大量歐洲美元和亞洲美元的存在，實質是其他國家在用自己的財富撐著美元的價值，如果讓全部美元都回流到美國，那么美元面臨的將是大幅的貶值。相反，美元在其他國家的流通，比如在柬埔寨，實際上對柬埔寨瑞爾產生了擠出效應，在推動柬幣的貶值。
很多落后國家大量流通美元，是出于對本國經濟的不信任，認為美元有美國的經濟實力做抵押，是安全的。可是美國不是慈善機構，不會開動機器印刷一堆美元出來幫助窮國解決貨幣流通問題，可能的邏輯一定是，窮國拿同等價值的產品（主要是原材料）和服務換回美元，在國內使用。如果柬埔寨全國持有數量為N的美元，那么就意味著有價值N的財富從柬埔寨流到了美國。（N里面包括了柬埔寨海關工作人員向入境外國人勒索小費而接受的贈予，也有一部分外國援助，為了敘述方便，不做區分。）一言以蔽之，美國人開動機器印了一堆花花綠綠的紙，就永久地換回了與貨幣面值等額的資源和產品。這是赤裸裸的掠奪和盤剝，不是嗎？很長一段時間，我對國際經濟體系本質的認識停留在教科書式的表述，即發達國家低價買入原材料，高價賣出制成品，借以盤剝落后國家。但這個現象讓我認識到，還有更方便更快捷的剝奪方式，那就是印一堆花花綠綠的紙就把人家的東西弄走了，多么的輕松，同時又是多么的文明啊。一位同事以前就去過柬埔寨，在找零時收下了一些美元，他一直等著再次到柬埔寨的時候把它花出去，因為這種美元太老舊了，在美國都已經退出流通了，也就是說在美國都無法兌換的美元，柬埔寨人還在欣然接受。這就不光是花花紙了，而且是徹底的廢紙！
柬埔寨這樣落后國家基本都經歷過殖民的歷史，被宗主國盤剝和壓迫了多年，留下一個積貧積弱的爛攤子。世道變了，殖民地獨立了，列強不再能直接控制和榨取了，新的世界是一個自由貿易的世界，但是，自由貿易的結果是參與方都受惠嗎？恐怕不是。烏拉圭記者出身的學者、《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的作者愛德華多·加萊亞諾斷言：所謂國際分工就是指一些國家專門獲利，另外一些國家專門遭受損失。
很多人認為，殖民和自由貿易是不可以相提并論呢，前者是搶劫，后者是貿易，是以自愿為基礎的。但是，正是因為有這種差別，這個新的游戲規則才更壞，因為它使得盤剝的主體消失了，讓被盤剝者受害的感覺隱形了，讓受害者找不到施害者的身影。1970年代，美國在柬埔寨策動政變，扶植傀儡朗諾政權上臺，同時為了追捕越共在柬埔寨狂轟濫炸，造成的死亡人數，我看到的統計數字從15萬到100多萬不等。這種對赤裸裸的加害，柬埔寨人是感覺得到的，他們的仇恨是有目標的，他們知道是美國人威脅了他們的安全，壓迫了他們生存的機會。這是老式帝國主義的“可愛”之處，他害人，也讓人知道是誰在害你。可是新型帝國主義卻不同了，它溫文爾雅、和風細雨，在自愿、雙贏的面目下做本質上相同的事情，甚至讓受害者都愛上了這種傷害的方式。
柬埔寨人以美元作為結算方式之一是自愿的，不是美國人逼的，但自愿可以成為為剝奪的辯護的理由嗎？政治哲學里有一個命題，人有沒有自愿當奴隸的自由。多數人的回答是沒有，因為一個人如果自愿選擇做奴隸，一定是由于外在因素導致的，人不可能自由地做出這種選擇。沒有哪個國家會主動要求和自愿接受被盤剝的命運，自愿的背后是他們沒有別的選擇，選擇權被剝奪了。如今的國際格局，表面上看改變了，沒有直接的壓迫和劫掠了，但剝奪的本質沒有變，可怕之處在于，這種新形剝奪的隱蔽性太強，往往連被盤剝者本身都意識不到，甚至會否認被剝奪的事實。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一個更壞的時代。
中國不也是美元武器的受害者嗎？中國以“世界打工廠”的地位，損失了一代年輕工人的健康和福利，以血汗賺回來的巨額外匯儲備，只能拿去購買美國國債，補貼美國的財政赤字，支持美國發展它的命脈產業。在一通戰略對話的壓力下，人民幣升值，美元相對貶值，中國的美元資產的一部分就在這一過程中蒸發掉了。
《投機賭博新經濟》引用墨頓·米勒（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話點出美國主導的世界經濟貿易體系的實質：“我們指揮你們給我們送來這些費盡千辛萬苦生產出來的、奇妙的汽車、照相機和機床。而我們又給你們提供了什么呢？只不過是喬治·華盛頓的一些頭像。”
三
從美元強權的表象不難推導出美國以美元霸權在全球征收“鑄幣稅”的本質，但這種機制是如何形成的，為何能夠起作用，則不是靠常識推理可以得出的，而必須要回到歷史，深入現實，搞懂世界經濟體系的最深層次的變化。就我個人的思考而言，王小強先生的《投機賭博新經濟》恰好提供了這樣幫助。
經濟發展需要貨幣，如同身體需要血液一樣。紙幣產生之前，人類有相當長的直接使用金銀等貴重金屬作為貨幣的歷史。西歐在歷史上的發展是與對外擴張和掠奪同步的，而對外掠奪的主要物品之一就是美洲的白銀，這使得歐洲獲得了發展的潤滑劑。在后來與中國的貿易中，由于持續對中國保持逆差，大量的美洲白銀就經由歐洲再流入中國。鴉片戰爭就是英國無法以正常的貿易方式扭轉白銀流出的趨勢，非正常貿易（販賣鴉片）又被中國禁止后，悍然發動的侵略戰爭。
在紙幣出現后的相當長時期內，紙幣的價值是和貴重金屬直接掛鉤的，即紙幣發行需要黃金作為儲備。經過兩次世界大戰的漁翁得利，美國發展到了空前強大的地步，直接表現為占有了世界黃金總量的四分之三。為了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1944年7月，44個國家在美國召開聯合國和盟國貨幣金融會議，確立了二戰后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協定，對各國的貨幣兌換、國際收支調節、國際儲備資產構成等問題作出了共同安排，是為布雷頓森林體系。該貨幣體系的核心是美國以龐大的黃金儲備為準備金發行美元，美元和黃金直接掛鉤，一盎司黃金等于35美元；其他國家的貨幣與美元掛鉤，實行固定匯率制，外國可以用美元向美國直接兌換黃金。這等于說，全世界都實行金本位制，“經濟和貿易循序擴張需要多少美元、法郎和里拉，就有多少這類貨幣被制造出來。真實經濟和貨幣經濟一起擴張收縮，兩者以黃金為支點，保持平衡”。這個貨幣體系的意義在于，貨幣的發行不脫離實實在在的物質生產過程。為此，“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將近30年中提供一個穩定的環境。在1950年代全盛時期，世界經濟每年以大約7.4％的速度增長，石油和商品價格穩定20多年，利率通常在3－4.5%之間，通貨膨脹幾乎是零……”
這個體系無法長時間持續，也是必然的。隨著1950年代以后美國國際競爭力的減弱，美國的國際收支趨于惡化，貿易逆差意味著大量美元外流，而各國政府紛紛拋出美元兌換黃金，對美國形成了巨大的壓力。到了尼克松時期，美國的黃金儲備再也支撐不住了，只好“耍賴”，于1971年宣布美元和黃金脫鉤，隨后固定匯率制也被取消，各種貨幣幣值開始自由浮動。美元告別黃金，被尼克松稱為“人類貨幣史上最重要的協定”。貨幣體系的變化帶來了經濟領域的根本性變化。在以貴重金屬作為流通貨幣的時代，貨幣本身也是商品，無論是黃金還是白銀，其生產要耗費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黃金掛鉤的貨幣也具有這個特點，紙幣與貴金屬的掛鉤就是貨幣與生產活動的掛鉤，用錢買東西或者兌換不同貨幣本質上都是兩種價值相當的物品的交換。弗里德曼說，“從遠古直到1971年，每一種主要貨幣都直接間接地與一種商品相聯系。”但是，1971年之后，也就是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貨幣與生產活動的聯系就被切斷了，貨幣變成了只有價格沒有價值、由各國中央銀行決定印刷多少的花花紙。
這就是美國通過印刷花花綠綠的紙票子來掠奪其他國家的本質，也是墨頓·米勒的話的真實含義。
這里就引出了一個疑問：如果說1971年之前，其他國家愿意接受美元，是因為有兌換黃金永久保值的承諾，那么為何直到現在全世界還愿意接受“喬治·華盛頓的頭像”呢？為何“買賣雙方、債權人和債務人以及商人和銀行都有一種無法遏制的偏好，愿意以美元而不是以其他貨幣進行交易”呢？
王小強先生揭示了問題的本質，因為美國的霸權地位，追究到根子上，還是美國人胳膊粗力氣大，船堅炮利。“憑什么世界人民愛美元？因為美國科技進步、經濟發達、政治穩定、國家安全。支撐美元的，不單是世界上最多的GDP，而且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實力，背后是最強大的軍工產業。”“不可戰勝的戰機，是美元不可戰勝的保鏢。”王小強還拉洋鬼子的現身說法來佐證：
“離開一只隱蔽的拳頭，市場那只看不見的手永遠起不了作用——如果沒有制造F－15戰斗機的麥道公司，麥當勞也紅火不了。而使硅谷技術擁有安全世界環境的那只隱藏著的拳頭，叫美國陸軍、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
“我們只用很少的紙幣（美元）去交換亞洲地區豐富的產品和服務，我們也足夠聰明地知道這一切并不公平，當我們送去這些紙幣時，我們必須要提供真正有價值的產品——美國太平洋艦隊。”
這才是美元的本質，這才是美國主導的全球貨幣體系的本質。世界前進了，改變了，但是換湯不換藥，骨子里還是弱肉強食那一套！
四
王小強先生在書中引用列寧的話，西方強國對弱小國家的剝奪，是“從一張牛身上扒下兩張皮來”。扒兩張皮是老作法了，如今的“扒皮”方式比列寧的時代更多樣，變成“多吃”了。其中的一招就是金融危機，一夜之間把后發國家幾十年的奮斗成果風卷殘云。
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后，出現了一個獨立于實體經濟之外的虛擬經濟，這個虛擬經濟是金融危機得以附著的土壤，讓金融大鱷出入后發國家覓食成為可能。由于1971年之前“紙幣的發行限于它象征性代表的金（或）銀的實際流通數量”，紙幣的印刷量是受到剛性的限制的，而一旦美元與黃金脫鉤，美國就可以不受約束地發行貨幣，美元如脫韁的野馬，數量激增。其他幣種為了維持與美元大體上的匯率穩定，也就需要增加貨幣發行量，于是在世界范圍內引發了一場貨幣發行的大戰。脫韁的貨幣容易引起各種貨幣之間匯率的不穩定，國際資本為了在金融交易中規避風險，轉嫁匯率、利率風險，“催生了1972年5月16日上市的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外匯期貨、1973年費城證券交易所的外匯期權，各種匯率型、利率型衍生工具從此層出不窮。”如今，全世界已經有1400多種金融衍生工具，數萬種有價政券每天在進行交易。為了“對沖”風險，“一夜之間，成千上萬的長期投資者都成了投機客”，更不得了的是，強烈波動的金融市場迫使各國政府出手干預，買進賣出各類金融產品，以此穩定金融市場，穩定國民經濟。這背后就是天價的貨幣發行。
于是一個跟實物生產關聯不大或者說失去了聯系的虛擬經濟，即金融市場被創造了出來。我們看到，股票價格不能反映企業實際運營的狀況，完全呈現出無理由的上漲或下跌。觀察金融市場起落的曲線，會發現它已經遠遠偏離了實體經濟的增長軌道。大量發行的貨幣進入了虛擬的賭場，成為賭桌上的籌碼，各國中央銀行則成為莊家。金融市場像一個黑洞，吸納了激增的貨幣，消解了原本應該在現實經濟生活中隨著貨幣發行量增長而出現的通貨膨脹。錢進入股市或其他金融市場，不再是投資，而變成了投機，通俗點說就是賭博。《投機賭博新經濟》一開篇，作者就點出了賭博與投資的區別：“什么是賭博？與物質生產沒有關聯的金錢交易。”放眼全球，世界變成了一個大賭場，作者引用吉登斯在《第三條道路》中的數據：“在全世界每天上萬億計的貨幣交易中，只有5％涉及到貿易和其他性質的經濟交易。其余95％是由投機活動或套利交易構成的。”
這樣一個虛擬的經濟環境，把物質生產者扔進了一個黑洞，而那些缺乏賭博偏好而拒絕參與這個市場的人，其行為本身就變得更像賭博了，因為一場貨幣危機，一次通貨膨脹就可能讓不賭博者手中的財富貶值大半。不避險就是冒險。墨頓·米勒說，“既然這個世界無法消除價格波動性，不用衍生工具進行套期保值也是一種投機，一種賭博，只不過賭的是價格不會向對自己不利的方向變動，這種賭博的風險可能比參與期貨、期權交易的風險還大。”這個新經濟體系簡直是“逼良為娼”了，恰應了經濟學家薩繆爾森的話，在人人都失去理智的時候，理性的選擇是變得瘋狂。
虛擬的經濟形態為美國的金融資本在全世界食利提供了可能，以賭博為根本屬性的經濟也為各種基金和索羅斯這樣的豪賭客提供了巧取豪奪的可能，僅靠在外匯和股票市場上的操作，低吸高拋，一夜之間就可以有數十億美元進帳。金融市場是為了規避風險而產生和壯大的，但是系統風險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它只是被轉移了，最后集中轉移到遲鈍的金融機構和問題堆積的金融市場。但這樣的傻瓜在哪里呢？俗話說，蒼蠅不盯無縫的蛋，但檢索過去幾十年的金融危機歷史，惹是生非發大財的金融大鱷都在美國，被金融風暴席卷的倒霉市場都在美國之外，除了美國市場，好像沒有哪個“蛋”是沒有縫的，連英鎊都被索羅斯的對沖基金算計了，龐大的第二經濟體日本在美國強迫日元升值的壓力下與國際接軌，最終導致財富泡沫破裂，經濟十幾年緩不過勁來。賭博投機的市場看起來人人都有機會，人人的機會也都是平等的，結果卻是不平等的，美國人總是贏家，輸家總在美國之外，所以這個游戲歸根結底還是具有帝國主義的性質。很簡單，國際貿易的三分之二以美元結算，國際銀行貸款的四分之三使用的是美元，美元一家獨大，其他貨幣無論如何也玩不起，索羅斯調動幾十億美元就能把東南亞國家的金融市場打得一塌糊涂。王小強使用了一個形象的比喻，“大象跳進池塘里”，一個小池塘里的賭客無論洗澡洗得多舒服，只要一只大象跳進來，最后的結果就是人仰馬翻。
資本大鱷最理想的覓食場所是新興市場，隨著這些國家生產力發展導致經濟繁榮，國民財富必然走向高度金融化，這是金融危機卷錢的基礎。當條件成熟之后，投機客下手的時機便到了，阿根廷、墨西哥、印尼等國家均在這個關頭經受了金融危機的洗禮。與國際接軌無論做得多么好，規則設置無論多么公平，都不能避免這個結果，根本原因是力量的不對等。1990年代，墨西哥被世界清算銀行認為“對外赤字與宏觀、微觀經濟，無論用何種標準評價都是健康的”，是“新興國家的樣板”，但在大規模的投機資本面前還是敗下陣來。可見，不正視現實，不能認識新經濟體系的帝國主義屬性，與世界接軌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偏偏自己又沒有武二郎的本事，最后的結果只能是被老虎吃掉。
五
“金融危機是一種‘富貴病’，貧窮的地方只發生短缺和饑荒，從不發生金融危機。”發生金融危機的基本條件是資產的高度金融化，目前中國已經基本具備了這樣的基礎，2006年，上海交易所認股證成交2349億美元，全球第一；2006年前11個月，大陸有限幾個商品期貨品種，交易額超過19萬億人民幣。
中國是唯一沒有經過金融危機洗劫的新興市場，同時也是國際投機資本緊盯的目標。王小強總結了新興國家的共同道路：改革開放帶來物質生產高速增長，金融自由化帶領貨幣經濟繁榮，外資拋空帶來金融危機，是發展中國家現代化的“三部曲”，是當代所有“新興市場”的宿命。在危機發生前，總是有一段“甜頭”期，在這個時期內，只要買股票就賺錢，買樓盤就升值。2006年開始的股市爆發顯示，中國已經如日本當年那樣，進入了一個黃金時代。2006年全年，股指飛升184％；2007年，股市從開年到最高點，漲幅是148％，完全呈現非理性繁榮的局面。
繁榮不是沒有止境的，緊跟“追漲”而來的，將是“殺跌”。中國由于還沒有開放資本賬戶，人民幣不能自由兌換，“殺跌”的條件還不具備，進入中國的熱錢賭的是人民幣會升值，不斷流入的美元又進一步推動升值的預期和壓力。這種缺乏“殺跌”機制制約的“追漲”態勢，等于讓熱錢進了保險箱，只賺不賠。中國政府對此束手無策，想提高利率收緊銀根都不敢妄動，因為這會降低熱錢流入的成本，鼓勵熱錢更瘋狂地向中國扎堆。而下一步呢，中國政府已經承諾將在未來開放資本賬戶，實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那時熱錢大舉拋空進行“殺跌”的條件都具備了，席卷中國的金融危機也就近在眼前了。索羅斯在《開放社會》一書中談到亞洲金融危機時就斷言：“要是人民幣是可以自由兌換的貨幣的話，中國的銀行系統也許已經崩潰了。”
金融危機的后果，在不同國家表現是不同的。在英國，只表現為金融危機；在日本，蔓延為經濟危機；在印尼，則發到社會動蕩，國家分裂。在王小強看來，如果金融危機發生在中國，那么連鎖反應一定是印尼式的，甚至更慘，可能的后果就是社會陷入動亂，臺灣獨立，國家四分五裂，民族復興再無指望。
一場金融危機會有如此嚴重的后果嗎？王小強先生之所以如此“危言聳聽”，因為他認為金融危機只是中國面臨的各種危險中的一個，中國很可能在2008年經歷一個內憂外患的“共振”，如果金融危機發生，那么后續打擊將接踵而來，總的目標就是徹底打垮中華民族崛起的可能。關于這方面的看法，就要參考他的另外一本書——《史無前例的挑戰》了。在這本書里，王小強集中分析了美國的國家性質，結論是作為一個移民國家，美國沒有統一的民族和文化，唯一能凝聚國家的就是非理性的愛國主義，在我們“找啊找啊找朋友”的時候，美國卻一直在“找啊找啊找敵人”。冷戰結束，蘇聯解體，俄羅斯一時沒有再與美國抗衡的實力，美國已經把目標敵人鎖定為兩個，一是穆斯林世界，另一個就是中國，用亨廷頓的話就是“不帶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中國民族主義”。中美對抗的大勢是注定的，而且是由美國決定的，不是中國單方面想要與美國接軌就能改變的。對于美國而言，一個強大的中國不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這是排除任何“意識形態色彩的”，即便中國徹底與美國接軌，改變被美國人一再指責的政治體制和人權狀況也無可避免。為了遏制中國，美國會使出各種辦法，金融危機可能只是組合拳的一招。在這個意義上，如果認為針對中國的金融危機本質上與東南亞金融危機一樣，美國對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加快開放進程”，盡快實現人民幣可自由兌換，只是為金融資本卷錢服務，就庸俗化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也弱化了問題的嚴重性。
中國是否有可能躲過這一劫數？從邏輯上，簡直沒有可能。因為金融就是風險的同義詞，從各國的經驗看，只要金融自由化了，就談不上防范金融風險。道理上，只有戒賭，才能防止賭博輸錢。但在壓力下中國金融開放的進程不可能停滯，開放門戶是早晚的事，而開門則意味著危機的到來。一個危機到來，下一個就會跟進。
形勢險峻，中國該何去何從？王小強先生也試圖給出了他的設想，首先是要挺住，能挺多久是多久。其次有兩條，一是西部大開發，中國苦練內功，“自力更生，奮發圖強”，通過開發西部，拉動內需，改變過度依賴外向型經濟的態勢。一是“東部大串聯”，仿效歐洲經驗，亞洲各國聯合起來，成立統一的經濟區甚至統一的貨幣區，共同增強抗風險能力。一介書生，人微言輕，如此宏大的設想要影響國家決策，談何容易；至于后者，牽扯到國際合作，尤其與日本的合作，受制于多方面的因素，就更顯得不現實了。
結語
中國向何處去，應該怎么走，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取決于我們對大環境的認識。這個世界變好了嗎？這是個首先要思考和給出回答的問題。我也看過不少與王小強先生相左的觀點，把前景描繪得一片光明。但這些觀點無法令人信服，因為它假設弱肉強食的世界格局已經發生了脫胎換骨的改變，只要中國接受既有的游戲規則，就能成為“雙贏游戲”的一方，這等于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對手的仁慈上。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持這種盲目樂觀主義姿態的人，不配談論國家戰略。
這個世界沒有變好，而是變得更糟。因為在本質沒有進化的情況下，弱肉強食的游戲在形式上更多樣了、更具欺騙性了，我相信正是這種假象造就了中國知識界一派“懶洋洋的樂觀主義”情緒（也不排除買辦勢力里應外合，故意制造假象，迷惑人眼）。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這種判斷，結果會是危險的。雖然眼前一片光明，但很有可能在玻璃墻上撞得頭破血流。
王小強先生是個徹底的批判知識分子、堅定的民族利益捍衛者。對于那些沉浸在“軟乎乎的幸福主義”美夢中的人，他是個攪了人家清夢的“烏鴉嘴”，他是聲音在傳播中遭遇到阻礙也是必然的了。讀王先生的書，他的嘻笑怒罵和盡情調侃，讓我在看到真相時直覺得心驚肉跳；但同時也感到欣慰，因為正是有王小強先生這樣一批清醒的、憂國憂民的知識分子存在，才不至于讓以整日叫喊著要“全面接鬼”為主流的中國知識界徹底淪為一出“笑劇”。
厚厚幾本書，密密麻麻的注釋。讀過之后，我想冒昧地歸納一下王小強先生最終要表達的意思，也許毛主席他老人家的那八個字最適合：放棄幻想，準備戰斗。不知道王先生以為然否。
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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