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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與隨筆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

    目前，在哲學理論的創新研究中存在著一種否定“一分為二”的傾向，這是我們在分析和評論平措汪杰同志撰寫的《辯證法新探》和聶暾同志撰寫的《兩極論與中介論》中發現的錯誤傾向。當然，這兩位同志都是打著發展辯證法的旗號，以補充“一分為二”的形式提出上述觀點的。前者主張“一分為四”即兩個并列的“一分為二”；后者主張“一點二分”、“一點二段”或“一點二線”，實質卻是“一分為三”。但是，作者很忌諱使用“一分為三”的字眼。原因就在于，作者清醒地認識到從“一分為三”很容易滑向“一分為多”。這樣一來，作者的創新思想就無法成立了。

在如何對待“一分為二”這個對立統一規律的形象說法上，確實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態度，出現了相互對立的兩種觀點。一種是肯定“一分為二”存在的觀點；一種是否定“一分為二”具有普遍性的觀點。

肯定的觀點認為：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種觀點是正確的。但是，在具體的應用“一分為二”觀點時暴露出不徹底性。典型表現形式為：持有這種觀點的人往往是停留在事物的外部聯系上把握“一分為二”的。比如，好人與壞人、勞動者與管理者、正式工與臨時工、商品與貨幣等等。這種觀點的實質，就是只承認事物外部具有對立統一關系，否認事物內部也是對立統一的關系。

否定的觀點認為，“一分為二”是不全面的，事物是多樣性的統一，“三生萬物”乃是這種觀點的典型特征。當然，《兩極論與中介論》的作者堅持“兩極與中介”的緊密聯系，提出用“三分法”取代“兩分法”，提出“三分法”是辯證法的核心。

上述兩種偏離“一分為二”正確觀點的傾向之間具有的共性是：這兩種相互對立的觀點都是從事物外部觀察和分析問題的產物。它與我們提出的觀點：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具有本質的不同。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種觀點是從事物內部提出的理論觀點，它是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即對立統一規律的變相說法，或者說，通俗說法。對立統一規律是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具有的客觀規律，這個規律的通俗說法就是：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二種說法是完全一致的，彼此之間不存在任何矛盾。

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種觀點是針對上述兩種偏離“一分為二”的錯誤傾向而提出來的旗幟非常鮮明的辯證法觀點，它是在思想領域中進行激烈交鋒后產生出來的正確觀點。我們提出這種觀點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上述兩種觀點中存在的片面性，使人們的認識從此上升到理性辯證法的高度，把握住事物本質自身內部具有的矛盾。

有的同志聽到我們提出的這一觀點之后，第一個反映便是：石頭內部也有矛盾嗎？鐵板一塊，它的內部存在什么矛盾呢？你能把它們進行具體的“一分為二”嗎？我怎么看不到西直門立交橋分成了哪兩個部分、或兩個方面呢？

對于那些有生命的物體來說，承認這些物體內部有矛盾，是“一分為二”的，這樣的觀點人們比較容易能夠理解，因為“新陳代謝”就是有生命的物體內部存在矛盾的具體表現。對于像石頭、鐵板、立交橋、飯碗、書柜、電視機等物品來說，人們就不好理解它們的內部矛盾表現在哪里？ 那么，應該怎樣對這些無生命的物體進行“一分為二”呢？

有沒有一個簡單的普遍適用的方法對這些無生命的物體進行“一分為二”呢？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有。對此，您不用絞盡腦汁費力思考這個問題，理解這些無生命的物體內部矛盾的最簡單辦法，就是從對立統一規律的展開形式上去分析、去把握。

我們知道，對立統一規律是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它對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來說都是適用的客觀規律。將唯物辯證法的基本規律展開之后，它就會分成兩個具體規律：一個是變化規律，即量變質變規律；一個是發展規律，即肯定否定規律。這里也是遵從“一分為二”即“兩分法”的。我們只要使用其中的任何一個規律，都可以把握住這些無生命的物體內部具有的矛盾，將這些看起來很不好進行“一分為二”劃分的物體進行“一分為二”的劃分。比如我們使用其中的變化規律進行分析時，就會很容易地解開這些事物（包括沒有列舉出來的其它一切事物）內部具有的矛盾，把握住這些事物內部矛盾具體表現在哪里的問題。答案就是這樣簡單，絲毫也不用人們花費更多的心血。

具體說來，現實中一切事物本身都是質與量的對立統一，沒有一個事物內部不包含質與量兩個方面的。換句話說，質與量二者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既沒有無質的量也沒有無量的質，質和量總是不可分離的。

在這里，關鍵是要準確地把握住哲學上“質與量”這對范疇的真實含義。哲學上的基本范疇，它的具體規定都是圍繞質進行的，是事物的質在各個方面具有的特點的展開形式。作為哲學上的質，它指的就是規定性；作為哲學上的量，它指的就是質的存在形式。事物的存在形式通常分為內部與外部兩個方面，它是一種雙重的規定，是內部與外部形式的統一。作為內部的存在形式，指的就是結構；作為外部的存在形式，指的就是大小。例如，同樣的碳元素，分子排列形式不同，就會產生出性質截然相反的兩種物質：石墨與金剛石。在這里分子排列形式就是結構的含義，它是哲學上的量所包含的內容之一。

 外在的形式指大小。對于有生命的物體來說，一般是沿著從小到大的順序成長變化，這種變化就是量變。無生命的物體變化正好相反，通常是沿著從大到小，從有到無的順序進行變化。這種變化說明，無生命的物體本身也具有一定的壽命。比如說，電視機的壽命主要取決于顯像管，當然其它元器件的壽命也會對電視機構成威脅。石頭受大自然的風化作用，也會由大變小，鐵板經過風吹雨淋也要銹蝕，變質。總之，一切都在變化著。

量變與質變，就是一切事物內部具有的矛盾。因此，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種“一分為二”不是通過外在的比較建立起來的，它是任何事物內部都具有的。這一點就是理性辯證法告訴人們的真理。

 辯證法的另一個具體規律是發展規律，這個規律告訴人們，一切事物本身都是存在與非存在的對立統一。在這里，存在指的是肯定方面，非存在指的是否定方面。由于現實事物都在不停地運動著，因此，總會既有保存下來的方面，又有揚棄掉的方面，保存下來的方面是肯定方面，揚棄掉的方面是否定方面，它是肯定與否定這兩個方面的對立統一。以石頭為例子進行說明，人們就會看到被風化侵蝕的部分就是否定的方面，繼續存在下來的方面就是肯定的方面。

由此看來，一切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這個觀點是絕對正確的，它是真理。但是，一定要牢牢記住，對于現實中存在的任何事物，都要采取“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態度，千萬不能“一概而論”。辯證法告訴我們，在本質中一切都是相對的。這也是一條真理。就拿內因與外因這對范疇來說吧，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才能起作用。這個觀點早已成為人們具有的普通常識，它也是內因與外因之間相互關系的主要表現形式。但是，這種內因與外因的相互關系不是絕對不變的，不能把這種相互關系絕對化。例如洗碗時不小心，把蘭花瓷碗掉在地上，結果瓷碗打碎了。在這里，瓷碗之所以碎成幾片，完全是由于外力作用的結果，假如沒有掉在地上的事件發生，瓷碗就不會打碎。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外部條件的變化對于蘭花瓷碗來說，就是主要的因素，它破壞了瓷碗的內部結構，使它變成了碎片。

然而，一旦條件發生變化之后，同樣是外力作用，當這種作用涉及到一個不銹鋼飯盒與一個蘭花瓷碗上時，就會出現截然不同的后果：蘭花瓷碗摔碎了，不銹鋼飯盒卻完好無損。在分析這種現象時人們就會得出：外力作用是第二位的原因，瓷碗與不銹鋼飯盒的材質不同是主要因素。這樣一來，外因通過內因起作用這個結論又成立了。

在同樣的經濟條件下，有的管理者變成了官僚者，如王寶森之流；有的管理者成了人民英雄，如焦裕祿、孔繁森等。分析他們之間的變化原因時，人們得出這是外因通過內因導致的結果，是內因即人的素質起主要作用造成的。這樣的分析結論對不對呢？當然是正確的。但是，當我們將分析這種變化產生的原因換一個角度，即從本質高度上或者說從管理者的整體角度出發進行分析時，得出的管理者為什么會轉化為官僚者這種現象的結論就會完全不同了。此時人們就會從經濟制度內部入手，從而發現在生產制度中存在著管理者脫離生產勞動的問題；在分配制度中存在著管理者獲得的勞動報酬比勞動者要高得多的問題。這樣一來，管理者個人素質的高低則變成了一個次要因素，變成了第二位的因素。

由此看來，范疇的兩個方面具有的相互關系也是在變化的，絕對分明的固定不變的界限是沒有的。在哲學領域中進行理論探索時一定要小心翼翼。首先要把概念的含義弄準確，觀點弄清晰。運用這些概念、范疇以及規律時，還要牢記“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為在真正的辯證法看來，抽象的真理是沒有的，一切真理都是具體的。

對于哲學上的概念來講，它也不是一成不變的，哲學本身也是在不斷向前發展著。概念的清晰化、觀點的明確化、系統化以及論述方式的通俗化，就是哲學發展的總趨勢。一些善于制造哲學語境、話語的學者們不懂得“通俗化”是哲學在當代發展的重要方面，這是因為他們沒有認識到哲學本身具有的實用功能、或者說實用價值。哲學的實用價值體現在改變人們的認識方法上，隨著人們在認識方法上出現了質的變化，掌握了科學分析問題的方法即唯物辯證法之后，就會加速對客觀規律的認識，從而產生出巨大的改造社會和改造自然的物質力量。由此可見，哲學的應用價值具有間接性。然而，切不可小看了這種間接性，它能轉化為億萬人民改造社會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物質力量。

 在我們這個最講究實惠的發展時期里，一定要認識到實惠有兩種存在形式，具體的物質實惠與抽象的精神財富，后者雖然不能給人們帶來直接的眼前的物質實惠，但是，它的作用卻是長久的，一旦被億萬人民群眾掌握之后，就會形成一股勢不可擋的巨大的物質力量，就 一定能夠創造出許多人間的奇跡。

毛澤東同志生前曾經說過：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這是毛澤東同志認真總結了蘇聯變修的教訓以及中國共產黨歷次路線斗爭得出的經驗之后才概括出來的真理。

從現象上看，蘇聯的蛻變是從赫魯曉夫上臺開始的，從本質上看，從思想路線政治路線上看，蘇聯的解體則始于斯大林年代。由于斯大林偏離了辯證法，否認社會主義內部存在著矛盾，認為“一致性是社會主義社會前進的動力”，結果導致了政治上制定出來的政策偏離了巴黎公社原則，實行了高薪制以及違背了群眾路線，搞所謂的“干部決定一切、技術決定一切”等等，這些錯誤的政策和路線制定出來以后，始終沒有得到徹底的改正，而是被他的繼任者一直延續下來和發展下去，最后到了戈爾巴喬夫 執政時期出現了解體。這是一個完整的蛻變過程，它是從思想路線上偏離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辯證法開始的。如果政治家們不能提升到這樣的高度認識問題的話，總有一天要吞下自己釀造出來的苦果。

中國有毛澤東的理性辯證法，我相信，隨著漸進式的改革不斷深入地向前發展，總有一天人們在理論上會重新高舉起毛澤東的旗幟，因為只有毛澤東的理論才是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它能使社會主義的旗幟永不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