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88年前的今天，1937年3月6日 (農歷正月廿四)，老舍發表長篇小說《駱駝祥子》。 《駱駝祥子》是老舍的經典代表作，是一部描繪舊社會底層人民苦難生活的現實主義長篇小說。小說以北平的車夫祥子為主角，通過他的命運沉浮，勾勒出那個時代的社會風貌，并深刻揭示了個人奮斗在黑暗社會環境中的無奈與悲劇。今天，我們回到了舊社會，讓我們回望離我們更近的九十年前，再一次探尋階級社會仇。
祥子，一個來自鄉間的年輕人，懷揣著對美好生活的憧憬，憑借堅韌不拔的意志，在城里做起了人力車夫。他的夢想很簡單，就是靠自己的辛勤勞動，攢錢買一輛屬于自己的車，從此過上自食其力、獨立自主的生活。他的汗水澆灌著希望，他的步履丈量著夢想，三年的辛勞終于換來了一輛新車。然而，好景不長，軍閥的亂兵無情地奪走了他的勞動成果，他被迫重新回到赤貧的境地。
不甘失敗的祥子并未被現實打倒，他仍然咬緊牙關，繼續努力。然而，這個社會卻一次次地將他推向深淵。被孫偵探敲詐、被虎妞脅迫結婚、孩子未出世便胎死腹中，一連串的打擊讓祥子苦不堪言。他的夢想被踐踏，他的意志被摧毀，他的希望最終被黑暗吞噬。曾經意氣風發的祥子，逐漸變成了一個渾渾噩噩、茍且度日的人，徹底墮落為一個行尸走肉。
小說不僅描繪了祥子個人的悲劇命運，更展現了舊社會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迫。祥子的三起三落，象征著那個時代千千萬萬底層人民的掙扎與無奈。在那個黑暗的社會環境里，個人奮斗往往抵不過社會的無情碾壓，祥子的悲劇便是整個時代悲劇的縮影。
老舍以冷峻而富有同情心的筆觸，刻畫了祥子的變化過程。從最初的堅韌、勤勞，到中期的掙扎、痛苦，最終淪為墮落、麻木，這一過程極具震撼力，令人扼腕嘆息。同時，小說中的配角如精明世故的劉四爺、潑辣而又命運悲慘的虎妞、善良但脆弱的小福子，都各具特色，他們的命運同樣折射出那個時代的黑暗與無助。
《駱駝祥子》不僅是對一個人的悲劇描寫，更是對整個舊社會環境的無情控訴。它以細膩而真實的筆觸，記錄了那個時代勞動人民的掙扎和吶喊，使人們深刻反思社會的不公與命運的無常。老舍寫道：“苦人的懶是努力而落了空的自然結果，苦人的耍刺兒含有一些公理。”又說：“人把自己從野獸中提拔出，可是到現在人還把自己的同類驅到野獸里去。祥子還在那文化之城，可是變成了走獸，一點也不是他自己的過錯。”
創作出《駱駝祥子》的老舍，其本身也是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轉向無產階級文藝戰士的一生。
初識老舍：風雨人生的起點
老舍，本名舒慶春，字舍予，筆名“老舍”，1899年2月3日生于北京。因誕生在立春時節，父母賜名“慶春”。出身于滿族八旗家庭的他，從小便飽嘗家破人亡之苦——父親在八國聯軍攻北京時犧牲，家中全靠母親洗衣為生。1913年，他以公費生身份考入北京師范學院；1924年，他遠赴英國，成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的講師。在這段海外求學經歷中，他廣泛閱讀從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到但丁、狄更斯、莫泊桑等西方名著，曾一度迷戀但丁的《神曲》，想從中體悟偉大文藝的真諦。
文學之路：幽默與諷刺的探求
1925年，老舍拿起筆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其處女作《老張的哲學》便以一個只信金錢的老北京小人物為原型，描繪了他那充滿荒誕和諷刺意味的“哲學”——一切都得圍繞金錢轉動。小說行文幽默自如，既帶著玩味又不失尖銳。不久，這部小說便隨手寄出，并由朋友轉呈給當時已轉向雜文批判的魯迅。隨后，老舍又完成了以20年代大學校園為背景的長篇《趙子曰》，書中刻畫了那一群只顧吃喝玩樂、甚至連教授也渾渾噩噩的大學師生，盡管這種“快樂主義”的筆調一度遭到新文學主流的非議，但他毫不在意，認為幽默本就因人而異。
1928年，他創作了第三部長篇小說《二馬》，以更為成熟的筆觸揭示了因貧窮而受盡蔑視的中國人處境。老舍慨嘆：若一個民族終日沉睡，不愿掙扎，就永遠只能任人宰割；只有覺醒，挺起脊梁，方能改變命運。
在英國的五年時光里，這位年近三十、初次嘗試小說創作的作家，便憑借獨特的幽默諷刺風格寫就了三部長篇作品，漸漸在市場上嶄露頭角。他認為小說不僅是記錄人類生活經驗的載體，更是關照自身和社會的鏡子，盡管創作中流露出的快樂背后往往隱藏著一抹沉郁。
回國建功：從講臺到文壇全職創作
1936年，老舍回國后在山東齊魯大學任教，期間以“53慘案”為背景創作了《大明湖》，書中描繪了一對因貧困而被迫淪落的母女，其悲慘命運折射出國家與民族的危機。緊接著，他又用寓言手法創作了《貓城記》，借火星異境映射現實中因內耗和外侮而走向滅亡的國運。
抗戰全面爆發前夕，老舍已有十年寫作經驗，長篇小說數量達七部，但他始終保持著獨立創作的姿態——無黨無派，淡然于文壇中心之外。1936年夏，他辭去教職，全身心投入寫作。就在這一年，魯迅辭世不久，經典小說《駱駝祥子》問世。書中的主人公——一個從鄉間來到城市、靠拉車為生的年輕人，懷揣著擁有一輛屬于自己的車的夢想，艱難跋涉于生活的旋渦中。然而，一連串的不幸接踵而至：新車被搶、家破人亡、夢想幻滅……老舍不僅刻畫了祥子個人的悲劇，更折射出老北京底層社會的無奈和扭曲，諷刺了國民性中的種種弱點。
抗戰歲月與新中國的曙光
1939年，老舍逐漸放下自命清高的姿態，毅然投身抗戰洪流。在武漢三鎮，他與眾人合力成立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并當選為總務部主任。在這段歲月里，他以恢宏的氣勢寫下了巨著《四世同堂》：一部講述一個原本安穩的四代同堂大家族因日寇入侵而走向滅亡的悲壯史詩。1946年，應邀赴美講學期間，他完成了《四世同堂》的最后創作部分，其作品也由此遠播海外，成為中外讀者爭相傳閱的佳作。
老舍對美好生活滿懷熱望，他曾寫道：人就像一只自由的鳥，雖努力飛翔，終難逃世道的無奈；正如雨水既下在富人也降在窮人身上，但公正卻并非自然而然。正是這種對公平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使他在美國期間創作出《古書藝人》等新作，并使《駱駝祥子》和《離婚》等作品登上暢銷書榜，令西方讀者贊嘆不已。
新中國成立后，老舍懷著對祖國的深情回到故土。剛踏上闊別已久的北京土地，他便用“狂喜”二字形容自己的心情，與失散多年的親人團聚，共享翻身解放的喜悅。1950年，新中國的第一個元旦，他揮毫寫下《太平歌詞》，迎接新年的曙光；同年，他又用在海外積攢的版稅，購置了一座四合院，為自己安下了溫馨的居所。他不僅創作了大量話劇、相聲、快板和太平歌詞，鼓舞群眾投身建設，還在1950年夏天創作了《龍須溝》，以市井小巷中勞動人民的生活真實反映新中國的進步與變革。1950年5月28日，北京市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開幕，老舍被推舉為大會執行主席。6月5日，他當選為北京市文聯主席。1950年10月1日，是老舍回國后的第一個國慶節。在這一天，他寫道：“我的喜悅變成一團火，燃燒著我的心，催著我寫作。了解舊社會習性的老舍支持那些有勇氣、有決心改變社會現狀的人。這時的老舍真心信奉文藝，為工農兵服務。”老舍說：“以一部分勞動人民現有的文化水平來講，閱讀小說也許多少還有困難，只要人民需要的，我就肯寫。”
由資產階級作家蛻變為無產階級文藝戰士
1956年，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激發了老舍長久沉淀的創作靈感。短短三個月，他便寫出了三幕劇《茶館》，這部作品以逾七十位人物和近半個世紀的歷史為背景，展示了新中國歷史文化生活的真諦。1957年，在反右運動中，他針鋒相對地批判了文藝界中的右派分子，并于當年7月在《文匯報》上發表了題為《創作的自由》的文章，論述了創作與思想自由的辯證關系。他說：“有人說，創作必須自由，不受任何干涉。這似乎是說，作家亦有絕對的自由，否則很難創作。可是，世界上從古至今有沒有絕對的自由呢？沒有。絕對自由只是個抽象名詞。一個人若真的有了絕對自由，別人就必定吃不消。在我們的社會里，有人若寫出反社會主義的作品，人民便不答應。”
然而，在同年8月的作協擴大會議上，老舍針對丁玲的反黨言論毫不留情地發聲，直言“來參加這個會，丁玲同志，我不是抱著幸災樂禍看熱鬧的態度，我以前尊敬過你，我愛黨愛作協，但是你反黨破壞團結，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為你是政績文學，沒有你不行，我看沒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過自新。一個黨員而又極端的個人主義就不能不反常。我希望你改過自新。說實話吧，別顧面子，面子不過是臉皮那么厚薄，掩蓋不住骯臟的靈魂。丁玲同志，洗干凈靈魂吧。”8月20日，他又猛烈抨擊吳祖光偽裝與兩面派作風，認為其言行不只是思想問題，而是將會引發嚴重的政治后果。老舍的直率與尖銳，使他在政治斗爭中始終保持著批判的鋒芒。
回顧老舍的創作生涯，他的作品無不充滿對黨的熱愛，對社會主義的謳歌，對勞動人民的深情厚誼。他用自己的筆，塑造了一批忠誠于黨、歌頌社會主義、反映人民生活的經典形象。在話劇《女店員》中，陶月明面對抉擇時，余志芳擲地有聲地說道：“你要站，能不站在黨這邊嗎？”在《全家福》中，劇中人物更是滿懷激情地高呼：“黨和毛主席是我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老舍以筆為槍，為時代吶喊，為革命發聲，他的作品深受工農大眾的喜愛，并且在社會主義文藝建設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他創作的歌頌社會主義建設的話劇《龍須溝》，不僅展現了新社會帶來的翻天覆地的變化，更讓他成為新中國首位獲得“人民藝術家”稱號的小說作家，這是黨和人民對他卓越貢獻的高度認可。
老舍以一生踐行了對黨的忠誠，對革命的熱愛，對人民的承諾。他的生命雖短暫，但他的精神永存。正如他生前所言：“我無愧于人民，無愧于黨，無愧于毛主席。”他是無產階級文藝戰線上的先鋒戰士，是文化革命的堅定捍衛者，是社會主義文藝的巨人。他是文藝界盡責的小卒，政治上先進的巨人。他的光輝形象，將永遠銘刻在革命歷史的豐碑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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