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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制度經濟學分析 ——兼談地方政府在我國市場化進程中的特殊作用 時 間：2006年4月21晚 地 點：暨南大學科學館 主講人：楊瑞龍（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主持人：各位老師、各位同學，今天我們在著名高等學府暨南大學舉辦嶺南大講壇，嶺南大講壇是由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廣東省社會科學界聯合會共同主辦的高品位、大眾化、公益性講壇，目前嶺南大講壇已經啟動了兩個系列，一個系列是嶺南大講壇的公眾論壇系列，公眾論壇主要內容是以公眾關心的社會問題為主，這個系列是設在中山圖書館，每周舉辦一次。第二個系列就是嶺南大講壇的學術論壇系列，內容是以理論和實踐發展的前沿問題為主，這個系列每個月舉辦一次。 學術論壇目前已經成功舉辦了三期，今天在這里舉行的是嶺南大講壇學術論壇的第四期，這一期我們榮幸邀請到了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教授來為我們做演講，大家歡迎。 楊教授今天為我們演講的題目是“我國市場化進程的制度經濟學分析——兼談地方政府在我國市場化進程中的特殊作用”。楊瑞龍教授現任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兼任北京市經濟學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政府顧問，曾先后赴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和丹麥奧登塞大學訪問進修，在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非均衡經濟學等領域頗有建樹，已經出版了《宏觀非均衡的微觀基礎》、《現代企業產權制度》、《面對制度之規》、《當代主流企業理論與企業管理》、《企業的利益相關者理論及其應用》、《企業共同治理的經濟學分析》、《國有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經濟學分析》等多本專著，另外在《中國社會科學》、《經濟研究》等雜志上發表了學術論文200余篇。楊教授曾經兩次獲得我國經濟學的最高獎，第八屆和第十屆孫冶方經濟科學獎，是中國高校第三屆人文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的一等獎獲得者，是教育部長江學者的特聘教授，國家人事部百千萬人才第一層次的人才。 下面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楊瑞龍教授給我們做報告。 內容非常清楚，我要討論的問題是市場化，所謂市場化就是指中國經濟轉型當中的一個核心問題，中國經濟轉型當然包括工業化、市場化、國際化的進程，在這個進程中核心的部分就是市場化。市場化的內容大家都比較清楚，就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描述這種轉變可以有很多方式，從資源配置角度來說，這種轉變表現為等級規則向產權規則的轉變。什么意思呢？傳統計劃經濟體制在資源配置這個角度上來看，它遵循的原則是等級規則，首先是構建層層隸屬的金字塔型的等級構架，界定每個人在這個等級構架里所處的位置，比如說是處長、所長等，這在中國計劃經濟條件下有條和塊。界定每個人在這個金字塔型中的每個位置，然后再來界定與這個等級相對應的資源配置權利，你的位置越高你的資源配置權力越大。計劃經濟條件下也是有競爭的，主要表現為等級的競爭，你要擁有資源配置的權力必須要在這個等級中占有一個位置，位置越高等級越高。 老外不明白中國企業為什么有處級企業、科級企業等，他不清楚，每個主體要明白自己在這個等級中的位置，才能有效地配置資源。現在要搞市場經濟了，當然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要起基礎性的作用，你要讓市場機制起作用就必須確定一個基本的規則，就是產權規則。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遵循的是產權規則，也就是說，你想一個人的資源配置權力大小僅僅和擁有資產的數量相關，擁有的資產越多資源配置權力越大，如果沒有任何資產，除了可以配置你所有的勞動力之外沒有任何資源配置權。這是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配置的規則。 我們說中國自從走上了市場經濟這條道路，產權明晰化就是一條不歸之路，要不就是明明白白地搞，要不就是偷偷摸摸地搞。怎樣產權明晰？這是有一套規則，不是我要討論的問題。 接下來我要討論的問題，就是怎樣向等級規則向產權規則轉變。有一種比較流行的做法，如果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現在我們叫做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的背后實際上就是自由主義的主流經濟，按照這種自由的主流經濟學看計劃向市場的轉變，它認為根本問題就是政治問題，政治上的權力多樣化才能創造出經濟利益多樣化的一種前提條件，因此他們提出了所謂的激進式的改革方案，西方的經濟學者提出了激進的改革方式，背后實際上就是華盛頓共識。 按照這樣的改革模式，改革的基本思路，他們認為蘇聯和東歐就是選擇了激進式改革的道路。首先是在政治上民主化，通過一種外部力量把等級構架打破，搞多黨制，原來的等級構架瓦解。然后經濟上私有化，一夜之間將資源配置權力轉向民間，手段就是私有化。當私有化把所有的企業推向市場之后，政治上搞“休克療法”，控制物品放開價格，由于前面有一個私有化，企業的生產完全取決于市場，價格放開之后，企業該死該活完全取決于自己，成本高于價格就是死路一條，成本低于價格就可以活下去，通過強制的手段將低效率的企業淘汰出局。 這樣的激進式改革符合西方主流經濟學邏輯，但是實際上未必可以取得非常好的效果，前蘇聯和東歐，當然怎樣來評價也不是我要來講的。我們可以找到案例，證明這種激進式的改革有很多問題，當然也有很多好的，比如說波蘭這樣的國家他們認為也不錯。但是這種改革的路徑也是有很多問題的。 中國沒有按照這樣的改革路徑走，中國是走一條漸進式的改革道路，漸進式的改革道路和前面的激進式改革道路相比，有什么特點呢？是一條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所謂自上而下的改革道路，主要是有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自上而下的漸進式改革，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推進改革，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特點。前蘇聯東歐是推倒重來，重新構造一個政治體系，以便使這個政治體系和多元化經濟利益主體的對應結構。中國在改革之初，省委書記還是省委書記，部長還是部長，不僅僅如此，而且借助原來的省委書記，借助原來的部長來推行改革，推行市場化進程。 這種改革就是非常有特點的，不像是前蘇聯和東歐一樣，有的西方學者批評中國說你們這樣的改革，他們從一個既有的邏輯出發說你們的改革不可能成功，不可能給自己挖墳墓，市場化的進程走下去，會將原有的組織資源瓦解掉，怎么可能呢？所以他們認為要走市場化道路首先是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在前，是不可能有經濟上改革的成功。 但是我們對老外說，你們還是不了解中國，我說中國確確實實是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后進行是政治體制改革，而且政治體制改革從某種程度來說很少是見諸文字的，我們在相當程度上只做不說的，或者是隨著經濟體制改革多樣化之后，后面政治體制改革跟進的。我說你確確實實是沒有看到中國大張旗鼓的在搞政治體制改革，但是如果觀察到中國政治結構的變化，你會發現有悄悄地變化。 我舉了一個例子，中國當初主管機電行業的一共有幾個部啊，有七個機械工業部，分管中國的機電行業，但是今天一個也沒有了。你聽說過、你看到過對七個機電工業部改革的文件嗎？沒有！七個機械工業部是領導改革，為了激發效率，又不損害他們的既得利益，我們是改利潤分成流程制度，經營權也歸機械部，給一個利潤基數，告訴企業如果利潤超過基數，超過部分政府和企業進行分成，這樣機械部就愿意了，利潤變成了企業的既有資金，就可以自作主張了。這一塊慢慢增長，就會降低七個機械工業部的談判能力，接下來政府機構改革的時候，很自然的將七個機械工業部調整為一個機械工業委員會，由機械工業委員會來領導改革，承包制了，所有權、承包人和承包基數都由機械工業委員會來定，經營權歸承包人了。這樣一下子又動搖了機械工業委員會股份制的權力，談判力下降了，接下來下一輪機構改革的時候，很自然就會調整為機械工業部，由承包制又變成了股份制，政府開始做董事長了。派出董事和董事長的時候，這個時候到了公司里，對不起，屁股指揮腦子，對我有利我就聽，對我沒有利我就說其他董事、股東不同意，很自然機械工業部又沒有權了。在機構改革時又變了機械工業組，開始有所為有所不為，然后并到國家經貿委，然后變成機械組、機械科、機械員，現在機械員國家經貿委都沒有了。 我們是這樣改革的，如果你仔細地研究中國的情況，就會發現并不是像外國學者說的，中國只有經濟體制改革沒有政治體制改革。不是這樣的，中國政治上的變化還是比較多的。十五年前開人代會的時候，昨天市長還在喝酒，明天就要表決。前幾年開人代會的時候，可能前一兩個星期市長就不敢喝酒了，因為有一個代表行使否決權的問題。現在說透明化、公開化、“市長電話”等等，都是發生在中國，沒有市場化會有這個東西嗎？不可能。這都是市場化進程中最后反過來體現出來的東西，這就是中國的特點。但是從中國的改革橫斷面來看，總是先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往前走的時候，政治上會跟進，當然跟進的步伐我們可以討論。 第二個特點，增量改革。很顯然，你既然是利用已有的組織資源進行改革，在等級構架，在改革的某個始點上，等級構架不能動，但市場化要進行，只能這樣改革。所以中國就是這樣，我們經常說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為什么中國是老人老辦法、新人新辦法，因為老人是在等級構架里的，當然是先來搞新人，新人越來越多，老人越來越少，最后大家都是年輕人。住房改革2000年前，根據你的工齡來享受，然后新來的人就沒有了，博士畢業到暨南大學不分房子，不滿意到中山大學也是這樣，到其他的學校也是這樣，只能是這樣。這是中國的特色，叫增量改革，中國所有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增量改革，所以雙軌制是中國改革的很顯著的特點。 中國改革的利和弊是不可分的，什么都是雙軌制，老外就想不明白，中國怎么回事，政府什么機構都沒有變，價格不知不覺就市場化了，怎么回事呢？中國就是通過雙軌價格，我就不多說了，這里面有很多的案例可以說明。中國什么都是雙軌制的，然后慢慢并軌，當然在并軌的過程中也可能出現很多問題，這是不可分的。 第三個特點，是先試點后推廣。為什么先試點后推廣呢？因為我們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有什么問題呢？改革成本是由上面來承擔的，大的成本就是所謂的政權穩定問題，這時面臨一個問題，我們的改革在等級構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下級向上級傳達改變要求，上級經過綜合平衡，根據你的要求形成一個改革方案，而且自上而下地實施。這個時候上級政府能不能制訂出一個正確的方案，或者說上面正確的方案能不能不被歪嘴和尚念歪，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信息。實際上每一個下級政府都有自己獨立的利益，所以向上反映改革要求的時候，都會將有利的信息極大化，不利的信息隱藏起來。改革方案從上向下實施的時候，每一層的政府都會將有利的措施放大，不利的措施盡量縮小，這樣信息不對稱導致改革風險不可控。 在保持等級構架的情況下，既然你也不知道中央不知道這個改革方案行不行，所以先劃一個地方試一下，看一下情況怎樣，行了就推廣，不行了就退回來。中國的改革就存在一個所謂的改革優先權的問題，誰來分配呢？政府在政府行為中進行，如果你獲得改革的優先權，就有可能先拿到超額的利潤。 接下來我們要討論的這樣的漸進式改革，有沒有可能成功地從等級規則向產權規則轉變呢？能不能成功？西方主流經濟學認為不可能，因為按照他們的理論邏輯，一個經濟上的自由化，必須是要有一個前提，政治上的多樣化配合。他們認為產權規則的確立是以放棄等級規則為前提的，而你試圖在保留等級構架的前提下確立一個產權規則，他認為肯定是不可行的。按照這樣的理論推導，他說你如果要按照這樣的所謂漸進式的改革走下去，他們的推論要么爆炸，就是新體制因素，經濟自由化到一定的程度會反彈，如果等級構架不進行調整就會爆炸。當初九十年代初，前蘇聯戈爾巴喬夫，包括波蘭的什么斯基都想搞漸進的，最終都是爆炸了，上街游行，最后走向激進。他說如果不爆炸的話，改革到一定的程度會倒退，結論是不可能成功的。 中國20多年的增長績效，讓西方經濟學家覺得不可能解釋，按照他們的理論推導中國不可能出現這樣的經濟增長，但是中國二十多年的經濟增長實實在在發生了，他們覺得這個理論不好解釋，怎么可能？因此有的人就開始懷疑中國的經濟增長了，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假的，是有水份的，然后其中一個證據是地方政府偽造數據等等。我對老外說你們對中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說你只看到虛報數字的水份，覺得有些地方，特別是一些落后地區的官員為了政績多報數字，但是你不了解中國，中國還有不少的地方，由于某種原因少報了數字，比如像是老外到中國來投資，為了隱藏利潤，明明是賺錢了也要報虧損，少報數字。 有些地方政府的官員，特別是一些發達地區，江蘇、浙江等，當市長了，為了保持連續的增長，所以到十月份的時候可能要摸底，你們把數字報上來看一看，一看數字差不多，去年12％的增長率，今年到十月份已經13％了，他一看周圍大概人家也不過最多是12％，可以了，你不要再報了，多出來的數字藏起來，如果報上來就麻煩了，可能我今年就是18％了，你想人家都是11％，我就18％，我的日子會好過嗎？日子不好過，大家都盯著我了。 還有一個問題，我在這里當市長，我可能要當三年，今年搞到19％，結果明年必須在19％的基礎上再增長20％就是英雄，如果今年19％明年是16％，就算還是全省最高，結果還是狗熊，所以要今年16％明年17％后年18％。所以中國到底是多報數字多還是少報數字多，我對老外說你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中國的統計數字還沒有到達準確的時代，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中國的經濟增長，你到每一個地方去看，不管是廣東發達地區，或者是西部的落后地區，三年不去你基本上不認得路了，不像是到國外某一個地方，你二十年前去過了現在去還差不多。發展是實實在在的，不是假的。我講一個笑話，當時我在國外留學的時候，看到一位教授開著一輛汽車，到了停車場停下來，這感覺是酸溜溜的，然后我心里夢想，哎呀這樣的生活，我這一輩子肯定不可能，我的子女也許今后上班的時候會開車汽車上班。沒有想到，真的沒有想到啊，買一輛汽車對我們這個層次的人來說還是比較容易的，開車就可以上班去了。確確實實在國外留學八九年過去了，像我這樣充滿想象力的人，也沒有想到這樣的狀況。 當初我在國外留學的時候，最害怕老外請我吃飯，我們的獎學金就是這樣一點錢，總想留著回來買一臺彩電，老外請我們我們也要請他們吃啊，北方人可以請老外請老外吃餃子吧，不需要幾個錢。可是我是南方人，不會做餃子或者是面條啊，后來老外到中國，老外還不能給他們吃魚翅什么的，但是給他們京醬肉絲什么的就打包了。 中國的經濟增長是真的，不是假的，西方主流經濟理論認為這是不可能的，但是這是真的，要么就是理論的問題，要么就是實踐的問題，所以我認為西方主流經濟學在解釋這樣的增長時難以解釋，中國是先有實踐出現了，然后我們的人就開始解釋，在實踐中總結出理論。我想中國的經濟學家照搬照抄馬克思主義麻煩，照搬照抄西方的也比較麻煩，真的要研究中國的實踐問題。 突破口就在地方政府，怎樣來解釋中國在既有政治格局的條件下，借助政府的力量走出怎樣的道路，怎樣破解這個謎，在不放棄主流經濟學的基本框架上我引出了一個新的東西，我也把它解釋了，就像是J·希克斯早期做的，他認為市場經濟最有用，他到英國留學到企業調研，發現有問題啊，他學習的理論告訴他市場經濟體制最有效，但是他到企業調研發現很多資源是在企業里配置的，不是按照價格配置的，而是按廠長、董事長的命令配置的。他也進行了解釋，理論和現實發生問題了，就發現了交易費用的概念。 我也是這樣，搞研究的人最幸福的不過是你對現實觀察無誤，理論觀察也是無誤的，然后進行解釋，這個理論肯定是有問題的。我認為地方政府是可以解釋的，這就是我要講的第一個大問題，叫做改革方針的轉變，地方政府的自發自主創新。我要破解這個謎，按照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理論認為這是不可能發生的，我要進行解釋，我要從地方政府的視角進行解釋。 第一個大問題就是財政包干體制的實行與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我怎樣來破解呢？我當時大量的調研和研究，到實地進行研究，發現大家忽視了一個現象，就是地方政府的問題。我們是要搞市場化這是沒有問題的，我們不想放棄原有的城鎮等級構架，怎樣在不放棄等級構架的情況下走自己的道路呢？一開始我們走了特別的道路就是行政性的放權。 什么是行政性放權呢？中央政府一開始改革不是直接將權放給企業，中央政府經過選擇，把一部分權下放到下級政府，然后下級政府進行選擇，將一部分權力放給地區政府所屬的企業，然后到縣、市政府和所屬企業。我們要引入一個激勵機制，什么激勵機制呢？地方政府給企業放權比不放權合理有益，必須要引入機制，如果不引入這么一個機制，政府從來是不嫌權多的，世界上沒有一個政府說權太多了拿掉一點，不可能的，政府從來是權多多益善，不是中國的問題，美國也有。 怎樣引入機制呢？我們一開始引入了一個特別的機制，就是財政包干體制。過去是中央集權，在中央集權的條件下，我們實現了財政統籌統支，也就是說地方所獲得的收入全部上繳中央，要花錢就得做一個預算報告，這個預算報告給中央審批，然后中央根據這個預算報告撥付。如果這樣的體制不變化，即使行政性放權也不可能到市場，三年自然災害時我們曾經大規模向地方政府放權，但是沒有放出市場，八十年代的放權就很快放出一個體制，就是因為市場化。 以廣東為例，實行包干體制的時候，就將前三年廣東省財政收入的情況，比如說前三年廣東平均財政收入規模是五百億，再來核算廣東前三年獲得的預算規模，比如說五十億，我就出給你了，你五百個億是廣東省在未來承包期五年內的財政預算基數，只要完成五百億，按照原來的規模就給你五百億，你廣東省如果收入超過了五百億，超過部分廣東和中央就可以進行分成。分成比例是可以談判的，三七或者是四六，完全取決于地方政府的談判能力。當時廣東省的討價還價的能力還是比較強的，基數比較低，發展比較快。一旦基數分成比例定了之后，地方政府可以支配的預算規模不僅僅取決于和中央的討價還價了，更重要取決于當地的經濟發展水平。 你當地的經濟發展越快，基數越大，由于分成比例已定，你地方可支配的預算越大，就可以搞開發區、優惠政策，就可以搞一個城市廣場，搞一個雕塑，或者是修通一個河道，或者是情人大道，老百姓就說你好了。投資環境好了，優惠政策多了，然后外商來了，內商也來了，就業機會就多了，注冊企業多了納稅也多了，納稅多了來的人多了，市場又火了，然后商場又火了，民營企業發展了，收入增多了，留的錢就更多了，然后到年終的時候，首長就可以到你這里過年了。首長不可能到窮的地方來，首長到你這個地方來過年，首先你可以和首長零距離的接觸了，原來不了解你，一了解你是一個人才啊。更重要首長一看你的業績，問首長是不是困難，是我有一點困難，你還可以帶兩個億走，那你說是這樣的人升遷快，還是你多給我一點錢的人升遷快。這一下子改變了原來政府官員的目標，一下子演變為一個政治和經濟具有雙重主張。 我們的市場經濟GDP上來不上來，如果不上來日子不好過了，要關心你的投資環境好不好，這是要關心的，地方政府的官員行為就發生了變化，地方政府官員肯定是政治升遷沒有問題的，但是我們的問題在于什么呢？政治升遷開始實現，就引入了一個終極目標，你想政治升遷可以，首先要GDP上去，好地方就出干部，比如說順德、中山等，用這樣的特別機制。這樣的話我們地方政府官員，一下子從純粹的政治家演變為西方經濟學沒有辦法描述的行為，我就創造了一個名詞，人家可能看不懂，但是這個時候我沒有辦法，用西方正統經濟學沒有辦法描述，我創造的名詞叫“政治企業家”，這是中國轉型過程中地方政府的官員，他是具有政治和經濟的雙重功能，在政治上追求升遷，但是必須要經過經濟增長來實現。 你看我們的地方政府官員，我們十五年前地方政府官員市長就是一個市長，你看我們的市長、市委書記的報告，十五年前的報告，市長報告基本上就是總理報告的縮寫版，但是現在拿市長、市委書記的報告來看，跟一個企業的董事長報告可能是差不多的，除了開頭和結尾有一點不同，中間是差不多的。中間說到主導產業、核心企業的發展，優勢產業怎樣，劣勢產業怎樣，怎樣招商引資，怎樣創造投資環境，整個就是一個摩托羅拉歐洲公司怎么辦、亞洲公司怎么辦。 財政包干體制改變了我們地方政府官員，一下子引入了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這種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就導致了地方政府官員。好，你想升遷，你就得要發展，你要發展就必須要獲得一個可度量的指標，GDP要上去！要GDP上去在現有的條件下，通過挖掘本地的投資太慢了，所以現在每一個地方的市長、市委書記最常說的就是招商引資了，招商引資在中國是我們市長、市委書記的口頭禪，并不是因為他喜歡說，而是增加GDP很簡單就是招一個什么跨國公司來，如果我在一個地方引入了摩托羅拉公司，一下子我的GDP就上去了。增加政績的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招商引資，招商引資成為地方政府官員最重要的一個名詞，道理就在這個地方。 為了招商引資，就要創造投資環境，怎么能夠讓投資到廣州來，到東莞來，還不到蘇州去呢？肯定要讓他覺得到東莞來比到蘇州去更安全，同樣的投資獲得更高的回報，要想讓投資環境好無非是兩個條件，一個是投資硬環境，這必須要發展，不發展怎么可能把道路修好、下水道搞好呢？當然還要有軟環境，不能到這個地方今天這個來收費明天那個來收費，如果是這樣就說明產權保護不好。什么辦法讓廠商到你這個地方投資有更好的回報，很簡單的辦法就是在這里他能干的在其他地方不能干，這里能免的別人不能免，這就是我們前面說的試點開發。如果你能夠獲得一個改革的試點權，你就可以吸引外商到你這個地方來，他干這件事所納的稅比其他地方低，這種投資軟環境概括起來就是投資軟環境的問題，而投資軟環境又是優惠政策的特殊機制，最后就是改革的優先權了。 怎樣來獲得改革的優先權了，這就是最有能耐的地方政府的官員首選目標。怎樣做到人家不能干我能干呢？根據我的研究有幾種辦法。第一種辦法就是“戴帽下達”。當初鄧小平在南海劃了四個圈，深圳、廈門、珠海、汕頭，這樣一劃就是特區了，改革的優先權就拿到了。第二個就是競爭試點權。進行改革方案，里面有很多試點權，比如說要建兩個證券交易所，一百個現代企業試點，十個結構優化試點城市，這個試點方案一旦出來，你就要進行競爭。第三個方法就是變通和暗中模仿。可能你今天沒有拿到前面說的兩種方法，但是不等于不可能干，人家試點表明這個東西沒有政治風險，但是不能說不干啊，像浙江、江蘇、廣東都是比較在行的。比如說廣東和東北，為什么走了不同的道路呢？東北到中央說什么事情讓我干我就干什么，廣東到中央說什么事情不讓我干，不讓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所以很多是換了一個名詞、換一個概念悄悄地干，比如說很多地方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很多都是如此。第四種辦法，我把它叫做自發的制度創新，什么叫自發的制度創新呢？地方政府為了營造良好的投資環境，會發現制度缺陷，然后就要根據他掌握的可動用的資源，率先從事那些上級既沒有讓他干也沒有讓他不干的制度，進行突破，然后進行自發的制度創新。 到了九十年代后期的時候特別多了，你上級沒有讓我干也沒有讓我不干，但是如果我干的話可以給本地帶來好處，我就開始悄悄地干。接下來我要研究的問題是這樣的一種地方政府行為，前面我解釋了從可能性來說，財政包干體制，改革的地方這種行為，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給地方政府帶來的外部壓力，導致地方政府有動機進行自發的制度創新。有這樣的動機，會不會變成現實呢，變為現實為什么中央政府會容忍呢？這就是我接下來要說的內容。 第二個大問題里的第二個小問題，地方政府自發制度創新的事后追認。 如果我們把中國的改革分為兩個階段的話，第一個階段基本上是事先授權的改革，授權給你。事前授權的改革通俗來說就是先有文件后有改革，或者說先有一個改革方案，然后我們再來實施，分配改革權，然后才有改革的實踐。這是九十年代初期之前基本上都是這樣的改革，你有改革的要求，向上傳遞，中央有了改革方案，大家競爭試點權。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開始，中國改革進入新的階段，隨著地方政府自發制度創新行為的加大，我們叫事后追認階段，通俗來說就是先有改革后有文件。特別是到了今天，文件當中所包含的改革措施，沒有一件不是在實踐當中自發地試點過的，基本上都是沒有例外的在改革實踐當中的實際總結。這樣的總結并不是我拍腦子想出來的，中國從九十年代中后期進入事后追認的改革階段，完全是根據我對案例的研究，根據這個案例的研究我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我老家的一個案例，我的老家是江蘇昆山，這里不知道有沒有我的老鄉。大家都知道昆山有一個陽澄大閘蟹，還有一個昆曲，GDP首次超過順德，成為第一強縣。昆山為什么變成強縣呢？關鍵是有一個開發區，成為中國臺資最集中的地方，很多廣東的臺資企業跑到昆山去。我當時追蹤研究八九年，理論一定要到實踐中進行調研和實踐研究，我追蹤了我老家的一個案例，因為比較方便，很多領導都是我的朋友，他們也會跟我說真話。 我研究昆山這個非常有名的開發區，昆山的開發區就是偷偷干出來的，當時我研究的問題就是他從一個河邊的幾個茅草房，劃了一塊土地，然后成為中國最大的加工區。當初昆山政府為什么要干這個開發區，為什么偷偷干了開發區，在干的過程中上級政府睜一只眼睛閉一只眼，也知道他在干，也知道他沒有批文，為什么這樣。 第三個問題我想研究的是為什么最終中央政府追認。我就去調研了，調研當中我發現昆山市政府為什么要搞這個開發區，完全是因為財政包干，財政包干體制是從我這個案例中調查出來的。 當初昆山是一個三十幾萬人口的小縣，非常窮，在普通政策下昆山政府是無所作為的。江蘇是比較早搞財政包干的，一搞包干，這樣每個縣市說話權就跟你的經濟實力有關系，原來開會的時候隨便做，一搞包干體制，前三排就是實力最強的，后三排就是最弱的縣了，中間是一般的。開會了，前面的時間都是最強的地方在說領導英明，還有說明為什么領導英明，這樣快到12點了，中排還有一點時間，中排只有時間說領導英明但是沒有時間說領導為什么英明，后三排也要說了，但是人家說你還說什么啊，算了散會，這樣表態的機會都沒有，升遷的機會怎么有啊。 在財政包干體制之前，昆山和上海是老死不相往來，但是一搞了包干制，昆山發現很簡單的辦法，就是向上海招商引資。昆山是農業縣沒有什么錢，就想將上海的企業引入到昆山來。東邊劃一塊土地，然后建了一個加工工業區，當時最早是橫向聯合，把昆山和上海聯合起來，但是當時的審批很嚴，因為是跨縣市，要經過兩個縣的主管部門才能干起來，這個時候他發現要走政策途徑搞制度創新不可能，所以地方政府進行自發制度創新是先做不說，因為做這件事是對他有利的，上級沒有說不讓他做也沒有說讓他做。你打了報告，審批了錯了你沒有關系，領導的責任，但是如果對了是你的事了。所以如果你跟領導說一聲，領導一般都是答非所問，干成了他早就是知道啊，就是他的事，升遷，干不成他不知道啊，跟他沒有關系。 昆山通過其他的渠道，好在當時國家經委的副主任就是昆山人，昆山就找這個經委主任說昆山要跟上海聯合，我保證是為家鄉考慮，然后說我沒有聽見啊。接下來就是做上海的工作，運氣非常好，上海的經委主任也是昆山人。縣長就帶著他生活在昆山的老娘去見他，我要跟上海聯合，我保證對上海有利，我保證不做對上海挖墻角的事，那也說了，我沒有聽見啊。合資建工廠的政策協議書要審批，必須要打報告，但是你沒有說合作，你合資是要審批，沒有說合作要建工廠，廠房的“廠”我改為“場”，協議書要審批，沒有說意向書要審批啊，所以就是江蘇昆山與上海金星電視機廠進行合作生產金星黑白電視加工場，意向書就簽訂了，這個意向書文件沒有說不可以啊，這就是擦邊球。經濟上研究擦邊球是非常有意思的，沒有擦邊球就沒有中國的市場化，當然我們看到擦邊球也有很多問題，我今天說的都是實證分析，通過理論分析說是怎樣回事，擦邊球是可以做博士論文的，非常有意思。 擦邊球一打，昆山就將企業家引入了，金星電視機廠是它的誘餌，它想的還有別的企業，他在橫向聯合招商的時候首先要問你是不是賺錢了，只有你賺錢了我才能賺錢，這是在和上海的聯合中得出的結論。我想讓你別的企業過來，我就是土地廉價，你來派財務總監，讓大部分的利潤歸你所有，賺得金星電視機廠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金星電視機廠最不重要的車間搬到昆山來，賺到最多的錢，這是昆山人的誘餌，結果其他的電視機廠就眼紅，鳳凰電視機廠就來了，兩三年昆山加工區就有了，到蘇州的話語權也大了，也有了錢搞城市建設、投資環境建設，這個正好是從沿海開放城市轉化為開發區，叫沿海開發區建設。 當時天津、連云港、大連等，昆山是一個小縣，也不在沿海，但是昆山跟上海聯合積累了大量的資本，昆山就開始悄悄對上海說我要放開了，領導說我沒有聽見啊，然后又做好了工作，一下子將很多的外商又引入了，一引入了昆山就成規模了。一成規模之后，先做不說做成了，做出成效了，不說不行了，因為你剛生了一個小孩，沒有戶口沒有關系，但是小孩長大了就涉及到產權保護，這個產權是沒有政策機制給你保護的，怎樣找到產權的保護機制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沒有一個好的產權保護機制，不僅受到歧視，而且還可能受到冷眼。這時上級沒有文件，你打一個文件說要產權保護也是不行的，所以第二個階段，我用通俗的話來說就是做了再說。 你把這個事做成了，還不能馬上打報告，你要先說，通過各種的渠道說，首先要通過專家說，當前經濟學家，經濟學是一個不錯的專業，因為當前有很多這種需求，很多地方政府和企業做了上級沒有讓他們做也不說不讓他們做的事，最后說圓了就是經濟學家，通常是立一個課題，經濟學家帶幾個研究生下去做調研然后出一個結果，這就是中國特色的改革，發到雜志上。 第二個就是媒體說。我們中國的媒體是無冕之王，中國的媒體而且比其他的專業可能更好一些，中國最早起家、最早富裕的就是媒體，特別是民報、民企，最早開汽車的就是這樣一批人，因為很多地方在進行制度創新。通常媒體像昆山開發區也是這樣的，在沒有審批權的時候，金秋十月搞了招商引資會，開會期間肯定會搞一個媒體見面會，這個媒體見面會開頭是發邀請函請各種各樣的記者來，記者來的時候你開會報道，給他一些材料，這就是報道的一些基礎材料給他，然后是宣傳材料。 昆山的轉折點是一個名人，他就是鄧小平。鄧小平身體比較好的時候就會到江蘇吳江調研，昆山想辦法請他到昆山來，鄧小平年輕的時候知道昆山是比較差的地方，現在來到這里聽說有了一個開發區，而且沒有用國家的一分錢，而且一天一千萬人民幣的財政收入，他說這么好的地方，鄧小平就拿起電話給《人民日報》打電話，昆山這樣一個好地方怎么不來看看呢？這個時候《人民日報》就派了一個新聞部主任，過去日報都是走穴，發也就是兩版、三版、四版，現在不一樣了，是《人民日報》新聞部的主任來寫《昆山之路》，《人民日報》的頭版發。 在沒有做好工作的時候，馬上就打報告很可能就前功盡棄，中國就有一個特別的機制，叫領導題詞或者是批示，這都是我研究的，都是我自己研究當中總結出來的。地方政府自發創造出來的產權，在沒有獲得授權前怎樣獲得產權保護，這是特有的，老外是搞不明白的。現在我們的領導機制特別多，如果你的產權還沒有獲得正式的紅頭文件，最好的保護莫過于領導的題詞。昆山就是這樣，昆山想了很多辦法，讓這個領導到昆山來，一到昆山來東看看西看看，昆山沒有花國家一分錢，每年還交國家很的錢，城市欣欣向榮，城市整個都改變了。 接下來就比較簡單了，就是先上車后買票。我們用家鄉話來說我們昆山就是做了一件先養了一個兒子再補一個結婚證，先把兒子養出來，養大兒子之后認還是不認呢，這個兒子這么好怎么不認啊，打結婚證就完了。 如果我們把中國的改革分為兩個階段的話，第一個階段就是父母包辦了。打一個比方，不是很確切，中央政府是爹，地方政府是兒，早期的時候兒子的收入全部交給爹，當然兒就沒有權力了，兒要找對象，爹找了媒婆，提出要求一二三，兒子看差不多就結婚了，然后按照計劃生育政策定時定點生出一個孩子。然后到了財政包干的時候，兒子可能有錢了，只要你到時交錢爹就不管你了，兒子就到外面找對象了，兒子自己清楚爹的某些底線，那些是可以突破的，比如說本地要搞私有化，不需要領導了，那是不行的，當然在大原則的基礎下自主了。你要清楚爹哪些地方是不能突破的，而且爹也希望兒子比自己活的好，而且也希望有一個孫子，這是爹想要的。 中央政府希望地方政府穩定，不要老是這個地方出事那個地方出事，然后每年給我多交一點，這不是上面要的東西嗎？根據這個要求，兒子知道有一個上限和一個下限，自己找完對象，生完小孩到時候就回來了，爹一看怎么一個變三個，心里暗暗喜歡，臉上要裝作不高興，以批評的聲音說你幾句，怎么回事，是媳婦，那怎么不跟我說一聲啊，其實說這些的時候眉毛是往上翹的。一看孫子，哎呀，這么好，就抱過來了，兒子起的名字還不算，還要重新起一個名字，這就是中國現階段的改革，就是這個樣子，這在西方經濟學中是描述不出來的。 如果你不理解中國轉型過程中的地方政府的特殊行為，如果不了解中國產權的特殊形勢，你也是不可能理解的。就像是我早期八十年代上大學的時候，那個時候我的思想很極端的，認為中國就是要搞民主化，以為這樣就行了，以為中國搞了一百個政黨就可以了，不一定的。是需要有配套條件的，不是說這個東西放到我們這里就一定好，中國在這樣的特別條件下我們引入了特別的機制，這個特別機制放到美國不行，在中國就行。我們一定要根據中國的情況進行研究。當然到底地方政府進行自主制度創新，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承認，取決于幾個條件。 第一、地方政府的經濟實力所決定的談判，這肯定是一個條件，這就是我們說的梯度問題，廣東、江蘇和甘肅肯定不可比，為什么自主制度創新更多發生在廣東、江蘇，當然一方面也有干部素養的問題，更可能跟談判也是有關系的。 第二、權威擴大化程度。 第三、從新產權中所獲取的收益大于維護舊產權的成本。中央政府覺得我保護你并不是沒有益可圖的。 根據這三個條件，地方政府的自主制度創新通常是會被得到承認。接下來我要討論的問題，我在上面證明了地方政府出于對本地經濟的發展會進行自發制度創新，地方政府的自發制度創新也會轉變為自主行為，上級政府會睜一只眼睛閉一只眼睛。地方政府主導的行為為什么會導致市場化，政府在推進的一些進程是導致市場化增加不是減少了，這是跟西方主流經濟學是有沖突的。為什么中國的地方政府從事的制度創新會導致市場化進程，這就是我最后的一個要講的小問題。 地方政府自發制度創新的效率導向。為什么是這樣呢？完全是中國的一條特別的改革路徑，在這樣的改革路徑里形成了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在這樣的一個地方與地方之間競爭的過程中，我們地方政府官員為了政治升遷你必須要追求GDP，你為了追求GDP，需要獲得一個改革的優先權，而核心就是產權的界定和保護。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并不是地方政府的本意，但是地方政府官員為了獲得政治升遷中的有利條件，必須以此作為前提條件。 我們地方政府在搞市場化，在發展民營經濟的過程中，做的比說的多，很多地方只做不說，很多地方問他們做了沒有，實際上早就做了。你去調研調研看，地方政府從事的改革方案和實際進程和政府出臺的文件比較比較，是實際上的改革比文件走得遠。原因就是在特別的地方政府主導的改革中，形成了地方和企業之間的特別關系，這種關系并不是像西方經濟學里所描述的完全沖突的，不是這樣的。 中國經濟體制轉型的特別階段，地方政府官員和本地企業之間是有一種既有沖突也有相互的依賴，他們是這樣的關系。毫無疑問，政府對企業是有依賴的。我當了市長，結果你們這些企業全跑了，我還當什么市長呢，所以很多市長不得不把指標下達下去，招商引資規模，因為他對企業有依賴，因為企業在這個地方必須發展了，你們多收了我才能多收。前一段時間我去溫州調研，他們最害怕的就是溫州企業做大了之后把企業遷到上海去，因為他們對企業有依賴。 企業對政府也是有依賴，不管企業實力多大，但是中國到今天為止，改革權仍然是縱向分配，企業想獲得體制創新的優先權，想獲得體制上的優惠條件，必須要跟政府合作，只有兩個方面合作了才能獲得優先權，這是有依賴的。經常會看到一個有趣的現象，一輛奧迪A6的黑色汽車開到發改委的前面，司機下車，拉開前車門，走出一個大腹便便的人，是董事長，董事長下車之后拉開車門之后，走出一個既像知識分子又像企業家又像是官員的，說話很精干，招商引資、大政方針什么都可以跟你扯幾句，這就是市長。市長在前面走，董事長在后面跟著，到發改委談優先權，談的時候需要條件，董事長拿出包來簽單。談優先權，談體制上的優先權，董事長怎么會有權，董事長只有聯系市長才行，他們只有聯合起來。 我做了很多調研，一個地方政府官員和當地董事長之間的關系，我基本上可以判斷得八九不離十。我簡單觀察一個變量，市長和董事長一起喝酒的時候，到一個落后地區去開會，市長在前面講，董事長在后面聽，聽完之后董事長說市長說得好。開完會到賓館吃飯，發現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一般董事長先敬酒，你是父母官全靠你，我干了你隨意，然后站起來就干了，市長真的就很隨意舔一舔。然后市長說你們辛苦了，我代表政府敬敬你們，你們隨意啊，董事長站起來一下子干掉了，市長舔一舔。然后到浙江等地方我發現很有意思，開會的時候市長在臺上講，中間董事長是不會插話的，講完之后董事長會后會說幾句話，一般是九分成績提一點小問題，開完會之后吃飯喝酒，發現不一樣了。董事長喝酒說我有今天全靠你們，你干了我隨意，市長馬上站起來我也干了。然后市長也站起來了敬董事長了，兩個人又干了，市長拍拍董事長，有什么問題可以來找我。這個地方一般是市場化比較高的。 在浙江溫州，還有廣東的一些地方，福建晉江一些地方更是了。開會的時候，市長講話，說的過程中很有意思，一般頭牌董事長他會舉手的，市長我還有一些問題給你補充一下。另外一個董事長又要舉手說。完了之后吃飯，我發現情況不一樣了，首先起來敬酒的是市長，我有今天全靠你們，你們千萬不能走啊，我干了你們隨意。你干了我也干了。然后董事長也站起來應酬。這個地方一般是溫州這樣的地方。 我只是做了一個度量指標，當然我沒有做相關性的研究，我只是觀察到這樣的現象，大概可以判斷一下。我認為大概是在中國地方政府的主導下發生市場化進程，你可以統計一下，當然有的人說中國市場化進程有60％－70％，當然中國比前蘇聯和東歐市場化程度要高，我們市場化指標不比他們差。我們確確實實是在政府主導下做，為什么做出市場化，我研究了一套機制。 最后我做一個比較簡單的結論，我借助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框架，引入了地方政府，我把地方政府的行為切入到制度經濟學中。我認為一個中央集權型的計劃經濟國家有可能成功地向市場經濟體制漸進過渡，改革之初的中央政府主導型的改革方式逐步向地方政府主導的改革方式轉變，并隨著排他性產權的逐步確立，最終過渡到與市場經濟內在要求相一致的企業主導型改革方式，從而完成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 最早改革權全部在中央政府手上，然后有了財政包干體制，地方政府的功能開始增強，在這個過程，會導致他們追蹤投資環境，從而導致本地的產權確立，所以改革最初是地方政府功能的增強和地方的產權確認，當發展到一定高度的時候本地的企業發展起來了，他就會對政府有一個抵制作用，你把我扶上馬了，我已經走一程了，到時候你就不要再送我了，我可以自己走了，你地方政府不能再破壞我了，要不然我有腳了我自己會走了。 后來東莞、中山都行了，浦東也行了，蘇州也行了，昆山也行了，有很多地方是這樣起來的，你給不給我優待，不優待我我就離開了，要留住他就要繼續往前走，這時政府不能退了，所以在改革發達地區一般來說會提出大社會、小政府，像我們昆山，除了會問企業賺到錢了嗎，還有一句是絕對不能對外商說不，誰說不誰下臺，因為外商腳上裝了滑輪，如果你政策不行馬上就走了，地方也是在競爭的，就看誰給我最好的優惠，最給我優待、善待，誰對我保護最好。 我們發現到了倒U形曲線的頂點時，地方上的企業開始出現扮演主角，我們在發達地區可以看到這樣的情況，最終政府慢慢回歸到本來的位置，提供公共產品，保護公平競爭的環境。政府干什么呢，就是提供公共產品，來保護公平競爭環境。當然這是我對中國改革的實證型分析，我沒有說這個改革好還是不好，我沒有進行研究，但是如果我們要對改革進程納入到規范，我可以找到很多優點，比如說摩擦小、進程快等。這個改革模式也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說腐敗，腐敗是最麻煩的問題，地方政府官員在扮演雙重角色，這個時候政治和經濟的邊際就不清楚了。為什么等級規則和產權規則沒有產生急劇的沖突，因為我們有一個過渡期，在市長心坎里到底政治多一點還是經濟多一點，在平衡的過程中行為就沒有邊界，到底什么是合法合理，市長是有愛好的，只要有愛好就有人會盯住他了，就出現了很多腐敗的案例。 這種腐敗案例僅僅從道德來說，這是沒有什么意思的，不是市長的道德壞，不是這樣的。當你批評市長腐敗的時候，可能你到這個位置比他還腐敗還壞，這可能不是道德的問題，而是體制的問題。在這樣的環境下，我們的官員，我說我們的市長，當前其實也不是很安全的，你手伸多遠是非常困難判斷的事，所以我們要反腐倡廉，天天講時時講，經常說，不說不行，說了沒用我就過一段時間抓一個出來殺一個起警示作用。還要加強教育，加強監督等等，還有政府體制改革等，都是非常有用的。 還有就是高標準嚴格要求自己，要想到自己是黨員，是人民的代表，如果低標準的話，這一輩子夠活差不多就行了，在新的經濟體制下你想要有多少就可以要多少，如果你不怕掉腦袋的話，你夠吃夠喝就行了，多了你肯定也不敢拿出來用，將錢拿給兒子，本來兒子是好好的，但是兒子不勞而獲這么一大筆錢，也可能不是流氓也變成流氓了。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地方保護主義，這也是改革模式過程中的問題，因為我們借助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地方借助外部的壓力，地方在競爭當中創造投資環境，然后進行改革市場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地方政府的歸位問題，在這么一種體制條件下，地方政府官員要慢慢歸位。另外就是區域之間的收入不平衡，根據這個邏輯大家都可以看到，馬太效應非常明顯，強的越強，弱的越弱，談判力越強獲得的制度支持越多發展越大，反而一些地方就差了。 但是我要說，沒有可能找到一個改革方式說這個就是絕對好的，只有優點沒有缺點，那這肯定是騙人的，什么東西都是有兩面性的。盡管這些問題是嚴峻的，但是我相信隨著市場化進程的加快，會克服這些問題，解決以上問題的根本途徑還是解決。有的人就是盯住這些問題，說改革就快了，我說這些問題是問題，但是單純在改革方案中看問題，我們原來是五十個問題，改革之后就變成了一百個問題，這樣觀察問題是不對的，要看到我們現在通過改革五十個問題變成一百個問題，但是同時改革的過程中我們創造了一百零一種辦法來解決這一百個問題，如果不改革的話，我們一百個問題確實變成五十個問題，但是解決問題的辦法可能只有四十八個。只看問題不看方法，可能就會對改革產生消極的評價，我是這樣看的，我是比較樂觀的，中國市場化進程中，問題是變多了，但是解決問題的辦法更多了，而且只要改革繼續深化，我們有更多的辦法解決。我認為中國改革還是要堅定的走下去，盡管有問題，只要沿著市場化的道路走下去，肯定會越來越好，我認為中國的改革是有成功的希望。 謝謝大家！ 主持人：楊教授今天給我們做了一場非常精彩的報告，我理解他是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談中國市場化改革的過程，特別是從地方政府在國家二十多年來的改革開放中發揮的特殊作用，談了我們中國在市場化改革過程中走了一條與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楊教授用改革開放中的具體實例，深入淺出的談了很多深刻的道理，我是搞經濟學的，確實收獲很大。 現場提問1：感謝楊老師的精彩報告，我是暨南大學經濟學系的研究生。關于市長和董事長的問題，市長和董事長之間的緊密關聯是正常的嗎？其實一個是代表官，一個是代表商，是中國經濟改革的動力嗎？在我看來這會導致嚴重的尋租問題，會增加交易成本降低效益，而你看成是市場化進程中的一個測度，這不是違背了市場經濟的要求嗎，怎么可能完成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呢？ 現場提問2：謝謝楊教授的精彩演講。我是暨南大學企管系的博士生。我看西歐資本主義興起，比如說英國和荷蘭，或者說法國和西班牙的產權制度，中國是地方比較大，地方與地方之間的競爭，類似于歐洲國家之間的競爭。地方政府在推動經濟增長的時候是不是有一個邊界，您更多是提到是伸出援助之手，出于升遷的目的，但是我今天看到的一些事例，更多是看到掠奪之手，是不是成本收益的考慮？我們是不是類似于拉美這樣的資本主義，或者是西班牙這樣的資本主義，而不是英美這樣的資本主義？ 楊瑞龍：你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政府有兩只手，一只是掠奪之手，一只是援助之手。諾斯是有一個悖論，國家在界定產權時有雙重性，國家在界定保護產權的時候，希望通過產權界定來維護自身的定位，可以對不同的利益主體實施不同的原則，對有利于他的利益集團特別照顧，不利他的要特別打壓。中國已經發生了市場化，作為一個前提，我要解釋市場化是怎樣發生的，在解釋的過程中我們更多是傾向于討論所謂的援助之手，我把一個掠奪之手更多放在規范性那里考慮，但是實際上你提了一個非常好的問題，這也是下一個階段我在做的研究，我也在做模型，就是在每一個改革始點確實有掠奪之手和援助之手的臨界點，改革在每一個階段都是有極限的，當然也有均衡，這是我下一步要考察的。現在我更多是要描述市場化怎樣發生的，更多我就要描述援助之手是怎樣起作用的，我把掠奪之手放在規范性里說。 因為這是一個比較大的過程，我更多是看到內在的可能性，因為經濟學的研究要抽象，有的時候不得不抽象要省略，經濟學家看東西不能說這是椅子或者是桌子，而經濟學家必須要看到背后，如果我把凳子描述的太具體就是企業管理，我要做總結，我要做這個研究，在研究的過程中我要做很多抽象，包括把實證過程中的掠奪之手的抽象考慮不是太多。這是我下一步要關注的問題，因為我原來只考慮了一個趨向，把模型建立起來。你提了非常好的問題，也是我下一步要做的。 現場提問3：楊老師，我是暨南大學區域經濟學的研究生。首先很榮幸能夠當面目睹你的風采。大家都知道中國的土地是國家所有，政府在中國的土地市場及房地產市場都有特殊的地位，你如何看待當前中國政府和企業決策定位在房地產市場，他們如何準確定位，以有利于中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發展？ 楊瑞龍：這個問題實際上是前面一個問題的具體化，你看到了由于政府在這樣的轉型中扮演了特別的角色，因此決定了地方政府在房地產市場上有特別的功能。我前面說過了，在這樣的條件下地方政府要發展，你要發展的話就要吸引外商，吸引外商就有一個時差，要先期投入創造一個投資環境，然后才能引入資本，要給政策優惠，這些都是要錢的，錢從何而來，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解決錢的問題，無非是兩個，一個是貸款，一個是政府怎樣變賣資源，土地就是其中的一個，我們常常看到中國地方政府和房地產在一起。廣州市場是特殊，其他地方都是暗推房價上漲，因為房價上漲了土地就可以賣好價格，就可以有大筆收入，就可以搞地方建設和有招商引資的條件，出現了地方政府在房地產上的特殊行為，這樣的特別行為我們常常看到不令人滿意的地方。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掠奪之手，怎么解決呢，通過政府體制改革下壓，創造公平，還有就是從經濟領域退出來，這恐怕是我們下一個改革的過程。當然就房地產本身推行機制，是我重點研究的，我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我只能在理論上進行研究。 主持人：因為時間的關系，提問就到這里。一會兒楊教授還要趕到佛山去。說三個感謝，第一感謝暨南大學的協助和支持，我們成功地舉辦了嶺南大講壇的第四期。第二個感謝，是感謝今天在座的各位，主要是暨南大學的老師、研究生和同學為主，還有我看到周圍的一些大學的老師，華師大、華農等等學校的老師也來了，感謝大家來這么認真的參加這次論壇。剛才三位提的問題都是很高的，非常精彩。最后一個感謝，我們還是以熱烈的掌聲感謝今天的主講楊瑞龍教授。 今天的講壇到此結束，謝謝大家。 以上內容根據現場演講同步速記整理，未經審閱，如有疏漏敬請原諒！轉載必須注明稿件來源！ （編輯：莫凡）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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稿件來源：南方網理論頻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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