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黃葦町的《蘇共亡黨十年祭》
江西高校出版社
定價：18.00
宋寶鈴
（二OO一年八月二十四日）
蘇聯亡國十年了，隨著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的解體，偉大列寧創建的蘇聯共產黨在沒有任何抵抗、蘇共黨員莫不關心的情況下土崩瓦解了。為什么會出現這種情況呢？蘇聯人民覺得很正常，因為早就名存實亡了。而此時此刻鄰國的中國共產黨卻坐不住了，成篇累牘的新聞報道、鋪天蓋地的評論文章、如喪考妣似地哀聲嘆氣。這就是十年前，神州大地上演出過的一幕幕活報劇。
十年過去了，中共專家黃葦町出來了，發表了《蘇共亡黨十年祭》。
黃文用大量篇幅向人們敘述了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劇變，及其內在因素--嚴重脫離廣大人民群眾。這些情況比較一下當今的中國，看過黃文的人們一定會想：這不就是當代中國的寫照嗎？
當今的中國，透過表面的虛假繁榮，涉入到社會深處和中共黨內，讓人見到的是一片凄涼景象：世風日下、腐敗蔓延。許多在舊社會出現過的場景重演了，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相當多的黨員干部與黑社會惡勢力沆瀣一氣，老百姓稱公安、司法干部為“警匪”；極其嚴重的腐敗現象已滲透到國家機器到各個環節，中國共產黨已病入膏肓；“三個代表”被老百姓戲稱為“三個歹婊”（實事求是地說，“三個代表”要求的提出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中國共產黨已喪失其存在的基礎。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但是，黃文卻閉口不談這些事實，卻還惺惺地發問：“我們為什么沒有重蹈蘇東覆轍？”
中國沒有重蹈蘇聯和東歐的覆轍跡象嗎？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毛澤東在談到當時蘇聯的情況時說過：“我看有兩把刀子，一把是列寧，一把是斯大林。斯大林這把刀子，俄國人已經丟了。”“列寧這把刀子，俄國人丟沒丟呢？我看已經丟得差不多了。”
回顧當時的蘇聯，看看今天的中國，難道還不令人不寒而栗嗎？
確切地說，當時的蘇聯還沒達到中國今天的地步。二十五年前，毛澤東的病逝和“政治局政變”的陰謀得逞，導致了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鄧小平的再一次復出和翻案，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事實上丟掉了。隨著以“白貓黑貓”類實用主義為核心的“鄧小平理論”的出籠，“法輪功”等邪教興起了：封建迷信死灰復燃，科學思想遭人嘲弄。如果不是因為“法輪功”人員包圍中南海，直接威脅中共中央的統治，中共還不想進行大肆圍剿呢。
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失敗后的一段時間內，許多善良的人們由于受當時輿論的影響，都有些想不通：毛澤東為什么在晚年，在自己親手創立的國家內進行一場史無前例的政治大革命，并且把斗爭矛頭指向昔日的戰友、當時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既得利益者說：“這是中共黨內爭權奪利的斗爭。”但有一點講不通了，劉少奇、林彪、鄧小平是毛澤東親手提拔的接班人。既然要爭權，為什么當初要放權呢？
二十多年的嚴酷事實回答了當時人們的疑問：毛澤東的無私無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長治久安奠定了基礎。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中國特色是人民民主專政）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國家反腐敗的偉大創舉。文化大革命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反腐敗運動，她是避免農民為主體的中國共產黨重走李自成老路的英明之舉，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之所以沒有重蹈蘇聯和東歐覆轍的根本原因所在。
誠如毛澤東在總結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時指出的：“這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對于鞏固無產階級專政，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建設社會主義，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
文化大革命中，占人口總數95%的工農兵群眾和革命的知識分子在為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意氣風發、斗志昂揚，挫敗了美帝國主義、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無數次的經濟封鎖和軍事顛覆，堅持自力更生為主，依靠外援為輔的方針，衛星上了天，紅旗沒落地。工業生產蒸蒸日上，農業生產取得了連續十多年的大豐收。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的理論和“四個現代化”的設想，以及進入聯合國和打開中美關系大門的成功實踐，為以后的改革開放、“一國兩制”奠定了理論基礎。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深入人心，學雷鋒精神、做好人好事蔚然成風。全黨全國人民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的形成，使以工、農為主體的人民群眾真正成了國家的主人。
當然，就象“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一樣，第一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也有其三分錯誤，如“全面內戰、打倒一切”、除惡未盡等，這是有待于以后必須改正的。但并不能因此來否定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偉大意義的主流和本質，否定了就會犯極大的錯誤。二十多年來實踐中的經驗和教訓不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嗎？
而當代中國的情形是怎樣的呢？請看看事實吧：人民群眾與中共的嚴重對立已到了歷史上最嚴峻的時期，黨政領導機關腐敗現象大面積蔓延，人民與中共黨的關系在某些地區和領域已處于敵對狀態。十二年前，鄧小平和李鵬一伙竟然動用軍隊、開出坦克，壓向手無寸鐵、擁護“四項基本原則”、要求反腐敗、改政體的學生和群眾，其反動的官僚資產階級的猙獰面目昭然若揭。從此，驚醒了許多善良的人們。而風彌華夏大地的“毛澤東熱”，卻沖破重重阻繞在老百姓中間自發地開始了。
縱觀黃葦町的《蘇共亡黨十年祭》，除了兔死狐悲式的悲鳴之外，沒有什么實質的內容，它不是，也不可能成為挽救中共沉淪的良藥。
那么，怎樣才能使中共起死回生呢？
唯有讓人民群眾自己起來，在真正的科學共產主義理論和工人階級革命民主主義思想指導下，進行政治改革，恢復“四大”民主（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建立中國工人黨，實行社會主義的兩黨制，輪流執政。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徹底揭露貪官污吏，奪回那些被官僚資產階級篡奪的領導權，再來一次革命，自下而上的揭露中國共產黨的陰暗面，懲治反動派，絕不搞擴大化。腐敗蔓延的勢頭才能夠得到有效的遏制，中國共產黨才能夠真正回到它所宣稱的代表其根本利益的人民中間：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才能夠真正長治久安。
中國工人黨的組建，可以有中共黨內的優秀分子和社會上信仰科學共產主義的人士自發組成，標準就是毛澤東早就提出的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接班人的五項條件：（1）必須是真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2）能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3）能夠團結大多數人；（4）要有民主精神，有事與人商量；（5）具有批評和自我批評精神。
兩黨制并不是資產階級的私有財產，它是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必然規律和比較有效的民主政治統治方式之一。毛澤東說過：“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這說明毛澤東是非常清楚“一黨專政”的危害的。
文化大革命初期，起來造反的上海工人階級識破了“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之類“群眾斗群眾”的陰謀后，把矛頭首先對準了黨內走資派：奪了舊上海市委的權，上海工人造反總司令部（工總司）取代舊市委，成立了“上海市人民公社”（后經毛澤東改名為“上海市革命委員會”，并推而廣之）。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把一千多萬人口的大都市管理的秩序井然（史稱一月革命）。那時候，上海的上交利潤曾一度占了整個中國大陸的半壁江山。“一月革命”成功后，毛澤東及時地總結了上海的經驗，向全國發出號召：“無產階級革命派聯合起來，向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奪權！”實際上，文革初期的上海“一月革命”，是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無產階級兩黨制的一次成功預演。
兩黨制對清除執政黨的腐敗，可以說是一帖良藥。由于隨時有在野黨盯著，執政黨黨員不敢象現在的中共黨員那樣肆無忌憚。腐敗現象能減少很多；執政黨不必化相當大的精力和財力去抓反腐敗，可以全副精力建設國家。美國的經濟為什么能持續穩定地增長，跟它有一個相對比較先進的資產階級政治體制有很大的關系。
“一黨專政”并不是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傳家寶，恰恰相反，它曾是舊中國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最大弊病。中國共產黨曾以此為攻擊目標，聯合其他民主黨派推翻了蔣介石的反動統治。建國初期發明的“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已事過境遷，那些民主黨派的老人們基本上是個擺設，實際上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中國共產黨脫胎于蘇聯共產黨，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擺脫不了它的痕跡。蘇聯共產黨的主要模式是斯大林時期形成的，而蘇聯的前身是沙皇俄國。眾所周知，沙俄是一個封建專制的帝國主義國家；而具有兩千多年封建史的中國，歷史文化上與沙俄有許多相似之處，基本上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馬克思說：“資產階級在歷史上曾經起過非常革命的作用。”（見《共產黨宣言》）列寧曾預言美國能建成最發達的社會主義國家。美國的政體為其生產力的發展提供了相當的活力，使國民經濟能夠持續穩定的發展。
而斯大林模式的社會主義有“封建的社會主義”的痕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曾批評“封建的社會主義”：“把無產者的乞食袋當旗幟揮舞，當人們跟著他們一同前進時，發現其臀部印有封建的紋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赫魯曉夫、勃列勒涅夫不但沒有改正其“封建的社會主義”的痕跡，反而更加變本加厲了。戈爾巴喬夫時期，由于長期的積重難返，稍一松動就土崩瓦解了。蘇聯和東歐的土崩瓦解，不正被馬恩所言中了嗎？
所以說，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蘇聯和東歐的解體是歷史的進步。它將促進這些國家生產力和人民民主的高度發展，為將來進入真正的社會主義，奠定了豐厚的物質基礎。而中國為什么沒有步這些國家的后塵，根本原因就是中國人民經歷了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政治上比這些國家成熟得多（即哲學中所說的“精神對物質的反作用”原理見效了），所以，將來的社會政治體制一定比他們更進步，生產力的發展也將比他們更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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