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按
今年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的九十五周年。在這里，出于左聯對自由、平等與人類解放所作的巨大貢獻與不懈努力，筆者向左聯的成員們致以敬意。
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矛盾沖突的時代。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威權派與民主派，國家主義與新自由主義以及諸如此類的文化的和意識形態的沖突，建構了我們的思想，建構了我們對于世界的基本觀念。文化，作為人們活生生的傳統與實踐，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被一大群知識分子抬高到不同尋常的地位。乃至于馬克思主義者們不得不重新思考整個上層建筑在人類歷史中究竟起到了如何重要的作用。任何人——假如想要超越舊的觀念，超越經濟決定論與生產決定論，在理論——這個決定了我們戰略和戰術的總指揮上，為社會主義開辟出一條新道路，就不能不關心新左翼對于文化研究乃至上層建筑基本理論的貢獻，就不能不關注那些沖在一線，為葛蘭西所說的戰壕和要塞添磚加瓦的群體——也就是知識分子（Intellectual）。
在下面這一系列文章中，筆者將闡釋上文所指的“知識分子”究竟是一些什么人，他們在我們社會中占據了如何的地位，以及革命的知識分子應該如何行動起來。我們將會看到，人人都可以是知識分子，而在未來的社會主義時期乃至無階級社會中，人人都必須成為知識分子。
前言
本文是一篇基于馬克思主義文化研究立場，對目前教育界所有的“學科化”傾向進行闡釋與批判，并以此說明知識分子進行“反學科”實踐之重要性和急迫性的文章。
每個經歷過義務教育的中國人都對我國學校中普遍實行的教育系統有著切身實地的體會。科學知識被分類為種種學科，文科與理科之間有著明確的間距，學生們要求在每個單獨的領域中解決某些固定問題?？鐚W科、多學科聯合的學習是極其少見的。學習這一任務，現在嚴重地脫離了社會實踐，使得學生群體呆在象牙塔中，一遍又一遍解決著某些特定問題。
在本篇文章中，我將闡釋這種分類方法與教育方法從所有證據那里都是站不住腳的。同時，我將復述文化霸權理論中“知識分子”與廣義上的專家的區別。
01
知識分子是什么？
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出生在十九世紀末的意大利的一個職員家庭。他于1913年參加意大利社會黨，1926年被法西斯迫害入獄，1937年在獄中逝世。葛蘭西繼承了馬基雅維利對于階級統治與意識形態的觀點，并寫下一系列文化研究手稿。后者傳播到世界各地，讓人們認識到文化霸權的存在。我們首先從這里開始考察。
在葛蘭西那里，上層建筑分為兩個部分：首先是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即一系列民間組織的集合，譬如工會、學校、教會、結社等；與之相對的是政治社會（即國家）包括軍隊、警察和各種暴力機關。知識分子在前者中掌控意識形態國家機器（AIE），就是說，生產文本、政治與各種觀念，牢牢的控制意識形態領導權，為統治階級服務，并從統治階級的立場上對各個群體進行再現。這兩個機構相互輔佐，同時運用“鎮壓性”的和“意識形態性”的機器進行統治。
文化霸權與國家的、強制性的手段存在根本的不同。意識形態并不是純粹強制的灌輸給各個階級，而是采取某種“勸說的”手段，通過廣泛的輿論，使大眾自然的（起碼它的本意是這樣做）接受統治階級的意識形態。這一過程相當反復無常，同時兼具進步與反動，革命與鎮壓，激進與保守，平等與專制等一切我們能夠看見的在歷史上無數次發生的階級斗爭現象。
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工人與資產階級之間，總是存在著廣泛的，道德和觀念上的斗爭。人們所關注的大眾文化，其本身就處處充滿各種矛盾沖突。我將廣義上的知識分子稱作意識形態觀念的生產者。這些人通過學校、報刊和影視一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源源不斷的完成生產關系的再生產。
我的結論是：知識分子與傳統意義上的專家（specialist）有很大差別。他們不僅是壟斷知識的人，并且通過教室、媒體、報刊、教會等手段，控制著思想和觀念的再生產。一個知識分子同時也是政治活動家、立法者、社會實踐家和階級斗爭參與者。為了更好的說明這一結論，我將首先闡述目前教育界和科學界已有的一個廣泛的異化網絡。我將其稱為學科主義。
02
學科主義、反學科與革命的知識分子
任何一個在現代社會中經歷過義務教育的人都知道，大學和研究所中的科學研究過程被分為種種學科，各個學科之間具有嚴格的定義與明確的界限，并且通過層層考試與分數來決定學生的水平高低。這一現象對于許多人來說是最為普遍和最為稀松平常、司空見慣的常識了。
常識！這個歷史的書櫥，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所創造出來的一系列防御工事中最根深蒂固的那一部分了。為了破除群眾心中的種種偏見、歧視和認為現代社會的一切事務全部“自然且永恒”，仿佛它們今天在這里存在著，今后也會永遠存在的觀念，不知道付出了多少流血犧牲。
事實上，我們只要稍微觀察便可知道，學科主義不過是人為的事情，并且不過是當前歷史語境下“暫時”存在著的事情。把人類迄今為止以來的一切科學分類為一個個小房間，并以此讓學生們限制在每個自身狹窄的領域，而對另一領域不聞不問，這樣的方法產生了多大的危害。正如保羅·皮克納所說：
“除非脫離純粹正式的、統計式的教育的衡量標準，很清楚，現代社會生產的只是異化的、私人化的、以及非文化的專家大軍，他們只在定義明確的狹窄領域里顯得淵博。這種專業的知識分子，與傳統意義上的關心整體問題的思想家不同，他們正在大量出現，以操作日益復雜的官僚的和工業的機器。而它的理性在品格上是工具性的，因此只適于完成部分任務而不能解決社會組織與政治方向中的根本性問題。”
鑒于已經有不少知識分子批判過工具理性主義的種種異化，我在這里不對專家們做出更多闡釋，而只觀察“學科化”對社會學科與人文學科的影響。第一，用自然客體來界定一門學科，包括簡單的劃分它們的界限，譬如文理兩科——這種方法缺乏說服性。一種特定的文本可以被多個學科納入分析范圍中，譬如《1844年經濟學手稿》既可以被政治經濟，也可以被哲學與語言學研究。一種科學產出在許多情況下并不是僅僅由某一學科單獨產出的。杜威·沃森是分子生物學家，而弗朗西斯·克里克擅長物理實驗；曼哈頓計劃由一系列數學家、物理學家、工程師和化學家展開；尤為重要的一點是，各學科自身處在不斷運動和變化的階段，包括它們的研究范圍、對象、方法和結構。一些新興學科近年來異軍突起，另一些傳統學科卻趨于消亡。
學術研究存在一系列標準化和同質化的方法，這些方法針對特定的問題，傾向于用傳統的理論和狹窄的視野將研究限制在一個小小區間上。只有遵從這些主流學術話語的規范，一個研究者才能被稱為專業的。所有這些話語結構不過是為生產大批專家服務的。
在這里，我并沒有否認學術規范本身在自然科學范圍內發揮的作用。的確，只有實行這一系列規范，學術偏差才能被限制在一定范圍內；我所批判的是這樣一種廣泛存在的傾向：拒絕批判性和自我否認的語句，盡力擺脫自身的歷史與自然背景，將研究者限制在象牙塔內而拒絕社會實踐——即與公眾領域隔離開來。
大學是學科化的主要陣地。主流的大學每時每刻都在生產大批脫離群眾的、異化的、無意識的專家群體，這些專家又反過來保衛學科化和統治階級。保守的知識分子們作為主流階級意識形態的再生產的保障人員，在社會的各個領域創造了一系列有利于統治階級的政治的和經濟的觀念。復述唯物主義的古言古語，徹底拋棄馬克思主義中作為行動指南的那部分，是這類人的最常見的特征了。
在這里，我們已經看到了革命的知識分子與專家的第二個區別：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進軍公共領域，即使這些公共領域是學科化的。必須將自身的所學與社會實踐廣泛結合起來，前往媒體、報刊、影視、網絡等等結構，廣泛地進行反學科的斗爭，并以此培養被剝削階級的階級意識。
我們的工作不是私密的，而是社會的；不是為某些特定問題服務的，而是為整個社會的進步服務的。一個革命的知識分子應當在否定與懷疑中前進。他認知，分清社會結構的本質，時時刻刻為著反對學科主義，反對目前為剝削階級所服務的學術規范。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就必須生產出一系列與群眾相結合的，與公眾領域接軌的學會、研究協會、學術聯盟甚至政黨。
在整個馬克思主義研究史上，已經出現了無數個有意和無意的反學科實踐。在本文的下一篇中，我將試圖探討這些觀點與文化研究的關系，以及與群眾的關系，并試圖從更深一層討論反學科在歷史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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