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在某些媒體發起對胖東來“爹味管理"的抨擊后，頂端新聞采訪了近十名已婚、未婚的胖東來男女員工，大多數人對于東來的言論表示理解和支持，并表示胖東來對“移風易俗”早有相關倡導。
就像我們在前兩天文章中所說，于東來的倡議并不是強制員工不收彩禮，而是將收取彩禮與享受公司福利二者做出選擇：如果員工選擇不收高額彩禮，那么公司會繼續給予優厚的福利待遇，包括額外的假期和獎金。而如果員工堅持收取高額彩禮，公司也不會因此辭退他們，只是不會再提供額外的福利。
這樣的做法其實并不干涉員工的選擇權，只是在鼓勵員工用更現代、更理性的方式看待婚姻和生活。然而，一些媒體只強調了“不允許收彩禮”的表述，卻完全省略了這一選擇機制的存在。
對某些媒體的行為，河南省民營企業協會的公眾號發文揶揄：”人家郎才女貌，天生一對，哪里輪得到你們這群妖怪來反對？“
拋開”彩禮“這個很容易引發輿論非理性情緒的關鍵詞，事情其實很簡單，胖東來就是一家通過高激勵對員工實現高約束，從而使企業服務質量和員工待遇達到雙贏的企業。通過這種公平的企業內部分配與激勵制度，大部分員工與企業實現了“雙向奔赴”。
今天中國經濟正處于構建內外循環體系的關鍵節點，從國家到社會層面都需要個體煥發工作與消費的積極性。然而，市場的主體終究是企業，無論是調動個體工作積極性還是促進消費，最終都還是要通過企業這個一次分配的主體來進行。
看到胖東來這樣的企業，人們自然會想到，如果企業都能像這樣，那社會整體的工作和消費積極性自然也就提高了。現實當然離這種理想情況天差地遠。
現在有組織有聲量的媒體和專家最愛講激發企業積極性。正如我們在《民企不等于私企，恒大的錢不姓許》中講到的，企業主不等于企業，甚至未必能代表企業。企業是由企業主，管理人員和員工組成的整體，現在市面上的激發企業活力言論，幾乎都將激發企業活力偷換為激發企業主活力。諸如呼吁降低社保繳費，讓企業主更少承擔員工的養老醫療責任，也不看看他們天天鼓吹的西方營商環境里，無論法定還是企業自主購買的員工養老醫保占到了多大比例。
這些偷天換日的理論根子上都是涓滴經濟學，聲稱只要把資源奉送到企業主手里，企業主就會自覺且高效地轉化為對企業員工的激勵，自然而然地激活勞動和消費的動能。把一塊凍豬肉從冰箱里拿出來再放回去都要沾一手油，相信涓滴激勵的天真背后都是惡意裝傻，否則怎么可能這幾年惠企調門越來越高政策越來越多，躺平摸魚卻越來越成為顯學。
公平和效率是對立的嗎？
還是要先講一些理論的東西。在西方經濟政策語境下，“公平”和“效率”是兩個對立的概念，提高經濟效率必須犧牲社會公平，促進平等則必然抑制經濟效率。肯尼迪-約翰遜太注重公平，所以引發了滯脹；從里根到小布什效率很高，代價是收入分配差距快速拉大。福利保障更好的歐洲經濟增長和創新不如美國，還有拉美在福利社會和經濟增長（當然，只是以GDP衡量的增長）之間的左右橫跳，似乎都驗證了公平和效率二者不可得兼。
這是現代經濟學庸俗化淺薄化的一個例子，熱衷于討論概念和現象，卻不愿深入探究背后的本質。公平和效率背后有一條統一且簡單的邏輯線：激勵，用這條線串起來，公平和效率本應是一回事。
趨利避害是人的生物學本能，也是經濟學的基石。如果某種行為獲得了獎勵，人就會更積極從事這種行為；如果某種行為付出了代價，人就會減少實施這種行為。分工社會必須構建激勵體系，評價某一行為對社會是貢獻還是損害，在多大程度上有貢獻/損害，再盡量精確地給予該行為相稱的獎勵/處罰，鼓勵社會成員多做對其他人有益的事、少做對其他人有害的事，最終實現社會利益最大化，這便是經濟制度的本質。
由此推論，最理想的制度要精確評估每一種行為對社會生產的貢獻，再從社會產品中劃撥完全對等的分配權，最大限度激發每個人為社會做貢獻的積極性。分配上的不公平，無論是激勵過當還是激勵不足，都會打擊社會成員的積極性。最體現“得所應得”的公平原則的制度，自然也是最有效率的制度。
雖然筆者多次嘲諷作為財政部長的耶倫，但作為學者的耶倫還是有一些理論研究觸及了實踐本質。她開創的效率工資理論指出，如果雇主開出高于均衡/員工預期水平的工資，就能激發員工的工作效率，公平促進效率，公平就是效率。
這是個再淺顯不過的生活常識，但主流經濟學對此選擇無視，現在制度經濟學在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保護企業家產權經濟學。對于高效市場經濟，產權必要但不充分，甚至可能阻礙某些人心心念念的完美市場（例子：學術期刊壟斷知識產權阻礙了知識流通和發揮）。對于評價要素的社會生產貢獻，產權有用但不萬能。更何況企業的產權（見《民企不等于私企，恒大的錢不姓許》）、勞動者的產權一樣需要保護，卻只繞著怎么贊美企業主產權大做文章，不免太失學術體面。
經濟學的上層建筑決定于經濟事實基礎，制度經濟學的不體面與資本主義制度的根本激勵導向一脈相承。資本主義制度下，企業主擁有絕大多數生產資料的支配權、生產方式與計劃的決定權，總之企業主這一私人群體掌握了社會生產的開關，因此只有哄好了他們才能順利開展生產，體現為“效率”所關注的種種指標。
我國很多企業主，不管做的怎么樣，老是希望輿論和社會去贊美他們的”企業家精神“，老是在抱怨人力成本太高，勞動法管的太多，背后的邏輯正是”企業是我的，你不哄好我我就不干了“。
當然，效率指標上去了可不必然代表社會福利變好了，畢竟激勵企業主的根本措施就是允許他們壓低產量至社會最優水平之下，人為制造稀缺獲取壟斷利潤。舉個喜聞樂見的例子，皮大帥當政后的智利是南美人均GDP最高（最有效率）的國家之一，也是南美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指標最差的國家之一。
勞動者激勵由市場決定的勞動力價格實現。但企業主面臨的生存壓力遠小于勞動者，資本轉換形態的靈活性遠高于勞動者掌握新技能的靈活性，勞動力的壟斷力量遠遠低于資本要素，所以企業主掌握著對勞動力分配激勵的權力，勞動力定價往往低于勞動者“應得”的激勵——這也是企業主激勵的一部分（這是用主流經濟學的語言進行的解釋，本質上和剩余價值論相通）。至于不追求掌握生產資料的西式工會，只不過是一種勞務派遣公司罷了，損害社會利益人為制造勞動力稀缺的事可沒少干（如韓國醫生工會）。
相比有不少定量指標衡量的效率，“公平”這個模糊的概念可能引出幾十種定義。不過可以確定的是，西方經濟理論和實踐的絕大多數語境中，“公平”不是“得所應得”，而是無限接近“廣發福利”，不涉及評價貢獻和按貢獻分配的過程，恰恰和公平的原意毫不相干（申報LGBT身份就能每個月領錢，和社會貢獻完全無關）。
割肉發福利的原因相信大家也都清楚，資本家獎勵自己太多太狠，反而沒法從勞動者身上榨出消費的油水，搞不好還可能掉腦袋掛路燈，所以只好由政府多向企業主收一些稅，發福利向無產階級妥協。企業主到手的激勵變少了，自然要利用所掌握的社會生產控制權做消極抗議，而政府或勞動者都沒法跨過企業主產權積極組織生產，各項效率指標就出現了下降。于是現象上公平和效率似乎處于蹺蹺板的兩端，也被西方理論界順水推舟地把公平和效率完全割裂。
調動企業積極性必須有底線
國內經濟學界拾人牙慧，基本承襲了公平-效率分割法，甚至將這套敘事發揚光大。小十年來在各種場合，對“到沒到公平優先的時候？”的討論從來都沒停過，隱含的前提當然是公平效率只能二選其一。每次重要文件中是“公平效率”還是“效率公平”，都能被無數閱讀理解滿分的“經濟專家”大加闡發，生產出一套又一套符合金主利益訴求的說辭。
調動積極性是我們黨的看家本領，也是制勝法寶。但近年來，輿論尤其是財經輿論界，在試圖縮窄“調動積極性”的時間和主體范圍。時間上，塑造改革開放前只講公平導致從來沒有積極性的敘事。范圍上，凡稱積極性必指企業/企業家的積極性（輿論上說社會活力的，幾乎全是主張對企業讓利，激發企業主積極性）。
企業主的積極性是應該保護和激勵，但決不能以過分讓渡公共利益為代價去激勵。可財經界給出的激發企業積極性方案，不是讓政府出錢，就是讓勞動者忍耐。
一說要照章足額納稅，他們立刻高喊“企業活不下去啦”，還擺出“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的歪理，理直氣壯地法不責眾。結果承擔巨量公共服務乃至補貼企業責任的中國政府無償稅收收入只有GDP的16%，惡性循環的結果就是倒查稅收一查一個準，互相傷害。一說要提高最高工資、給員工足額繳納社保、落實勞動法，他們立刻威脅說企業都要搬走了。
法治也是他們最喜歡的話術之一，既要政府別管企業的經營，又要政府給企業利益兜底。倘若法律程序做出了對勞動者有利的裁決，對程序正義和法治精神的尊重就會拋到九霄云外。
過去40年里，在這些方面，我們的政府可以說是一直在妥協，結果就是大量中國企業只能靠低稅收成本、低人力成本和低合規成本塑造競爭優勢，趕著風口飛起來賺取自己的激勵。在這種意義上說，中國的營商環境主要經濟體中當屬最寬松的（IRS可不慣著你）。到了高質量發展階段，當然再沒有這樣野蠻激勵的空間。
《圍城》講，上海淪陷后，號稱在上海坐擁好幾套豪宅的流亡寓公人數驟增。現在情況亦有類似，高喊“沒積極性”的企業主及其喉舌中，幾分是真被不合理體制或干涉限制了創新創業空間，幾分是沒有意愿和能力創新，做著回到野蠻生長的夢，著實難說。
從胖東來看”企業家精神“
這次某些媒體除了對胖東來的”爹味“指責外，還有對胖東來的”造神“指責。的確，我們沒必要將優秀企業和企業家的一切言行進行神話，就像筆者也不太認同于東來對汽車行業的抨擊，不同領域的企業使命不同，價值實現方式也不同，不能一概而論。
但僅就胖東來在自身企業范圍內做的事情而論，這并不是什么造神，是一份在市場經濟范疇內也可以解釋的高質量企業優秀答卷，只不過這張答卷打了很多財經喉舌的臉，讓大家看到了企業家完全可以是另一個樣子，可以通過合理的配置激勵，來實現企業、員工和消費者之間三者共贏的局面。
在一些媒體和企業家眼中，于東來大概屬于”背叛了自己的階級“，在整體大環境沒有硬性要求企業向消費者或者是勞動者付出更多激勵的時候，他主動做了這些事情。實際上胖東來的企業邏輯并沒有脫離市場經濟，這些事情正是胖東來能享有超額利潤和斷檔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問題的矛盾就在這里，一個企業家辦一個企業的目的本身，到底是不是為了讓這個企業能發展得更好？通常所說的”企業家精神“會告訴我們答案為是，但現實中很多人的言行邏輯卻告訴我們答案為否。
還是以胖東來為例，胖東來實現高激勵的一個關鍵是作為老板的于東來只分利潤的5%，按年1.5億的利潤算，大概750萬，有人將之稱為”做慈善“。畢竟如果1.5個億是本金，光放著吃利息可能也有這個數了。所以一般的企業主不會干這種事情。
但事情不能這么看。原教旨市場經濟講一個優勝劣汰，不能光看見吃肉的不看見挨打的，商超倒閉虧損從來不鮮見，不然也不會這么多商超企業讓胖東來幫忙整改了。于冬來用只拿利潤5%，換來的是企業的超強穩定性以及地方政府和消費者的力挺，只要這套打法不變，不用擔心企業遇到什么致命風險。
從報酬端來講，如果于東來是職業經理人而非老板，那么在非高薪行業領域，750萬絕對是頂級報酬；如果于東來是國企領導，那更不可能獲得企業利潤的5%。只要不把企業資產完全看成自己的，那這樣的報酬就是實足豐厚的。
從企業規模來講，雖然我國很多財經喉舌在過去高速發展階段總是喜歡諷刺我國制造業“大而不強”，但落實到企業端，卻鮮少有勸阻企業盲目擴張盲目上市的言論。
在工業生產領域，投資積累擴張與相當程度的壟斷有其必要意義，但在消費和服務端卻往往未必如此，比如這些年連鎖餐飲的無序擴張，往往伴隨的是價格更貴了口味更差了，企業所有者和高管們自然可以財富倍增風光套現，但對消費者有什么服務品質上的本質提升么？
對胖東來來說也是如此，雖然全國各地網友都希望胖東來能開到自己家門口，但如果胖東來也選擇全國擴張和謀求上市，那目前這套高激勵高服務高口碑的模式很可能也就不成立了。
胖東來的啟示
在市場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過程中，胖東來帶來的啟示顯而易見。不只國企領導人，職業經理，管理層到普通員工需要有更合理的激勵機制，對民企老板們來說，如何建立更合理的激勵機制也是實現企業高質量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企業經營中，老板發揮的是一種現代化的管理勞動，這種勞動的價值社會當然要給予認可，也要給予相應的激勵，但很顯然資本運作收到的激勵并不是基于勞動，而是基于所有權或者是壟斷等等，但所有權的錯配正是市場經濟下社會大生產的核心矛盾之一。
胖東來給出的答案就是真正著眼于企業發展本身進行精益管理，而不是圍繞企業老板個人的資本激勵。要明白，企業經營和資本運作其實是兩個事情，企業的現代化科學化經營和經濟發展沒有本質沖突，但純粹的資本運作與金融游戲走到最后只會一地雞毛。我們激勵胖東來本質上也是在激勵于東來本人付出的精益管理勞動，是對真正企業家精神的激勵，對盲目逐利，盲目上市圈錢的否定。
另一方面，當下輿論總是在復讀”消費降級“，總是在問”消費降級了怎么辦“，這個問題很多時候就問錯了人。
由于工業產品的自身屬性，當代多數普通工業產品的價格總是越來越低，所謂的“消費升級”最終還是要落實到服務業上。但市場不能總拿消費者當凱子，就像旅游旺季的天價酒店最后只會傷透消費者的心，你不能總指望靠用智商稅和虛假溢價的方式讓消費者多出錢。胖東來給出的答案就是為普通消費者提供真正高品質的服務獲得溢價。
最后，就如我們前面所說，胖東來一旦選擇擴張，很可能也就不再是“胖東來”了。我們不能指望一家胖東來給全國消費者都帶來優質服務，如何讓胖東來在各地都能出現才是真正需要思考的問題。
這里只說最關鍵的一點，仍然是要完善中國的現代公司制度。不同的企業類型需要不同的發展模式，像胖東來這樣的地方商超精品企業，并不需要積累過多超額利潤，或者是去拉龐大的直接投資，對占有更多利潤的需求不高，發展到了邊際遞減天花板，選擇不擴張本來很正常。
但多年以來國內的企業管理學將這種正確思想棄之如敝屣，總是在鼓勵企業都要做成壟斷巨無霸或者多領域橫跨，這一方面是觀念所致，一方面也是由于 現代公司制度的不完善。在不完善的制度下，企業做大老板攫取的資源就越多。動力并不來自于企業的科學發展，而來自于個人逐利本身。這點我們在《民企不等于私企，恒大的錢不姓許》中也已經說過了。
在這次圍繞胖東來的種種爭議中，誰在真正地為社會的進步負責，最終會有一個公允的答案。也許，關于“企業家精神”，“營商環境”等等口號，社會輿論真的不能只停留在搖旗吶喊，而是真的要好好探討一下這些名詞應該具有什么樣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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