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韓國總統尹錫悅發動的政變鬧劇結束幾個小時后，86歲的臺灣知名作家瓊瑤在家中輕生離世，這不能不說是某種巧合或者“天意”。
如果要用一個詞匯來形容尹錫悅的政變鬧劇，那最合適的莫過于互聯網熱詞——“抽象”。
尹錫悅為何會作出如此草率、愚蠢的舉動？外界普遍分析，近期韓國在野黨推動針對總統夫人的系列立法以及彈劾檢察官等公職人員可能是尹錫悅宣布“緊急戒嚴”的導火索。
因此，中文互聯網上有很多人都在調侃尹錫悅是“沖冠一怒為紅顏”。正如在尹錫悅作出此次“抽象”舉動之前，國內有不少親美公知化身“尹吹”（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連夜刪文），還有不少媒體和自媒體歌頌尹錫悅與金建希的愛情故事，贊揚尹錫悅是“寵妻狂魔”。
如此尹錫悅，分明就是瓊瑤女士筆下的“純愛戰士”嘛——為愛情奮不顧身，沖破一切世俗枷鎖、道德倫理甚至是法律，“止愛情，毋寧死”。
不過，只要是腦子正常的人都知道，這種說法是一種調侃，尹錫悅的“純愛戰士”、“寵妻狂魔”的“人設”，也不過是他為了贏得韓國小資階層的好感、鼓動右翼民粹而刻意打造出來的。
尹錫悅為了維護金建希不惜對在野黨發動愚蠢的政變，主要地恐怕還是出于現實利益的考量。在兩人2012年結婚之前，金建希早已完成了從小販女兒到豪門千金的身份轉換，尹錫悅登上總統位置離不開金家的鼎力幫助。尹錫悅總統夫婦是深度的利益綁定，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在野黨啟動針對總統夫人腐敗、學歷造假等一系列丑聞的調查和立法，會直接危及尹錫悅的總統地位，二人結婚以后發生的很多事情，尹錫悅逃脫不了干系——這才是他鋌而走險，聯合韓國軍方高層發動一場愚蠢政變的真正原因。
尹錫悅身上發生的事，反過來也能說明了瓊瑤筆下的愛情故事是文學虛構，當不得真，“純愛戰士”的假面背后盡是算計與自利。
瓊瑤女士去世之后，很多人把她說成是“反封建”的斗士，這未免有些過譽了。
瓊瑤愛情故事里的人物，往往是不必耕作、不必上工，甚至不必為生計發愁的；愛情故事的主角一開場往往是受到封建大家長的阻撓，最后的結局往往是主角團通過努力爭取，獲得與封建大家長的和解，從而不必斷了生計——這種“反封建”模式，是真的在反封建嗎？
而如此“反封建”，正是由瓊瑤女士所處的社會環境所決定的。
瓊瑤1949年隨父母逃到了臺灣，人生成長青春期剛好處于蔣家王朝的統治時期。在書寫“純愛文學”之前，18歲的瓊瑤女士便“以身入局”愛上了大自己25歲而且已婚的老師，遭到母親的強烈反對。之后開始拼命寫作，這段不倫的師生戀經歷被她寫入了成名作《窗外》。
所以，我們能從瓊瑤女士身上看到了新潮與傳統交織的矛盾情感：一方面是對“封建家長”干涉個人追求愛情的強烈厭惡和反對，另一方面就是對父母無法割舍的情感。推而廣之就是臺灣“遺民”對蔣家王朝、對故土既眷念又叛逆的矛盾情結。也正是因為這一點，一方面大陸觀眾對民國歷史的“美好”想象，相當一部分來自于瓊瑤的影視作品；另一方面，瓊瑤女士至死都是臺獨分子的反對者。
而放到更大的歷史背景中，瓊瑤成名的時代剛好處于臺灣社會的轉型時期——由緊張的戰時狀態轉向高速增長期，由此需要對消費主義和欲望的刺激；彼時也正是新自由主義思潮崛起的年代，傳統的國家主義、民族主義讓位于個人主義、自由主義。
所以，瓊瑤的“反封建”以及“對個人權利”的張揚，是時代孕育的結果同時又暗合了時代精神，很多程度上是在“奉旨反封建”——將傳統儒家的道德觀和義利觀作為反對的對象。
從此，瓊瑤女士的寫作一發不可收拾；她自己更是進一步以身入局，以“第三者”的身份加入別人的家庭，而這個人還是瓊瑤發表作品的雜志社老板。風云際會之下，瓊瑤在社會影響和經濟收入上獲得了雙豐收，這背后當然離不開臺灣當局的默許與首肯。
瓊瑤作品在暗合刺激個人欲望、鼓吹消費主義的資本主義時代精神的同時，在敘事方式（如上文所說的主角不必耕作、不必上工）上規避開了現實經濟因素的制約，也回避了階級矛盾，從而為鼓吹“超階級的愛情”創造了可能，替統治階級起到了精神鴉片的作用。
關于瓊瑤的“純愛文學”，魯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樣》的演說中已經精準地指出了問題所在：
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的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里，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上也恢肋@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斗……
所以，魯迅等進步作家當年對新鴛鴦蝴蝶派的批判，仍舊適用于瓊瑤文學：
屬幫閑、消遣文學，是游戲的消遣的金錢主義文學觀念的派生物；
它們的消閑游戲觀念和傾向更大有害于國民性的改造和重建、有害于人生社會的改良和更新……
至于80年代以后，瓊瑤的“純愛文學”在大陸的流行，就更與“反封建”八竿子打不著了。瓊瑤和鄧麗君進入大陸的年代，剛好是“傷痕文學”清算“革命文學”的年代，其后滾滾而來的就是物欲橫流、“用下半身思考”，以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復活。瓊瑤的通俗文學對個人主義和個人欲望的張揚，又機緣巧合地趕上了大陸的時代精神，奠定了她在大陸愛情影視劇領域相當長一段時間的統治地位。
在臺灣，瓊瑤對個人主義和個人欲望的張揚,完成的是對蔣家的封建國家主義的替代；而在大陸，瓊瑤完成的卻是對集體主義和艱苦奮斗精神的替代。前者算是進步，而后者則是徹底的倒退！——已經覺醒了的吳瓊花、喜兒們，又被瓊瑤文學植入了“戀愛腦”。
因此可以說，是“傷痕文學”在大陸將瓊瑤、金庸推上了通俗文學的神壇。諷刺的是，“傷痕文學”的很多作家，因為上一個時代的理想主義深入骨髓，一邊看不起瓊瑤、金庸的通俗文學（王朔將四大天王、成龍電影、瓊瑤電視劇和金庸小說并列為四大俗），一邊被瓊瑤、金庸殺的丟盔卸甲。
然而，當潮水退去、浮華落盡，世界的真實面貌便不可避免地顯露出來了。資本完成了從啟蒙、自由競爭走向壟斷的蛻變，階層日益固化，奮斗者對未來世界的美好憧憬被擊得粉碎。面對沉重的生存壓力，新生代早已對瓊瑤的“純愛文學”祛魅，對戀愛腦嗤之以鼻，變得越來越來現實；相比瓊瑤鼓吹的“超階級愛情”，現代愛情影視劇的嫡庶有別、宮斗、雌競，盡管在價值觀上開了歷史倒車（回歸封建），卻更貼合資本壟斷和階層固化階段弱肉強食的現實。
這或許也不是瓊瑤女士所希望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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