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時代”，我相信這個詞大家并不陌生，但是眾說紛紜，這里我也嘗試給出我自己的見解。無疑，在如今，左翼運動低迷，社會風氣普遍右轉，意識形態(tài)紛亂錯雜，我們處在歷史的交匯處——處在新舊的斗爭處。
·生產力與生產關系
出于很多原因，我在《論生產力》中沒講清楚一些問題，下面我附下一段引文。
“馬克思列寧主義認為，在生產關系和生產力這對矛盾中，生產力是最革命最活躍的因素。最強大的一種生產力是革命階級本身。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工人階級和廣大勞動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他們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得到了充分發(fā)揮，成為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主要力量。在我們國家里，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是和生產力的發(fā)展相適應的，它為生產力的發(fā)展開辟了廣闊的天地；但它還有不完善的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阿爾都塞將“社會主義的生產方式”視作“黃色的對數”（這是沿用的馬克思的比喻）并加以駁斥，在我看來，這種提法極其容易把社會主義階段的“過渡”本質忽視掉，我們永遠不能忘記列寧的那句話——“這個過渡時期不能不是衰亡著的資本主義與生長著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換句話說，就是已被打敗但還未被消滅的資本主義和已經誕生但還非常幼弱的共產主義彼此斗爭的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告訴我們：總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優(yōu)越性推動生產力的發(fā)展，總是改革了生產關系中不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部分以適應、促進生產力進一步發(fā)展，哪里有什么“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落后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呢？”
我認為，大家所犯的問題不是什么理論延伸擴展上的問題，修正主義的問題也往往不在這，而是根本問題。我們往往會忽視掉歷史辯證法，將生產力水平視作一種階段化的發(fā)展。而恰恰忽視了毛主席關于“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的強有力的論述。
“社會主義革命的目的是為了解放生產力。（見1956年1月，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第六次會議的談話）”
“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fā)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見《論聯合政府》）”
不過，當下我們可能很難理解為什么“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無論是南斯拉夫的市場化改革以至于稱之為“市場社會主義”的國家社會制度，還是說蘇聯逐步推行的市場化改革、物質刺激和利潤掛帥，甚至包括東歐劇變、蘇聯解體，以至于我們甚至潛移默化地忽視掉了事實上的“生產關系對生產力的發(fā)展具有優(yōu)先性”，更有甚者否決了整個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先進性。
這里淺淺說一下過去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問題。以蘇聯為例，在勃列日涅夫的治理下，蘇聯的食品、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物資經常出現供應不足的情況，居民需要排隊購買（20世紀80年代），這個時候雖然是保留了計劃經濟，但是顯然，在勃列日涅夫時期，政府擴大企業(yè)的經營自主權，減少下達給企業(yè)的指令性計劃指標；實行“完全的經濟核算制”，以利潤為中心加強對企業(yè)的經濟刺激；實行工業(yè)品批發(fā)價格的全面改革；加強銀行信貸的作用。這種對地方上的放權根本就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所做的準備。
商品經濟顯然是改革的重心之一，但且不說商品交換當中的廣泛存在的“資產階級法權”，單單是價值規(guī)律就足以腐蝕人們的心智，趨使人們在意識形態(tài)上轉向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在行動上表現為新資產階級，雖然說對待資產階級法權的態(tài)度應該是“承認并限制”，但是在事實上，受這些東西影響，如果我們不堅持上層建筑領域內的階級斗爭，上層建筑反作用于經濟基礎，資產階級法權被擴大化，這就必然會使資產階級上臺篡奪領導權。
例如，赫魯曉夫曾在其執(zhí)政期間在經濟上推行物質刺激，這就會導致政治掛帥在整個生產過程當中的缺失，但是顯然“政治是經濟工作的生命線”，在物質刺激的作用下，無產階級逐漸對階級斗爭感到麻木，對于馬克思主義感到一種陌生，并且赫魯曉夫在政治上，宣稱蘇聯共產黨為“全民黨”，模糊階級矛盾，這就使這種意識形態(tài)話語在事實上掩蓋了蘇聯客觀存在的官僚買辦階級。“社會主義不存在階級”，這個表述是沒有問題的，但是在蘇修叛徒集團對自我的宣稱當中變成了掩蓋資產階級專政存在的工具。一句話，在赫魯曉夫之后的蘇聯共產黨，實際上變成了資產階級政黨，無論是“三和兩全”的推行，還是蘇修逐漸的經濟凋敝，抑或是日后對社會主義國家兄弟動刀子的行為，都證實了蘇修已然變成了披著紅色外皮的沙俄。
既然說了限制資產階級法權，那么落實問題如何解決？同時，為什么計劃經濟會產生官僚主義？為什么又會成為所謂“低效”的代名詞？落實問題就完全取決于領導權的落實問題，這就是為什么毛澤東時代會如此強調“政治掛帥”，堅持馬克思主義政治掛帥，是為了和資產階級作斗爭和機會主義分子作斗爭，在生產上，堅持政治掛帥顯然是為了克服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的干擾，調動積極性，其次，在政治掛帥之下，生產的盲目性得以被克服，克服盲目性，這不僅是中央計劃統(tǒng)一調配的問題，這還是地方上，基層上的直接生產者的問題。
——兩種“繼續(xù)革命”
“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fā)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fā)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
——《矛盾論》
第一種是我們熟悉的上層建筑領域，“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tài)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階級是這樣，反革命的階級也是這樣。（毛澤東語）”在建設的過程當中，破除法權思想，堅持政治掛帥，有助于認清斗爭形勢，戳穿反動分子的野心，激發(fā)社會主義積極性。
不僅是在上層建筑領域上存在繼續(xù)革命，對下，在生產領域上也存在著繼續(xù)革命，也就是限制資產階級法權。前文已經把根本邏輯說的很清楚了，革命就是解放生產力，當然，在限制資產階級法權上，一方面的利用固然是由于生產力水平的不足，我們需要利用資產階級法權，但是前提條件必須是無產階級專政，另一方面的限制自然是因為社會主義的性質，這不是什么意識形態(tài)命題，而是說，當資產階級借尸還魂，取代無產階級專政之后，人民就注定要吃二茬苦，受二茬罪。（也可見我在《論生產力》中的論述）
空口無憑，這里我給出數據作為支撐：
“從1964年到1974年，我國鋼產量增長1.2倍，原煤增長91%，石油增長6.5倍，發(fā)電量增長2倍，化肥增長3.3倍,拖拉機增長5.2倍,棉紗增長85%,化學纖維增長3.3倍。在這十年中,我們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了一千一百個大中型項目，成功地進行了氫彈試驗，發(fā)射了人造地球衛(wèi)星。”
——《社會發(fā)展史講話》
如果強調“物質基礎”，那么我們就講講物質基礎。“我們這里所說的是這樣的共產主義社會，它不是在它自身基礎上已經發(fā)展了的，恰好相反，是剛剛從資本主義社會中產生出來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經濟、道德和精神方面都還帶著它脫胎出來的那個舊社會的痕跡。（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一方面資產階級法權是舊的生產關系，是“形式上平等，事實上不平等”的比資本主義更加資本主義的東西，如果拋棄了資產階級法權，生產力將進一步獲得解放，但只是我們暫時無法做到而已。在另一方面，限制資產階級法權所需的物質基礎跟我們新中國社會主義改造的物質基礎是一樣的，是我們手里的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不怕民族資產階級造反。這就是我給出的物質基礎的回答。
但是我們也要注意，當下情況不同。
·技術議題
——AI會替代人類嗎？
與其說是人工智能，不如說是“人類智能”。
且不說自動化的部署是否是為了完成整個工作流程，不如說AI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工作流程中的部分過程，于是正因這種“部分”的客觀存在，人機的結合才更加泛化，換句話說，自動化與其說是消除整個勞動過程，不如說是消除勞動過程的“部分任務”。在此方面上，客觀上來講，由于資本主義普遍的勞動分工，也就是勞動總過程的拆分所帶來的片面化的“異化勞動”（這里是指手工業(yè)勞動中的由個人完成的整體勞動過程，轉到工業(yè)大生產的“切割”了的勞動過程）的從事者屬實會被丟到產業(yè)后備軍的隊伍當中，于是“微工作”的從事者便會出現在這種情況下。
而且，AI的“創(chuàng)造”無疑是一種荒誕的編造，因為且不說信息整合當中廣泛的“微工作”，更何況AI所整合的信息本身就是人所締造的信息，AI所承擔的角色不是思考，而是整合與建構，如果這就是一種“創(chuàng)造”我可以承認，但其本質是基于人所擁有的當下的創(chuàng)造，而不是一種突破與創(chuàng)新，正如機器的產生只是為了量產一樣，鉗工的存在也不會因為機器技術的廣泛應用而完全消解，AI的應用也不會消除人類的創(chuàng)造進程。
——“無用階級”背后的意識形態(tài)“眼盲”
工人階級永遠不會因為機械化自動化的浪潮發(fā)生而徹底消失，無論如何，死勞動（機器）對活勞動的排擠仍然無法掩蓋事實上的剝削的客觀存在，并且如果真的“無用”了，消費產品的相對過剩產生，經濟危機也就會伴隨著產品的過剩而就此引爆。那么資本主義將由其得意的“異化勞動”（死勞動排擠活勞動）親手送進墳墓，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存在一直都是刺向私有制的無情利刃。
這是社會關系上的“眼盲”，再者，如果剩余價值無法產生，那么商品在市場上的拋售不過只是利用價格和價值的不對等性來“搶錢”而已，如果如此，新自由主義者們所幻想的公平也會就此完全破裂，壟斷就此產生并且被放大化。當然在壟斷之后，則是更加瘋狂的經濟危機所帶來的搖擺。
附*引文（出自《后工作時代》上海譯文出版社 42頁至43頁）
“Mechanical Turk 等網站表明，某些服務工作的自動化或許永遠都不會導致其完全機械化，而是產生出人機混合體。在一些歷史證明難以自動化的工作中，機器學習將生產力收益微小的任務排除在外，并通過具體任務和管理功能的半自動化、勞動的超細分工和實時外包將其解決。當某些任務被自動化的時候，另一些原本受限于地理的任務可以自由地在全球范圍內漫游，以尋求廉價勞動力來獲利。結果就是，曾經正常支付薪酬的工作不僅被無產階級化，而且在默認情況下被非正規(guī)化，被分割為低薪、不穩(wěn)定的計件工作，同時脫離了對薪酬和權利提供法律保護的監(jiān)管框架。微工作不受任何特定法律的約束，從而解除了工人、雇主和工作場所之間的法律關系。”
“從另一個更加明顯的意義上說，微工作網站讓低技能服務工作和自動化系統(tǒng)進行更加密切的合作。微工作培訓、調節(jié)和糾正人工智能，通過這種方式向人工智能展示如何發(fā)揮勞動力的作用，即使其中一些技術從未成為資本主義經濟的一般條件。為了讓自動駕駛汽車避免交通事故，讓聊天機器人理解談話線索，讓自動交易程序承擔合理風險，首先必須讓機器學習用干凈的、帶注釋的數據進行訓練；然后當自動程序啟動運行之后，由工人進行持續(xù)不斷的監(jiān)督。如果數據沒有經過預先處理，這些數據則會以違背程序員意愿的方式訓練算法。”
“即使在數據被整理和注釋之后，算法依然依賴各種人工輸入來幫助訓練、校準和糾正它們的操作。例如，推特經常利用 Mechanical Turk 網站上的工人來快速識別熱門話題查詢，分析其內容，并將其反饋到實時搜索中。”
——技術進步與工人階級
那么我們發(fā)現，技術的進步帶來的是工人的失業(yè)，如果如此，那么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工人階級如果想要維護自身權利，其又只能選擇向進步宣戰(zhàn)，那么工人階級只能是從反動的角度上維護自身，工人階級的進步性究竟又在哪里？如果說技術的進步會帶來新的崗位和新的工作，那確實是如此，但是短期來講，工人階級的利益是被威脅的。
舊的生產關系已然腐朽，工人階級在生產過程中的存在甚至都成了阻止有產階級貪欲膨脹的障礙，工人階級就連在生產中占有一部分資本（維持工人勞動力再生產的可變資本）都已經成了資本家的眼中釘肉中刺。資本家在剝削了工人的剩余價值后還不放棄追求完全的“剩余價值”的產生的，相較于產業(yè)資本的周轉對時間和金錢上的“多余的”耗費，資本家所熱衷的也確實是金融資本，我們去看當代美國的經濟問題，確切來講，美國已經變成了金融壟斷資本主義國家（詳見安德森《文明的抉擇》，閱讀時間過于久遠，無奈于無法更加精確化表述）。
那么為什么？
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儼然是不利于大多數的生產關系，市場經濟與其說是公平的表征，不如說只是一種意識形態(tài)所虛構的表征，如果把技術進步的利益和大多數的利益（工人階級的利益）相對立起來，那么技術進步就無法得到支持，此時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成為了生產力的桎梏。
此時，經濟決定論的話語又一次黯然失色，唯生產力論的荒誕又一次展現出來，無論是技術革新當中出現的反對聲音，還是資產階級國家機器的強烈反撲，無不都展現出了資本主義的反動性。在舊的社會的指導中，一方面資產階級在上層建筑領域占據著主導權，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對國家機器的把握，有產階級在意識形態(tài)和直接的經濟活動中存在雙重地位，那么無產階級所面臨的是事實上的雙重壓迫。
——何為出路？
唯有改變生產關系。無論如何，在工人階級掌有地位，技術導向利于工人，工人不需要緊迫于被拋入競爭的八角籠中和同為工人的對方進行搏斗，放棄掉自身的革命階級的身份，扮演著生產力進步的反對者而進行著維權活動，擁有著“鐵飯碗”的工人會為了自己的國家而奮斗，工人會為了自己所在的那個“共同體”而落實自己的技術革新承擔者的身份，而不是身處如今顛倒的世界破壞著自己和自己的同志們。
在無產階級專政的情況下，統(tǒng)一的計劃經濟無疑是對基層的一種“放權”，中央的統(tǒng)一計劃事實上和地方上的民主性對生產的組織是不沖突的，“辯證”的一點是，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恰恰只有在統(tǒng)一的計劃經濟中才得以革命化，否則生產無政府狀態(tài)的復歸仍舊會帶來資本主義的腐味，并且長期寄生在社會主義當中。有計劃的生產無疑是對工人自己也好，對整個國家也好，都是有好處的，一方面統(tǒng)一的規(guī)劃明顯有助于節(jié)約，而節(jié)約則是有利于再生產活動和直接生活環(huán)境的，另一方面，在事實上克服了盲目性，這使積極性進一步提高。
·婦女解放議題
在資本主義當中，資產階級會宣傳共產主義者共產共妻，但事實上賣淫的存在就是說明共妻只會存在于資本主義社會，說到共產主義共有生產工具，資產階級很容易聯想到共妻，因為他們就認為妻子是一種生產工具。
同時，讓我們回歸唯物主義，無論是身份政治還是“反本質主義”，在符號和多元的訴諸當中，抗爭被“多元化”以導致不可能化，從后結構主義至今的唯心主義余毒，始終縈繞在婦女解放要求者的心頭。甚至是在新自由主義體制之下，婦女對于家務勞動的態(tài)度也逐漸泛化到爭取工資的地步，然而這不是什么“出路”，除了使撫養(yǎng)“社會化”撕開這種“溫情的面紗”，我們將毫無選擇。
由于新自由主義宣傳，在我國也出現大量的資產階級意識形態(tài)話語，例如——家庭勞動的有償化和女性更多地參與政治生活以彰顯其“獨立”的要求，可是，我們先不說他們對于所謂“男性統(tǒng)治”的錯誤歸因，也就是對于獨立和“厭男”的自我標榜，家庭勞動的有償化非但不能完成女性在家庭中的自由，反而只會導致家庭的持續(xù)存在，對于女性控制的持續(xù)存在，再者，參與政治生活并不是每一位人民都可以輕松做到，這種政治上的自由完全是有限的，所以就無法成為無產階級的要求，而是更多地表現為小資產階級的要求。可是我們現在所能做的非常有限，我們無法在當下立刻完成社會化撫養(yǎng)以消除家庭共同體，但是我們可以通過上層建筑著手，通過在意識形態(tài)問題上完成對于資產階級的專政，可以在家庭關系上使雙方平等化，在對孩子的教育上趨于民主化和革命化，培養(yǎng)馬克思主義者，這是一種無聲的反抗，也是我暫時能想到的在既定秩序下的嘗試了，抱歉，我暫時給不出什么很好的解決方案。
但總之家庭的解體必然由于公有制的全面建立而完成，無疑，當下的問題要鮮明的多，婚姻幸福的前提是家庭的解體，甚至我可以說，如果保留私有制，那么婚姻的變相賣淫將永遠永遠不會被消滅掉。“一切自由人的聯合”，這仍然是出路。“婦女能頂半邊天”，這仍然不只是一個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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