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颯：在密林深處——讀《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

在密林深處——讀《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

索　颯

　　山河縱橫的南美洲中部，有一個沒有出海口的內陸國家，首都坐落在海拔3600多米的山巔上，境內有聞名于世的高山淡水湖泊一一的的卡卡湖，西部是巍峨的安第斯山脈，東部是人煙稀少的熱帶雨林，這個人口一半以上都是印第安人的國家就是玻利維亞。玻利維亞在西班牙殖民統治時期曾是著名的白銀產地，如今卻落為一個世界級的貧困國家，人們形容它是個“捧著金飯碗的乞丐”。

　　早在1953年，年輕的阿根廷大學生埃內斯托•格瓦拉就曾來到這個神秘而憂傷的國度。在他的旅行日記里，關于玻利維亞，有這樣一段文字：“一位墨西哥教育家曾說，玻利維亞是世界上惟一對牲口比對人還要好的地方。我沒有驗證過這一點；但是，在白種人的眼里，這里的印第安人今天仍然和牲口差不多……”10多年之后，身居古巴革命政府要職的切•格瓦拉放棄了權力和地位，告別了成功后的安定，攜同10多名忠實的戰友，選擇了這個赤貧國家的東部，走向它的密林深處。

　　11個月傳奇般的日子，11個月平凡而艱難的日子，被一天不落地記錄在《切在玻利維亞的日記》（下文簡稱《日記》）里。日記從1966年11月7日切抵達尼亞卡瓦蘇河畔的尼亞卡瓦蘇莊園開始：“今天，一個新的階段開始了……”，又宿命般地結束于1967年的10月7曰：“我們的游擊戰生涯已經整整經歷了11個月，沒有發生什么復雜情況……”第二天下午l點，一場致命的遭遇戰發生，翌日，身負重傷的切被殺害于附近的伊格拉——無花果樹——村。

　　切的日記是簡潔的，嚴酷的環境不允許描述、抒情，甚至不允許真實地記錄地點和人名。但是這部一天也沒有間斷的記錄，本身就是意志和信念的體現：也許在落筆的前后就曾有親密的戰友倒下，也許同…天的日記竟是在幾次斷續的槍炮聲中寫就，也許那雙握筆的手正因饑餓或哮喘而顫抖。后人多少次從簡潔的字句中揣摩，多少次設身處地地盡力想象。

　　30年后，伊格拉村已聲名在外，天南地北的仰慕者不遠萬里來祭奠烈士。但是，密林深處的主人卻一直沒有發言。切日記中的那個熱情帶路的少年后來怎樣了？（1）那個放山羊的老太婆最后告密了嗎？當然，人們遠遠不只是對細節好奇。人們猜想著：切當年所面臨的情景也是一番“寄語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祭軒轅”嗎？

　　《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2）填補了這個重要的空白。

　　這是一本很特別的書。作者是兩位古巴大學教師兼記者，嚴肅的切•格瓦拉研究者，他們分別在各自任教的大學里創辦了切•格瓦拉專題研究，當然他們也都真誠地敬仰切•格瓦拉。從1983年到1986年，兩個作者在玻利維亞生活了3年，根據《日記》中的線索，在大小城鎮尋覓調查；沿著游擊隊員們當年的足跡，在密林深處披荊斬棘；拜謁了一處處隱秘的遺址，走訪了每一個能找到的活人，甚至包括當年的政府軍官兵、叛徒、逃兵、告密者。于是，一個巨大的背景為我們展開了，以往電影中的那些呆板的農民面孔露出了喜怒哀樂的常人表情，《日記》的字里行間出現了感人的補充和映襯。我不時地拿著兩本書按日子對照著讀。掩卷思索，雖然對30年前的是非曲直仍不能得出清晰的答案，但是，心畢竟是極大地豐富和踏實了。

　　作者用紀實的寫法，按時間順序再現了游擊隊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的歷程。每一節往往從摘錄《日記》中的段落開始，然后根據現時的實地觀察和有關資料對20年前的環境做一些描寫，再記敘他們尋找有關人物的經過，最后是大段采訪這些人物的實錄，時而加入從玻利維亞政府和軍方找到的資料，以及從當年幸存的游擊隊員或有關人物的回憶錄中摘錄的內容。由于全部使用真實的人名、地名，配以作者實地拍攝的照片，也由于作者在實錄中并不對所謂不利的內容加以刪減，對當地農民的土話和特有表達方式原樣記錄，全書傳達給讀者一種真實的話語環境。這樣的可信性常常從一些樸素的細節上透露出來：

　　一個當年的游擊隊“內線”說：“今天我不再害怕對別人說我為游擊隊做過事了，我其至對軍人也這樣說。有一個受過美國人反游擊戰訓練的家伙還這樣對我說：‘他媽的，你要被載入歷史啦，我祝賀你。”’

　　切在1967年3月20曰的日記里提到了一個游擊隊員的名字，并寫出他是被敵方俘虜的。然而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人們一直把他當作了逃兵。作者見到了這個曾深深痛苦的被俘者。他說：“多年來，我一直把切的日記當作我的《圣經》，切不會說假話。在這些日記發表之前，我在道義上已經是個死人，在此之后，我才得到了再生。”

　　在一個小山村里，一位農婦拿出了保留了20年的兩個咖啡杯，并告訴記者，切當年來到她家時，很想親親她兩歲的女兒，孩子哭著躲閃，切拿出了這兩個杯子，說以后等她長大了好記得他們。如今姑娘長大了，嫁人了，但她不愿要死人的東西：而姑娘的母親卻一直保留著它們，她不相信那些人已經死去。

　　在真實可信的前提下，許多重大的命題進入了我們的思考范圍。

　　并不是一群冒險者僅憑激情闖入了他人的密林，打破了田園詩般的寧靜。在表面的冷漠和似乎可以避免的流血之后，潛藏著深刻的合理性。

　　一個叫保利諾的農民曾默默無言但滿懷興奮地跟隨著游擊隊員們，不知不覺地，大家把他當成了隊伍中的一員，開飯時也給他盛上一碗。在保利諾的家里，隊員帕喬心疼地抱起那群拖著鼻涕、衣衫襤褸的孩子，把他們緊緊地裹在自己的大衣里。當他看見孩子們的被褥僅僅是地上的幾塊破獸皮時，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惟一的褥子留給了孩子們。游擊隊員們的眼睛濕潤了，切對帕喬說：“你做得非常高尚，但我們必須通過斗爭，讓所有的孩子們都能有褥子。”

　　曾有一個男孩子要求加入游擊隊，切勸他不要放棄上學，男孩回答說，他沒有錢，只有一只母雞，他本來準備賣了雞去買課本。切給了他一些錢。男孩自動當向導，陪同隊員們走了很長一段路。后來政府軍抓住了他，把他當游擊隊同情者殺了。

　　1967年9月22曰，游擊隊來到了一個叫做干高地的貧窮山村，切在這里召開了整個玻利維亞游擊戰期間惟一的一次群眾大會。切在大會上說：“請你們記住，當我們離開這里之后，當局才會想起有你們存在。他們也許會主動為你們建個診所，做幾件好事。但是，他們這樣做，僅僅是因為我們到過這個地區。如果他們真的做什么善事，他們也將間接地感受到游擊隊為你們帶來的好處。”

　　20年過去了，干高地的些微改變得而復失。永遠留存的，是一棵被軍人砍倒又發芽的茂密大樹，據說這棵樹曾為切遮陰。20年過去了，作者們在深山密林里看見的，仍然是一群群被現代化遺忘的人，男孩子們用面口袋做成的褲子已經破爛不堪，等著父親再去找一只口袋做新褲子出門。連被稱作省會的城市也滿目荒涼，街道上被作者誤以為乞丐的成群游蕩者，原來就是省會的常住居民……

　　也許忍受不公正，也許甘心做順民，就能夠避免流血？但60年代的玻利維亞的確存在著革命的酵素。

　　并沒有很多人知道，1967年6月24日，在玻利維亞主要礦區發生了一次駭人聽聞的大屠殺。那年5月l曰，一個同情游擊隊的被俘政府軍少校從山里帶出了游擊隊1號公告，幾個同情革命的記者不顧生命危險把公告刊登在報紙上。公告立即在“20世紀錫礦”等幾個大礦區引起了反響。在工會的組織下，各個礦區的工人們自動從微薄的月薪中拿出一天的工資，支援游擊隊買藥品、武器和食物，其實這里的礦工家庭每天只能吃上一頓飯。玻利維亞總統下令將礦工們的工資削減一半，工人們以大罷工給以回答。在美國駐玻利維亞大使館的壓力下，軍隊對罷工礦區血腥鎮壓。更令人發指的是，軍隊利用傳統的圣胡安節發難。6月24曰黎明，度過了節日之夜的礦區正沉浸在熟睡之中，無情的子彈不分青紅皂白射向礦工家庭的破舊棚屋……當作者們來到這里時才得知，20年來每逢10月9日，這里的礦工都要在井下為來自古巴的、阿根廷籍的切•格瓦拉默哀一分鐘。

　　大屠殺之后，玻利維亞許多城市的大學生占領了校園，聲援礦工。

　　即便在軍隊內部也存在著變革的愿望、反美情緒和同情游擊隊的力量。上述被俘少校桑切斯在接受作者的采訪時，大量談及了當年的情形。

　　切在日記里曾提到一個叫西蒙的人，說他對游擊隊表示出膽怯的合作愿望。20年后，作者們見到了這位已有40歲的農民。他在結束自己的敘述時，這樣說道：“我沒有加入任何政黨，無論是右派還是左派。今天在玻利維亞，我們搞不清誰是右派，誰是左派，人們已經失去廠信任感。我喜歡切•格瓦拉，他就是我的政黨。”

　　本質的合理性并不必然代表正確的戰略和策略。越是深入細節，對于選擇錯誤的感覺越是明顯。崇山峻嶺水源稀少，生存的需要強制著行進的路線。農民們居住分散，帶著印第安人世代養成的寡言少語的天性。對“外國人”的不信任感是官方利用的有力因素的，還要加上致命的武力威脅一一對游擊隊的威脅和對幫助游擊隊的農民的殘酷報復，政府軍的南方指揮部就駐扎在不遠的卡米里市。切•格瓦拉已經嚴肅地考慮向工人集中的礦區轉移。當然，還有更大的疑問：國際性游擊隊的方式是正確的、惟一的社會變革方式嗎？今天執意對切•格瓦拉的戰略和策略選擇做判斷，不僅是不現實的，也是輕浮的。我們不如接受一個玻利維亞農民的結論：“如果切•格瓦拉成功的話，毫無疑問，他將給像玻利維亞這樣的不發達的窮國人民帶來好處。切將會在玻利維亞培養出好品質的人、愿意幫助人民擺脫苦難的人。這就是偉大的切想為我們的人民做的事。”

　　在幾乎是錯誤的選擇中，艱難地抵消種種消極因素的，是游擊隊員所表現出的人道主義本質和情懷。對于視武裝革命為天然恐怖主義的人來說，這簡直是一個荒謬的結論。但是，農民們對“好人”、“壞人”的判斷靠的是直覺。

　　盡管政府和軍方處處種牛痘似的宣傳游擊隊是來搞破壞的外國人，但在農民中還是流傳著“游擊隊員待人好，都是正直的男子漢，買東西都給錢”的說法，流傳著關于“拔牙的費爾南多（切的化名）”，“會彈吉他的科科”，“一樣挨餓，一樣吃苦的醫生（指游擊隊里的專職醫生）”，“一樣背槍背行李的女游擊隊員”（指后來來到叢林的塔尼婭）的傳說。

　　在人煙稀少的山林里，游擊隊近距離接觸的人除了老百姓，主要是政府軍俘虜。“優待俘虜”已經遠遠不只是政策和紀律，而是“革命”和“人道”這對貌似對立的矛盾得以化解的體現。

　　都是一些細節。

　　被俘少校桑切斯回憶著那個寒冷的高山夜晚：“（游擊隊的）馬科斯和我談了很久，他叫人煮了一杯咖啡，我很想喝，但我想他是給自己煮的，因為當時大家都凍得發抖，沒想到他很禮貌地端給了我。我感覺到了一種很高貴的人情味。我不想接受，但他不讓，說那是給我煮的。我心里非常感激這件事，以后也從來沒有忘記。”每個游擊隊員都很自然地表現出這種態度，把自己的很少的糖果和煙卷什么的分給俘虜們共享。

　　有一次，隊員們錯誤領會了切的意思，讓俘虜脫光了衣服。切得知后非常生氣，教育隊員們應以人的尊嚴對待人，不能任意侮辱。后來，當游擊隊需要俘虜的服裝時，總是拿出自己的平民服裝交換，并請俘虜原諒服裝的破舊。有時請俘虜們把靴子留給他們，并解釋說他們沒法用自己的鞋子做交換，因為他們沒有鞋子。

　　游擊隊總是以這樣的方式對待俘虜：醫治傷口，解釋游擊隊來玻利維亞的目的，對無辜士兵的傷亡表示遺憾，教俘虜們下次不得不再來圍剿游擊隊時該如何避免流血，最后一律釋放，有時甚至冒著暴露游擊隊自身的危險。在這種戰時狀態，在這種你死我活的境遇中，內心深處最痛苦的，是醫生出身的、充滿愛心的切•格瓦拉本人。切在戰斗中的果斷、堅決只是他那些猶豫、拖延的另一種表現。6月里的一天，游擊隊發現一輛載有兩個政府車士兵的卡車近距離駛過，下午這兩個裹著毯子的小兵又從原路返回，切沒有下令開槍。我們在當天的《日記》里，讀到了這個細節：“我沒有勇氣向他們開槍。”

　　對敵方是這樣，對自己的戰友更是如此。切在簡潔的日記里記著親人們和游擊隊戰友們生日的日期，很多隊員都在艱苦的叢林生涯中得到了簡樸的生日祝賀。在游擊戰的尾聲階段，切為了不使負傷的游擊隊醫生受更多的顛簸，延誤了重要的轉移機會。

　　這樣一種行為規范并不是所有軍隊的規范，軍人的具體行為往往暴露出軍隊的本質。從《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這本書記載的訪談錄中，我們感到，玻利維亞政府軍雖然在軍事上依實力優勢獲勝，但在人心向背上卻是失敗者。

　　采訪實錄中，大量的內容涉及當年政府軍對當地居民的虐待，陳述自然而具體，令人無法懷疑其真實性。在許多農民的眼里，衣不遮體、食不果腹的游擊隊成了被憐憫的對象，燒殺搶掠的政府軍反成了他們自己所宣傳的要加以防范的強盜。不少農民，僅僅因為與游擊隊說過話，賣給他們東西，讓游擊隊在自己的家里做過飯，就被抓去嚴刑拷打，更不要說為游擊隊帶過路的人。為了不讓游擊隊獲取食物，政府軍官竟然命令燒毀已經成熟的莊稼：為了追捕游擊隊，從飛機上扔炸彈．不惜炸毀民房。不少政府軍搶劫受牽連農民的牲口、財物．事后霸占他們的土地、房屋。《日記》中不時出現把農民暫時抓起來以防告密的字句，這些段落往往使人疑惑；手中的這本重訪記部分解釋了當年的情形：由于害怕而告密、出于害怕不告密之后果而告密，在當時的情形下都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政府軍對待游擊隊的俘虜也極其殘忍。當場被擊斃者，拷問不果其尸體被投入山林者，司空見慣。《日記》里記載了一個外號叫“鸚鵡”的游擊隊員的犧牲。這位真名叫巴斯克斯•比亞尼亞的游擊隊員是玻利維亞大學生，出生于玻利維亞望族，父親是著名作家、歷史學家，為玻利維亞石油事業的發展和民族化建立過殊勛，母親是鋼琴家、文化名流。巴斯克斯被俘后，玻利維亞政府曾對如何處理他猶豫不決，但美國中央情報局堅決不允許特例。由于他被拷打得面曰全非，當局不敢讓他的母親探視。最后他的母親化裝成修道院的護士，才得以從醫院的小窗戶里最后看了兒子幾眼。巴斯克斯寧死不屈，受盡折磨后被槍殺，尸體被從直升機上扔進了叢林。《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的作者采訪了他仍然活著、但心已經死去的母親。

　　切•格瓦拉本人也是在負傷被俘后被殘酷槍殺的。

　　不能簡單地說凡是戰爭必然殘酷，說人在戰時都會殺紅眼，失去常態。歷史的真實往往由無數具體的細節構成。歷史大勢的曲直可以被反復論證，但歷史情節中無論哪一方的人道主義，都不會因歷史被淹沒而折輝。

　　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100多個人，11個月，切•格瓦拉的游擊隊到底在這密林深處留下了什么？在各種訪談錄中，不止一次地出現類似的字句，使讀者產生一種印象，似乎切常常問人們：“你們以后還會記得我們嗎？”也許切•格瓦拉真地這樣問過，也許不過是農民們自己添上的想像。但是，這樣的問話象征著什么？

　　古巴政府不可能上玻利維巫山林為烈士們修墓樹碑，玻利維亞政府也不可能這樣做。是那些貌似無知愚昧的山區農民為這支來去匆匆的隊伍編織了一串串美麗的傳說，保留著一絲絲長久不滅的記憶。

　　一個與切有過短暫接觸的農民深深地記得當年的每個細節。他曾問切：“您到哪兒去？”切回答說：“哪兒有水，我就到哪兒去。”20年后，這個農民說：“今天我只要看見天下雨，看見泉水，我就想，哦，切在那兒。”

　　在通往當年游擊隊營地尼亞卡瓦蘇的路上，有一條可以避開城鎮的岔路，玻利維亞籍游擊隊員科科•佩雷多那時常在夜間經過這條小路，為游擊隊辦各種事情。如今這位可愛的歌手、漂亮的小伙子已長眠地下，而這條岔路留下了“科科之路”的名字。

　　作者們在科科等游擊隊員遇難的山坡上發現了農民自發為死難者堆放的石頭。根據當地的說法，人會死，花草會枯敗，水會變形，雪會化，風吹來又刮走，只有石頭永恒，連火也燒不毀石頭。

　　人們對《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的作者們說：“2月份再來吧．那時候格蘭德河的水漲得高高的，你們能看見游擊隊員乘著用藤條和樹干扎成的大木筏，劃呀劃呀，從河的這岸劃到另一岸，夜間還能清清楚楚聽見佩雷多兄弟（科科•佩雷多和他的哥哥，游擊隊中堅力量，經常代替切出面，玻利維亞居民對他們倆非常熟悉）和切下命令的聲音。”

　　塔尼婭是游擊隊里惟一的女性，關于她的傳說格外多和奇特。人們說，有霧的時候，能聽見塔尼婭唱歌，聽見她呼喚游擊隊同伴的名字，聽見她向政府車士兵們喊話，她從河里走出來（塔尼婭是在河中心受伏擊犧牲的），穿著農民的衣服，扎著長長的辮子，挎著水果蔬菜籃子叫賣，她就住在周圍的山里……

　　還有那個出賣了華金游擊隊、造成華金分隊全軍覆沒的告密者，據說他在一個宗教圣日里跳進隊員們遇難的格蘭德河里洗濯，希望河水帶走他的罪孽，河水接受了他的懺悔，但海水不接受，又把他的罪孽沿原路退了回來，所以最后他還是被神秘地正了法。

　　切當年被殺害在伊格拉村的一所小學校里，學校一位女教師的母親當時堅持要給切送一碗花生湯喝，并堅持要軍人們同意讓她一個人進去，好讓切安安靜靜地喝。她與切說了幾句話，切問她別的游擊隊員吃了點兒什么嗎？今天她回憶起那幾分鐘，這樣說道：“切溫柔地看著我，好像表示感謝，我一輩子也忘不了他的眼神，軍人們是不會像他那樣看人的。今天我只要遇見太為難的事，我就召喚他，我看著他的眼睛，他用眼神回答我，他總是幫助我。”

　　切被殺害后，尸體被運到大河谷市的醫院里。一個當年曾為切•格瓦拉的遺體洗身的護士一直將一雙從他腳上脫下來的襪于保存在一個小盒子里，從未洗過這雙襪子。一個婦女一直保存著一綹切•格瓦拉的帶著血跡的頭發，人們認為烈士的遺物是護身符。1971年，大河谷市市民將市內一條通往墓地的道路命名為“切•格瓦拉大道”，雖然政府換屆后取消了這個名稱，老百姓還繼續這樣稱呼這條道路。今天，在大河谷地區，許多婦女仍然在每年的10月9曰那天穿上黑色的喪服。

　　在切•格瓦拉和他的游擊隊走過的高山和密林中，不少農民，尤其是婦女，在家里用鮮花和蠟燭供奉著切•格瓦拉和一些游擊隊員的照片。農民們用特有的表達方式傳說著切的高超醫術，講述著他起死回生的故事。他們堅持認為切有著和耶穌基督一樣的面容。

　　宗教迷信并不能解釋60年代的這段故事，倒是60年代的這段歷史有可能為我們多少解釋宗教文化的起源：對于生活在絕望當中的人們來說，希望的念想是他們繼續活下去的惟一源泉。也許切的功績就是在黑暗的密林里，在無望的人心里點燃了一束希望的火焰。也許，切已經預感到，他創造的游擊隊將會消失；也許，正因為如此，他要通過他的游擊隊，把火焰的溫暖盡可能地傳達給他的鄰人。

　　（1）讀戴錦華的文章我才知道，在關于墨西哥薩帕塔游擊隊“馬科斯副司令”其人神秘身份的種種傳說中，有一種指向這位當年的帶路少年。

　　（2）阿迪斯•庫普爾、弗羅伊朗•岡薩萊斯：《從尼亞卡瓦蘇到伊格拉》。（Andys Cupull, Froilán González: De Nacahuasú a la Higuera; Editoral Política, 1989, La Habana, Cuba.）

　　索颯，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副研究員，主要著作有《豐饒的苦難》。

摘自《視界》2000年第6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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