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權的建構路徑

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權的建構路徑

【原文出處】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　　20061　　

【作者】王浩斌，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社會理論研究中心研究人員，《南京大學學報》編輯，哲學博士。

【內容提要】政治經濟學批判話語的缺失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生產”中的一個根本性問題，它表明中國學界的“問題式”還處于傳統哲學思辨的軌道上，沒有真正地走向社會歷史實踐。無論是20世紀80年代初的人道主義大討論，還是近來的現代性問題意識，都提出了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現實要求。當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西方哲學的對話，也需要政治經濟學批判為其提供一個歷史與邏輯的前提。　　

　　　　一、現狀的反思：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問題式”與理論運作的“集體無意識”

　　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和思潮的起伏變遷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戰，面對這種挑戰，中國學界迸發出巨大的創新熱情。改革開放20多年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可謂創新不斷，成果豐碩。研討視域之開辟，理論生長點之挖掘，創新路徑之提出，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為理論創新而上下求索，可謂絞盡腦汁。然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影響卻與這些豐碩的理論創新成果形成反差：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學術場域中的話語權逐漸喪失，并成為其他思潮的知識輸入者；在公共領域中的聲音也越來越弱，對現實的關懷也越來越少，以致有人提出馬克思主義哲學“被邊緣化還是自我放逐”的疑問[1]。在時代的挑戰面前，20多年的理論創新并沒有使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話語權建構起來，而只是使我們多了一些想像的理論維度，其原因何在？
　　從這一提問出發，我們不再考量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成果中的具體學理問題，而是從總體上把握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問題式”和理論運作的“集體無意識”。我們發現，20年來中國社會歷史的政治經濟變遷并沒有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觀照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知識領域中導致真正的“轉換”和“偏移”（福柯語）。從宏觀的理論運演邏輯來看，中國馬哲學界這些年的理論生產并未真正地離開過哲學的思辨王國而深入到社會歷史生活中，這是新時期馬克思主義哲學“問題式”的主要缺陷，這一缺陷在哲學研究“范式”上就表現為政治經濟學批判維度的“集體無意識”。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人們首先需要有這樣一個問題意識：馬克思主義并非學院哲學，這就注定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不能從現代學術分工體系中的哲學學科出發，而是應該從現實的社會歷史進程出發；而對現實社會的思考，馬克思明確指出：“像經濟學這樣一門科學的發展，是同社會的現實運動聯系在一起的”，所以“對這個社會的各個不同發展階段可以在經濟學中準確地加以探討”[2](P242,P249)。詹明信則認為，“馬克思主義業已充分滲透到各個學科的內部，在各個領域存在著、活動著，早已不是一種專門化的知識或思想分工了”[3](P20)，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真正創新的“問題式”是社會歷史生活而不是學科內部的提問。馬克思主義哲學這種獨特的“問題式”，決定了從哲學到哲學，是走不出理論生產的“范式”創新之路。
　　在這一點上，西方馬克思主義較早意識到。阿爾都塞明確提出馬克思從哲學到科學的“認識論斷裂”問題。客觀地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所意識到的問題，中國學人不能說是毫無知覺，如在當前哲學研究中對生活世界的關注、對現代性的問題意識等都表明了一種深入當代實踐和社會發展的哲學意向。然而關鍵的問題在于，這種問題意識并沒有具體的科學理論支撐——對社會歷史現實生活的政治經濟學批判，更多的是流于形上哲學的思辨。換言之，中國學界雖有所意識，但未能踐行之；有問題意識，但沒有具體的理論通道；有實踐的理論要求，但沒有實踐的科學認識，其結果則如黑格爾所言：“結果若無通向的道路是沒有生命力的”。
　　馬克思主義哲學，由于其自身的革命性（人類解放）與實踐性（理論與現實結合）的特點，決定了在現代學術分工中的“哲學”學科中容納不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全部內涵。且不說馬克思主義與政治、意識形態的關系（從話語權建構的角度來說，是難以割斷哲學與意識形態的關聯的）；單純就學理而言，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現實性和實踐性品格也決定了它必然要與同現實生活關系密切的政治經濟學發生關聯。從學科角度而言，在現代學術分工的專門化形成之前，歐洲的哲學學科最初就包含了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當時是“道德哲學”教授，而著名的經濟學家穆勒就是以“社會哲學”來稱呼政治經濟學。在馬克思主義誕生的古典經濟學時代，政治經濟學與哲學并不像在今天的學術體制中那樣，以鄰為壑，老死不相往來，而是緊密勾連在一起。從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這一歷史背景來看，中國人接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并非像在今天的學術界，是通過學術交流來實現的，而是時代——中華民族圖存救亡的革命需要，是“主義”先行而“哲學”后發。作為一種“主義”的話語，它必然包含著對當下社會歷史生活的政治經濟學闡釋與批判。當時的馬克思主義對于中國人來說，最為重要的并不是在哲學上提出了“實踐”、“物質”之類的新奇概念，而是它為中國人把握社會政治經濟狀況提供了科學的理論。此外，從馬克思主義自身的理論特點來看，其哲學理念、政治經濟學分析和社會主義的道路問題是有機結合、唇齒相依的，唇亡而齒寒，如果缺失了政治經濟學批判話語的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何能獨善其身？

　　　　二、歷史的經驗：政治經濟學批判邏輯與經典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權的同構性

　　從思想史的層面來看問題，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式”實際上涉及現代人哲學觀念的變革。黑格爾與馬克思對這一問題的解決提供了原初的經驗。在古代傳統中，哲學以“愛智慧”為圭泉；黑格爾站在現代的歷史高峰上，使哲學觀念發生了劃時代嬗變。在《哲學史講演錄》中，黑格爾提出，“哲學作為時代的思想”，“所以哲學并不站在它的時代以外，它就是對它的時代的實質的知識”。[4](P55—56)　　馬克思接過黑格爾點燃的思想火種，進一步確證道：“任何真正的哲學都是自己時代精神的精華”[5](P21)。黑格爾為哲學從形而上學之思過渡到對社會歷史的科學探索提供了合法性的基礎，馬克思則徹底地顛覆了哲學的形而上學傳統，使哲學變成“當代世界的哲學”，并明確指認“我們僅僅知道一門唯一的科學，即歷史科學”[6](P66)。黑格爾的“時代精神”以及馬克思的“歷史科學”，是我們言說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前提。
　　那么，應該如何理解“時代精神”？如何把握“歷史的科學”呢？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變革與發展的歷史經驗來看，其最重要的理論支持來自政治經濟學。恩格斯在《社會主義從空想到科學的發展》一書中指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所揭示的剩余價值規律是社會主義由空想發展到科學的理論前提之一，“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①。列寧則認為，“馬克思主義的主要內容即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使馬克思的理論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詳盡的證明和運用的是他的經濟學說”。[7](P418,　　P428)
　　眾所周知，馬克思的理論起步是法哲學；但在對法學的研究中，馬克思發現：“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它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的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種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黑格爾按照18世紀的英國人和法國人的先例，稱之為‘市民社會’，而對市民社會的解剖應該到政治經濟學中去尋找”[8](P8)。此后馬克思開始了長達20多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則是馬克思把“辯證方法應用于政治經濟學的第一次嘗試”[9](P385)。對哲學形而上學的顛覆，使馬克思幾乎沒有在任何純粹哲學的意義上書寫自己的著作，這對于后來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者企圖從純粹哲學學科的視角來理解馬克思的哲學，在文本依托層面上構成了一個尷尬的境地。從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識形態》、《哲學的貧困》、《雇傭勞動與資本》、《共產黨宣言》、《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等這些著作來看，其內容與哲學相關的少，而與政治經濟學相關的多。用后現代的話來說，馬克思對哲學的言說，是后形而上學時代的敘事策略，而其載體則是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因此，在馬克思那里，由于沒有專門的哲學著作作為文本依托，因此在文本解讀中實際上只能從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中把握馬克思的哲學思想，這就迫使中國學人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生產中必須站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
　　為了具體地說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以馬克思著名的異化勞動理論之“問題式”演變為例：從哲學視域中的異化勞動理論到政治經濟學視域中的勞動力商品概念。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提出一個極為重要的異化勞動理論。勞動這一概念實際是古典經濟學的核心要素（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之一，異化則是一個哲學概念。馬克思在第一次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中（1843—1845年），從哲學人本主義的立場出發，批判勞動只是作為資產階級生產的要素，與生產工具沒有區別，因而不是“自由自覺的勞動”，而是“異化勞動”。此時的馬克思沒有從政治經濟學的視角看出“異化勞動”的本質在于資本統治勞動的生產關系，因此他的理論運作更多的是從哲學出發，從人本主義立場對現實經濟生活進行外在的批判，而不能從“生產關系”出發來解剖資本主義政治經濟制度。馬克思此時的“問題式”還是哲學人本主義的，所以盡管他批判了政治經濟學，但這種批判是哲學對政治經濟學的外在批判，而不是政治經濟學的內在批判和解構，阿爾都塞由此指出：“馬克思在這里原封不動地把政治經濟學接受下來了，絲毫沒有觸動政治經濟學各個概念的內容和體系”，“他似乎只能讓哲學去碰運氣，去碰最后一次運氣，他賦予了哲學對它的對立面的絕對統治，使哲學獲得空前的理論勝利，而這一次勝利也就是哲學的失敗”。[10](P130—132)　　從純粹哲學體系的建構上來看，馬克思的異化勞動理論無疑是一次理論高峰，但從馬克思主義“改變現實”的歷史使命及其相應的話語權建構的內在要求來看，“這一次勝利也就是哲學的失敗”。
　　那么，馬克思是在什么時候獲得哲學的“真正的勝利”而不僅僅是“理論的勝利”（阿爾都塞語）呢？那是在經過長達十幾年的、深入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之后，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資本論》等著作中，才達到這個高度。在這個時候，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才成熟起來，與此相應，馬克思在哲學上獲得了“真正的勝利”，馬克思主義和工人解放運動科學地結合，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話語權由此真正建構起來。具體到“異化勞動”這個問題上，馬克思從政治經濟學批判視角提出科學的“勞動力商品”概念。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馬克思從勞動與資本的對立關系中指出：“工資不是工人在他所生產的商品中占有一份。工資是原有商品中由資本家以購買一定量的生產勞動的那一部分”[6](P351)，工資本質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工人并不是像地主或者資本家那樣，是有產階級，可以拿著自己的資產去交換。作為無產階級的工人一無所有，只能拿自己的勞動力的使用權去交換，因此，“工人是以出賣勞動為其工資的唯一來源，……工人不是屬于某一個資產者，而是屬于整個資產階級”[6](P355)。這樣，從異化勞動的哲學邏輯深入到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邏輯，馬克思不僅揭示了被古典經濟學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所掩蓋的工資本質——工資不過是勞動力商品的價格，而且科學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無產階級從屬于資產階級，勞動從屬于資本。由此揭示了“資產階級經濟學關于資本和勞動的利益一致、關于自由競爭必然帶來普遍協調和全民幸福的學說完全是撒謊”[11](P29)，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與話語霸權只有在這個時候才真正被顛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話語權才得以真正建構起來。
　　不僅馬克思哲學的出場路徑在于政治經濟學批判，而且馬克思之后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也離不開政治經濟學。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的新形態——列寧主義甚至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發展均與政治經濟學有不解之緣。
　　帝國主義理論是列寧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長期以來，人們主要是從國際政治經濟關系角度中來理解列寧的帝國主義理論。也因此，在冷戰時代，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成為社會主義國家觀察國際關系的基本指導原則，對第三世界國家的內政外交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從本文言說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權建構的立場出發，列寧帝國主義理論中更為重要的并不是國際關系，而是對壟斷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要言之，古典政治經濟學以及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理論都屬于國內經濟學理論，20世紀初，列寧分析了資本的輸出和壟斷，開始將政治經濟學從一種國內批判理論轉換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批判理論，從而把全球化的市場看成是資本帝國主義的結果。列寧考察了資本主義在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壟斷資本主義之下的革命問題，這是列寧提出俄國革命問題的歷史與邏輯前提，列寧主義哲學的話語權就是建立在這一政治經濟學分析之上的。
　　西方馬克思主義以文化哲學的主題出場②，然而在他們理論邏輯的歷史變遷之下踴動的卻是政治經濟學的判斷。如法蘭克福學派的哲學構架就離不開該所早期進行的政治經濟學研究，正是這種政治經濟學研究，“為哲學進展提供了基礎性的判斷時代性質的理論框架”[12](P329)。一戰之后，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經歷了一次短暫的革命高潮之后進入了平穩發展時期，社會主義陣營內部對革命問題和資本主義崩潰問題日益悲觀。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格羅斯曼的《資本主義制度積累和崩潰的規律》對此進行了辯駁[13](P232—237)，為當時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革命前景的樂觀判斷提供了一個令人振奮的經濟學基礎”[14](P212)。但是不久，格羅斯曼的觀點遭到霍克海默的助手、經濟學家波洛克的有力反對。波洛克認為，馬克思沒有看到服務業的日益增長為剩余價值的生產提供了新的途徑，這將延續資本主義制度的生命；另一方面，波洛克提出“國家資本主義理論”，認為資本主義也會有計劃，在被管理的資本主義之下，“經濟的作用在20世紀已發生重要變化”[15](P176—177)，“戰后資本主義的變化已經使工人階級變得破碎和被動”[16](P83)。正是這種政治經濟學的判斷迫使法蘭克福學派重新審視其革命理論，與“無產階級革命保持必要的距離”，并迫使阿多諾等人“走向悲觀主義”。[14](P218)　　從法蘭克福學派的這種理論邏輯變遷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權的建構，影響何其之大！

　　　　三、當下的要求：政治經濟學批判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走向實踐的橋梁

　　20年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的理論焦點幾經變遷。最早的一次是關于人道主義的大討論；最近的動向則是“現代性”問題意識的引入。無論是人道主義還是現代性，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取得根本性突破的關鍵環節還在于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這是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走向實踐所不可或缺的邏輯一環。
　　人道主義以人為出發點，表面上看是抓住了哲學的關鍵，但問題在于，對于人不能作抽象的理解，只能從一定歷史條件下的生產方式出發，這就要求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來把握人的本質，而不能先驗地設立一個“人的本質”作為哲學批判的價值出發點。阿爾都塞認為：“‘人’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一種‘神話’，馬克思列寧主義不能從‘人’出發”[17](P64)。由是觀之，國內20世紀80年代的人道主義大討論，也存在這樣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反對從抽象的價值懸設出發來理解人，馬克思有言：“人的本質是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最根本的是生產關系）的把握只能通過政治經濟學批判才能達到。
　　近來有不少學者強調現代性與馬克思哲學的關系，如有人提出：“‘現代性’是真正與馬克思哲學的理論性相適應的本源性的理論視域”（賀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應該以現代性問題作為其敘事框架”（張盾），“在當代中國現代性建構的語境中打開馬克思的現代性視域，具有重大的理論價值與時代意義”（任平）。[18]　　我以為，從現代性的角度切入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代表了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值得關注的新取向，表明馬克思主義哲學開始擺脫從哲學到哲學的學院派抽象思辨，開始關注現實生活。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從現代性的視域出發，必須引申出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問題，這是當前馬克思主義哲學界在現代性研討中還未正式提上議事日程的問題。因為對于“現代性”的理解，并非馬克思主義的專利。在當代學術場域中，比較經典的現代性闡釋有：“共同體與社會”（騰尼斯）、“有機團契與機械聯結”（涂爾干）、“自然經濟與貨幣經濟”（席美爾）、“休戚與共與自由競爭”（舍勒）、“巫魅與理論”（韋伯）、“身份到契約”（梅因）等。這些思想家對于現代性的理解，是從文化、社會、心理等方面出發；而馬克思對于現代性的理解就是資本主義，這一理解是建立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之上。因此，把關于現代性的研究范式歸納一下，可以捕獲到兩個進路：一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路徑，二是西方的文化社會學思路；前者從古典經濟學到馬克思，后者則從古典社會學（孔德、韋伯）到西方馬克思主義。
　　因此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現代性研究而言，就要明確：現代性不僅僅是一種文化價值與精神氣質，同時還是一種社會組織與制度安排。政治經濟學是馬克思解剖現代性（市民社會）的社會組織形式與制度安排的理論武器。從經濟思想史的邏輯來看，政治經濟學的興起與近現代資本主義的世界歷史密切相關——重商主義與商業資本主義相關、重農主義和古典經濟學則與工業資本主義相關（再往后看，新古典經濟學則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相關）；因此馬克思認為，政治經濟學既是市民社會的“科學”，同時也是“資本的政治經濟學”[19](P17)。科學的政治經濟學則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也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1845年完成哲學革命之后，就將其一生的“黃金時間”（馬克思語）投入到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之中，《資本論》不僅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偉大成果，更重要的是為把握現代世界歷史提供了一個理論構架，這就是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在《資本論》問世之后，資本主義便取代了過去含混不清的一些概念如工業主義等來指認現代的世界與歷史。目前關于現代性的認識主要是文化社會學意義上的，恰恰缺失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維度。這從充斥和流行于當代學術市場中的韋伯、席美爾、涂爾干等現象就可以看出來；與此成鮮明對照的是，馬克思主義對現代性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卻幾乎無人提及。實際上，關于現代性的最深刻探討來自于馬克思，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就是對現代性的最深刻闡釋，即使是以研究現代性而聞名的文化研究者們，也沒有提出比馬克思的“資本主義”這個概念更為精確的“能指”來指認現代性。
　　現代性視域的介入，使馬克思主義有可能擺脫過去的從哲學到哲學、從概念到概念、從原理到原理而遠離現實的社會歷史這一局面。然而，現代性概念如果沒有現代性歷史進程的政治經濟學解剖，那就只不過是把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置換成了現代性，本質上依然沒有擺脫阿多諾所批判的“概念拜物教”。
　　因此我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之關鍵，在于研究范式的徹底變革——在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基礎上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當代形態，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現實要求，同時也是21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創新的出路所在。就當下中國的現實而言，這一邏輯進路還多了兩層實踐的意義：一是分析中國當代社會轉型時期的社會經濟（階級）結構與矛盾，這將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構建“和諧社會”作出的最大貢獻。二是分析全球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結構，從而為中華民族的“和平崛起”提供正確的理論指導?？傊袊鐣臍v史轉型與全球化的現實，都使得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之邏輯構架在當下中國的現實意義空前凸顯。

　　　　四、延伸考察：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看馬哲、西馬、西哲之間純哲學對話的局限性

　　上個世紀80年代初，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引入中國學界，并與中國本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展開積極對話；與此同時，現代西方哲學大潮也影響著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邏輯進程。經過20多年的發展，在中國現代哲學的主流話語中，傳統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現代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哲學已成三足鼎立之勢，言說的話題則主要集中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傳統馬克思主義哲學命題的重新闡釋以及西方哲學視域中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等。毋庸置疑，這三大研究領域的互動使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某些專題方向上得到深化，對于推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具有積極的意義；作為這一事實的合理想像，人們希望通過三者之間的對話，為構建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形態開拓出一個堅實的理論地平。這固然是一個良好愿望，然而，在其邏輯前提不明確的情況下來言說馬哲、西哲與西馬之間的對話，其結果可能并不會帶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振，反而會導致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式微。這種對話很可能成為西方文化兼并馬克思主義的工具。這并非危言聳聽，而就是理論界的現實：在當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學術場域中，傳統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正在喪失，而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哲學成為強勢話語，并占領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各個領域，如在本體論上與存在主義糾纏不清、認識論上為實證主義所困擾、在實踐觀上革命淡化而“生活世界”凸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實際上，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而言，唯一的“對話”對象就是社會歷史生活，對話的“語言”則是政治經濟學，如果離開了對現實社會歷史的政治經濟學解剖與批判，試圖僅僅通過哲學與哲學之間的對話來建構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則無異于緣木求魚。
　　眾所周知，馬克思主義哲學與傳統哲學以及現代西方哲學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種學院派哲學，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革命性也正在此，對于這一點，馬克思在《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早就予以明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因此這種對話首先就遇到的根本性問題是：西方哲學、西方馬克思主義都是學院派哲學，而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恰恰不是學院哲學，那么，這兩種異質性的話語之間的對話應該如何進行呢？
　　關于馬克思主義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話。首先，需要明確的是，這種對話并不是學院哲學之間的對話，這就決定了以任何一種哲學文化思潮來構架馬克思主義哲學——如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與邏輯進程中曾經發生的用人本主義、科學主義或存在主義等思潮來構架馬克思主義——是注定不成功的。在當前馬哲學界，有不少人仍然試圖以西方哲學或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解讀馬克思主義哲學，從根本上說，這還是沒有擺脫學院哲學的出場路徑。其次，由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實踐本性，決定了我們在談論馬克思主義哲學時，不能局限于哲學學理的視野和思維。僅就馬克思主義學理的本身內涵而言，我們就需要關注當代的政治經濟學發展和當代的社會主義運動，而更深層次的，我們需要理解和把握當代世界歷史的現實進程及其內在邏輯。當前馬哲與西馬對話的關注焦點、操持話語和理解路徑主要還局限在哲學的層面上③，恰恰缺乏對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對社會主義運動的關注。最后，從具體的學理層面上來看，西方馬克思主義本身的邏輯體系并不統一，他們大都是通過嫁接某一種西方哲學文化思潮而形成的，影響較大的西方馬克思主義思潮背后大都站立著一位西方的思想大師，如存在主義背后的海德格爾、人道主義背后的費爾巴哈和尼采、盧卡奇背后的韋伯等。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是“流”而并非“源”，因而并不具備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對話的“資格”。也就是說，西方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多元化的思潮，具有較強的變異性和浮動性，而馬克思主義則是一種一元化理論，它有其內在嚴密的邏輯，因此兩者之間的對話不可避免地會遇到一個問題：一元化的馬克思主義如何與多元化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話？實際上，這種對話的一個最大潛在危險就在于使馬克思主義多元化或淪為“不在場的幽靈”。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的邏輯終結，留下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其中不能忽視的一點就是，西方馬克思主義遠離政治經濟斗爭而成為學院哲學。安德森批判它們是以理論取代實踐、以哲學取代科學。就此而言，我們如果沒有在當代社會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基礎上建構馬克思主義哲學，而只是從單純的學院哲學的角度來倡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對話，也就很難回避安德森所說的“以理論取代實踐、以哲學取代科學”的評判。無論它們之間的學術對話多么成功，我們也很難建立起當代馬克思主義的話語權，西方馬克思主義的邏輯終結就是前車之鑒。
　　關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現代西方哲學之間的對話，在當下中國對外開放的現實語境中，實際上脫離不了中西文化交融與碰撞這個大框架。從這一視角來看，在這種對話中隱藏著把馬克思主義哲學消解在西方哲學之中的危險。因為如果沒有政治經濟學的批判——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立足于實踐的邏輯基礎——為基礎，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僅僅視為一種哲學流派來與西方的某一種哲學流派的對話，由于專門化的哲學來自于西方，這種對話就會淪為西方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對話④，其結果必然是以西方哲學來消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因此，在倡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對話時，需要有一種自覺：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作為一種與一切傳統形而上學告別的“新型哲學”，它實際上已經脫離了西方哲學的理論框架與學術發展路徑；如果沒有這種脫離，列寧主義與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就無從談起。馬克思主義傳播到中國已近一個世紀，經過百年的中國化過程，使馬克思主義已經不再是當年的“西學”，而是中國人自己的哲學。因此，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的對話，要從“文明對話”的高度著眼；入手則需要從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邏輯出發。
　　按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立場，一切的理論與文化意識形態，直接或間接的都是社會經濟基礎的反映，在這一點上，西方哲學也難以擺脫其產生的社會政治經濟條件，正如著名的詹明信所指出的，“因美國的軍事與經濟力量的不斷擴張而形成，它導致一種霸權的成立，籠罩著世界上的所有文化”[3](P430)。他的說法提醒我們意識到這樣一個問題，在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對話時，應該注意到政治經濟霸權與文化霸權之間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只有以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視角來解讀當代西方社會政治經濟狀況并考量西方哲學，才能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的對話提供一個科學的基礎，否則，這種對話的結局將會喪失自己民族的話語權、陷于“以西（哲）解馬”的困境。從這一邏輯出發我們甚至可以進一步推論：由于中國目前的現代哲學主要還是從西方輸入的，從這種西方哲學的立場來建構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是不是一種西方哲學的帝國主義呢？一我想這個問題值得我們進一步思考。⑤
　　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來說，進一步探討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西方馬克思主義或西方哲學之間的對話固然重要，但不是問題的根本所在。因為這種研究即使再為深入，它們也只是哲學的“獨白”，而遠離了生動的現實歷史進程；這種研究再富有成效，它對于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也僅具有“量”的意義，而不可能有“質”的突破。“實際地參與歷史運動，是馬克思主義的任何概念和任何理論闡述所服從的偉大目的”[20](P183)，只有深入社會歷史，進行深入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研究，才能建構起歷史與邏輯相統一、學術性與現實性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新形態。

　　注釋：
　?、佟　⒁姟恶R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1頁。前蘇聯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中則干脆提出“政治經濟學是歷史的科學”（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5頁），但同時又提出“政治經濟學是一門社會科學。它研究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社會的物質資料生產和分配的規律”（《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1頁），這是由于列寧指示政治經濟學不僅是可以批判資產階級社會，而且可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服務，從此以后，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的科學”色彩淡化而“為經濟服務”的功能凸現。而對于本文所考察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話語權建構這個視角而言，政治經濟學的“歷史科學”意蘊及其批判理路則更為重要。從哲學的視角來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內涵在于對社會權力結構的解剖（參見拙作《古典經濟學的多重語境及其對馬克思主義的挑戰》，南京大學學報2004年第6期）。
　?、凇　“驳律J為，從20世紀20年代開始，西方馬克思主義就出現了主題的創新，即“漸漸地不再從理論上正視重大的經濟或政治問題”而轉向文化、意識形態、心理分析（安德森：《西方馬克思主義探討》，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00頁）。
　?、邸　⌒枰f明的是，在西方馬克思主義研究中，雖有一部分人開始關注西方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這主要是以激進政治經濟學的面目出現，而且主要是經濟學界的少部分人在進行這項工作，但是，這方面的研究一方面沒有從總體上考察其邏輯，而主要是為當代中國的實證政治經濟學研究尋求一些有用的理論資源，還處于“拿來主義”的階段；另一方面，這些研究也沒有引起馬克思主義哲學界的重視，更談不上有機融合在當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創新中，因此本文在論及西方馬克思主義時，有意略過國內學界對西方馬克思主義激進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成果。
　　④　　由于專門化的哲學來自于西方，這曾經導致中國哲學界的疑惑：中國到底有沒有哲學。從本文所關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來看，它還會導致這樣一個問題：馬克思主義哲學到底有沒有哲學的“學術性”。如果僅僅從哲學學科的角度來認定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合法性與學術性，則難以把馬克思主義與西方哲學區別開來。
　　⑤　　中國學界已有人對“經過西方哲學中介之后的學術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提出質疑。如穆南坷在《喧囂與騷動：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中的‘學術性’與‘現實性’問題》一文中認為，這導致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界陷于“‘學術性’的迷陣”，“經過西方哲學中介之后的學術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卻成了飄忽不定的‘剩余之物’，甚至僅僅成了一種‘修辭手段’。在流行的許多論著之中，使我們產生震撼的并不是它們對馬克思主義說了些什么，而是形形色色的‘中介’在爭奇斗妍”（文載《哲學研究》2004年第4期）。但在如何“超越‘學術性’和‘現實性”，的問題上，無論是穆南珂先生所贊同的“走向學科綜合”還是所提出的“問題的統一”，都過于空泛而沒有提供一條明確的道路，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學界對此雖有問題意識，但仍無通向的道路。從本文的分析來看，政治經濟學批判正是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超越‘學術性’和‘現實性’”，提供了一條可行之路?！　?/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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