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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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受到廣泛關注的山西大同“訂婚強奸案”二審宣判了。
我們國家實行的是兩審終審制，二審之后，判決就生效了。
所以，二審應該有很高的權威性。即，不僅要在法律上無懈可擊，在輿論上，在民間普遍認同的“天理”、“良心”中，也都應該得到支持。
只有這樣，法律才會得到公眾的敬畏，法官才會受到尊重，司法審判才能起到定紛止爭的效果，社會才會和諧，每個公民的權利與幸福，才可能得到保障。
但“訂婚強奸案”的終審判決，顯然并沒有達到這樣的效果——爭議不僅沒有消除，反而變得越發嚴重。
簡言之，性別對立更加尖銳了。
相親、戀愛、訂婚、結婚……不再意味著浪漫、甜蜜、安全感等等，而變成了貨真價實的男女博弈、男女戰爭。
這里，最致命的一點，就是通過這次判決，“性同意”的概念被極度凸顯了。
《中國婦女報》曾經羅列出九種不同意（下圖）。其實如果想繼續羅列，發揚煩瑣哲學精神，搞一千種也不難。
尤其是第九種，“同意可以撤銷”，不能不讓人聯想起絞索下那塊看上去很堅實的活動踏板，或者埋設好的、掛了弦的地雷上方軟土中那個看上去完全無害的腳印。
“性同意”這樣一個法律概念，進入到已經訂婚的“準夫妻”之間，甚至進入到已經受到法律保護的夫妻之間，必然會使這種原本應該是最親密的男女關系，變成極度兇險的“化凍中的沼澤地”——看起來長滿了芳草，綻放著鮮花，如此迷人，但如果貿然踏上去，則定會陷入“致命誘惑”。
按照這樣的趨勢，“性騷擾”這個概念，以后會不會也透過司法渠道進入到戀人、夫妻之間呢？
如果真到了這一天，恐怕就只能取消一切戀愛，一切婚姻了。
對于“訂婚強奸案”，我無意對已經生效的判決再做出我自己的判決，只是想提一個問題：席某某和“受害人”，經過長達三個月的戀愛，最終同意訂婚，這個漫長的、繁復的過程，難道完全不包括“以身相許”的默認嗎？
如果包括，則以“強奸”定義席某某的行為，是否武斷？如果不包括，那么，戀愛與訂婚又意味著什么呢？難道僅僅是一份純粹的經濟契約？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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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審判決之所以使社會的擾攘和撕裂更加嚴重，在我看來，和不加批判地接受西方的司法理念，并迎合已呈頹勢的“白左”價值觀有關。
西方的司法理念，其哲學基礎是形而上學，即用孤立、靜止、片面的觀點看世界，對“權利”做絕對化理解。
而辯證法則要求用歷史的、聯系的、發展的眼光看問題，并把“權利”從絕對化的神壇上請下來，還原到歷史、文化、現實生活的情景之中去行使、去理解。
事實上，我們本來有自己獨創的、建立在唯物辯證法基礎上的司法傳統——馬錫武審判方式。
這個傳統完全可以有效地解決類似“訂婚強奸案”這樣的問題。
馬錫武是老革命，早年參與創建陜甘寧邊區，四十年代出任陜甘寧邊區高等法院院長。任職期間，他運用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思想指導審判工作，創立了著名的馬錫武審判方式。其主要內容是簡化訴訟手續，實行巡回審判、就地審判。在審判中依靠群眾、調查研究，解決并糾正疑難與錯案，使群眾在審判活動中得到教育。
馬錫武審判方式包括三個有機聯系的步驟：查明案件事實；聽取群眾意見；形成解決方案，說服當事人接受。
馬錫武曾經審判過一起著名的案件。
有一次在馬錫五到華池縣檢查工作，遇到一個女青年攔路告狀。
這個女青年叫封芝琴，自幼由父母包辦與張金才之子張柏訂婚，到1942年封芝琴長大成人，曾與張柏見過面，雙方都很滿意。但她的父親封彥貴為了從女兒身上多撈“彩禮”，便與張家退了親，準備將封芝琴賣給慶陽的財主朱壽昌。
張金才知道后，糾集了親友二十多人，深夜從封家將封芝琴搶回與張柏成婚。封彥貴告到司法處，司法人員未經周密調查，以“搶親罪”判處張柏與封芝琴婚姻無效，張金才被判刑六個月。
判決公布后，張家不服，封芝琴也不服，便攔路告了狀。
馬錫五掌握了基本案情后，又了解了封芝琴的態度，“死也要與張柏結婚”。
在廣泛聽取了群眾意見后，馬錫五召開群眾性公開審判大會，作出如下判決：
一、張柏與封芝琴的婚姻，根據婚姻自主的原則，準予有效；
二、張金才深夜聚眾搶親有礙社會治安，判處短期徒刑，對其他附和者給予嚴厲批評；
三、封彥貴以女兒為財物，反復出售，違犯婚姻法令，判處勞役，以示警誡。
這樣的判決，合情合理，非常恰當，群眾聽后十分稱贊，熱烈擁護，勝訴者封芝琴兒和張柏更是皆大歡喜，各方當事人也無不表示服判，后來邊區文藝工作者以此事為素材，編寫了鼓詞《劉巧兒團圓》和劇本《劉巧兒告狀》，以后又改編成評劇《劉巧兒》。
如果用馬錫五審判方式對標“訂婚強奸案”，我們就會發現，在后者中，“聽取群眾意見”是完全沒有的，我們只看到了司法精英的高高在上與自鳴得意，至于“形成解決方案，說服當事人接受”恐怕也是沒有的，而令各方心服口服的“服判”，就更沒有了。
馬錫武審判方式的本質是堅持司法的人民性。
現代法律是形式上公正的法律，強調程序正義，不考慮實質正義。馬錫武在審判中堅持走群眾路線，相信群眾、依靠群眾，使司法審判能夠有效維護人民利益，實現實質正義，進而彌補了現代法律的不足。
如果“訂婚強奸案”到了馬錫五案頭，他會怎樣判決？我們無從得知，但有一點可以肯定，他一定會走到當事人所在的村莊，廣泛聽取鄉親們的意見，而絕不會關在房子里“自由心證”。
一切司法爭議，根本上說，源于人民性的喪失。
“訂婚強奸案”的判決所導致的社會撕裂，再次提醒我們：現在，是到了跳出僵化的西式法律迷思，回歸馬錫武審判方式，回歸司法人民性的時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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