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左派

《閱讀左派》 美國，克林頓帝國──諾姆．喬姆斯基的「美國流氓」論（上）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對美國歷屆政府而言，出生于費城、27歲就成為麻省理工學院語言學教授、有「語言學界的愛因斯坦」之美譽的諾曼．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1928- )，真是個頭號烏鴉人物，因為在他的嘴里永遠吐不出美國政府的一句好話。

然而，作為一個美裔猶太人，喬姆斯基卻對美國的以色列政策抨擊得最為嚴厲。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稱他為「我們這個時代最激進的英雄之一」(One of the radical heroes of our age)，2005年英國知名的《前景》(Prospect)雜志和美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季刊選出了全球最具影響力的100名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thinker)，喬姆斯基名列榜首。若說不是早兩年去世否則必定名列榜上的薩依德(Edward Said)，還只是將炮火集中在批評美國的中東政策，那么喬姆斯基幾乎從不放過美國在全球每一角落犯下的錯誤與罪惡，從古巴、越南、印度尼西亞到尼加拉瓜，從土耳其、伊拉克到科索沃，從東帝汶到哥倫比亞；乃至從聯合國到世貿組織。美國總是把一些不聽使喚的國家稱為「流氓國家」(rogue state)─最近類似的新名詞是「邪惡軸心」(axis of evil)，但是在喬姆斯基眼中，美國才是真正的流氓國家、最大的邪惡中心。

新自由主義─欺騙社會

在1998年的《利字當頭：新自由主義與全秩序》(Profit Over People：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一書中（注1），喬姆斯基對支撐美國經濟霸權的新自由主義提出了毫不客氣的批判。他把「新自由主義」定義為一種「全球資本主義利益」的制度。喬姆斯基運用了一些秘密檔案，說明了凡是按照西方自由市場經濟的原則來制定發展政策的第三世界國家，絕大多數換來的只是貧窮、落伍和動亂，而那些得到發展的西方國家（和幾個東亞國家），他們的成功秘訣只有一個：「肆意地違反公認的自由市場準則」（注2）。一個最明顯的例子是1998年的東亞金融風爆，受到重創的都是那些采取政府放任、金融松綁的國家，而政府管制越緊密的、越有效的─這是新自由主義強烈攻擊的對象─卻都幸免于難。從中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至今依然被稱羨的「東亞經濟奇跡」正是在反自由主義的原則下締造出來的。

新自由主義反對政府的干預，并認為政府是官僚的、無效率的，但實際上，政府從來就是企業不可或缺的支持者，沒有政府的「干預性支持」，就根本無法編織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神話。新自由主義認為「全球經濟」(global economy)的出現是自由市場自然擴張的結果，是各國政府降低主權宣稱、減少政策干擾所獲致的，但實際上，全球市場的擴張，特別是美國在世界各地增生繁殖的企業，從來就是政府強力推動、領軍帶頭的結果，這一點在世貿組織(WTO)的成立和各種「多邊貿易協議」(MAI)的討論中早已獲得證明。正如經濟學家阿瑟．麥克艾文(Arthur MacEwan)指出的，盡管在資本主義歷史上全球化與增長總是同時并進，但不能因此得出在國際貿易上放任自流和減少國家服務的新自由主義政策是這種增長之基礎的結論。實際上，所有國家在獲得某些經濟增長時，都伴隨著國家對經濟事務的積極干預，特別是對外貿進行廣泛的管制，也就是國家通過大量的技術排外性來促進產業的發展（注3）。換句話說，沒有政府的干預就不會有市場的擴張。

從近代貿易史來看，自19世紀初到1865年間，美國把平均關稅率由20%調高到47.9%，德國「鐵血宰相」俾斯麥也以高關稅政策挽救了德國脆弱的民族工業，這意味著當今世界經濟大國根本不是通過「自由放任」原則，而是通過長期的貿易保護主義而獲得今日霸主的全部實力。即使在戰后，日本政府直接控制進口和外商投資，帶頭鼓勵發展汽車和信息工業；發展中國家則采用各種財政和貨幣機制、特殊補貼、國營企業等手段來發展國民經濟，韓國、臺灣、新加坡等通過獎勵投資和出口替代換取經濟成功。權威的經濟史料一再證明，沒有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是通過所謂政府不干涉、通過所謂自由市場而獲致。

美國媒體：神話制造機

美國社會向來存在著三大「神話制造機」，分別是「主流媒體」、「買辦學術」和「軟骨頭知識分子」。喬姆斯基深感厭惡的是，在資本家控制下的「公司化媒體」和美國政府撥款豢養的學術機構里，一切對新自由主義的公正批評都得不到公正的對待。至于所謂「美國自由媒體」，喬姆斯基向來是不假辭色的。在與經濟學、媒體分析家愛德華．赫曼(Edward Herman)合著的《制造共識》(Manufacturing Consent)一書中，喬姆斯基提出了「有價值的與無價值的受害者」(worthy and unworthy victims)的觀點（注4），前者是指在敵人國家里受到迫害的可憐人民，后者是指在自己國家或盟邦里受到傷害的無名小卒。對于前者，美國媒體一向是大力渲染、深度報導，對于后者則聊聊幾語、隨便帶過。這種傳播模式，外行人看起來好像很人道、很有愛心，但實際上卻正中野心政客與好戰份子的下懷，也就是正好給予他們出兵攻打敵國的理由。早在1991年出版的《媒體控制》(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 of Propaganda)的演說文集中，喬姆斯基就指出美國民意從來就不是「美國公眾的民意」，而是少數精英的利益（注5）。實際上，美國是一個媒體不甚發達的國家，真正有影響力的不過是幾家大報和CNN、ABC、CBS、NBC四家全國性電視網，但這些媒體長期被大財團所壟斷，而財團與華府政治集團向來是關系密切的。這些所謂主流媒體根本不是在傳播「大眾觀點」(public opinion)，而是在制造「精英利益」(elite interest)。

什么是「美國帝國主義」

2003年喬姆斯基在接受《國際社會主義評論》(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訪談時，區分了「英國式/高成本/殖民剝削」和「美國式/低成本/資源趨動」兩種帝國主義。就后者來說，150年前美國占領了今天的德州和一半的墨西哥領土，就是當時美國的統治者杰克遜(Jackson)試圖壟斷全球棉花資源的一場騙局。當時的民主黨認為，只要控制了棉花這一世界工業最重要的資源，就可以抵擋英國勢力在美洲的擴張。確實，今日的美國并不是一個類似英國這種歐洲風格的帝國，這需要從「帝國的成本─效益分析」(cost-benefit analysis of empire)來驗證，但可以確認的是，英國殖民印度時并沒有把印度人殺光，但美國卻「大量滅絕」(largely wiped out)了美洲的印地安人。英國投入了大量的成本來管理、教育、保護它的海外殖民地，但美國至今從未建立一個「高成本」的殖民地。英國派總督去管轄殖民地，美國則干脆把別人的土地（以欺騙的、不公正交易的方式）直接劃入自己的版圖（如夏威夷、阿拉斯加、德洲、加洲等等）。

喬姆斯基還引述馬克．吐溫(Mark Twain)的作品《神秘陌生人》(The Mysterious Stranger) ，說明絕大多數的美國人都希望自己生活在權力與舒適的「帝國主義生活」中。多數的美國人樂于相信政客們為他們編造的謊言，那就是把一切歸咎于被美國攻擊的國家。他們樂于相信美國的每一次戰役都是為了正義，經過這種不斷重復的自我欺騙，美國人就樂于在夜晚安心入睡并禱告感謝上帝（注6）。

如果「美式帝國主義生活」(American imperial style of life)使多數的美國人每晚都能安心入眠，那幾百萬死在美國炮火下以及繼續忍受美國化武遺毒的越南人呢？也許美國人在睡眠中夢到的只是：我們在越戰中失蹤的飛行員的尸骨，要怎樣找回？（待續）

注1：Noam Chomsky, Profit Over People: Neo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New York: Seven Stories, 1998，中譯本見徐海銘、季海宏譯，《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南京：江蘇人民，2000
注2：《新自由主義與全球秩序》，頁15
注3：Arthur MacEwan, “Globalization and Stagnation”, Monthly Review, Vol. 45, Issue 11, April 1994
注4：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Pantheon, 2002
注5：Noam Chomsky, 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 New York: Seven Stories, 2004
注6：Noam Chomsky, interviewed by David Barsamian,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imperialism”, 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 Issue 32, Nov/Dec, 2003

《閱讀左派》 解放、救贖、烏托邦──恩斯特．布洛赫的「希望本體論」（下）

文／宋國誠（文化評論家）

布洛赫（三卷本）的《希望原理》(Das Prinzip Hoffnung, [The Principle of Hope])，長達1655頁，英譯本也有1400頁，在布洛赫死后10年才出版。布洛赫自承寫作的策略受到了「表現主義」的影響，并以反體系、拼湊式的文體與高級讀者見面。這部「詩化哲學」─以史詩化、碎片化、精雕化寫成的作品，公認是一部不可解讀的天書，向來令非專業的哲學家視為畏途（注2）。然而它對當代哲學的貢獻是難以估量的。當世人皆已不再提起烏托邦這一字眼時，布洛赫卻孜孜不倦于喚醒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夢。

從「希望」重新出發！

「我是，我們是，那就夠了，現在我們必須出發」(I am, We are, That is enough, Now we have to start)，這是《希望原理》的開卷語，意味著以往什么都不是，一切將重新開始。《希望原理》第一卷以「尚未意識」為主旨，討論作為客觀現實之生活過程的希望概念。布洛赫強調「吁求要素」(anticipatory element)在哲學史和人類思想中的核心地位，并提出「烏托邦功能」這一概念，探討其與意識形態、原型、理想、象征之間的關系，與「前線」( Front)、「新異」(Novum)、「虛無」(Nichts)、「家園」(Heimat) 、「此時此地」( Jetzt und Hier)等范疇的關系。它還包含對「小白夢現象」一種生活哲學式的探討，對民間故事、通俗小說、旅行游記、戲劇、舞蹈的「渴望意象」(wishful image)和電影中的「鏡中希望」進行散文敘事性的美學詮釋。

布洛赫把「希望」定義為「一個更美好生活的夢」。希望雖只是一個單詞，人們也經常習慣性的使用它，但是它深刻而多面的內涵卻鮮少被討論。在心理學上，希望是指一種情緒(Emotion)和吁求(Anticipation)，在歷史哲學上是指某種有待實現的終極關懷，在神學上是指與人的生活與信仰相關的自勵與德性，在美學上是指一種啟蒙的形式，它以未?的「蔚藍」來投照此在的「幽暗」，在倫理學上是指最高的人文素養與幸福。在《希望原理》的導言中，布洛赫強調即使把希望等同于「白日夢」也無不可，但希望不同于那種混濁的、軟弱的逃避主義，而是既運用「冥思的理性」也運用「參與的理性」來把握事物的過程。這種以希望為內容的白日夢，是清醒的、明晰的，它將通過適應與調整而得到最后的豐收。

意識轉換的美學

布洛赫之所以把「希望」詮釋為一種美學態度，可謂用心良苦、寓意深遠。早在《烏托邦精神》一書中布洛赫就指出：「我們已經淪為最可憐的脊椎動物；我們中的所有人要么崇拜自己的肚子，要么崇拜國家；除此之外，其它的一切都降到了笑話或娛樂的水平」（注3）。現代人最大的精神危機在于一味追逐「量的滿足」之外部消費，卻背棄了「質的美感」的內在充實，因此，希望美感的強調旨在為已被物化世界窒息的人類找回生活的動力和社會目標。在布洛赫看來，知識與勇氣是希望美學的主要構成，這是一種自覺的動力，使人不再聽任本能的驅使，不再畏懼不可抵抗的命運。布洛赫鼓勵人們去意識「尚未意識」的意識、體驗「尚未存在」的存在、追求「尚未實現」的未來。人之所以會憂心恐懼，是因為把一切視為「已經意識」和「已經存在」，這是一種失敗的決定論，一種封閉的人生觀。希望和恐懼是對立的，但人們通常是以「執著此在」和「封閉未來」來對待恐懼，而希望則是以「尚未」(not-yet)和「吁求(推定)」(anticipation)來消除恐懼。

因而，希望是一種在時間向度與空間幅度內一種涉及意識轉換的美學歷程。人的意識可以區分為「歷時性意識」與「共時性意識」，弗羅伊德的「無意識」是一種轉身向后的「不再意識」，海德格的自我則是一個「在世存在」的虛無家，但這種「不再意識的此在」，根本不是積極的、希望的自我意識，而是消極的逃避者，這種「此在」是「歷時性意識」在停滯性、固著性之共時性意識壓制下的墮落與迷失。布洛赫的「尚未意識」則是一種面向未來的無限敞開性，它意味以歷時性的意識深度來解放扁平的、僵死的共時性意識，這種形成于未來可能性的意識，是生活與本質的同一，是史詩與哲學的融合。

烏托邦典范：浮士德精神

《希望原理》第2卷可以視為「美好世界的藍圖」，它說明了希臘迄今的思想家，如何在醫藥、繪畫、歌劇、詩與哲學中精雕細琢了各種烏托邦體系，例如技術烏托邦、建筑烏托邦、地理烏托邦、政治烏托邦、和平烏托邦和休閑烏托邦等等。布洛赫指出，從柏拉圖的《理想國》到湯姆斯．莫爾(Thomas Moore)的《烏托邦》，人們一般理解的烏托邦往往僅限于「社會烏托邦」，因而限制了烏托邦廣泛和無所不在的涵意。這是因為自柏拉圖以來，一切的哲學只是「回憶的哲學」，只是一種對「既有之物」(Gewesen)的追思和懷舊，就連恩格斯的《社會主義從烏托邦到科學的發展》，也把烏托邦的范疇清洗了出去。但即使如此，依然無損于馬克思主義只是從空想到具體、從思辯到實踐的轉化，而成其為名符其實的「具體的烏托邦」。在今日，對現象的懷舊已讓位于對本質的占有，今日的烏托邦不僅僅追求異化與剝削的消除，而是對本質生活的想望。這種想望在希臘時期稱為「家園」，在馬克思主義中稱為「自由王國」。

布洛赫把歌德筆下的「浮士德精神」視為烏托邦理想的最高典范。浮士德先后經歷了書院、愛情、政治、古典、立業5個階段，這5個階段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烏托邦精神」的縮影。浮士德與魔鬼莫菲斯多弗(Mephistopheles)進行了一場「以靈魂換生活」的交易，于是，「魔鬼約契」成了浮士德終生的塵世之債。但實際上，浮士德將「魔鬼契約」轉化為一種在絕境中尋找出路的希望之旅，一種借助死亡而逼出希望之動力的悲壯美感。浮士德一生不停奔忙，總是感到缺乏真正的生存體驗，但他從不滿足，永抱希望，他在叛逆中超越，在追尋中救贖，因而成就了人類烏托邦精神的最高典范。

回歸人類精神的故鄉

《希望原理》第3卷在討論「甄于圓滿、歸于至善」的希望意象，包括道德、音樂、死亡象征、宗教、回歸自然和至善。在一種荷馬式的「史詩/回歸」的結構上，布洛赫試圖回答「希望的極致」與「永恒的可能性」問題。布洛赫以「積極的死亡觀」作為烏托邦最高的、永恒的整全角式。永恒，是指靈魂的不朽與轉世，它以人類精神的返鄉為象征，以末日的覆滅和再生為標記，以善對惡的最后統治為完結。在死亡問題上，布洛赫所說的「靈魂不死」并不是神秘主義的詭辯，而是人通過對死亡的克服─懷抱一種對永恒與不朽的希望來認識死亡─達到了對人自身的認識。我們不應把死亡視為終結或寂滅，因為正是那「最后一刻」，所有回憶在瞬間被掌握，正是在死亡的威嚇下，才逼出了我們對自我的承諾、對存在的負責、對命運的理解。換言之，我們正是通過并利用死亡而成為不死的人，成為在總體上理解歷史、體悟世界、掌握自己的人。（完）

注2：參見夏凡，「『史詩』和『碎片』：解讀《希望原理》文本之鑰」，《現代哲學》(廣東)，2006年第3期，頁45-51. 以及E. 布洛赫，夢海譯，《烏托邦是我們時代的哲學范疇》，《現代哲學》(廣東)，2005年第4期，頁73-74. 以及洪鐮德，《卜洛赫及其希望的哲學》，《國家發展研究》(臺灣大學)，第3卷第1期(12/2003)，頁1-35
注3：Ernst Bloch, The Spirit of Utopia, trans. Anthony A. Nassar, Meridia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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