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傳統也認為，話語是權力，言辭是力量；……
第4章·馬克思主義與解構P173-188。
作為偶然之物的收藏家，作為那些逃脫了歷史審視的清醒而又不引人注目之物的收藏家，本雅明在某種意義上預示了當代解構主義的批評實踐。然而，很顯然，他不僅僅是一個“文本”革命者；因而，在我們看來，他作品中馬克思主義與解構主義之間的邂逅是十分令人迷惑不解的。
19世紀的資產階級發現了“人類創造歷史”，便從自己身下踢掉了他們使那一段歷史在意識形態上合法化所需的超驗所指。但是，這種做法所造成的損害可能包含在這樣一個簡單的事實中：在抽出置于他們身下的形而上學地毯的同時，他們對手身下的地毯也被一下拉了出來。我們能在解構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之間的對抗中找到這一行動的最新預演嗎？
不妨考慮一下下面的認識論選擇。要么主體完全位于其話語世界的“內部”之上，被牢牢鎖入其哲學-語法形式中，鎖入其爭斗中，以便“從理論上”使形式和爭斗本身遠離權力和從欲望的詭計；要么它能夠使自己猛然脫離這一形構，到達一個它借之可以認識絕對真理的超驗優勢點。換言之：你什么時候停止毆打你的祖父？因為，十分明顯的是，這個選擇本身是一種意識形態上的雙重困境。那么解構如何跨越它呢？人人都拒絕超驗主體，但是，某些人比他人更加拒絕它們：解構重重地偏向第一種選擇，但是卻以頗具第二種選擇特征的、一種奇異彈射形式--也許，更確切地說，是適度的后彈--加以限定。我們在構成我們本質的話語內部先進，但是也有頭暈眼花的時刻，這時能指搖搖擺擺，踉踉蹌蹌，整個頭重腳輕的系統浮游過來，顫抖著出現在我們眼前，這時我們幾乎相信，我們透過光滑的意義之墻上形象化的裂口所看到的，就是某個形而上學的“外部”那不可想像的輪廓。通過迫使指號過程釋放其“充分”的潛能，通過既順道又逆道地解讀一個文本--這一文本用西點戰爭傷亡者的一切貌似真實的歡樂來否定其深深的傷痛，我們無須暫時--我們怎么能？--沖到這個只能是另一個形而上學的妄想的“外部”，就能知道一種從意義恐怖主義中解放出來的形式。
因此，這并不是一個真正有關“外部”和“內部”的問題：那種對立關系，正如我以前的一個學生一到哥倫比亞大學就被告知馬克思主義一樣，我們好幾年前就解構了。但是，我們解構了嗎？我們來看一個“內部/外部”這一形而上學對立在實踐中似乎非常鮮活的例子。社會民主主義堅信要在資本主義制度“內部”下工夫：雖然認可了這個制度無所不能、無所不在、也可以說是“形而上學”的在場，社會民主主義還是謙卑地在這個制度內部尋求并撬開“躊躕不決”、消極性和不完全性的癥候點，并將外表修長的改良主義者的楔子尖端插入這一體制。與此相對照，被馬克思主義視為“極端左傾主義”的政治理論和實踐形式將不會與這種脆弱的同謀做任何交易。這些形式同樣相信這個制度作為一個整體是鐵板一塊；如康拉德的《間諜》中那信奉無政府主義的教授那樣，它們夢想著采取某種不可名狀的、激進的冒險行動，在整個結構中炸開一個黑洞，并強制地促其自我超越，進入某種超越當代一切話語的狀態。
這兩種立場（意大利左派政治也許可以提供一個有趣的例子）之間常見的僵局是馬克思主義能夠歷史地理解的。社會民主主義和極端左傾主義（無政府主義、冒險主義、鼓吹主義，等等），不論別的，是對革命群眾運動的失敗或缺失的對立性回應。就此而論，它們可以寄生地雜交：謹慎的改革者可以掩蓋名舉掃地的烏托邦，他們迷戀現實政治依然必須避開的某種終極否定。“外部”和“內部”可能因此形成奇怪的置換。例如，在阿多諾看來，對一絲一毫的積極性都感到反感的“否定的辯證法”往往能與客觀的反動立場相結合。對于傳統的馬克思主義來說，“外部/內部”諸超驗主體和僅僅作為權力和欲望、阿爾都塞的科學至上主義和福柯的相對主義的游戲主體、看起來很豐滿但不健康的主體和拉康式的、令人警覺的細瘦的主體--這些認識論上的問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特定的階級斗爭形式之外是不可能被理解的，更不要說解決了。這些問題既是階級斗爭的結果又是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工具。（就此而論，如果“主體理論”從一開始就壓制了被馬克思主義稱為“商品拜物教”的客體的那個常見的存在模式，它也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為馬克思主義解構“外部/內部”這一對立的并不是巴黎左派知識分子，而是革命工人階級。工人階級之所以是歷史革命的動因，并不是因為它的潛在“意識”（盧卡奇語），而是因為它在資本主義生產模式內所占的位置。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位置是資本主義本身分配給它的。作為資本過程的一個產品，它被安置在那個制度的內部，它同時成了一個有潛力摧毀這個制度的階級。資本主義生下了自己的掘墓人，養育著這個將來有一天會在背后向主教捅刀的小教徒。正是資本主義而不是馬克思主義已經做出了裁決：資本主義自身變革的主要動因并不是農民、游擊隊員、黑人、婦女或知識分子，而是工業無產階級。
當然，今天幾乎沒有人相信這一點，至少在學術界如此。解構主義就是這一絕望、懷疑、冷漠、特權或純然缺乏歷史想像的結果。盡管如此，解構主義并沒有放棄通過和超越“外部/內部”這兩極來苦苦思索的企圖，即使它命中注定不能解構自身，不能清醒地認識到其自身難題的歷史決定因素。從某種意義上說，解構是左傾改良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它在文本“理論”的復雜層面上重新創造物質條件，據此西方霸權已經部分成功地與對手結合--在經驗“意識”層面上，共謀與顛覆無比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一切關于“矛盾”的說法因此都自發地落入了形而上學的狹縫里。由于解構主義只能把矛盾想像成兩種一元論本質的外部爭戰，所以它無法理解階級辯證法，因而轉向差異這一小資產階級慣用的意識形態主題。解構在某種意義上量個極其不起眼的建議：一種有關文本的頗具耐心和鉆勁的改良主義；可以這么說，這個改良主義不是你在街壘上能遭遇到的，而是在隱秘角落遭到狡黠地伏擊，在文雅的追逐之下，不得不顯露其意識形態之后。解構主義者堅信形而上學封閉圈的不可突破性，他像任何一位與資方抗爭的負責任的工會官僚一樣，必須悻悻地滿足于此，并在文本的權力體系所漫不經心地未吸收的殘留物和孤立的偶發事件中討價還價，獲取點什么。但是，只說到這一步是對解構主義的嚴重不公。因此，這樣就忽視了解構的另一面，即其令人毛骨悚然的激進主義--解構斗膽把每一個體面概念的內核都掏了個空，使原本整潔的文本變得蓬頭垢面，丟人現場。簡言之，這樣就忽略了解構的瘋狂性和暴力性，解構的那種非份之想的無恥欲望以及解構用以把自己置于意義的邊緣的、在那里舞蹈的浮夸豪放；解構不停地擊打腳下將要崩塌的懸崖，準備一起墜入無窮無盡的指號過程和精神分裂癥的汪洋大海中。
簡而言之，解構不只是改良主義的，也是極端左傾主義的。這也不是一個偶發事態。細微的堅韌性和瘋狂的“超驗”是在結構上緊密相連的環節，因為后者是由前者假定的封閉圈中惟一可以想像的“外部”。只有對意義進行全盤消解，才有可能為往往把意義本身作為恐怖主義的問題找到一條滿意的出路。當然，對解構主義者來說，這些選擇并非切實可行。正是因為文本是不斷自我瓦解的權力體系，是與無意義交織在一起的意義，是在低聲詛咒著的文明表白，所以批評家必須深入這些文本內部并穿越這些文本，循跡追蹤，玩“貓捉老鼠”的游戲，而不可滿足于能指或所指的發現。總之，這就是意識形態；但有誰聽說過一個解構主義者像被意識形態的割裂迷住一樣為意義迷住呢？對一篇既煸情又傳遞信息的文字，這種批評將會如何處置呢？這并不是說，這種“文學”沒有被鼓鼓囊囊地塞滿形而上學的諸種概念--其鼓凸程度一目了然，令人尷尬。劇中人物在舞臺上不停地跺著腳，談論著正義（詞上打叉。這種標記法類似德里達將一個概念置于分裂狀態的做法，既取消又同時保持它，為的是表明其無用但不可或缺的特性）。今天的女性主義戲劇令人沮喪地充斥著諸如壓迫、控制、剝削等觀念。誠然，布萊希特不時一點一滴地解構自己，但也只到辯證法為止；因為他是前德里達的，所以他示能超越基本的形而上學對立，比如某些社會階級剝削其他階級這樣一個命題。因而，他未能抓住這種對立可以被消解其中的異質性，這種異質性就是馬克思主義所說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在觀看這種戲劇時，解構主義者肯定手里拿著筆，等待這樣的時刻：本義和比喻性的話語相互滑動，以形成一種稍縱即逝的不可確定性。他或她之所以會這么做，是因為我了如指掌，正如以前的批評家也深諳最重要的文本元素是情節或神話結構或語言間離。誠然，保羅·德曼本人告訴過我們，除非這樣的時刻來臨，否則我們不是在與文學打交道。這當然不是說，有一種被叫做文學的“實體”--而只是說，有某種叫文學的東西，它無時無刻不在表現這種獨特的修辭效果。解構確乎同時關注意義和無意義、所指和能指、意義和語言，但它是在其效果從意義的“專制”下獲得解放的關節點上關注它們的。
當然，解構不是一種體系，也不是一種理論，甚至不是一種方法。它否認任何可以稱為“方案”的東西。我們得承認，當我們面對德曼的以下論斷時，理解這個事實就有點困難。他認為，解構文學文本中某些“天真的隱喻性神秘化”其實“是未來幾年文學批評將承擔的責任”。--我們希望他并不那么確定就好了--但我們不應該匆忙下斷論，稱解構為一種方法。在其文學文本分析中，解構始終如一地側重于某些不確定的環節，從而不斷地發現文本最有意義的一點是它不知道自己在說什么：這個事實應該被視為一系列的巧合--也許是一個“風格”或“成語”問題--而不應該勉強地被視為一種“方法”。也許，解構不是一種方法，可以從以下角度來理解：你不能從解構技巧上來確切地解讀它將如何在任一特定點上處置這些技巧。這與馬克思主義批評不同。在馬克思主義批評中，你當然可以從它對歷史生產方式的基本預設中推斷其文本話語的全部內容，以及每一個詳盡的轉折曲直。解構也不責怪任何人，因為這或許就需要一種從此可以做出明確判斷的超驗制高點。某些批評方法自欺欺人，竟然相信文學文本與某些事物有關卻與它們自己無關。德曼在討論這些批評方法時告訴我們，他希望在考慮這種趨勢時“不去關心它是真理還是謬誤，在價值上有益還是有害”。事實上，這種事在文學研究中屢屢發生”，他告訴我們。此言帶著維多利亞時代的小學校長在評論男生不可救藥的性傾向時的那種疲憊和無奈。對德曼的文本進行癥候式解讀，就可以發現，在他那聰明的中立性否認與他討論歷史、傳記和其他“參照性”批評形式中所用的語氣之間存在著某種耐人尋味的不確定性。這種語氣對不明就里的讀者也許會傳遞這樣一種信息：他認為那些方法牛頭不對馬嘴，令人生厭，而且絕對是錯誤的。但是，由于我們的幾年前就解構了“真理/謬誤”這一對立，因此，從任何實際的或肯定的意義上來說，這種語氣實際上是不可能“存在”的。
《間諜》中那個發瘋的無政府主義教授已經完成了終極的超越：他準備在毀滅別人的行動中粉碎自己。他完全卷入了這場大毀滅之中，但他還是通過親自發動這場毀滅活動而超越了大毀滅。同樣，解構主義者也準備要與他或她所棲身的那塊懸崖一同落下，同歸于盡。解構實踐著一種自我毀滅的模式，這種模式使得解構如同一張空白頁那樣無懈可擊。故而，它只不過是用不同的方式在演示一切意義形態所共通的一個姿態：它試圖在不傷及自身的情況下征服對手。然而，它為這種刀槍不入、毫發無損所付出的卻是最高的代價：死亡。古典認識論的崩潰已使對客體的勝利名聲掃地。這些勝利預測一個未被觸及的超驗主體；如今這個惟一幸存的安全模式將被客體所玷污，直至死亡。解構就是理論層面上的死亡驅動力：在肢解文本的過程中，它受虐似的把暴力轉嫁到自己身上，并與之沉淪衰敗，同它的客體一道囚禁在一種致命的共謀關系中，這種共謀關系允許它擁有純否定的最終神圣性。沒有人能夠比德里達“做得更左”或挫敗它，因為沒有什么東西可以做得更左，沒有什么東西可以挫敗；他只不過是個用自己笨拙的力量纏住巨人，并把他掀翻在地的小矮人。解構主義者絕不撒謊，因為他絕不斷言。像波洛尼厄斯一樣，他是一個小丑兼廷臣；他行為古怪，喜歡節外生枝，卻又掌管形而上學話語。無論是通過在別人腳下放滑輪，還是通過成為--與波洛尼厄斯迥然不同--一個勉勉強強的形而上學家，承認那一話語的不可避免性，“譴責”因你無法奠定積極立場而肆意顛覆的那個體系，你都可以否認“立場”。從一條戰線跨到另一條戰線，也許要花費很長一段時間，這要視火力的方向而定。
當然，它不像死亡那樣具有終結性。形而上學將繼續生存，滿身血污，但不折不撓；解構，作為“活生生的”死亡，將重組力量，發動新的進攻。每一個戰斗者都是屢死屢生；解構的動力就在于強制去重復，去重打一場戰役--在這場戰役中，敵人永遠不可以毀滅，因為他總是無所不在，又了無蹤影--去奮斗，其目標是從不會達到的（自我）殺戮。由于既沒有外部，也沒有內部，由于形而上學這一敵人總是已在大門之內，解構是靠污損它的東西來維持其勃勃生機的，因而能收獲由自我溶解所可能帶來的快感--這種自我溶解，作為一種無懈可擊的形式，是由另一種自我溶解反映出來的，即它永遠不可以消亡是因為敵人在其內部，是殺不死的。“我殺死了我自己”這樣的無稽之談是解構的無稽之談。如果形而上學這一敵人無處不在，又了無蹤影，那么解構亦然；也就是說，它決不可能消亡，并且總是早已消亡；它決不可能消亡是因為它總是早已消亡，它總是早已消亡是因為它決不可能消亡。當然，所有這一切發生之時就是享樂或高潮之際。
但是，從歷史上說，這不是它發生的時刻。解構主義的許多浮夸新主題只不過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某些最普通的主題的翻版而已。對理論、方法和體系的適度否認；對支配性、集合化和毫不含糊的指稱性的排斥；多元和異質的特權化，反復的遲疑和不確定性的姿態；對滑行和過程、滑動和運動的鐘情；對確定性的厭惡--為什么這樣一些用語會如此迅速地被吸納進盎格魯-撒克遜學界，個中緣由不難理解。畢竟，從德·昆西到解構相距并不很遙遠，而且，發現自發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回應已擺脫了令人尷尬的中庸主義，并且裝飾成為最具威力的東西，這無疑是十分愉快的事。這并不是說，這些注意焦點--對偶發和邊緣化事物的關注，對表里不一和左右搖擺事物的關注--會受到絲毫的鄙視；（你只要想想那些生產方式就行了：在女權主義手里，這些注意焦點可被用來解構一種患狂想癥的、家長式的馬克思主義--一聽到“殘留”這個單詞，這種馬克思主義就追求總體性。）實際情形是，當你看到偶然性被無情地中心化，看到逃逸之物對未逃逸之物的教條式特權化，看到辯證法不斷地消解，你就不會再懷疑你是置身一個強盛的意識形態之中。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離傳統的資產階級自由主義不遠了；比如，在解構對“總體性”所表現的有教養的恐懼與約翰·貝利之類的傳統自由主義批評家對歷史捷徑所表現出的羞澀反感之間有很多共通之處。不過在另外的意義上，解構主義標示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問題的急劇變化，這種變化是由歷史發展強加其上的。如果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是人文主義，那么解構主義是強烈地反人文主義的；你不妨說，這是一種沒有主體--或至少是沒有被約翰·貝利所認可的主體--的自由主義，因為，具有貝利或特里林式的傳統自由主義特征的單一資產階級主體的特權化顯然將不再起作用：那一種神圣不可侵犯的私有空間、那些堅韌持久的道德責任和個人主義自由意志，在患幽閉恐怖癥的晚期壟斷資本主義的競技場上開始聽起來越來越空洞，顯得越來越像政治的守門后衛，越來越讓人難以置信。尼科斯·普蘭查斯提醒我們，“私有”總是一個司法界定的空間，它正是由那個它被認為想限制的公共結構造成的；這個事實如今在日常經驗中變得越來越清晰。于是解構主義可以采取一種孤注一擲、魚死網破式的策略來拯救傳統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的某些主流主題：至少在其任何一種慣常模式中犧牲主體本身。政治上的淡泊和妥協得到了保護，但靠的不是福斯特式對“個人”的確認，而是對主體的驅散--其行動如此激進，以至于使它與任何一種動因一樣變得無能為力，而首當其沖的是革命動因。如果無產階級可以簡化為文本、痕跡、癥候或效果，那么許多令人生厭的爭吵可以被一舉克服。當然，傳統自由主義從一開始就包含了支撐被侵蝕的個體實質的沖動與歡悅卻迷失方向的自我放縱之間的矛盾。艾略特、詹姆斯和福斯特的小說就是這種既摧殘人又給人以能量的矛盾性沖突的戰略性“解決方案”。今天，在“耶魯學派”自身內部，可以觀察到同樣的緊張關系。這種緊張關系發生在準備抹殺傳統人文主義最后痕跡的人士與希望以合適的弗洛伊德化或解構了的形式來保存傳統人文主義殘余的人士之間。但是，總的來說，正是福斯特的穆爾夫人，而不是他的菲爾丁，才占了上風。自由的快樂原則正在戰勝自由的現實原則，多重性邏輯正在驅逐同質自身，而在傳統上，同質自身的存在是為了享受多重性。解構在北美，如同它在印度的穆爾夫人一樣，令人不知所措，摸不著方向；因而它將為你提供激進政治的一切風險，與此同時，它取消了可能被召喚為這些風險的一個動因的主體。在某種意義上，這是自由主義的自殺，但是，自殺與自由主義那時從不是完全的陌路人。被播散的主體將不會再生--也許它終將不會回來--但這沒有什么關系，因為播散首先是純文本上的；要首先置換允許文本播散發生的物質條件的問題，是從來不存在的，因此沒有任何東西要真正再生，因為主體必定總是-已經安居其所，讓播散發生。杰弗里·哈特曼告訴我們：“反諷阻止藝術消解成積極和可利用的真理。”的確如此：因為如果藝術要講述像真理之類形而上學的東西，那么，它就可以近水樓臺先得月，大談特談利用了，而如此一來，被解構視為不可解（建）構的基礎結構又將在哪里呢？
“某物總是逃逸，但它得付出高昂的通行費。”雅克·德里達在一次研討會上說。這句話對解構主義再適用不過了。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在其解構主義的曲折變化中，現在準備--被迫地？--為自由而犧牲真理本身，這一舉動在約翰·斯圖亞特·穆勒看來是不可理喻的。對傳統自治主體的解構，現在似乎越來越成為保存那個資產階級-自由派自由的條件，這樣的主體曾一度被認為是這種自由的源泉。傳統上負責任的行動自由已蛻變成了解構這種行動的間隙性自由。客觀性是可疑的，因為我們知道，難道我們不知道它必須以絕對真理的形而上學觀為依據嗎？（至少我們知道我們是否讀過列寧的著作）“道德”質疑的經典形式--在特定的事實面前，我們該怎么辦？已經不再能明確表述，因為還有什么比“事實”被解構得更少的呢？在壟斷資本主義社會里，還有什么更具革命性的呢？
我們無法依靠自身的力量在西方哲學的形而上學封閉圈外升華自己，這一點無疑是正確的。然而，仍然有拷問文本、播散能指、逆道解讀的方法，這些方法可以證明能徹底動搖學術-意識形態話語的根基，這一真知灼見具有重要價值。解構作為一種特殊的文本程序能夠成為激進力量，這是不容否定的。問題在于用使資產階級霸權客觀合法化的方式對這種灼見和程序的僭取。德里達對言語/書寫的二分對立拆解富于機智，這不容懷疑；書寫的回潮也為越來越孤立無援和聲名狼藉的學院提供了急需的意識形態支持，這也是不容懷疑的。（“語義唯物主義”亦然，那一重要的強調催生了整整新一代的閉門造車唯物主義者和關注詞匯的毛主義者）。德里達自己對歷史唯物主義相對保持沉默，這可以被認為是一種策略--比如說，這是一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的沉默。這個社會主義女權主義者證明，馬克思主義拒絕草率的、僭取性的結盟往往是一種“想像式”立場。還不能肯定的是，馬克思主義者是否太容忍這種姿態了：在一個苦難深重的世界里，人類的未來系于一線，岌岌可危，這種姿態未免有點驕矜奢華，令人作嘔。但是它比那些時髦的行話更受人敬重--那些行語哀婉傷感地希望通過喻說性表述來改變這一立場。
在形而上學的茫茫黑夜里，天下之貓全呈黑色。馬克思是一位形而上學家，叔本華也是，羅納德·里根也是。這個策略得到了什么？如果它是正確的，那它能夠提供信息、增進知識嗎？在這種同質化過程中，是什么置意識形態于危險之中？它的存在是要壓制什么樣的差異？這一策略會使里根感到舒心還是消沉？如果解構主義面臨的是形而上學話語問題，如果這個問題無所不在，無孔不入，那么，我們可以說，在逆道解讀時，既顛覆了一切，又什么也沒有顛覆。如果形而上學是一切意識形態的外部界限或內部結構，那么我們對此無力進行解構就會產生一些非常有意思的意識形態后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德里達的“奇跡年”1967年的前一年，一部關于解構主義理論的成熟之作已亮相巴黎學界。作者不遺余力地拆解文學文本，認為需要在文本內部辨析某些癥候性缺席和疑難，找尋文本與其貌似同質的權力體系的曖昧遭遇中開始展示自身的那些特點。這本書就是皮埃爾·馬舍雷的《文學生產理論》，它濺起的水花，與德里達相比，簡直就像一片卵石與一塊巨石所造成的差異。當然這可能是因為馬舍雷的書不那么張狂，或令人生厭，或干脆就是糟糕拙劣。但是，另外的原因也許是，馬舍雷是一位共產主義者，是人所共知的路易·阿爾都塞的同盟者。他認為文本所揭示的話語是“意識形態的”而非“形而上學的”。它在論及在場和特性時，馬舍雷寫得更加恰如其分。如他們所言，此書對盎格魯-撒克遜學派的影響即使不算很少，也依然是有點分散的。
馬舍雷和阿爾都塞似乎都認為，意識形態鐵板一塊：是一張包羅人生一切實踐的無縫之網，是一個使主體臣服的同質結構。如果意識形態不是理解為一種異質的、矛盾的構造，一個在意指實踐層面上不斷斗爭的問題，那么，這種誤識也許與某種階級斗爭觀有關：最簡單地說，階級斗爭已經消失。于是，正如那塊鐵板的“外部”一樣，留給你的只是理論，或文學或許是第三世界。解構主義把這種現實觀提升至次級權力：意識形態也許曇花一現，但是，這一切表意的本質結構（形而上學）卻堅如磐石，不可撼動，自柏拉圖以來，直至北約皆然。于是你就得與消極的勞動作斗爭。令人注目的是，在這方面，解構主義與晚期法蘭克福學派是何其相似。對肯定性的憤慨、對確定性意義本身的懷疑、對提議即是同謀的恐懼：雖然歷史上我們相距甚遠，我們卻可以相當清晰地看到，法蘭克福學派的這一切特征代表了對無產階級一系列挫敗和部分被收編的一種極端清靜無為的反應，而這些失敗和收編是20世紀階級斗爭的全部故事。如果解構根本就不怎么相信階級斗爭，那么，它還是十分鮮明地復制了這些姿態。
消極的力量是絕對不可否認的。它構成了馬克思主義本身一個重要環節。但是，只有毫無權力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才會將它提升到哲學（詞上打叉）的莊嚴殿堂。馬克思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文本的操作可以說是解構主義的，這是確鑿無疑的；但是，也存在著這些操作與理論-政治的必要性之間的外部聯系，即勞動-權力的概念，這些必要性致使馬克思把弄得他對手的文本傷痕累累的缺席建構成“在場”。另外，那一文本活動最為清楚地展現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利益”之間的關系。反對“客觀性”和“利益”，或把命題的認知地位還原為權力與欲望之爭，這對巴黎小資產階級來說是完全可能的，這確實也是19世紀晚期資產階級哲學的家常便飯。但是，對19世紀的無產階級來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認清形勢的“本來面目”與那個無產階級的利益即其實際生存息息相關。除非無產階級認識到在“勞動”與“勞動力”之間是否真有理論上的差異，否則無產階級可能會繼續認為自己的子孫后代受著資本主義暴行的迫害。即使在巴黎、耶魯和牛津，至今依然有人相信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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