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沒有祖國，決不能剝奪他們所沒有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0頁）。這是《共產黨宣言》講的。但是，這是不是就意味著，資本家沒有祖國呢？請看馬克思在“工人沒有祖國”之后緊接著又講了什么？他說，“因為無產階級首先必須取得政治統治，上升為民族的階級，把自身組織成為民族，所以它本身還是民族的”（注釋同前）。所以說，新中國的人民民主專政作為無產階級專政，首先是民族國家的，是維護最廣大中國人民的歷史的具體的利益的。
李嘉誠作為中國的大企業家，他的所作所為也必須接受國家利益的規制。損害國家利益的事情，中央政府當然要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堅決予以制止。所以，《大公報》連發兩篇社評，《莫天真，勿糊涂》、《偉大的企業家都是錚錚愛國者》，是適宜的、與人為善的。
目前適用于調查李嘉誠的《反壟斷法》，作為“法的關系”，“它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包括李家誠的私人財產在內的國內一切財產關系，是而且只能是初級階段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背后起決定作用的都是這個國家現階段的生產關系的總和，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這種經濟和政治制度，“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但是決不允許任何人和國內任何資本，與國際壟斷資本坑瀣一氣，淪為其附庸，把巴拿馬運河的港口，或者世界上其他的什么重要港口，變成美帝國海運霸權的戰略支點。
李嘉誠要一次性打包處理43個重要港口，這歸根于資本流動的趨利避害本質。不過是他在2019年香港黑暴中“黃臺之瓜，何堪再摘”的續寫，不過是從當年的“站暴徒”，變成了配合壟斷資本對國家稅收主權的規避，實質還是“買辦在當代的演繹”。
但是，正如無產階級“本身還是民族的”一樣，資本家也還是民族的。李嘉誠的確是資本人格化的代表，但是這不等于說資本家在國家利益面前，就沒有人格高下的區分。真正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民族資本家，從陳嘉庚到榮毅仁再到任正非，無一不是以首先對民族國家負責而流芳百世、永垂青史的。
對于那些口言善而身行惡的人，特不特區、內不內地都一樣。內地可以采取法律手段處置許家印這種謀求資本無序擴張的狂徒，香港的李嘉誠作為這個國家的公民，也決不是什么“鐵帽子王”。再大的貪官都要抓，不法資本家在時代發展面前又有幾斤幾兩重？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初期就已經建成，現在仍然在繼續鞏固和發展的社會主義基本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面前，根本就不存在脫離經濟基礎和政治制度的任何法外之人。官、商都一樣。新時代的自我革命，其對象當然包括黨的建設本身，同時涵蓋社會革命的所有歷史主體。
新時代的自我革命作為政治革命，根本服務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社會革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是要劃定在中國搞市場經濟的社會政治前提，澄清中國搞市場經濟的界限范圍。因為社會革命是生產方式的根本革命，資本生產方式作為歷史的具體的生產方式，本身一定是自我揚棄的。
這也進一步警示我們，階級決不僅僅是一個經濟范疇。標志馬克思“從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從革命民主主義向共產主義轉變”（《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1頁）的《論猶太人問題》，就“論述了資產階級政治革命的本質特征，揭示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歷史局限性和虛偽性，強調消滅私有制并對社會進行革命改造是實現人的解放的途徑”（注釋同前）。馬克思在文章中指出：“政治革命把市民生活分解成幾個組成部分，但沒有變革這些組成部分本身，沒有加以批判。它把市民社會，也就是把需要、勞動、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看做自己持續存在的基礎，看做無須進一步論證的前提，從而看做自己的自然基礎。最后，人，正像他是市民社會的成員一樣，被認為是本來意義上的人，與citoyen [公民]不同的homme [人]，因為他是具有感性的、單個的、直接存在的人，而政治人只是抽象的、人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現實的人只有以利己的個體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 [公民]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46頁）。就是說，馬克思用經濟范疇揭示出來的“現實的人”，“感性的、單個的、直接存在的人”，首先是以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所造就出來的市民社會即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作為自己的研究對象和前提條件的。由此得出的結論是，資產階級政治革命本身還不徹底，政治解放的“人只是抽象的、人為的人，寓意的人，法人。現實的人只有以利己的個體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真正的人只有以抽象的citoyen [公民]形式出現才可予以承認”。所以，市民社會的“需要、勞動、私人利益和私人權利等領域”，并不是“無須進一步論證的前提”，還需要變革市民社會，進一步展開對資本生產方式的社會革命改造。所以，馬克思揭示的經濟范疇，一開始就是把階級當成政治思想范疇看待的結果。作為對階級這一政治思想范疇進行政治經濟學考察的結果，經濟范疇揭示了階級這一政治思想范疇背后的生產關系的本質。馬克思由此稱“經濟范疇只不過是生產的社會關系的理論表現”。
社會主義革命作為生產關系的革命，就是要走資本生產方式自我否定的道路，以無產階級政治革命推動之。《共產黨宣言》講的就是這個根本道理。所以說，階級既是經濟范疇，同時始終是政治范疇。決不能在糾正階級斗爭擴大化錯誤之時，把階級局限在經濟范疇的運動上。決不能只強調經濟建設，同時忽視甚至不再從政治上看待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把階級僅僅只當成經濟范疇，那恰恰是馬克思所批判的資產階級政治家及其經濟學家的做法。僅僅從經濟范疇著手，就找不到遏止李嘉誠賣國行為的政治經濟學根據。他要買賣的都是他的資本，不理解資本的社會關系和生產關系的本質，不理解商品所蘊含的勞動二重性，那就只能脫離歷史的具體的人的活動去理解物與物的交換，就擺脫不掉商品拜物教，也就抓不住商品交換中價值形式的發展，就理解不透貨幣，就無法理解貨幣轉化為資本，就無法了解剩余價值的生產和資本的積累過程。作為人民民主國家，就無從控制資本永無止境的增殖。這就倒退到了古典政治經濟學水平，任由新殖民主義隨心所欲地宰割。
實際上，“工人沒有祖國”，強調的是“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由以反對資本無國界的擴張。而全世界的無產者要聯合起來，恰恰以無產階級的政治國家為前提，強調的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所以“工人沒有祖國”與無產階級的政治國家，二者是辯證地統一的。馬克思的書需要認真讀，需要深入到歷史本身特別是階級斗爭去抓住歷史活動的線索。對于李嘉誠這種資本家，階級分析始終是遏制其買辦本性的利器和法寶。對階級問題既要從經濟范疇把握，也要從政治思想范疇上看，新時代才能守住自己固有的思想政治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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