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偉大的遵義會議召開九十周年，很多老師、前輩、同志都撰寫了紀念遵義會議九十周年的文稿。作為著名黨史研究專家、中央文獻研究室副主任的石仲泉老前輩，在今年也撰寫了紀念遵義會議召開九十周年的文章。石老前輩這篇文章引用的史料，不可謂不豐富，這確實常人所難及。但是，我拜讀了石老前輩的作品之后，對其中的兩個觀點難以贊同。馬克思教導我們，共產黨人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雖然還是共青團員，但是也要用共產黨人的標準來要求自己。我希望通過這篇文章表達我的真實觀點、和石仲泉老前輩商榷。
石仲泉老前輩，您好！我和您商榷的第一個問題，就是評價湘江之戰的問題。
石老前輩，評價湘江之戰的時候，您在文章中引用了毛主席評價兩萬五千里長征的名言。主席說：“在轉移中，紅軍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們拿著整個局面中的這一方面來看，敵人是得到了暫時的部分的勝利，我們是遭遇了暫時的部分的失敗。這種說法對不對呢?我以為是對的，因為這是事實。但是有人說(例如張國燾):中央紅軍失敗了。這話對不對呢?不對。因為這不是事實。馬克思主義者看問題，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體。”“我們說，紅軍在一個方面(保持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在另一個方面(完成長征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敵人在一個方面(占領我軍原有陣地的方面)說來是勝利了，在另一個方面(實現‘圍剿’‘追剿’計劃的方面)說來是失敗了。這樣說才是恰當的，因為我們完成了長征。”（石仲泉：《周恩來與遵義會議的召開和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然后，您說：：“毛澤東對整個長征的評價可以作為評價湘江戰役的參考。”“就紅軍廣大指戰員方面說，盡第管付出了巨大犧牲……中央紅軍才突破蔣介石處心積慮設置的最后一道封鎖線，粉碎了他欲將紅軍置于死地的罪惡企圖。就此而言，浴血奮戰的紅軍‘是勝利了’。”（石仲泉：《周恩來與遵義會議的召開和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
石老前輩，您引用的毛主席的這段話，是毛主席對整個兩萬五千里長征的評價；但是您在引用了這句話之后，評價的對象卻變為了湘江之戰。主席說，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主席之所以說長征勝利，因為在長征的途中、在全黨全軍瀕臨滅亡的時候確立了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使全黨全軍絕地重生、轉危為安，從而在當時的條件下盡最大可能減少了我黨我軍的損失，這就是長征的主流，也就是“九個指頭”。然而，湘江之戰發生于確立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之前。當時正是因為湘江之戰的指揮者——博古為首的“三人團”背離了毛主席的正確軍事路線，導致紅軍損失慘重、遭到了建軍以來前所未有的最大災難性慘敗，從剛出中央蘇區時的八萬銳減到了三萬，損失數量遠遠大于保存數量、在當時條件下幾乎最大可能的增加了我黨我軍的損失。這無疑是一次慘重的失敗，而且是紅軍長征中的支流。石老前輩，晚輩認為，您引用毛主席對長征整體、主流的評價來評價湘江之戰這一長征的片段、支流，是比較難以理解的。就像毛主席說：“一個人受傷了，但是人還活著，人的整個身體是好的！”而石老您說：“一個人受傷了，他就應該受傷，他受的傷也是好的。”石老，您看，是不是這一道理呢？
關于湘江之戰，石老前輩，您說：“就此而言，湘江戰役是遵義會議實現偉大轉折的實際歷史起點，應辯證認識湘江戰役和它的重大歷史意義。”（石仲泉：《周恩來與遵義會議的召開和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這也是晚輩不太理解的。不可否認，湘江之戰的慘敗確實推動了周總理為代表的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覺醒，讓他們感受到了毛主席回歸的重要性。但是，我們是不是不能僅僅把湘江之戰犧牲的數萬紅軍烈士僅僅當作周總理為代表的一些中央領導同志覺醒的學費呢？唯物辯證法講矛盾的主次方面。湘江之戰的主要方面，是錯誤路線導致紅軍損失數量遠遠大于保存數量、導致紅軍逐漸到了瀕臨滅亡的地步，標志著王明路線的全面失敗。在這場極其慘烈的戰役中，大量紅軍烈士獻出了他們寶貴的生命，將湘江染成了紅色；在這場極其慘烈的戰役中，毛主席看著他親手栽培出來的年紀輕輕的紅軍娃娃們大量犧牲，悲痛欲絕，從此十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魚。石老前輩，請問我們評價湘江之戰的時候，是不是應該重點看湘江之戰的主要方面呢？如果不關注這一點，是不是對紅軍烈士的不尊重呢？所以，我非常希望石老前輩尊重湘江之戰犧牲的紅軍烈士、全面客觀的評價由于錯誤路線和博古為首的“三人團”錯誤指揮最終導致大量紅軍烈士付出了寶貴生命的慘重的失敗。石老前輩，請問是不是這個道理？
石仲泉老前輩，我和您商榷的第二個問題，就是關于遵義會議上毛主席和周總理發揮的作用的評價問題。
石老前輩，您說：“從遵義會議系列會議全過程看，他（周恩來。——引者注。）的作用超過王、張，從某種意義上說甚至起了決定性作用。”（石仲泉：《周恩來與遵義會議的召開和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也就是在您看來，在遵義會議之中對毛主席回歸紅軍領導地位起決定性作用的是周總理。但是，晚輩認為，在遵義會議中起決定作用的是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的毛主席。下面是晚輩的觀點的具體表述。
石老前輩，您說：“由于他（周恩來。——引者注。）的身份、資歷和影響比張聞天、王稼祥要大許多，他的這個態度對于遵義會議作出毛澤東擔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參與軍事領導的決定，無疑發揮了最重要影響。”（石仲泉：《周恩來與遵義會議的召開和紅軍長征的偉大勝利》）也就是在您看來，由于總理在當時是紅軍的軍事總負責，在軍事上擁有指揮權，所以他主動讓賢對遵義會議主席回歸領導崗位起了決定性作用。但是，晚輩認為，一個領導者的權力，來自組織集體內部多數成員的共識。只有一個領導者得到組織集體內部多數成員的衷心擁護，他名義上的權力才和他實際能發揮的權力相一致。舉一個歷史上的例子：東漢末年，漢獻帝名義上是可以號令一切的“天子”，但是他毫無實權，而東漢末年的杰出政治家曹操能挾天子以令諸侯。這是為什么呢？因為曹操得到了當時東漢集團的大多數成員的由衷支持、認可——共識在曹操那一邊，而不在漢獻帝那一邊。得不到組織集體多數成員的共識，也是中國古代出現很多“傀儡皇帝”的重要原因。
下面我們回到遵義會議權力交接問題的探討。眾所周知，周總理是“三人團”之中軍事上的總負責，是第五次反“圍剿”和血戰湘江兩次慘重失敗在軍事上的首要負責人。兩次慘敗，已經使包括周總理在內的、以博古為首的“三人團”在全黨全軍威信大減，紅軍將士們都盼望帶領他們天天打勝仗的“毛委員”重新回來帶他們走出黑暗。也就是說，當時周總理在軍事上已經失去了共識、已經失去了他繼續行使權力的最重要基礎。所以，周總理檢討、讓權是遵義會議的必然結果。不可否認，周總理在遵義會議表現遠遠比博古、李德要良好。但是，即便是非常不情愿交權的博古，由于大量慘敗導致他已經在全黨領導集體多數成員之中徹底喪失了威信，他退出紅軍領導崗位也成了必然。我們不排除確實為人民無私奉獻了一生的周總理胸襟寬廣、高風亮節，但是周總理的胸懷在遵義會議之中并沒有起決定作用。遵義會議的實質，就是毛主席重新回歸領導崗位成為了全黨全軍多數成員的共識。石老前輩，這就是我的觀點，請問是不是這個道理呢？
為什么晚輩說毛主席在遵義會議上起了決定性作用？用我們中國老祖宗的一句話，就是“千軍易得，一帥難求”。當時，黨中央和中央紅軍三萬人馬陷入了蔣介石集團40萬匪軍的全面包圍之中，可謂“敵軍圍困萬千重”。當時全黨全軍不缺求救者，只缺能救命者。當時情況下，唯有請多次以弱勝強、在兵力差距和武器差距都極其懸殊的情況下多次打敗蔣介石的軍事巨人毛澤東出來挽救革命、挽救黨、挽救紅軍，別無選擇。求救者有三萬多，挽救了大家生命的有一個；求救者是全黨全軍和整個中國革命，救命者則是毛主席。所以，晚輩認為，遵義會議發揮決定性作用者是挽救了黨、挽救了紅軍、挽救了中國革命的毛主席。石老前輩，請問是不是呢？石老前輩是資深老黨員，已有69年黨齡。共產黨人最講實事求是——我們應該實事求是的尊重挽救了革命挽救了黨的毛主席、實事求是的強調毛主席在遵義會議起了決定性作用，請問是不是這個道理呢？
石仲泉老前輩，以上就是晚輩希望和您商榷的內容。由衷希望您尊重湘江之戰犧牲的紅軍烈士、尊重挽救革命挽救黨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石老前輩，您在2023年撰寫的雄文——《最偉大的“戰神”：統帥抗美援朝戰爭的毛澤東》，客觀公正的展現了毛主席作為世界軍事第一人的無敵風采。
晚輩曾經多次拜讀此文，受益匪淺。晚輩希望以后看到更多的您寫的像《最偉大的“戰神”》一樣大力宣揚毛主席豐功偉績的文章，繼續客觀公正的呈現我黨我軍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歷史。以上是晚輩希望和您商榷的主要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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