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歲的李嘉誠以228億美元（約合1657億元人民幣）的價格，將旗下43個海外港口打包賣給美國貝萊德財團，其中包括巴拿馬運河兩端的戰略港口。特朗普宣稱此為“對華競爭勝利”。
特朗普在國會演講公開宣稱奪回巴拿馬運河控制權，而巴拿馬運河掌控著全球6%的海運貿易量，承擔著中國對美貿易接近1/3的貨運量。拿下巴拿馬運河控制權之后，美國政府就可以對中國船只“下手”。
美國貿易辦在2月底的提案中提到：中國船只進入美國港口都要繳納最高100萬美元的單次港口“準入費”，或是對進入美國港口的每艘船舶上每噸貨物收取1000美元的費用。此外，進入美國港口的中國制造船只單次最高收取150萬美元的所謂“服務費”，而且，只要運營商旗下有中國制造的船舶或者訂購了中國制造的船舶，就要按比例每次征收最高150萬美元的費用……
哪怕按照資產階級“普世價值”的評價標準，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也是赤裸裸的搶劫行徑，毫無正義可言。
出身廣東潮汕，在中國香港完成資本原始積累，背靠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憑借政商關系在大陸低價拿地、長期囤地、低買高賣，從而實現暴富的李嘉誠，此詞對特朗普政府毫不猶豫的下跪行為，無疑是對祖國的背叛。
有人拿愛國華僑陳嘉庚為共產黨籌集錢款與物資支援中國抗日，愛國商人霍英東在抗美援朝時期頂著英國封鎖為中國運送物資，與李嘉誠背叛祖國的行為進行對比，從道德上譴責李嘉誠，這是遠遠不夠的。
別忘了十年之前，輿論是怎么吹捧李嘉誠，把李嘉誠樹立為成功學典范的。
是李嘉誠變了嗎？
并不是！
李嘉誠的做法完全符合資產階級的本性，在兩大巨頭之間選邊站隊，只要對自家有利；而陳嘉庚、霍英東的做法損害了私人利益，是背離了資產階級本性的。
對為一個階級而言，陳嘉庚、霍英東只是個例，而李嘉誠才是普遍的存在！
對于人民群眾而言，認清李嘉誠現象的本質，遠比從道德對李嘉誠進行無效譴責更有意義。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工人沒有祖國”，因為無產階級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是被壓迫階級，無法共享處于統治地位的資產階級所定義的“民族利益”。
當經濟危機發生時，資產階級政府會通過削減福利、壓低工資等手段向無產階級轉嫁危機，卻打著“保衛祖國經濟”的旗號忽悠工人吃苦耐勞；
當資產階級對外發動戰爭攫取利益的時候，同樣會操持“愛國”話術忽悠無產階級上戰場當炮灰。
無產階級的出路只有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推翻資本主義制度，才能實現根本解放;
不過，馬列主義并未否定民族解放斗爭，列寧指出，被壓迫民族的反帝斗爭是“世界社會主義革命的一部分”。
馬克思也在《共產黨宣言》中指出：“現代的國家政權不過是管理整個資產階級共同事務的委員會”。
資本家的確需要通過國家法律、軍隊、意識形態等手段鞏固自身利益，但是資本追求無限增殖的欲望驅動資本家突破一切地理和民族限制。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強調，資本“力求摧毀交往即交換的一切地方限制，征服整個地球作為它的市場”。資本家對利潤的追逐必然超越單一國家的疆域，形成跨國壟斷資本。
當資本擴張與某一國家的利益沖突時（比如為降低成本而轉移產業、逃避稅收或支持外國勢力），資本家會毫不猶豫地出賣“祖國”利益，因為國家不過是其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暫時工具。
殖民地時期，買辦資本家依附于外國資本，成為帝國主義代理人的典型；和平時期，資本家通過離岸公司尋求“稅收洼地”，背叛本國工人利益、向低工資國家和地區進行“產業轉移”，是常規操作；一戰中歐洲軍火商向交戰雙方出售武器，二戰時美國壟斷資本向日本法西斯大量出售戰略物資，當代軍工復合體通過挑動地區沖突攫取暴利。
這一樁樁一件件均印證了資本家為了一己之私不會顧及所謂的“祖國與民族的利益”。人們或許可以舉出多位民族資本家“實業救國”、支援抗日的愛國事跡，但也改變不了上海灘的資本家紛紛投靠日本帝國主義的事實。
李嘉誠家族自2010年代起逐步減持內地資產，轉而大規模投資英國、歐盟及北美市場。你可以嘲笑李嘉誠投美就好比1949年加入國民黨，但對于資本家而言，“風水輪流轉”，郭臺銘們如今過得很滋潤。
李嘉誠就是這么選擇的。
對于勞動人民而言，只有消滅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終結“資本無國界，人民有枷鎖”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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