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閉幕的“兩會”有兩個代表人物非常受關注。一個是大寨當今的社會主義道路的帶頭人郭鳳蓮。另一個是河南省濮陽市濮陽縣西辛莊黨支部書記李連成。關于李連成自1991年帶領西辛莊農民走集體化道路共同富裕的先進事跡媒體上報道非常之多，筆者這里不再贅述了。筆者這里思考的是為什么李連成能夠帶領農民通過集體化道路致富？根本原因是什么？
筆者在閱讀有關報道中，這樣描述李連成，他“在30多年前提出了一個令人瞠目的理念——‘干部要帶頭吃虧’”，這就是他的“甘于奉獻，勇于吃虧”精神。也就是根本原因
“干部要帶頭吃虧”這不是一句空洞的口號。上世紀90年代初，李連成將自己年收入3萬元的蔬菜大棚無償轉讓給了村里最貧困的三戶人家，這在當時堪稱“壯舉”，相當于一個普通工人十幾年的工資總和。……。
由李連成的這種精神筆者馬上聯想到馬克思主義的人性理論。最近筆者在網絡上給紅色網友講解馬克思主義的人的本質觀，強調人的本質、人性的三層含義；一是人是勞動實踐的人，二是人在勞動實踐中結成一定的生產關系等多種社會關系，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三是人是具體的歷史的人，在階級社會里主要表現為階級性。恩格斯曾經說，在資本主義社會里，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人，也就是兩種根本對立的人性。《共產黨宣言》講的“兩個絕大多數”和“兩個少數”的對立（“過去的一切運動都是少數人的，或者為少數人的運動。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實際就是無產階級的階級性與資產階級階級性的根本對立。列寧十月革命奪取政權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之后，面臨農民這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農民不同于工人階級，那么如何認識農民的階級本性呢？列寧在《無產階級專政時代的經濟和政治》一文中講道：“無產階級應當把勞動者農民和私有者農民，即把種地的農民和經商的農民、勞動的農民和投機的農民區別開來，劃分開來。這種劃分就是社會主義的全部實質所在。”列寧還說：“勞動農民歷來都受地主、資本家、商人、投機者和他們的國家的壓迫。多少世紀以來，勞動農民養成了一種敵視和仇恨這些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實際生活所給予的這種‘教育’使農民不得不尋求同工人結成聯盟來反對資本家，反對投機者，反對商人。”“這種農民是勞動農民，是社會主義工人真正的同志，是他最可靠的同盟者，是他在反資本壓迫斗爭中的親兄弟。”同時列寧也承認農民作為小生產者，也有自發資本主義的傾向。“經濟環境，商品經濟的環境，又必然使農民（不是任何時候，而是在大多數情況下）成為商人和投機者。”少數農民“卻利用城市工人的饑餓和困苦，非法地按相當于國家價格十倍的高價，出賣了4000萬普特糧食，他們欺騙國家，使蒙騙、掠奪和欺詐勾當在各地應運而生并且日益猖獗——這種農民是投機者，是資本家的同盟者，是工人的階級敵人，是剝削者。”
列寧這種對農民的階級屬性的分析完全適用于翻身解放了的新中國，也適用于當代中國。毛主席完全承認中國的農民身上也存在極其嚴重的小資產階級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但毛主席始終認為，這不是中國農民的本質屬性、階級屬性，而是枝節、實例。中國農民如列寧所說的，他們在舊社會受地主階級和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他們對舊中國、對地主和資本家“也養成一種敵視和仇恨壓迫者和剝削者的心理”。他們也是工人階級的真正同志和最可靠的同盟者，是反壓迫斗爭的親兄弟。他們堅決擁護共產黨、毛主席的領導，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道路。他們中的許多積極分子接受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教育，也成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終身的先鋒戰士。這是中國農民的本質、主流，最閃光的因素，也是中國農民的階級本性的真正表現。
毛主席在實踐中特別注意發現和弘揚農民身上的閃光點和其階級本性。1955年農業合作化時期毛主席號召全國學習河北省遵化縣王國藩的“窮棒子”精神。這個合作社二十三戶貧農只有三條驢腿，被稱為“窮棒子社”他們用自己的努力，在三年時間內，“從山上取來”了大批的生產資料，使得有些參觀的人感動得下淚。毛主席說：“我看這就是我們整個國家的形象。難道六萬萬窮棒子不能在幾十年內，由于自己的努力，變成一個社會主義的又富又強的國家嗎？社會的財富是工人、農民和勞動知識分子自己創造的。只要這些人掌握了自己的命運，又有一條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路線，不是回避問題，而是用積極的態度去解決問題，任何人間的困難總是可以解決的。”1958年，毛主席又高度贊揚一個苦戰二年改變了面貌的合作社即河南省封丘縣崔希彥領導的應舉合作社，他為此專門寫文章《介紹一個合作社》，高度贊揚“人多議論多，熱氣高，干勁大。從來也沒有看見人民群眾像現在這樣精神振奮，斗志昂揚，意氣風發。”“中國六億人口的顯著特點是一窮二白。這些看起來是壞事，其實是好事。窮則思變，要干，要革命。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好寫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畫最新最美的畫圖。”60年代，毛主席又樹立了農業戰線的一面旗幟山西省昔陽縣陳永貴領導的大寨大隊，號召全國“農業學大寨”。他們都是毛澤東時代農民階級本性的典型代表。
改革開放以后，面臨著農村私有化的波濤洶涌的浪潮，華西村吳仁寶、周家莊雷金河、劉莊史來賀、南街村王宏斌以及全國近2000個大隊的黨的基層領導敢于反潮流，堅持帶領村民走集體化道路，走上共同富裕。今年“兩會”又突出報道了西辛莊黨支部書記李連成同志的先進事跡及其“甘于奉獻，勇于吃虧”精神。這不與王宏斌同志的“傻子”“二百五”精神異曲同工嗎！不就是《宣言》中“兩個絕大多數”和毛主席的“為人民服務”精神的具體化、形象化嗎？他們不是純粹的個人，而是翻身解放了的中國當代農民階級的階級本性。浩然同志的小說《艷陽天》“金光大道”正是對農民這種階級本性的最形象、最具體、最深刻、最典型的描繪、謳歌和發揚光大。
但毛主席如同列寧一樣，也正視和承認農民作為小生產者自發存在的資本主義傾向及其對干部隊伍的侵害和腐蝕作用。他多次指出，這種小生產方式的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是社會主義歷史階段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的主要原因之一。所以毛主席特別強調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反復多次強調要加強對農民的思想政治教育，政治工作是一切經濟工作的生命線，要積極引導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但是不能不正視和承認的客觀事實是，毛主席去世之后，我們黨放棄了“階級斗爭為綱”思想，放棄了“政治掛帥”思想，任憑和縱容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思潮包括農民身上的自發資本主義傾向的嚴重泛濫，且把這種錯誤思想和行為視為所謂“人性”為之創造條件，大開綠燈。某些學者在公開媒體上大批特批列寧和毛主席關于“小生產方式自產資本主義傾向”的科學論斷。他們樹立的所謂“敢為人先”的小崗村改革典型，實則是打著“人本性自私”思想旗幟，是重蹈幾千年封建社會農民私有化的老路，是少數農民私有觀念的極度膨脹。他們人人怕吃虧，干部更怕吃虧，實際是他們人人想占便宜。這與李連成的思想形成鮮明的對照。十八個手印之一的嚴某某在2008年人民網訪談節目中，就公開承認他們分田到戶的動機就是“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多年擔任小崗村黨支部書記的沈浩同志在日記中就談到，小崗村的深層次根源就是村干部的自私自利思想。這種思想絕對不是翻身解放的中國廣大農民的本質、本性，而是落后農民作為小生產者自身存在的極其嚴重的自私自利觀念。他們分田到戶之前之所以貧窮、討飯，根本原因絕對不是人民公社集體化道路，而是他們作為私有者的“人人怕吃虧、人人想占便宜”導致的懶惰、懶散作風。說明當地黨的各級組織把農民身上的這種私有觀念也看作本質、本性、人性，完全放棄了對他們的思想教育工作。他們之所以樹立這種典型，說明他們本身包括中央和省部級領導自己就是信奉“人性自私論”，就是典型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和人生觀，就是有意無意地要把新中國的農民引入到資本主義的邪路上去。這種小生產者自私觀念在“改革開放”中的膨脹，不僅表現在小崗村的改革方向，也在農民中直接間接涌現出極其之多的依靠不正當手段的暴富者，那個吃人肉、喝人血的許家印就是農民身上自發資本主義傾向導致的典型表現。
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本標準、最終標準，中國四十多年的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踐已經充分證明，以小崗村為代表的以遷就、助長、縱容農民身上的所謂“人性”即自發的資本主義傾向發家致富的道路已經給中國農民和中國經濟發展帶來了極其嚴重的危害和損失，證明了這是一條不歸之路、死亡之路。只有以陳永貴、雷金河、吳仁寶、王宏斌、史來賀、郭鳳蓮、李連成為代表的農民的階級本性所選擇的社會主義道路才是中國最廣大農民和人民的真正的金光大道。
2025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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