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關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農”問題

重讀《資本論》札記

關于地租、土地私有化及“三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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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說過，中國很少有真正懂得真實經濟過程的理論經濟學家。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沒有飽讀經濟文獻的經濟學博學者。但是，經濟現象并不是從經濟學的數學公式中演繹出來的。相反，檢驗經濟理論有效性的標準是實踐而不是完美的數學模型；看其是不是能有效地解釋現實經濟現象，找出內在的因果關系，從而提出可檢證的預測以及有效的對策。

十幾年前，當我指出中國經濟中的重大問題之一是“生產過剩”時，不僅當時曾受到所有經濟學家的一致斥責，而且當時幾乎沒有一個經濟學家理解“過剩”并非意味著“富有”。對于新古典（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來說，“生產過剩”是屬于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早已應拋棄的過時概念。但是今天，面對全球性的通貨緊縮，我相信已經沒有經濟學家（包括當時嘲笑我的人）敢否認這個概念了。

在此文中，我想再提出一個在主流經濟學中久被遺忘的“地租”概念，并且說明這個概念將可以如何有效地解釋當前國內經濟生活的一部分重大現實。

近一年以來，關于“三農”問題以及可否推行土地私有化的討論不斷浮出水面。特別是在湖北鄉官李昌平引人注目地指出當前農村中“農民真苦， 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之后。但是，在這種討論中，迄今卻沒有一個經濟學者意識到，這個問題的實質與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地租問題以及相關連的地租利得流向的問題具有密切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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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租是古典經濟學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中的一個重要概念，在古典經濟學中，工資、利潤、地租是國民經濟中三大利得的源泉之一。并由此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三大階級——勞工，資本家，地產主。

根據馬克思的經典定義，“地租是土地所有權的特有經濟表現。”*地租表現為地產所有者向市場提供一塊土地所取得的經濟收益。馬克思曾指出，亞當斯密在經濟學上的重大貢獻之一，是他指出了在市場經濟中，地租會參與資本的形成。但是，現代西方經濟學卻幾乎不談地租問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古典經濟學的這一重要概念被取消了。這也就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家普遍無知于這個問題的原因。

*《資本論》第三卷，第701頁。

我在1997年3月發表的一個經濟報告中曾指出現代經濟中地租范疇的存在：

“在1992年后正是通過房地產開發這一媒介，即通過對國有土地所有權或使用權的有價轉讓，而導致資本性地租及級差地租的形成。在金融業提供過剩資本的媒介下，這種地租以房地產投資的高額回報形態實現，并迅速轉入開發商手中。在中國已初具了市場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條件下，這種實質是土地租金而表現為房地產投資高回報率的經濟機制，自動吸引擁有過剩資金而尋求贏利出路的各級政府部門，包括國有企業，將其擁有的資金投入沿海及各地開發區，因此而促成了1993——1995年間中國以房地產熱為動力的經濟繁榮。”（參閱《新國家主義經濟觀》第516頁。）

在當代經濟學文獻中，這是第一次重新提出并探討了伴隨土地私有化過程發生的資本性地租問題。*但是，這個問題當前有必要作更進一步的研究，因為關于土地私有化的問題，以及當前為各界所廣泛關注的“三農”問題，房地產及金融業泡沫問題，都與這個問題有深刻而密切的關系。

*我在1989年指出中國經濟中的生產力過剩問題，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前夜指出中國應警惕金融危機以及泡沫問題，1999年指出失業問題不容忽視以及廉價勞動力是增長源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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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建設的重大成就之一體現在城市基本建設和高速公路為代表的路橋交通設施的快速發展方面。經常去歐美城市訪問的人會發現，除少數新興地區以外，城市基本面貌和交通設施，自六、七十年代以來，迄今很少有重大變化。而中國則不同，城鄉建設及路橋設施日新月異。

為什么中國城鄉面貌的建設與變化能夠如此之快？在資本投入量遠遠小于歐美的前提下，其發展速度為什么竟能大大快于歐美包括日本等發達國家？公認的答案是：中國國內工程造價低廉，基礎設施及路橋建設的成本遠遠低于西方。但是，人們卻很少意識到，造成這種成本低廉的原因，除了人力資本即勞動力的價格低廉這一點以外，這里還有一個與土地所有權相關的土地使用費用即地租的低廉問題。[非龍在天：這一點很多人都認識到了]因為在一切建筑物以及交通設施建設成本中，除人工費用、技術費用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就是與土地所有權相關的地費價格，亦即地租。*

*一般來說，生產成本由人工費用、技術（設備）費用、土地費用、資金費用和原料費用五項構成。

在發達國家，由于土地私有制以及相關的地價高昂，使得任何基礎設施建設和交通建設投資中，土地費用即地租遠遠高于中國。（在美英等國，修一條路或在城鄉營造一個小區，由于地產屬于私有，如果其業主依法加以阻撓或索價高昂，這條路和這個小區即很難興建。）而中國由于土地屬于國有，導致公用土地征地費用較為低廉，因而城市基礎建設、交通建設的成本相對也較為低廉；這正是近年中國城市及交通面貌能夠以較小的投資額而取得飛速發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形成這樣的認識：正是由于毛澤東時代的土地改革以及將土地由私人所有轉變為國有的社會變革，在今天乃成為惠及后代的一項巨大遺產和財富。正是由于這一筆財富，三峽、西氣東輸，南水北調、高速公路，大規模城市建設才能夠以較低的地租——土地成本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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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地租？簡明地講，地租就是土地的使用費用。地租與土地價格具有直接關系。馬克思曾就市場經濟中的資本化土地價格給出過一個一般性的定律：年地租/資金年利率=土地基礎價格。（這個公式可以稱作馬克思基礎地價公式）*地租是與土地的所有權即壟斷權直接關聯的。換句話說，土地是誰的，誰就擁有地租，地租就向誰支付。當土地由私人所有時，地租向私人支付，私人擁有地租。在市場經濟下，地租即土地價格也具有迎合市場供求情況的流動性。需求愈大，地價愈高，導致土地成本的上升和土地價格的區位差異。這種土地價格的區位差異也就是古典經濟學（如李嘉圖）所講的級差地租。

*“地租表現為土地所有者出租一塊土地而每年得到的一定的貨幣額。任何一定的貨幣收入都可以資本化，也就是說，都可以看作一個虛擬資本的利息。這樣資本化的地租形成土地的購買價格或價值。但土地不是勞動的產品，本身沒有任何價值。”（三，P，702）

但是在國有制下，由于土地由國家壟斷，當國家作為社會事業的投資者使用自己擁有的國有土地時，它幾乎可以忽略土地使用價格。當國家征用名義是集體所有實際也是國有的土地時，價格也相當低廉。可以說，土地成本的低廉，是自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中國城鄉快速發展、工業化快速進行的重要條件之一。馬克思曾指出，土地私有權的否定，是近代資本主義工業革命得以發生的必要社會條件之一。中國快速工業化的進程也證明了這一點。[非龍在天：現在人們要走的路剛好相反，即重回土地私有化。認為只有土地私有化才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根本辦法。資本主義的歷史是這樣的嗎？]

我在幾年前的一篇文論中曾經指出（1998年），近年中國經濟騰飛并導致“中國出口品迅速占領世界市場”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中國人口眾多、勞動力價格極其低廉。這個觀點自我首先提出后，后來被國內外論者到處剽襲。我提出這個觀點，指出人口過剩導致勞動力價格低廉，有利于工業化，提高了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而長期以來，經濟學界所流行的卻恰是相反的觀點，認為人口過多拖了中國工業化的后腿。

但是當時我還未認識到，這里還有一個重大原因，就是土地地租的低廉。中國土地地租（即土地成本）的低廉，也正是大量吸引外資積極涌入中國的重大原因。（開發區、特區的開辟，其經濟吸引力的重大方面，就是向外商提供較廉價的土地使用權，即廉價地租。）[非龍在天：我們關心的不是土地是否廉價，而是地租的分配。現在民眾根本無法享受土地的收益，盡管名義上我們都是國家的主人。精英開出的藥方是私有化，但這只會使土地集中到極少一部分人，大多數是特權官僚的手中，從而使民眾更加與土地收益脫離。所以問題在于公平的分配，而不在于私有化]

換句話說，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中的強勁競爭力，是由于其價格低廉。而價格低廉的兩大重要原因正是由于勞動力價格的低廉以及地租的低廉。

而一旦實施地產私有化和市場化（展開價格自由競爭），則土地成本即將高速上升，中國經濟快速發展的源泉之一，也就勢必發生困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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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廉地租也是中國近二十年來房地產開發業高度發展、利潤巨大的主要原因。九十年代初中國一些地區掀起了圈地運動。開發商通過官員審批取得土地使用權，然后將土地價值作虛擬評估，根據評估價再將其抵押給國家銀行套兌資金。

這一套辦法是模擬西方土地市場的。但有一點根本性的不同，即西方用作抵押的地產，是私有地產。而中國則是國有地產。實際上，當國家允許地產商將國有土地用作抵押品時，國家犯了一個十分荒謬的錯誤。國家忘記了土地所有權是自己的，銀行及其資金也是自己的。而用國有土地抵押給國有銀行后，銀行的錢卻支付給了私人即名義上的開發商。[非龍在天：完完全全是空手套白狼啊！開發商之所以能夠拿到土地，大多數情況下是因為與權力結緣，是官僚的代理人，或者干脆自己是官僚。這就是權力私有化，最壞的私有化]

打個比方，這就象有人向一個老板借錢。老板要他提供抵押保證品。而這個老板居然同意對方用老板自己的房產作為抵押，將其抵押給此老板自己，然后又從老板的錢袋中拿出錢借給那個人使用。

內外媒體近年常常談及中國國有銀行中的金融泡沫即呆帳爛帳問題。而眾所周知國內銀行呆爛帳中的相當大部分，來自九十年代初中期的房地產業投資。這個巨大的金融泡沫和呆爛帳究竟從何而來呢？就是從上述的金融騙局來的。

為什么這個騙局能進行？因為從國家銀行套兌到錢的那些開發商，往往會將一部分所得資金轉移給批租土地的官員（成克杰批地受賄案例即是已被曝光的一例），此外也會轉移給幫助其完成貸款過程的銀行官員。而在這一資金轉移的過程中，土地同時也由國有轉為私人使用，又轉為銀行抵押資產，最終又作為銀行擁有的不良資產被拍賣而私有化。

九十年代中國的一批巨富，就是利用土地的這種變相私有化過程，從攫取巨額地租中誕生。因此，當時誰能取得土地使用權（圈到土地），誰就能發大財。這是一次具有中國特色的圈地運動。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基礎價格與市場價格存在重大偏離，例如在壟斷審批條件下，某些開發商以極低的批租條件拿到優良位置土地的開發權。在這種情況下，一方面是土地基礎價格與市場價格的存在偏離，另一方面是土地區位所造成的級差地租，疊加而成為房地產投資可以獲取到高額利潤的源泉。這也就是為什么近年商品房供應宏觀已呈嚴重過剩，而國內房地產業開發投資仍然興旺不已的經濟學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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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談一下關于當前農民的稅費負擔問題。農民向國家繳納的稅費，實際是農民使用（承包）國有土地的地租。因此現在廣被議論的農民合理或不合理稅費問題，實質上也是地租問題。農民必須繳納這些費用的根據（而城市市民則不須繳納），是他們占有和使用國有或集體所有的土地。

在改革前的農村公社制度下，農民向國家繳納實物地租即公糧。由于當時農業生產力低下，土地收益較低，當時包括社隊公糧和集體提留在內的土地實物地租，往往占據農民所得的50%以上，因此農民生產積極性低下。換句話說，在人民公社時代，由于實物征納地租的比率過高，（而不是由于公社所有制的組織形式）導致了公社制度下農業效益的低下。[非龍在天：對，這一點極為重要。可以打破官僚集團關于人民公社組織形式落后的謠言。而且，當時提留高，與大環境有關，即迫切的工業化要求。等到毛澤東時代后期，工業化即將完成之時，已經有條件可以不那么嚴厲地剝奪農民。工業化和集體工程的完成，也為農業提供了更多的空間。特別是化肥的運用。而在背叛者的歷史中，這一切都是因為改變了組織形式。他們貪天之功為已有。]

在80年代初的農村改革中，實行了農地承包制。承包制實質是一種土地租賃制度（租賃土地使用權）。農民在承包制下承擔的地租形式仍然是農產品形態的實物地租。但承包額（即地租額）已降低到土地農產品收益的5%—15%左右，遠低于公社制度下的收入。因此極大地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導致80年代初中期引人注目的農村振興。

換句話說：在土地承包制初期，農民向國家繳納實物地租（即公糧或承包定額農產品）。加之農業投入的增大、產出效率的提高，單位產量的增長，實物地租還有逐漸下降的趨勢。

但自九十年代以來，由于對農村實施稅費改革，將實物地租轉變為貨幣地租。這種貨幣地租乃與土地收益分離，而轉變為地方政府向農民按人頭征收的各項貨幣稅費。隨農村行政管理費用的上升，鄉村官僚組織的不斷膨脹（如李昌平指出，鄉級稅務所改革前只有二到三人，改革后分為國稅、地稅兩稅后，稅管人員增長竟達十倍以上）；向農民征取的貨幣地租呈現不斷上升的趨勢。

而另一方面，農民的土地收入（特別是糧食作物）由于農產品呈現市場過剩（造成這種過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國家對國際農產品市場的無序開放。國外廉價農產品流入國內市場后，對國內農產品形成激烈競爭和擠壓效應。由于加入WTO的條件中，農產品讓步最大，中國農民在國內農產品市場的處境更加艱難），因此農民銷售農產品的貨幣收入有下降的趨勢。

一方面是貨幣地租（稅費）上升。另一方面是農產品過剩、農民貨幣收入下降，此一升一降，必然導致“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為取得貨幣收入，大批農民不得不棄農入城成為苦力或流民。所謂“三農”問題發生的實質和根源即在于此。

7

針對三農問題，有論者提出以實施土地私有化作為解決方案。由上述分析已可看出這個解決方案是極其荒謬的。公有制與私有制都是一種經濟組織形式。這種組織形式決定資源由誰占有（私人所有、集體所有或國家所有），以及產品的分配方向（所得物由私人占有、集體占有或國家占有）。

勞動者通過生產過程的所得多少，往往決定勞動者本人的工作熱情。在改革前，由于資源由國家壟斷占有，在農產品中國家及集體征拿得太多（因此國有資本的形成率極高，導致中國工業化的速度大大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留給個人的太少，因此實際上可以說是人民勒緊褲帶支持了國家的快速工業化。這里的根本問題，是收益分配的問題，而不是所有制的問題。

私有化論者提出土地私有制可以改善農民處境的一種主要論據，是基于新自由主義經濟意識形態的一個預設騙局，即假設私有土地意味著全部所得的私人所有。根據這一邏輯，其推理如下：在產權明晰條件下，私人占有產品可以刺激私人工作熱情，因此私有化有利生產發展，并且有利人人致富。

這完全是一個意識形態的預設騙局。因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的私有制并不意味著社會資源的人人平均占有。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是一種競爭經濟，競爭的原則是所謂“物競天擇”原則即優勝劣敗。優勝劣敗是什么意思？其實優勝劣敗就是兩極分化，一極向“優”，一極向“劣”。所以不加抑制的自由市場競爭必然導致兩極分化，必然導致由極少數人壟斷社會最多資源和資本，而大多數人失去一切。因此可以說，私有制是一種極不穩定的所有制。李嘉圖曾提出一個著名的市場經濟分配定律：在市場經濟中，利潤與資本額成正比例，既不與勞動付出成正比例，也不與效益成正比例。多勞并不多得，高效也并不多得，多資才能多得。換句話說，就是市場經濟的存強逐弱機制，必然導致富者愈富，貧者愈貧。

[非龍在天：這一段對于打破自由主義者的神話很重要。市場經濟本身就是這個樣子，更何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幾年來的實踐說明了，在私有化中，資源和機會都只會按權力和資本分配，根本落不到民眾的手上！]

二次大戰以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為了緩和市場經濟下*尖銳兩極分化和社會矛盾，都不得不加強國家對資本的限制和社會收入分配的宏觀調節，這種社會分配調節政策，才造成了所謂“紡錘形”的兩頭小中間大的“中產階級社會”。正是歐美發達國家自身的歷史證明，這樣一種社會并不可能在自由市場經濟中不通過國家干預而自然形成。 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中也專有“節制資本”一條，也是為了抑制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的分化機制，比今日中國那種鼓吹放任兩極分化的新自由主義政策鼓吹更要高明而富有遠見。

*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個分配意識是市場經濟的分配原則是按效益分配，高效益取得高回報。這個理論早已受到李嘉圖的反駁，他指出，資本間的競爭導致資本自動流向高利得部門，正是競爭規律使市場經濟下的投資利潤有趨向平均化和不斷衰減的趨勢。新技術發明、高效益的投機性攫取，都是對社會平均利潤率的暫時偏離。

產權明晰的私有制市場經濟中，資本家不僅壟斷了社會的龐大資源，而且必然壟斷了社會生產的絕大多數產品。*新自由主義以及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存強滅弱意識形態正是這種社會不公正分配的意識形態辯護工具。也是“強者”生存的辨護工具。如果我們注意到市場經濟中所謂“強者”就是指“資產者”，那么深為馬克思所蔑視的世俗經濟學的那種“辨護性”也就昭然若揭了。

*李嘉圖分配定律。

多數人在資本主義競爭中導致的貧困化被論證為合理競爭的必然與合理。由私有制可以導致人人富有這一前提出發，引申出存強滅弱是合理天擇的卑鄙結論。這就是當代流行的新自由主義等偽經濟學的實質！

反之，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革命理論，則正是代表了社會中的弱勢群體對強勢階級作反淘汰和生存斗爭的意識形態。

就西方多數發達國家在20世紀中葉資本主義的演變史來說，它們最終選擇的是第三條道路，即一方面鼓勵市場競爭，另一方面由國家抑強扶弱的社會改良主義。八十年代美英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和新保守主義政治思潮，是對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歐美改良主義社會政策的反動。但這一思潮僅在美國猖獗，在歐洲多數國家，則至今仍未形成明顯的政策影響。

8

“耕者有其田”，這是孫中山三民主義的內容，是前工業時代舊民主主義的一個口號。這個口號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現實中實際是行不通的，因為它是建立在一種靜態的小農經濟的觀念基礎上。

市場經濟是競爭經濟。當擁有小塊土地的農民將其農產品拿到市場去銷售時，他所面對的不是靜態的“自給自足”，而是動態的激烈市場競爭。市場競爭的機制是“優勝劣敗”，即強弱分化的兩極分化機制。在這種機制中，弱勢的農戶將被從市場中分離出來，其所私有的小土地將被強勢者“自由地”兼并。中國自漢代以來兩千年的土地關系史曾反復驗證這一點。

[非龍在天：單個的農民是打不敗資本家的。是無法在市場上競爭的。不要說單個的農民，就是單個的零售商也是如此。我在公司這幾年，已經多次看到了這些事實。小熊也跟我說過，他之所以發展得慢就是因為資本少。]

五十年代初的土地改革（私有化）后，中國農村中再度發生了這種分化與兼并。因此，正是針對和為了抑制這種分化和兼并，使毛澤東提出了農業合作化的發展路線。1958年后由合作社變成人民公社，社愈搞愈大，國家對農民的實物租賦征納愈來愈高（高指標，高征購，剝奪農民），最終導致公社化道路的失敗。但是，對1958年以前的農業合作化道路，卻很難否定。五十年代的農業合作化對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時代中國工業化的快速推進，是有充分的合理性的和積極歷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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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的觀點是，真正有效地解決三農問題，絕不能依靠必然會導致農村尖銳兩極分化的土地私有化政策。而可以考慮以下思路：

（1）我過去已經公開批評過，認為九十年代的分稅制稅賦改革，由于其盲目模仿西方制度，不適合中國國情，而遺患深遠。它是當前國民經濟中釀成很多問題（包括三農問題）的根源。因此，對中國現行的財稅體制有必要進行全面反省。分稅體制滋長了地方經濟割據（地方保護主義）[非龍在天：政令出不了中南海]，削弱了中央財政對中國經濟全局的宏觀調控能力。在分稅制下，愈是工商業、第三產業不發達的西部區域，其地方稅來源只能主要來自農業，沉重貨幣稅賦反而比經濟發達地區更沉重地直接壓在農民頭上，這也正是導致西部地區經濟落后的原因之一。我認為，國家稅賦政策的總原則應當是取富濟貧，而不是殺貧濟富。（老子：“天之道損有余而補不足。人之道，損不足而補有余。”）

（2）國家應設計、建立一種有利于保護中國農業和農民的農產品市場的采購流通體系，以確保國內農業生產物能夠在合理價格水平上得到實現。不應把全部農產品放到市場上聽任自流，接受國際農產品的擠壓和競爭。

（3）降低農民的貨幣地租稅賦。將鄉以上官員的薪金及行政費用，由直接從當地農民頭上征收，轉變為由財政統一調撥。

（4）在有條件的農村中，不應把過渡性的農業承包制永恒化。生產關系應當適合生產力。可以考慮試驗產銷一體化的市場農業合作組織體系。

（5）對中國不同的農業區域（如東南、中部與西部），實行不同的農業稅賦政策。

（6）對已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的東部、東南沿海地區，及京、滬、杭、深、廣等發達城市周邊已實現城鎮化的的郊鄉農區，實施不同于純農業地區的戶口政策和稅收政策。

以上反思尚是不成熟的。總的來說，我認為當代中國經濟改革又已經走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大略觀之，近現代歷史上的資本主義產生了三種主要形態，即：早期的自由市場資本主義，成熟期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當今美、日、歐大壟斷集團主導的現代資本主義，實質都已并非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而是國家與壟斷資本集團緊密結合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而不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則多數是經濟政治依附于英美日的買辦型資本主義（拉美、非洲、臺灣、韓國）。

令人擔心的是，如果通過對于國有產業的系統分解，政策上接受主要源于英美的新自由主義偽經濟學意識形態的誘導，中國最終也可能走上第三種資本主義的道路。那就將不僅發生“三農問題”，而且將使得中國多數人作為競爭中的失敗弱者而被淘汰。現在，已經有必要對二十幾年改革走過的路程進行系統的理論反思和總結。中國改革是從農業開始的，這種反思也可以從“三農”問題開始。

2003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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