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氏長江和記刻意背叛中國人民，投降美國霸權，突然向貝萊德出售全球43個港口運營權一事，已經引起輿論大嘩。除舉國網友聲討李氏之外，中央港澳辦、駐港聯絡處、香港特區政府、香港主流媒體，均表達了對李氏家庭的憤慨。毫無疑問，這起交易將強力支撐美國霸權對全球航運的控制力，嚴重削弱中國對全球航運的影響，在美國霸權堅持“美國優先”“美國特殊”“長臂管轄”的霸權原則，不擇手段遏制打壓中國外貿的現實局勢下，李氏此舉將直接威脅我“一帶一路”戰略，沖擊中國對外貿易，甚至會從軍事上威脅我正在走向世界的海軍力量。
教訓是慘痛的，深刻的。
按照中國人民傳統的“舉一反三”“不二過”思想，除了立即采取一切措施阻止李氏勾結貝萊德進行的這起交易之外，我想，我們不應該僅僅停留在“一事一議”上，應該通過現象看本質，從李氏此案中吸取教訓。
第一，“引進外資”無異于自掘墳墓。早在毛主席時代，1956年10月，主席在視察深圳時，對當時中南區領導人關于的吸引港澳愛國商人投資的意見，就明確提出否定意見：我們只接受這些愛國商人把自己的外匯存儲在中國銀行的賬戶上，可以支付他們一些利潤，他們可以取走人民幣，也可以取走其他外匯，但是這些錢怎么花，他們不能過問。此后的二十年，中國堅持人民幣主權，基本上完全拒絕外來投資，僅僅開展一些僑匯業務，算是對海外華人華僑的照顧。但是，某個時期以來，中國采取了央行制度，推行不講主權的市場經濟，并發展金融市場，逐漸開放金融市場，將主權銀行股份化以引進國際戰略投資，允許外資金融機構在中國從事貨幣和金融業務。這些開放政策，讓李氏攫取了相當的人民主發行和流通控制權，短短數年，就把李氏培養成大財閥。
同樣，貝萊德的發展壯大，也離不開中國開放市場、開放金融。
這兩個受益于中國經濟開放的大財閥，是怎么回報中國開放政策的呢？在美國霸權收緊對中國的遏制，甚至美國霸權對我敵視態度越來發揮明顯的國際形勢之下，李氏居然背著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勾結貝萊德，把其全球43家港口出售給貝萊德，為美國霸權遏制國增加了一個重要手段。
是我們自己的開放市場、引進外資政策，成就了我們的這一對敵人，是我們“自作自受”。
諸如貝萊德和李氏這樣的外資財閥和買辦財閥，一邊因為中國的開放政策而發展壯大，發展壯大之后又立即加入美國霸權的陣營，回過頭來遏制中國的發展。這樣的財閥，恐怕不止這兩家吧？聯想算不算？XM算不算？高盛、摩根、先鋒、道富等算不算？總不能等到它們都變成李氏和貝萊德之后，再采取措施吧？
第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荒謬性。按照發揮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弘揚企業家精神，以及黨政分開、政企分開等流行一時的說法，李氏向貝萊德出售其港口業務，那當然體現了企業的市場主體地位，發揮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也當然是企業家精神的具體體現，黨及政權均無權干涉。那么，中國人民、中國政府，是不是只能坐等美國金融資本控制這43家港口之后，對中國航運進行制裁、限制、敲詐、勒索、干擾？
自2016年中國提出“做大做強做優國有企業和國有資本”以來，中國國有經濟的確有較大發展，取得了極大的成績，止住了衰退的趨勢。但是，與此同時，拋棄貨幣主權、金融主權、市場主權、經濟主權，把這些主權“全球化”、“國際化”，無償地奉送給相互勾結的國際金融資本和國內買辦資本，然后再為其提供“優化營商環境”，提供優惠政策。被中國“請進來”的國際金融資本與國內買辦資本相互勾結，深度參與到房地產、金融業、互聯網等產業，畸形擴張、野蠻增長，實際上與國有經濟、民族經濟形成了敵我性質的斗爭關系。平時，我們看不出這種斗爭，但在關鍵時刻，國際金融資本勾結國內資本，就會公然投靠霸權主義，威脅中國根本利益，破壞國家發展大戰略。
第三，資本無國界是欺騙性的。把投資作為拉動經濟的三駕馬車之一，宣揚資本推動經濟發展的人，也宣揚資本無國界，反對中國限制資本項目的理論和政策，鼓吹“金融國際化、金融市場化、金融法治化”，鼓吹“暢通國際國內金融資本流動渠道”，鼓勵國內優質企業到國際金融市場上融資和借外債，本質上是在放棄中國貨幣、金融、市場和經濟主權的同時，把這些主權奉送經國際國內金融資本，讓其寄生于中國經濟之上，做大做強，然后，再以“無國界”之名，把資金轉移到國外、境外，并購全球資源，遏制中國發展。
“資本無國界”，新自由主義的關鍵概念之一，被包裝成一個中性的概念，被鼓吹為一國經濟發展的必由之路，本質上卻是個奉送民族經濟利益、支撐國際金融資本控制的觀念，只有利于國際金融資本而不利于民族經濟的概念。一個主權國家，決不能允許這種所謂的中性概念，主權國家必須樹立貨幣、金融、市場、經濟主權意識，必須區分敵友，決不能淡化主權和利益，決不能自斷前途。
第四，經濟全球化、市場國際化是誤導性的。有這樣一種說法：不管是美資企業，還是合資企業，只要在中國經營，就是中國企業。李氏勾結貝萊德出售其港口業務一事，狠狠打了這種觀點一記耳光。“出水才見兩腳泥！”事實證明，李氏財閥及貝萊德這樣的皮包公司，在壓榨中國人民、利用中國市場、享受中國社會服務之后，在關鍵時刻背叛了中國人民，站到了中國人民的對立面，暴露了這類觀點及這些企業的買辦性、邪惡性。這就說明，所謂在中國經營的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究竟是不是“中國企業”，還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要以政治、政策、法律的手段，加以保證。
既然經濟全球化、市場國際化了，就不能講經濟主權、市場主權了，也就無所謂“中國企業”“外國企業”了。在拋棄這些主權之后，再強調什么無論外資企業、中資企業，只要在中國市場上經營，都是“中國企業”，那就是對中國人民根本利益的出賣和欺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方向的誤導。
第五，合作共贏是自欺欺人。所謂合作共贏，當然是與“朋友”合作共贏，不可能與帝國主義合作共贏。但在中國經濟理論、媒體輿論場上，所謂合作共贏，重點是與國際金融資本的“合作”與“共贏”，尤其是與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合作共贏”。我們把我們的貨幣發行和流通控制權、金融主權、市場主權、經濟主權，出讓一部分、大部分，給了美國華爾街金融資本及其扶植的買辦金融資本，讓他們發展壯大，我們于他們有恩、有利，我們指望我們的“合作”能夠換回他們與我們“共贏”。實際上，這是一種幻想，是“與虎謀皮”，是對帝國主義的一種幻想。對敵人的幻想，就是對人民的犯罪。
李氏向貝萊德出售其全球43個港口業務一事，充分證明，帝國主義、國際金融資本、買辦金融資本，無論我們向它們出讓多少主權，讓它們獲得多大利益，它們都不會與我們“共贏”，關鍵時刻，它們露出了毒蛇的牙齒，聯合起來扼殺我們。
第六，融入“國際社會”也是欺騙性的。革命的首要敵人是區分敵友。我們拒絕區分敵友，徹底清算敵友觀念，我們對公有制經濟、外資經濟、私有經濟一視同仁，我們甚至對華爾街金融資本及其扶植的買辦資本，甚至給予特別優惠。我們否定自己計劃經濟，弱化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我們開放市場，我們開放金融，我們按照國際金融資本的要求，“以開放促改革”，“與國際接軌”，我們成就了美國霸權三十多年的強大。但是，帝國主義并沒有放棄敵友觀念，并沒有把我們當作“朋友”。相反，它趁著中國淡化敵友觀念、淡化主權意識、拆除防范措施的絕佳時機，時時、處處、事事敵視中國，全面向中國各領域滲透控制，不擇手段干擾中國經濟發展，破壞經濟經濟獨立。平時，種種敵對行為，被買辦控制的主流媒體輿論掩蓋，誤導中國的發展方向，“維護中美關系大局”。但事實上敵友關系，從來沒有變化，所謂融入“國際社會”，其實是削足試履，是自我閹割，是誤入帝國主義設置的陷阱、圈套。
李氏“突發”向貝萊德出售其龐大的港口業務，打了中國政府、中國人民一個措手不及。“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世界即將重組，國際格局將發生深刻變化，各種力量在這場大考中都會表現出自己的本性。發生這樣的事，我想也難免。但是，“亡羊補牢，猶未為晚。”我希望壞事能夠變成好事，變成中國反思自己政治觀念、經濟觀念和相關政策的機會，反思以往犯過的錯誤，重整旗鼓，把這次事件，變成思想動員、查找問題、改正問題的機會，不能被同一塊磚頭絆倒兩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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