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公祭日，山河悲訴，舉國同哀。
一年一度的此時，我依然要不厭其煩地書寫：紀念哀悼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的國家公祭日，除了控訴日寇，展示悲情，祈愿和平——還不應忘了一件事：清算蔣介石反動政權、國民黨買辦政府的滔天罪責！
十五萬軍兵之眾，號稱“全副德械之師”的首都精銳衛戍部隊，竟抵擋不住五萬日軍，這就是果粉口中的泱泱國民黨軍！
唐生智，號稱“誓與南京共存亡”，結果戰火一燃便率先乘舟、向西而逃；
桂永清，號稱“黨國鐵衛軍”教導隊總隊長，一俟接到撤退命令，不組織部隊后撤，自己居然搶先渡江；
孫元良，堂堂國軍第72軍軍長，日本人破城之際，直奔夫子廟的妓院（民國時代妓女遍地）拜老鴇為干娘，藏匿地下室。
戰前不做周密部署（寄望美英威望，以為日本人不敢打進來），開戰后又不做撤退指揮，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機時刻，第一個作鳥獸散、土崩瓦解、倉皇出逃的不是億萬中國民眾，而是他國民黨高層！將整座南京城五十五萬手無寸鐵的市民、難民、傷兵、潰兵，拱手相讓于嗜血如命的日本法西斯！
這就是蔣介石的國民黨。
這樣的黨，憑什么贏得人民的信心？憑什么在淮海戰役中抵抗得住老百姓的八十萬輛小推車？
南京大屠殺，軍事失利不過表象，蔣記國府的政治反動才是根因。
自十年前的四一二政變后，這個黨就徹底脫變為一個反人民的、封建性質的買辦政治軍事集團。
蔣氏迷信唯武器論，他不屑于也根本不可能調動最廣大工農、最廣大人民的力量；同時又寄希望于英美和國聯，所謂“四行倉庫保衛戰”亦是打給國聯調查團看的作秀（距離九國公約會議即布魯塞爾會議召開還有不到十天，蔣氏希望借淞滬戰事向國際社會表現國府抗擊日本的“勇氣”，以爭取英美等國的介入、尤其是對日本的外交施壓）充分暴露外交視野的短視。
九一八事變后，全民族抗戰熱忱高漲，然而蔣介石卻在鼓吹：
槍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訓練不如人，機器不如人，工廠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頂多三天就亡國了。
我常覺得，我們要應付國難，首先要認識自己國家的地位。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
我們為應戰，而不是求戰；應戰，是應付最后關頭必不得已的辦法。
何應欽更是說：
日本有多少煙囪，日本人有多少工廠？我們如何能比？不抵抗還可支持幾天。
1932年，蔣氏在南京國民黨黨部大會上說：
我國此刻必須上下一致，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以待國際公法之決斷……
1932年，蔣氏在石家莊與張學良交代：
他們（日本人）嘴大，我們嘴小，倘若輿論上抵抗，國際上就不好說話了……
寄希望西方幫忙的同時，進一步助長日軍的宣傳氣焰。
1936年3月，蔣介石又公開發聲：
日本無論男女老少都有尚武精神，而我國則女子向來怕戰爭，又缺乏一般工作的知識和能力，戰時很少能夠代替男子擔任后方的軍事工作。
如是，四萬萬同胞當中就去了二萬萬。那些老弱幼小疾病殘，不堪工作的，又要占一萬萬，所余一萬萬之中，實際學了武藝，懂得軍事的，恐怕最多不過二百萬人。
如此我們以二百萬人與人家六千萬有組織有紀律有準備的人來相爭，如何能戰勝他？他如何不來侵略我們？
這也就是為什么南京保衛戰爆發之前，蔣介石極力主張對日妥協，反復強調：
我們決不能輕舉妄動，致陷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之地。
即便是在果粉津津樂道的1937年宣布抗戰開始的“廬山談話”中，蔣氏的言論也透著濃濃的絕望：
我們知道全國應戰以后之局勢，就只有犧牲到底，無絲毫僥幸求免之理。
這樣的領導集體，憑什么帶領全民族打跑日本人？
就歷史而論，四一二政變后，蔣介石集團就以代表買辦集團利益的形象登上歷史臺面，他推行的一切內外政策都是以不損害乃至要增進買辦集團利益為前提，這使其不能不反對買辦之外的中國幾乎所有其他階級的利益。
他既不能有效抵御日寇的入侵于中國共產黨揭竿領導全民族抗戰之前（釀成了包括南京大屠殺等多個屠城屠村慘案），又在我黨戰勝日本人后竊取抗戰果實，與美國簽訂《中美商約》，全面出賣中國領土、領水、領空權益，無法挽回地走上賣國的道路。
南京淪陷與屠城的悲劇，是蔣記國民黨片面抗戰路線的失敗，歷史的教訓非常清晰：凡是不能實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的制度、推行有利于民族大多數人政策的政治集團，無論其怎樣空喊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最后都一定會走向投降主義、失敗主義、賣國主義。
當戰局進行至1938年初、侵華日軍在共產黨游擊戰術下傷亡人數已達四十五萬人之巨時，日本人清晰地認識到：蔣府國軍并不能對日軍造成太大威脅，而毛澤東的軍隊則是“心腹大患”。
此時，日本人開始謀求將“反蔣”轉為“反共”。
武漢會戰之后，已然無力將戰火繼續向西、且逐漸謀劃在東南亞和太平洋諸島擴展海權勢力范圍的日本法西斯，就中國戰場局勢提出了“重新檢討對華政策”的主張。
日本人認為，應該立即停止“反蔣”，把對華目標縮小為“反共”，以分化中國內部，使若干畏懼繼續抗日會失掉原有地位的政客和親日分子更能發揮作用。
于是，日軍確定了對蔣介石政府采取“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的方針。
1938年11月3日，日本首相近衛發表所謂《東亞新秩序》聲明，在“合作”“提攜”“互助”的招牌下，呼吁只要國民黨當局放棄抗日，便歡迎它參加天皇主持下的東亞新秩序建設運動。
12月20日，近衛又發表“調整日中關系”的聲明，提出所謂的“中日滿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原則，進一步對國民黨內部的漢奸力量實施引誘。
日本政府還表示：只要國民黨投降，日本軍隊就可以撤出華中和華南，華北也可以在名義上屬于中國。
日本人的誘降活動很快便導致了國民黨內部的動搖和分裂。
1938年底，身居國民黨總裁高位的汪精衛逃離重慶，公然走上了叛國投敵的罪惡道路，這在當然著實給了蔣介石當頭一棒——因為這等于是先于自己之前，給日本人遞交投名狀。
蔣介石在抗日戰爭初期接受國共合作，本來就是被迫的，甚至還想借日寇之手消mie共產黨的軍事力量。
只不過“事與愿違”，毛主席領導下的共產黨力量日日發展、不斷地在抗擊日寇的過程中擴大解放區范圍，使蔣府深為恐懼。
在日本積極誘降、英美從旁勸降的國際妥協氣氛下，逐步“綏靖化”的蔣介石很快就從與共產黨人的合作抗日走向了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道路。
1939年1月21日，國民黨在重慶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蔣介石在會上作了題為《喚醒黨魂，發揚黨德，鞏固黨基》的報告，把會議的議題由對外轉向對內，由抗日轉向反共，從而使“整頓黨務”、研究“如何與共產黨作積極之斗爭”成為全會的中心議題。
這在抗日戰爭的重要關頭，是毫無爭議的漢奸政治。
蔣介石的所謂“黨魂”就是“三民主義”，所謂“黨德”就是“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八德”和“智仁勇三達德”，所謂“鞏固黨基”就是要整頓黨務、“與共產黨作積極斗爭”。
這份報告處處隱含著1927年“清黨”的意味，叫嚷：
我們一定要將已睡了的黨魂喚醒轉來，已失去的黨德恢復轉來，全體一致，尊重黨紀，愛護黨史，重新奠定本黨堅實的基礎……
在蔣介石的親自部署下，國民黨秘密成立了“防共委員會”，確立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針。
會后，國民黨陸續制定了《限制異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置辦法》、《處理異黨實施辦法》、《淪陷區防范共產黨活動辦法草案》、《陜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運用保甲制度防止異黨活動辦法》、《防止異黨兵運方案》等等。
從這一刻開始，蔣介石集團一貫以來“假抗日、真反共”的面目便不再偽裝。
由此，共產黨黨內和八路軍等黨的部隊內部，也紛紛回憶起1935年時毛主席曾就時局給出過的使人振聾發聵的判斷：
大土豪、大劣紳、大軍閥、大官僚、大買辦們的主意早就打定了。他們過去是、現在仍然是在說：革命（不論什么革命）總比帝國主義壞。
他們組成了一個賣國賊營壘，在他們面前沒有什么當不當亡國奴的問題，他們已經撤去了民族的界線，他們的利益同帝國主義的利益是不可分離的，他們的總頭子就是蔣介石！
這一賣國賊營壘是中國人民的死敵，假如沒有這一群賣國賊，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放肆到這步田地的。
他們是帝國主義的走狗。
博山慘案、深縣慘案、確山慘案、十二月事變、皖南事變……一出出國民黨反動軍閥蓄意制造的反共慘劇接踵發生，在日本侵華腳步依舊蔓延的局勢下，給黨領導的抗日運動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之所以會喊出“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其真理性正在被反襯于此。
從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抗日時期的“二五減租”；從解放戰爭時期大規模的“土地改革”，到新中國成立后建立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制度工程，都最大限度保障了占人口最大多數的工農階級的利益，使得“只有毛澤東和共產黨才能夠凝聚起全體中華民族的力量”成為了無可爭議的歷史事實。
在1938年春夏之交發表的著名的《論持久戰》中，毛主席指出：
不但看到武器，而且看到人力。武器是戰爭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
力量對比不但是軍力和經濟力的對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對比。軍力和經濟力是要人去掌握的。如果中國人的大多數、日本人的大多數、世界各國人的大多數是站在抗日戰爭方面的話，那末，日本少數人強制地掌握著的軍力和經濟力，還能算是優勢嗎？它不是優勢！那末，掌握比較劣勢的軍力和經濟力的中國，不就成了優勢嗎？
毛主席始終相信中國“立起抗戰”的力量蘊藏在民眾之中，在同斯諾談話時指出：
中國蘊藏著極其巨大的潛力，這些力量在一個偉大斗爭的時期是能夠組織起來投入到強大的抗日戰線上去的。
民力和軍力相結合，將給日本帝國主義以致命的打擊。民族戰爭而不依靠人民大眾，毫無疑義將不能取得勝利。
發動人民的武裝自衛戰，是保證軍隊作戰勝利的中心一環，對此方針游移是必敗之道。
依靠民眾則一切困難能夠克服，任何強敵能夠戰勝，離開民眾則將一事無成。
就中國的國情而言，民族主義的理想訴求，只有和社會主義價值取向以及共產主義公有制度結合在一起，才有可能產生出成功的民族主義。
一旦離開社會主義空談民族主義，即不談階級性只談民族性，那只能是一種自我欺騙，最終必然造成階級分裂、族群分化。
也就是毛主席所言：
只有經過共產黨的團結，才能達到全階級和全民族的團結，只經過全階段全民族的團結才能戰勝敵人，完成民族和民主革命的任務。
抗日戰爭的本質是什么？
戰爭其本質，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敵后軍民、全體中國人民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法西斯主義）的共產主義反侵略戰爭，與蘇聯共產黨領導的蘇聯衛國戰爭同步基調，都是一場全民族的階級斗爭戰事，而不僅僅是反對“德國民族”、“日本民族”的民族戰爭。
只有黨領導的階級解放戰爭，才能夠動員最廣泛的中國人民和蘇聯人民形成反法西斯戰線、以汪洋大海之勢淹沒日本鬼子和德國鬼子的兵鋒。
據日本防衛廳研究所戰史室的資料顯示，從1938年底開始，日本的中國派遣軍共二十四個師團，其中華北方面軍九個師團、13軍四個師團的主要任務就是在華北和華中與八路軍、新四軍作戰，21軍的四個師團擔負守備和戰略牽制任務——僅僅只有11軍的七個師團在同蔣介石的國民黨軍隊作戰。
日本歷史學家曾作過這樣的記述：
從（1945年）4月到8月之間，解放區的發展異常迅速。由于八路軍的進攻，華北的日軍從所有的據點和碉堡里不斷地被驅逐出來。日軍的小部隊已陷于無法行動，而大部隊則被困在鐵路沿線的城市里”、“日本對中國占領區八年間的統治，在8月15日以前已經瀕于崩潰了。（見日本歷史學研究會編：《太平洋戰爭史》第4卷第104頁，商務印書館1962年版）
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專家組顧問、河北省社科院研究員謝忠厚亦有研究：
從1941年3月到1942年底，日軍集結重兵對華北進行了五次‘治安強化’運動，從軍事、政治、經濟等多方面瘋狂進攻根據地。
到1943年，東京的軍部大本營仍在強調：
為了適應大東亞決戰（呼應東南亞和太平洋同美軍的戰斗）的要求，必須迅速消mie中共勢力，此乃zhi na戰區當前之必須！
沒有毛主席和共產黨，中華民族早已亡國滅種在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
連他老蔣的美爹羅斯福最后階段都看不下去（意大利已投降、蘇軍已逼近柏林、中共已收復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老蔣竟然還能丟掉河南湖南廣西福建的省會和兩百多座縣城），一度要給八路軍五個師的裝備，結果搞出個史迪威事件……
美國駐華軍事人員在觀察了國軍的“戰斗”后曾評論到：
國民黨早已威信掃地，國民黨的軍事指揮‘極為幼稚無能’。中國軍人很強的作戰能力完全被浪費了！（見《史迪威與美國在中國的經驗》）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45年4月10日日軍占領豫陜邊界的重陽店，十四年中，蔣記國府喪失國土面積共275.3萬平方公里；丟棄城市1100余座（當時全國城市為1200座），遺棄同胞2.8億人口（當時全國人口4.5億）。
除了戰斗力垃圾，國軍成建制、成規模的叛國投敵更是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沉重的人禍巨災。
據《劍橋中華民國史》載，1941-1943年三年時間，國軍叛逃將軍共有六十九名、逾五十多萬軍隊跟隨這些叛逃將軍離去，而日本人又利用這些偽軍去保衛其日統區，以對抗共產黨的游擊隊！
此外，抗戰期間蔣府還發動三次反共高潮，其中第二次反共高潮即1940年的皖南事變，新四軍九千多人被國軍八萬多人包圍，激戰七晝夜，寡不敵眾而三千余人壯烈犧牲、3600余人被俘或失散。
日本“崩潰”的原因，就在于毛主席所言：
戰爭偉力之最深厚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
兵民是勝利之本！
中華民族只有作為一個“社會主義民族”而存在，才可能有光明的未來，否則就永遠不可能走出南京保衛戰失敗和首都屠城濃重的陰影。
因為你無法去解釋戰敗的真正原因，也就無法真正撫慰三十萬亡靈。
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對建立在南京市內的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某些布景不太滿意。
比如，外景那個被鬼子奸污而自殺并自白“除了死，還能如何！” ——我或許可以理解當年場景里的受難情緒，但今天絕不該作為宣傳。
被鬼子欺侮、凌辱，應該做什么？是集體自殺嗎？
應該擦干眼淚，加入共產黨！拿起刀槍，在黨組織的領導下，去殺光日本鬼子！而不可是失敗主義情緒彌散的自我放棄。
站起來抗爭，不僅僅是對外敵日寇的宣戰，也是與內敵蔣府的切割。
南京大屠殺不僅是日寇滅絕人性的“天災”，更是蔣府的“人禍”。
一味地用“落后就要挨打”去掩蓋蔣介石國民黨的無能與腐敗，是對歷史的不尊重，更是對毛澤東軍事智慧與浩渺格局的不尊重、對浴血奮戰的共產黨軍隊的不尊重、對中國人民的不尊重。
永遠不要忘記：1950年抗美援朝時，我人民志愿軍的武器裝備與美軍武器裝備的差距，要遠遠大于南京保衛戰時國軍與日軍武器裝備的差距！更何況中共的志愿軍是赴異國作戰，而蔣記國軍則是本土衛都！
結果被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志愿軍擊潰了包括美國在內的十七國聯軍、收復朝鮮首都平壤、兵峰直指南朝鮮首都漢城；而國軍則被日軍一舉挫敗，首都南京險些被焚城滅種！
早在井岡山時期，毛主席就有分析：
同樣一個兵，昨天在敵軍不勇敢，今天在紅軍很勇敢！紅軍像一個火爐，俘虜兵過來馬上就熔化了！
1948年10月17日，國民黨軍第60軍軍長曾澤生，在我軍重重包圍和政治教育之下，正式率軍起義，編入我軍編制——不到三個月后，1949年1月2日，該第60軍被改編為解放軍第50軍，轄第148、149、150、167師(曾澤生任軍長，徐文烈任政委)，并在一年后參加了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戰役。
在第三次戰役中，這支幾乎與解放戰爭時期人員無差、曾經懶散笨拙又軍紀渙漫的“敗軍”，竟然高吼著“保衛祖國！”、“請毛主席和軍委放心！”，在朝鮮全殲英軍皇家重型坦克營、一舉解放了漢城!
尤其第四次戰役，這支煥然一新的軍隊更是在漢江兩岸頑強抗敵五十晝夜，沉重打擊和消耗了敵有生力量。
同樣的一批人，差別在哪里？為何而改變？
后來獲得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國旗勛章的曾澤生，只落下五個字：
因為毛主席。
每年的今天，我們到底應該思考些什么，將直接決定著我們的未來會走向何方。
破除毫無意義的悲憫情懷、民國風味的輿宣氛圍和立論模糊的國軍崇拜，這是公祭日最重要也是最緊迫的政治任務。
南京淪陷，是蔣記國民政府政治層面落后反動、執政層面腐敗無能的必然結果，是蔣介石與1927年建立這個政權其以江浙買辦為基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深刻體現。
國軍內部吃空晌、盜賣軍火的現象極其嚴重，一些國軍將領甚至帶著妓女打仗。
在大后方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奢靡頹廢，“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倒賣戰時物資，大發國難財……進駐重慶的國民黨中央機關及相關企業、富商官僚、上層人物、上流階層，與其說是來重慶抗戰的，不如說是來重慶避難消遣的。
他們不僅有國軍的防空系統保護著生命，還有從國外走私進來的高檔奢侈品以保障生活，甚至有從淪陷區運來的陽澄湖大閘蟹等高檔特產，價格都極為昂貴，只為滿足達官貴人和隨國軍遷都的洋商洋人們的需求。
正是這些高檔食材奢侈品的流入，讓孔祥熙都曾“被迫”專門發起所謂“食物營養研究會”，侈談“物價愈貴，愈要講求營養”，并專門為“新生活運動”開列餐單，里面還有維他命汁、糖芋頭、豬肝等……簡直離大譜。
正是由于國民黨政權的政治基礎異常之狹窄，具有強烈的反人民性，因此這樣的政權始終無法獲得人民的認同，更無法動員全民族投入抗戰。
在國共建立統一戰線的過程中，是毛主席第一個站出來深刻闡述國共合作的理論基礎、提出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一致性的問題：
中日矛盾變動了國內的階級關系，使資產階級甚至軍閥都遇到了存亡的問題，在他們及其政黨內部逐漸地發生了改變政治態度的過程。這就在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
毛主席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是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相協調的產物，這種協調表現為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一致性，即：
在民族斗爭中，階級斗爭是以民族斗爭的形式出現的，這種形式表現了兩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階級的政治經濟要求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內以不破裂合作為條件，又一方面，一切階級斗爭的要求都應以民族斗爭的需要為出發點。這樣便把統一戰線中的統一性和獨立性、民族斗爭和階級斗爭一致起來了。
正是根據毛主席的理論，中國共產黨才在推動國共合作中實行了「以階段性的國內階級讓步來實現民族統一」的基本方針，發動了最深層次的群眾民兵參與到抗擊日寇的汪洋大海中。
永遠不要忘記：是1949年拔地而起的新中國，是毛主席帶領人民解放軍與億萬工農群眾一手締造的人民政權，結束了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每隔不到半個世紀首都就要陷落一次的屈辱歷史——是毛澤東，讓四億中國人民徹底走出了民國政府治下南京屠城、近半國土淪喪的失敗陰影。
又是一年公祭日，清算蔣記國府罪責，重塑人民史觀認同，刻不容緩。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