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蒙古地區自古是兵家必爭之地，不論是作為地緣層面的緩沖要津，還是遏制“泛蒙”思潮的泛濫，控制和管理蒙古地區早在近百年前即是黨內意欲在全國擴大政治影響時的共識。
翻閱史料，中國共產黨二大宣言即提出：
建立一個真正的民主共和國，同時為了一方面免除軍閥勢力的膨脹，一方面又因尊重邊疆人民的自主，促成蒙古、西藏、回疆三部實行自治，在自由聯邦制原則上，再聯合為中華聯邦共和國。
之后，李大釗等人也就蒙古民族問題發表了重要論述，反映了當時黨的主要創始人對蒙古民族問題和蒙古解放事業的重視。
以此為起點，中國共產黨在其綱領、章程和決議中都列入了民族問題的內容。而且只要提到民族問題的時候，蒙古民族問題總是被列在首位，并專門作出對蒙古問題的決議。
國內革命戰爭時期，黨為了加強對內蒙古地區革命斗爭的領導，在呼和浩特、包頭、察哈爾、熱河等地都建立了黨的工作委員會，成立了革命群眾團體——工農兵大同盟。還利用刊物向蒙古地區各族人民宣傳革命道理以及黨對蒙古民族解放事業的主張。
1926年時，甚至有不少蒙古族的革命青年專門到廣州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學習聆聽毛主席的教導，成為農民運動的骨干。
在廣州與蒙古族學員高布澤博等談話時，時年剛過而立有余的毛主席指出：
要使民族解放，就得有本民族的干部。
這已經體現出非常成熟的民族解放謀略，比起此前孫中山執政時期倡導的所謂“五族共和”實則強行分割統治的粗暴，已趨近于現代政治文明的治理。
大革命失敗后，許多優秀的蒙古族共產黨員和革命志士如多松年、李裕智等，均慘遭反動派殺害。
但是蒙古地區的革命斗爭并沒有停止，1929年還在東部地區爆發了嘎達梅林反對蒙古王公貴族勾結東北軍閥出賣土地的斗爭。
可以看到：居高臨下、地理位置優越的蒙古高原地區同時也廣泛受到國內買辦集團「泛蒙古主義」和域外帝國主義「內亞史觀」雙重夾擊的軍事滲透與思想蠱惑。
1935年7月時，日本關東軍參謀部就曾制定《對內蒙措施要領》：
為收攬內蒙人心起見，努力籠絡王侯和人民，特別是力求通過有勢力的喇嘛，貫徹日滿兩國政策的本意，進行各種工作，使他們自己意識到依靠日滿的必要，從而進一步釀成與滿洲國采取共同行動的趨勢。
由此，成吉思汗的第三十世孫——錫林郭勒盟蘇尼特右旗札薩克郡王德穆楚克棟魯普(簡稱德王)，被日本人看中，成為了策動內蒙古獨立的急先鋒。
九一八事變后，關東軍為了征服東北曾網羅了內蒙古東部各盟旗的一些封建上層人物，以草原土地主和各汗后羿為主，而在偽滿洲國日趨穩定后，關東軍又把注意力轉向內蒙古西部盟旗的上層人物。
錫林郭勒隨即走進了日本人的視線，此乃關東軍西進的要沖，因此日本人就同德王勾結起來。
1930年冬，日本駐張家口特務盛島角芳竄到蘇尼特右旗德王府，加緊策反德王；1931年夏，德王同他的妹夫補英達賴因事到北平，盛島角芳尾隨德王來到北平，還在扶桑館宴請德王一行。
席間，盛島稱贊成吉思汗是一位偉大的人物，希望德王應該像他的先輩那樣“征服蒙古、挺進中原”，并暗示德王“關東軍可以幫助他成就大業”。
1933年7月16日，關東軍正式提出：
在內蒙古西部樹立排斥蘇、中兩國勢力的自治政權。
日本特務松石孝良也致信德王：
日本帝國愿意幫助你們收復長城以北的疆土，聯合西部各盟旗，加人滿洲國，或組織自治政府，與滿洲國攜手合作。
1934年盛夏季節，盛島角芳來到百靈廟竄晤德王：
關東軍準備無償，送給你2000支步槍，現已運到林西，請你派人運回來。
一個月后，茫茫漠北草原上降落了一架飛機，不斷轉動的螺旋槳，將偌大的草原掀起了幾級大風——大名鼎鼎的土肥原賢二抵達蘇尼特右旗，進一步加速了扶植德王的步伐。
1935年冬，德王在關東軍的引誘下，冒著嚴寒前往偽滿洲國“首都”新京(長春)參觀，面見了關東軍司令官南次郎和參謀長西尾壽造，進行了所謂“日蒙合作”的談判。
關東軍表示愿意幫助他首先在內蒙古西部搞一個“獨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獨立的“蒙古國”，日本人還向德王許諾，將送錢、送槍給他，幫他擴編部隊。
在日本人的慫恿下，1936年2月12日，德王府舉行了“蒙古軍總司令部”成立典禮——這一年是成吉思汗誕辰731年，典禮大會決定改元易幟，用成吉思汗紀年，確定“蒙古旗”。
德王以成吉思汗第三十世孫自居，被推為所謂“蒙古軍總司令”。
在典禮上，德王發表就職誓言：
我誓愿繼承成吉思汗的偉大精神，恢復蒙古固有疆土，完成民族復興大業。
日本關東軍參謀長西尾造壽特地從長春趕來參加典禮，代表關東軍致辭：
日蒙攜手，親密合作。
隨后德王開始擴充軍隊，成立了兩個軍，轄八個師，一萬多人，他本人當了第1軍軍長，李守信任第二軍軍長。
在田中的指使下，德王同李守信、吳鶴齡再次前往長春，會見了關東軍參謀長板垣征四郎、“滿洲國”國務大臣張景惠、外交大臣張燕卿，同偽滿洲國簽訂了共同防共、軍事同盟、互派代表、經濟提攜的“滿蒙協定”。
日本在蒙古建立偽政權，實際上在蘇聯控制的外蒙古同日本控制的偽滿洲國之間建立了一個緩沖地帶，并作為日后進攻蘇聯（即“北進戰略”）的基地。
同時，內蒙古地帶的所謂“獨立”，也刺激了外蒙古地帶蒙古族人的，這為戰后的所謂“外蒙公投”埋下了隱患。
2
一邊是國民黨無力也無心管轄，一邊是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
作為針鋒相對的斗爭，1933年2月，中國共產黨內蒙古特委組織了蒙漢抗日同盟軍事委員會，鐵腕領導當地的抗日斗爭。
最著名的行動就是偽“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保安隊千余名官兵舉行武裝暴動，在黨的指揮下搗毀日偽政權，后成為黨領導下的蒙古族抗日武裝的一部分。
1935年中共中央發表《對內蒙古人民宣言》，詳細闡述了黨對內蒙古革命的方針政策。
這也是中國共產黨結合當時內蒙古的實際系統分析內蒙古民族問題、指導內蒙古革命的綱領性文件。
列寧曾認為，民主集中制并不排斥民族區域自治：
民主集中制不僅不排斥地方自治以及獨特的經濟和生活條件、民族成分等等的區域自治；相反，它必須既要求地方自治，也要求區域自治。
在30年代末、40年代初那個階段，黨中央逐步放棄了聯邦制設想，不再強調民族自決權，而確立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政策。
這就明確了中國民族問題的實質是中國歷來的統治階級以及帝國主義對少數民群眾族的壓迫、剝削和侵略、奴役的問題。
民族問題從來不是孤立的，它同社會發展與制度變革緊密相聯，并受到革命發展階段的制約。
1936年，黨在《關于內蒙工作的指示信》中明確指出：
在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面前都發生亡國的危險，一切民族應當在平等自愿的原則上最親密的團結起來，以加強抵抗侵略的力量。中國各民族間的仇視和離散，將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來奴役這些民族。
1938年，毛主席在和王稼祥等人談話時也提出：
要團結蒙漢人民聯合抗日……要培養蒙民干部。
一年后，中央成立了西北工作委員會，研究西北五省的民族問題。
那年，陜北公學還專門成立了蒙古青年隊以培養少數民族干部，后來又成立了少數民族工作隊和民族部。
1941年9月，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延安民族學院在陜北公學民族部的基礎上得以創辦，這是專門為了培養「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少數民族干部」而創立的第一所干部學院。
學院第一次招收了蒙古族、回族、苗族、藏族、滿族、彝族等各族青年三百多人，其中蒙古族占40%，回族占20%，藏族和彝族各占4%。
解放戰爭中，從1947年5月至1950年8月，蒙古族騎兵參加黨領導的大小戰斗六百多次，殲滅國民黨反動派兩萬多人，繳獲戰馬兩萬多匹、各種槍支一萬多件，為全國解放和新中國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貢獻。
許多蒙古族黨員干部在革命歲月中脫穎而出的同時，也實現了蒙古族社會擺脫草原貴族的封建統治、徹底進入了社會主義時期。
恰如毛主席1949年11月給彭老總的指示中強調：
要徹底解決民族問題，完全孤立民族反動派，沒有大批從少數民族出身的共產主義干部，是不可能的。
新疆、寧夏、青海和陜西等西北各省省委以及一切有少數民族存在的地委，都應開辦少數民族干部訓練班，或干部訓練學校。
根據這一指示，青海在創辦了少數民族青年干部訓練班，新疆在次年開辦了民族干部培訓班——根據1950年10月的數據顯示，在新疆正副專員縣長165人中，民族干部就達到了107人。
1950年11月，政務院審議和批準了《培養少數民族干部試行方案》和《籌辦中央民族學院試行方案》，毛主席也于11月30日在這兩個方案上作出批示。
隨后，全國先后創辦了西北、中央、中南、西南、云南、青海、廣西、廣東、貴州以及西藏共十所民族學院。
至1978年，全國少數民族干部達到96萬多人，而這十所民族學院培養的畢業生就有9.4萬多人，其中絕大多數為少數民族干部。
在火紅的革命年代，黨培養的少數民族一方面竭力維護和發展本民族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則大力引導本民族自治區域融入社會主義社會與階級斗爭版圖。
80年代之前，內蒙古草原上曾回響著多曲紅心滾滾的愛國圣歌，比如1951年蒙古族作曲家美麗其格創作的《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陽》：
藍藍的天上白云飄，白云下面馬兒跑……毛主席和共產黨，撫育我們成長。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陽，草原上升起了不落的太陽。
還有蒙古族作曲家阿拉騰奧勒于1967年創作的《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
親愛的毛主席，敬愛的毛主席，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啊，您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
只有階級的團結，才能帶來民族的團結。
新疆烏魯木齊雅瑪里克山，我國最早的毛主席雕像，建于1952年
也就是毛主席說的：
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在我國，要搞好民族團結，中心是搞好漢族和少數民族的團結，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系一定要搞好。
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克服大漢族主義。在存在有地方民族主義的少數民族中間，則應當同時克服地方民族主義。
外來干部要學本地話，一切干部要學普通話。先訂一個五年計劃，爭取學好，或者大體學好，至少學會一部分。在少數民族地區工作的漢族干部，必須學當地民族的語言；少數民族的干部，也應當學習漢語。
不談階級而空談“文化”，則一定會陷入“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的分裂局面。
而在國際斗爭高密度化的當口，甚至會在市場經濟默許的資本撬動下（文藝界尤為明顯），出現難以避免的政治離心傾向。
這在蘇聯解體的歷史中是有過教訓的（圖瓦、布里亞特的蒙古族在西方煽動下曾掀起過反蘇巨潮）。
3
自80年代中期開始，黨在自治區的領導被弱化、階級教育被淡化、黨性培養被棄化，其結果就是使得各種黑惡勢力插入了體制內，造成了全社會的黑污糜亂。
在不同地區，這種黑惡勢力的表現形式與執行團伙各有地域特色。
在東北地區，它是黑社會與邪教；在華北地區與西南地區，它是黑社會；在東南沿海地區，它是高利貸（1984年溫州開辦了新中國第一個錢莊）與不正當商業競爭（走私、投機倒把）。
而在新疆、西藏、內蒙，自然就是我們熟悉的三股勢力：暴力恐怖勢力、民族分裂勢力、宗教極端勢力。
需要看到，凡是黨性弱化、黨的領導被壓制，那么就一定會導致境外力量的插足。
只不過在疆藏蒙之外的內地地區，帝國主義并不謀求你獨立，僅僅需要你甘為買辦即可；但在疆藏蒙，由于涉及「宗教」這多一層元素，帝國主義則瘋狂地通過歪曲宗教釋義來煽動地區獨立、脫離出中國。
因而，觀察和分析邊疆民族問題，必須要看透根本：一切亂象的根源是放棄了階級斗爭的意識形態教育，使得文化斗爭（民族斗爭）的導向，凌駕于階級導向。
原本，大家都是中國人、都是共產主義者、都是社會主義螺絲釘，都在毛主席和黨的帶領下建設社會主義祖國——然而某一天，突然一夜之間“你是漢族，我是維吾爾族，他是蒙古族，她是哈薩克族……”
大家產生了「區別」。
這種悲劇，即前文所說的蘇聯解體之歷史教訓。
1990年5月，以蒙古族居多的圖瓦共和國在西方煽動下爆發反俄、反蘇、反共的騷亂，導致88人死亡，當時的口號是：
俄羅斯人，留下來給我們當奴隸！……給你們一周期限搬走，否則消滅你們！
1991年的冬天，蘇聯這個龐然大物轟然坍塌。
此后在社會主義垮臺后的前十年，俄羅斯沒有新建過一個電站，也沒有建設過一個稍微像樣點的大工廠，卻有成千上萬的現代企業被關閉、被偷搶一空。
這其中就包括圖瓦、布里亞特、卡爾梅克、阿爾泰四個蒙古族自治共和國，搶劫、斗毆、偷竊如家常便飯。
90年代，整個俄羅斯陷入了無窮無盡的民族分裂、種族沖突、恐怖謀殺，國家解體使得兩千多萬俄羅斯人被迫留在“境外”，幾百萬人流離失所，僅塔吉克斯坦由于社會和民族沖突就死亡六十萬人，上百萬人背井離鄉。
劇變后的十年間，各種涉及民族問題的犯罪、尤其是重大流血犯罪案件劇增。
整個90年代，俄羅斯每年由于犯罪造成的失蹤人口超過十萬。平均每五分鐘就有一人被殺害，平均每十萬人口有一千個犯人。
這是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犯罪率。
此時，早已把斯大林同志拍翻在地的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格魯吉亞人、哈薩克人、蒙古人……根本不會想起這位蘇共的領袖早在《論黨在民族問題方面的當前任務》中就曾有過嚴肅的警告：
私有制和資本必然使人們離散，燃起民族紛爭，加強民族壓迫，而集體所有制和勞動人民卻必然使人們接近，去除民族紛爭，消滅民族壓迫。
沒有民族壓迫，資本主義的存在是不可思議的；同樣，沒有被壓迫民族的解放，沒有民族自由，社會主義的存在也是不可思議的。
彼時的葉利欽曾想過通過“讓利”來安撫圖瓦等蒙古族地區，設立“蒙古族特別行政區”，但這卻反而更加助長了俄境內諸蒙古族區域的“泛蒙主義”思潮做大（直到后來普京上臺才收回了一系列少數民族地區特權）。
“讓利”，葉利欽或許不是原創……
列位同志請瞅一眼，官方出資編寫的這套“曠世巨著”，《蒙古族通史》，當年榮獲了中國書業最高獎項——國家圖書獎和首屆政府出版獎。
官方稱之為“繼《蒙古秘史》、《史集》、《元史》后的笫四部大作”：
書中認為，中國史的一半是蒙古史：
書中還認為，蒙古高原是人類發源地之一：
書中還認為，蒙古高原是紅山文化的發源地，也是中華龍的發源地：
書中還認為，良褚文化和三星堆都是蒙古的：
書中還認為，夏朝、炎帝、蚩尤都是蒙古族：
書中還認為，商朝也是蒙古的，甲骨文也是蒙古族發明的：
書中還認為，青銅器、陶器、瓷器、絲織、漆器、茶、酒，全都是蒙古族發明的：
書中還認為，華夏王朝不斷入侵蒙古、霍去病不是愛國者：
書中還認為，朱元璋出兵是“枉費心機”：
列位，血壓是不是上來了……
沒轍，這可是官方出品。
4
在我國建國后很長一段時間，包括藏疆蒙在內的邊疆地區幾乎家家戶戶都高掛毛主席頭像。
以新疆來說，有個維吾爾老人叫庫爾班·吐魯木，曾背著百斤馕餅、千里進京問候主席。
像新疆話劇團1959年的音樂話劇《步步跟著毛主席》以及它的主題歌《薩拉姆毛主席》（您好，毛主席），都是那一階段新疆文化繁榮、民族和諧的標志。
能夠凝聚起各族人民的，只有黨，只有共同的意識形態，只有毛澤東主席。
但是到了80年代，隨著一系列顛覆性民族政策的出爐，少民特權和民族主義重新抬頭，進而又反向激起漢族群眾的不滿。
總之，「毛澤東」這面象征黨、象征全國各族人民共同信仰的旗幟，逐漸在各個邊疆地區被淡化，問題也就隨之出現。
1980年，有領導跑到西藏去演講“漢族干部不要賴著不走”……結果直接引發了第二年拉薩的暴動……
1984年，“兩X一X”民族政策出爐，不多贅述。
80年代，禁談階級矛盾，于是只能用民族矛盾去混淆試聽、以次代主，造成的結果就是用“取悅式讓利”來解決社會矛盾，最終釀成思想混亂和一系列社會悲劇。
還是拿新疆為例，比如2017年以前，新疆的漢族和少數民族在人口生育政策存在著顯著差異。
按照2003年新疆頒布實施的計劃生育條例，第三條“實施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是每個公民和全社會的共同責任，所以無論是否是少民，計劃生育在控制人口控制生育問題上的立場是相同的。
但在第十五條中又明確了不同民族、城鄉、牧區享有不同的生育政策：城鎮漢族居民一對夫妻可生育一個子女，少數民族居民一對夫妻可生育兩個子女。漢族農牧民一對夫妻可生育兩個子女，少數民族農牧民一對夫妻可生育三個子女。
1984年，新疆的清真寺還只有9000多座，而到1995年以后這個數字已大幅上升，到2015年已接近25000座。
至2015年，共有小學4159所、中等學校1973所、普通高等學校32所，各類學校合計僅6464所；同樣是截止2015年，各類衛生機構7238個，其中各類醫院1629有所，學校和各類衛生機構相加也僅13402所——對比清真寺的數量，真的讓人后背發汗。
2021年CGTN的紀錄片也讓我們看到了，正是在這一階段，新疆高層的嚴重腐化，為極端思潮與暴恐勢力打造了溫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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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的，還有從太平洋上刮來的自由化、私有化風潮，也席卷進了看似邊陲的新疆。
以著名的喀什棉紡織廠為例，自1958-1999年，喀什棉紡織廠的性質都是國有企業。但從1999年至今，企業已被不同的承包商承接，其事實性質為私營。
新疆諸多國營企業的解體帶來了兩個惡果：
第一，從2000年到2014年私營企業時期，企業領導層僅是由內地投資方的漢族構成，來自內地的漢族投入了大量資金，在買斷工廠使用權限的同時，也買斷了管理者的職位空間，這造成了相當大的民族矛盾，讓維吾爾族同胞在三股勢力的教唆下產生了“被漢族打壓”“維族要反抗”的邪念；
第二，國企解體，造成了大量維族工人的下崗，還是以喀什棉廠為例，1959年建廠時有1522工人，到1999年達到頂峰6766人，到2003年不斷精簡人數降為2227人——大量無所事事的下崗工人從90年代末開始流入內地，但又因為文化程度不高、文化隔閡等原因，被一切唯資本論的內地社會排斥，最終釀成了流落街頭的、全國性的所謂“新疆小偷泛濫”惡像。這其中，隨著南方系媒體大搞地域歧視的推波助瀾，新疆的形象又進一步惡化，民族矛盾進一步升級……
過去那些年，我們在治理邊疆時總是將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了文化層面，還是沒有大大方方地將重新確立黨的絕對領導、重新確立邊疆共產主義教育、重新確立公有制經濟，作為治理邊疆地區之首要。
這是舍本逐末。
1965年5月，毛主席重上井岡山，在與王卓超等人談話時有言：
和平時期檢驗路線正確不正確就要難得多。這個勝仗和敗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績和錯誤，還要看舉什么旗幟。看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事情不是那么簡單，人家資本主義制度發展了幾百年，比社會主義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
中國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會歷史長，地區發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國主義弱肉強食，搞得民不聊生，實際上四分五裂。
我們這樣的條件搞資本主義，只能是別人的附庸。帝國主義在能源、資金等許多方面都有優勢。美國對西歐資本主義國家既合作又排擠，怎么可能讓落后的中國獨立發展，后來居上？
過去中國走資本主義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看還是走不通。要走，我們就要犧牲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這就違背了共產黨的宗旨。國內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都會激化，搞不好，還會被敵人利用。
還是那句話：只有階級的團結，才能帶來民族的團結。
建構「國族認同」是保證國家長治久安、民族團結進步的根本前提，也就是：
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
這里的「人民」、「國家」、「民族」當是一體的，利益來源一體，政治取向一體，文化路線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而想要實現社會全架構的一體化即全民族的「國族認同」，只有通過實現破除階層的階級共同體以完成。
域外帝國主義勢力也好，境內文化買辦分子也罷，實際只是嘍啰宵小之徒爾。
根子在于土壤，在于制度，在于意識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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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
要正確把握中華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關系，各民族優秀傳統文化都是中華文化的組成部分，中華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葉，根深干壯才能枝繁葉茂。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的“綱”，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
要守住意識形態陣地，積極穩妥處理涉民族因素的意識形態問題，持續肅清民族分裂、宗教極端思想流毒。
要堅持新時代好干部標準，努力建設一支維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態度特別堅決、明辨大是大非、立場特別清醒、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行動特別堅定、熱愛各族群眾、感情特別真摯的民族地區干部隊伍，確保各級領導權掌握在忠誠干凈擔當的干部手中。
要重視培養和用好少數民族干部，對政治過硬、敢于擔當的優秀少數民族干部要充分信任、委以重任。
要加強民族地區基層政權建設，夯實基層基礎，確保黨的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到基層有人懂、民族工作在基層有人抓。
—— 在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2021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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