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明月”的精神病，肯定不是“猥褻女上司”這種表象。他得的，實際上是很常見的精神分裂癥。重要起因是，如今的他，再也寫不了任何文章了。
“當年明月”認為人生最大的意義是活出自我。但他那個原來“我”不見了，這個新的、勉強在體制內混著、江郎才盡的新“我”，讓他感到難以忍受。于是，精神分裂了。
自媒體文章《知情人透露當年明月“發瘋”細節》說：“他長期失眠，精神萎靡，晝夜顛倒，出現幻聽，幻視。”
我相信，這個傳聞應該是接近真相的。本文簡單分析一下，為什么他的病是中國人的常見病。當然，也是現代人類的常見病。只是，“當年明月”的病因，有著中國社會自身的特殊性。
2006年出版的《明朝那些事兒》是現象級暢銷書。“當年明月”22歲時就將4100萬現金存折交到了妻子手中。此后，他就踏上了仕途。
不可否認，“當年明月”是有相當才華的，尤其是，一個人年輕氣盛時，往往激情四射。因此，這本書里面確實有不少人生感悟性質的“金句”。
但，我的朋友苗大師認為，盡管“當年明月”有自己的東西，但《明朝那些事兒》不過是“大學生習作”。
之所以大熱，是因為那時的中國社會思想還比較幼稚，但市場就信這個。
我補充說：很多人在中國傳統文化那里尋求寄托，所以對這種歷史普及很感興趣。我之所以一直沒有太多這方面的興趣，是因為感受到的現實壓力太切身。
苗大師說：是，文化上瘙癢的人非常多。
我認為，我們的這個簡單對話，基本上勾勒出了“當年明月”發財致富的秘密。
其實，直到今天，從整體來看，中國人在自我意識上，都沒有太多進步。例如，絕大多數人還在爭論傳統文化、國粹等問題。
但這些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社會思想畢竟出現了明顯分層。世界正在發生巨變，中國人必須思考更深層次的問題。
因此，這些年海量的哲學書籍出現，爭論的問題基本上“與國際接軌”了。這是一個虛無主義的時代。因此，人生意義、“自我”等成了很多人的議題。《我的阿勒泰》之類書籍開始暢銷。此外，政治哲學的話題，例如“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左右之爭”、美國大選、文明沖突等成了知識群體的興奮點。
中國人精神上的彷徨、焦慮、不安也由此開始。“當年明月”是中國數億精神病患者之一。因此，本人當然是同情他的。
我今天剛好翻完了《自我：與齊格蒙特·鮑曼對談》這本書，腰封上寫著：“我們每個人都不只是一個人，而是許多人……”這讓我想起了黑格爾的“我即我們”。這
些哲學家的說法，本來就叫人抓狂。單個人是孤獨的。但，必須公共生活，同樣令人不安。而中國人歷來是不太樂意睜眼看世界的。因為，這需要智力、勇氣，承認生活的變動不居。
關于自我的不確定性，齊格蒙特·鮑曼的《自我》一書中，引用了諾貝爾獎得主伊利亞·普里高津的說法：“我們的世界是一個持續‘構建’的世界，它受概率法則的支配，不再是一種自動裝置。于是，我們從一個‘存在’(being)的世界，被引入一個‘成為’(becoming)的世界”。
但，中國人的主流是“求穩”的。我們潛藏在內心中的思維，仍然不是現代人的。所有人都是環境的產物。“當年明月”也不例外。
《知情人透露當年明月“發瘋”細節》這篇文章說：“家庭環境源自于家里的公務員背景，父母也希望他有一個穩定的收入”。一個如此成功的人士，最終卻選擇了“體制”，因為在中國，“體制”是穩當的。任何社會當然都離不開“體制”提供的秩序。但，“體制”就像其他任何事物一樣，都是“一個‘成為’(becoming)的世界”。在“體制”之外，還有一個更加廣泛的“公共領域”。后者正是前者的更新之源。
最近，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的新結構轉型》中譯文發行了。整個世界的公共領域正在迎接新的變化，尤其是人工智能帶來了巨大影響。齊格蒙特·鮑曼同樣寄希望于公共領域。
《自我》下面的這段話，是對現代人精神狀況及其困境的最好總結：或許可以這樣說，“體制”和公共領域分別基于互不相容的關聯邏輯或原則：“體制”的關聯總是垂直的——總有人在頂部負責，有人在底層聽命；公共領域的關聯則是水平的，所有相關方被賦予平等的權力。在這里，我們不妨將“公共領域”理解為“社會生活”。在這里，人人平等。公共領域接納所有人。所有人的命運都休戚與共。這是一個倫理世界，而不是被各種話語、身份等社會符號所肢解的象征世界。
但，自從“當年明月”踏上仕途，他就逐漸疏遠了這個倫理世界。例如，家庭生活出現挫折。現代人生活在手機世界中，“公共領域”被自己親手關閉了，因此同樣會出現這類問題。尤其是中國人，至今還沒辦法接受現代、后現代話語。而我們的生活又是現代、后現代的。因此，人們在精神上普遍找不到安身之處。這就是中國人的精神病現象越來越嚴重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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