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筆桿子”竟成政務機關的普遍痛點
Deepseek的興起，在國內掀起了新一波AI熱潮。跟上一輪AI熱潮不同，DS狂歡的主角變成了黨政機關。觀察DS推出以來的輿情動態，可以看出各級黨政機關都在熱烈擁抱這項最新的AI成就，很多單位要求干部職工掌握DS，還有報道稱DS極大地提高了機關辦事效率，譬如參考消息引用臺灣中央社2月19日報道，“以往要花一天時間寫的公文，現在只要一秒就可生成。”
這句話需要換一個角度來理解：在現今的黨政機關，公文寫作已經成為最大的、根本無法立即解決的難題，所以DS的橫空出世猶如久旱逢好雨。這符合我個人的觀察。我曾在大學講授公文寫作，后來長期從事政策研究和文稿工作，雖然這幾年謹遵醫囑，退居于西部陽光地帶靜心養病，但難免與昔日學生、同事們有聯系，偶爾聊起機關公文寫作，大家都是一聲嘆息：“難！實在太難！無法可想！”
公文確實很難。若排除通知之類簡單文種，一篇合格公文的形成，至少得過“三關”：一是文辭關，公文注重規范嚴謹、簡潔流暢，不提倡刻意修辭，故爾此關易過。第二關是義理關，即基于原則和邏輯，依靠政策和事實，針對現實問題提出原創性思路，這考驗的是撰文者對國家政策、上級部署、單位職責和實際狀況的悟性，能過此關者不多。三是協作關，公文畢竟姓公，得經過集體研究，體現各方智慧、兼顧各方偏好，對于一篇經過多人修改的“花臉稿”，撰稿人必須逐條分析，盡量采納，不能采納者，需有充分理由；如果是職務文稿，那就更要體現署名者的風格和觀點。此關體現撰文者的集體觀念以及對原則性與靈活性的把握，亦屬不易。
公文寫作不易，但又是黨政機關不可或缺的信息載體，在文稿人材一時難求的情況下，很多領導干部就只好在“差公文”與“抄公文”之間作出權衡取舍。抄公文已成公文寫作的重度災害，可按三重境界論之。第一境“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上網抄。這是網絡時代的產物，現在已經蔚為大觀。在一些需要講理論、談認知的場合，時常出現兩篇以上發言稿整段甚至通篇雷同的情況。第二境“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隔墻抄。我有一友在單位主抓制度建設，奈何單位文稿水平極差，屢修屢審屢不過，最后在審稿會上憤然掏出一枚U盤擲于桌上：我已拷來友鄰單位的全套制度，改個單位名不就是本單位文件了么？第三境“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翻餅抄。個人和單位年終總結之類的文稿不易自外取得，但工作內容年年相似，那就采取“今年抄前年”的策略，只須改動數字和事實，必要時將章節段落重新組合，即可成篇。
“抄公文”現象的普遍性，表面看是文稿人材缺乏，這應歸咎于高校課程體系和公務員考試錄用制度存在缺陷。但更深層次的因素，卻是各類機關政治意識、學習風氣和創新精神的缺失，這導致干部職工政治素質普遍不高，從根本上抽空了機關公文工作的靈魂。
二、機關濫用AI寫作將嚴重削弱干部政治能力
很容易忽視這樣一個事實：AI寫作是“抄公文”的升級版，是一種高級的“文抄公”。正因為如此，黨政機關的“文抄公”們立即直覺地察知到AI的價值所在，并迫不及待地接受它。這就是說，AI寫作順應了干部政治能力下滑的趨勢，并且將進一步惡化此情勢。
AI寫作之所以是一種“文抄公”，這是由它的算法所決定的。一切寫作AI都必須具備以下四個要素：
1、大數據。這里我們把“大數據”界定為AI可以獲得的一切信息。
2、公理體系。AI所賴以運算的基本原則、前提條件，它憑此確保政治和理論的正確性。
3、一般邏輯。AI進行邏輯運算的基本規則，它符合人類思維規律，據此按照前述定理體系，將相關數據進行分析處理。
4、規范表述。AI將處理結果用合乎人類語言規則的文字表述出來。
這種AI寫作的優勢十分明顯，最為突出的是它遠超人類的搜索能力，以及基于分析框架和搜索結果的編輯能力。或者說，它能在人類無法企及的時間內，不僅“抄”，而且一口氣完成“讀”、“摘”、“編”三大步驟，輸出結果遠優于干部中常見的“搜索+復制+粘貼”模式。
然而它的短處也是明顯的。單純依賴網絡的AI寫作勉強相當于“抄公文”模式的前兩重境界。之所以說“勉強”，是因為眼下運行的AI都只能進入互聯網體系，無法接入政府內部信息系統，很難做到“隔墻抄”，更遑論“翻餅抄”。對于政府部門來說，這樣的文稿是“空洞”因而是不合格的，必須通過很細致的改寫，使其“本土化”，從而具有本部門和本地區的可識別性，但這樣就無法做到“一秒鐘成稿”。
所以我非常疑惑中央社所謂“以往要花一天時間寫的公文”是一篇什么樣的公文。一般而言，一名合格的文稿人員在一天時間內可以完成一篇不少于3000字的合格文稿，因此它不是通知之類的簡單公文。如果進一步排除不屬于機關公文文種的財務報告、法律文書等基于固定框架的摘編性“填空”型文件，那么這應是一篇包含現狀、問題、對策等內容的綜合性材料。我不懷疑AI能夠在一秒鐘內給出3000字的結果，但不相信它是一篇令人滿意的公文。
這是AI寫作的天生缺陷所決定的：它是“規則強化”型思維，或者說是一種“演繹推理”，亦即從作為前提的“公理”出發進行邏輯計算，整個過程中不能反對預置前提。譬如，倘若計劃生育仍然是一項基本國策，那么AI系統在寫作一個解決人口下降問題的建議時，只能基于“一孩”前提，提出如何引導不婚者結婚、激勵無孩夫婦生育之類的措施。它不會提出修改“一孩”政策，因為這是其預置前提。這能夠確保AI寫作系統“合規依法”，但并不符合機關文稿寫作要求，因為機關文稿遵循“規則優化”要求，具有某種“歸納推理”色彩，即當現行政策導致問題無法解決時，可以建議修改政策。
AI寫作系統既然不具有政策創新能力，就無法超越人類寫作。然而，由于政策創新能力極度依賴文稿人員的政治素質，當一些單位不能創作高素質公文的時候，有關責任人完全有可能接受AI寫作系統用一秒鐘創制的文本。
很悲哀，這正是當下黨政機關的現實：相當一部分官員不假思索地熱情擁抱AI寫作，而不是通過學習、思考、實踐而扎實地提高自身政治素質。我試用過一款手機AI程序，開始界面是這樣的：
你好呀，很高興再見到你~
我已經準備好為你提供全方位的幫助啦，和我聊聊吧~
（接下來是選項）
幫我寫請假條/幫我寫入黨申請/寫一份工作計劃
有種災難感嗎？
這反映了社會上對于AI寫作請假條、入黨申請、工作計劃等公務文書的需求。也許在不遠的將來，廣大機關干部職工的工作總結、學習體會、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都將由AI在一秒鐘內完成，看似省事省力，但那是一個被二進制代碼主宰的機械時代，人類職業淪落為代碼系統的角色扮演，人的靈魂將無處可尋。
三、政務AI應從助推需求側革命尋找突破口
人工智能的實質是用二進制代碼體系模擬人類行為，目前只涉及人類思維模式，核心是可公理化的邏輯推理行為。至于非理性的情感、非邏輯的文化等，則絕非AI可以模仿。AI融入政務是歷史趨勢，但它的正確用法絕不是以機器之短彌補人類之短，而是發揮其超過人類的優勢，促使社會治理的革命性升級。
AI的優勢體現為“一大二公三快”：一是大，理論上AI可以覆蓋全球的所有網絡空間，因此擁有人類難望項背的信息收集和發布能力；二是公，AI絕對照依法照章做事，完全不摻雜人類必有的情感和情緒，毫無私心可言；三是快，AI的數據處理速度遠超人類，可以在極短時間內完成對材料的分析和綜合。但它也有其嚴重局限，一是網絡空間的信息量雖然巨大，但并不是人類信息的全部，而且質量嚴重不均，有大量的虛假和誤導性信息，機器不一定能夠準確鑒別；二是機器算法根本無法擬合“人性化思考”，難以滿足人類社會治理的內在要求。
因此，我們應基于揚長避短的原則推動AI融入政務，助力社會治理水平躍升。當前政務AI化的突破口，可能在于單靠人力無法完成的需求側改革任務：通過AI+大數據，實現對社會和經濟微觀主體的貼近觀察，并且提供主動、精準的公共服務。這將使中國式現代化具有極其先進的技術特點。
1、改善宏觀管理。政府統計數據具有專業、權威的優點，但其數據采集渠道偏于狹窄、僵硬，其“平均”“整體”思維會遮蔽微觀主體的具體問題，不利于提高宏觀管理效益。而大數據技術可以通過“間接路線”甚至“全息影像”開展數據收集分析，正好能夠彌補這一缺陷，符合當下傳統統計學向數據分析技術轉型的趨勢。數據分析技術在規劃地區產業發展、制定經濟刺激計劃方面極其有用。
2、服務微觀主體。我國已經進入高度發達的移動通訊時代，各類微觀主體的各種信息進入并在互聯網留下痕跡，這為運用大數據技術進行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創造了優越條件。憑借現有算力和技術，已經不難實現對所有規模以下企業經營及財務情況進行跟蹤分析，并提供相應服務。譬如對于令人頭疼的企業間債務問題，可通過追蹤企業資金流向、權責關系等，理清其脈絡和因果，抓住其關鍵節點有序化解；也可借此掌握企業成本—收益狀況，采取相應措施維護其“健康”。
3、溝通市場供需。現有的政府在經濟管理中主要提供被動服務，即經濟主體有所求，政府方能有所應。需求側結構性改革客觀上要求政府提供主動服務，而AI+大數據技術可消除政府在巨量市場主體面前的無助感。眼下的關鍵點在于創建基于AI+大數據的供需配對平臺。即用大數據技術分析企業需求，由AI研判后進行供需匹配，并主動向企業提供相關信息，將市場配置效率提升至更高水平。這也適用于要素市場。
4、加強民生保障。在社會管理中，AI+大數據可以通過觀察自然人的網絡信息，對其生活狀況進行研判，并提供相應服務。這將極大提升基層的人口、社保、治安等管理效率。譬如AI+大數據可輕易判斷社區居民的就業和收入狀況，對于無業人員可根據其學歷和特長，推薦就業、安排培訓或提供社保服務。數據分析技術也是進行貧困監測的有力武器，可校正和強化社區入戶調查效果。
固然，這些功能是Deepseek等程序所不具備的，但可通過代碼設計而實現，并無技術上的障礙。真正的障礙存在于思想層面，即囿于新老自由主義的僵化思維，拒絕政府對市場的適度介入。但如果我們熟悉西方經濟學的歷史，就會意識到：將市場視為“黑箱”，因而只能從利率、價格、產出等宏觀指標進行觀察的自由放任觀點，實在是“筆算時代”學者們因分析工具的不足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協。現在，當我們已經掌握AI+大數據的利器，有何理由堅持停留在算盤時代呢？
四、人有人的用處
顯然，AI寫作不能替代人類。AI的作用是在人類能力已達極限的地方極其有效地擴張人類力量。說到底，AI是人類力量的助推器，而不是主體。早在上世紀中葉，維納出版了《人有人的用處》。在這本討論控制論（這正是自動化/AI的基礎）的著作中，他試圖通過這樣的書名，告訴讀者：人類必須主導自動化技術，而不是被自動化所取代。然而70多年后，當AI浪潮洶涌撲來的時候，這位IT先賢的告誡卻顯然被拋棄了。在Deepseek的熱潮中，輿論界主流觀點幾乎都在興奮地歡呼AI取代人類。這是不正常的，反映了一個高度“內卷”社會中人文主義精神的深度退化，值得重視。
但在全球范圍內，始終有一種反對濫用AI的聲音，這推動了政府間在規范AI研發方面的合作。我國有關部門也正在研究制定AI開發及運用規范，這對于構建一個“以人為本”的發達經濟體是重要的。這其中的難點，是如何辨識人類能力的邊界，然后充分地將AI資源部署在此界線之外。這是一項困難但必須的任務。因為從“DS一秒成文”之類的案例，可以看出很多人傾向于輕易放棄提升自身素質的努力，轉而依靠AI來填補自身能力不足。
必須使人有人的用處。對于政務部門而言，AI寫作并非不可以，但必須施以極其嚴格的約束：首先，應開發黨政機關專用AI，符合安可要求，以便其充分利用政府內部信息；其次，黨政機關安可硬件亟需升極換代，同時開發和部署適合AI辦公條件的軟件系統；第三，AI公文寫作實行分類管理，通知、財務報告、法律文書等“填空”型文稿可用AI生成；請示、報告等較復雜公文可以由AI進行形式合規性檢驗；入黨申請、理論體會、個人總結、民主生活會對照檢查材料一律不允許AI生成。第四，黨政機關AI寫作必須可溯源，任何利用AI生成文稿的終端都應留下記錄，并自動向同級保密部門備案。
在防范AI寫作濫用的另一面，是真正下功夫提高機關干部“筆桿子”基本功。這無疑是最難的難題。據我所知，寫作能力從來不是干部隊伍建設的重點。高校開設的公文寫作課程，基本上是送學分，學生學了等于沒學。機關事業單位人員招錄雖然有考核寫作能力的項目，但可以通過死記硬背來取得高分，完全違背寫作規律，分數不等于能力。各級黨校培訓干部，一般不會開設寫作課。各級組織部門考察任用干部，也絕不會將“寫作能力”作為考核標準。從這樣的流程成長進步為單位領導的干部，一般都不會重視本單位職工的寫作能力。譬如有一些機關單位規定，干部職工從事業余寫作，稿件必須經由領導審批，然而結果卻是從此無人發表文章，個中原因竟然是這些高學歷的領導同志拿不準所審核的詩歌、小說、散文是不是有問題，索性一律不予批準。也有一些干部胸中少墨，卻自以為思維敏捷、口才無雙，開會作報告必定宣稱“已有書面材料，不再照稿念”，于是脫開稿子隨口侃來，看似滔滔不絕，實際卻是東拉西扯、錯謬百出。當下不少輿情熱點，正是此類干部輕視文稿、信口開河引發的。
寫作，因其體現人類特有的創新性、情感力、文化素養，故爾成為人類思維超越機器算法的優勢領域。然而寫作能力不是與生俱來的，必須經過后天的持續培養和鍛煉，在實踐中逐步顯現和加強。因此，無論是為國家大業還是為干部職工計，寫作能力都應當成為機關干部隊伍建設的重要內容。我們大可不必害怕當前政務AI化帶來的沖擊，只要看清人類與AI各自優勢和缺陷，著力在人類特有優勢領域下功夫，那么自然能夠立足于人類的智力高地，在AI浪潮中擁有自己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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