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殺的教訓”被美西方國家反復用來闡明對外干涉的合理性，成為其“長臂管轄”的道德合法性基礎。然而，從大屠殺歷史的原初處境來看，曾經漠視和拋棄歐洲猶太人的美西方國家，根本沒有資格歪曲和消費大屠殺記憶。
在國際輿論界，“大屠殺”特指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實施的系統性滅絕行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發生的浩劫。戰后半個多世紀，在美西方國家操縱下，大屠殺記憶產生深刻變化，從專屬于猶太人的民族性創傷，升格為西方乃至全人類的普遍性創傷，被視為人類苦難的重要象征符號。然而，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大屠殺的歷史教訓逐漸成為美西方霸權主義的道德武器。
戰時盟國對大屠殺袖手旁觀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和領導人因沒能在納粹屠殺猶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時采取適當營救行動而飽受指責與批評。據估計，開展救援行動并不會消耗多少戰爭資源，卻能拯救相當數量的被迫害者。當時，美英等國擔心猶太難民涌入可能造成社會問題，對于納粹德國迫害猶太人的行為基本只作口頭抗議。1938年7月6—15日，來自32個國家的代表在法國埃維昂召開國際會議討論猶太難民問題，史稱“埃維昂會議”（Evian Conference）。然而，盟國普遍不愿接受猶太難民，多米尼克共和國是會議上唯一愿意接納猶太難民的國家。美英兩國對猶太人的態度具有代表性，美國國務院在猶太難民獲取簽證方面設置多重障礙，美國媒體不愿公開報道納粹暴行，英國也持類似態度。為避免阿拉伯世界倒向德國一邊，英國非但沒有放寬猶太移民進入巴勒斯坦的限制，反而出臺《麥克唐納白皮書》，繼續收緊移民政策。
圖為表現戰時美國拒收猶太難民的漫畫 本文作者/供圖
從1942年初開始，盟國陸續收到有關納粹滅絕歐洲猶太人的可靠證據。從德占區出逃的波蘭流亡政府特工揚·卡爾斯基的報告十分重要，該報告提及納粹德國清洗華沙隔都，以及系統滅絕猶太人的行為，是西方有關大屠殺消息的重要來源。卡爾斯基被譽為傳播大屠殺消息的“信使”，隨后他與英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以及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會面，提供來自大屠殺親歷者的最早證詞，呼吁采取行動制止納粹的屠殺行為。羅斯福對大屠殺的消息不予重視，反而詢問波蘭馬匹的狀況。
從1942年4月到次年2月，英國情報部門陸續截獲和破譯德國秘密警察發出的電報，獲得包括10座集中營的囚犯人數和死亡人數的信息情報；成立于1941年的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報局前身）在1942年也獲悉有關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報告。盡管從多種情報來源獲得有關屠殺的準確信息，但兩國政府均不愿將其公開，他們擔心公眾的關注點會從對德戰爭轉到猶太人問題上。
隨著屠殺猶太人的消息不斷被披露，奧斯威辛集中營的滅絕行徑逐漸曝光于世。自1944年3月起，一些正義人士屢屢建議轟炸奧斯威辛。然而，在有能力對奧斯威辛采取空中打擊的情況下，美英軍方仍決定集中轟炸德國的城市和前線軍事目標。是否轟炸奧斯威辛不僅是技術問題，也是拷問盟國良知的道德問題。學者大衛·懷曼質問：“兩大西方民主國家的政府明明知道有個地方每30分鐘就有2000名無助者被屠殺，卻不去想方設法消除災難的根源，真是豈有此理。”
以大屠殺記憶形塑當代西方認同
戰后初期，歐美社會普遍對大屠殺采取回避態度。出于冷戰需要，西方國家有意將聯邦德國納入西方陣營，遂引導有關國家回避甚至壓制大屠殺記憶。于是，戰后初期的歐美社會對大屠殺保持心照不宣的“集體沉默”，當時甚至沒有指稱納粹滅絕行為的統一術語，“納粹大屠殺”（Holocaust）一詞直到20世紀60年代才被廣泛接受。此時，大屠殺的幸存者淪為“沉默的一代”，他們謹慎地將對大屠殺的恐懼深埋心底，許多幸存者的子女甚至不知道父輩曾經遭受的極度痛苦。
大屠殺進入公眾意識，與戰后幾次納粹戰犯審判事件密不可分。1961年的“艾希曼審判”（Eichmann Trial）影響重大，是戰后大屠殺創傷記憶的轉折點，很多在戰后成長起來的青年從此知曉了這場悲劇的恐怖真相，許多幸存者也站出來吐露悲慘經歷，特別是幸存者埃利·威塞爾出版的關于滅絕營的著作受到廣泛關注。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大屠殺記憶在大部分西方國家井噴式發展。原本與大屠殺沒有直接關聯的美國，積極將大屠殺內化為自身的創傷，促成國內大屠殺記憶高漲，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
其一，國家和各級政府積極倡導。1978年11月，時任美國總統吉米·卡特成立由威塞爾主持的大屠殺紀念總統委員會，該委員會建議在華盛頓特區建立國家大屠殺紀念館，隨后美國國會全票通過該法案。1993年4月22日，美國大屠殺紀念館落成并對外開放，紐約、洛杉磯和其他城市的至少20余座大屠殺紀念館也相繼建立。其二，有關大屠殺的電視劇、電影、紀錄片、小說在市場上風行。電視劇《大屠殺》（1978）和電影《辛德勒的名單》（1993）都引發強烈反響，1993年也被稱為“大屠殺年”。其三，大屠殺成為文教事業的重要內容。許多主流大學設立專門研究大屠殺歷史的講席教授職位，各級中學也開設大屠殺相關課程。以上現象即大屠殺記憶“美國化”。
在美國帶動下，西歐國家也開始重視大屠殺記憶。20世紀90年代，大屠殺記憶服務于打造歐洲共同記憶的政治目的，紀念和宣傳大屠殺成為加入歐盟的先決條件之一。1995年，歐洲議會宣布1月27日為全歐洲的大屠殺紀念日，與“歐洲日”一起被列入少數幾個共同的歐洲紀念日。一些跨國組織也積極推動大屠殺記憶“歐洲化”。2000年1月26—28日，由大屠殺國際行動委員會（ITF）推動，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有關大屠殺的國際會議，來自45個國家的領導人或高級官員和一些國際組織的近千名代表出席會議，威塞爾擔任大會榮譽主席。會議于1月27日通過《斯德哥爾摩國際大屠殺論壇宣言》，由23位國家元首、政府首腦及14位副總理或部長聯合簽署，成為歐盟有關大屠殺的奠基文件和綱領準則。
20世紀90年代，“美國化”和“歐洲化”的大屠殺記憶在二戰記憶中占據中心位置，成為宣揚西方文化統治地位的另一種機制。歐美地區以多種方式紀念大屠殺，還借助聯合國等國際平臺，把大屠殺記憶發展為一種世界性記憶（cosmopolitan memory）。2005年11月1日，聯合國宣布1月27日為“緬懷大屠殺受難者國際紀念日”，決定開展有關大屠殺的教育、紀念和研究活動。大屠殺記憶儼然成為一種“全球公民宗教”，但實際上，國際大屠殺記憶的歷史參考點和紀念優先事項無疑以美國和歐洲為中心。
隨著大屠殺記憶進入西方話語的中心，紀念大屠殺越來越成為西方陣營維持團結和增強凝聚力的重要紐帶，以及西方身份和價值觀的獨特標識，大屠殺從專屬于猶太人的獨特悲劇升格為西方世界的集體災難甚至全人類的共同災難。大屠殺記憶推動基督教世界與猶太人和解，被用于打造兩者共同的文化身份。一些學者提出“猶太—基督教傳統”（Judeo-Christian Tradition）概念，發掘猶太人與基督教世界共同堅持的某些價值觀念與行為準則。“猶太—基督教傳統”概念在冷戰期間廣泛流行，用以反對共產主義和無神論。歐美社會把猶太人界定為西方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打造猶太—基督教文化共同體，共同對抗非西方文明。
大屠殺記憶還逐漸被商品化和工具化。歐美知識精英和政界人士將其發展為一種產業，通過書籍、影片、網絡、海報、唱片等媒介大肆販賣苦難，以獲取經濟利益。猶太人的受害者形象被強制灌輸給民眾，博取同情，為猶太利益集團服務。學者諾曼·芬克爾斯坦把這些現象稱為“大屠殺產業”（Holocaust Industry），指出大屠殺記憶面臨的主要危險恰恰來自以大屠殺記憶守護者自居的人，這種“大屠殺產業”已經腐蝕了真實的記憶。實際上，大屠殺記憶的快速擴張取決于一套特定的西方中心主義經驗的普遍化，它是西方霸權在歷史話語領域的延伸。西方國家過分強調納粹大屠殺的代表性和重要性，從而遮蔽了人類歷史上與之類似的人道主義浩劫，特別是南京大屠殺。
以“大屠殺類比”推行霸權主義干涉
在美西方意識形態操控下，大屠殺已升格為西方歷史上共同經歷的“至暗時刻”及現代世界的中心悲劇，其道德教訓成為界定西方價值觀和政治目標的核心參照點。大屠殺成為極端邪惡的代名詞，引發“前所未有的政治和道德責任的普遍化”。美西方習慣對其他可能的種族清洗危險和人道主義災難（真實的或想象的）進行“大屠殺類比”（Holocaust analogy），肆意評判其他國家的價值觀和具體活動，并對所謂“邪惡國家”實施軍事干涉。
“大屠殺類比”認為大屠殺應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道德教訓，標榜“人權高于主權”，導致兩個嚴重后果：一是美西方國家鼓吹“道義責任”，打著避免所謂“人道主義災難”和“種族清洗”的旗號干涉他國事務；二是一邊倒地支持以色列，無論其行為是否正當合理。“大屠殺已成為美國生活中日常話語的重要組成部分。事實上，它已成為思考冷戰后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歷史類比之一。”
“大屠殺類比”的濫用表明，大屠殺記憶已淪為霸權主義的道德武器。美西方國家屢屢給對手扣上“納粹分子”或“邪惡國家”的帽子，利用大屠殺經驗中的表面教訓來動員公眾輿論支持“人道主義干涉”，以顯得“師出有名”。在20世紀90年代初的波斯尼亞危機和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中，“大屠殺類比”處處可見，在裹挾西方輿論和推動北約軍事干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進入21世紀，在支撐中東“反恐戰爭”的西方政治言論中，“大屠殺類比”依舊占據中心地位，為軍事干涉背書。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把“9·11”事件稱為發生在“美國本土的大屠殺”，并以防止“第二次大屠殺”為借口入侵阿富汗；在2003年3月美國入侵伊拉克的準備階段，威塞爾以1939年前的歐洲局勢類比伊拉克危機，稱“我認為當邪惡擁有力量并使用它時，我們有道德義務進行干涉”。美西方國家借用“大屠殺類比”和所謂“道德普遍主義”構建起“正邪對抗”的二元敘事，以“正義一方”自居，為實施軍事單邊主義行動和顛覆他國政權制造“合法依據”。
“大屠殺類比”的另一個作用是讓以色列得到美西方的偏袒和支持。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訪問以色列時強調，保護以色列安全是德國的歷史責任，也是德國“存在理由”（Staatsraison）的重要組成部分。西方領導人和知名公眾人物經常濫用“大屠殺類比”，為以色列針對巴勒斯坦的大規模暴力行為辯解。2023年10月7日，哈馬斯與以色列沖突爆發后，以色列駐聯合國大使埃爾丹、時任美國總統拜登、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等政客紛紛將哈馬斯的武裝行動比作“大屠殺”，把以色列對加沙的集體施暴歪曲成“文明”對“野蠻”的反擊。這些“大屠殺類比”拒絕從阿猶關系和巴以沖突的歷史經緯來審視當前問題。實際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75年的鳩占鵲巢、56年的軍事占領和16年的加沙封鎖，才是導致暴力沖突不斷惡化升級的癥結。巴以沖突沒有軍事解決方案，只有通過政治協商尋求出路，而美西方歪曲和錯用大屠殺記憶，執意以武力戰勝“邪惡”，只會使曠日持久的壓迫狀態永久化。
審視美西方國家解釋和運用“大屠殺類比”的方式，是理解其霸權世界觀邏輯的重要路徑。根據這種霸權世界觀的邏輯，西方陣營一直面臨著關乎人類命運的“生死抉擇”：要么抵制“邪惡”，“解放”受害者并促進“自由民主”；要么綏靖“邪惡”，任由“獨裁”和“壓迫”獲勝。這種霸權邏輯是“美國例外”論傳統神話的升級版，美西方自我標榜為人類“解放者”、“道德燈塔”和“自由世界領袖”，維護其全球霸權，打擊世界各地潛在的“邪惡勢力”。
作為當代國際政治中備受關注的議題，“大屠殺的教訓”被美西方國家反復用來闡明對外干涉的合理性，成為其“長臂管轄”的道德合法性基礎。然而，從大屠殺歷史的原初處境來看，曾經漠視和拋棄歐洲猶太人的美西方國家，根本沒有資格歪曲和消費大屠殺記憶。近幾十年來，美西方國家在南聯盟、阿富汗、伊拉克、蘇丹、利比亞等地，打著“人道主義”和“保護的責任”的旗號，用外交、經濟和武力等手段頻頻干涉他國內政。1994年的盧旺達大屠殺，其殘酷性比二戰后發生的任何其他暴力事件都更符合所謂大屠殺標準，卻沒有一個西方國家積極伸出援手。更有甚者，美西方國家以制止人道主義災難為名發動的軍事干涉，導致所在國家大量人員傷亡和大批平民流離失所，制造了更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究其本質，美西方濫用大屠殺記憶進行霸權擴張和利益攫取，以“人道主義”之名擾亂和破壞全球秩序，一再暴露出西方價值觀的虛偽性和雙重標準，這種罔顧事實、不負責任的霸權行徑終將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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