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編者注】本文是作者為劉文斌《激濁揚清集》所寫的序言,該書于2024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
【劉文斌 著《激濁揚清集》,九州出版社2024年出版】
為人民大眾說話
——《激濁揚清集》序
劉潤為
聽到劉文斌教授的文藝論集即將出版的消息,我由衷地感到欣慰。
中國至少從西漢以來就有“筆耕”一詞,我以為它是極形象、極傳神的。農民秋收之后,看著滿倉的糧食,一年起早貪黑、揮汗如雨的艱辛便頓時一掃而光,洋溢在心里的是無比的充實和幸福。文人把寫過的文章收集起來出書,差不多也是這樣的感覺。內蒙古師范大學文學院資助老教授們出版自己的學術成果,是對他們一生奉獻的最有價值、最為溫馨的回報,這無疑是值得稱贊和提倡的。
那么,這本文藝論集為什么值得出版呢?
首先是因為它是一本為人民大眾說話的書。所謂為人民大眾說話,就是要說人民大眾要說的話、人民大眾需要我們說的話。換一句話來說,就是作為一位文藝批評家,必須成為人民大眾的代言人和人民大眾利益的捍衛者。為什么呢?因為沒有人民大眾在田間、車間的辛苦勞作,就既沒有文藝家們吟詩寫戲的優游,也沒有批評家們說長論短的從容。也就是說,人民大眾是我們的衣食父母。烏鴉有反哺之義,羊羔有跪乳之恩,何況人乎?這是最為樸素的倫理學和歷史哲學的道理。然而,這個道理并不是所有文藝家都能明白的。尤其是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否定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一度成為一種時髦。流風所及,有的甚至公開宣稱文藝從來“不屑于表現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豐功偉績”,“文藝本來就不是為了人民大眾的”,“我主張文藝為金錢服務”,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那個時候的文藝圈子內,如果有誰繼續堅持文藝為人民服務的方向,便勢必要受到嘲笑和孤立。在這種強大社會定勢的壓力下,有些主觀上愿意堅持人民立場的同志也不得不隨波逐流。江蘇的一位文藝學者就曾給我寫信,陳述心中的這種痛苦。對照之下,劉文斌教授是令人欽敬的。他不計榮辱得失,熱烈地贊揚那些人民文藝家及其作品,熱烈地抨擊那些損害人民利益的文藝思潮,表現了一位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家最可寶貴的學術品格。收入這本集子中的文章,就是他為爭取、捍衛人民的文化利益而進行堅決斗爭的真實記錄。
其次是因為它是一本體現科學批評精神的書。因為人民大眾的意志、實踐和利益與歷史進步的方向是一致的,所以科學是人民大眾的天然朋友。對于文藝批評家來說,越是站在人民大眾的立場上,越是需要科學精神,也越是容易接近科學;越是具有科學精神,越是接近科學,也就越是有利于人民大眾。而人民大眾以外的人,特殊利益集團的人,小圈子里的人,是害怕科學、不需要科學精神的。表現在文藝批評上,他們只需要謊言欺世、小道取利、詭行邀名之類。
那么,什么是文藝批評的科學精神呢?就是實事求是的批評,具體地講,就是恩格斯所說的美學的和歷史的批評。這既是批評的標準,也是批評的方法。所謂美學的批評,其實就是藝術的批評、形式的批評。文藝作為人類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自有其不同于其他把握方式(哲學的、宗教的、倫理的)的特質。這個最基本的特質就在于它是審美的、藝術的、形式的。離開這方面的批評、都是外行的批評、不看對象的批評。同時,我們還應當看到,文藝作為一種把握世界的特殊方式,又不是與其他把握方式完全絕緣的,其中必然滲透著其他方式的把握。因此,還必須進行歷史的批評。所謂歷史的批評,就是內容的批評、意識形態的批評。無論是美學的批評,還是歷史的批評,都要堅持從頑強的事實出發,從大量事實的聯系中去揭示批評對象的本質。這是藝術辯證法和歷史辯證法的基本要求。
這本文集表明,劉文斌教授是忠實地恪守這種批評標準,活用這些批評方法的。例如他對長篇小說《河套母親》的評論,既能把小說的內容放到從1930年—1980年河套平原風云變幻的歷史中考察,又能對小說的藝術特征進行精湛的分析。更值得稱道的是,還能進行內容與形式的整體性分析,并且得出結論說:表現這種史詩性的內容,必須采用富有民族特征的藝術形式,而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的藝術形式是不適合表現這些莊嚴內容的。又如對于國內盲目崇拜諾貝爾文學獎現象的批評。他不但揭示這種現象與國內其他錯誤思潮的聯系,而且追溯諾貝爾文學獎自創立以來的百年發展歷史,及其與意識形態、國際政治的諸多聯系,從而令人信服地指出:“諾貝爾文學獎, 是以西方主流價值觀為評選標準的西方文學大獎,具有很強的政治性;評價中國文學作品,最有發言權的是中國廣大讀者和評論家,而非西方某個角落幾位讀不懂中文的洋大人”。
劉文斌教授的這些批評實踐還啟示我們,科學的方法是我們走向科學的指南,但是光有科學的方法還不夠,這就像火箭飛往月球一樣,不僅需要精確的導航設計,還要有足夠的助推材料。對于文藝批評來說,助推材料不是別的,就是深厚的文史哲功底以及豐富的人生閱歷。
而今,喧囂一時的“八五新潮”早已風光不再,但是保衛人民文藝的斗爭并未止息。這種斗爭不僅關系到人民大眾的文化權益,而且關系到整個民族復興大業的成敗。眾所周知,民族復興,歸根結底是文化的復興、文化軟實力的復興。試想,如杲我們的文藝被資本和少數所謂“社會精英”主宰,走“唯洋是從”、“娛樂至死”的老路,全世界的人民大眾都會看不起我們,哪里還談得上什么文化軟實力?從這個意義上說,批評家們捍衛人民文藝的一切努力,都是為提升中國文化軟實力,推進民族偉大復興做出的實際貢獻。劉文斌教授就是這樣一位批評家。民族偉大復興之于他來說,可謂“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我想,這也就夠了。
是為序。
2021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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