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朗普選擇用關稅進行“萬國宣戰”之后，我國對從美國進口的所有商品施加了同樣的反制關稅，這樣的反制規模和速度超出了全球所有財經媒體的預料。不出意外的，我國的一些投資人、金融人士和自詡的“經濟學家”又開始陰陽怪氣，不知所云——大家恐怕必須承認，預料到這些人的姿勢實在是太容易了，這不是什么“刻板印象”能解釋的。（本文并非針對國內正經的經濟學研究者們，沒辦法，現在掛著“經濟學家”頭銜出來搞風搞雨的投資和投機人士太多）
這幫人最常見的論點，大概是反制措施會對我國也造成影響。這個結論沒人否認，畢竟每年中國還是要從美國進口不少東西的。但是問題在于，不反制就不會有影響嗎？顯然并非如此。特朗普這次關稅的模式，是真心實意覺得逆差就是壞東西，美國一分錢的逆差都不該有，而不是付首席之流想象中的下大棋。
最近的一個典型例子是越南，越南說會免除對美國的所有關稅，希望美國也免除對越南的所有關稅，我們熟悉的某些朋友，就開始吹越南投降的妙，結果馬上被特朗普打臉。
越南對美國進口的各種產品綜合關稅只有不到百分之十，是個非常低的水平，而每年越南對美國的出口有一千多億美元，進口是一百多億美元。把關稅全免了能減多少逆差？特朗普當然不會答應這點，他想要的是沒有逆差，甚至把東南亞的紡織工業都拉回美國。不過，我國輿論場上這些年的“越吹”從來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單純蠢的少，一肚子壞水的居多，倒也不奇怪了。
如果特朗普愿意和中國談一談，雙方都取消關稅，筆者相信我國是愿意坐下來談一談的，多買一些美國農產品也不是不行。但是筆者也非常確定，特朗普不會答應這一點，類似的事情特朗普第一任期已經做過了，結果也早已看到。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是商品競爭力的結果，如果雙方都取消關稅，逆差只會更多，美國倒閉的工廠也只會更多。所以第二任期的特朗普萬萬不會答應這種要求。
實際上特朗普這次的邏輯，與其說是打貿易戰，很大程度是惡霸收取保護費的模式，你給了他東西，他下次還會來要。我國對特朗普上個任期反復無常的作風顯然體會頗深的。只不過這次他的表演，比上個任期變本加厲了。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墨西哥，雖然國際上的泛左翼對墨西哥現任總統辛鮑姆女士抱有非常大的希望，甚至幻想她成為對抗特朗普的精神領袖，她確實比之前的不少墨西哥總統更靠譜。但是如果了解一下墨西哥的產業結構和經濟情況之后，就知道這有點不現實。所以墨西哥也選擇了策略性的妥協。
筆者本來以為，這個時候特朗普的貿易團隊，會給墨西哥提出幾十條不平等條約，讓墨西哥簽了，不然繼續加關稅。但是特朗普團隊卻提出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問題，什么解決芬太尼問題，什么解決毒品卡特爾，什么解決邊境安全，都是看起來很大很關鍵，實際上完全沒有可執行性，只要滿足美國選民的情緒價值就好的東西。甚至加拿大在芬太尼問題也被踢了一腳，要知道美國毒品流入加拿大的，可比加拿大流入美國的多太多了。
從這個角度來說，特朗普在滿足情緒價值這個方面，堪稱是選民制度的道成肉身，這也就意味著在這個任期之中，他的這些表演與其說是談判中的施壓，不如說是純粹的訛詐，性質甚至類似于核訛詐。就像我們在昨天文章《歐盟將在關稅戰爭中走向毀滅》中所說，很多國家因為產業結構的關系，實際上并沒有能力對特朗普的訛詐進行反制。就算是體量大如歐盟，如果不聯合起來的話，想要進行反制也只能是形式主義上的。
而我國是有能力對這個訛詐進行反制的。從博弈論的角度來說，進行反制是最合適的選擇，這是非常典型的非合作博弈問題。在對手完全不打算合作的情況下，以牙還牙是整體收益最大化的選擇。
說到博弈論，大家最常想到的經濟學家大概是納什，納什均衡的納什。不過在這個問題上，可能更適用的是另一位因為博弈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家的學者，托馬斯謝林。筆者并不是經濟學專業的，對這個名字之所以那么了解，是因為謝林在上個世紀50-70年代，是美國核戰略學家的代表人物。正是以他為代表的核戰略學家，制定了“確保互相毀滅”的核戰略，使得冷戰時代兩極實現了殘酷但是微妙平衡，而他的著作《軍備及其影響》也被視為那個時代最優秀的軍事戰略著作。
在謝林的思想中，他意識到在互相毀滅的情況之下，這種訛詐問題的關鍵在于國家意志的比拼——當下的情況正是如此，如果沒有反擊的意志，那么面對這種情況，只能被訛詐下去。只不過顯然，無論是狹義的核博弈還是廣義的戰略博弈理論，在考慮美國的決策的時候，大概會覺得美國決策層整體上是有理智的，完全沒想到美國的制度和社會問題，送上來一個真人秀主持人，把博弈論變成了特朗普主持過的《學徒》。
反制總歸有代價，但得益于我國的產業升級成果，以中美目前的產業結構關系來說，我國對美國進行反制的代價是可以接受的。中國從美國進口的主要產品，是農產品，能源和芯片，因為特朗普的重拳出擊，全球范圍內農產品和能源是較為容易找到替代品的。
先進的芯片確實是個問題，不過實際上美國半導體企業的很多芯片，中國進口的時候產地并非是美國，所以影響也是相對有限的。而且這幾年美國歇斯底里的對中國進行半導體禁運，先進制程芯片本來就已經很難賣到中國來，現在情況也不會比之前差多少。這幾年我國芯片自主化速度和DeepSeek的出現都說明，美國的芯片壟斷正在加速走向破產。
其實之前就有人說過，美國有個辦法既能減少對中國的貿易逆差，也能提高自己的芯片生產能力。那就是在美國大量生產芯片，把日韓和臺灣地區對中國大陸的半導體出口和代工業務搶過來，這樣每年可以減少數千億的貿易逆差，美國的半導體投資也能運行下去。但現實是美國人既要又要，既想要半導體工廠，又什么都不賣給中國，最終只能什么都得不到。這時候但斌們倒是不提“得罪了甲方還想好”之類的屁話了。
大談反制的“影響”之外，還有一幫人還是老調調，說只有中國強制反制，影響國際觀瞻。且不說都2025年了還搞友邦驚詫論何等的搞笑，實際上這次中國的強力反制對國際輿論的影響可以說是挺正面的。大多數外國人都挺支持，大多數歐美媒體也對此保持了較為中立的報道態度，甚至連臺灣地區那些魔怔反華媒體都正常了一點。
原因也不復雜，畢竟特朗普搞的這些抽象事情確實讓全世界雞飛狗跳，絕大部分國家沒能力反擊，但不代表不希望有人站出來反擊。從觀察來看，恐怕全世界最不希望有人反擊的就是我國的某些金融界人士和“經濟學家”了。
這確實讓人難以理解，因為特朗普的關稅操作，美國很多之前比較支持的特朗普的投資者也對他表達了不滿。中國的投資者同樣在美股虧了錢，不跟著罵怎么還夸起來了？如果說我國這些人是鐵桿MAGA，支持特朗普，從他們的表現來看又完全不像，鐵桿MAGA這個時候肯定是覺得早該讓這些國際金融人士挨打了。
筆者知道，國內很多投資者和基金經理從22年開始就重艙美國科技股。本來這沒什么，畢竟投資價值最大化是資本運轉的應有之意。但是很遺憾，這些朋友投資的方式，并不是按照價值最大化，而是以某種宗教信仰的形式去進行的，相信英偉達和納斯達克指數代表著美國蒸蒸日上的國運，這樣的投資思路，自然很容易被哈耶克的大手打臉。當然了，如果是拿自己的錢這么做，雖然很好笑，但是旁人也沒有辦法說什么，但是如果身為基金經理，拿投資者的錢來展示自己的立場，然后搞的大虧特虧，那就是非常嚴重的職業道德和工作能力問題了。
筆者不是專業的投資者，但是一個最基本的道理筆者還是知道的，再優質的股票，能不能賺錢得看你什么時候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特斯拉和英偉達，特斯拉確實銷量不錯，但是一來銷量增長不太動了，二來就算現在暴跌了一波，市盈率依然高的離譜，三來馬斯克的口嗨會影響品牌形象。這三點都不是很難想到的問題，那么作為合格的投資者，是否應該考慮不要高位接盤呢？這并不是很難思考的問題。
英偉達的市盈率倒是沒有那么離譜，不過問題在于，英偉達巔峰時候的股價很大程度來自于對于未來的預期。而在狂熱過后，大家應該意識到，人工智能市場只有英偉達賺錢這個模式是不健康的，這種情況下大企業對大型數據中心的投資持續性沒有那么好，英偉達新產品推出的越快，資產折舊率就越高，這樣的模式是需要調整的，調整之后，英偉達的預期可能也需要進行改變，即使沒有deepseek，這方面也會出問題。一個號稱不想錯過AI時代的投資者，是否應該有這種風險考量呢？
在市場的大潮面前，人確實很容易陷入狂熱，這也不只是中國市場的問題，美國的明星基金管理人“木頭姐”凱西伍德，之前就因為對科技股的激進持倉策略而聞名，而隨著這波納斯達克的調整，她管理的ETF成了最近十年美國單支ETF損失資金最多的一家。這種對科技股的信仰，最終在投資上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結果，實在再正常不過。
比較起來，我國的部分投資人，他們的信仰大概并不是對科技或是人工智能的，而是對于美國的，相信美國永遠會天下無敵，搞笑的甲方乙方論就是這種信仰的產物。這除了展示他們的無知與卑躬屈膝，似乎什么也展示不出來。我國的各個行業都有很多還保有著上一個時代的幻覺的人，人一生之中，擅長接受新事物與新世界觀的時間往往是很短的。當歷史處在一日如同千年的發展階段的時候，這些人就會顯得滑稽和格格不入了。我國少數人在對待西方國家的態度上的慕強與社達，更是顯得毫無道德。
今天節后開盤之后，肯定又有不少人拿股市說事。這些年輿論在討論中國股市問題的時候總結了很多理由，但是有一個理由往往被輿論忽視，那就是這些腦子里邊打上了美國思想鋼印的金融界人士們，他們的存在本身對我國的資本市場就意味著相當的額外風險。很多人都喜歡自詡是巴菲特第二，巴菲特早期的投資，可能是靈活高效的策略，但是如今的巴菲特，則完全是美國資本主義的一個現世神，他就是市場信號本身。而這種地位是他和美國市場一同成長的回報，不知道中國這些自詡中國巴菲特的金融人士，是否愿意和中國市場一起成長呢？
自然，他們可以選擇潤去歐美，但是在如今的時代，他們顯然也不會被歐美當做自己人，白人maga大v指責幫助特朗普的中國潤人是間諜，已經成了某種日常話題。說到底，雖然這些金融人士打上了美國至上的鋼印很可悲，但是活在過去的幻影里邊的人又何止是他們呢？特朗普不就靠著活在過去幻影中的MAGA們登上了這個位置嗎？而很多歐美的左翼，從新自由主義的反對者，到面對特朗普時候，又變成了新自由主義這個舊制度的維護者，這不也是歷史的幻影嗎？
歷史的發展，有時候千年如同一日，有時候一日如同千年。在這樣的時刻，我們或許應該回顧歷史。對于全球化的反對，其實更早的時代就有苗頭了。或者我們應該說，對全球化的不滿和全球化本身是同時出生的雙生子，全球化雖然意味著更高的效率，但是同樣也帶來了巨大的不公平，這個問題是必須要去解決的。美國沒有能解決這個問題，于是全球化的崩塌加速了，只不過特朗普這個演員的出現，讓這一切以最夸張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或許有人對于民主黨有幻想，但是現實情況是，拜登四年幾乎沒有取消多少特朗普制定的關稅，如果說對華關稅不取消是為了打壓中國，但是對歐洲，對印度的關稅不取消，那就非常有意思了。而被認為立場接近社民的伯尼桑德斯，實際上也支持關稅，部分反對移民問題。對于全球化的不滿，不只是在特朗普一個人身上。
不管怎么說，全球化是有利于整個世界的，只是不應該以過往新自由主義的形式出現。未來不知道是在全球化支離破碎之后，建立起新的世界，還是由新興力量們對當下的全球化進行改良，但是不管是哪個未來，維護自身合理的利益，無疑都是最為正當的理由。而腦子里打上“美國治世”鋼印的那些人，終究要被時代所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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