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內外失衡：一些被忽視的因素

中國的內外失衡：一些被忽視的因素

——評《尋找內外平衡的發(fā)展戰(zhàn)略——未來10年中國和全球經濟》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  李眾敏

《尋找內外平衡的發(fā)展戰(zhàn)略—未來10年中國和全球經濟》（以下簡稱《平衡》）是中國經濟研究和咨詢項目第二期項目的研究成果，這一項目匯集了國際和國內一流經濟學家，集中體現了國際化的智庫對中國內外失衡問題的深入思考。全書洋洋灑灑五十萬字，國際和國內一流的經濟學家對中國內外失衡的現狀、成因及解決思路提供了深入而全面的探討。無論是從研究的高度與深度來看，這一成果都是以前的研究所難以比擬的，它在政策層面和理論層面所帶來的影響也是可以預見的。對于這樣一個成果，實際上我們可以評價的地方已經少之又少，但是，正如在序言中所說：“由于對中國經濟隔膜和生疏，即使是訓練有素的經濟學大家，在分析中國的時候也會出現很多判斷錯誤”。這里作者所要做的，只是提醒其中一些可能被忽視的因素，這些因素主要是基于中國外部失衡的國際背景、中國的實際情況等方面而提出的。

作者想強調的是：首先，中國的外部失衡有其國際背景，并不是通過中國單方面努力能夠解決的問題，它甚至涉及到整個國際金融體系存在的一些問題；其次，在書中，匯率因素被過分地強調，匯率當然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過多地關注匯率問題，可能會帶來新的問題，那就是以偏概全，作者以日本的情況對此進行了說明；再者，作者基于以上兩點，對書中所提出的中國內外失衡解釋框架作了一點補充；最后，根據前文的分析，對書中所提出的中國內外失衡調整戰(zhàn)略進行補充，并對內外失衡調整的成本、存在的風險進行說明。

一、中國外部失衡的背景：全球失衡

應該說，中國的外部失衡由來已久，但是對中國外部失衡的關注卻并不久，對于國外的經濟學家而言尤為如此^[1]。國際社會對中國外部失衡的關注很大程度是因為美國對中國貿易逆差不斷擴大而升溫的，受到了來自政治集團較大的影響，使得中國在這一問題上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壓力，就像在70~80年代日本所受到的壓力一樣。

如果仔細分析一下美國逆差的結構，就很容易理解美國對中國施壓是必然的，在1993年，中國只占美國逆差的13.7%，而到了2004年，這一比例上升到了23.3%。中國已經取代了日本成為美國最大的順差國，后者在這一期間占的比例從34.4%下降到了10.5%（表1）。

表1  美國主要逆差國占美國總逆差的比例

（單位：百分比）

說明：這里的“總逆差”與國際收支核算中的“貿易差額”有所不同，本表中首先將所有（對美國貿易順差的）國家對美國的順差加總，再計算各國順差在加總值中占的比例。

數據來源：聯合國Comtrade數據庫。

但是，問題都不是從單方面觀察就可以得到解答的，在過去的十幾年中，美國的逆差地位沒有發(fā)生變化，相關的順差國也沒有變化，主要的順差國：中國、日本、加拿大、德國，在過去的十幾年中就沒有變化過。從這個角度上講，我們也要找一找美國的原因，甚至是目前全球金融體系存在的問題。在作者看來，在當前的國際金融體系和國際貿易體系下，全球的投資與貿易失衡是必然的，因此，中國的外部失衡問題很大程度上要歸因于外部因素，而不是在中國內部找原因：

1.全球化與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在布林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卸下了義務擔當國際貨幣的擔子，但是在全球化推動下，美元卻實際上承擔著國際貨幣的功能。全球化讓美國和歐盟之外的國家感受到了美元的作用，發(fā)展中國家需要的技術和設備、奢侈消費品以及其它所有要從外國進口的產品，都需要用美元來購買^[2]，而要獲得美元，最直接的方式就是把東西買給美國人，這要比靠出口其它國家來獲得美元容易得多，因為其它國家同樣需要美元，這是導致美國大額逆差的重要原因。換句話說，除了美國之外的國家都希望給美國帶來逆差，從這一點看，與布林頓森林體系解體之前并無實質差異。

2.國際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開放不均衡。得益于全球化的推進，國際間產品與要素的流動都迅速擴大，但是，國際要素和產品市場的開放程度并不均衡，產品市場、資本市場和技術市場的開放程度要遠遠大于勞動力市場，在這種情況下，借助于大量的跨國公司，資本和技術所有者為了尋找最高的報酬率，必然將資本與技術投向成本最低的國家，其結果必然是勞動力密集國家大額的加工貿易和貿易順差。以資本為例，假設所有跨國公司都以美元結算，那么資本的報酬率為：

其中： 為投資報酬率， 為工資率， 、 和 分別表示產出、資本與勞動力。

很顯然，在勞動力成本最低的地方，資本是最有利可圖的，這一思路對解釋日本的順差是否有力還是需要考證，但是對于中國的外部失衡的作用是非常明顯的。透過這一思路，我們可以看到中國外部失衡的兩種最基本的表現：雙順差、加工貿易比重過大。這一點，在下面將會有更詳細的說明。

因此，作者想要提示的是，在考慮中國的外部失衡時，光考慮中國內部的因素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在全球失衡的大背景下來考量中國的外部失衡問題，不然，得出的觀點與對策將會有失片面。

二、日本的經驗：匯率是唯一重要的原因嗎？

在《平衡》一書中，經濟學家們十分重視匯率對于中國外部失衡的影響，毫無疑問，匯率作為對外經貿關系的重要杠桿，對中國的外部失衡具有較強的解釋能力。但是，同樣毫無疑問的是，匯率并不是唯一的原因，這一點可以從日本在1970～80年間的情況得到證實。

在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日本由于出現了大額的對美貿易順差而受到了來自美國方面的壓力，美國對日本提出了日元升值的要求，不管是由于外部壓力還是內部調整，日元的確在80年代中期以后，出現了持續(xù)升值（以日元對美元名義匯率衡量）。但是，日本的貿易順差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相反，隨著日元的升值，日本的貿易順差不斷擴大，直到90年代中期才開始趨于平緩（圖1）。

圖1  日元匯率與日本的貿易差額

（單位：1000日元/美元，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IMF。

我想，這使得“通過人民幣升值解決中國外部失衡”的思路大打折扣，其實如果我們仔細觀察人民幣匯率變化與中國貿易順差的關系時就會發(fā)現，在人民幣不斷貶值（以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衡量）期間（1982～1995年），中國的貿易順差變化甚小、波動也很小，中國貿易順差大幅度擴大，正是發(fā)生在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維持不變的時候。這至少說明一點：中國的貿易差額對匯率并不敏感，這一點也曾經被其它專家關注過。

圖2  人民幣匯率與中國的貿易差額

（單位：美元/100人民幣，百萬美元）

數據來源：IMF。

不可否認，長期的雙順差格局已經給中國造成了通脹壓力，而且大大加重了央行對沖的負擔，但是，匯率并不是造成這一狀況的唯一原因，甚至可以說是一個次要的原因。除了匯率之外，還有其它重要的因素：

1.中國廉價勞動力問題。華爾街日報在今年8月14日有一則報道^[3]，說是韓國工人因為待遇過低而引發(fā)勞資糾紛，其中舉了一個例子，“現代”汽車的工人平均年薪是5000美元。而在中國的東部省份廣東，最新出臺的“最低工資”規(guī)定是800元人民幣左右，也就是1200美元左右的年薪。從這個角度，很好理解為什么大量外資涌入中國，以及中國加工貿易為什么蓬勃發(fā)展，而且，中國在勞動力上的低成本將足以吸收相當幅度的人民幣升值。

最近，這一問題已經得到了中國政府、專家和媒體的重視，據報道^[4]，根據美國勞工統(tǒng)計局（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的統(tǒng)計，2005年度美國平均每小時工資16.16元。而在中國，許多地區(qū)的工人每小時薪資可以低到40~60美分。

2.美元結算的問題。在中國的出口企業(yè)中，無論是外資型企業(yè)還是本地企業(yè)，相當一部分都是采取美元結算，因此，人民幣升值對于原材料、技術等要素的成本并沒有很大的影響，只是換算成人民幣支付的勞動力工資會有小幅度提高，但是，這種提高是非常有限的，因為勞動力成本在總成本中占的比例非常之小，在上述同一報告中提到，“‘中國制造’的芭比娃娃單價20美元，但中國只能獲得其中的35美分。”

3.產業(yè)集群問題。由于跨國公司的大量出現，國際貿易從形式和內容上都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其中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產業(yè)集群，在中國東部廣東省，許多大型的公司都同時有300-600個企業(yè)為其提供零部件，這些企業(yè)既有本地企業(yè)，也有外資企業(yè)，而且這些企業(yè)大都集中在周邊10~30公里的區(qū)域之內。產業(yè)集群的后果是，一個企業(yè)不可能獨自退出這一產業(yè)群，如果人民幣升值真正影響到了某一個產業(yè)，帶來的將是整個產業(yè)群的轉移，但是，這只有在人民幣升值達到了相當幅度的時候，而且是對個別受影響較大的特定行業(yè)才可能發(fā)生這樣的事情。如軟件行業(yè)，因為它的大部分成本是以人民幣支付的人力資源成本，如果人民幣升值幅過大，這類企業(yè)的成本就會迅速上升。

4.中國外匯管理體制問題。由于外匯必須交由中央銀行管理，這種體制形成了貿易順差與人民幣貨幣發(fā)行的直接聯系，因為貿易順差帶來的外匯必須由各銀行交由央行管理，兌換成人民幣，因此貿易順差與貨幣發(fā)行過程有了直接的聯系，也在不斷加大中國面臨的通脹壓力，只要中國的貿易存在順差，這一過程就不會停止，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除此之外，中國在東部省份已經形成的產業(yè)集聚格局、稅收優(yōu)惠以及對環(huán)境保護的輕視也是吸引外資的重要原因，對于部分港資、臺資而言，語言上的便利也是吸引其來大陸投資的原因之一，這些都是削弱匯率變化的因素。

三、中國的內外失衡：對解釋框架的一點補充

在《平衡》一書中，中外經濟學家給出了一個基于匯率的解釋框架，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指出的，除了匯率之外，還有其它重要的因素，這里作者想做的是，怎樣基于除了匯率之外的因素，對書的解釋框架給一點補充。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的發(fā)展戰(zhàn)略中，有很強的“追趕”成份，為了能夠使政策達到立竿見影的效果，從而得出激動人心的結果，最好的辦法就是從最發(fā)達、外向型最高的地區(qū)開始開放經濟。但是，這一過程是在中國城市化程度非常低、農業(yè)勞動力比重非常大、農村剩余勞動力非常多的情況下開始的。隨著東部沿海省份經濟的發(fā)展，加上農村剩余勞動力大量存在，出現了持續(xù)的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農民工潮，城市化程度低的直接后果是：相對于城市發(fā)展對勞動力的吸納能力而言，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容量過于龐大，形象地說，就像用一根小自來水管來排放密云水庫的水一樣。后果是顯而易見的，中國農民工的人均工資居低不上，在過去的幾十年中，尤其是在1978~2001年間，中國農民工的工資水平基本上沒有什么變化，在2001~2006年間，農民工的工資有小幅提高，但是上漲的幅度不足15%^[5]。

圖3  中國非熟練勞動力市場：一種可能的情形

根據上述情況，作者描繪了中國非熟練勞動力市場的一種可能情形，其中w為工資、L為勞動力。在達到飽和點A之前，盡管勞動力需求不斷增加，但是工資對勞動力需求缺乏彈性，直到勞動力需求達到了飽和La，工資才開始上揚。作者認為，中國在過去二十多年中，其本上是在A點的左側，近年來才開始逐漸達到A點。

工資持續(xù)低迷帶來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資，也促進了中國的出口貿易，尤其是加工出口的迅速增長，這一過程持續(xù)了二十多年，為中國積累了大量外匯收入（也導致外匯儲備增加），不斷擴大了中國的貿易順差，這正是我想對書中外部均衡解釋框架所作的補充。

同樣，從這一角度，我們也可以對中國的內部失衡進行解釋，由于中國的開放政策（如稅收的優(yōu)惠等）首先是在東部沿省份實施的，加上這些地區(qū)得天獨厚的地理優(yōu)勢，使得外資在中國東部和內地之間分布不平衡，內地主要是靠向東部提供勞動力來分享開放的利益。由于工資多年持續(xù)低迷，使得內地所能分享的利益極其有限，大大延長了內地通過勞動力工資形成投資資本的積累過程，也限制了內地的發(fā)展，這是我對書中關于內部失衡解釋（尤其是地區(qū)不平衡）的一點補充。

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書中在考慮銀行業(yè)對中國外部失衡的影響時有失片面，而且并沒有考慮銀行業(yè)對中國內部失衡的影響。在作者看來，中國銀行業(yè)對中國的內外失衡都有較大影響：

1.對外部失衡的影響。這一點在書中已有所考慮，但是，有重要的遺漏。1998年以后，央行關閉了各地政府向銀行借錢發(fā)展經濟的大門，而各地官員追求政績的直接手段就是經濟總量的上升，在得不到銀行的借款時，外商直接投資成為了重要的資金來源^[6]，這刺激了各地政府吸引外資的欲望，在帶來外資的同時，也帶來了順差^[7]。

2.對內部失衡的影響。銀行業(yè)對中國內部失衡的影響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卻又很少被關注的問題，出于風險考慮，銀行對民營經濟的扶持非常有限，私有部門發(fā)展不足、吸收勞動力的能力不足，也是導致中國勞動力工資增長緩慢、加大區(qū)域不平衡的原因。

當然，這其中還涉及到中國的個人與企業(yè)信用體系建設問題，由于缺乏一個系統(tǒng)的、公眾認可的信用體系，中國的企業(yè)與銀行只能在不停地試錯中得出對方評定信用等級，因而使得銀行在貸款上表現得非常謹慎。

四、中國的內外失衡調整：思路、成本與風險

在調整中國內外失衡的戰(zhàn)略上，《平衡》一書給出了迄今為止最全面、也是最深入的藥方，對此，作者并沒有多少可以說的。這里需要的是對其予以一點補充：

1.社會保障問題。在Blanchard等人的論述中，提到了要“改善居民抵御風險的能力”，并提出要加大對醫(yī)療和教育的公共投資^[8]，書中也提到過中國社會保障的問題，但是并沒有予以足夠的份量。在作者看來，社會保障是擴大消費必備的條件之一，如何最大限度地降低百姓的“后顧之憂”既是決策層應該努力追求的目標，也是中國經濟增長方式能否實現轉型的關鍵所在。要建立有效的社會保障機制，就必須有完整的弱勢群體識別機制，需要逐步建立以個人賬戶為基礎的收入核算體系，以便于識別社會弱勢群體，建立行之有效的保障機制。

2.經濟發(fā)展的軟環(huán)境問題。除了社會保障之外，中國經濟平衡發(fā)展還需要一個完善的軟環(huán)境，其中最為核心的就是個人信用和企業(yè)信用記錄體系，這對于減少社會交易成本、改善居民抵御風險的能力、擴大消費都是至關重要的。

除此之外，《平衡》一書中并沒有談及內外失衡調整所需的成本和面臨的風險，需要明確的是，調整中國的內外失衡并不是無本買賣，各種調整的政策都需要相應的成本、甚至會面臨風險：

(1) 中國內外失衡的調整成本。無論是改善社會保障、建立信用體系，還是減少中國的順差，都是需要成本的，必須增加財政的投入，同時因為貿易順差的減少，在海關稅收上也要付出一定的代價。除了需要增加成本外，還需要政府在處理公共事務上轉變思路，公共事務是天然的“虧本買賣”，建立社會保障、信用體系都是需要花錢的，更多的精力應該放在如何把公共投資的效率提高上來，而不是如何減少公共投資、吸引社會資金進入公共事務領域。

(2) 中國內外失衡調整存在的風險。在調整過程中存在的風險是多種多樣的，但是作者認為至少包括這么幾個方面：

首先，如果中國的外部失衡對匯率并不敏感，那么匯率調整不但沒有解決中國高額貿易順差的問題，反而會削弱國內企業(yè)在勞動力方面的優(yōu)勢，嚴重阻礙中國企業(yè)國際化的步伐，也會阻礙中國經濟的國際化。

其次，中國經濟發(fā)展正處于一個轉型階段，雖然外資已經持續(xù)多年進入中國，但是中國企業(yè)走出去投資的步伐才剛剛啟動，隨著中國經濟的發(fā)展，走向國際進行投資的企業(yè)將會越來越多，這些都需要外匯來支撐。

最后，各種信號都表明，全球經濟可能出現逆轉，增長速度有可能會減緩，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在內部調整中公共投資支出過大，而這些公共投資的效果往往有一定的滯后，那么在短期內，經濟增長的速度和動力都會受到來自財政上較大的約束，這是在全球經濟減緩背景下進行內部調整的風險。

注釋：

^[1] 當然，國內經濟學家在這一點上要關注得多一些，余永定等經濟學家曾經長期關注過中國的雙順差問題。

^[2] 在這一點上，也有例外，因為歐元和日元也在分擔一定的功能，但是主要還是美元。

^[3] “韓國勞資沖突加劇促使公司移師海外”，《華爾街日報》中文網站，http://chinese.wsj.com，2006年8月14日。

^[4] “中國‘組裝’了美國新財富”，《中國經濟周刊》第17期，2005年5月8日。

^[5] 由于國內缺乏這方面的統(tǒng)計，數據來自于作者在廣東省的實地調查。

^[6] 這一觀點得益于與經濟學家余永定的討論，在此表示感謝。

^[7] 在本文中多次提到了外商直接投資（FDI）與貿易順差的關系，因為中國外商投資企業(yè)生產的產品主要是銷售到國外，所以FDI大部分是集中在加工貿易領域，FDI與貿易順差之間有著直接的聯系。

^[8] Blanchard, Olivier and Francesco Giavazzi, “重新平衡的中國經濟增長：一種三管齊下的解決方案”，原書第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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