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哀悼的意圖常常在于試圖使遺骸本體論化，使它出場，并且首先使通過辨認遺體和確定死者的墓地來進行。”
——雅克·德里達。
有的人嘲笑當代左派只會“哀悼”，不敢做出實際行動，也有的人歡呼“歷史已經終結”，馬克思主義乃至一切左翼敘事都失敗了。如果后者說的沒錯，那么正如前者所說，左派確實沒什么實際行動可做了。歷史還會繼續“前進”嗎？還會有下一次革命嗎？無論是革命者還是反革命者都難以說服對方，書籍上、報紙上到咖啡館里，嘈雜的論戰只起到一個作用：讓人們繼續說服自己，堅守立場。這是有意義的嗎？很難說。
那么，所謂的“哀悼”又有何意義？如果馬克思主義果然失敗了，在今天(3月18日)，巴黎公社運動的154周年紀念日，我們追憶、贊頌、緬懷那些“失敗的”革命者們有什么意義？一兩百年以來的全世界各地，無數共產主義者為了理想自甘付出了他們的生命，這一切是沒有意義的嗎？如果連數目如此之多的“人之死”這樣的事件都可以被無意義化，那如今這個“永遠拒絕革命”的社會又有什么意義可言？
有的人會說：“意義”不是必要的，即使新自由主義的敘事把“革命者”排除出人類生命權的范疇，也不影響它對所有當代人的合法性（即使我們所有當代人由之而來的歷史都不可避免的受到“革命者”的影響）。從最悲觀的角度來說，也許是這樣的，但這樣的說法實在太殘酷，我們本能的不愿意接受。我們說，意義是必要的，否則我們為什么而活？我們說，“哀悼”是有意義的，因為只要仍有人在“哀悼”，馬克思主義就遠遠沒有失敗。
“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游蕩。為了對這個幽靈進行神圣的圍剿，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派和德國的警察，都聯合起來了。”
——卡爾·馬克思。
何謂“幽靈”？顯然，幽靈由于其生理上的已死性而被剝奪了法理的生命權利。當我們對一個已經死了不止50年的作者的作品進行天馬行空的改動時，即使他像一個活著的幽靈一樣與我們對話著，他也已經完全喪失了著作權。因此幽靈是禁忌，是被褻瀆的存在，他們貌似是存活的，但我們必須要嚴格禁止他們的“存活”這一事。一個活人怎么能被剝奪生命權呢？然而我們確實已經這么剝奪了。人們害怕鬼，害怕幽靈的出現，害怕死人復生，因為人們早已強行剝奪了他們的生命權，人們負了債而不愿意償還。
德里達在《馬克思的幽靈》一書中提出的幽靈性大概就是這么一回事：幽靈既非生也非死，超越了這二元對立，永遠處于“到來中”的狀態。我們剛剛說，幽靈是債權人，無論是為理想獻身的革命者們，還是被資本主義社會間接逼死的各種弱勢群體，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已經背負了原初債務，所以它要盡可能的把受壓迫者排除出生命權的范疇，否則總有一天，幽靈要來討債。我們看到，在林肯正式為黑人賦予人權之前，奴隸主們并不因為自己肆意殺害黑奴而背負什么有效的債務。同樣的，工人們的工作權利被視為“自愿的契約形式”，當他們因為資本主義的周期性危機而遭到失業，最終被逼死的時候，資本家也同樣不背負什么有效的債務。
154年前，勇敢者們做了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在人類歷史上是頭一遭。七十多天之后他們遭到鎮壓，資產階級國家機器以“維護共和政體”為由獲得了被憲法所允許的超越憲法的權力，即阿甘本所說的“例外狀態”，這些勇敢者們的生命權被完全剝奪了，很多人未經嚴格的審判就直接遭到處決，即使每個公民平等的生命權是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合法性來源。資產階級抗拒幽靈的方式就是如此：我可以宣稱你并非公民或你沒有某項權利，這樣，你就無法成為我的債權人。
我們呼喚幽靈，所以我們哀悼。國家機器總是剝奪人們反抗它的合法性，近年來在網上被嚴重詼諧化的“光州民主化運動”就是如此。對當局的抗議被描述為叛國行為，這也是國家機器對暴力的合法壟斷的一個集中體現。革命的合法性從何而來？從哀悼而來。資本主義背負了無數血債卻想要全都否認，而我們要求的還債、制裁本就是資產階級法權的根據。前人已經推著我們走到這一步就已經沒有放棄的理由了，對人來說，最難受的事情莫過于自己干了一輩子的事業都是沒有意義的，他不希望后人覺得自己所做的一切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感同身受的他要去認可前人所做的一切。我們是如此，我們的前人是如此，我們都知道“無意義”的可能性，但沒有人愿意選擇這樣的結果。
巴黎公社運動在世界歷史的大地上砸出了一道深深的鴻溝，源源不絕的“幽靈性”就從中流溢而出。由于某種執念，人不甘于死，所以在身死之后才會變成幽靈。巴黎公社運動的幽靈見證著“未完成的正義”。還會有下一次革命嗎？這個問題是無法被解答的，因為當我們自以為得出某些結論的時候，原先的命題早已浮動到了另一個點位，就像幽靈總是嘗試附身某個身體，但當他奮起一躍的時候，那個身體已經移動到了另一個點位。
就這樣，幽靈永遠的“游蕩”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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