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戰爭》的熱銷和主流精英的傲慢

《貨幣戰爭》的熱銷和主流精英的傲慢

——讀胡祖六《子虛烏有的“貨幣戰爭”》有感

盧映西

　　《貨幣戰爭》一書暢銷了好幾個月，引起了社會各界讀者的廣泛興趣和熱烈討論。有趣的是經濟學界的“主流精英”對此書的反應：他們先是貶之為“學術垃圾”，甚至不屑一駁：““哪有科學家寫書駁斥跳大神兒的”！然而，終于，作為主流精英一員的胡祖六先生不得不出來表達一種深切的擔憂：“如果讀者尤其是政府決策者把它視為一本真實與嚴謹的書籍，對書中所作結論或政策建議認真待之，那么我們就不能不表示驚訝，甚至不安。”

　　我們先不管《貨幣戰爭》是否足夠“真實與嚴謹”，只看胡先生眼中一定是最為“真實與嚴謹”、而且一直被政府決策者“認真待之”的主流金融理論，在實踐中是否能讓人放心。我們看到的是，在主流金融理論的指導下，央行九次提高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五次加息并發放相當規模央行票據之后，宏觀調控的效果仍不明顯。當然，主流精英會說：要是我們不調控，情況會更糟。可是就算一個“跳大神兒的”給人治病治死了，他也會說：假如我不跳，人會死得更快。是吧？

　　自己所秉持的理論已經在實踐中屢屢失靈，卻又反對政府決策者對別的理論“認真待之”，居然還能顯得理直氣壯，令人嘆為觀止。

　　況且，即使我們同意胡先生對《貨幣戰爭》一書所作的“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娛樂的書”的定性，即使該書所本的參考書在美國“并沒有引起主流社會的太多注意”，也不足以肯定此書在學術上毫無價值。因為只要有“視角獨特”這一點，就已經構成學術價值的必要條件了。而那些人云亦云、跟風追主流的所謂學術論著，才是真正的學術垃圾。回顧經濟學術史就知道，當年曼德維爾的《蜜蜂的寓言》，也不過是“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娛樂的書”，也同樣不被“主流社會”認可，但凱恩斯就能從中讀出其學術價值。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別以為主流了，就內行了。

　　那么，《貨幣戰爭》的門道在哪兒呢？我認為，就在于作者指出了現代金融制度的致命弱點：貨幣價值缺乏一根“定海神針”。實際上，這是把李嘉圖曾經孜孜求索而終不得其解的“不變的價值尺度”問題重新提了出來，并強調其在經濟運行中的極端重要性。缺了定海神針，貨幣價值就如同股票價格一樣失去了客觀標準，為幕后操縱者打開了方便之門。當然，如果有人認為每一次股市波動背后都有陰謀，對于這樣極端的說法，我們可以不必過于“認真待之”。但股價是可以人為操縱的，卻早已成了人人皆知的常識，而且是一直被監管層“認真待之”的。《貨幣戰爭》一書的真正學術價值，就是使人們認識到在擯棄金本位后，貨幣價值是可以被陰謀家操縱的，貨幣戰爭是具有現實可能性的。對于這種可能性，哪個國家不“認真待之”，就很可能要吃虧。

　　至于整個世界的金融體系是不是一直被某個陰謀集團控制，在我看來，那不過是“熱鬧”層次的問題，大可見仁見智。所以我對胡先生在具體事實或個別觀點上對《貨幣戰爭》的批評不反感，我反感的只是那種主流心態，甚至對歷史的解讀也強求與主流一致的觀點。其實《貨幣戰爭》從金融的角度重新解讀歷史，方法上并無不妥。同屬當今經濟學界“主流精英”的薩克斯（就是那位著名的“休克療法之父”），在回顧歷史時認為，如果一戰后盟國聽從了凱恩斯的意見，不把戰爭債務都推到戰敗的德國頭上，那么希特勒就很可能上不了臺。也就是說，一項經濟舉措是可以改變歷史走向的，胡先生眼中的“正義史詩”本來是可以改寫的。難道既然已經正義，就不能再反思？

　　《貨幣戰爭》的作者并沒有受過正規的主流經濟學訓練，但他以常識為起點的金融著作卻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這實在是個可喜的現象。再看看近來主流經濟學家的言論經常遭到毫不留情的抨擊，說明西方泊來的主流經濟學的光環正在褪去，人們正在返回常識，社會輿論正在走向成熟。但面對這樣真正理性回歸的潮流，主流經濟學家卻沒有一點自知之明，還在死撐著那點可憐的傲慢。我們現在需要做的，就是繞到這種傲慢的背后，看看孔雀的屁股。

　　1938年10月，為了使來年在紐約東北郊舉行的世界展覽會更有紀念意義，人們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主意：把一些紀念品裝入一個堅固的箱子，埋在地下，規定五千年后（即公元6939年）的后代子孫才能打開。在這些紀念品中，有愛因斯坦寫的《給五千年后子孫的信》：

　　“我們這個時代產生了許多天才人物，他們的發明可以使我們的生活舒適得多。我們早已利用機器的力量橫渡海洋，并且利用機械力量可以使人類從各種辛苦繁重的體力勞動中最后解放出來。我們學會了飛行，我們用電磁波從地球的一個角落方便地同另一個角落互通訊息。

    “但是，商品的生產和分配卻完全是無組織的。人人都生活在恐懼的陰影里，生怕失業，遭受悲慘的貧困。而且，生活在不同的國家里的人民還不時互相殘殺。由于這些原因，所有的人一想到將來，都不得不提心吊膽和極端痛苦。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于群眾的才智和品格，較之那些對社會產生真正價值的少數人的才智和品格來，是無比地低下。

    “我相信后代會以一種自豪的心情和正當的優越感來讀這封信。”

　　大半個世紀后再看這封信，科學技術的發展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我們已不限于利用機器的力量橫渡海洋，而是要飛越太空。高科技已不限于解放繁重的體力勞動，而且正在解放繁瑣的腦力勞動。通訊技術更是到了當時人們無法想像的3G時代。所以，不用等到五千年后，現在的廣大科技工作者就已經可以“以一種自豪的心情和正當的優越感來讀這封信”了。

　　但是，我們的主流經濟學家應該以什么樣的心情來讀這封信？“人人都生活在恐懼的陰影里，生怕失業，遭受悲慘的貧困”的狀況已經得到真正的改善了嗎？如果沒有，你們傲什么？

附：子虛烏有的“貨幣戰爭”

　 2007年12月01日 　 《財經》網絡版　 胡祖六

　　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與中央計劃經濟制度下政府行政指令分配資源截然不同，在市場經濟制度中，一個健康運作良好的金融體系通過高效率分配資本、提高投資回報率，在推動經濟增長中扮演著舉足輕重的作用。而脆弱不穩定的金融體系往往導致金融危機頻發，引起經濟衰退、失業攀升，甚至觸發嚴重社會與政治危機。

　　可慰的是，中國近年來金融改革成就顯著，從政府、監管部門、企業、投資者、學術界到媒體與一般公眾，對金融問題都十分關注。宋鴻兵先生的《貨幣戰爭》以金融為脈絡，交錯穿插于近200余年世界經濟、政治、社會乃至軍事戰爭，將許多最有名的政治家、軍事家與最富戲劇性的歷史事件統統與金融聯系起來，其構思之大膽、跨度之寬廣，令人驚嘆。

　　當今世界，除了少數幾位學貫古今，在經濟學、金融學、政治學、歷史學等皆有造詣的文藝復興式的大師，相信很少有人能創作一本如此包羅萬象的書，并宣稱能夠成功破譯世界財富密碼，曝光不為人知的歷史真相，揭示許多重大歷史事件的前因后果。

　　作為一本通俗性供消遣娛樂的書，該書的欣賞價值顯而易見。美國曾出版過數本與該書近似的書籍，但并沒有引起主流社會的太多注意。《貨幣戰爭》一書把原著中的有關內容編串起來，視角獨特，可讀性強，在國內引起了廣泛注意，更進一步增添了人們對原本顯得過于神秘的金融領域的興趣與好奇心。

　　但是，如果讀者尤其是政府決策者把它視為一本真實與嚴謹的書籍，對書中所作結論或政策建議認真待之，那么我們就不能不表示驚訝，甚至不安。

　　1.離譜的歷史與金融

　　《貨幣戰爭》一書主要寫歷史。但是，它輕率地改寫了人們早已廣為接受的世界近代史，尤其是美國歷史。從美國獨立戰爭、南北戰爭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從亞伯拉罕·林肯到約翰·肯尼迪，再到羅納德·里根，美國歷史上所有總統遇刺事件，無一例外，都被該書統統歸結為一小撮國際銀行家爭奪所謂“貨幣發行權”的陰謀策劃所致。書中，美國革命不再是北美各殖民地聯合起來擺脫英國統治，爭取政治獨立與經濟自由的斗爭，而是為了所謂“貨幣發行權”；南北戰爭不是因為是否廢留奴隸制所引起的尖銳沖突，而是“國際銀行家”的操縱結果。

　　該書還鄭重宣稱，沒有美聯儲，就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也不是以美國、英國、蘇聯與中國為首的盟國反擊納粹德國、意大利法西斯與日本軍國主義野蠻侵略的正義史詩，而是羅斯福總統玩世不恭地在戰爭硝煙中驗證凱恩斯的赤字財政和廉價貨幣的主張，刺激美國經濟復蘇，并讓國際銀行家們在戰爭中再次大發一筆橫財。肯尼亞總統被刺殺是因為他簽署了一份“鮮為人知”的關于白銀券的11110號總統令；越南戰爭結束的本質原因乃是倫敦黃金戰場的慘敗，導致統治精英階層的金融“底氣”損耗殆盡；中東石油危機不是歐佩克而是國際銀行家的決定等等。

　　這一系列驚人的“發現”，使歷史霎然面目全非！簡單得出格，歪曲得離譜，難免給人嘩眾取寵之嫌。

　　《貨幣戰爭》一書主要寫金融。由于文筆流暢，且引述了許多歷史典故、傳說、軼事、名人語錄等，它引人入勝，勾起了一般讀者對枯燥金融問題的興趣，這是該書的一個貢獻。但遺憾的是，該書對許多經濟歷史事件或人物的描述繆誤甚多，斷章取義、牽強附會、言過其實，或根本就是妄加猜測、肆意定論，給讀者提供了錯誤的信息，并有可能誤導政策制定者。

　　全書每每強調，以羅斯柴爾德為代表的國際銀行家如何擁有神秘的超級權力，可隨心所欲地玩弄王權與政府于股掌之上，肆意操縱世界的戰爭與和平、繁榮與蕭條。事實是，羅斯柴爾德家族的確曾經盛極一時，至少在19世紀是公認的最有影響的跨國金融企業，在今天的國際金融體系中也算是尚有一席之地；但是，其市場地位與影響力目前已可以說微不足道。無論是按股票與債券承銷、交易及企業并購業務的市場份額，還是按旗下所管理金融資產的規模，該公司都往往排不上國際前十名，更談不上呼風喚雨、主宰全球金融市場了。

　　書中宣稱，羅斯柴爾德家族是當今西方主要發達國家最大的債權人，這并不符合事實。同樣，今天的J.P. Morgan銀行經過無數次分分合合，與《格拉斯－斯蒂格爾法》出臺前的老J.P. Morgan公司除了繼承同一商標品牌，其股權結構、組織形式、公司文化、業務與客戶基礎皆有顯著不同，市場影響力也是今非昔比。

　　該書武斷地認定，所謂國際銀行家為一小撮利益一致緊抱一團的陰謀團體，而對現代金融體市場與金融機構之間空前激烈的競爭這一客觀事實全然漠視。大浪淘沙，適者生存，曾經盛極一時的Drexel、霸菱等老牌銀行都已破產，而書中一再提到的庫恩·雷波公司也已經無跡可尋。

　　事實上，金融業是現代經濟中競爭最激烈的行業之一，其產業結構與壟斷組織相去甚遠，這也就是金融創新如此活躍的一個原因。金融業也恰恰是現代經濟中最受監管的行業，其經營業務活動受到各國政府如財政部、央行、專職金融監管當局甚至國際組織的嚴格監管。書中所刻意描畫的超然凌駕于國家政府乃至國際政治法律制度之上，擁有神秘權力的所謂“國際銀行家”，恐怕除了存在于作者的豐富想象中，純系子虛烏有。

　　《貨幣戰爭》一書混淆了國內信用與貨幣，包括流通中的金銀幣、紙幣現鈔、基礎貨幣、廣義貨幣和國債、通貨膨脹等概念及其相互關系，尤其是顛倒了貨幣發行與公共財政的因果關系。

　　早期的英格蘭銀行和美聯儲前身機構的貨幣發行以政府（或王室）的債務為抵押，是為了控制貨幣發行總量，而不是要挾政府不斷發債。恰恰相反，政府常常因為戰爭或鋪張而開支過多，導致財政赤字，而財政赤字決定國債的規模與負擔大小，而不是央行的貨幣發行。如果政府不能通過借款（發國債）來彌補赤字，就往往必須依靠央行的信用，即貨幣融資 （monetary financing of budget deficit），其結果是誘發通貨膨脹。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在抗日戰爭結束后國共內戰時期的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的拉美國家，尤其是玻利維亞、墨西哥、阿根廷與巴西，都是政府通過央行濫發貨幣彌補極度財政赤字，結果誘發惡性通貨膨脹的經典案例。

　　作為陰謀論的一個重要基石，《貨幣戰爭》一書咬定國際銀行家們不只是操縱政治、制造戰爭，更頻頻制造金融危機，包括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這些指控頗為離奇，近乎荒謬。 任何一個了解金融基本運作的人都知道，金融機構的盈利能力與金融市場的穩定和宏觀經濟的景氣呈緊密的正相關性。當經濟繁榮、市場興旺時，金融業盈利也就表現良好。而經濟不景氣、市場低迷時，金融業的經營環境就顯著惡化。尤其是每次金融危機發生時，金融機構面臨巨大的風險，大量虧損，甚至倒閉。大蕭條期間，數以百計的金融機構，包括商業銀行、證券公司與保險機構，慘遭倒閉厄運。最新一輪的美國次級債危機，對美林、花旗、瑞銀等許多世界一流的大型金融機構所造成的沖擊，是最新的例證。《貨幣戰爭》一書稱，歷史上每次金融危機都為國際銀行家故意制造，有違基本常識。該書還聲稱，國際銀行家孜孜以求的是廉價貨幣與通貨膨脹，也不合邏輯與情理。通貨膨脹使貸款的真實價格縮水，作為債權人的銀行損失最大，自然最倒霉。該書并沒向讀者解釋清楚究竟為何國際銀行家企冀的不是價格穩定，卻偏偏是通貨膨脹。

　　《貨幣戰爭》一書試圖給讀者一種旗幟鮮明、是非清白的印象，但其實立場含糊不清，多處地方甚至自相矛盾。書中彌漫了反猶太色彩——不斷影射一些國際金融家的猶太出身背景；揉雜了極左思潮——抨擊私有化、自由貿易等市場經濟政策；極右傾向——仇視羅斯福新政與政府對經濟的干預政策；民粹主義——反精英階層，敵視華爾街、金融界與大企業；美國式的孤立主義——不信任包括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WTO和國際清算銀行（BIS）在內的任何國際組織與機構；無政府主義——主張絕對的個人自由，并流露出對任何集中權威包括中央銀行的天然不信任；對日本的同情與反西方意識（日本經濟泡沫破滅系西方國家金融核彈打擊所至；日本倡導亞洲貨幣基金乃“天經地義”，而美國的反對屬極端不合理等）。

　　總之，在意識形態與價值判斷方面，此書是一杯奇特的“雞尾酒”。這也難怪。書中所援引的原著政治立場本來就五花八門，作者只不過是原封不動地照搬到了中文版而已。

　　2.美聯儲辯誣

　　最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貨幣戰爭》一書對中央銀行制度進行詆毀，尤其是對被各國廣為仿效的美聯儲無端攻擊。全書特別把美聯儲是私有中央銀行作為驚人秘密進行大肆渲染， 稱美聯儲的性質與來歷是美國學術界與新聞媒體“心照不宣”的禁區。

　　其實，美聯儲的背景從來就不是什么秘密。從美國建國100余年后，圍繞要不要設立中央銀行以及設立哪種模式的央行，經過許多公開的辯論交鋒，甚至非常激烈的政治斗爭，成為美國大選的重要議題。美國開國元勛中，最諳熟金融財經事務的首任財長漢密爾頓所創立的美國第一銀行，以及后來重設的第二銀行，都成了政治的犧牲品。自1913年美國國會通過“聯儲法”前后始，美國知識界與媒體對美聯儲的來龍去脈非常了解，在世界各央行中，美聯儲的結構與組織形式雖然顯得特殊，但從來就不是什么秘密。美國許多入門經濟學教科書對美聯儲的歷史與制度都有專門介紹。

　　在進入20世紀之前，美國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對于權力集中的恐懼，以及對個人及州政府權利的悉心維護與捍衛。漢密爾頓雖然認識到個人自由與各州自治權的重要，但他堅信，為了確保與自由相輔相成的經濟繁榮，美國必須有集中的財政與貨幣政策，即今天在全世界普遍通行的政府宏觀經濟政策。

　　可惜，漢密爾頓為首的聯邦主義綱領與理念過于超前，而未能被他的同代人和繼承者所及時理解與接受。作為準央行的第一次試驗，成立于1791年的美國第一銀行于1811年停業，而民粹派代表人物安德魯·杰克遜總統于1832年否決了國會關于延長美國第二銀行執照的提案。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漢密爾頓所倡導的正是聯邦政府集中控制貨幣發行與供應，而安德魯·杰克遜等所捍衛的則是各州銀行自行發鈔的自由與權利。但在《貨幣戰爭》一書中，漢密爾頓是與國際銀行家沆瀣一氣的罪人，而杰克遜總統卻成了“殺死銀行”、捍衛國家貨幣發行控制權的英雄。

　　事實上，在杰克遜總統廢除美國第二銀行后，美國金融業陷入了長期的混亂與不穩定狀態。自1836年起，美國銀行恐慌危機至少每20年就爆發一次，而1907年爆發的銀行危機蔓延全國，導致銀行紛紛倒閉，給存款者與經濟造成了慘重打擊。痛定思痛，美國朝野與各黨派終于吸取了教訓，并達成共識——美國無論如何必須設立中央銀行，以防止與處理未來的金融危機。

　　鑒于美國的獨特政治傳統與文化，在長達數年的聯儲籌備與法律擬定過程中，設計了一套較為精細的權力制衡機制，體現了美國民主制度的妥協精神。其結果是，美聯儲系統并沒有把權力集中于紐約或華盛頓，而是設立了一個在全美有12個地區聯儲銀行的分散系統，以在貨幣政策制定過程中，充分反映并代表不同地區的利益。而且，聯儲銀行被設計為準公立的機構，實際上為公私合營的混合組織，其目的是防止一個公立的聯邦權力當局侵犯私人企業部門的權益。

　　純粹從所有制來看，每一個地區聯儲銀行的股東由該聯儲地區的成員銀行構成，因為成為聯儲銀行成員的一個條件就是必須購買聯儲銀行的股份。而這些成員銀行都是私人商業銀行機構（美國從來沒有國有商業銀行的傳統），說美聯儲系統中的12家地區性聯儲銀行是私人的中央銀行，并沒有錯。

　　但是，從實質控制權來看，美聯儲體系是一個由國會與聯邦政府雙重控制并接受公眾監督的統一的中央銀行，代表最佳公共利益行使其央行職權，包括貨幣政策（確定準備金比率、貼現貸款利率以及公開市場操作）、銀行監管，并通過其“最后的貸款者”角色維護美國金融系統穩定。

　　雖然各地區聯儲銀行享有一定的權利，但毫無疑問，美聯儲體系的核心權力掌握在總部設于華盛頓的聯邦儲備局（Board of Governors）手中。聯儲局是美聯儲系統的龍頭與神經中樞，由七名理事組成，是百分之百的公立機構。所有七名理事都由總統任命，參議院確認。隨著時間的推移，尤其是20世紀30年代美國大蕭條后的一系列銀行改革舉措，聯儲局的權力與影響不斷擴大。聯儲局制定準備金比率，審核并確定各聯儲銀行的貼現率，尤其重要的是，控制了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的決策。聯儲局的所有七名理事都是FOMC的成員，占FOMC的絕大多數，且聯儲局主席兼任FOMC主席。由于公開市場操作是美聯儲控制貨幣供應最重要的政策工具，所以聯儲局所控制的FOMC在整個美聯儲系統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此外，聯儲局還擁有其他權力，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制約并影響各地區性聯儲銀行。例如，雖然各聯儲銀行行長在理論上是由其董事（其中A類、B類董事由成員銀行推選）選出，但必須得到聯儲局的批準。聯儲局常常向各聯儲銀行的董事會推薦行長人選（通常為職業經濟學家），而聯儲銀行的董事會也通常樂于遵照聯儲局的“建議”。聯儲局還有權確定各聯儲銀行行長的薪酬，并且審核各聯儲銀行的預算。

　　如果聯儲局的權力如此之大，實質上掌控著整個美聯儲系統，那么，地區聯儲銀行的“私人股東”，即成員銀行，對美聯儲的運作有什么影響呢？答案是：幾乎為零。成員銀行雖擁有聯儲銀行的股票，但并不享有類似所有權所相應的利益。盡管美聯儲系統每年可錄得200億美元以上的巨額盈利，股東或成員銀行最多能指望得到6％的年度分紅，絕大多數盈利由聯儲局轉交了美國財政部。因此，與一般私人公司股東不同，聯儲銀行的股東對其名義上擁有的財產毫無支配權。成員銀行最多只能選舉聯儲銀行董事會中A類與B類董事中的各一名，而且這名董事常常是由聯儲銀行行長所提名。因此，股東或成員銀行，在美聯儲系統中其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權力與影響。事實上，今天只有約三分之一的美國銀行是聯儲的成員銀行，而在半個世紀前，這一比例曾是半數。因為成員銀行實際上沒有“私人股東”的權益，而且還必須承擔在聯儲銀行繳存準備金的義務，股東或成員的成本很高，所以曾不斷有銀行機構脫離聯儲系統，削弱了聯儲對貨幣供應的控制力，以至于美國國會在1980年通過的存款機構放松監管與貨幣控制法案中增加一個特別條款，即不管是否成員，所有存款金融機構必須在聯儲系統維持準備金。

　　《貨幣戰爭》一書混淆了所有權與控制權的本質差別，對美聯儲的領導班子在專業上是否勝任稱職，在貨幣政策上是否制定得當，在維護金融市場信心、價格穩定與充分就業目標方面的記錄是否完美等涉及中央銀行的關鍵問題不著筆墨，毫無興趣，而圍繞著美聯儲是私有的中央銀行這一點上大做特做文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國改革開放近30余年后還繼續殘存的對私有制的偏見，但在更大程度上，是對美聯儲這樣一個有較特殊組織結構與制度安排的中央銀行的根本性誤解。美聯儲的誕生，對于美國乃至世界金融貨幣體系是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而《貨幣戰爭》一書對此卻悻悻寫道，“1913年12月23日，美國民選政府終于被金錢權力所顛覆”，簡直令人摸不著頭腦。

　　不管該書對美聯儲有何成見，事實是，美聯儲自成立近100年來，已在美國公眾心目中享有極高的聲譽。很多民意調查結果表明，美國人民對美聯儲這樣一個未經選舉產生，卻有巨大影響力的精英機構的信任，甚至超過了對包括國會與總統在內的許多公共權力機關的信任。■

　　《貨幣戰爭》，宋鴻兵著，中信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

　　胡祖六為高盛集團董事總經理，清華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聯執主任

消息鏈接：

懷疑高盛從次貸危機中獲利 美財長被質問

2007年12月06日 08:55:04 　來源：新華網 

　　新華網華盛頓12月4日電  美國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克里斯托弗·多德４日要求曾經擔任高盛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的美國財長保爾森，就高盛在次貸危機中扮演的角色進行說明。

　　據彭博新聞社報道，多德在一份聲明中說，《紐約時報》本月２日刊登了一篇由本·斯泰因撰寫的專欄文章
，他對文章中提出的有關高盛集團的問題“深表關注”。斯泰因在文章中稱，高盛出售次級抵押貸款支持債券，并且由于對此類債券價格將下跌早有預期而獲利。

　　鑒于保爾森自1999年至2006年間擔任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多德認為其應當對高盛在次貸危機中的角色予以說明。多德在聲明中說，保爾森對斯泰因提出的問題作出回應是解決問題的最好方式，否則他將可能面臨更為正式的調查。

　　對于多德的要求，美國財政部發言人表示，保爾森“正在與國會兩黨成員共同努力，幫助那些處于困境的（貸款）購房者找到解決辦法……這才是我們所有人應當關注的問題”。高盛方面則表示，“認為高盛存在不正當行為的假設是完全錯誤的”。

　　受次貸危機影響，美林、摩根士丹利等華爾街主要券商第三季度均報告虧損，而高盛卻實現盈利。此外，高盛也是美國五大券商中唯一一家股價自年初以來實現上漲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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