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和“蘇聯老大哥”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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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舉璽 夏冰
光明觀察刊發時間: 2007-6-20 19:43:22 http://guancha.gmw.cn
一部完整反映中蘇關系史的力著
1991年12月25日,蘇聯紅旗在克里姆林宮悄然落下,蘇聯作為一個主權國家不復存在,一個超級大國的印象漸漸淡出世人的記憶。然而不該忘記的是,蘇聯曾經作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對20世紀以來世界格局的發展變化,特別是對中國革命與建設道路的選擇發揮過重要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成立、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的確立與實踐、新中國的誕生、建國后內政外交策略的調整、發展模式的選擇成敗與得失,甚至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都與蘇聯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因此,不了解跌宕起伏的中蘇關系,就無法全面地認識中國革命史和中國發展史,就無法歷史地理解中俄兩國建立戰略協作伙伴關系的意義,與洞悉國際關系的風云變幻。
2007年1月,沈志華主編的《中蘇關系史綱(1917—1991)》出版,是中蘇關系史研究領域的一件大事。本書集合國內中蘇關系研究的中堅力量,采用大量史料,詳盡而深刻地論述了1917年至1991年蘇聯與中國革命、中蘇同盟建立、中蘇分裂與對抗、中蘇關系正常化等重大事件,是一部完整反映中蘇關系史的力著。
本書縱貫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至1991年蘇聯解體74年中蘇關系歷程,視野寬闊、氣勢恢宏,展現了一幅完整而豐富的中蘇歷史畫卷。中蘇關系是世界最為復雜的雙邊關系之一,兩國分分合合、恩怨不斷,關系錯綜復雜、大喜大悲。全面完整地掌握駕馭這一段歷史,非一人一時之功。《中蘇關系史綱》的出世正是得益于國內幾名知名學者所組成的研究集體。本書分為《難以確定的對手》、《同志加兄弟》、《從分裂到對抗》和《走正常化之路》四卷,由四位學者分別撰寫。
主編沈志華是華東師范大學教授,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冷戰史和蘇聯史,著有《斯大林與鐵托》、《蘇聯專家在中國》、《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等,《毛澤東、斯大林與朝鮮戰爭》一書被認為是“國內研究朝鮮戰爭的新起點”,沈教授也被譽為“國際學術界冷戰史研究領域最受關注的學者之一”。其他三位撰稿人楊奎松、李丹慧和欒景河也都是各自研究領域中的知名學者。
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
前駐蘇聯大使李鳳林說:“中國同蘇聯的關系,無疑是世界上最為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這是因為中蘇關系的廣度、深度和復雜程度要遠遠超過很多其他大國關系。它集兩國關系、兩黨關系以及兩國和兩黨領導人之間的高層交往于一體,同時包含了大國關系、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不同文明國家間關系、新興民族國家和歐洲傳統大國間的關系等廣泛內容。可以說,中蘇關系在現代國際關系研究中是一個有重要研究價值的樣本。
同時,中蘇關系對中蘇兩國的內政和外交曾有過巨大影響。自新中國建立到上世紀70年代前,中國內政外交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直接或間接地與中蘇關系的走向聯系在一起。這正是中蘇(俄)關系所具有的與眾不同之處,對雙邊關系的研究也因此擁有更為特殊的意義。
中蘇關系史軌跡與當代國際關系史的發展和演變具有很強的關聯性。這種關聯性在冷戰時期首先表現為中蘇美三角關系的互動及其產生的廣泛政治影響。圍繞著中蘇關系,中國外交戰略的每次調整、雙邊地位和模式的每次變化等,都成為牽動大國關系演變的關鍵因素。做好中蘇關系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和借鑒價值。
若以中蘇關系發展史為鏡,足以矯正中俄關系今后發展的道路。然而,由于政治、歷史和意識形態的原因,中蘇關系這面鏡子卻是模糊不清的,急需大量可靠的檔案文獻和史料,對長期無人知曉、模棱兩可、含混不清和正反顛倒的重大史實進行澄清、填補和糾誤。《中蘇關系史綱》的問世,可謂恰逢其時。
對這段歷史的重新書寫
能否做到盡可能多地占有第一手資料,這是衡量一本史學論著優劣與否的重要指標。20世紀80年代末,一向封閉的蘇聯歷史檔案文獻開始解密。到90年代初,俄羅斯一些重要檔案館陸續對外開放。
這一情況立即引起沈志華教授的高度重視。從1996年到2002年間,他先后籌資140萬元,從俄羅斯和美國搜集到前蘇聯解密檔案1.5萬余件,并及時組織力量進行整理和翻譯。到2002年8月,擁有34卷36冊共計1800萬字的《蘇聯歷史檔案選編》出版了。全書收入1917年至1991年有關蘇聯歷史重大事件的檔案文獻近萬件,分為277個專題。中國社科院一位蘇聯史專家認為,“有了這批檔案,不僅蘇聯史要重新認識、重新書寫,對20世紀世界史和國際關系史都要重新思考、重新評價。”建立在如此豐富、客觀的第一手資料基礎上,本書歷史描述的真實性以及由此得出的不同觀點令人信服。
沈志華教授所堅持的學術原則,一是中立,寫論文從不說“我黨”、“我國”,而是使用“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二是不為成見左右,一切靠史實說話。例如,在對中蘇聯合艦隊與臺海危機進行描述時,作者不僅引用國內文獻資料,更大量地引用蘇方的解密檔案資料,以及蘇方報紙的報道。同時,還采用美方對相關事件的研究文獻和解密原始檔案,從而使著作所描述事件的前后緣由、背景脈絡,立體、客觀地還原在讀者面前。
在掌握大量中國與前蘇聯歷史檔案的基礎上,作者們澄清和揭示了不少以往由于種種原因被扭曲和被遮蔽的歷史片段,特別是對中蘇關系中的許多重大事件作出了全新的詮釋,提出了自己獨特的學術觀點,反映出作者深厚的學術根底和追求真理的學術勇氣。
有關文獻記載說,“中蘇兩黨的分歧是從蘇共二十大開始的。”直到今天,仍有論著認為,“蘇共二十大引起的中蘇分歧標志著中蘇關系出現了嚴重分歧,成為中蘇關系史上第一個歷史轉折點。”然而,《中蘇關系史綱》通過大量解密文獻果斷地否定了這種說法。作者在160頁指出,“蘇共二十大路線與中共的主張沒有根本性的分歧,對中蘇關系并沒有產生直接的負面影響。中蘇關系不僅沒有出現嚴重分裂,反而更加緊密了”。
1958年夏天,發生了“長波電臺”和“聯合艦隊”事件。長期以來,史學界普遍認為,這場沖突是中蘇關系走向破裂的導火索,其原因在于蘇聯的做法侵害了中國主權,赫魯曉夫企圖控制中國。然而,《中蘇關系史綱》通過大量史料、蘇聯學者的論著、俄國檔案復印件和赫魯曉夫本人的回憶錄等文獻,徹底否認了這種看法。作者在231頁指出,“蘇聯領導人并沒有侵犯中國主權的意圖,更沒有設想通過建立長波電臺或聯合艦隊的方式對中國進行控制。但問題在于,當時蘇聯考慮的僅僅是如何對付美國,而完全沒有考慮到中國的感受。”
作者認為,中蘇關系的脆弱不能歸咎于一時一地的政策失誤,更不能用領袖個人的好惡與個性來解釋。問題的實質在于:社會主義陣營中某種固有的結構性弊病,或者說某些先天性不足的政治范式,導致了兩國在意識形態上和對時代認識上的時間差。這些觀點令人耳目一新,使大起大落、令人困惑的中蘇關系在這里得到了重要啟示。
《中蘇關系史綱》雖然是一部學術著作,但絕不以冷面孔示人。全書在描述歷史事件的過程中,語言流暢生動,文采飛揚、不拘一格,具有較強的可讀性。在描述中蘇長波電臺風波中,作者大量采用資料文獻中所記述的口語和形象性語言。比如,“赫魯曉夫接到尤金的電話時相當激動地說:莫名其妙!并問道:毛澤東是怎么啦?”、“毛澤東與赫魯曉夫舉行了會談。會談中,赫魯曉夫首先絮絮叨叨地對蘇聯為何提出潛艇艦隊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的解釋,認為整個事件是‘一場誤會’,并一口咬定……”、“赫魯曉夫還委屈地說……”等。這些生動語言和口語化結構使赫魯曉夫的形象躍然紙上,栩栩如生。可以說,生動活潑的語言色彩增強了學術著作的表現力,提高了《中蘇關系史綱》的趣味性,使讀者讀起來饒有興趣,浮想聯翩。
《中蘇關系史綱》沈志華主編 新華出版社 2007年1月 定價:5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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